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启示（8篇）
1.转型启示 篇一
创新引领促转型
务实干事奔小康—常村转型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寿阳是传统的农业大县，农业人口16万人，占到全县总人口的73%。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繁荣农村经济，带动农民致富，是县委、政府的重要任务，更是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头等大事。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政府的宏观谋划及农业部门的实施推进，更离不开村一级干部的引领带头和老百姓的亲自实践。在近些年涌现出来的一些先进村中，正是有着一些忠诚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带领老百姓干事创业的优秀农村干部，才能在全县农村中脱颖而出。上湖乡常村这个以种植玉露香梨而闻名的村子，就是全县先进村的典型。结合正在开展的“三严三实”活动，通过对常村走访调研，形成如下报告。
一、常村基本情况
常村位于上湖乡西部，为古晋阳至马首邑的必经之路。全村国土面积16.4平方公里，辖常村、北梁、杨家垴、沟底4个村民小组、8个自然村，户籍人口206户、668人。全村耕地4700亩，退耕还林地1200余亩。常村是典型的农业村，坡多地广、日照时间长，生态优良、昼夜温差大，适宜发展山区特色农业。常村人民立足自身优势，经过长期的艰苦奋
斗，改变了贫穷落后面貌，走上了增收致富的快车道，农民人均纯收入全乡第一，林果产业规模效益位居全县前列。纵观常村的发展历程，大致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是靠天吃饭的粮食作物种植阶段。长期以来，常村农业以玉米种植为主导，间种部分杂粮作物，基本属于靠天吃饭，农民收入受粮食产量和价格影响较大，增收不可持续且空间有限。
二是种植结构调整的起步阶段。为了打破传统的农业种植模式，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常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尝试种植了以玫瑰红、红星、金冠为主打品种的苹果经济林。通过种植苹果，让常村人初步尝到了结构调整的甜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他们根深蒂固的农业思维，开启了常村农业产业改革的探索之路。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由于品种逐步老化，效益不断降低，常村的苹果产业也走向衰落。
三是优势主导产业的发展壮大阶段。近年来，在全县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走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之路，打造“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政策引导下，常村抓住了这次难得的发展机遇，经过认真调研，结合自身实际，因地制宜确立了玉露香梨新品种种植。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在各级农业技术部门的扶持帮助和常村人民的不懈努力下，玉露香梨在常村落地生根并蓬勃发展。目前，全村梨树种植面积达到1850
余亩，占到了全部耕地面积的40%，被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授予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玉露香梨示范基地。今秋400亩香梨已挂果，产量约在10—12万斤，产值约40—60万元左右，之后每年产量产值可逐倍增长。待全部梨树挂果后，人均可增收3000元，玉露香梨已经成为常村人民增收致富的朝阳产业。
二、经验启示
常村农业的蓬勃兴起，不仅带动了常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给我们广大山区农村树立了典型样板。一定意义上讲，常村的发展模式就是上湖的发展模式，就是南乡的发展模式，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总结。
一是有一支务实重干的党员干部队伍。村干部是一个村子的带头人和领路人，他们的工作作风、能力素质决定着整个村子的发展走向。在常村正是有着一批老实做人、踏实谋事、务实创业的党员干部，才使得常村的发展日新月异。在玉露香梨产业发展之初，为了赢得村民的支持和信任，村主干先行搞市场调研、向专家咨询，干部带头学技术，党员先行做榜样，为香梨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村支部书记侯志强，从1975年起，在支部书记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四十年，这在支部书记中是很少见的，其中承载着他为全村长期的辛勤付出，更体现着村民对他为人处事、工作能力的充分认可。
侯志强带头出资5万元，成立了寿阳县玉露香梨科技有限公司，并第一批试种了6亩玉露香梨，采取公司+农户+基地的运营模式，在全村逐步推广扩大种植面积，最终形成现有的规模。如今的常村，干群团结，文明和谐，经济繁荣，是全乡首屈一指的先进村、富裕村。
二是有一股敢想敢干的冲劲和胆量。山区农村普遍受自然条件及经济水平制约，长期发展滞后，难以摆脱贫穷落后面貌。但客观冷静分析，我们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在不利条件下挖掘自身潜力的决心。常村同大多数农村一样，除了土地没有其它资源优势，发展同样面临着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的困境。但是常村人没有因此固步自封，而是大胆探索，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找准自身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在有限的资源里发现无限的商机，并为此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推动农业产业不断上档升级。从种玉米到种果树再到打造玉露香梨产业园区，在一次次的产业更新换代后，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三是有一种不懈探索的决心和毅力。小富即安是在农村普遍存在的一种思想，往往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就满足于现状，干事创业的劲头慢慢消减，没有了更进一步发展的愿望和动力。反观常村，在玉露香梨产业取得成功之后，常村人并没有自我满足停下继续发展的脚步，而是在谋划更加长远、更
可持续的发展。他们在扩大梨树种植面积、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继续推动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提出了“双培双带”战略，同步发展畜牧养殖产业，并且已经初具规模。在此基础上，常村还按照现代休闲观光农业的理念，规划在未来几年，将常村打造成集农产品物流配送、采摘加工、种养殖以及农家乐为一体的农业产业综合发展园区，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三、思路对策
