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存（共7篇）
1.良渚文化存 篇一
中华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遗址探秘
观众在参观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资料照片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资料照片
“良渚文化遗址群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的存在，使中华文明有了一块可以与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文明遗址并列的文明圣地。”
2月14日，杭州雪后初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中心主任邓聪教授率领20多位师生，专程到良渚博物院进行学术交流。
像邓聪教授这样对良渚文化始终抱有浓厚兴趣的，大有人在。
70多年来，在经历了一次次“轰动世界”、一次次“石破天惊”的发掘之后，随着历时10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的公布，良渚遗址的神秘面纱被渐次揭开。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联名发表的《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良渚、陶寺等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之间的巨型都邑、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葬的发现表明，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这一结论表明，良渚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已改写了我们对于中华文明起源时间、方式、途径的认识。
“黄河中心说”被颠覆
1936年，当24岁的业余考古学家施昕更站在这块土地上时，可曾感到这份神秘？这位良渚遗址的发现者，在此发现并试掘了6处以黑陶和石器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双年轻的手拉开了良渚文化考古发掘工作的帷幕，而他的考古发掘也被公认为是我国东南地区考古史上的里程碑。从此，良渚这个江南小镇，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揭开了5000年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得长江流域逐渐与黄河流域一起，共同成了中华文明的源头和摇篮。
良渚博物院院长蒋卫东对记者说，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华文明的起源一直是以黄河为中心，江南属“化外之地”。二十世纪初掀起的考古热，陆续发现了周口店、西阴村、殷墟、城子崖等遗址，都为“黄河中心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然而良渚的考古发现改变了这一认识。
195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考古学命名。尽管如此，“黄河中心说”在新中国成立后仍占主流地位。
直到1973年。
“1973年是良渚考古的又一个里程碑。”蒋卫东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一九八号墓的发掘，首次使得琮、璧、钺这些长期被定为‘周汉古玉’的玉礼器，回归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标之中。可以说，玉礼器的发现快速改变了对良渚文化内涵的认识，提升了良渚文化的地位。当年《光明日报》对此也做了报道。无独有偶，1973年浙江对余姚河姆渡遗址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发现了长江下游地区7000年前发达的原始稻作农业、精美的刻纹黑陶，以及漆器、象牙等艺术品。这些考古发掘成果颠覆了‘黄河中心说’：长江流域史前文化丝毫不落后于黄河流域，甚至在许多方面还处于领先地位。此后苏秉琦教授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与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即中华文明起源多中心说。”
蒋卫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遗址迎来了辉煌期。1986年，反山墓地的发掘震惊世界，11座墓葬出土3000多件玉器，这是迄今为止出土良渚文化玉器数量最多的一次。反山十二号墓中发现一件高8.8厘米、重6.5公斤的神人兽面纹玉琮，这是良渚文化的“琮王”，代表着墓主人崇高的地位。
次年，距离反山5公里的瑶山遗址又有惊人发现，12座墓葬共出土玉器700余件。此次发掘还发现一座祭坛。至此，余杭良渚、瓶窑、安溪、长命4个乡镇3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共发现四五十处良渚文化遗址点。浙江省考古所研究员王明达认为良渚是一个“遗址群”，一个“部族聚居区”。这意味着良渚文化研究开始从点向面跨越。
1992年，莫角山遗址中心发现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称，中国还未发现过如此大规模的夯筑基址、如此复杂而高超的夯筑技术。他确认：莫角山上曾经矗立的大型建筑肯定是礼制性的高级建筑！
密集的遗址点，丰富的墓葬，惊人的发现，良渚文化发散着的“中华文明之光”，越来越显示出其作为中华文明源头之一所具有的独特的重要性。
良渚古国之谜
2007年，良渚考古再次震惊世界——良渚发现距今5000年的规模恢宏的古城，经专家考证，这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营建最考究、配置最高级的古城！
很快有考古学家提出，良渚古城的发现意味着当时存在着一个“良渚古国”，这一发现使传统的中国文明史观念崩塌了，这意味着在夏之前还有很长一段存在国家文明的历史，而良渚就是那段历史的实证！
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发现！中国考古学界被震动了，专家们惊称：良渚古城的发现是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
2013年8月23日，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公布了10项“2011年至2012年度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良渚古城考古发现荣居其列。
一般来说，在构成文明的要素中，城市、礼仪建筑、文字、青铜器是重要的四项要素。在良渚，城市、礼仪建筑已有实证，而文字问题却一直存在争议。
难道良渚文明是一种“没有文字的文明”？
2013年，喜讯传来，平湖庄桥坟遗址考古中出土了大量刻画符号。7月6日，全国古文字研究专家们齐聚浙江平湖，对此进行论证。在这次出土的器物中，有240余件器物发
现了刻画符号，专家认为这是良渚早期文字的印记。有专家认为，我国最早的成熟文字是甲骨文，而良渚先民5000年前就已开始使用文字。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表示，庄桥坟遗址的所有出土文物都是真实而有科学依据的。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说，这些原始文字不像其他单体刻画符号那样孤立地出现，而是可以成组连字成句。庄桥坟遗址的研究表明，良渚先民已达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需要用某种方式来交流沟通，就会出现这类具有原始文字特征的刻画符号。
蒋卫东说，我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古城达90多座，而良渚古城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同时期城址中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完整的一座，许多方面已具有初期城市的特征。
5000年前的古城，承载着一个怎样的古国？莫角山上恢宏的宫殿，建设宫殿需要多少财富？莫角山人工堆积的台基平面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高约10米，这个巨型人工营建的台基需要多少人力来完成？能够建造如此恢宏宫殿的主人，该是古国的统治者，他们是如何调度这么多的财富和这么多的人力的？这些统治者死后有那么多玉器陪葬，他们生前死后享受着怎样的尊荣？良渚文化建筑群有中心祭坛和中心神庙，良渚先民尊崇的是怎样的信仰？古城外发现有陶器作坊、玉器作坊，还有码头，良渚该是一个商业和手工业都相当发达的古国吧？还有，2011年在莫角山宫殿旁发现的二三万斤已碳化的稻米，显然是粮仓失火后的堆积物，这应是良渚稻作农业高度发达的物证吧？
