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黄线管理办法(共6篇)
1.城市黄线管理办法 篇一
《安全黄线的奥秘》大班教学反思
一、说课前介绍。
寒暑假的时候,孩子们很多都会随爸爸妈妈走亲访友或者出去游玩,乘坐最多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在乘火车的时候,站台的工作人员或者爸爸妈妈都会提醒孩子,要站到轨道黄线的外面来等候。为什么要站到黄线外面,很多家长可能都会笼统地告诉孩子是为了安全。那么到底为什么,我们很多大人可能也没有去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为了培养孩子的安全意识,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培养孩子注意观察、喜欢提问、乐于探索的科学品质,我设计了《安全黄线的奥秘》这个科学活动。
二、说课后总结。
这次上课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实践性的知识。我认为《安全黄线的奥秘》贴近幼儿生活,具有探索价值,既是一个科学活动,又对幼儿进行了安全教育。
在活动设计与目标的达成度方面,活动开始首先创设问题情境,抛出问题:我们在等候火车的时候,为什么要站到黄线的外面?接着设计了2个趣味实验:吹纸和吹气球。按照幼儿已有的`经验,纸和气球都应该往两边跑。结果通过操作验证幼儿发现,纸和气球不但没有被吹跑,反而越来越近。在吹纸、吹气球之后,又设计了向两个一大一小气球中间吹气,接着让幼儿感受火车跑过来时真的有风,到最后模拟火车过来时真实的场景,整个教学环节环环相扣、应该说是做到了层次递进。
在活动中,我以最大限度调动幼儿的积极性与参与度为基本原则,让幼儿经历了猜想验证、操作探究、观察讨论、归纳思考等科学探究过程,使整个活动过程真正成为幼儿发现和探究的过程。最终较好的完成了活动目标。
根据本次活动,幼儿通过操作探究能够感知体验到“当两个物体中间有风时,物体向中间跑”但在引导孩子进行知识迁移,让幼儿进一步知道为什么要站到黄线外面等火车,否则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还有提升的空间。
2.城市黄线管理办法 篇二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城镇化的进程带来了城市发展, 城市数量、 城市人口以及城市中心区的面积都在过去30 多年里都得到迅速增长, 但由于缺乏配套的科学城市规划和建设,随之而来的是随着城市“摊大饼”式空间的扩张,造成了城市蔓延现象,引发了一系列诸如,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耕地减少、住房紧张及就业困难等城市病。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城市增长边界(UGBs)作为在国外一种较为成熟的治理城市蔓延的规划手段近年来一直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并从实践上验证其有效性。 本文从经济学意义上探讨了城市增长边界对城市蔓延的有效管理,为城市规划政策提供经济学依据。
2城市蔓延的经济学解释
城市的发展诸如经济、人口、环境、住房以及基础设施等等,都需要空间来支撑。 空间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无中生有,因此城市发展的空间需求要么诉诸于内,高密度再开发或建设已存在的建成区;要么诉诸于外,将原有的农业用地划为可开发的建设用地。 旧有的空间再开发成本较高,且发展的密度也有其上限,因此,城市的空间诉求诉诸于外就是现实的选择。如图1所示,中国的城镇人口数以及建成区面积从2000年以来一直处于增长态势,增长的速度从图上来看也保持稳定,2014年的城市建成区面积是2000年的2.2倍,年末城镇人口数是2000的1.4倍。
城市蔓延的问题最初由美国提出的。 通常认为,城市蔓延就是低密度或跳跃式(空间不连续)发展城市。 这种说法并不全面,也没有深入地挖掘城市蔓延的本质。 低密度和跳跃式发展是美国城市发展主要表现特征。 但是,美国城市蔓延包含了内容更为广泛,它还涉及到诸如城市风格设计、城市规划的失误、不必要的相当显著的负面效应和城市成本(如不必要的交通需求及其成本投入正价了对小汽车的依赖等)。 主要特点是:1不同功能型土地区块高度分离;2区块间的联系程度低,道路可达性较低。
