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的讲话（共9篇）

1.毛泽东的讲话 篇一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

3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

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

7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６‟。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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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的讲话 篇二

本刊讯6月9日上午, 中国毛体书法家协会征集一百余幅作品在京隆重举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作品展暨中国毛体书法家协会第一届第三次理事会。

出席会议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原副司令员、协会会长景学勤将军;协会名誉会长、毛泽东侄女毛小青;协会顾问、中央档案馆毛泽东手稿鉴定专家齐得平;协会顾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钱嗣杰、周福明、吴连登、田云玉等;协会副会长杨国林、孔维阳、梁宝玉等, 以及常务理事、理事100余人出席了会议。

3.杀害毛泽民的刽子手伏法记 篇三

1949年8月26日，兰州市获得解放。第一野战军一方面军在彭德怀、王震率领下，乘胜西进，沿河西走廊横扫残匪。“闯过玉门关，凯歌进天山”。9月26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以及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分别代表国民党新疆部队和省政府通电全国，宣布起义，同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脱离一切关系。9月28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电贺新疆军政当局和平起义。10月24日，一野六军十七师从酒泉空运飞抵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与此同时，一野二军所辖步兵、骑兵以及战车团，浩浩荡荡从星星峡山口进入新疆，越天山，跨戈壁，短短一个月时间，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广阔大地红旗飘扬，人民解放军接管了各级军政机构，组建新政权。12月17日，新疆省、市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包尔汉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任省人民法院院长．王震任新疆军区司令员。

人民的新政权建立后，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便是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新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第七条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之方针及新疆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结合新疆具体情况，执行中央对反革命分子“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疆范围内发动群众，展开了剿匪、肃特、镇反工作，一年时间，逮捕、活捉以及俘、降、伤、毙达13566名，缴获各种枪支5600多支。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中，那些凶残、狡猾、作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纷纷落入法网。杀害共产党人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同志的刽子手李英奇也被活捉归案。曾经杀害过无数新疆各族群众以及进步人士的李英奇，当时才升任为迪化公安处长，解放军进军新疆的马蹄声，使他感到心惊胆战，感到罪恶难逃，他携带了一批在新疆掠夺的黄金财宝，带领几个贴身心腹，悄悄离开新疆，潜逃到兰州，筹谋着下一步的逃跑之路。人民解放军接管迪化市后，在清理敌伪人员时发现李英奇等人失踪，获悉他已携武器逃往兰州，立即派出一支精悍的缉捕小分队赶赴兰州，与兰州驻军一起，依靠群众，展开侦察缉捕，很快，这个乔装打扮、身藏双枪的刽子手在兰州郊区一个马车店内被我缉捕小分队活捉，随即押回新疆。

新疆各族群众闻讯后奔走相告，许多对李英奇的控诉信和揭发材料送到了政府有关部门。对李英奇等一批刽子手所犯罪行的调查工作也在紧张进行。

公审刽子手

1951年4月29日，李英奇等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被押上公审大会。

4月29日，从清晨开始，迪化城通往和平广场(今人民广场)的各条大街小巷，挤满了各族群众，包括部队战士、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厂矿职工。尽管这天刮起了漫天的风沙，但人们排着整齐的队列，拥向广场，大家同仇敌忾，要在这里公审各族人民的公敌。很快，广场上汇集着八万多各族各界群众。在公审台的最前面，坐着刚选举出来的来自天山南北的新疆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的500余名代表。他们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代表全省530万人民参加公审。

在公审大会上，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首先讲话。他说，人民胜利了!为巩固胜利，这些屠杀各族人民的刽子手，破坏人民革命事业、抢劫人民财产、出卖国家利益，今天要由人民国家的法律制裁他们。人民要求惩办他们是公正的、正义的，代表人民、保护人民利益的人民政府要坚决接受人民的要求，将人民的公敌依法严惩镇压，否则，人民胜利的果实就不能保护，人民革命事业亦不能向前发展。

