意义建构理论研究综述

意义建构理论研究综述（精选8篇）

1.意义建构理论研究综述 篇一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动建构知识的意义，以个人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知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关于学习过程的生成模式的解释，为改变教学脱离实际情况而主张的情景性教学以及所提倡的学生的合作学习，对深化现代学习素质培养和深化教学改革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信息时代，信息技术手段成为现代学习重要环境。信息素质和技能特别是信息收集、处理和表达这一信息素质的核心内容已成为现代学习的基础和前提。具备一定的信息素质，学习者就能够顺利获得学习内容，并对自己的学习进行有效地控制，从而使学习成为更具自我导向和控制的过程。

2.意义建构理论研究综述 篇二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突出、争辩最激烈的社会学概念之一, 众多学科的学者纷纷对这一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代表人物有布迪厄、科尔曼、普特南、林南、博特、波茨等。虽然各位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不尽相同, 但多数认同它具备一些共同要素, 如互助、信任、共享、参与、社会准则以及关系网络等。

(二) 城市社区老年群体与社会资本

城市社区老人可利用的社会资本有:第一, 血缘型非正式支持网络, 即家庭子女和亲戚的帮助;第二, 友情互助型非正式社会支援, 如近邻和朋友的帮助;第三, 非正式社会支援网络, 即社区服务和互助服务, 包括家庭服务员系统、志愿者组织、社区老年人互助组织等;第四, 正式社会支援网络, 即各种专业人员的介入, 包括社会工作者、心理保健人员、医疗健康保健人员等。

二、我国城市社区老年群体社会资本的现状

从陈伟然、崔丽娟、李虹等人的调查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对城市老年人而言, 社会资本是影响其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中来自子女与社会机构的支持更为重要, 且情感及认知方面的支持更为老人所需。

李玉玲发现, 在国际上, 在社会工作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是与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密切相关的。为适应社会变化, 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对于老年群体的社会资本建构也作了不懈的探索。如有关部门和社团及部分单位组织发起实施的“夕阳工程”、由民政部牵头组织实施的“星光计划”等, 这些工作都是基于老年群体外部的援助活动来建立其内部的社会资本。

然而, 何敏媚、吴明也意识到, 一方面, 随着我国核心家庭比例的增多以及传统家庭观念的弱化, 传统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另一方面,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阶段, 正式社会支持, 如养老、医疗等保障体系及社会服务体系并不完善, 尚不能满足老年人在保障及社会服务的需要和需求, 因此, 老年人正处于社会资本严重缺失的阶段。

三、我国城市社区老年群体社会资本缺失的原因

各学者均对城市社区老年群体社会资本缺失的原因进行了详略不一的阐述, 其中以何敏媚、吴明等的阐述最为全面。一方面,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的发展, 家庭网络规模减小, 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比例增加, 家庭网络资源减少;另一方面, 由于社会竞争压力加大以及工作压力、自己家庭的利益等因素的作用, 子女越来越难以为老年人提供满足他们需要的社会支持, 提供社会支持的选择性增强, 提供社会支持的力度有逐渐降低甚至难以提供的趋势。同时, 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的改变使得不遵从非正式约束给人们带来的社会成本已经远远低于既往, 非契约性信任发挥作用的基础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在大城市, 再加上社会环境中各种客观因素导致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 因此, 可以预期基于非契约性信任形成的家庭网络社会资本量将越来越小。另外, 国家政府目前尚未关注老年人问题, 缺少为老年人提供社会支持的相关政策, 因此国家政府的社会资本量貌似很大, 实则不大。居委会所承担的工作通常为国家指令性工作, 而目前国家仍以发展经济为核心, 尽管老龄问题逐渐严重, 但是在相关政策缺乏或不完善的情况下, 缺少居委会在为老年人提供社会支持方面的规定, 即使居委会为部分老年人提供了社会支持, 也是出于道义上或邻里间互助上的选择, 而非其职责, 因而所提供的社会支持缺乏稳定性, 也难以满足老年人对社会支持的需要。因此, 实际社区网络的资本量并不大。此外, 目前城市中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市场范围窄, 服务内容局限, 除了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照顾老年人生活或护理老年人专门培训的家庭服务员外, 既缺少专门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顾的社会化服务机构, 即使有要么服务质量不能满足老年人需要, 要么价格太高, 也没有为老年人提供其他类型社会支持的提供者。因此, 市场在为老年人提供支持方面作用发挥不充分。

四、我国城市社区老年群体社会资本的建构

学者对于重建城市社区老年群体的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是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入手的。

(一) 微观层面:以“孝”为依托的家庭养老导向与自我支持的互动

近藤克则认为, 个人爱好及社会参与对老人健康是件好事, 因此提出通过实施预防老年人功能衰退的方案来增加社会网络支持和社会资本。高利平认为, 老年人除了需要基本的物质支持和帮助外, 还需要相当数量的专兼职服务人员和社会工作者提供多种生活照料和服务。因此, 应该建立一个由社会工作者、专业家政人员、失业低保人员等构成的居家养老服务队伍, 并对其成员进行相关职业培训, 经过严格的考核, 对合格者发放从业资格证书再正式上岗。另外, 应该充分利用我们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文化, 从伦理、道德、观念、心理、习俗、制度、法律等各个方面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敬老、养老文化, 进一步营造敬老、养老的舆论环境, 促进家庭、社会的代际和谐。

高灵芝提出老人自身则要: (1) 保持身心健康, 降低发病率, 延长生活自理时间, 减少家庭照料。 (2) 提倡老年人之间的支持帮助和精神慰藉, 鼓励建立自助协会等。 (3) 支持、帮助孤寡单身老人再婚。 (4) 鼓励帮助子女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和参加社区活动。李玉玲认为, 作为被关怀和照顾的老年人不要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居住空间内, 要主动走出家庭, 走向社会, 找到积极、健康的精神寄托, 心怀“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生活态度,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发挥自己的余热。许传新提倡发展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个体支持、以缘关系为基础的个体支持和以人生价值取向为基础的个体支持系统。崔丽娟、李虹认为, 子女应多去看望父母, 多与父母交谈, 多与父母讨论一些老年人关心的话题, 也可多向父母说说社会上的新鲜事, 而不是仅在逢年过节时送上几十、几百元礼品。