新古典城市经济学对于城市蔓延的解释。 Brueckner(1983)就用Muth(1969)、Mills(1972)经典的新古典单中心城市模型来解释城市蔓延问题。 通过建立单中心的城市蔓延模型,Brueckner得出城市蔓延与城市人口、 城市居民收入, 以及农业土地租金有关。 Brueckner(2000)发表了一篇城市蔓延的经典性论文“城市蔓延:诊断和治疗”,对城市蔓延的内在机理作了系统地分析,指出城市空间的大小是由城市住户或房地产开发商与非城市土地使用者的农民以及农业土地使用者之间的竞争决定(如图2),并区分了而市场力量和市场失灵两种原因导致的城市蔓延。
假定城市的商业中心(CBD)坐落于一个均质平原中心,且交通网络均匀分布,所有的就业机会集中在CBD,城市居民住在CBD的外围,城市居民交通费用就取决于从住所到市中心的距离;同时假定所有城市具有相同的收入、消费倾向和效用函数。城市居民的效用函数有两个自变量:土地消费以及除土地之外的所有商品。空间均衡的条件是城市居民的满意程度不随居住地而变。
在这些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再满足城市居民收入的约束条件(总收入等于在土地上的花费,在除土地之外的所有商品上的花费和交通上的花费三项总和), 最大化城市居民的满意度时,推导出城市土地价格的隐含函数r=r(t,x,k)。 该函数有以下三个特征:土地租金随时间而上升,随距离而下降,随交通的投资而上升,即:
未发展土地的土地拥有者的目标是获取最大的土地收益。假设土地开发密度是一定的, 根据Brueckner (1990)、Ding(1996)和Mills(1983)等的模型,目标函数定义为:
式中:r(x,t)代表城市土地地租;ra代表非城市土地地租;T代表土地发展时间;i代表折旧率(discount rate);D代表土地开发成本;x代表区位;t代表时间。 T是决策变量,即某块未开发土地的未来开发时间。 也就是说,在时间T,非城市土地开发成城市土地。 式(1)右边的第一项代表土地发展前的总土地收益,第二项代表土地发展后的总收益, 第三项代表土地发展成本。所有的土地收益和发展成本都折成当前的价值以便比较。
解式(1)得出最优土地发展时间T的隐含函数:
土地最优发展时间隐含函数有如下特征:
, 意味着土地价格的上升将促进土地开发( 使土地开发的时间提早);
, 意味着交通成本的降低( 例如建设高速公路),将促进土地开发;
,意味着农业土地地租的上升将推迟土地开发;
,意味着土地开发成本的上升将推迟土地开发。
城市向外进行空间扩张有两个不同的动力机制,一是由于城市化和收入的增加导致城市土地地租曲线向外平移。 另一个是在城市总人口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交通的发展使城市土地地租曲线成逆时针旋转。 当城市边缘地带的土地地租高出农地地租时,土地就从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城市建成区也就向外推移,空间表现形式就是“摊大饼”。
3我国城市蔓延的原因分析
第一,城市规划政策的碎片化,不连续。 城市发展是自发的市场行为,城市发展的问题千头万绪,城市管理者在制定城市规划政策时,并没有从历史宏观的角度,对城市的发展作一个长期的规划,处理城市问题一事一议,使得城市政策的制定相互隔离,没有相关性。 致使城市呈无序化发展。
第二,房地产行业的急速扩张。 从2003 年起,我国的房地产行业进入发展的高速通道。 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卖地,同时,银行对于房地产大力扶持,致使巨额资本流入房地产,使得房地产的发展更加处于一种“大而不能倒”的境地。 政府、银行、开发商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从而绑架政府对于建设用的决策倾向于房地产开发,使的建设用地急剧减少,甚至侵占了耕地资源。
第三,环境资源的侵占成本低。 我国对于环境资源的保护并没有做到和欧美发达国家一样,缺少相应的保护政策。 由于缺少有效的环境政策,企业和开发商并不支付(至少不全部支付)他们的土地龙方式或土地开发决定对环境施加的影响。 结果,一方面导致土地的过度开发,并使社会来承担其产生的负面外部效应;另一方面,导致土地利用的无效率或低效率。
4城市增长边界(UGBs)内涵及管理实践
城市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ies,UGBs)是西方国家为了遏制城市蔓延所带来的严重社会、 经济以及环境问题,由美国首先提出的一种城市用地管理政策工具,并以期提供一项新的技术解决措施与空间政策响应。 最早在1976 年由美国的塞勒姆市(Salem)提出,为“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之间的分界线” 。 该市通过城市增长边界划定了塞勒姆都市区的发展范围,用于解决当时塞勒姆市与其相邻的波尔克(Polk)和马里恩(Marion) 两县在城市规划管理中的冲突: 规定边界以内的土地可以用作城市建设用地进行开发,边界以外的土地则不可用于城市建设用地开发。 不同的学者以不同的方式定义了UGBs。Richard Sybert在1991 年提出: “UGBs是围绕城市划定一条限制其外部发展的线”。 D.Porter在1997 年提出:“城市镇站边界将城市增长边界限制到某个特定区域,并且阻止城市延伸到外围村庄。 ”Williams则提出UGBs是“城市地区周围抑制市区范围增长的一条边界线,边界以外的土地,应保持在低得多的密度,不提供供水和排水服务,形成城市和农村明确的分界线”。