王震司令员的讲话，不停地被全场的掌声打断。

上午11时，审判长包尔汗开始主持公审，随着他一声令下，匪首李英奇、富宝廉、张光前、乌斯曼、刘汉升、张思信、林储才、何贵庭等一批反革命罪犯由公安部队押到公审台。这时，激昂有力的口号在全场响起：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坚决贯彻惩治反革命条例!接着，省人民检察署的两位代表分别用汉语和维吾尔语对这些罪犯提起公诉。当公诉词中列举到盛世才的帮凶李英奇等的反革命屠杀罪行时，李英奇感到末日的来临，他浑身颤抖着，不敢抬头看台下数万名愤怒的群众。公诉词一结束，各族各界代表以及受难家属便争先恐后蜂拥到专门设置的“控诉台”前，对李英奇等反革命匪首进行血泪的控拆。63岁的马维政老汉从怀里拿出儿子马宗贤留苏时的照片和毕业证书，说：我儿子从苏联留学回到新疆，只是看了看列宁选集和斯大林的著作，李英奇，你们这些匪首便把他抓起来杀了，“你还我儿子啊!”说着，马维政老人向李英奇扑去。王喜凤的丈夫是被李英奇等匪首大卸八块惨杀的。她哭泣着说：“我请求把子弹留下打美国鬼子，我们也要把李英奇大卸八块。”57岁的杨氏泣不成声地说：“我的儿子在新疆学院上学，李英奇这刽子手也把他抓去整死了，我那个结婚不久的儿媳妇因想念自己的丈夫，不久也忧郁死去了。老头子更是心痛独生的儿子和儿媳妇，精神失常，不久也死去了。李英奇刽子手害得我一家好苦啊!今天我向这个刽子手要我的儿子，要我的媳妇，要我的丈夫……”

人们听着，哭着，要求上台控诉的人一个接一个，当场提交给省人民法院的控诉书和请求书就有270余件。

在控诉台上，刘护平同志代表被盛世才匪首逮捕坐牢及遇难的138位共产党同志提出控诉。他说：“为了解放新疆各族人民，以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为首，来到新疆，进行着英勇的艰苦斗争，直到被关进牢房，他们坚决不屈服，不投降，绝食六七天，最后，李英奇等刽子手将他们杀害了。今天，我们要为死难者报仇，为生者伸冤。”

血洒新疆

往昔的一幕，恍如昨天。

1935年开始，一大批共产党人先后来到新疆，开展党的革命工作。这些同志有滕代远、邓发、陈云、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周小舟、李卓然、黄火青、曾三、张子意、邓力群、马明方、方志纯以及惨遭杀害的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

4.毛泽东的讲话 篇四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6年了，但对于于人民文艺仍具有极大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讲话》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认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毛泽东阐明了文化艺术为人民群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并以此作为党的文化艺术工作理论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文化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是对《讲话》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艺术指明了方向。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把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作为繁荣文化的根本目的，在文艺创作中体现人民意愿，维护人民利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文化权益作为开展文化工作、繁荣文化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毛泽东阐述的文艺工作者的以下问题不但适用四十年代的中国文艺工作者，而且对当代中国文艺工作者和中国青年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文艺工作者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文艺要为人民群众服务，包括工人、农民、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因为有些文艺工作者偏爱小资产阶级，因此要帮助他们改造，由偏爱小资产阶级转为偏爱无产阶级。坚决批判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要鼓励革命文艺家深入群众，同时要让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转变思想

毛泽东在讲话中的一些要求和结论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他的思想和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对中国文艺工作者和中国青年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而要提高作家创作的实在感和穿透力，要推动文学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就必须建立和发展科学合理的文学批评。好的文学批评必须回应现实的深层需求，既要有正确的思想观点和严肃的批判立场，又“必须以美来赎回世界：以举动之美、无邪之美、自我牺牲之美、完成理想之美来赎回世界”。但当前的文学批评过于追求“有所作为”，而忽视了“美将拯救世界”的意义。从这一层面上，《讲话》提出的文艺批评两个标准，尤其是艺术标准，在当前文化语境中仍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文学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相互依存，缺乏文学性，文学便会失去美，而忽视对文学审美力量的揭示、反思与引导，批评也会失去影响和公信力。

5.毛泽东的讲话 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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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讲话》发表时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这天的会和5月16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主要听取大家的发言，参加过会议的老同志们回忆说，毛主席一边听，一边不时地在纸上记，时而还风趣地插上几句话。