良渚文化已不只是一抹文明曙光，它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良渚使中华文明辉耀世界
春节的良渚博物院依然热闹，《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吸引了各地游客。“每天有2000多人参观。”展教部主任罗小群对记者说。
良渚已成为当地的一个旅游胜地。
目前良渚遗址保护区范围已扩大到42平方公里，遗址内分布着135处遗址点。大面积遗址保护一直是世界性难题，况且良渚遗址保护范围处在经济高速发展区域，要使这么大型的遗址在现代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不受破坏，更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据介绍，良渚遗址1961年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物局在将良渚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预备清单时做出这样的评价：“良渚遗址重大价值的不断揭示，已经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方式、途径等重大问题的认识；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良渚遗址重大考古成果曾五次入选“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9年全国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达成《良渚共识》，呼吁用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方式来推动大遗址保护，缓解文化保护与城市化进程的矛盾。2010年，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首批12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说：“良渚文化遗址群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的存在，使中华文明有了一块可以与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文明遗址并列的文明圣地。”
“良渚遗址是研究探索中华5000年文明最好的标本，没有一个遗址能像良渚这样拥有如此丰富的内涵，良渚已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绕不开的话题。”蒋卫东说，“近年来，良渚文化研究已越来越成为热门课题，围绕良渚古国的消失、良渚古文字、良渚古玉、良渚古环境、良渚古人的衣食住行等等。”（本报记者 叶 辉 严红枫）
2.良渚文化存 篇二
体验经济, 被称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阶段之后的第四个人类的经济生活发展阶段, 或称为服务经济的延伸。旅游业是体验经济最合适的发挥效益的行业。因此, 笔者从游客体验角度出发, 研究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所具有的现实价值。
游客体验与文化遗产
1.游客体验
国外关于旅游体验 (Toutist Experience) 内涵的研究, 起源与20世纪60年代, Boorstin (1964) 把旅游体验定义为一种流行的消费行为, 是大众旅游那种做作的、刻板的体验。[1]Tumer and Ash (1975) 也认为, 旅游, 在本质上就是偏离常态的行为 (aberration) , 甚至是一种时代的病症 (malaise) 。[2]与他们这种“消极观”相对立的是Mac Cannell (1973) , 他认为旅游体验是人们对现代生活困窘的一种积极回应, 旅游者为了克服这种困窘而追求的是一种对“真实性 (authenticity) ”体验, 有着精神层面的象征意义。对个体而言, 旅游体验是一种多功能的休闲活动, 既包含着娱乐成分, 也有求知的成分。[3]
笔者认为, 游客体验, 即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 通过与旅游产品取得联系而改变其心理并调整其心理结构的过程。
2.文化遗产
专家学者对于文化遗产的解释是各有特色的。《中华文化词典》认为, 文化遗产是现实文化中, 从前人那里承袭而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中对于文化遗产的解释, 是一种文化形态终结之后传承给后继文化的遗留;《毛泽东文艺思想大辞典》则将其定义为, 一个民族在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笔者认为, 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 下列各项均可列为“文化遗产”:
(1) 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 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绘画, 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 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
(2) 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 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 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
(3) 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 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
良渚文化遗产旅游
良渚文化所涵盖的空间范围非常广阔, 它包括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3.65万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北至黄河流域以北的苏北鲁南地区, 南至浙江的宁绍平原, 东及太平洋西海岸的舟山群岛, 西达皖赣境内都属于良渚文化的范畴。而良渚文化的中心地区, 是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境内的良渚镇 (良渚文化的最早发现地) 和瓶窑镇, 我们把它称为良渚遗址群。它是良渚文化分布最密集的地方, 是古代良渚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2007年12月, 良渚古城被发现并公布于世之后, 每天吸引着千余人赶来参观。2008年9月29日, 良渚文化博物院在美丽洲公园建成开放, 至2009年9月, 共接待游客40余万人次, 成为余杭区乃至杭州市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
1.自然环境
良渚遗址区历史上一直是著名的粮产区和水产区。但由于这里的农田经几千年无节制开垦, 土壤退化, 河网变少, 水体污染变质, 植被退化。良渚遗址周边山体在近代即已发生大体量石矿开采、又由于近几十年基本建设需求剧增, 导致遗址区内产业逐步向采矿业单向集中, 致使遗址赖以护佑的环境屏障严重破坏。尽管山体复绿, 但已造成大量水土流失, 遗址区的生物循环系统遭到大规模人为破坏, 使最有价值的原始地貌日渐变形, 景观逐年递减。
2.文化环境
良渚文化遗产的中心区域距杭州市区仅33公里的路程, 而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杭州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杭州拥有丰富的文物古迹。根据1984年的文物普查, 全市共发现文物点1733处, 市区有文物点373处, 其中古遗址39处, 古墓葬[群) 19处, 文物建筑133处, 石刻造像、碑褐56处等。
面对众多的文物资源, 发展良渚文化旅游, 充满了机遇和挑战。机遇, 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环境下, 发展文化遗产旅游拥有很好的文化氛围, 在开展方式的选择上也有更多的参考性。而挑战则在于:良渚文化旅游的区位优势, 相对于杭州市区的一些文化遗产就来得比较薄弱, 往往外地的游客在选择游览地点时会有所考虑。因此, 如何更好地突出良渚文化特色, 发掘旅游亮点, 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