立足山区农村的实际情况及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可以说山区农业大有可为，前景十分广阔，常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关键是找准结合点，选好突破口，把一切有利因素调动起来，凝聚各方力量投向山区农业，带动山区经济快速发展。
一要借好外力。凭风借力好行船。山区农村普遍基础差、底子薄，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自主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仅凭一家一户小打小闹，短期内很难形成突破。这就要求我们转变思路，用市场观念和工业思维来经营农业，学会借助外力、寻求合作，实现壮大自身、共赢发展的目的。一是要整合优势资源。以土地流转的方式，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把农村闲置耕地、荒山荒坡等土地资源集中打包，形成一定规模的资源储备，完善对外合作的基础条件。二是要开展招商引资。加强对外联系和交往，利用一切场合和渠道寻找合作的机会，以资源引资金、换项目，只要有志于、有利于山区农业发展，外地客商、本地企业家、能人大户、大学毕业生等各类人群都可以引进来。依靠他们的资金、技术、管理优势来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土地的利用价值和经济效益。以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合作模式，把企业、基地、农户、市场等环节有效衔接起来，实现企业效益与农民利益的捆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三是要引进技术人才。近年来，随着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涌现出了一批山区农村致富的典范，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发展思路和运行模式，别人的人才、技术等都可以为我所用。在技术人才的引进上，要借鉴景尚乡的经验和做法，以优惠条件把外地技术人员吸引过来，给工资、给土地进行免费试种，牺牲一点眼前利益，换来的是技术大革新、产业大发展。
二要激活内力。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不论以何种形式经营农业，这一点都不能脱离和改变。只有把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让农民主动求新、求变、求突破，才能实现农业的转型跨越和可持续发展。如何把我县山区农村搞活，关键是谁来引路、谁先尝试。村干部作为农村发展的领头雁，带领农民致富的主心骨，就要身先士卒，带头搞试验、做示范，让农民看到实实在在的效益，帮助农民消除疑
虑、放开手脚。只要把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形成人人想发展、谋发展的浓厚氛围，眼前的困境将迎刃而解，山区农村将焕发出新的活力。
三要政府加力。农业的特殊性质及山区农村的现实状况，需要政府继续加大对山区农村的扶持力度。在优惠政策的制定上，每年的专项扶持资金要雷打不动，并适度增加财政投入，扩大扶持范围，细化帮扶措施，使政策更加科学完善。充分考虑山区农业较平地农业的先天劣势，在政策上要予以适当倾斜，以鼓励更多有想法、有能力的企业、老板、大户扎根山区。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要把更多的资源要素向山区农村转移，当务之急是解决水、电、路等瓶颈制约，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为调整产业结构、扩大种养规模、发展高效农业提供便利。在服务体系的建立上，要从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进一步完善农技推广体系，因地制宜推进科技进村入户，加快培养农村技术人才和新型农民；综合运用手机、网络、电视等信息媒介，搭建起便捷的信息交流服务平台，方便农民获取信息，指导生产；要积极创造条件，做好小农业与大市场的对接，引导帮助农民开拓市场，加强农村经纪人队伍和专业组织协会的培养，建立成熟的市场营销服务体系，降低市场风险，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2.转型启示 篇二
1 城市化迅速扩展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 从某种意义上, 也可以说是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化。”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卡里指出:“美国诞生于农村, 移居在城市。”近代美国的崛起、现代美国的繁荣、当代美国的称霸都是建立在城市化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 伴随着南方重建的脚步和西进运动的扩展, 美国在“镀金时代”期间农业经济一度相当繁盛, 农村人口众多。但自进入20世纪之后, 伴随着城市化扩张的影响, 大量美国农村居民主要通过两条道路转变为城市居民, 成为美国农村人口急剧下降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道路之一在于加快城市建设。伴随着工业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区、商业区、服务业区也就随之而发展起来。伴随着大城市的发展, 周围环绕的郊区转变为上层建筑和中产阶级的居住区, 卫星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宛似美国“边疆学派”对于美国“边疆”的描述, 美国城市的“边疆”一直处于不断的对外扩展中。卫星城市的出现和扩大, 又再一次推动了城市的边缘向更远的郊区和农村推进, 城市越来越大, 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农村越来越小, 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在这种快速的城市扩张过程中, “农民本能地认识这条界限 (农村与城市) , 知道什么时候他已越过了界限, 明白他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
道路之二在于向城市移民。列宁指出:“事实上, 资本主义基本的和主要的趋势就是大生产排挤小生产, 无论在工业中或农业中都是如此。不过不能把这种排挤简单理解为立即剥夺, 可能会延续许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小农的破产、经济状况的恶化也是排挤。”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 由于第一、二次农业经济危机长期存在、垄断资本入侵农业、大农场兼并之风盛行等因素的影响, 大量农场倒闭、无数农户破产。尤其是在第二次美国农业经济危机期间, 由于危机持续的时间跨度太长, 从1920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1941年, 因此对农业的破坏性也很强。根据美国农业普查资料, 二十年间, 美国先后倒闭的农场数 (还不包括因欠税而被政府拍卖的农场) 达到213.5万个;在1930年有抵押负债的农场达到416.3万个, 占农场总数的66.2%。从1935年到1970年, 被剥夺的中小农场超过430万个, 平均每年约12万个。与不断挣扎在破产边缘的农村生活相比, 城市里繁华的生活环境、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1900~1919年, 在美国只有纽约、芝加哥、费城3个城市属于人口数量在100万以上的大城市。1920~1929年的10年中, 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到10个。在这一时期, 大约有1944万人从农村涌入了城市。“随着向城市的移民, 美国的‘城市’和‘农村’社会不再是遥远的两极。……犹如战后的两个国家, 他们打开了边界, 逐步交换民众, 设置交通线。城镇在经济上已同城市连成一起, 城市为他们的产品提供市场, 城镇也越来越成为城市商品的消费者, 同样在思想上也是如此。”