5月23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晚上，三根木棍悬起一盏汽灯，照得会议厅前一片通明。毛主席“慢条斯理却气势磅礴”地作了总结性讲话，这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讲话》的发表，主要有着以下两个方面的背景。政治方面，当时全党正在自上而下地开展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的整风运动。与整风运动相联系的，是毛泽东进驻延安之后，以一系列重要著作，探讨了从哲学到经济，从社会到政治，从军事到文化的重要理论问题与战略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体系，而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全新成果，经过政治上的斗争检验与理论上的不断升华，已被抗战以来的革命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效的，因此需要通过整风运动的学习与教育，使之得到贯彻与落实，从而达到统一全党的思想，强化精神的修养，提高理论水平的目的。

文化方面，当时延安的文艺界，在总体活跃的情况下，在群众文艺方面出现了一些切近现实、服务大众的文艺追求，但在专业的文艺领域之内，也出现了一些不满现状、远离群众的文艺倾向。而来自国统区、大城市、部队中和陕西本地的文艺工作者，因为带着不同的经历与立场，观念与观点，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都争论很多，相持不下。一些意见通过报纸反映出来，一些意见经由肖军、欧阳山等直接反映给了毛泽东。延安的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发出的不和谐的声音，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予以切实解决。

二、《讲话》所阐明的重要文艺理论问题

第一，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

那么，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关系到文艺的性质和方向。在抗日战争的具体环境里，首先突出工农兵的地位，是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革命斗争任务所决定的，在阶级社会里，革命文艺既要有鲜明的阶级性，又要有强烈的人民性。

毛泽东对文艺服务对象的排列是：领导者—工人阶级、同盟军—农民、主力军—人民的军队、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要为他们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这符合两个需要，既群众的需要和实际斗争的需要。而表现对象是“新的人物（工农兵），新的世界”，通过正面描写给人民以力量。如何表现？必须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党政机关，去了解和熟悉各种人，各种事，还必须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和他们打成一片。

第二，文艺要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这就是“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普及的东西比较浅显，适应人民的迫切需要；普及和提高是从人民大众是否喜闻乐见意义上讲的，正是以群众的现实需要作为依据的。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普及和服务对象的关系：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第三，文艺来源于生活，要真实的反映生活。

社会生活是文艺作品的唯一源泉。毛泽东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要能动的创造、有取舍、有加工。而且文艺的真实决不能等同于生活的真实，还蕴含着作家艺术家的审美情感的。

第四，文艺创作的典型化。

文艺的典型化过程，就是作家、艺术家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选取那些典型的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加以提炼和概括，以达到既出人意外又在人意料之中的艺术效果。文艺的典型化，首先是矛盾和斗争的典型化，包括各式各样的矛盾。这种创造出来的典型，既反映一定社会生活本质，又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物形象；既要在人意料之中又要在人意料之外。典型的人物形象，应当是一种独特的发现，既能概括某一类人的某些共同特征，又要突出人物形象的鲜明而独特的个性特点，使共性和个性达到完美结合和高度统一。

文艺典型化的过程中，首先要着眼于表现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和人物性格，从具体人的个性、特殊性出发，才能塑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

第五，文艺批评与思想斗争。

文艺批评是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首先，繁荣文艺创作，必须活跃文艺批评。因为文艺作品要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除了作品本身的条件外，还必须靠活跃的文艺批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

三、《讲话》的历史意义及启示

《讲话》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革命文艺的方向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有力推动了文艺界整风运动，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和深远影响。1.确立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方针，推动了解放区文艺工作蓬勃发展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讲话》，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按照《讲话》精神，他们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坚持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开展了大规模群众性文艺活动，创作出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比如大型新歌剧《白毛女》，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1943年春节开始的延安新秧歌、秧歌剧运动，涌现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平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等优秀作品。此后，春节成了解放区农民的艺术节。秧歌运动还发展到各解放区，并随着解放战争向全国推广，为坚持抗战和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扩大了党在国统区、沦陷区进步文艺工作者中的影响

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以摘录和摘要形式刊登《讲话》主要内容。4月，郭沫若在重庆召开座谈会，介绍、学习《讲话》精神，并连续以《一切为人民》、《向人民大众学习》、《走向人民文艺》等为题，发表多篇文章，号召进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外形和内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上海、香港等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表示，《讲话》将会对自己的创作思想产生指导作用。他们还以各种形式发表《讲话》内容，使《讲话》精神得到广泛传播。3.奠定了党的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基础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讲话》精神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化艺术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把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确定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强调，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江泽民同志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成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