3.社会环境
良渚文化遗产旅游的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一方面文化遗产旅游保护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这种保护多在城乡结合部进行。因此, 保护管理的难度大, 违法建设行为屡禁不止, 发展压力不断加大, 保护与建设的矛盾日益尖锐, 建设和生产性破坏造成的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 而开发利用工作相对滞后, 使保护工作相当被动。加之南方土地和环境潮湿, 遗址保护开发利用价值较难体现, 故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很难理顺。另外, 由于管理体制和经费等方面的原因, 遗址保护的立法工作和专门管理机构的设置相对滞后, 财政支付不足, 没有形成以开发促保护的良性循环机制。
4.政策环境
1995年, 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实施了《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该规划公布, 西至瓶窑吴家埠、北至天目山脉南麓、南至良渚—庙桥港、东至羊尾巴山与良渚镇连线范围, 为良渚遗址保护区, 面积33.8平方公里。还对重点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的界限以及遗址保护要求做出了明确规定, 并成立了浙江省良渚遗址群保护领导小组。1996年, 良渚遗址被列为全国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余杭市人民政府印发了《余杭市实施浙江省〈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若干意见》, 成立了余杭市良渚遗址群保护领导小组。1999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古建筑设计研究院联合编制莫角山、反山、瑶山、汇观山、土垣、荀山等6个遗址点的保护规划方案。国家文物局向浙江省人民政府发了《关于将良渚遗址抢救保护工作列入国家和浙江省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项目的建议》, 并在向国家发改委提出的《关于拟将我国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建设规划列为“十五”规划专项的请示》中, 将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列为首选项目。2001年9月, 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设立, 管理区包括瓶窑、良渚两镇, 面积242平方公里, 现有常住人口13.8万。同时设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和浙江省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局。
良渚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的调查
作为良渚文化旅游的核心区块, 参观良渚文化博物院的游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而且这里的游客相对比较集中, 旅游的目的也比较明确。因此, 我们将良渚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的调查地选择在良渚文化博物院。调查期间共发放问卷125份, 回收的有效问卷数为110份, 有效率为88%。调查分析结果如下:
1.客源所在地分析
通过对问卷调查, 笔者发现参观游览良渚博物院的游客以本地游客居多, 占被调查人数的70%以上。 (图3.1) 这70%的本地游客又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类是杭州地区的居民, 另一类是在杭州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 (外来务工人员由于长期在杭州生活, 因此, 也将他们归为本地游客这一类) 。其余不到30%的外地游客, 主要是来自杭州周边城市的短线游客, 长线游客很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杭州作为一座旅游城市, 旅游资源相当丰富, 许多外地的游客到了杭州之后, 首选的旅游地肯定是西湖, 而且由于行程往往比较紧凑, 因此, 很多外地游客只能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旅游景点, 而不可能对相对较冷的文化旅游产生兴趣。
2.客源年龄层次分析
参观良渚文化博物院的游客年龄层次跨度比较大。笔者将问卷设计为四个年龄段 (18—30岁、30—45岁、45—55岁以及55岁以上) 。具体数据见表3.1所示。
博物馆游客年龄层次的多样性是博物馆的特性决定的。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赢利, 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性机构。这一性质决定了博物馆在经营的过程中大多采取免费参观, 或收取少许门票费用的经营形式。因此, 游客参观博物馆的花费相对较少, 从而有效地吸引力大量低收入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 体现了博物馆对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原则。
3.游客回访率分析
调查发现, 78%的游客都是第一次参观良渚文化相关旅游点, 其中本地游客占了54%, 外地游客占了24%;第二次参观良渚文化相关旅游点的游客占了20%, 其中本地游客18%, 外地游客2%;参观过三次及以上次数的游客就更少了, 只占了2%, 且都是本地游客。在参与问卷调查的游客当中, 超过90%的游客表示出愿意再次到良渚文化博物院参观。对于尚未开发的良渚古城遗址, 很多游客都表示出了相当的兴趣。
4.旅游支出分析
维持旅游活动长久发展的直接动力, 是发展旅游活动带来的经济效益。作为公共资源的博物馆, 在开展旅游活动的过程中, 对游客索取的旅游花费相对较少。在调查过程中, 笔者发现, 整个良渚文化博物馆需要收费的项目共有三个:展示良渚文化的3D电影 (每场收费20元) 、导游讲解服务以及博物馆内设的小型超市。因此, 游客的旅游花费也主要是在交通这方面, 在被调查的游客当中, 超过70%的游客在游览良渚文化博物院的支出低于200元。
5.旅游交通满意度分析
在对于参观良渚文化博物院交通的方便性这一栏中, 九成以上的游客还是选择了交通方便。在交通工具的选择比例方面 (如图3.2所示) , 选择自驾车的游客占23%, 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占了62%, 跟随旅游团的游客占11%, 其他占12%。参观良渚文化博物公共交通比较方便, 各地到良渚文化博物院都有公交车可以直达。如杭州汽车北站有313路、348路、372路公交车, 都可以直达良渚文化博物院。对于私家车的游客来说更是便利了, 良渚文化博物院位于新老两条104国道的中间地段, 交通通达性非常好。
6.旅游目的分析
旅游活动形成的最主要制约因素是旅游动机。调查发现, 参观游览良渚文化的游客主要是出于获得知识、加深对良渚文化了解的目的 (如图3.3所示) 。旅游者较强的求知意愿以及在旅途中的求知过程, 是区别文化遗产旅游与其他类型旅游者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以追求知识为目的, 把到文化遗产地旅游作为学习和探索异地文化、历史的一种方法, 因此, 知识的需要, 是促使游客参观良渚文化的主要动力。在被调查的游客当中, 有很多都是父母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参观的, 目的是希望通过博物馆旅游给孩子的未来发展增加阅历和知识的积累。同时, 博物院周围良好的环境也是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
7.旅游配套设施分析
在对良渚文化博物院附近的餐饮、娱乐、住宿等配套设施的调查中, 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对于购物环境, 59%的游客表示还可以, 43%的游客认为不够完善;对于娱乐项目, 60%的游客表示还可以, 37%的游客表示出不满;对于住宿, 22%的游客认为完善, 52%的游客认为还可以, 36%的游客觉得不够完善;对于餐饮方面, 10%的游客觉得还是完善的, 65%的游客觉得还可以, 35%的游客觉得不够完善。许多的游客对良渚文化博物院周围环境和景点如:东明山森林公园、南山摩崖石刻、农夫乐园等了解很少。