(二) 中观层面:构建社区及居家养老助老的社会服务体系

崔丽娟、李虹提出要加强社区建设, 完善社区功能, 社区、街道等应充分重视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需求, 合理组织和开展各种文化及体育活动, 进行老年保健的宣传和教育, 还可以适当的为部分老人提供再就业的机会, 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李玉玲提出要增设为老年人服务的公共设施是必要的, 包括老年公寓 (老年俱乐部、疗养院、护理院等) , 当然机构设施中的服务质量和费用问题也是应考虑在内的。

高灵芝认为, 社区的主要责任有: (1) 建立社区服务中心, 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消闲娱乐、老年教育等各种服务。 (2) 建立社区医疗保健服务站 (点) , 设立家庭病床, 建立社区老人健康档案、生活卡片, 实现信息联动。 (3) 整合社区资源, 组织驻区单位及各种社区组织以其所拥有的人力、设施、场地、技术等资源优势参与社区的敬老助老活动。 (4) 提倡服务储蓄, 即由社区机构组织当地老人或准老人利用闲暇时间入户为困难老人提供各种服务, 并将劳务时间储存起来, 当提供服务者本人需要服务时, 可将自己积累的服务时间用于支付别人对自己的服务。

高利平认为, 社区老年服务设施应由政府纳入统一规划, 如多少人的小区必须有多大面积的公共建筑、多大公共服务机构, 纳入民政局的直接管理等, 都应该以政策性固定下来。

周春发、黄建安认为, 要构建支持老年人养老的居住环境, 保持住房及社区环境的稳定性、持续性。在长久的自然交往中, 居民之间形成紧密的社会网络, 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增强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 还有必要构建多种类型的社会空间, 推动社区成员参与社区事务的过程, 增大社会资本存量。

(三) 宏观层面:政府提供法律以及政策支持, 切实解决空巢老人实际困难

许传新认为, 政府要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 促进对老年人权益的保护;政府要进一步宣传《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计划纲要》, 提高各级领导对保护“空巢老人”合法权益的重大意义和各项法律、政策的认识, 还要将支持“空巢老人”的先进经验加以总结, 并广泛宣传, 全面推广;除此之外, 政府应加强对包括国家、群体和个人在内的各相关部门的协调。

高灵芝认为, 国家的主要责任是制定社会政策, 进行宏观调控, 这包括: (1) 制定相应政策, 向照料老人的家庭 (包括中青年) 提供各种具体的帮助 (如经济补助、政策优惠等) 。 (2) 有计划地适度发展养老机构, 鼓励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并给予政策支持, 扩大机构养老的覆盖面。 (3) 建立家庭服务员制度, 培训老人家庭护理员。 (4) 改革完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 制定有利于老人生活供养和医疗保障的特殊政策。 (5) 借鉴日本的介护保险做法, 发展老年护理保险, 由政府及个人共同出资, 引入市场机制, 鼓励社会或企业的力量对老年人提供护理服务。

五、研究中的局限与展望

总的来说, 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为社会资本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对于建构城市社区老人的社会资本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 大多数学者对老年人的研究侧重在物质生活方面, 但笔者认为, 在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 心理精神层面尤其是人际交往方面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第二, 在现有的对社会资本推动城市社区发展的研究中, 很多学者都忽略了社区中曾为孩子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老年人群体;第三, 虽然现有的研究对建老年人社会资本提出了建构方案, 但都是一些比较抽象比较笼统的建议, 缺乏具体有效的实施办法;第四, 现有的建构方案大都是从外因的角度提出的, 忽视了内因的决定性作用, 较少涉及老年人主动参与建构社会资本的方法。今后, 作为研究者, 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及具体实际出发, 提出构建老年人社会资本的具体可行的实施策略。

参考文献

[1]周春发, 黄建安.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居住环境与居家养老[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3) .

[2]许传新.城市空巢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因素分析[J].西北人口, 2008, (2) .

[3]崔丽娟, 李虹.城市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J].心理科学, 1997, (20) .

[4]陈伟然.空巢老人社会支持研究———以长沙市雨花区为例[J].湖南社会科学, 2009, (6) .

[5]何敏媚, 吴明.老年人社会资本量与社会支持提供机制[J].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0, (6) .

[6]高灵芝.论老年弱势群体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J].理论学刊, 2003, (4) .

[7]李玉玲.社会支持体系与我国老年群体社会资本的发展[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6) .

[8]近藤克则.社会资本和福祉:老年健康政策[J].社会保障研究, 2007, (3) .

3.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研究综述 篇三

【关键词】建构主义 以人为本 国内外现状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内容

建构主义教学思想由儿童认知发展理论演变而来，她认为在建构主义指导下有一套全面有效的认知学习理论，并且个体认知的发展在学习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我们回答了两个问题，即什么是学习？如何进行学习？

什么是学习？建构主义认为学生获得知识不是因为教师的传授，而是学生特定的社会文化下，收集知识信息，借助他人帮助，来建构知识的意义，获得新知识。因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包含了：有利于意义建构的情境、有关资料方面的协作、与教师及其他帮助者的会话和事物本身相互联系的意义建构这四个要素。学生学习的过程就是意义的建构过程，这种意义建构的过程在大脑中长期存在的形式就是“图式”，“图式”是指学习者个体对事物的知觉理解和思考方式。因此，学习者建构新知识意义的能力决定了学习知识的多少。

如何进行有效学习？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在学习的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但也需要在教师的帮助下。意义建构的促进者是教师，意义建构的信息加工主体是学生。学习者想要成为主动地意义建构者就必须在学习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学习者要用创造性思维去建构知识的意义，学习者要主动收集有建构意义的相关资料和信息，并假设再论证。最后学习者要把学习内容与已知的事物联系起来，找出建构的意义，这个过程中要懂得互相“协作”。教师作为意义的建构者，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启发动机，要创建学习情境和提示连接线索，要组织协作学习和展开讨论。