“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中, 北部和中西部小城镇和农村几乎每家至少都有一个人变成了城市居民。”新兴城市的兴起和农村人口的加入推动了城市建设的步伐, 但同时也加重了城市所面临的人口压力, 导致出现住房紧缺、交通拥堵、环境破坏、食品缺乏、教育困难等各种各样的相关问题, 对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2 工业化引发变动
曾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历史就是一部美国人从农民变为工人, 再由工人变为职员的历史, 这个转化的历史过程与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紧密相联、互为因果。19世纪中期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传播到北美大陆, 美国全国工业化的序幕随之拉开。从美国内战结束后开始到20世纪初工业革命在美国最终完成, 美国全国范围内工厂企业遍布, “大企业时代”取代了“小企业时代”, 建立起了美国整体的工业文明。伴随着工业化发展的威力, 美国工业体系、工业部门、工业城市与工业成果由内战前的北部地区向南部和西部地区扩展, 并逐步渗透到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南部和西部地区, 从农业的实际生产过程到农产品的加工、运输、销售环节处处都体现着工业文明的支持, 对于农业产业的影响相当广泛。在这些实际影响中, 工业化对农业发展所引发的最重要的变动就在于农业生产工具机械化对于犁地、播种、施肥、灌溉、收割等农业具体生产过程的巨大影响, 极大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 但同时会对农村劳动力人口的需求产生反作用,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 或者按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 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资本的积累而绝对的减少, 而且对农业人口的这种排斥现象不像非农业产业那样, 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 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
列宁指出:“一方面, 资本主义正是引起并扩大在农业中使用机器的因素;另一方面, 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即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和进一步的发展。”在19世纪中期以前, 美国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业生产技术相当落后, 基本上是在依靠人力完成农业生产, 因此而产生了具有绝对数量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 从19世纪中期到1910年之前, 美国农业生产实现了以畜力为主的农业半机械化。从1910年到1940年, 美国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从1940年到1970年, 在战争需求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 美国彻底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农业机器被普遍运用到每一个农业生产的具体环节中, 对农村劳动力人口的需求也随之迅猛下降。
“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 即在全国农业完全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 并且在各种农业作业中都普遍采用机器时, 与工业工人不同, 农业雇佣工人的绝对数量就一定会减少。”美国农业机械化在经济方面最突出的效果表现在节约劳动方面。据美国农业部估算, 从1917年到1944年由于加强机械化而节省的劳动有42亿人时。在1944年以后, 由于农业机械化的进一步发展, 节约的劳动更多。据美国官方统计, 从1940年到1970年的30年时间内, 共节约了139.5亿人时。“农场主设法降低生产费用, 例如大量采用蒸汽发动机和新机器。这些机器一方面代替了马, 把马从经营上排挤了出去, 另一方面也把农业短工游离出来, 造成了一个人为的过剩人口, 并由此引起工资的再度下降。”农场主积极采用机器进行机械化生产, 可以得到提高劳动生产率、解雇剩余劳动者、压低雇佣劳动者报酬三方面的收获, 而普通的农业劳动者则面临着巨大的失业风险。除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外, 诸如新的农业机械、杂交品种、水土保持、化学肥料、农产品保管与加工、病虫害的防治等科技方面的进步也促进了美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同时对农村劳动力人口起到了进一步的排挤。
大量失业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以长期农村移民或短期打工者的身份角色进入城市务工, 引发了由城市工作压力引起的连锁反应, 例如没有固定住所的流动劳动力人员的管理问题, 又如城市贫民窟的大量出现、城市居民对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歧视、就业机会不平等、犯罪率激增、种族歧视严重等城市新问题, 需要通过政府的行政措施、国会的立法修正、司法的公平效应、社会的自我调控等措施共同消除由工业化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3 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虽然在早期美国宪法中出现过“国家提供社会公共福利”的字句, 但直到20世纪之前, 美国一直没有建立起系统性的社会保障体制。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 “自给自足”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实际生活中都是广大国民的首要选择;另一方面是由于“在一个崇尚个人与自我的国度里, 人们普遍担心国家是否会因此过多地干涉个人的生活”。但是伴随着城市化的扩展与工业化的加速, 尤其是数量极多的农村移民人口和失业农村劳动力人口涌入城市, 在国家的大、中城市里, 失业、退休、住房、养老、医疗、贫困、教育、歧视等随之引发的各种新的社会问题纷纷出现, 特别是失业人口和流动人口的犯罪问题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性, 迅速上升为美国政府需要重视的问题。面对纷繁复杂的城市问题, 美国政府并没有单纯采用严刑峻法管制的法律高压政策, 而是把建立、健全、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以稳定社会心理、保障公民生活视作最重要的事务。
