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把手到阶下囚

从一把手到阶下囚（3篇）

1.从一把手到阶下囚 篇一

从激情澎湃的联想“少帅”到身陷囹圄，再从“阶下囚”风云再起，竟十年之力缔造出国内规模最大的房地产企业之一顺驰集团，大荣大辱、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孙宏斌这辈子算是都体验过、经历过、品尝过了，

6月初，孙宏斌在北京长城饭店对记者讲述了自己四十年人生的几个片段。

少小离家 1963―1988

“我们家共是兄弟四个，我是老大。我离开家是比较早的，十三四岁从上高中起，我就开始离开父母了。像当年高考填志愿以及以后报考研究生时，都是我自己做的主。”在谈及家庭问题时，孙宏斌惜字如金，言谈显得颇为顾忌。

1963年出生的孙宏斌先在武汉读了大学本科，接着在清华大学读了研究生，所学的专业都是水利。“后来，等到我办顺驰的时候，我的一个弟弟也在顺驰干过一段时间，但后来被我劝走了，没办法，有这种亲戚关系在公司里没法处好。”

两年联想 1988―1990

“在到联想前，我先在一个单位干过一段时间，1988年，看到联想的招聘启事，觉得是实现价值的机会，便投身联想。”

很快，孙宏斌便成为联想企业发展部主管，分管联想北京以外的所有业务。其时，郭为是联想公关部主任，杨元庆还是联想的一名工程师。1990年，孙宏斌被认为有从联想独立出去的企图，柳传志从香港联想飞回，整肃联想。在极短的时间里，孙宏斌被判刑入狱。

“现在回想起来，在联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局，主要是性格问题，我和柳总的性格都太强了。”

四年牢狱 1990―1994

“刚进去的时候，你肯定是想不通，这没法想通。但后来，人总是要面对现实的。我光在看守所里，就呆了两年半啊，每一天都很长，但每一天都是一样的，过一天跟过一年一样。”

其时，孙宏斌的长子刚刚出生不久，孩子尚在襁褓之中，丈夫已经在高墙之内，孙宏斌妻子当时之不易，可想而知。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监狱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了这种经历后，人会成熟、宽容很多，以前要有人背后说我坏话，我肯定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呢!要怎么着、怎么着的，但有了这种经历后，不会了。”

十年顺驰 1994―2005

从监狱出来后，孙宏斌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和柳传志握手言和。据说，当孙宏斌妻子听说了他与柳传志聚会后，她哭了，说你忘了受的苦吗?孙宏斌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沉默。

1994年，孙宏斌创办顺驰。当年8月，顺驰想获得比常规更快的发展，孙宏斌向联想借款，柳等人当即同意借出50万元。

1995年初，在柳传志和中科集团董事长周小宁的支持下，顺驰和联想集团、中科集团成立天津中科联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998年，联想和中科集团将全部股份转让给顺驰，公司更名为天津顺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2年10月，顺驰和联想旗下的融科智地房地产有限公司共同组建新公司。

2003年，顺驰开始全国化战略，当年12月顺驰以9.05亿元天价拿下北京大兴黄村地块，轰动京城。

回首前程，孙宏斌感言，“总的说来，我对联想还是感恩的心情多一些。”

未来岁月 会做慈善

现在的孙宏斌已经不太直接参与顺驰的具体经营事务，每年都有几个月时间生活在美国，和妻子儿子在一起，

“现在我的大儿子已经十五岁了，只会说汉语，不会写汉字。也不知道自己父亲都做过些什么事，过得很开心。我现在没打算着以后把公司什么的，非要传到下一代手里，随他自己，只要他开心，管他最终做哪行呢!”

“以后，我肯定会着手于慈善事业，决不会把钱捐出去就不管了，到时候要办一个基金会，找专门的团队负责。”

孙宏斌话语录

在业界，孙宏斌最以直言无忌著称，言别人之不敢言，言别人之不想言。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孙宏斌就自己的直言性格表示，自己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每个人都可以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弄得你好我好大家好，但这样会很累。从长远看，有什么就说什么，对人对己都好。

“小孙，你要我还是要那几个青瓜蛋子?”