我国《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版)》明确规定“划定禁建、限建、适建和已建四区,控制和引导中心城区发展”。 但是,由于对其内涵理解和划定标准出现不一致,在城市发展中的现实意义并没有凸显。 例如,适建区的开发时序;限建区作为禁建区和适建区的过渡与两者的区别并不明显,在实际操作中有明显的漏洞,且在城市发展的未来时间内相互转化机制不明晰。 由此引入城市增长边界的概念,对四区划定进行深化和整合,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第一,通过城市刚性增长边界整合严格限建区和禁建区。 城市刚性增长边界在对禁建区和限建区中对城市生态格局安全起控制性作用的因素整合的基础上划定,明确区分未来应保留和开发的区域,并且依托河流、道路、山体等地理要素进行标识,具有明确性。 第二,通过城市弹性增长边界深化适建区和一般限建区。 城市弹性增长边界通过综合经济效益、土地需求的时空尺度控制、环境保护等要素确定适宜建设用地的发展时序,并识别限建区中哪些区域可以发展、何时发展及何种程度地发展,在城市建设用地突破适建区情况下满足城市用地需求。
5小结
城市增长边界(UGBs)作为一种针对治理城市蔓延的工具被引入我国。 国内外增长边界产生的背景不同。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应用增长边界主要是为了应对小汽车交通带来的城市蔓延及郊区化带来的中心城市衰退; 而我国与美国相比,郊区用地更为紧凑,应用增长边界主要是为了应对快速城市化时期大中型城市急剧膨胀对周边生态用地的侵占和土地资源的浪费。
城市空间增长边界控制与管理的工具复杂多样,一些传统的城市规划手段, 如土地利用区划(Zoning)、 土地细分规则(Subdivision) 和开发许可(Development Permit) 都属于城市空间增长管理的实施工具。 而从具体的实施步骤来看,则可以将城市空间增长管理工具划分为边界设定和配套政策设定两个层面,后者还可包含税收调节、产权控制等内容。 在我国,可以尝试在不同的区域将绿带、城市增长边界和城市服务边界加以结合使用。 如将城市周边需要永久性或长期保护的开放空间和农用地划为绿带区域,禁止其开发;在需要一定时期内加以保存的开放空间和农用地边缘设定城市增长边界,防止其在特定的时期内受到城市化的侵蚀;而在环境承载力高、周边基础设施配套良好, 需要进行大规模开发的地区则划定城市服务边界,使新的城市发展能够集中在该地区,从而合理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
此外,包含税收、产权管理等内容的综合性的配套政策对于城市空间增长管理的实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城市空间增长边界内外税率的调节, 可以加大边界外开发的成本,将城市扩展引导至设定的边界内。 对于城市空间增长边界外的房地产交易和保有征收高于边界内的税费,可以抑制边界外的开发,同时保障边界内城市开发土地的正常供应,防止出现房地产投机,促进城市用地得到高效合理的利用。
中国学界一直对于城市增长边界持较为积极的态度,但大多肯定其理论作用,忽视了综合配套措施的使用,并缺乏对其特定地区实践的探讨,以及成本分析和机制探讨。 事实上,在实现类似目标的过程中,绿带、城市服务边界、设定开发上限和暂缓开发等政策,都可以替代城市增长边界来加以使用;而税收政策、财政补贴政策、区划、开发许可控制等手段,则是与城市增长边界配套加以使用的。 在城市增长边界的实施过程中,特别要注意的是,城市增长边界是一整套政策,而非简单的地理划线。 因而,只有把城市增长边界政策作为一项综合性的政策来加以制定和实施,才能获得良好的成效。
参考文献
[1]丁成日.城市经济与城市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周京奎.城市土地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M].第6版.周京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版.