6.毛泽东的讲话 篇六

大家好！今天我国旗下的讲话的题目是《读毛泽东故事有感》 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代伟人毛泽东，他慈爱的面容更是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脑海中。而毛泽东从小就是个爱学习的孩子，他不仅仅是爱学习，更是努力学习，尽力弄清每一个知识的内涵，对知识的渴望如同沙漠中行走的人对一滴甘露的渴求。毛泽东在少年时期为了培养自己的专心度，专门在人声鼎沸的贸易市场里读书，而在这种常人说话都很费力的环境里，毛泽东仍孜孜不倦地读得入迷，而正是他这种品质成就了他未来的伟绩。成年后，他依旧没有放弃学习，办公桌上，茶几上，椅子上，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书。在政务繁忙的日子里，他就挤时间来学习，吃饭吃快一点，睡觉睡晚一点，出差时也大包大包地提着书，连游泳前活动关节的几分钟内，毛泽东都要读几句名言警句。毛泽东这种刻苦求知的精神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非凡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一位胸怀广阔、远见卓识的战略家，一位决胜千里、指挥若定的军事家，一位胸怀文韬武略、博古通今的思想家，一位独领风骚、荡气回肠的浪漫主义诗人和一位别具一格、自成一体的书法家。在从昨天到今天的艰苦漫长的岁月里，毛泽东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人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才华横溢，具有无穷的魅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已经成为中国这条东方巨龙腾飞的精神动力和思想灵魂。为人可亲可敬的毛主席生前特别关心青少年儿童的事业。老人家曾语重心长地对少年儿童们说：“你们是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希望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他还希望少年儿童们能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是伟人对祖国花朵真诚的期望。同学们，如今，你们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新一代的祖国花朵，你们同样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因为祖国那无比光辉灿烂的明天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同学们，此时此刻，让我们面对着国旗，一起向毛主席，向祖国和人民立下我们庄严的誓言，请同学们和我一起响亮地喊出这八个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在结束讲话之前，我真诚地希望大家能够尽快行动起来，好好学习，常怀渴求知识的学习心态，常保认真务实的学习状态，树立全面发展的学习态度，确立争取最好的学习意识。天天向上，拿出努力向上的积极行动，让自己每天都能进步一点点，每天都要比昨天的自己好，向着奋进的目标全力以赴，坚持，坚持，再坚持，以老人家的谆谆教诲时时相伴，去摘取自己人生的皇冠。

7.毛泽东的斗争精神浅析 篇七

一、毛泽东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阶级斗争

当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以革命方式打碎一个旧世界创建一个新世界时, 他已经就不惧任何苦难和危险, 开始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并领导他们进行一场拯救中华民族的斗争, 即使一时遭到了失败, 他也总能从中汲取新的力量, 而且在历史的洪流中遭受得愈久, 就变得愈坚定, 愈敢于斗争, 愈善于斗争。

广大农民的斗争首先来自于对压迫的反抗, 而农民的生存环境也迫使广大农民敢于斗争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毛泽东就积极号召广大农民起来为自己的地位斗争, 为自己的自由奋斗, 并且要毫不客气的与土豪劣绅作斗争。“以前的土豪劣绅的残忍, 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 现在的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 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的恐怖现象, 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压迫下的农民造反应该有理。

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毛泽东更是针锋相对地予以斗争, 号召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定要有那种不怕死和不怕苦的精神顽强地与日本帝国主义做斗争。“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 我们就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 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 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 我们是不要战争的, 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 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在给蔡元培先生的信中, 毛泽东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也跃然纸上:“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 国人皆曰可行, 知先生亦必曰可行, 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 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 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毛泽东的斗争精神也鲜明的体现在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身上, 正是有这种敢于的斗争和善于斗争的领导人, 我们的队伍才有可能从失败走向胜利。毛泽东在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时说:“如果共产党人毫无力量, 毫无骨气, 不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到底, 十年内战何能结束?抗日战争何能开始?即令开始, 又何能坚持到今天的胜利?又何能让蒋介石辈直到今天还安然活着, 在离前线那么远的山坳里发表什么命令谈话呢?”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决心也是坚定的, 目标也是明确的, 毛泽东在《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讲话中慷慨激昂地说倒:“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是在全国范围内团结一切革命力量, 驱逐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 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我们知道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 但是, 我们不怕这些困难, 我们认为困难是必须克服, 并且能够克服的。”