“我要那几个青瓜蛋子……柳总，我把他们开除以后，我在这个部门威信何在?我没法管了，我干不了。如果他们真有问题，我肯定会开除他们。我对他们评价不坏，你并不了解他们。”

―――1990年，孙宏斌时任联想企业发展部主管。因当时孙宏斌对企业部的管理模式与联想企业文化发生激烈冲突，经过多轮交流无效后，柳传志最终让孙宏斌做出抉择，孙如是回答。随后，1990年5月28日，孙宏斌被警方羁押，其后，被海淀区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判以刑期5年。2003年10月22日，海淀区人民法院改判孙宏斌无罪。

“如果想不开，我出来以后拎着把刀子就把柳传志给宰了，但是你拎着刀子，谁也不敢跟你打交道了，你这一辈子就永远没戏了。但如果你把这件事划得开的话，有什么事还能划不开呢?所以你必须划得开。”

―――1994年出狱后，孙宏斌首先与柳传志会面，握手言和。得知该消息后，孙的朋友就此提出疑问，孙如是回答。

“我们可能超不过，但是你总得让我们有理想吧。”

―――2003年8月，中城房网会议。孙宏斌放言：“顺驰今年销售额要达到40亿元，我们的中长期战略是要做全国第一。也就是要超过在座诸位，包括王总(指万科王石)。”王石反驳道：“你不可能这么快超过万科，是不是要注意控制风险?”孙宏斌如是回答。

“十年前，我刚从监狱出来，我什么都没有，就算做不到第一，我怕什么!”

―――2004年8月，博鳌论坛。王石在发言中频频指向顺驰，如规模不要追求得太大，资金链不要紧绷、不留余地,否则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受影响，天天加班都没用。其后，多名地产界大腕也纷纷向孙宏斌“发难”。

孙宏斌随后做出激情演讲，其间，眼中几度含泪，在做出如上回答后，孙在演讲结束时高呼，“经历了狂风暴雨之后，顺驰终将成长为参天大树!”孙宏斌的表现让在场的几百中小开发商情绪激动，并报以疯狂的掌声与欢呼。

与齐天大圣有一拼(记者手记)

孙宏斌，现实中人;孙悟空，神怪中人。之所以把孙悟空和孙宏斌联系起来，不是因为二者都姓孙，而是因为他们有几分相像。

孙悟空师从菩提老祖，学得一身通天彻地的本领，养成个桀骜不驯的性格;孙宏斌少小离家，独自闯荡，清华大学中修得硕士文凭。

孙悟空洞府门口树着一面大旗，上书四个大字“齐天大圣”，一根如意金箍棒打遍天宫无敌手;孙宏斌在联想操控大权，发起《联想企业报》，并斥联想当时的“主流媒体”《联想报》为下流小报。

西天佛祖收得孙悟空，压于五行山下，一压就是500年;柳传志整肃联想，孙宏斌因“挪用公款”罪被判得刑期5年。

受菩萨点化，孙悟空保得唐僧西天取经，因防孙悟空野性难驯，观音传下“紧箍咒”，从此猴王不再“逞能”。1994年，出狱后的孙宏斌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柳传志握手言和。据说，当年听说这个消息后，孙宏斌的妻子哭了，她说“你忘了受的苦吗?”孙宏斌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沉默。从此，孙宏斌的人生由“想做什么做什么”的阶段跨进了“该做什么做什么”的阶段。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孙悟空终于熬成正果，被封为“斗战胜佛”;经过十多年打拼，如今的孙宏斌已是中国地产界的风云人物。

来源:京华时报

2.腐变：从明星校长到阶下囚 篇二

8月21日，下午两点二十分，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戴着手铐、身着银灰色衬衫、剃了平头的上海理工大学原校长许晓鸣，从走进法庭的那一刻开始，就不停打量着旁听席上落座的人群，不时和前来旁听的家属点头示意。

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许晓鸣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113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0万元；违法所得的财物予以没收。