3.城市管理使城市更加美好 篇三
一、在城市转型发展中,勇敢面对新挑战新考验
城市管理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永恒主题,是促进城市转型的关键和有力支撑。广州市城管委组建以后,紧紧围绕广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一个总目标、“率先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州”一个核心任务、“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和世界文化名城”两个战略重点,推动“经济发展、城市发展、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个转型升级的总体战略部署,在实现这一总体战略部署的着力点和关键——抓住机遇,推动经济发展、城市发展、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转型升级中认真谋划和推进城市管理转型升级,实现“生活因城市而更加美好、城市管理使城市更加美好”。
近年来,广州市城管委通过全面分析当前城市管理工作的基本态势以及城市转型给城市管理提出的新挑战,勇敢面对三大考验。
一是城市化快速发展,广州城市人口多,面积大,动态因素多,城管任务越来越繁重。“十二五”期间,广州城市人口在1500万基数上持续增长,尤其是流动人口增长迅猛;建设用地需求约为135.91平方公里,可供应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占整个规划期新增规模的75%。人口结构的变化,给城市环境秩序造成巨大压力。整治环境卫生脏乱差、占道经营、乱摆卖、交通混乱、社会治安和消防安全等问题的任务更加繁重。路网容量严重不足,道路交通拥堵问题将面临更大挑战;城市生活垃圾增量攀升,“垃圾围城”危局依然严峻。公共设施建设等各项用地需求将面临巨大压力,查控“两违”形势更加严峻。
二是社会转型升级,社会结构多层次多元化,城管面对复杂情况,工作难度越来越大。随着社会建设转型升级,社会结构已经和继续发生着巨大变化,多元利益主体诉求将更加错综复杂,社会问题易发多发,稍有不慎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危及公共安全。
三是城市地位提升,城市功能提升,对城管工作提出的标准要求越来越高。广州市城市功能逐步实现向金融、商贸、信息、文化、教育、科技、交通、旅游等综合服务功能转变,对城市管理在城市容貌、景观标准及交通服务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文化建设转型升级以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为目标,构建古今相融、多元一体的城市先进文化,塑造广州城市精神,推动广州城市精神文明大发展。城市管理事业要为塑造广州最核心、最具特色、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形象服务,要为文化旅游打造成广州的支柱产业服务,为此,要将城市文化元素融入到城市建设管理中去,使其相得益彰,形成广州特色。
二、面对新挑战和新考验,不断推进城市管理转型升级
(一)创新管理理念,提升服务水平
根据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服务根本转变的要求,广州城管率先提出“大城管、细服务”理念,2011年又提出“管好城市为人民,文明服务促和谐”理念,明确“统筹、规范、精细、为民”新要求。城市管理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工作成效以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标准,体现了当前社会管理“促和谐”的最终目标。另外,注重整合和统筹城市管理要素,推动城市管理与服务经济发展、服务民生相结合,在全国率先成立城市管理信访法律咨询服务站,促进城市管理由单纯管理向管理服务转变。
(二)创新管理体制,凝聚社会合力
城市发展和城市管理必须依靠社会力量,形成政府统筹和社会、市民参与的良性互动。广州各级城市管理部门通过建立城市管理公众互动平台,开展“人人参与城市管理”大讨论及“全民城管”创建评选活动,与新闻媒体合作开设城市管理专栏,宣传城市管理政策法规、重要工作进展,组建城市管理志愿服务队等举措,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及市民支持参与城市管理工作,并注重建立城市管理公共服务多元投资体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按照多元化、多渠道思路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着力构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社会参与新格局,现已建立了26.7万人的志愿者服务队伍,使城市管理单纯由政府推动向政府、社会和市民广泛参与转变。
(三)创新管理方式,注重科学精细
城市管理要依靠精细的管理方式和科学的流程设计,并不断优化和改进,以适应城市发展需要。近年来,广州市积极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注重城市管理科目和过程的精细化,注重依靠科技提升管理水平。如制订实施环卫保洁、垃圾处理、爱卫消杀等操作规范和工作原则,对作业方式、作业时限、作业标准、安全措施、监管标准、应急机制等提出量化指标。制订《居民家庭生活垃圾分类指引》,明确分类标准、分类标识、分类方法等。按照“一店一牌、六个统一、四个不准”原则,分类分批更新改造和规范户外广告设置。实施《广州市流动商贩临时疏导区管理试行办法》、《关于划定严禁乱摆卖区域的通告》(第2号)及《广州市2011年度整治和规范流动商贩管理工作方案》,明确严禁区,设立临时疏导区,由制止逐步向有序管理转变。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与广州大学在华南地区合作建成首个现代城市管理研究基地,推动城市管理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转变。加强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及垃圾综合管理的基础性、关键性技术和标准的研究,积极推动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填埋气收集利用、渗滤液处理及无害化处理水平低的垃圾填埋场治理与生态恢复、填埋场封场后再利用、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等方面技术的研究应用。加大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引进和应用力度等。