8.游客环保意识的分析
游客在游览过程中的行为表现的调查, 在问卷中很难体现出来。于是笔者通过在问卷调查过程中进行观察, 做出了以下的结论:
(1) 在垃圾处理这方面, 多数的游客都能自觉地将垃圾投入垃圾箱内, 但是在垃圾分类这方面的意识就比较差;
(2) 在噪音控制这方面也比较差的。博物馆作为室内的游览场所, 游览时也需要有安静的环境。对此, 可能是由于参观的游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儿童造成, 小孩子往往在这方面表现相对成人较差。
(3) 对于博物馆公共资源的破坏现象少见, 游客在参观或是拍照留念过程中, 都能很好的遵守博物馆的有关规定, 很好地保护了文物和环境。
发展良渚文化遗产旅游的建议
对于发展良渚文化遗产旅游, 首先需要摸清家底, 即对文化遗产的现存状况进行全面的调查, 把握整体情况。并在此基础上, 对那些独一无二、具有重大影响的、濒于消失的项目, 予以重点保护和优先发掘;其次, 是通过发展良渚文化遗产旅游业, 建立良渚文化村以及相关旅游产品的开发, 使得良渚文化中古老的农耕文化得以延续。一方面要树立创新的开发意识, 另一方面则要坚持尊重历史的原则, 切不可任意而为, 人为地使良渚文化遗产“现代化”。具体建议如下:
1.拓展遗产体验型旅游产品
遗产体验型旅游产品, 是指依托于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 使旅游者在回归自然或亲近历史的过程中, 获得畅快体验的旅游产品。根据良渚文化管理区内的资源状况, 发展体验型的旅游产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规划:
(1) 参与型的民俗文化旅游。良渚文化旅游应以当地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为基础, 深入挖掘良渚文化保护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开发能体现地方特色的民俗旅游产品。通过民俗活动增强与游客的互动, 把游人从被动的静态参观中解放出来, 更直接地感受良渚文化。
(2) 休闲体验型的农耕文化旅游。农事活动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 对久居城市的旅游者来说有较大的吸引力。农耕文化是良渚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之一, 良渚遗址的犁耕稻作一直延续至今。因此, 适当开发建设一些果园、菜园以及稻田, 平时可以组织游客参与果园、菜园的维护, 收获季节可以组织游客采摘或者收割, 增强旅游活动的趣味性和参与性, 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
2.完善旅游配套设施
完善良渚文化遗产旅游区内的餐饮娱乐住宿等方面的配套设施, 可以在丰富游客活动项目、延长游客逗留时间的同时, 也可以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 对发展当地经济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3.重视旅游宣传, 扩大遗产知名度
要重视与周围景区景点的合作, 打造规模旅游区, 实现旅游集群发展。多个旅游景点共同宣传, 有利于加深人们对旅游景点的印象, 增强人们出游的动力。在宣传的过程中, 可以与一些知名的景点捆绑宣传, 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4.强化文物保护意识
要加大文物保护的宣传力度, 增强社区居民以及旅游者的文化保护意识, 使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根植于游客的观念之中。比如可以有重点地组织编写良渚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系列宣传材料和科学旅游丛书;与宣传媒体合作, 以“珍惜资源, 保护环境, 文明、科学旅游”为主题, 开展良渚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宣传月活动;以及在青少年中开展“遗产文明、科学与生态保护旅游志愿者”活动等。
参考文献
[1]Boostion.D.J.The Image:A Guide to Pseudo-Event in America.New York:Harper&Row, 1964.
[2]Turner L.&J.Ash.The Golden Hordes:Int emat ional Tourism and the Pleasure Periphery.London:Com-tale, l975.
[3]Mac Canell, Dean.Staged Authenticity:Arrangements of Social Space in tourist Setting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9 (3) :589-603.
[4]康俊香.供求视角下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以西安城区19个景点为例.西安:西北大学人文地理学系, 2007 (2-3) .
[5]韩福文.文化遗产旅游体验研究.沈阳:沈阳师范大学地理系, 2008.
3.万科·良渚文化村 篇三
5000年的良渚文明积淀，使得万科·良渚文化村成为目前全国绝无仅有的，既有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又能契合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居住生活方式。而这和其所处良渚大陆与杭州的地缘关系、自身对良渚5000年历史文明的深刻理解以及产品本身的规划有着密切关系。
因此，以“当代田园小镇”闻名于国内的良渚文化村是一个内容丰富、环境优美的城镇建设项目，她的最终目的是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小镇——多功能的融合、多样化的生活，充分的就业机会。在规划中，良渚文化村有着完善的配套设施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有便捷的交通连接都市中心，有充分的商业活力和独特的文化氛围，同时又保持了小镇所特有的宜人尺度和生活气息，而这一切都在充分尊重环境的前提下得以实现。
良渚文化村位于杭州余杭区良渚遗址旁，杭州市区西北16公里处，总占地规模近11000亩，其中5000余亩的自然山水，3400亩住宅用地，1200亩的旅游用地和约600亩的公建配套用地。整个项目拥有8个串联式主题村落，有公寓、排屋、别墅等多样产品类型。该组团项目可容纳1万户常住家庭，可容纳3-4万人的人口规模，可提供近8000个工作岗位。
良渚文化村的核心构架是“二轴二心三区七片”，“二轴”是以文化村东西主干道和滨河道路串联主题村落，“二心”是东西分别设旅游中心区和公建中心区，“三区”是分别设立核心旅游区、小镇风情度假区和森林生态休闲区，“七片”是分布在山水之间的主题居住村落。良渚文化博物馆以及良渚圣地公园构成了良渚文化村的精神内核，良渚国际度假酒店、玉鸟流苏商业街区则充分展现了小镇商业、休闲和娱乐的多元和丰富。
良渚文化村立足于“打造中国著名多元化休闲旅游的文化城邦”，势必将不断突出其“5000年以来”的居住属性，提升良渚大陆5000年各种各样的文化荣耀。而有什么居住生活方式，会比能够触摸5000年前人类生活的历史根源，更让人为之感到激动的呢？
开发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物业公司：上海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总户数：10000
绿化率：40%
容积率：0.33
物业费：8.5元/平方米/月
4.世界文化遗产良渚古城遗址作文 篇四
从古埃及人在尼罗河畔建造金字塔的时候，继中国北部红山古国之后，南方的人们在太湖南岸建造了一座伟大的城池，这就是良诸古城，使那个时期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城，誉称中华第一城。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从杭州市出发，不到一小时，你便能看到那气势磅礴的良诸古城遗址了。
良渚古城说白了就是个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米到1700米，南北长1800米到1900米，总面积达到290多万平方米。将远有300㎡，将近有四个紫金城的面积那么大，城墙厚50米，超过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加起来的宽度。哇，不经让人感叹!