1957年10月出生的许晓鸣，个子不高，说话声音不大，但气质儒雅，具有亲和力，在职期间深受学生爱戴，被称为“许公”。如今，坐在被告席上的他，双目无神、声音无力，再没有当校长时的意气风发，更像一个病人。他所涉及的案件源于当初投身于高校“三产”（企事业单位创办的主业之外的营利性经济实体）。

破格申报正教授

1976年，家在上海虹口区的许晓鸣下乡到崇明岛长征农场工作。和其他知青一样，1977年10月份，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他非常激动，但离正式考试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那时不仅没有老师指导，就连相关复习教材都很难找到，他急匆匆回到上海，千方百计找书，然后回到农场每天边工作边复习，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非常幸运的是，许晓鸣终于盼到了日思夜想的大学入学通知书，被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录取。1978年春季，许晓鸣进入华中工学院，这一年他刚好21岁。

大学四年，许晓鸣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从没有人去逼着我们读书，大家都是非常主动，老师下课答疑，一群学生就围上去。考试时没有人想混个及格，每个人都想拿一百分，如果只拿八十多分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对不起国家的栽培，很难过。”许晓鸣在接受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记者采访时回忆道。

毕业的时候，本来老师打算保送他在本系继续深造，但因为家在上海，许晓鸣最终报考了上海交大的研究生。1982—1987年，他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硕士、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留校任教后，于1988年10月获得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的资助，在慕尼黑技术大学任洪堡客座研究员。这次德国之行对许晓鸣影响很大，除了在思想上的触动外，也坚定了他献身祖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决心。

1990年3月，许晓鸣回国。出国前，他是讲师，回国时恰逢学校评职称，顺理成章填报副教授，但交大的二位院士看了他的评审材料之后，就建议他直接申报正教授。二位院士的好意让许晓鸣多少有些为难，因为这是违反常规惯例的，要冒很大的风险，更容易被他人误解为不知天高地厚。最后，二位院士找到当时交大的翁史烈校长，翁校长很开明，他支持破格评审正教授这件事情。由于二位院士德高望重以及校领导的不拘一格，破格申报得到通过。于是，许晓鸣成了当时上海交大最年轻的教授，年仅33岁。

1992年，交大党委力推干部的年轻化和专业化，既有博士学位又是正教授头衔的许晓鸣被直接推荐为学校科研处处长。上任之初，他就力主改革交大的原有科研政策，充分调动老师们的科研積极性。由于他身为教授，对科研教师的内心状态很了解，所以改革政策措施的推行比较顺利。1994年，他回到自动化系任系主任。1997年教育部又任命他担任上海交大的副校长，分管校产、大学科技园、紫竹园区研发基地建设、出版社工作，协管规划发展与评估、工程中心等。从讲师到教授，到科研处处长，到副校长，短短几年，许晓鸣人生实现了三次“跳跃”。

这期间，也是许晓鸣大放异彩的几年。在学术上，他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是国家863高技术智能机器人控制专题专家组成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机器人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交大金牌选手、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先进制造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1991年评为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并作出突出贡献者，1993年评为“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1995年评为“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1997年列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

2004年8月，许晓鸣被任命为上海理工大学校长。到任后，他利用在交大办产业园的成功经验，办起了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并在2006年10月19日，被国家科技部和教育部认定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在他任上，上海理工大学学校在高校排名榜位置上升不少，被列入高考第一批次录取学校。有不少下属认为，许晓鸣是对上海理工大学乃至上海高等教育有贡献的人。

然而，就在许晓鸣干得风生水起之时，2012年9月，传出了他被“双规”的消息。2012年12月26日，上海市政协举行十一届四十次常委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许晓鸣第十一届上海市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2013年2月17日举行的十届市纪委全会第二次会议上透露，2012年立案查处了上海理工大学原校长许晓鸣受贿案证实了许晓鸣被查的传言。

祸起兰先德

许晓鸣的落马，与一个人息息相关。他就是 “昂立1号”生产企业交大昂立的总裁兰先德。

1987年，兰先德进入上海交通大学生物系，成为一名青年学者。那个年代，中国大地兴起了一股研究天然菌种的热潮，兰先德也投身其中，他向学校申请到了一笔经费，带着一帮教师开始了研究。一年后，他们找到了一种有益菌，命名为“only one”，这个有益菌成为了后来口服液的主要成分。