二、建构主义的教学思想

建构主义的教学思想可以从建构主义知识观、建构主义学习观和学生观，师生角色和学习环境五个方面来体现。建构主义知识观：知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解释和假说，可以随着人们认知的深入不断地改写和升华；知识不能提供问题的解决途径，只有对具体问题的原有认知结构再加工和创造才能解决问题；学知识是学习者在特定的学习过称中，基于自己的经验来建构意义的过程。建构主义学习观：学习需要学习者主动地建构新知识的意义；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地选择和加工处理外部信息，在新旧知识的相互作用中获得意义。建构主义学生观：学习者在进入学习情境前会基于已有的经验和凭借个体认知能力，形成对问题的解释和假设；教学不是知识的传递，而是在原有的知识上生长新知识，处理和转化新知识；建构主义鼓励学生这个共同体相互交流和质疑，注重个体的认知结构的自我发展；学生要主动收集和分析相关资料，提出假设并验证假设，联系和思考已有经验，协作互动。师生角色的定位：教师应该是学生建构意义的支持者和指导者，应该多激励学生自我控制，从多角度来解决问题，注重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关心其情感态度；教师应当组织和引导协作互动学习，帮助其建构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主义的学习环境：建构主义认为学生的知识是在情境、协作、交流和意义建构四个理想的情景下，借助他人的帮助下通过建构意义获得的。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水平

在国外，J.Piaget、O.Kernberg、R.J.sternberg、D.Katz和Vogotsgy对建构主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也是建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最早是由瑞士有名的心理学家Piaget提出来的。他提倡“发生认识论”，她认为儿童认知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过程。他的基本观点是儿童通过与周边环境相互作用来完善自身认识结构，构建外部新信息。并提出其中存在“同化”与“顺应”两个认知过程。他确信知识是在新旧知识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这也是一个双向的建构过程。在“认知结构说”的基础上，Kernberg在Piaget对认知结构的性质和发展前景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探究； sternberg和 Katz认为在认知结构的过程中个体的主动性起关键作用。Vogotsgy提出了“文化历史发展理论”和“最近发展区”的理论。他认为个体应该在有利于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下学习。“最近发展区”就存在于这两个水平之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过程的本质是在于激发潜在的心理机制。这些都使得建构主义运用到教学中的理论更加丰富和完善。建构主义流派众多，理论内容也极其丰富，但都认为知识是学习者主体主动地建构意义的过程。

在国内，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中小学教学中被实践得并不多。构件主义符合新世纪教育体制改革后强调素质教育的，建构主义在我国起步比较晚。1993年，王德春教授发表《论建构语言学》，之后陆续出现了有关建构主义在外语教学中应用的文章。这些研究者对该理论在外语教育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就建构主义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提出了一些方法和原则。但在他们的论述中，部分的方法和原则有些模糊，甚至存在一些错误的地方。

四、结语

本文旨在通过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历史渊源、基本内容和教学思想的全面介绍，阐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教学工作中的学生观、学习观、知识观、教师角色和学习环境等五个方面的指导作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外语教学增添了新的视角，也是英语教学改革获得成功的关键，掌握这些思想和理论就能够通过课堂教学帮助学生提高综合应用语言的能力。

参考文献：

[1]Catherine Twomey Fosnot.Constructivism：Theory，Perspectives，and Practice[M].Teachers College Press，1996.

4.意义建构理论研究综述 篇四

臧荣尧

摘要：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扶贫工作，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扶贫开发规划，取得一些显著的成就，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历史、地理、社会等诸方面的原因，截至2014年底，全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12.8万个贫困村，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总数达7017万人。我国扶贫工作任重道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2013年11月，总书记到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概念。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总书记进一步就扶贫工作提出了“六个精准”措施：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确保各项政策好处落到扶贫对象身上。至此，“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基本形成，并成为党和国家新时期扶贫攻坚的重要战略举措。

关键字：大规模；

任重道远；

重要战略举措；

一系列；

巨大贡献

我国扶贫开发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是，长期来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的问题较为突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全国农村贫困居民8249万人（其中四川为602万人），实际远远不止8000万，这个数据是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7.40万户农村住户调查样本数据推算出来的。这个数据对于研究贫困居民规模、分析贫困发展趋势不是很科学，但在具体工作中却存在“谁是贫困居民”“贫困原因是什么”“怎么针对性帮扶”“帮扶效果又怎样”等不确定问题。由于全省乃至全国都没有建立统一的扶贫信息系统，因此对于具体贫困居民、贫困农户的帮扶工作就存在许多盲点，真正的一些贫困农户和贫困居民没有得到帮扶。一．当前中国精准扶贫工作出现的主要问题与应对措施的分析

各级政府在推动精准扶贫政策落实过程中做了一定的工作，但是与习总书记的六个精准仍存在一些差距如：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项目指向不准，尤其是扶贫资金的使用没有更好的发挥效益等等。部分扶贫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不少扶贫制度针对性不强，更多的是在“扶农”而不是“扶贫”，制定的制度未能解决好钱和政策用在谁身上、怎么用、用得怎么样等问题，扶贫“精准度”欠佳，导致扶贫资金未能更好的瞄准真正贫困居民。精准识别数据录入质量不高。各级扶贫部门均建立了贫困人口档案，但缺乏科学的动态管理方法，有些原是贫困户，后经创业脱贫，而未及时退出贫困档案，有些原来虽然不是贫困户，后因病等原因致贫而未能及时进行贫困户档案。谁是真正的贫困人口、分布在哪里、致贫原因何在、怎样才能脱贫，录入数据缺乏深度调查和科学分析。资金存在多头投入，缺乏科学安排。随着社会对扶贫工作重视，各职能部门也根据单位的工作性质进行扶贫资金的投入，但此类资金未通过扶贫部门而直接拨付相应的行政村或扶贫项目，项目具体情况各级扶贫部门不能准确掌握，导致部分扶贫项目精准度不高，针对性不强，存在分散、细碎、撒胡椒面的现象，集中力量和资金解决深层次贫困问题的合力不够，扶贫资金发挥效益和辐射功能的彰显力不够。部分产业扶贫项目前期调研不够细致。目前农村贫困群体80%以上多为缺乏劳动力的伤、残、病人口，他们想脱贫因受客观条件制约，心有余而力不足。而目前开展多数扶贫项目为养殖、种植等产业扶贫，大部分失去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不能独立承担。扶贫项目未能根据贫困户不同的致贫原因和现实状况采取有针对性的精准选择，影响了扶贫项目实施的效果。另外扶贫还存在如下问题