1916年马萨诸塞首先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失业保障法律, 拉开了美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序幕。但由于美国传统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 福利体制改革直到1933年前一直没有什么大的突破。众所周知, 美国在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最重, 工业生产持续下降, 失业人数大约为劳动力总人数的1∕4。在资本主义大危机影响下, 大量破产农民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引发了人口变动的一次小高潮。但胡佛总统坚持“自然调节”, 认为由政府推行福利政策“就不仅危害了美国人民生活中极其宝贵的品质, 而且打击了自治的基础”。1932年临危受命的罗斯福总统改变了传统政策, 运用政府的权力对经济进行干预, 其“新政”开始了美国“福利主义”试验, 通过《农业调整法》、《全国工业复兴法》、《联邦紧急救济法》、《社会保险法》、《全国劳工关系法》、《公平劳动标准法》等法案, 运用国家机器的力量调节生活、就业、社会公正、产业关系等各方面的矛盾。
在1946年前后, 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大量复员军人不愿意回到农村而滞留城市, 引发了农村人口锐减、城市人口剧增的又一次小高潮, 加深了城市面临的矛盾危机。1948年杜鲁门连任总统时在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只有通过帮助人类大家庭中那些最不幸的成员自助, 人类才能过上体面的、令人满意的、人人有权享受的生活。为民主才能产生活力, 推动世界各国人民采取行动, 不进去战胜压迫他们的人, 而且去战胜他们的宿敌———饥饿、苦难和绝望。……我们希望协力创造条件以最终实现全人类的个人自由和幸福。”在杜鲁门“公平施政”的允诺下, 美国政府要让“每一个美国人都有机会从我国日益增长的富裕中得到他们公平的一份”。杜鲁门采取了多项措施来消弭人口变动而引起的社会矛盾, 包括:通过《1946年就业法》, 利用政府的行政力和协调力来帮助实现“最大限度就业”;在《1949年住宅法》中规定政府将在6年时间内为低收入家庭建设81万套廉价公共住宅;通过《1949年农业法》;1950年通过《社会保险法》修正案把退休工人养老金提高77.5%, 并提出从强制保险费和国家收入中支付医疗费用, 由地方政府兴办医院和医疗机构。自杜鲁门之后美国历任总统一直重视加强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6年签署了社会保障法修正案, 调整和扩大了福利保险的范围;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就已提出反“贫困”战略, 并从1961年开始开发山区、建造综合住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约翰逊总统把消除“三害” (贫困、特权、歧视) 作为“伟大社会”构想的突破口, 并为此而减税、提高医疗保险费、增建廉租房、政府补贴房租、实施教育和培训计划、帮助贫困者就业。“总之,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联邦政府在缩小贫富差别、改善福利条件、提高教育水准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把美国的社会经济改革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其广度和深度超过以往的历次改革。”
根据美国官方对外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美国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变动已基本上趋于稳定。几乎是在同一时期, 美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基本框架、主导思想、涉及范围、囊括结构等都已基本明确。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由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体系提出并执行, 由国会立法机关通过相关法案, 由司法体系确保公平执行, 不断对社会进行调控并激发其自我调控, 对于美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动力人口在城市的生存提供了最低限度的保障, 消弭犯罪动机, 消除隔阂与歧视, 使他们与城市居民共同分享城市资源, 也为农民向市民的过渡争取了时间。“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 美国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 其中作为组成新社会的每个个体同样经历了一个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充满痛苦的缓慢过程, 这正是社会转型的艰难之所在。……经历了这种变化, 许多农民成为城市居民的一员, 他们随着市场经济海洋的波涛而驶入新生活的彼岸, 进入了新的城市生活的层次。”
4 结语
今日的美国属于当代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其工业、金融业经济实力都位居前茅, 华盛顿、纽约、洛杉矶、曼哈顿、西雅图、旧金山等著名城市成为美国的标志性“名片”, 工业人口与城市人口数量在美国人口总数的比重中稳居上风, 农村人口与农村劳动力人口数量已严重萎缩。在1910~1970年间, 美国农村人口锐减, 农村人口的转型过程在此期间完成。尤其是伴随着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 “作为直接物质生产部门的第一产业 (农、林、牧、渔业) 和第二产业 (采矿、制造、建筑业) 的产值和就业人数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对下降, 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急剧上升。1970~1979年美国的农村人口从占人口总数的5%下降到3%。”但农村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并不妨碍美国农业经济在工业化、科技化、现代化作用下蓬勃发展。到1970年, 美国官方宣称, 美国平均每一个农村从业人员的产品可以供应的人数, 1910年为7.07人, 1940年为10.7人, 1960年为25.8人, 1970年增长到47.1人。换言之, 当时美国农村中一个人的劳动收获量可以养活将近50人。农业经济高速增长、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及由此而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是当代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产生原因、实际后果、以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为主要手段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等应对措施值得其他各国学习与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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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州转型启示录 篇三