在学校的支持下，1990年，兰先德和同事正式成立了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开始将这项科技成果推向市场。按照上海交通大学的有关规定，由教师和校属科研人员以科研费用来成立的公司，股权全部归学校拥有，经营权则在于教师，属性为国有企业。

1992年，兰先德从教师的角色完全脱身，投身企业。1992年，他和后来“三株口服液”的创始人吴炳新父子合作，成立了专门的公司，开始对“昂立1号”进行大规模的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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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规模进行市场营销时，兰先德又利用交大的牌子，让昂立走上了“政府路线”。“昂立1号”大规模进入上海的学校、超市等本地渠道，并成为了政府默认的“官方保健品”。1998年，昂立的销售额达到了6亿元，成为中国保健品行业的龙头企业。

而在1997年，许晓鸣被任命为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兼任交大昂立董事长。此前，许与兰已经认识。

作为交大昂立的法定代表人，许晓鸣是最后的决策者。兰作为总经理，在许晓鸣的直接领导下主持工作。作为董事长，许晓鸣非常支持兰的工作，两人配合默契。2001年，交大昂立上市，成为中国第二家保健品上市公司。同时，公司董事长许晓鸣提名兰先德为总裁。

实际上，公司上市时，交大昂立在保健品上的收益已经远不如三年前。在这个情况下，兰先德作出了向房地产进军的决定，许晓鸣对此也表示支持。

他们决定收购茸北房产。2002年，上海市松江区中山街道（上海茸北工贸实业总公司的上级单位）计划把下属企业上海茸北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后更名为“昂立房产”，下称“茸北房产”），以6804万元转让给交大昂立以及叶文良等11人。双方约定，转让时剥离资产6153万元，使茸北房产净资产下降至650万余元，并以此价协议出让。此后，在兰先德和叶文良的安排下，茸北房产向交大昂立借款6000万元，其中4970万元为支付6153万元已剥离资产的主要资金来源。当年六月，双方签订转让协议。此后，交大昂立在茸北房产持股80%，以交大昂立高管层为主的11名自然人持股20%。

2003年茸北房产增资时，股东交大昂立及11名自然人应同比例增资，兰先德、叶文良为获得更多利益，利用职务便利，故意隐瞒了茸北房产的真实资产经营状况，没有经过交大昂立董事会讨论公告，最终茸北房产增资的800万元全部由自然人出资，促使交大昂立放弃了增资权。当年三月，自然人股东以1元/股的价格，买入增资的800万元股权。交易完成后，交大昂立持股比例降至48%，自然人持股占52%，而兰先德持有的股份上升到7.5%。而作为代表大股东上海交大利益的董事长许晓鸣对此放任不管。兰先德在检察官面前承认：“许晓鸣是我的直接领导。作为总裁，我虽然有2000万元限额的投资审批权，但是许晓鸣作为董事长，有权阻止我的投资行为。”

许晓鸣提名兰先德为交大昂立总裁以及支持投资茸北房产，让兰先德心存感激。兰先德作为上市公司职业经理人，每年工资加奖金高达600万元，加上股份分红，收入不少。而许晓鸣作为上海交大派出的国家工作人员，按照规定既不能入股，工资也是由上海交大发，不能在交大昂立拿工资与奖金。因此，他与作为下属的兰先德的收入相差巨大，很是“清贫”。这让兰先德心里很过意不去。不能让许董事长太“吃亏”，兰先德暗暗下定决心。最后，兰先德和其他股东商量后决定，由兰出钱购买茸北房产1%的股份（20万股）送给许晓鸣。

“在投资茸北房产时，兰先德希望我入股，我因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不适合在下属公司入股，我拒绝了！后来又有几次，兰要求我入股，我也是婉言谢绝。”许在法庭上说。后来，兰继续找到许晓鸣，提出入股的时候最好不用对方的名字，隐名入股，工商登记上则由自己来操作。

这次，许晓鸣默而不语，不再推让。于是，兰先德将茸北房产20万股，挂在财务人员的名下，然后以许晓鸣的名字办理了建行卡，并将卡给许晓鸣。2003年至2007年年间，先后分六次，以分红的名义打入88万元。