（1）扶贫对象界定模糊，扶贫对象常由干部“毛估估”，扶贫资金轻洒“杨柳水”，以致于“年年扶贫年年贫”。

（2）舍不得脱“贫困帽”，数字弄虚作假，挤占浪费国家扶贫资金。人情扶贫，关系扶贫，造成应扶未扶，扶富不扶穷等社会不公，滋生腐败。表面上看，粗放扶贫是工作方法存在问题，实质反映的是干部群众观和执政理念的大问题，不可小觑。

（4）现行的扶贫制度设计存在问题不少扶贫项目粗放漫灌，针对性不强，更多的是扶农而不是扶贫。

表面上看这些问题都很小，可反映的都是些大问题，从细节就可看出。因此得为此想出对应的应对措施。

（1）精准扶贫要制定好发展规划。“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于贫困村而言，不仅需要村民们转变思想、提高认识，团结一致抓生产、出效益，还需要有关部门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规划布局上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制定扶贫计划，帮助当地村干部理清思路，制定好发展规划，实事求是帮困难群众选出一条致富的好路子;针对各贫困村的不同情况，找出标本兼治的办法，在政策、产业、技术、信息、培训等致富要素上有针对性地帮困扶贫。（2）精准扶贫要瞄准扶贫对象。明确工作对象是做好任何工作的前提，扶贫工作也是如此。首先就要自上而下从“贫困区域—贫困村—贫困户”逐步细化扶贫对象，划分层次、各负其责，各相关部门瞄准扶贫对象，集中力量做好“极贫户”的扶贫工作，并建立贫困对象档案管理制度，为后续扶贫工作有序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5.意义建构理论研究综述 篇五

建构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的重要意义

贺志明 贺进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湖南长沙 410131）

摘要: 法治湖南指数计算过程中所涉及的法治湖南指标体系有助于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的完备兼顾，以及对法治湖南建设各主要方面的平衡，以避免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的偏颇。除此之外，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量化使得我们能够对法治湖南对象进行有效的监测，并可对照具体标准，借助纠错机制及时予以纠正，确保法治湖南建设工作的开展。社会管理创新，是化解一系列社会风险的过程，是法治湖南理念正当性的论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将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法治湖南;评价体系;社会管理创新;重要意义

一、以法治湖南量化为基础的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有助于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的精细化。通过法治湖南指数将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依法治湖南理的全部内容实在化、具体化、现实化，将一些抽象的概念进行准确的解释和描述，使得对法治湖南的评估更加具体化、客观化并富有可操作性，能够深入剖析和科学概括某个区域法治湖南建设的整体状况与水平，做到评估的精细化。

第二，有助于提高法治湖南改进的效果。现实化的法治湖南指数使得相关部门能够获得清晰可辨的工作绩效反馈，能够在法治湖南指数、分项评估、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全面掌握一定区域内特定时期的法制发展详细状况，进而明确湖南地方法治湖南文化在当前阶段的任务和重点，为法治湖南发展的具体目标提供依据，同时为法治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提供可供参考的答案，使得依法治湖南理工作的目标和要求更加明确，使得治理更加制度化，确保法制改革的成效。第三，有助于法治湖南的综合治理。法治湖南指数计算过程中所涉及的法治湖南指标体系有助于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的完备兼顾，以及对法治湖南建设各主要方面的平衡，以避免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的偏颇。除此之外，法治湖南量化使得我们能够对法治湖南对象进行有效的监测，某一环节的运行不畅或工作没有落实可以及时发现，并可对照具体标准，借助纠错机制及时予以纠正，确保法治湖南建设工作的开展。

第四，法治湖南指数可给公众一个简单直观的印象，并且可以用以比较。直观的数字指数，不但能够在不同年度进行大小比较，还可作为后续年度法治湖南指数的基数。量化方法在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中的应用主要是通过变虚为实、变抽象为具体，并通过客观与微观的结合，将法治湖南原则要求转化为易判断、可操作的具体标准。借助法治湖南指标就可以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依法治湖南理水平进行排位、比较和彰显他们建设法治湖南的努力程度，推进成效，起到激励、鞭策后进的作用。

二、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 社会管理创新，是化解一系列社会风险的过程，是法治湖南理念正当性的论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将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第一，通过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实现社会管理的法治湖南化。

在法治湖南的轨道内，将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内涵细化、分解，转变为具有“可观测性 ”的评估指标，透过每个评估指标体现出的法治湖南化水平就可清晰判断一定时期社会法治湖南的总体成效或一定地区的社会治理总体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洞悉社会目标的实现程度。在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实践中，法治湖南指标的设置是整个评估体系中最为关键的环节。

不同规范文件中并没有对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的指标达成认知上的统一，对于“法治湖南中国”的内涵及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湖南的关系还缺少科学的理论认证。在进一步优化法治湖南指标的过程中，法治湖南指标的设置，不但是个方法问题，更是个法治湖南问题。受到中国当前法治湖南发展程度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影响，中国法治湖南体系下法治湖南的内涵及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指标的分解与确定仍需研究。

第二，通过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促进政府主导社会管理的正当性，依法行政。

国内外的实践充分表明，不论哪个国家或地区，不论各国对法治湖南价值的认知与法治湖南目标存在多大差异，都将对社会治理或法治湖南的评估看作是对政府社会管理行为合法性的检验，都充分认识到合法性是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条件。社会管理与创新的法治湖南基础实质就是要实现政府依法行政，合理化管理。

在评估实践中，将政府作为主要的评估对象，设置许多政府考核指标，极易将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与法治湖南政府评估混同，误解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的意义和作用。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中对政府法治湖南化行为的考察，将促进而非削弱政府的合法性。