在1936年浙江省良渚镇发现了良渚遗址，195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叫做是中国当早最早命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之一，1990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被文物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预备清单，然而，在，良渚古城遗址被正式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世界文化遗产良渚古城遗址作文 篇五
到了良渚古城，我们要先去体验古法造纸。老师耐心地教着我们，我们一步步跟着老师做。首先，用模具把纸浆捞起，然后烫干，一张雪白的纸就造好了。接着我们再在拓印板上刷上颜料，在纸上找好位置，用力地按下去，最后再轻轻地拿起纸，这就拓印好了。
下午，我们去参观了良渚古城博物馆，知道了良渚人是怎么建造良渚古城的。如果换做你，你会怎么建呢?良渚人会先把淤泥铺好，然后再找些石头铺上去，最后再抹上黄粘土就完成了。良渚古城足足有四个故宫那么大，良渚人花了将近三年才把这里建好。要是你有机会来这里，就一定要看看，你会发现良渚古城是多么雄伟，它的城墙有六十米宽呢。可惜今天下雨了，我们没办法围着古城墙走一走。
看完良渚古城的建筑介绍，我们去了解了玉器和漆器，并且自己制作了带着“玉粒”的漆器杯。
6.良渚文化存 篇六
一、“文化空间”及“旅游化生存”
一般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被划分为两个类型：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文化空间”来源于人类学，本指传统的或民间的文化表达方式有规律性进行的地方或一系列地方。这个概念沿用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寓意一个特定的地域或地方。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空间的概念和范围已得到一个拓展，它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延伸概念，同时也是人们了解和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维度之一。，西班牙作家戈伊蒂索洛与摩洛哥当地几个有志之士为保护位于摩洛哥马拉喀什老城的吉马·埃尔弗纳广场及其丰富多彩的口头传统创建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名为“保护吉马·埃尔弗纳广场大众文化表达形式联合会”。该广场每天都有音乐家、说书艺人、舞蹈家、魔术师和吟游诗人为云集此处的多民族观众和各国游客进行表演，成为文化多样性的交汇点，但其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引起了戈伊蒂索洛的担心。他郑重指出：“对人类来说，失去一个说书艺人，要比200名畅销书作者的去世造成的损失严重得多。”这个行动直接推动了同年6月在马拉喀什举行的“国际保护民间文化空间专家磋商会”。会议辩论期间产生了一个新的遗产概念，就是“人类口头遗产”；同时对来源于人类学的“文化空间”概念做出了定义：“文化空间的人类学概念被确定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本网网 ）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周期、季节、日程表等）或是一个事件为特点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和这一地点的存在取决于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文化空间”首次被正式纳入遗产保护的范畴，它和文化表现形式共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种基本类型。
国内学术界对“文化空间”的理解和表述众说纷纭。从近几年的研究文献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要点：(1)对文化空间特征的研究，空间性、时间性、文化性是公认的文化空间特征，而有学者认为对活态性、本土性、整体性的把握才是保护文化空间的关键。对文化空间内涵的分析，2月在北京举办的“文化空间：节日与社会生活的公共性”国际学术研讨会进一步拓展了文化空间的内涵，学者认为文化空间是具有体现意义、价值的场所、场景、景观，由场所与意义符号、价值载体共同构成，其关键意旨是“具有核心象征的文化空间”；“行为主体的行为叙事”作为文化空间的重要表达方式也得到与会学者的认可。构建型文化空间愈来愈受关注，以北京东岳庙传统节日活动为代表的建构型文化空间是时代产物，这种文化空间本身并非是民众自发举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而是由精心设计和组织，在特定空间内展现一定文化内容的场域，而构建特定节日文化空间已经成为当前传统节日保护的一种常见模式。针对中国文化空间研究现状，有学者指出国内研究要么只是宏观地、泛指性地论证了文化空间保护的原则和方法，没有厘清文化空间本身所承载的独特价值及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能贡献，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对文化空间的认识大多只停留在地理性的“文化场所”( cultural place)而忽略了其具有文化意义的“隐喻性空间”( metaphorical spaces)。对文化空间具体形式的界定，有学者认为“凡是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古***惯确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场所举行传统的大型综合性民族、民间文化活动都是非物质文化的文化空间形式，遍布在我国各地各民族的传统节庆活动、庙会、歌会（或花儿会、歌圩、赶坳之类）、集市（巴扎）等，都是最典型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
综上所述，虽然学者们对何为“文化空间”各执己见，但都是以世界教科文组织的相关界定为前提，而且文化空间所必备的几个元素也有了共识。笔者认为，文化空间是特定群体周期性地在特定时间于特定场所或地点按照一个特定制度举行的集中体现该群体的传统习俗、价值观、信仰、艺术等文化特性的活动，其基本要素是场所（空间）、时间、行为主体（参与者）、组织管理、行为叙事等，这些基本要素与传统民俗通过彼此融合和体现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总之，文化空间是以上几个因子共同烘托而成的一个“文化氛围”。如图1所示：
可见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的文化空间已经突破传统的“物理性地域空间”的认识，逐步衍变为抽象的事实存在。从对文化空间组成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很多反映地方文化特色，旨在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面临传承危机的、自发而成的或建构而成的节庆活动都可以纳入文化空间的范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很多节庆活动就是很好的例子。例如传统少数民族节庆活动（如大理白族“绕三灵”、傣族的傣历新年“泼水节”、景颇族“目瑙纵歌”等）、建构型传统节日活动（如北京东岳庙在每年端午、重阳、春节举办的节庆活动）、传统的社会公共活动（如庙会、祭祖），还有集中体现一个特定区域内人民生活、信仰、文化的生活空间（如俄罗斯塞梅斯基文化空间、约旦皮特拉和瓦迪鲁姆的贝都人文化空间等）。
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危机性已经成为公众话题，上至国家下至普通公民都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一定的认识。而有学者认为，截至6月，已公布的102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都是属于“有轨可循的文化表现形式”，没有一项属于文化空间类项目，而国际方面，截至的90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10项代表作属于文化空间。可见，对文化表现形式的保护如火如荼，相较而言，对文化空间的保护则相形见绌。