2007年12月底，兰先德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2010年11月12日，兰先德等高管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在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宣判。法院一审判决兰先德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挪用资金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兰先德的落马，牵出了许晓鸣“88万元分红”问题。2012年9月，许晓鸣被上海市纪委“双规”，到案后，许晓鸣很快供述；经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批准逮捕，11月29日，检察机关审查终结，提出公诉。2013年2月28日上午，许晓鸣受贿案在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

“88万元分红”辩论战

在法庭上，檢察机关对其指控的犯罪事实共有三节：涉嫌收受原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兰先德的股份分红款88万元；涉嫌收受交大科技园原总经理钱明（化名）15万元；涉嫌收受上海南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振（化名）1.5万美元，合计人民币113万元。

公诉人认为，许晓鸣利用担任上海交大副校长等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已构成受贿罪；许晓鸣是国家工作人员，其兼任交大昂立股份公司、交大南洋公司、交大科技园公司董事长等身份，也应是国家工作人员。

一笔88万元的股权分红款在庭审中引起了最大的争议。检方认为，许晓鸣利用其在交大的职务便利，于2003年年底到2007年年初，收受来自昂立公司的88万元股权分红款，当然属于受贿。

在为自己作辩护时，许晓鸣承认，自己确实收了钱的15万元以及朱的1.5万美元，但是自己并没有为他们谋利，因为大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自己在决策时，首先考虑公司的利益，公司获利了，作为小股东的兰、钱、朱当然也获利。因此，认定为受贿很勉强，最多只能算是违纪。

对于收受88万元，许晓鸣承认，自己从2003年年底到2007年年初，的确先后六次收到过昂立公司打到自己银行卡上的88万元股权分红款，但兰先德最开始要给自己股权时，自己曾两次表示拒绝，认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不能出资入股公司。但后来，交大昂立公司的财务用他的身份复印材料为其办理银行卡，并将20万股权挂在财务名下。根据法律规定，自己属于干股型受贿，即使算受贿，只能算受贿20万元。许晓鸣的辩护人、刑法学家刘宪权辩称，许晓鸣未出资而持有20万元股权，属于干股型受贿，应该同股同价地认定受贿金额。因此，若此节受贿成立，涉案金额应该为20万元，而88万元分红款属于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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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宪权表示，若认定受贿的是20万元，则许晓鸣构成自首，可以减轻处罚。“因为在接受调查时，检察机关并没有掌握20万干股的事情，而只掌握88万元分红的事实，两者性质不同，许晓鸣自己说出20万干股的事，就相当于自首。”

对于另一节的指控受贿15万的事实，许晓鸣在法庭回顾道：“交大科技园主任钱明是我的同门博士师兄，我们平时关系很好，工作来往也密切。”2001年3月，身为交大科技园董事长的许晓鸣，提名钱明担任总经理。作为职业经理人，钱明一年能拿到200万元绩效奖。他心里很清楚，没有许晓鸣的提名，自己不可能能担任总经理，更不可能每年拿高达200万的绩效奖，而许却只能拿微薄的工资。他也知道，于情于理，自己应该厚谢许晓鸣，但于法于纪，却不能送厚礼给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许晓鸣。因此，感激之情只能铭记于心，等合适的机会再图回报。时机终于来了！2007年，钱明退休，而此时，许也调到上海理工大学任校长。此时，给许送点钱，应该不算违法吧！钱心里寻思着。于是，2007年的一天，钱明包了10万块钱红包给许，声称是许晓鸣女儿在国外读书的费用。在一番推让下，许也就收了！后又送了5万元，许也就不再推辞。

同样，对自己研究生学生朱振，許晓鸣也是照顾有加。许在法庭上说，2000年，朱振数据广播的科研成果得到香港企业的青睐，他们要求和他合作。而许晓鸣则极力说服其与交大合作。最终，交大南洋以注资的形式占南广电电子40%的股份，而朱个人占30%。许晓鸣作为大股东代表，任南广电董事长。他在工作上，对自己的得意门生朱振极力支持，甚至多次以交大南洋集团的名义借钱给南广电子。许朱两人师生情深，同住一个小区，来往密切，走动频繁，情同亲人。