第三，通过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提高社会管理的民主化。

在法治湖南作为社会管理根基的情况下，注重发挥民众在社会管理中的创造性力量，增强民众在法治湖南建设、政府只能转变以及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信息知情权、决策参与权，不但是民主法治湖南化建设的需要，也有利于整个社会资源，提高民众对政府社会管理的满意度。

在中国，作为地方法治湖南创新和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性工具，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发起的，地方政府在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中仍发挥着组织与推动作用。

有效方法是应按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的要求，发动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参与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在吸收广泛、来源更多元化的社会个体及社会组织参与法治湖南建设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弱化评估的单一性，消弭政府主导的弊端，并弥补民众参与的不充分性。参考文献:

6.意义建构理论研究综述 篇六

摘要本文以Kress ＆ Van Leeuwen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方法，以韩礼德的功能语法理论为基础的社会符号学为理论支撑，分析广州亚运会宣传海报的多模态语篇再现、互动、构成三大

意义的建构和体现。

关键词多模态 再现意义 互动意义 构成意义

0 前言世纪90 年代中期，Kress ＆ Van Leeuwen 在《图形阅读》(Reading Images，1996)中首先提出了系统的视觉语法分析框架，为多模态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分析方法。我国对多模态话语分析也有广泛的研究，李战子，胡壮麟，朱永生等人从多模式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多模态构建，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现阶段，多模态分析已经被运

用到各种语言语篇的分析,并被扩展到语言以外的符号资源。理论背景

1.1 多模态及多模态语篇的定义

模态（modality）指的是符号形态，多模态语篇是多种符号资源整合的结果。多模态语篇可分为静态多模态语篇和动态多模态语篇。前者通常只涉及一种感觉器官，后者可能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感官。广州亚运会宣传海报涉及视觉模态，包括语言和图像两种符号系统，内含字体、字体大小和字体颜色等符号变体，因此，广州亚运会宣传海报属于多符号系统多

模态语篇。

1.2 理论基础

多模态语篇分析的主要理论基础是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Halliday提出了语言的三大元功能(metafunction): 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Kress & van Leeuwen创建了以“再现意义

（representational meaning）”、“互动意义(interpersonal meaning)”和“构成意义(compositional meaning)”为核心内容的分析图像的方法。多模态语篇分析的就是把由这些不同模态所体现的三种意义结合起来分析他们如何共同协作，创造出一个完整的语篇或交际事件。广州亚运会宣传海报多模态意义建构

2.1 再现意义

Kress & van Leeuwen 将再现意义分成叙事再现和概念再现两大类。叙事再现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相互作用来体现的，具体可以分为行动过程、反应过程、言语和心理过程三个方面;概念再现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他们的属性、类别和特征等来体现的。广州亚运会宣传海报中没有矢量（vector）所以属于概念再现。在海报中，广州亚运会的会徽被放在顶部的中央位置，会徽以柔美上升的线条，构成了一个造型酷似火炬的五羊外形轮廓，构图以抽象和具象相合，在灵动、飘逸中不失稳重，象征着亚运会的圣火熊熊燃烧、永不熄灭。既体现了广州的城市象征，也表达了广州人民的美好愿望。会徽左右由八个汉字包围——激情盛会，和谐亚洲，体现了广州亚运会的理念。中间位置是亚运会的比赛项目的图像，依次从左下方至右下方呈拱形展开。海报下方是有不同手势的人群，与亚运会项目图像相映衬，进一步阐述了亚运会的宗旨：弘扬奥林匹克和亚运精神，促进亚洲各国（地区）的团结、友谊和交流，致力于构建和谐亚洲。

2.2 互动意义

互动意义由四个要素组成：接触、社会距离、态度和情态。这四个要素都分别影响图像与观看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主要探讨情态要素。图像分析中的情态指的是“某种图画表达手段（色彩、再现的细节、深度、色调等）使用的程度”，可以分成高、中、低三类，标

志有色彩饱和度、色彩区分度和色彩调谐度。

根据Kress & van Leeuwen的分类标准，广州亚运会宣传海报应属于高感官情态。首先，从色彩饱和度来看，该图像使用了高饱和度的色彩：背景由红、黄、蓝、绿、紫这五种基本颜色和与其颜色接近的其他五种亮丽颜色构成，整个背景色彩艳丽，层次分明，因而具有高情态。其次，从色彩区分度来看，该海报的色彩区分度很大，画面构成丰富多彩，十种明亮的背景色彩与平淡的运动项目图像以及下方白色的人群形成鲜明对比，黑色的文字与彩色的条纹对比突出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获得了最佳效果。再次，从色彩谐调度来看，图像中各种颜色的搭配很协调，此外不同的颜色也传递着不同的意义，如：红色表示热情、兴奋、刺激；黄色表示明朗、希望、发展；蓝色代表沉静、幽远，令人感到开阔、博大、深远、宁静；绿色代表平静、舒适；紫色使人有愉快之感。这些颜色再次立体地显示了广州亚

运会的理念，也传递给人们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理念。

2.3 构成意义

构成意义包括三种资源：信息值、取景和显著性。信息值是通过元素在构图中的放置实现的。任何特定的元素在整体中的角色取决于它是被放置在左边还是右边，中间还是边缘，或者图片页面空间的上方还是下方。如果某些因素被置于上方，而其它因素被置于下方，那么置于上方的是“理想的”,而置于下方的是“真实的”。本文主要讨论信息值。

本宣传海报中，亚运会会徽和八个大字在图片的上方，既体现了广州的城市象征，也表达了广州人民的美好愿望。八个字概括了亚运会的理念，运动员和观众都饱含激情参加或观看亚运会，以中国社会所追求的和谐氛围完美地举办亚运会。所以这部分的信息是最重要、最显著的。而下方的人群是特定的信息，不同人有不同的姿势，是具体真实的信息。3 结语

在本文的宣传海报中，文字和图像完成了多模态语篇的意义建构。两者的协调组合使宣传海报传递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纯文字或纯图像所表达的意义。宣传海报中的文字和图像组合起来表达了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即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成意义，两者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7.意义建构理论研究综述 篇七