苏州的发展之路浓缩了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史，而苏州的转型之路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新模板。
率先发展也就意味着率先遇到难题，苏州经济总量大，资源消耗多，与环境容量小、城市发展空间不足形成了尖銳的矛盾，当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阴影与本地产业发展的困境交织在一起时，产业如何转型?城乡如何统筹?城市如何发展？这座城市的主政者们会如何解决这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苏州做了三件事情，使得这座城市在危机中重新找到向上的动力，并成功地使这座城市焕发出新的活力。
第一件事就是开拓城市中心，布局城市规划。苏州市辖五个城市个个实力强劲，但中心城区发展相对较慢。用三年时间，苏州市布局“一核四城”的发展理念，今年的行政区划调整则是水到渠成。正是这种战略眼光，使得苏州的城市布局更为合理，并为城市发展腾挪出了足够的空间。
苏州全力以赴所做的第二件事，则是全方位的产业转型与升级。这是所有城市都力图有所突破的事情。但海归创业者们为什么会选择苏州？苏州的“丝绸”又从何处提高含金量？众多国际性大学为何都要落户苏州？如果深入观察，会发现从出台政策、招揽人才、提供教育、助推企业方面，苏州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国际化链条。
让苏州市最感骄傲的，则是他们的城乡一体化。苏南模式的特点是其强大的集体经济，怎么解决如此敏感而重大的问题？苏州的做法是让农民说了算，以现代化的议事方式来解决争端，协调利益。在120多万农民实现了居住地转移和身份转变的过程中，苏州宣布：2015年所有农民都要成为股民，家家有股份，人人是股东，年年有分红。
“千难万难企业最难”，“公务员就是服务员”，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对企业家和公务员两个群体的认知理念，最鲜明地显示了这座城市的气质。众所周知，苏南模式的核心在于强政府，他们将这种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政府可以砸30亿来修复古城，消灭马桶；政府可以每年拿出1万亿GDP中的2%投向科研经费；他们还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抢人才”，以至于在一个区域中聚集了数十家国际性大学的合作办学点。
但是政府又并非包揽一切。面对日益多样化的“民有所需”，单靠政府这一个公共服务的“供应商”，显然已经力不从心。把专业的社工培养成名符其实的“CEO”，让社会组织成为政府的“左膀右臂”，让社区成为展示现代化建设的靓丽风景线，是苏州着力探索的社会管理新方向。
新产业、新城市、新人才。苏州所提供的现代化转型路径，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搬。唯有深入其中，方解其路径攻略，本期《小康》记者深入苏州六区四市，通过一系列采访报道探究苏州模式再创新的地方经验。
4.转型启示 篇四
一、XX支行推动营业厅转型的做法
1、组织学习培训。为了尽快让员工迅速接受网点转型这一新思想、新思惟，在支行个人金融部、财会运营部牵头下，营业厅以《中国农业银行网点转型指引》为蓝本，陆续举行了9期网点转型培训班，对网点主任、大堂经理、个人业务经理、会计主管、柜员等各岗位员工40多人进行了系统培训，并组织学习山东济南分行营业部网点转型经验，积极展开大堂服务演练和培训工作。通过集中组织学习，向广大员工灌输转型的知识和理念，为网点转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细化功能分区。依照功能分区、业务分流、客户分层的要求，围绕提升客户体验，营业厅全部依照高柜区、低柜区、理财区、自助服务区、客户等待区科学布局，辨别不同的交易性质分流客户，引导客户选择网点内服务效力最高的区域。依照先机器后人工，先低柜后高柜的原则，2万元以下存取款业务由大堂经理引导至自助区办理；2万元以上的业务，大堂经理辨认后原则上先上低柜，增加营销机会和销售业务；高柜区负责办理现金存、取款业务；低柜区处理非现金或小额现金的账户开立、查询、挂失、转账、理财资讯等复杂业务，由个人业务经理负责。该营业厅二楼理财区设有贵宾室、理财室，设计装修高雅、温馨，私密性强，且免费提供书刊、水果、茶水等，是VIP客户的服务、营销平台。自助服务区设有存款机、取款机、多媒体查询机、个人网银等自助装备，有效分流了简单交易客户。客户等待区整洁舒适，资料、报纸、液晶电视一应俱全，客户可以边等待边休闲，不但能够减缓客户的烦躁情绪，也宣传了农行的产品和服务。
5.转型启示 篇五
摘要：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具有不同于常态社会的特点，本文将从棱柱型社会的特征——异质性、重叠性和形式主义来分析当前中国公共行政存在的问题。关键词：异质性、重叠性、形式主义、中国公共行政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经历了巨变。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借鉴了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成功的发展模式和实践经验。在全球化大潮中，全球先进的知识、技术、理论能够高速、广泛地传播。在迅速学习引进大量新知识、技术、管理经验的过程中，先进与落后、传统和现代的冲突表现得很普遍很广泛。棱柱型社会的特征在中国的公共行政领域表现得很突出。
1.中国公共行政的异质性
里格斯认为异质性的存在是过渡性社会(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特征。所谓“异质性”是指“一个社会在同一时间里,同时呈现了不同的制度、不同的行为观点。”由于一个正好相反的观点和习俗共同平行相处，因而，棱柱型社会的变革是不协调的，不完善的，也是无反映的。如：中央政府部门设置齐全，管理设施先进，而一些边远地区却根本没有行政机构，而是依靠宗教组织、家族组织等来维持秩序。从历史纵向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间较短，在基础起点很低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是不可能的，短期内迅速提高国民素质是不可能的，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迅速达到发达国家那种状态更是不可能的。因此,必然要经历一段先进和落后的激烈冲击和碰撞的时期。
从整体而言，我国处于典型的过渡性社会，既有传统因素的存在，又有现代的因素凸现。从区域发展状态来看，我国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中西部相对于东部和南部而言，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特征更显著，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同时，现代工业文明又势不可挡的强力推进。东部沿海地区如上海广东深圳等地已经发展的相当充足，某些领域已步入后现代社会。从经济运行机制看，现代自由经济已经显露出无比的优越性，但是市场化程度不一而足，经济结构面临重大调整。从行政技术上看，中国政府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举世瞩目。但是由于幅员辽阔，行政层级过多，导致的行政不力，甚至偏远基层处于无序状态。