(四)创新技术手段,整合共享资源
信息化为城市管理提供技术基础,也为改进管理方式和提高管理服务水平提供平台。近年来,广州市大力推进“数字城管”建设,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城市管理资源,实现多级联动、高效协同。整合城市管理资源调度系统、“12319”呼叫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网格化管理系统、综合巡检系统等15个系统40多个功能模块,初步形成“五横二纵”的电子政务基础框架,建立起以机房、政务网络为基础,以数据共享和交换平台为支撑,以政府门户网站为窗口,以市民电子邮局、社会保障(市民)卡、安全认证中心为应用推进和保障手段的公共平台。建立智能交通、数字规划、数字国土、环卫环保等城市管理核心业务信息系统并投入使用。开通广州城市视频专网,实现全市视频资源大联网,整合公安、城市管理、交通等10多个部门及市、区、街三级应用单位352个,联网摄像头3.3万个,综合应用在社会治安、公共安全、城市管理、智能交通、应急处置、水利三防、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在建设数量、联网规模、管理规范、综合成效等方面均在全国前列,有效提高了城市管理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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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新协同管理,促进工作落实
城市管理工作涉及面广,问题复杂,必须破解“条块分割”和行业分管难题,实现市、区、街多级联动和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决策与协调管理。如制订实施《关于强化查控违法建设工作责任制的实施意见》,明确违法建设认定及查控责任主体、工作分工及要求等,城管执法、国土房管、水务、交通、林业和园林等部门是查控违法建设的主要责任部门;规划、发展改革、经贸、公安、环境保护、建设、农业、文化广电、卫生、城市管理、工商、出租屋管理、供水、供电、供气、电信、有线电视等部门是协助查控违法建设的协作责任部门,各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查控违法建设工作。由市城管办牵头,城市管理、建设、环境保护、交通、水务、林业和园林、卫生、食品药品等14个部门对各区、县级市城市管理工作进行综合考评,逐步形成条块结合、高效运作的城市管理目标考核体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会、城市管理等部门加强对保洁服务公司履行环卫作业合同及保障环卫工人合法权益情况进行监督,促进环卫保洁服务质量提升。推进建立“以奖代罚”机制,通过奖惩结合督促各区、县级市加强城市管理。通过各部门协同配合、有效联动,管理协调能力、执法效能大幅提升。
三、破解城市管理领域深层次问题,为城市转型提供有力保障
广州市城市管理领域目前也存在深层次的问题,其表现主要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程度还不够高;数字化城市管理与智慧广州建设要求还有距离;“垃圾围城”危机迫在眉睫;违法建设查控形势严峻;流动商贩管理亟需加强;管理体制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广州市城管委决心采取各种配套措施,突破这些瓶颈制约,为城市转型提供有力保障。
(一)进一步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
精细化管理是现代城市永恒的主题,可以使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效率更优化,也可以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更优化。结合广州市实际,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一是以规划为先导。借鉴香港、青岛经验,科学编制城市管理各专项规划,并将城市管理贯穿于城市规划、建设及后续维护全过程,做到城市管理设施建设与城市建设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二是以标准为前提。编制城市管理系列标准和规范,并根据各行业和专业部门特点进行细化。科学划分管理空间,细分管理区域,量化城市管理对象,通过精确掌握管理的对象、内容、状态、位置、属性等,实现城市管理内容的具体化、标准化、数字化。三是以服务为目标。大力实施亲民工程,推行市民监督机制,畅通服务便民渠道,切实为民服务。四是以执法为保障。加快城市管理及相关领域立法进程,完善执法服务网络运行体系。强化日常管控与运行机制。建设城管数字化执法系统,提高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二)提升城市管理智能化水平
借鉴上海、成都市经验,按照“顶层设计、统筹管理、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工作要求,在“智慧广州”的框架下,以整合现有资源、提升综合效能为核心,建设全市统一的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资源库和应用平台体系,对城市管理部件和事件全领域实现主动发现、全过程监管落实。