二、毛泽东与错误思想与路线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大革命时期, 刚开始的国共合作, 共同领导了北伐革命, 但后来国民党右派蒋介石集团取得了国民的统治权, 开始镇压共产党。在这残酷的斗争面前, 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主张接受国民党领导的“右倾”路线, 使中国共产党遭受第一次大屠杀。在这危机关头,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回忆”, 在会上, 毛泽东提出了坚决斗争的“枪杆子”的主张, “对军事方面,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 我们则恰恰相反, 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 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 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 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 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 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 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之后回到湖南, 很快就在九月领导了湖南的秋收起义, 并在后来带领这支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支耀眼的红星。

在井冈山时期, 在部分红军战士甚至领导当中产生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消极和质疑的声音, 这严重的影响了红军的斗志和士气。针对这种情况, 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等文章回应, 并积极开导广大红军战士正确认识革命形势, 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一国之内, 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 有一小块和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 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 有其独特的原因。”毛泽东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 这成为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在处理党内的错误思想方面, 毛泽东例举了有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批判和指导, 为建立一支正规的受党领导的人民的军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这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指路明灯。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中央红军及党中央通过长征到达陕北延安建立根据地, 号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内, 一些不良思想开始出现, 以毛泽东义为首的党中央又开始了以反对主观主义, 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 这三股歪风, 有它们的历史根源, 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 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 还在袭击我们, 因此, 有加以抵制之必要。

三、毛泽东斗争精神的时代意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 以执着的理想信仰经过漫长的革命斗争, 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新中国的创立。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胜利, 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胜利, 更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建设和谐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的斗争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崛起,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建设有富强、民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亿万人民的伟大的事业, 这更需要有伟大的精神作支撑。在建设的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世所罕见, 肩负的任务异常艰巨, 面临问题的和复杂性非常突出, 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 战胜这些困难和挫折, 我们必须大力弘扬毛泽东的斗争精神, 把个人价值和时代价值结合起来, 个人使命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 真真切切地艰苦奋斗, 埋头苦干, 励精图治, 大胆探索, 勇于开拓创新,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毛泽东的斗争精神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当前, 党的建设面临很多问题, 动摇着党的执政地位, 我们急需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发扬毛泽东的这种与错误思想作斗争精神, 能促进党的执政目标的实现。因为, 发扬毛泽东的斗争精神和加强党的建设都要求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归结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来, 归结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来。今天我们党加强执政地位的巩固, 最需要的就是这种与广大民众同甘共苦的领导作风。现阶段我国出现了腐败现象很并且有发展势头,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分党员干部滋长了拜金主义、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不良思想, 没有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新世纪, 我们要积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这就要求我们积极发扬毛泽东的斗争精神, 全面提高党在新时期的伟大建设工程, 为我国早日建成小康社会而做出积极的贡献。

摘要：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敢于反抗、勇于斗争的民族英雄。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生涯中,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斗争精神的财富。毛泽东的斗争不仅是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 还有对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 这更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打下了重要基础。在新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中, 我们更需要发扬毛泽东的这种斗争精神, 为早日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而做出积极贡献。

关键词：毛泽东,斗争,精神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 毛泽东早期文稿[M],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年第2版第45页.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M],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第26页.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M],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第547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 (第一卷) [M], 人民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 第443页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 [M],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第1151页.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 [M],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第1359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 (第一卷) [M], 人民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 第47页.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M],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第48页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M],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第106页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 [M],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第812页

8.铁肩毛泽民 篇八

穿越历史的隧道，追寻毛泽民烈士的光辉一生，再仔细凝望他那双铁肩，我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与其说毛泽民挑着的是红军的给养，不如说他扛起的是信念、希望、正义和忠诚。