2004年，许晓鸣调任上海理工大学。2007年，许晓鸣女儿出国留学，作为学生的朱振带去1万美元作为贺礼。2011年，许晓鸣女儿本科毕业，考上加州理工学院（伯克利分校）研究生，朱某又送了5000美元。许多次在法庭上强调，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人际往来，况且朱送钱时，自己已经不再和朱有工作上的往来，这与“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不一样。

在法庭上，许晓鸣以及辩护律师强调，许晓鸣认罪态度良好，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希望法庭从轻处罚。另外，许晓鸣从2007年起患有糖尿病，希望交处监外执行。

法院经审理查明，许晓鸣在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主管校产工作，并受上海交通大学委派分别兼任由上海交通大学投资或参股的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交大科技园有限公司、上海交大南洋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董事长、总经理，以及担任上海理工大学校长全面负责行政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于2003年至2011年期间，非法收受兰、钱、朱计价值人民币113万余元的钱款，并为三人谋取利益。

尾声

原校长受贿一事无疑是上海理工大学最轰动的新闻。

对于昔日一校之长被指控受贿，很多人表示很惋惜，有学生甚至撰文《纪念许公》：“惊闻上海理工大学校长许晓鸣，今在沪开庭受审贪污一案。抚今追昔，目此君当年之风采、昨日之威名，且作文记之，以飨今后之莘莘学子。念其年岁既长、无功有劳，故称‘许公’，虽十恶不赦，亦人情可悯、世道可怜矣……”

检察官在法庭上指出，许晓鸣受贿案是上海市近年来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案件。作为一名知名高校的校长、著名科学家，许晓鸣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归国报效祖国，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的品德，本应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时，却被老下级、老同学、得意学生送出的“糖衣炮弹”击中，让人扼腕叹息。

3.从副县长到阶下囚 篇三

从乡粮站保管员干到副县长，他花了23年；从副县长到被双规，刚好满7年；从被双规到被判刑，时间是9个月。徐守宏“倒下”后，如东当地有人为之震惊，有人为之惋惜，也有人不觉奇怪。

2011年12月19日，南通中院一审判处徐守宏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40万元；其受贿犯罪所得赃款折合人民币1247494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徐守宏怎样演绎了自己的双色人生？

一路升迁

1980年12月，16岁的徐守宏顶替父亲参加工作，在如东县新林粮站担任保管员、会计。因其头脑聪明，踏实肯干，第三年即被选送到如东电大学习。回来后被安排到栟茶区粮管所担任中层干部，不久又被提拔为一把手所长。其间，在企业效益不太好的情况下，带头搞了一些经营，而且搞出了特色，在南通粮食系统出了名，很快就被组织部门看中，一下子把他从粮管所长提拔为新林乡乡长，又从乡长升为栟茶镇党委书记；2001年3月，踌躇满志的徐守宏调任如东县政府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三年后成为县委委员，副县长、县政府党组成员；2008年12月，成为县委常委，副县长、县政府党组成员。从保管员到所长，到乡长，最后到常委副县长，徐守宏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

客观来说，徐守宏在工作上是做了一些事的，特别是走上县级领导岗位以后，也曾为党和人民流过汗，出过力，做出了一些成绩，受到组织表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辛辛苦苦奋斗了三十年，三十年中，无法统计为工作牺牲过多少休息日，也无法统计为工作熬过多少不眠之夜。”“曾记得，为了洋口围垦大堤的合龙，在零下七八度的海边寒风中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为了加快城市交通建设，组织拆迁遇到过不少惊险镜头”……

组织的一步步重用、提拔，徐守宏本该更好地为党和人民积极努力工作，实实在在做事，然而在权力、金钱、美色面前，他却慢慢地败下阵来。

利令智昏

随着职务的升迁，徐守宏应有的学习被所谓的工作忙、应酬多代替了，渐渐地，人生观、价值观开始扭曲；随着职务的升迁，周围的“朋友”日渐变多，从开始只在一起喝喝酒，到“感情”加深“笑纳”对方送上的土特产或烟酒，再到后来就直接收钱了。在乡镇担任领导时，收受别人两条价值130元的红塔山香烟，也曾让徐守宏睡不着觉，到后来收受2000元的信封就像人家发了根烟一样“坦荡”，觉得机关、镇区、事业单位逢年过节跑来“意思”理所当然，老板们送钱也是讲情讲义，最后甚至觉得有人来送钱送礼就是被人瞧得起，有地位。思想的防线失守了，缺口就这样一点点被打开。