然而，我们一直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指导”为标准，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忽略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存在文化差异和制度建构差异，对“文化空间”的认识和理解势必不可能趋同。简单的例子，同样是民俗学学者，对“何为文化空间”的说辞都无法统一。事实证明，虽然中国没有明确的文化空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对体现传统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人类学价值的传统节庆活动、民族村落、祭祀活动等都有保护意识，而且还采取了相关措施。如云南省公布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类别中，有一类叫做“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该提法首见于5月26日的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颁布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的内涵及实践结果与此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中称为“文化空间”概念不谋而合。此外，国家从开始实施的“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陆续在各省建立各种类型的“民族文化之乡”、“民族文化生态村”、“民间艺术之乡”、“特色文化之乡”、“生态博物馆”、“文化生态保护区”，20，“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又一进展，到目前为止，已经命名了闽南、徽州、热贡、羌族等4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从以上各类“保护区”、“文化之乡”的建立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对“文化空间”的理解更多地倾向于“地域空间”，即体现一定文化特征的场所；而且对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已经成为共同意识，相关的保护措施也在不断实施，但是问题的出现也在所难（本网网 ）免。仅就这类“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例，范围过大、内容庞杂、保护人才缺乏、资金不到位、管理不协调等问题层出不穷。这些名目繁多的“文化保护区”虽然关注到了当地民族文化特色，保护的意识值得赞许，但是这些“文化保护区”的建设缺乏具体的、连续性的、可操作性的措施而普遍流于形式，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保护效果。一句话，“静态保护”不是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急需符合时代特征的“动态保护”。
作为一种积极的“动态保护”手段，“旅游化生存”最早由山东大学管理学院王德刚教授提出。他认为旅游化生存是指借旅游之力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开发成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和购买的旅游产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生存和发展的模式。即在合理、有效地保护前提下，通过旅游开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经济体系，通过经济手段重塑生命力，与经济人类学理论中的“民族文化资本化”有着共同的目的，即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非物质文化有活态性、民族性、地域性、综合性、传统性等特点，其中，“活态”是基本，虽然目前保护的呼声此起彼伏，但书面记录、收藏实物都是静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要寻求自身发展，只靠外界的帮助难以实现永久的“存活”。“旅游化生存”实际上就能达到传承与发展的平衡，寻得经济与文化的双赢。根据王德刚教授的观点，舞台化生存（舞台艺术或景区旅游模式）、生活化生存（社区旅游模式），是两种旅游化生存的具体形态。舞台化生存，是指经过艺术加工和提炼，将传统文化搬上“舞台”，使其转化为舞台表演艺术，定期或不定期向游客展示。例如我们所熟知的“云南映象”、“印象刘三姐”、“禅宗少林”等都是舞台化了的传统艺术，且随着规模的扩大，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旅游演艺业。生活化生存则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的特点，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现、使用、保护和传承完全融入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让当地每个人都自然而然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如当地传统生活文化的保持、工艺品制作产业化发展中的“家庭作坊”和结合歌舞表演出现的其他类型的生活化生存，例如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表演所带动的“木卡姆乡村旅游”。
二、文化空间的旅游化生存路径分析
上文中我们谈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静态保护的局限性。实践证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在建案、立档、记录和资金输入等静态保护手段的基础上，实行动态保护，即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的特点，通过“内源式”、“造血式”的自我发展手段，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永久生命力。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趋同性、现代化、全球化等词语所体现的当代发展潮流下，追求绝对的“原汁原味”、“原真性”都显得不切实际。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永久生命力，唯有迎合时代特点，通过主动参与市场竞争、创造经济价值的方式实现传播，得到主流思想的认可，成为“潮流”的一部分，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与传承”。
“文化商品化”、“文化产业化”、“文化资本化”等词语在近几年的文献中频频出现，说明文化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已经成为学者们较认可的“动态保护”手段。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异、奇、少”等特点迎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积极参与主流文化的竞争，以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实现传承和发展。丽江束河“一把锥子走天下”的皮匠文化一去不返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当地皮具没有与时俱进，缺乏时代性，相比之下，大理周城白族扎染技术的产业化发展使该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成为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的表率，产业化发展使大理白族传统扎染技术获得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该村90%以上的人口都在从事这个传统技艺工作，经济利益保障了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大理鹤庆新华村的传统银器加工的市场化、广西旧州壮族传统手工艺品绣球的产业化发展等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本化”运作带来的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成功先例。
对于文化空间来说，与上文提到的工艺品制作等文化表现形式的区别在于，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物质载体，其特有的空间性、时间性、参与性等特征决定其市场化运作必须借助一定的平台。旅游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产业，肩负着文化传播、文化交流的使命。文化空间是天然的旅游吸引物，通过旅游搭建“民族文化产业化”的平台，走旅游化生存道路。通过剖析文化空间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空间是特定群体周期性地在特定时间于特定场所或地点按照一个特定制度举行的集中体现该群体的传统习俗、价值观、信仰、艺术等文化特性的活动。其整体性、活态性和文化性的表征都意味着对文化空间的旅游产品设计要避免对其文化整体性的割裂。传统的舞蹈表演、旅游纪念品出售等文化商品化手段不能体现文化空间“整体性”特点。因此，文化空间的旅游化生存要注重体现其空间性、时间性、整体性、活态性、文化性等特点。结合舞台化生存和生活化生存两种模式的特点，可以归纳出文化空间的旅游化生存路径。