(三)坚决打赢垃圾处理攻坚战
垃圾处理是城市管理的重要内容,是改善城乡生态环境、保障城市安全运行、保障民生的重要公益性事业,必须处理好垃圾问题,打赢垃圾处理攻坚战,逐步实现“增能力、调结构、保减量、促循环”工作目标。进一步理顺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体制;创新思路加快推进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改革收运方式,优化分类收运体系,建立完善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系统,实现生活垃圾填埋量负增长。
(四)重拳出击查控违法建设
违法建设是城市毒瘤。广州要推动城市发展转型升级,必须解决违法建设顽疾,保障城市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主要抓好落实属地责任,强化协同合力,提升公共服务,建立长效机制。
(五)综合协同治理流动商贩
城市管理执法与流动商贩的矛盾与冲突由来已久,涉及因素十分复杂,必须加以解决。结合广州城市运行情况,借鉴新加坡、香港规范化治理流动商贩经验,完善法规,强化服务,严格监督,逐步建立政府领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基层响应、商贩服气、媒体支持的流动商贩管理机制,为广州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六)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城市管理是系统性、动态性工程。要实现城市管理工作运转高效、有序顺畅,必须科学合理配置部门职责,推动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公共服务绩效。
一是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借鉴深圳、济南市经验,按照“依法行政、规范管理、整合资源、精简高效、理顺职能、权责一致”原则,坚持条块结合、统筹协调,建立主体明晰、职能明确、分工科学、协作有力、权责统一的城市管理运行体制。进一步整合工作机构和资源,科学合理配置部门职能,避免职能交叉、职责不清及推诿扯皮,完善“大城管”工作格局,等等。
二是进一步完善治理机制。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相互配合,有效衔接,建立共同巡查、联合执法、案件移交、资料共享、互为见证等城市管理协同工作机制,形成整体合力。建立突发事件预警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完善考核监督机制。建立政府督导、部门督察、舆论监督、社会投诉的立体监督机制,完善舆论监督体系。
今后五年,特别是“十二五”期间,广州城管决心进一步以城市转型为契机,坚持以人为本、规划优先、突出生态、建管并重、可持续发展,创新理念体制,以科技为支撑,以精细为核心,推动城市管理向“做优、做细、做靓”转型升级,促进管理、执法、服务有机融合,保障城市稳定协调发展和良性运作,提升群众幸福感,推动城市更美丽、环境更有序、服务更到位、运行更安全。
(本文根据广州城管委有关资料整理)
(责任编辑:黄荔)
4.城市财政同城市管理问题初探 篇四
一、城市管理和城市财政的关系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社会需求的不断提升, 市民对城市管理者的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城市的管理者只能扩大自己的规模, 不断增添新的管理职能。我国目前要求城市管理者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做到“减少施政成本”、“提升服务质量”, 以满足现代社会广大市民在物质和文化方面的需求。但是, 如果想要提升服务的质量, 相应的是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的财政支出也是一路水涨船高, 和“减少施政成本”的理念相违背。而如果城市的管理水平一直不提高, 则无法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来投资, 而且当地的市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也会使他们离开去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 这对城市的发展将是灾难性的。城市的财政也会陷入一个死循环, 没有更多的财政收入也无法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上投入更多。所以, 处理好城市管理和城市财政的关系是十分的重要。
二、城市管理与城市财政存在的问题
(一) 管理体制落后
城市管理者在执行管理职能时没有明确的体制限制, 相关部门之间没有合理的协调力、配合也完全没有相应的法制法规, 往往多个部门管一件事, 或者许多方面又没有相关部门去管理, 没有真正形成一个科学的、有制度的管理体系。在城市的管理过程中各部门不能做到一个完整体系的效应。城市各部门之间的管理机制没有真正形成, 使得各部门之间没有相应的法规去遵守, 更何谈依法行政。导致城市管理者在行政过程中执行力效率非常低, 城市管理又往往陷于一些老大难的问题, 管理者又不能拿出解决的方法, 依然是按原来的方法走, 就这样, 大量的财政资金经常被重复投入到这些不断重复的问题, 但是问题却没有得到彻底根治。造成了城市财政的浪费, 也使得城市财政资金被拖垮, 严重降低了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益。
(二) 矛盾问题不重视