面对白色恐怖，铁肩毛泽民扛起的是信念。毛泽民走上革命道路后，曾长期从事地下斗争。1925年，毛泽民主持上海书店工作，负责秘密印刷发行党的刊物和文件。上海书店引起敌方暗探的注意后，他冒死改在汉口建立长江书店，继续发售红色书刊。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毛泽民重返上海主持地下印刷厂工作。尽管当时上海到处捕杀共产党人，毛泽民仍不畏艰险，源源不断地组织印刷马列书刊和革命宣传品，用坚定的信念播洒真理的光芒。

面对艰难困苦，铁肩毛泽民扛起的是希望。毛泽民是党的财经事业奠基人，被誉为“红色大管家”。1931年，毛泽民来到中央苏区筹建国家银行，担负首任行长。他统一苏区财政和货币，发展苏区与白区的贸易往来，有效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长征途中，毛泽民管运输、打土豪、筹粮款，忠诚保卫着关系红军命脉的珍贵钱财。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后，毛泽民组织“银行”挑着大洋，与群众面对面兑换和回笼“红军票”，用铁肩“挑出”了中央红军的后勤给养，“挑出”了人民群众对苏区政府的信任和希望。

面对“左”右倾干扰，铁肩毛泽民扛起的是正义。在中央苏区时，毛泽民坚决抵制王明路线，遭到党内宗派主义者的打击和报复。长征途中，他因病举步维艰，依然组织和带领“扁担上的银行”勇敢前行。1939年5月，毛泽民被党组织安排赴苏联学习、治病。其间，他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情况，大胆揭露米夫、王明等“左”倾错误，戳穿了王明假马克思主义的西洋镜。这份报告，对毛泽东主席正确路线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毛泽民就是这样，面对“左”右倾干扰，用坚定与执着，担当起求真务实的正义之责。

面对生死抉择，铁肩毛泽民扛起的是忠诚。抗战初期，毛泽民奉命主管新疆财政，敢于向不法行为亮剑，新疆财政得到有序整顿，却严重损害了以盛世才为首的新疆军阀、官僚、地主们的利益。1942年9月17日，毛泽民被捕入狱。几乎同时，他的妻子和仅一岁半的孩子也被关进女牢。在各种酷刑用尽后，特务们威胁毛泽民脱离中国共产党。毛泽民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一家人，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革命，已经牺牲了嫂嫂、弟弟和妹妹，你们逼我脱党是在做梦！” 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被盛世才残酷杀害，年仅47岁。他用鲜血和生命，担当起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

9.毛泽东的讲话 篇九

2009-12-21 10:43 来源：法律教育网 【大 中 小】【我要纠错】

【正文】

近来征地拆迁补偿问题再度成为社会热点，其中两个重要的助推力量为成都的“唐福珍事件”和北大五教授上书事件。今晚去听王锡锌教授讲拆迁问题，PPT中有一处引用了毛泽东1956年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上的一个讲话，非常切题，体现了毛一贯的人民立场和反官僚的群众路线。回来后核对了一下，确认出处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页，摘录如下，供参考：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

这里短短的一两百字充分体现了毛风趣、深刻、犀利的话语风格。这里可以解读出一系列的政治法律观点，用于对照今日中国之“暴力拆迁”乃至更为宽广的暴力执法问题：·政府定性的道德勇气：毛明确将群众的抵制行为正当化，但今日官僚制下不可能有任何的官员如此定性，从而也证明了中国“个人魅力型统治”的彻底终结，从常态演化规律来看，只能走向“法理型统治”；

·官民的对立统一：官僚制将官与民的法理对立绝对化，毛的政治哲学具有卢梭式的人民主权意涵，主权者与臣民（公民）的辩证统一，以政府为规范中介，以“民主”（实质意义上）监督政府，打通“官”与“民”的政治与法律分隔；官僚头顶悬的真正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形式上是宪法法律，实质上是人民的主权尊严与常态下的人心良知；

·日常问题的非常解决：毛的政治哲学是“大民主”，脱离宪政法律秩序，将日常问题之法律解决转化为群众运动式的“批判—执行”过程，潜藏了日后的文革的基本理路，官僚制的理性之于将群众运动式的民主通过法制转化为司法程序问题，西方民主理论最新的发展则提供了“制度化参与”的制度理性，我们所谓的“有序政治参与”接续的是后者；