一、电视的意义建构——开放多元的文本

费斯克认为多元文化是电视的必然要求, 电视文化的流行在于电视节目要迎合大多数受众需求。在电视文本中, 宰制化的意识形态固然存在, 但与之相对的意识形态也存在, 电视节目的成功与否, 往往在于它的文本能否满足不同受众要求, 能否提供不同的解读空间, 那么, 电视文本的表意如何做到开放性和多元性, 费斯克主要从三个方面做了阐述:

(一) 作为视听符号的电视

世界可以看作是由各种符号组成的系统。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F.D.Saussure) 开创、美国哲学家皮尔斯 (C.S.Pie rce) 发展而形成的符号学, 所探讨的是符号以及符号系统如何生成意义。费斯克将其引入到电视研究中, 将电视看作是由各种文字、声音、图像符号组成的符号系统, 探讨了“电视节目是如何传递意义并且传递什么样的意义”这一问题。

索绪尔对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做了定义和区分, 能指是符号的具体物化形象, 声音、文字、图像等;所指是符号指涉的概念[2]。索绪尔所研究的是语言符号, 而电视视听符号具有不同于语言符号之处, 因此费斯克除了吸收索绪尔的理论之外, 还借鉴法国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的符号表意理论, 来理解电视传达意义的方式[3], 即符号表意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自我完满”, 符号表达的意义是其原初意义, 如一张汽车照片即代表这辆车;第二层次上升到文化层次, 符号意义来源于社会惯例, 如一辆汽车可以表达朝气或自由;第三层次由文化层次上升到一种现实世界世界观, 一种意识形态, 汽车可以成为工业化、物质至上的意象[4]。由这三个层次费斯克又将电视符号分为三个等级:第一, 现实:声音、表情、服饰等。第二, 艺术表现:摄像、照明、灯光、音效等, 使叙事、斗争、角色等得以实现。第三, 意识形态:将以上符码连贯起来, 成为了意识形态代码, 如个人主义、男权制度等[5]。

费斯克以英国独立电视网 (ITN) “十点新闻”为例, 分析了电视符号的“文化意义”, 如镜头从士兵的视角来拍摄, 我们就会站在他们的角度, 成为其中一员, 而相反一方理所当然成为敌人。费斯克强调电视镜头的运用, 包括拍摄的内容、视角等, 电视是由图像符号连续组成, 人们在电视图像的外表下往往有社会成规和惯例在作用, 一个符号以同样方式使用的次数越多, 以同样方式解码的接受者就越多, 久而久之, 这种使用和解码方式就成为一种惯例、约定俗成, 接受者对于这一符号的解释就完全基于成规, 而非事实[6]。费斯克指出“符码的意义在于符号的社会功能, 而非符号的结构, 因为符码的作用完全出于其使用者的共识”[7]。

尽管从符号的表意层次来看, 费斯克似乎并未超越巴特的论述, 但他借助于符号学研究指出电视建构意义不是固定的、唯一的, 符号意义的建构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 这便将电视与整个社会体系联系起来。

(二) 作为叙事文本的电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 电视是由一系列的图像符号形成话语规则,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世界是由这一叙述话语规则构成的世界, ”[8]费斯克认为:电视叙事与电视文本有关, 与观众有关, 在电视中, 新闻、电视剧、广告等各种文本是交织播映的, 人们任意选择观看, 同时看电视过程常常伴随其他活动, 造成注意力分散, 从而影响对电视文本的解读, 比如刚看到贫困山区的新闻, 接下来就可能对城市商业消费新闻产生反感, 这些因素使电视叙事呈现开放性、多元性特点。

在对电视叙事文本的分析中, 费斯克借用了埃利斯的“段”和威廉斯的“流”理论, 电视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连续不断的影像, 没有开头, 没有结尾, 其中空白由观众来填补。对于电视文本的解读, 费斯克提出了三个层次:初级文本指电视节目;次级文本指直接提到这个节目的不同类别文本, 比如记者述评、明星传闻、电视杂志等;第三级文本包括人们对电视的解读, 如日常的闲聊、对服饰的接纳等。由于讽刺、隐喻、夸张等方法运用, 单独的初级文本间因为相互联系, 会出现多义性, 比如一个常演喜剧的演员, 在演正剧或悲剧时, 人们就会将喜剧元素并带入对角色的解读中, 而产生不同于创作者的文本, 这种初级文本间的相互联系被称为水平互文性。而不同层次文本也会相互联系, 被称为垂直互文性, 比如一部电视剧播出后, 有关于演员的热评, 有关于剧情的议论[9]。

费斯克从艾科的“开放的文本”和巴特的“书写的文本”这些概念引申, 提出了“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 “生产者式文本把作者式文本的电视特征和读者式文本易于理解的特征结合起来了”[10], 电视作为生产者式文本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文本, 具有多义性, 观众在解读时进行文本建构, 创造新的意义。同时, 电视文本的通俗性, 使观众可以运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解读它, 这也是电视节目受欢迎的原因。“生产者式文本”的提出, 将源于文学作品的“文本”概念用于电视分析, 将电视研究领域拓展到节目之间、节目与其他文本之间、节目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中, 从而能更深刻、全面地理解电视。

(三) 作为吟咏的电视

电视的文化功能被早期传播学者提出, 但在传播效果研究中却处在被忽视的地位。费斯克借用“吟咏功能”来表述电视在社会文化中扮演的角色[11], 中世纪游吟诗人利用通俗语言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人与事, 编成一篇篇故事游历传唱, 并强化听者对自己文化的感受, 费斯克认为这和电视在当代社会中的角色相似:首先, 传播者和游吟诗人都是传播信息的中介, 都是在现实生活中选取内容, 制作之后传给受众;其次, 都处于文化中心地位, 都是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传递者, 对人们的文化生活产生影响;再次, 都是运用日常的通俗话语, 简单明了;最后, 内容传播都是意义的输出, 与社会意识形态有关, 即将一种抽象的意念转化为具体的表象世界, 被人们所接受。

吟咏的电视功能观提出, 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传播学界具有创新意义。行吟诗人所吟咏的神话传说的意义, 常常是隐晦地深藏在人们的潜意识中, 人们无须探究其来龙去脉就能充分接受。电视文化这一特征也很明显, 电视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基于接受现状的考虑, 多数情况下, 一个文化社会相安于既定的一切, 没有必要去挑战, 这造就了电视大众文化的特点:顺从社会生活, 以匿名或集体化的创作被受众接受, 对社会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费斯克将电视研究放在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 认为是社会中的一种文化媒介, 电视讯息的传送是符号的建构, 具有深层的社会意义, 电视的影响, 就是因为构成讯息的意义与观众的社会文化一致, 在开放式的文本解读中实现意义的传输。

二、观众的意义解读——积极的建构

电视研究不能脱离观众, 电视与观众始终处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中, 与早期传播学者强调电视控制所不同的是, 费斯克认为是观众主动利用电视, 来建构关于世界和自我的意义, 电视文本的开放多元为主动的观众创造了条件。那么电视观众是如何建构意义的呢?