管理体制落后必然导致管理者在处理矛盾问题上懈怠和推脱, 管理者不愿意为城市的管理承担责任还指望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某些地区在城市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只是重视重点工程的完成效果, 而不关注工程发挥的效益, 导致许多实际使用效益不大的工程花费了大量的财政资金。在扩大城区建设方面也是只看城区的扩展速度有多快, 面积有多大, 而对城区产生的实际经济效益没有过多的讨论。管理者认为只要城市建设加快, 就能提升城市的形象, 就会吸引大量的投资者来这里投资。而在对待老城区问题上又是投入资金不到位, 导致老城区的改建工作进度缓慢, 功能设施不健全, 容易发生许多意外因素的问题, 需要不断投入资金去修理, 重复的修缮资金对财政资金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这种矛盾若不及时解决, 必然造成城市管理方面和城市财政方面的矛盾加剧, 财政资金捉襟见肘, 影响了后期的城市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 经费安排不全面
城市财政资金使用矛盾化也是经费安排不全面的一种表现, 矛盾是经费使用的不合理浪费。经费使用不全面是部分管理方面资金的缺失, 导致的城市管理工作出现纰漏。比如说,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 人口的增加, 对城市的环境保护和垃圾处理都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如果管理者在这方面的不重视必然导致城市管理工作的缺失, 整体成绩上不去, 其他方面做的再好也是不可求的。最终落后的一面还是要拖住城市发展的进度, 财政终归要在过去缺失的一面给予后期的大量投入, 以挽救过去的错失。
三、城市管理过程中城市财政不良问题的处理方法
当代社会对城市管理者的要求必然是一个新的挑战, 而城市的财政问题与城市管理的模式也要有一个新的定义关系, 不仅从体制上向新模式有一个转变过程, 在管理思想上也要有一个质的飞跃。城市财政的处理机制必须得到一定的完善, 有一定的法律法规用以约束财政的处理方法。市民也有权利知道城市财政的开支细节, 管理者也有责任听取来自的社会的建议。城市不是政府的, 而是社会大众的。所以, 处理管理与财政的关系必须从根本予以解决。
(一) 体制上的改革
当前城市管理部门在机构上存在冗余问题, 即在一方面的事务管理上存在多个部门全力重叠, 这样就形成多部门人员浪费, 自然对财政支出也是一种浪费。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是完善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也决定着一个城市的未来发展方向。从法制上, 政府应该不断加强管理部门依法管理的能力;精简管理结构, 避免管理机构的臃肿, 裁减大批“冗官、冗员”;加强反腐败力度, 避免公共财政被腐败者大量吞噬。从体制上为城市管理所需要的财政支出加上硬性约束。这样的改革也符合城市的现代化建设, 从体制上的落后到体制的转变, 城市管理工作也会变的十分的有效。
(二) 从根本原因上解决矛盾问题
城市管理者在矛盾性问题上应该积极处理, 积极寻求解决办法, 避免财政资金的重复投入使用, 从而彻底的解决死循环问题。财政资金从死循环中脱离就能够把大量的财政投入到有助于城市建设发展的问题上来, 城市经济也能健康良好的向前发展。政府的财政问题也不再出现财政困难, 良好的城市经济建设必然带动财政的良好收益。合理安排财政资金投入的有收益性, 社会服务效益大的服务上,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服务社会的功能。城市管理过程中转换观念, 探讨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能墨守成规, 一成不变。城市管理工作也会顺利进行, 为良好的财政收益构建有利的环境。
(三) 制订财政支出的计划表
财政支出必须制定一份详细的计划表, 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逐步推行以“有计划的财政支出”的综合财政管理改革。逐步实现两个转变:一是财政预算支出必须符合城市管理规定计划, 不能盲目的开支公共财政资金;二是财政资金支出计划表向公众透明, 管理者对财政的支出既然是服务于大众, 所以广大群中国就有知情的权力。计划开支的财政资金管就得围绕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这条主线, 依据提前的科学规划, 建立预算资金的合理使用。要实现财政预算计划支出, 一要建立城市财政支出预先报表制度, 建立全面反映财政支出情况的预决算报表制度和综合预算审批制度以及一系列有关的财务报告制度。对城市管理活动的经济需求、资金来源和营运、经营服务等情况作出相应的全面、综合、科学、规范的反映, 掌握管理活动的具体细节, 为管理者提供更加全面、清晰的基础性材料, 并以此确定财政支出的方向。二要建立新的审核标准用来定义管理部门财务状况的指标体系。应根据管理部门的具体情况, 秉着精简施政的原则, 建立新的财政支出指标体系, 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审核管理部门财政支出的必要性, 计算财政支出的最大收益。三要统一管理预算机制。要加快财政预算支出的立法进程, 制定《城市管理与城市财政合理关系体系》, 为全面实行财政支出计划表提供法律保证;同时建立相应的票据管理制度, 确保有关部门能够核实相关信息, 为有计划的决策服务。
四、总结
未来的城市管理不仅仅和以往的政府行政执法所相同, 而是朝着多样化进行发展, 城市管理更应该看作对城市的经营。通过以上分析, 竞争环境下的城市管理必须紧跟时代的脚步, 不断更新管理体制, 优化财政支出方案, 去经营好这个城市。总之, 城市管理者应当着重处理好城市财政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矛盾, 两者相辅相成, 互相成为前进的推动力。而不是一方的不合理安排阻碍了另一方的工作进程。城市财政支撑城市管理的工作正常进行, 城市管理服务与城市财政的良好健康收益, 城市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 城市的建设才会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高鹏程.基于财政预算的城市管理和管养问题分析[J].会计师, 2011 (10) :82-83.