·生存对抗的根本性：征地拆迁对于政府和开发商而言只是一个“统计数字”问题，而对于具体的被拆迁人而言却是生存基础被摧毁——不仅包含经济意义上财产损失，还包括精神意义上的价值损失，“安土重迁”本身既是生存美德，也是政治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不可不察也；这就要求我们思考征地拆迁问题时，首先需要确立“最小变动”原则，即除非公益特别明显突出，否则不得动用行政征收权动摇公民生活的“地基”，其次才是所谓的公平补偿的问题；现今的征地拆迁法律程序中，公益限制背后的“最小变动”原则或“最小扰民”原则基本没

有发挥作用，只关注所谓的拆迁安置补偿问题，从源头上否定了“安土重迁”美德对于政治稳定的根本性意义；政府不察，轻率地摇动作为民之生存根本的“地基”，就是在动摇“国基”；·制度与工作方法：毛在这里重点谈的实际上是工作方法问题，即如果政府工作人员没有考虑民众疾苦，没有做好安置与说服工作，则老百姓的反抗就天然正当。与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不同的是，这里不是“未经法律正当程序，不得……”的问题，而是“未经合理安置和说服，不得……”，我将后者概括为“政治正当程序”。现在中国的征地拆迁问题是，两种意义上的正当程序都缺失了。在政治与法律转型期，我们需要具有面向常态国家建设法治的基本理性，但又不能不注意到转型期政治的力量特点与伦理特性，需要以“法律正当程序”为基本框架，通过传统的“政治正当程序”的有效回溯与调用，实现问题解决的最优化；否则政府将在政治和法律上都不正当，这种对于“统治合法性”的透支将比“碳排放”更加可怕；

·政治审美与制度理性：毛基于自身对于群众价值和历史进步规律的认知，认为“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这在政治伦理上没有问题，但在制度理性上有问题，即容易导致矛盾激化和群众运动的无序化，尽管无序也可能是一种政治审美，但笔者更愿意将政治理解为庸常理性的运作，通过制度压抑权威，疏导激情。面对当今“唐福珍”们的人民的血泪，我们可以从毛那里获取足够的政治道义资源，但很难重新采用他曾经赞赏和实践的具体方法。我们必须具备基本的制度理性，提供充分有效的制度程序化解对抗的社会情绪——仅有形式法治程序是不够的，司法的不作为或不能作为已经是有目共睹，我们还需要以同样的制度理性将曾经的“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所根植的人民/公意伦理转化为制度保障的民主化参与，以制度理性开出的“民主”和“法治”协同解决相关社会问题。在此意义上，我们对现实丑恶的愤慨与道德热情不能成为左派所谓重返“毛时代”的充分理由，我们需要的是用制度理性来安顿“良知”。

·制度变迁与社会参与：天下苦于《拆迁条例》久矣，但一直没有足够的社会能力来推动修改或废止。此次成都的“唐福珍事件”提供了一个契机，媒体迅速跟进，法学精英即刻行动（五教授上书），国务院在如此的压力下作出前所未有的反应，称已经开始就条例修改问题进行专项调研，并准备要求上书之专家“入阁研讨”；这让我们法律人自然而然地联想起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及收容条例的废止经验；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特殊的政治/法律转型期的制度变迁模式，它的成功运作需要四方结构的良性互动：作为问题源的当事人的激烈行为+公共媒体的强力跟进+知识/社会精英的体制外推动+政府方面的积极回应。政府回应可以被解读为寻找社会契机主动变革制度，但更可能的情形是基于压力被迫应对。动机不论，重要的是“潜伏”或被有意压抑的问题被“问题化”，通过多方良性参与和互动最终达成制度变迁的优化方案。如果这样一种“社会参与”式的制度变迁模式通过更长时段的社会历史实践得以固化并不断优化，也不失为一种我们时代公共生活的“生动”方式。就本文关注的征地拆迁补偿问题，由于这已经是官民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触发点，政府基于政治和制度理性应该借此机会通过法规修改的方式重新调整利益格局，强化程序机制建设，引导有序社会参与和鼓励司法承担个案解决功能，最终贡献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2009年12月14日晚于北京大学畅春新园宿舍）（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田飞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