其一，以“核心象征”的提炼为主的大型歌舞实景表演。高丙中认为核心象征是指一个社会因其文化独特性表现与某种象征物或意象——通过它可以把握一种文化的基本内容，犹如孔雀舞是傣族的象征、甩发舞是佤族的象征、霸王鞭是白族的象征、马头琴为蒙古族所有……因为文化空间是“地方传统文化特色的集中展现”，是综合体的存在形态，因此需要从文化空间中提取体现当地“核心象征”的文化因子作为“资本化、商品化”的对象。根据目前文化旅游发展的时代性特点，大型实景歌舞表演以孕育文化的山山水水为天然舞台，以传统文化的核心象征为着力点，结合现代的声、光、电等高科技舞台技术，演绎富有地域文化特色，集唯一性、艺术性、震撼性、民族性、视觉性于一身，被称作演出的革命、视觉的革命。大型山水实景演出有别于剧场、演播厅里的舞台，更能让游客体验并了解地方文化，高经济效益和高社会文化效益使这一形式的“舞台真实”席卷全国，从桂林到丽江，从丽江到海南，张艺谋《映象》系列成为传统文化“舞台化生存”的品牌形象。“实景演出”的特点与文化空间的时间性、文化性、空间性、整体性等特点相吻合，通过“构建文化空间”将这种商业化运作模式与文化空间有机结合，在合理有效的.管理、保护措施的保障下，形成以经济促传承的良性互动。
其二，以展示民俗文化“氛围”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文化空间的活态性、空间性决定它必然与当地生活空间以及特定的物质承载地域水乳交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文化景观”。文化景观的内容除了一些主要通过视觉感官感受到的具体事物——物质景观外，还有一种可以抽象地感受到而难以表达出来的“气氛”——非物质文化景观，它是不被人们直接感知的、无形的，但却对景观的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如思想意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产关系等，还包括一种人们可以感受到、却难以表达出来的“氛围”。
从非物质文化景观结构示意图可以看出，处于景观基础地位的民俗是最脆弱的，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是保护的重点，也是文化空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而（本网网 ）自始贯穿文化空间的“民俗”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集传统文化色彩为一体的文化空间无疑是最理想的非物质文化景观。同济大学博士生廖嵘在其博士毕业论文中就对非物质文化景观的旅游规划设计做了详尽的阐述和分析，他认为作为非物质文化景观传承的主体——每一个处在特定文化形态中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会消失，可是文化景观却毫无间断地传承下来，它就像信仰“轮回”说教的宗教所主张的“灵魂”那样，一个居住的身躯腐朽了，就离开它，转移到另一个新的身躯，并赋予这个新身躯以生命力，非物质文化景观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传了下来，并且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强大。抢救、保存与保护非物质文化景观的关键是保护其赖以生存的原生态文化环境和建立文化传承的完整链条或谱系，而开发非物质文化景观旅游无疑是一条两全其美的绝好选择。文化空间向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的转换无需过多的包装、设计，换句话说，文化空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是同质不同名。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旅游是文化空间旅游化生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综上所述，文化空间的旅游化生存路径主要有两种：舞台化的“实景展演”式构建文化空间和生活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旅游。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开发模式将二者结合，其旅游化生存路径图如下：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点是跳出过分强调原汁原味、真实性的“意识怪圈”，因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决定文化变迁的必然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高高在上，而应与人们形影相随，让其走人现代生活才是对其最大的保护，也就是增强其自身的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关键。文化空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集中展现”，缺乏具体的物质载体，其发展路径必须要借助相应的平台。“大型实景歌舞展演”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旅游”是文化空间的两种旅游化生存模式，旨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寻得一个生存和发展空间，并在保持文化空间相关特性的前提下，借助旅游的平台，以旅游产品的形式将抽象的文化空间展现给大众，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实现文化空间的传承和发展，做到经济和文化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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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良渚文化存 篇七
摘 要：在石器时代，北方的红山文化与南方的良渚文化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有特点的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留下来的优秀文化。由于这两个文化所处的时代十分的接近，所以导致两个文化存在许多可以比较的地方。尤其是在玉器方面，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和良渚文化的玉琮无论是在功能上还在形制上都有相似之处，所以也引发诸多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红山文化；玉猪龙；良渚文化；玉琮；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7-0008-03
玉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产物，它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浓厚的民族气息被世界各国当作东方华夏民族特有的文化组成部分而在国外赢得了“东方艺术”的美称。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就对玉有着十分特别的情感，经常将许多传统美德赋予在玉石身上，把玉石当作传递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虽然玉石在质地上有优劣之分，在材料上也有着很大的出处，但是这却不影响人们对它的珍爱和推崇。早在史前时代，中国就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玉器文化，尤其是以东方沿海一线为核心的新月形地带，出现了许多独特而又影响较大的玉器文化，自北向南，交相辉映，而其成就最高的当属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
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是位于中国南北两个地区的文化，在时间上两个文化也有早晚之分[1]。如果按常理来说，两个文化无论在位置上还是在时间上都不应该有太多的交集，甚至可以说这两个文化似乎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二者之间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玉器上，两个文化作为原始社会时期，都曾在玉器这一方面有着较高的成就。关于这一点，也引发了许多海内外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探讨。而本文是将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诸多玉器方面的相似和不同之处作为基础比较红山文化玉猪龙和良渚文化玉琮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2]。