在社会转型期，公共行政表现出来的异质性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导致的问题则需要以更好的方式解决。在法律的范围内，打击违法行为，对不同观点和行为应当持包容的态度。在不危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允许不同的制度存在。在公共行政领域，健全法律法规，优化行政层级和机构设置，允许言论自由。2.中国公共行政的重叠性
里格斯认为过渡型社会即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存在着严重的重叠性。所谓“重叠性”，是指“一个结构并不一定产生其当有的功能，行政行为往往受非行政行为的标准所主宰,而不受行政的标准所决定。同理，经济行为不受市场规律控制，而受非经济的因素所决定。”在里格斯看来，公共行政的“重叠性”即行政机构的重叠现象。在过渡社会中，在组织和结构上，由于功能的分工不明，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的重叠。
我国的政府组织结构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飞速发展，社会事务日趋庞杂，政府管理范围也随之扩张，政府的权力也急剧膨胀，这样原有的行政机构在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行政职能增加，行政机构扩大，增加和扩大并不是在提前计划好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难免职能的重叠和机构之间争权夺利。而行政系统的改革，是远远难于经济改革的，行政改革是中国现阶段改革的最大难题。我国政府必须承担大量的社会职能，从而设立了庞大的行政机构。同时，我国在建国初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囊括一切社会事务，最终导致行政机构的膨胀。就国务院而言,尽管从1978年以来政府经历了七次机构改革，但收效不大，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府部门林立，职能混乱，某些机构形同摆设。机构的重复建设致使社会资源的浪费，行政效率低下。
针对这些问题，应当进行机构改革。继续推行大部制改革，优化行政方式，简政放权，健全行政绩效考核机制，推行电子政务。3.中国公共行政的形式主义
里格斯认为所谓的“形式主义”，是指“政府所制定的法令和政策不能付诸实施，形同虚设、徒有虚名”。里格斯认为，在过渡社会形态中,国家虽然有着完整的法律制度,但实际上起不到约束和规范的作用,仅仅是形同虚设。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人治思想和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在传统上，公民的权利意识很淡薄，法律只是一个口号性的东西而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极为严重。而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都在飞速发展，新的经济状态下，新的价值观和新的利益格局的出现，作为政府公共政策执行者的各级政府拥有越来越大的行政处置权，而实际的约束机制的法律和制度不能很好的贯彻，就加重了法律和制度的形式主义和行政事实行为与原则的偏离。正如里格斯所分析的那样，西方的行政体制、行政方法、行政技术以及文官制度等在一些新兴发展国家迅速建立起来后，在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这些制度在发展中国家收效甚微，以至于毫无功效，实际上源于行政环境的不同。
在当下的转型期，形式主义表现在：第一，脱离群众，闭门造车，凭印象和主观臆想办事，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工作忙乱，大建形象工程；第二，热衷于提新口号，定新指标，典型的“发烧友”，图虚名、争彩头，追求表面上的“轰轰烈烈”；第三，花花点子层出不穷，今天一个“主意”，明天一个“点子”，从表面上看很有道理，很有功底，实际上是纸上谈兵，不好操作；第四，取悦领导。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善于研究领导心理，投其所好，一门心思跑后门拉关系，以博取领导的赏识和提拔。第五，工作动机不纯。一旦走上领导岗位后，不能虚心听取别人意见，不能平等待人，自以为职务提升了，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就自然而然地提高了，瞒上欺下，追逐名利。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官僚制有着密切联系。问题的指出其实也包含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即：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扎扎实实地为群众办事，不搞形象工程，认真贯彻正确的政策，为官要清廉等等。
总之，棱柱型社会的特征在中国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很明显，针对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更好地完成社会转型。
参考文献
6.经济意识转型与经济体制转型 篇六
经济意识转型与经济体制转型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存在着经济意识转型的.问题.经济意识是经济活动的反映,并通过支配主体的经济行为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经济意识分为刚性经济意识和柔性经济意识.在经济哲学意义上探讨转型时期的经济意识冲突,寻求解决冲突的路向,从而实现经济意识的转型,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 者：石敦国 作者单位：西南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重庆市,400715刊 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6(3)分类号：B036-F121关键词：经济意识 经济体制 转型
7.转型启示 篇七
二、内容梗概
石中英教授在《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一书中对“知识”进行了探索, 对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分析知识与教育的关系, 认为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知识类型, 当一个时期的知识不能满足该时期的社会需求时, 知识就会发生转变来促进社会的进步。教育则承担着生产知识、改造知识、传播知识的重任。随着知识的转型, 教育也不断进行改革来适应社会需求。全书共八章, 分四部分进行论述。
(一) 知识转型的概念