2004年坐上副县长位置之后，找徐守宏办事的人更多了。在一片阿谀、赞美声中，徐守宏渐渐迷失了方向。谁是朋友，谁是服务对象也分不清了。慢慢地像吞食鸦片一样，感到与老板交往是一种时尚，一种实惠。有时候去参加老板们的聚会，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就这样，在一条烟、一瓶酒、一顿饭、一桌菜、一盒茶叶的变化中，与老板们的距离越来越近，“感情”越来越深，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得了不少“实惠”，也成为他们的俘虏。

一步一步地，徐守宏下水了。

徐守宏的老板“朋友”中有两个人不能不提，一个是X，一个是Y。法院认定，徐守宏先后十二次收受X所送人民币265000元及价值人民币2万元的购物卡等，先后十三次收受Y所送人民币559000元。

2004年3月，刚刚担任如东县副县长的徐守宏，分管全县农业、农村、海洋渔业等工作。某公司当时在洋口港一期围垦工程中担当主力军，徐守宏在检查工作过程中与该公司总经理X认识了，之后由于工作关系经常联系。

徐守宏第一次收受X钱的情景值得一书。2004年10月的一天，X与徐守宏电话约好后，来到小洋口地区开发建设前线指挥部办公室，向徐守宏介绍了一下公司的情况，并讲了一番拜托徐县长以后多给予关照之类的话。说罢，拿出一个信封放在徐守宏桌上。因为是第一次，徐守宏会不会“笑纳”，X心里也没底，便语带奉承地说“徐县长，这是一点小意思，你要多关心我们啊。”徐守宏连称不要客气，但在X的“热情”劝说下，还是收下了。X走后，徐守宏打开信封一看，里面装有10000元人民币。

收人钱财就得替人做事。此后的日子里，徐守宏利用自己担任副县长、县委常委兼任如东县小洋口地区开发建设前线指挥部总指挥、洋口国家中心渔港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如东县洋口渔港经济区围垦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如东县掘苴新闸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如东县城建开发建设指挥部副指挥的职务便利，在明知有关工程招投标中，X的水建公司借用他人资质中标而不予制止；在X的水建公司由于标书出错而没有中标围垦工程的情况下，直接从另一家中标公司的B标段中分出一大段设为C标，指定由X的水建公司承接……

按照“潜规则”，X也一次次给徐守宏送去好处。2007年春节前的一天，X给徐守宏5万元，感激地说：“徐县长，谢谢你对我们的关心，我们这次能做到工程非常不易……”2008年10月的一天，得知徐守宏在南京买了一套商品房，X与公司副总商量后，决定送上20万元。钱是X亲自送到徐守宏家的。拿出钱的时候，X担心徐守宏不收，就说了几句客套话铺垫了一下，没想到徐守宏在半推半就中收下了，场面比X想象的要简单。关于这笔20万的贿款，徐守宏交代说，“X走后，我将手提袋打开，发现里面都是人民币，一共两捆，每捆10万元。我感觉这么一大笔钱给我爱人看到不好，就将这20万放到我书房办公桌下面的橱柜里面了。后来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从这20万元中拿出一两万元分批交给我爱人。”“X的公司，在没有中标的情况下，能够承接相关标段，我估计那个工程他的公司所得的净利润会有四、五百万元，这对他们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大的，所以才会一下子送这么大额的钱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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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守宏120多万元的受贿款中，如东县某公司董事长Y所送占了将近一半。