一、相同之处
首先，从红山文化玉猪龙和良渚文化玉琮的功能上来看，玉猪龙和玉琮都是具有特殊宗教祭祀意义的玉礼器。根据玉石发展的历史来看，可以知道最开始玉石是被当作制作实用工具的材料。当时人们还未曾将玉石与普通石器分离开来，后来由于玉石坚韧耐用，适于打制锋利的工具，因此才被人们重视。所以说最开始玉石不是作为礼器来使用的，但是后来随着人们对玉石鲜艳的色彩和细腻温润的质地等方面的认识，从而将玉石从普通实用工具的材料提升为装饰品的原料。后来甚至将玉石作为沟通神灵的主要礼器的原料来使用。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远古时期的人类才创造了一系列与宗教祭祀等方面有关系的玉礼器。而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和良渚文化的玉琮则是当时社会形态下所创造的代表作品。从宗教祭祀的角度来看，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和良渚文化玉琮在祭祀的形式和器物的形制上都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在宗教意义上来说，无论是红山文化还是还是良渚文化的先民所表达的愿望，都是通过对天地的祈求，获得神灵的保佑，从而使得整个族群能够获得足够的食物，使后代子孙繁荣昌盛，生生不息。而从这一点上来看，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和良渚文化的玉琮所代表祭祀的对象都是天地。所以可以推断出，两个文化都具有祭祀天地的习俗，这种习俗也是通过玉猪龙和玉琮这两个典型的玉礼器而展现在世人面前。
其次，红山文化玉猪龙和良渚文化玉琮都是图腾制度的产物。图腾是标志或象征某一群体或个人的一种动物、植物或其他物件[3]。而在原始社会时期，远古人甚至将图腾作为自己的祖先或保护神。由此来看，玉猪龙和玉琮都符合作为图腾的标准。从玉猪龙的外形来看，其形状大多呈椭圆形，整体造型厚重，圆润光滑，线条简练、粗犷。玉猪龙的头部很大，近体量的一半，大耳、扁嘴，鼻梁上带有明显的皱纹，身体弯曲，似蛇形，首尾相连或断开。从这些特征来看，大多数学者认为该玉器的原型是“猪”和“蛇”的结合，也有的人认为是“熊”和“蛇”的结合。无论是“猪”还是“熊”，玉猪龙所表现的形象特征都是源于当时北方地区常见的动物。而且从红山文化的先民对玉猪龙这种玉礼器所采用的祭祀方式和玉猪龙的特征可以得知，无论是从形象上还是从其功能上都表明玉猪龙就是图腾制度下的重要产物。
不仅是玉猪龙，良渚文化的玉琮也是巫术与宗教的产物。从玉琮的设计和制作上都可以看出，玉琮是在巫术和宗教的趋势下才创造出来的。尤其是玉琮外方内圆的设计，就代表了天和地，中间的穿孔则是表现与天地之间的沟通。而从孔中穿出的棍子就是图腾柱。而且在玉琮的表面会绘制一些动物的图像，表示巫师通过玉琮身上的动物来完成沟通天地的任务。因此，可以看出玉琮就是中国远古时代人与天地沟通的主要工具[4]。所以根据以上的内容，可以推断出玉琮是远古时代人们沟通天地的图腾神器。通过对红山玉猪龙和良渚玉琮的对比不难发现，两者不仅都是图腾制度的产物，而且还都是当时原始社会时期对天地进行祭祀的重要玉礼器。
第三，红山文化玉猪龙和良渚文化玉琮都是出现在原始社会时期。都是史前时代的重要产物。根据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可以知道玉猪龙是距今五、六千年的红山文化的重要代表产物。而玉琮则是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的代表产物。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距今的时间可以看出两个文化都处于原始社会时期[5]。根据当时人类社会发展的状况来看，可以知道当时人类社会还不是十分的发达，对自然的改造的能力也不是十分的强，所以说当时人类的抗灾能力也很弱。因此就造成人们希望通过祭祀的方式来求得风调雨顺的年景，从而获得一些生存下去的必需品。而玉猪龙和玉琮这种用来沟通天地的玉礼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所以说，如果脱离了当时的环境也就形不成现在看到的红山玉猪龙和良渚玉琮了。因此，可以得出玉猪龙和玉琮都是当时原始社会的产物。
二、不同之处
从红山文化玉猪龙和良渚文化玉琮的研究当中可以得知，由于玉猪龙和玉琮都是原始社会图腾制度的产物，所以在思想内涵等方面都有相似的地方。但是，由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所处的地域不同，一个处在北方地区的西辽河流域，另一个则位于南方地区的环太湖流域，所以受到地域因素的影响，红山玉猪龙和良渚玉琮也有着许多的不同之处。
首先从玉器的形制上来看，红山玉猪龙和良渚玉琮有着较大的区别。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主要是模仿动物的形态，所以目前看到的玉猪龙造型一般呈现“C”形[6]。其头部较大，有两个像三角形一样的耳朵竖立在头顶。玉猪龙的鼻梁微凹，嘴部略凸，前端有两个并列的圆形鼻孔。圆眼周围有双圈或扇形的眼眶，在玉猪龙的鼻梁上还有多道像沟纹皱褶，极富猪的特征，这种形象的玉器很可能来源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猪，是一种经过高度概括和简化后的猪首形象，所以也作为一种神灵崇拜物。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玉猪龙的头部表现的不是猪的形象，而是熊。但是无论玉猪龙所表现的造型是猪还是熊，其主要形象一定是该地域所具有的一种动物，而玉猪龙则是对这种动物形象的模仿。所以说，玉猪龙就是一种动物神，而在原始社会时期，这种像玉猪龙的动物神占有较大的比例。其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社会科学不发达，对一些自然现象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所以认为自然万物均为神，而能够根据自然规律相应反应的动物更是具有神的性质。所以，像玉猪龙等一样的动物玉器就被作为祭祀时充作礼器的最佳选择。
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在形制上主要模仿动物，虽然不同的玉猪龙在大小、形象上略有不同，但是大体的形制却极为相似，不存在太大的出处。而良渚文化的玉琮则不相同，虽然从形态上来看，良渚的玉琮是符合当时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而制成呈方柱体，当中是上下相通的圆柱，但是由于良渚文化的玉琮起源说较多，也导致玉琮的形制上有较大的差别。良渚文化的玉琮形制大致分为3类：第一种就是圆镯玉琮，该类型的玉琮内外均呈圆形，中间的穿孔较大，外部没有明显的四角，作为浅浮雕形成的凸起或四块对称的弧面方块，并用阴阳线雕琢成简化的兽面纹饰。第二种被称为宽矮形玉琮，此类玉琮呈现出矮方柱形，琮面的圆柱体上有4个凸出的直角凸块。中部有一条横槽，将凸块分为上下两节，以四角为中线。第三种则是高形玉琮，玉琮呈现出方柱体长筒形，外方内圆，上大下小，中有对钻圆孔，两端孔内有台痕，外表两端为方圆形的射口[7]。从良渚文化玉琮的形制上可知，玉琮没有太多对自然实物的模仿，而是根据人们对天地的认识，将外方内圆的形制当作自然的形态。玉琮作为一个玉礼器，其形态完全是建立在原始人对其的想象当中，自然界没有实物可供参考。所以从形制的角度来讲，玉猪龙和玉琮最大的不同就是玉猪龙的形制是建立在对动物的模仿上，能够从自然中找到相关的动物原型，而玉琮则是建立在人们想象的基础上，不能在自然界中找到相应的原型。
其次是从纹饰上来看，玉猪龙以动物作为雕刻主体外，该种玉器身上基本没有其他雕刻形式，没有引人注目的雕刻纹饰。而玉琮则不同，在玉琮的身上会有“神人兽面”的纹饰。这种纹饰一般以转角为中心，刻4组神人兽面纹饰，该纹饰上部为神人，头上饰有羽毛，象征高耸宽大的羽冠，下部一般为首面椭圆形斜向的眼，蒜头鼻，口部简化，仅刻2上、2下4个獠牙，五官均饰有细密直线弧线，其余部分由涡纹填满，组成了一幅既清晰又完整的神人兽面画像。玉琮身上的神人兽面纹多以简化形式为主，其上部以两个弦纹代表羽冠。两眼小而圆，多具有尖眼角，嘴呈横长的椭圆形。而高度简化的神人兽面纹甚至已不见眼和嘴，仅仅以两条弦纹作为装饰。所以从纹饰上看，玉琮的人为加工的痕迹比玉猪龙要多。
通过对红山玉猪龙和良渚玉琮的比较研究，不难发现作为史前时代的文化，玉猪龙和玉琮在功能等方面都具有相似之处。而且由于两个文化都是处在原始社会时期，所以作为同一时代的两种不同文化在玉礼器的设计方面有着相似之处。当然，由于地域的原因，红山文化玉猪龙和良渚玉琮在形制上和纹饰上有许多的不同点。综上所述，红山玉猪龙和良渚玉琮在玉礼器方面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造成这种相似的原因主要是在大致相同的环境下，受到宗教巫术的影响，而以玉事神的玉礼器也正是这种宗教巫术的一种具体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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