(一) 积极主动的观众

早期的影视理论认为, 在观众与文本间发生冲突时, 观众向文本投降, 但费斯克却恰恰相反, 他认为解读电视文本实际上是一个对话过程, 当观众话语与文本话语相遇时, 带着不同利益的话语就会产生冲突, 社会力量便在其中产生作用。在这个过程中, 主动权偏向观众, 而不是观众向文本屈服。

费斯克将观众称为快乐的群体, 能获得“建构意义的快乐”, 这种快乐可以理解为观众对霸权力量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抵抗。首先, 电视观众作为社会主体, 必然要建构自己的意义, 观众对于电视文本的解读, 是一个在社会环境下从电视中感悟意义、得到快乐的人, 他们的观看是一种积极的过程, 会将各种社会关系带入到了电视中。其次, 电视文本是一个开放的文本, 允许并鼓励观众建构自己的意义, 电视机构要赢利, 也就要获得尽可能多的观众的喜爱, 也就必须具有多义性, 才可以由不同观众以不同方式加以关注和解读。还有一种电视解读方式就是家庭观看式, 观众常将电视与日常生活相融合, 在快速转换频道、片断式的观看中, 就会对电视文本进行不同的解读。同时家庭观看环境可能处在一种被打扰中, 如家庭主妇可能边干家务边看电视, 这就会使电视文本呈现更加碎片化, 从而使文本解读可能远离生产者制造的意义。

电视作为一种家庭媒介, 主动走进我们, 走进我们的文化空间, 服从我们的话语环境。电视观众将其与具体情况结合产生解读意义, 这样电视观众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文本意义。

(二) “文化经济”中的主动受众

电视节目作为商品, 同时在两种平行且共时的经济领域流通, 在《理解大众文化》中, 费斯克认为电视文化工业存在两种经济, 即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在金融经济中, 演播室生产出节目卖给经销商, 这是简单的金融交换, 也是电视节目的生产阶段;紧接着, 电视节目进入消费阶段, 被电视台播放, 这时节目变成生产者, 生产出电视观众, 卖给广告商。与金融经济同时并存的是文化经济, 观众不仅作为节目商品被卖给广告商, 同时也作为生产者存在, 其生产的是意义和快感, 在电视文本解读中建构自身的意义。金融经济注重的是电视的交换价值, 流通的是金钱, 文化经济注重的是电视的使用价值, 流通的是意义, 费斯克以《达拉斯》为例, 指出电视节目“不管它在金融经济中是怎样一种商品, 在文化经济领域, 它都是一个丰富而未定的资源银行, 从中可以产生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12]

在两种经济理论的基础上, 费斯克借用福柯的权力观, 提出了“符号权力”和“符号抵制”概念, 建立在社会经济体系的权力是社会权力;建立在意义、快乐与社会身份的权力是符号权力。被支配者处于弱势, 无力改变被支配地位, 但其对权力的抵制主要发生在符号权力领域, 利用符号的多义性建构意义, 维持自己的亚文化群体身份和文化差异感, 拒绝支配者的同质化, “这些抵制不仅在反对权力, 而且它们本身就是权力的来源:它们是受支配的权力得以最为明确表现的一些社会点。[13]”在符号层面上, 电视观众拥有极大的权力, 通过建构意义, 抵制支配者的意识形态, 维护自己的文化差异, 从而冲击支配者统治。

三、结语

对于费斯克的理论特别是积极的受众观, 西方学术界反对的声音尤显突出, 有人认为他是“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有人认为他夸大受众在意识形态宰制面前的能动性, 无视政治、经济的控制力量, 忽视大众所处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排斥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等等。[14]但不管有多少反对的声音, 费斯克的理论使电视研究的重心发生了改变, 他引导人们从宏观、社会的角度审视电视在社会、在人的生活中的角色, 电视只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而人是社会中的人。

8.意义建构理论研究综述 篇八

【关 键 词】文章根据农村学生的学习特点和生活文化背景，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提出了使课堂教学更为有效的策略与方法，目的在于促进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建构主义；教学观念；有效性一、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课堂教学中的问题

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教育中的一个永恒话题，提高教学质量离不开教学的有效性，但长期以来，处于贫困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中小学教学质量一直不理想，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但也与教师的教学不得法分不开。教无定法，但教却不能无法，很多学生觉得书本知识很抽象，主要是我国的教材在编制上具有明显的城市主义取向，教材中的各种案例很少体现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特点，加上教师本身缺少相应的地方性知识，不能把身边的各种资源整合到自己的教学过程当中，学生觉得所学内容生疏，距离自己的生活太远，没有亲切感，不愿意去学习，从而造成学生学习质量一直不高。如果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能把抽象的知识具体化、直观化，把书本知识与学生的生活世界联系起来，那么教学质量将会有很大的改观。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中关于教学和学习的的理论，为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提高农村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提供了理论借鉴。