法院审理查明，徐守宏自2000年至2010年初，分别利用担任栟茶镇党委书记、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副县长、县委常委的职务之便，对Y在某镇的企业考核评比、劳动保障、环保、安全生产等方面给予关照；在Y购买如东县染织厂土地时帮助其享受到优惠政策，使其少支付了200多万元的土地出让金、同时在土地出让金的支付方面给予关照；为Y的企业申办取水许可证、申请省级专项环保奖励资金140万元；2009年将某镇污水处理厂交由Y承建并为其减免土地出让金；帮助Y的企业贷款介绍担保单位。先后十三次收受Y所送人民币559000元。

因为是“老朋友”，徐守宏跟Y开口“借钱”和“投资”往往比较直接。2001年，徐守宏调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一段时间后，有一天打电话给Y，说在县城买了房子，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想向Y借10万元。Y很快将10万元送交给徐守宏，两人之间也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后来，Y在接受调查时，说得很实在，“他（指徐守宏）这次向我开口，我就觉得这是个机会，要是平时送10万元给他的话，还不知道他收不收，虽然我之前也送过钱给他，他也收下了，但毕竟数额比较小。既然这次他主动开口了，我就想把这10万元送给他了，所以我也就没跟他要什么借条。”

2008年的一天，得知Y的公司与某公司联合在某市收购了一家破产棉纺企业，徐守宏觉得这个企业发展前景较好，便主动向李某表达了想投股的意愿。Y欣然同意，并称一股要100万。徐守宏说他只有80万元，在得到其余20万Y帮他出的承诺后，徐守宏就将80万元打到Y信用卡上。不想，2009年的时候，徐守宏找到Y，说自己只拿出80万元，却拿了100万的收据，万一被查出来，会有麻烦。就又打了10万元给Y。过了几天，徐守宏又不放心，因为还有10万元的缺口，又让Y打了一张10万元的投资收据给他（实际上他没有出这10万元钱）。这样，表面上看，他投资的100万元都到位了。

滑稽的是，Y与他人合办的公司，双方都有协议，不得擅自出让或者增加股份，所以徐守宏“投资”的钱，Y并没有作为股份入公司的账。Y的真实想法是 “因为他是副县长，帮了我很多忙，他提出投股，我不好回绝他。”“如果徐守宏以后要钱的话，我只能自己个人拿钱给他，公司是不好给他作为投资分红的。”

痛心疾首

跟很多落马官员一样，徐守宏在反思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根源时，首先谈到的也是“学习放松”“法纪淡薄”“心灵扭曲”。比较深刻的是，他特别提到了自己的复杂阅历。他说，“反思我的成长历程，15年的从商之路，把我从最底层的粮油保管员一步步培养成粮管所长，这15年让我学会了经营，懂得了管理，但也不免留下了对‘利’特别敏感的习气。在基层任乡长、书记的5年，让我积累了一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宝贵经验，但也不免让我懂得了许多官场潜规则。县政府办公室主任3年，让我增长了见识，增强了协调能力，但也不免学会了圆滑，见识了官场的不良风气，更多地感受到为官的实惠……”

他进而总结道：“我家生活还算俭朴，不张扬，不挥霍，高档用品很少进家门。吃吃喝喝基本不用自己掏钱。客观地说，我这个家不需要‘那些钱’，也用不到‘那些钱’。而我却‘贪’字当头，财迷心窍……这些年来，我贪腐收受的钱财没有挥霍分文。我是从粮油保管员的工作起步的，最终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钱财保管员’……”

应该说，生活中的徐守宏是一个对钱财比较敏感的人，也是一个头脑灵活很会算账的人，只不过人生的大账没能算好，或者说算得晚了一些。直到落马后，他才算清楚了：“如果我没有犯错误，我还有13年退休，还能拿到200万元的正常收入，退休活到80岁，还能拿到200万元的合法收入，这样就没有了400多万元，而我拿了老板送的100多万元，葬送了前程，而且倾家荡产……因为我的犯罪，我不能照顾年迈的母亲，也不能陪伴我的亲人。只能在铁窗内悔之又悔……人，绝对要把握住自己，犯了错误是后悔莫及的。我后悔当初没有听进组织和同志们的教诲，后悔没有及时迷途知返，真是‘回首奋斗三十年，只因犯错付东流。纵然取尽濠河水，磨墨难写一个‘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