“知识转型”, 指知识类型的转变, 颠覆知识“范式”、知识“形态”或知识“政体”, 即原有的知识型出现了危机, 新的知识型逐渐出现并替代原有知识型的过程。知识转型不是一个自然的和自发的过程, 而是一个历史的和社会的过程, 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动力或社会条件。在知识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关系上, 石中英教授认为知识转型对教育改革的影响通过对社会转型的影响来进行, 这种影响更加间接, 但或许更加深刻。因为教育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 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教育内部的关系都深受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制约, 一定的社会关系又是以一定形态的知识为基础的。知识转型所伴随的必然是知识标准、知识结构、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角色等范畴的转变, 继而必然动摇建立于其上的整个社会关系, 如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等等, 从而对教育的外部关系与内部关系产生相当的影响, 推动着教育改革不断深化。
(二) 知识转型的四个时期
书中, 石中英教授将知识型分为原始知识型、古代知识型、现代知识型和后现代知识型四个时期。原始知识型又被称为神话知识型, 原始教育的教师是“巫”, 向青少年传授神秘性知识或仪式性知识。古代知识型又被称为形而上学知识型, 认为知识是认识者艰苦思考的结果。现代知识型也可称为科学知识型, 认为只有科学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 从而也才是最有教育价值的知识。后现代知识型则更重视人文知识, 更关注对教育精神、教育的社会价值的思考。
(三) 后现代知识型与教育变革
不同时期知识的性质和增长方式不一样。在知识发展的过程中, 知识的性质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促使知识发生转型。随着社会发展, 现代教育精神和理想受到了怀疑, 现代教育面临着教育的人文危机、教育的社会价值危机、教育机会均等的危机、教学危机和教育科学 (理论) 的危机。现代教育陷入了危机的同时, 后现代的文化知识型却正在形成。
1. 知识性质的转变与教育变革
知识从现代向后现代性质的转变加快了“现代教育”的危机, 整个社会呼唤着“现代教育”的改革。在教育目的方面, 后现代教育目的重在追求“发展”。在个人发展方面, 着重于追求“内在发展”, 在社会或国家发展方面, 应该着重于树立和传播以“本土知识”或“地方性”知识为基础的“本土发展”或“内在发展”的理念, 注意培养学生的“本土意识”, 使学生认识、理解和尊重本土知识。在课程知识的选择方面, 开发本土课程, 使本土知识得以选择、保存、传递和发展。加强人文课程, 培养青少年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幸福观。在教学过程方面, 通过课程知识的传递而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批判意识和探究意识。在教育学研究方面, 教育学研究应该意识到时代的需要, 把握新的社会文化需要, 理性处理自己与教育实践工作者的关系, 接纳不同的教育观点, 正确对待国外的教育思想。
2. 知识增长方式的转变与教育改革
随着批判的、综合的后现代知识增长方式的出现, 创新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在教育目的方面, 更加注重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批判意识、综合意识和合作意识的发展。在课程建设方面, 不仅要注重课程内容的精简, 而且要高度重视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呈现方式的改革。在教学活动方面, 教育者应重新认识启发式教学, 大力提倡反思性与合作性教学。在教学评价方面, 应该突出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独特理解、阐释、质疑、批判和创新。
(四) 显性知识、缄默知识与教育改革
在当代知识理论中, 人们将那种能够明确反思和陈述的知识称为“显性知识”, 将不能清晰地反思和陈述的知识称为“隐性知识”或“缄默知识”。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既存在着大量的显性知识, 也存在着大量的缄默知识。中小学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较少注意到这些大量的缄默知识, 但缄默知识及其认识模式都会影响到教学活动的效果。在当前的教育教学改革中, 教师必须意识到教学生活中大量缄默知识的存在, 必须改变自己只是一个显性知识“传递者”的观念及学生只是一个“无知”的人或“不成熟的”认识主体的观念, 并且要使教育教学生活中缄默知识“显性化”, 从而加以检讨、修正或应用。在师范教育或师资培训的目标上, 不仅要教授教师所缺乏的一定的教育理论知识、技能、态度或信念, 而且更要揭示、分析和发展他们已有的缄默教育知识、技能、态度或信念;在师范教育类课程的教学方法上, 既要重视所有由教育理论家们所提出和阐释的教育基本“概念”、“命题”、“原理”的讲授和分析, 更要重视对作为师范教育对象的未来教师和在职教师思想中一些与之有关的“教育民俗”或“民间教育学”的挖掘和分析;在师范类教育课程的教学组织形式上, 要高度重视师范生和在职教师的教育教学实习和实践, 缄默知识作为一类“不可言说”的知识, 很难在以“客观知识”为主导的现代教育体系中加以直接传播, 但可以通过“学徒制”进行传递。
三、对当下教育改革的启示
当前社会处于现代知识型正在向后现代知识型转变时期, 在知识型转变的过程中, 社会矛盾重重, 现代教育亦显现出种种问题, 就如何解决这些复杂的教育问题, 石中英教授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对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开展启示颇多。
(一) 教师和家长应树立后现代知识观念, 促进迈向素质教育的变革
现代知识的教育理想和观念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但如今进行的素质教育改革却得不到家长的认同和理解, 教师也没能真正在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很多教师片面地把学生学的知识少了、做的作业少了认为是素质教育, 家长又认为孩子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下学不到什么科学知识。这样, 家长和教师之间无法在观念上达成一致, 在思想上又都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后现代知识是多样性的, 是充满人文更注重人和社会内在发展的, 仅仅以分数来衡量学生能力和教师教学水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文化的需求, 实施素质教育并不是简单意味着学生背上的书包轻了、学生学的知识少了, 而是更加着重于追求知识的鉴赏力、判断力与批判力为标志的“内在发展”。针对教育实践者片面的素质教育观念和家长传统的“分数”观念, 教育理论者有责任对其进行引导, 从而转变教师和家长的教育观念, 促进素质教育的改革。
(二) 教育者应树立正确的学校教育价值观, 提高自身内涵