二、对课堂教学有效性的理解

什么叫课堂教学有效性？这要从课堂自身教学谈起，我们知道，课堂教学以学习间接的书本知识为主，而学习间接知识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知识怎么样才可以促进学生的发展呢？教师把书书上的知识灌输到学生的头脑中后，学生记住了这些知识，是不是就促进学生的发展和进步了呢？肯定不是的，知识要能促进学生的发展，前提至少有一个，就是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和消化，把书本知识变成自己认知结构的一部分，这样的知识才会对学生的发展产生作用。因此，课堂教学有效性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学生要对所学的知识要有正确的理解。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在这里包括两个层次：第一是所有的学生都应能理解，不是一部分或少部分学生理解所学知识。第二是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一定的进步，不是原地踏步。叶澜教授在《什么课是一节好课》中，对一节好课提出了四点标准，从其中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来看，既是好课的标准，也是课堂有效性的标准。第一条标准是“有意义”，她对有意义的标准是这样阐释的：“在这节课中，学生的学习是有意义的。初步的意义是他学到了新的知识；再进一步是锻炼了他的能力；再往前发展是在这个过程中有良好的积极的情感体验，使他产生更进一步学习的强烈的要求；再发展一步，在这个过程中他越来越会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去。”[1]她把有意义的教学分成几个层次，既包括新知识的获得和能力的锻炼，同时更进一步要有情感的体验，学习的愿望等。第二条标准是“有效率”，叶澜教授的解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面上而言，这堂课下来，对全班学生中的多少学生是有效的，包括好的、中间的、困难的，他们有多少效率；二是效率的高低，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但如果没有效率或者只是对少数学生有效率，那么这节课都不能算是比较好的课。”[2]从叶澜教授的观点中，我们发现，一堂课要有意义，前提条件是学生对所学的内容要有理解，如果不理解，又怎么说有意义呢？第二要求全班所有的学生在不同层次上都有一定的收获，试想如果一个班里面只有少数的几个人听懂教师所讲的内容，那这样的课又谈何有效？而且也不符合基础教育的精神，因为基础教育要求的是面向所有学生。

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学习的理解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知识观和学习观

什么是知识呢？“知识是人对事物属性与联系的能动反映，它是通过人与客观事物相互作用而形成的”。[3]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发现，知识并不是固定在某个地方，让我们去发现，它是人们在与客观事物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主动地构建的，是人们积极主动建构的过程和结果。“个体获得知识的过程，它并不是学习者原封不动地接受、占有知识，而是学习者建构自己知识的过程，这种建构活动是通过新信息与原有知识经验之间双向、反复的相互作用而形成”。[4]“知识不可能以实体的形式存在于具体个体之外，尽管我们通过语言符号赋予了知识一定的外在形式，甚至这些命题还得到了较普遍的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学习者会对这些命题有同样的理解，因为这些理解只能由个体学习者基于自己的经验背景而建构起来，这取决于特定情境下的学习历程。”[5]建构主义的这种观点，虽然不免有点激进，如果照此思考下去，不免会导致不可知论，但是他的一个合理之处是强调了知识是由于学习者根据自己原有的知识、经验、信息等与新信息相互作用而主动建构的过程，即学习必须是建立在学习者原有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学习者才可能更好地建构他（她）对新知识的理解。所以，“学习不是知识由教师向学生的传递，而是学生建构自己知识的过程，学习者不是被动的信息吸收者，相反，他要主动地建构信息的意义，这种建构不可能由其他人代替”。[6]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学生观

建构主义者强调，“学习者并不是空着脑袋走进教室的，在日常生活中，在以往的学习中，他们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小到身边的衣食住行，大到宇宙、星体的运行，从自然现象到社会生活，他们几乎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7]从其中我们发现，建构主义并没有把学生当成知识的容器，而是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来进行教学，或者说教学是建立在学生已有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在他们看来，学生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既然学生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没有学生积极主动的对知识的建构，学习就不会发生，这反过来说明，教师不是知识的灌输者，而应是引导学生积极构建知识的引导者、促进者。

四、运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促进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一）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

改变以往满堂灌的教学方式，要认识到学习的过程不是学习者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积极建构知识的过程。从当前的情况看，在我国的很多地区，还有很多教师把学生当成了知识的容器，一天到晚都在给学生补课，恨不得在一夜之间把所有的知识都装进学生的大脑。在学习观上，把学生头脑当成了一块白板，认为只有把知识灌输给学生，学生就会学得好。结果呢？事与愿违，学生不但没有学好，反而对学习失去了兴趣，这是教师不理解什么是学习的表现。因此，要树立学生是学习主体的学生观，而不是被动接受者的学生观。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如在课前的备课和教学活动过程当中，要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出发，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这样才能促进知识教学的有效性。

（二）善于运用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进行教学

建构主义者强调，学习者并不是空着脑袋走进教室的。但是我们的教师没有意识地利用学生这方面的资源，或者说不知道学生脑袋里原来已有了些什么东西，不能很好地结合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进行教学，这是教学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不是学生笨、不聪明，相反是老师不会教的表现。以化学课为例，学生有相当丰富的化学经验。比如，农村来的学生，他们对化肥、对塑料、对土壤以及自然环境中种种事物都有直观的体验，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善于利用生活中的教育资源，在学生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让学生在不断同化和顺应的过程中，去消化和吸收教师所教的知识。这样，书本知识就变成了立体的、活态的知识，而不是静态的、等待学生去记忆的知识。

（三）教师要不断地走进学生的日常生活

当下一个不好的现象是，教师本身也缺少生活知识，特别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缺少了解。讲解书本知识的时候，头脑中没有相关的资源可以利用，特别是在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工作的教师，由于对民族地区、农村地区的生活方式不熟悉，在教学过程中，很难举出学生熟悉的相关例子进行教学。这需要我们的教师走进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父母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上课的时候，把这些东西作为课程资源整合到自己的教学过程中，才能促进知识教学的有效性，为提高这些地区的教育质量做出贡献。

总之，要想提高教学有效性，不断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真正地把素质教育落到实处，广大农村地区教师要不断地学习新的教育教学理论，不断地吸收新的教学方法。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当今的一场学习革命，它对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应树立建构主义的学习观和学生观，做学生学习的真正引导者和促进者，让学生成为真正学习的主人，从而把学习的权利真正地还给学生，促进学习的有效、高效。

参考文献：

[1][2]叶澜.什么课是一节好课[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5(11).

[3][4]陈琦.教育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66,173.

[5][6]陈琦,张建伟.建构主义学习观要义评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