现代科学课程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整个学校教育的功利主义, 教育者长期受“科学知识是能够给人们带来实际利益的知识”的影响, 其教育价值观越来越趋向“名利化”而忽视自身内涵的提高。由此导致我国学校教育价值观也跟着趋向“名利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国教育界朝着斩获“诺贝尔奖”这个方向努力, 现在莫言成了我国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之前我国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不能说明中国人没有智慧, 教育者应保持理性, 坚持立场, 树立正确的学校教育价值观, 不能为追求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一味地学习西方文化。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中国文化得不到西方世界的承认不代表中国的文化不如西方。此外, 教育者应该很敏锐地意识到“西方文化中心”对我们自身文化冲击所造成的危害, 而不能被诺贝尔奖所左右, 跟风西方文化而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内涵。在学校教育价值取向上更不能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使学校教育成为社会追名逐利的工具。
(三) 在教学评价中应增加缄默知识, 挖掘学生潜能
我国现行的教学评价方式过于死板, 量化的评价方式在整个教学评价中占绝对地位, 教育界一直在强调的质性评价方式始终未被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有效地利用, 评价内容亦是单纯的科学知识, 而缺乏一种综合素质的考量。
现在的教学评价内容基本都是显性知识, 我们在未来的教育评价中应该考虑到缄默知识, 如此便能使教师和学生认识到缄默知识的重要性, 更好地发现和运用潜在的知识, 使缄默知识“显性化”, 更大程度地挖掘学生潜能。缄默知识因为具有隐形性, 在对学生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 也能给学生带来消极影响, 虽然难以通过现代教学模式直接教授给学生, 但学生可以通过“学徒制”进行学习, 因此, 教师要特别注意缄默知识和缄默知识模式的学习, 从而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积极探索未知世界。
(四) 在学校建设中应开发本土课程, 提高学生本土意识
我国现今以高考内容为代表的教育内容都是统一的“科学知识”, 本土知识较少正式纳入到任何一种类型课程的建设中来, 而正在形成的后现代知识则是多样化的、境域性的。本土知识作为后现代知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应该存在, 而且应该受到本土人们的重视。
8.日韩经济转型过程与启示 篇八
进入转型期后，这些经济体都缺少增速換挡的经验、理论和政策准备，仍试图恢复以往的高增长，延误了本可利用的调整时机。日本在经历了20年9%以上的高速增长后，在20世纪70年代初进入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但日本内阁会议1973年2月通过的“经济社会基本计划”，仍把1973～1977年度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确定为9.4%。可见，当时日本政府对于增长阶段转换并无认识，更谈不上必要的政策准备。在韩国，增长阶段转换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但到2007年李明博竞选总统时，还提出要把增长速度恢复到7%。但实际上增速相差甚远，而且陷入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困境。
由于对宏观形势判断出错，致使反复倚重扩张性宏观政策刺激经济的做法屡屡失败。有的经济体不能正确区分结构性减速和周期性波动，用短期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应对增长放缓。比如，日本先是在增速放缓初期不适当地使用紧缩政策，发现潜在增长率下降后则大肆推行扩张政策，致使泡沫经济先起后落，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再如，韩国也在10多年时间里推行总体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很差。
产能过剩是转型经济体的通病。在对严重过剩产能的治理上，东亚经济体在转型初期普遍被动消极，后期则采取了一些有效办法。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前通过增强垄断、限制进入、免除债务等手段推迟过剩产能调整，结果反而促成危机。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仅为70%多。后来，日本政府通过设立特定萧条产业信用基金、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扩大海外投资等途径，有效推动了企业削减产能。
转型离不开改革推动。在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推进系统改革上，东亚经济体走走停停、进展不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韩国受利益集团和舆论影响，改革经常流于形式，出现多次反复；危机爆发后，韩国在困境中推进改革，力度较大，金融、企业、政府、劳动四大部门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为转型升级打开了通道。相比之下，日本受到更多既有利益格局制约，虽有调整但进展有限，诸如大企业与主银行（企业的主要贷款银行）关系、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关系、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安排难有改变，推进改革的共识无法达成。
受上述因素影响，日韩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转型都历时10年以上才逐步稳定下来，在遭遇挫折中积累了经验，新增长模式趋于定型。这些经济体转型后的增长模式差异明显，但都为进入高收入社会提供了支撑。韩国的改革相对彻底，科技创新能力增强，一批新兴产业快速成长，涌现出了三星等科技导向型大企业。日本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工厂内部的精致生产，这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但创新能力偏弱，制约了长期竞争力提升。
日韩等经济体在转型期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其制度和政策的演变过程，对我们认识、适应、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有一定参考价值，从中可以得出几点启示：一是深刻认识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规律性，对规律怀有敬畏之心，作出前瞻性战略安排。二是因势利导地调整宏观政策，尤其要避免以刺激性需求政策追求难以企及的高增长。三是主动稳妥地治理严重产能过剩，敢于打破、重组已有利益格局。四是培育环境、引导预期，积极促进产业升级和创新活动。五是与增长结构和动力转换相适应，推动企业、金融、财政、政府管理体制的系统改革。认真研究并吸取这些经济体的相关经验教训，将会形成我国经济转型期的后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