[2]申剑, 白庆华.城市管理中的“双环困境”及其解决途径[J].现代城市研究, 2006 (06) :77-82.
5.城市管理应与国际先进城市对接 篇五
关于这场踩踏事件的原因和责任尽管众说纷纭,但通过调查,可得出初步的结论:上海有相对较为完善的应急管理体系,也有相对较为完善的应急管理执行体系,但却缺乏科学决策程序,同时长官意志较强,导致了对非官方活动的失控。
众所周知,上海曾成功举办了2010年的世博会。既然连世博那么大客流量的情况下都能确保万无一失,对付外滩这点客流似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应急体系有了,执行体系也有了,但问题却出在“心防”懈怠了,一旦官方认为这不是个大问题,所有的应急体系、执行体系都会处于“降级”“休息”状态,并不会处于高度紧张的待命状态。
官方认为由于取消了跨年灯光秀,人流量会下降,因此不太可能出问题,从而放松了警惕。警方承认,由于当天人流密集,23时30分发现客流异常增多时,民警未能及时进入核心区域,直至惨剧发生。
通过我们初步调查研究,暴露出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谁在外滩不举办跨年灯光秀后下令降低了安保级别,依据是什么?
二、是谁决定取消往年都进行的交通管制?
三、为何取消了跨年灯光秀却没有大规模告知公众,外界不甚清楚已取消该活动?
四、即使降低了人流预期,但以防万一,为何核心区没有布置大量警力?
五、媒体报道的外滩踩踏事件当天,在附近豪华餐馆吃饭的官员有无分管安全的人员?
从这五个问题中可以看到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决策体系:一旦管理人员认为这个事情不是大事了(这很大程度上很可能缺乏科学决策依据),相应的应急管理等机制就会放慢或者放松运转。所以此次问题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在于最终决策依赖于领导,领导的防范心理一旦懈怠,则容易出问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安全管理资深专家张弘曾通过多年研究得出一个判断:如果以一国之力或一个地区之力来举办一个特大型的活动,出事的可能性反而小。政府作为主办方会高度重视,长时间准备,比如2008北京奥运会、2010上海世博会。从近些年发生的类似事故看,往往是非政府主办的、民间性的一些活动,如灯会、展览会和一些体育赛事,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故,例如北京密云灯会踩踏事故,杭州西湖烟花大会烟花窜入看台烧伤百人,太原迎泽公园踩踏事件等。
因此,城市管理能力不是问题,政府一些部门的麻痹大意成了问题,背后则是责任意识和决策科学化、及时化。若官员知道这个责任承担不起后,没有谁会懈怠,许多悲剧都会避免。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跨年活动每次都有几千名警察到岗,除防范措施到位外,责任意识显然是最重要的因素。
如何科学决策是另一个重大问题。假设决策分析人员得出一个结论:即使取消灯光秀,外滩游客仍然会和往年差不多,并将这个报告呈给领导参考,领导会敢不重视?
目前尚不清楚是相关领导认为取消灯光秀后人流不会那么大,还是分析人员得出的这个结论,这有待于权威的官方调查。但有一点可以基本肯定:我们现在的决策“主观色彩”较强,定性分析很多,定量分析很少。加之领导对科学决策的成果是否采纳也缺乏操作程序,导致城市应急领域事故频生,悲剧一旦发生,其后果也极为严重。
外滩踩踏事故暴露出诸多问题,提高城市管理软实力势在必行,不能只重视城市的“面子”,建设摩天大楼固然重要,但诸如完善的下水道系统,合理的应急体系等软件建设更为重要,因为这体现了一个城市核心价值和竞争力。
一个成功举办世博会的城市,一个中国城市管理水平的标杆城市,为何没能防范一踩踏事故?城市的现代化,除了高楼大厦、便捷交通等硬件外,我们不能不关注管理软件和管理意识的短板。
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太快,导致很多领域跟不上,这方面该补的课必须要补上。城市管理者不能沾沾自喜于已取得的建设成绩,而应和国际先进城市的管理体系对接,学习其成功的管理经验,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科学分析、预测、决策体系。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6.城市黄线管理办法 篇六
当记者追问辛向阳研究员最近思考的城市管理问题是什么时,他告诉记者,是中国特色世界城市。他认为这个话题不能是仅仅一年两年谈谈就完了,而需要学者长久的关注,并把这种关注落实到首都城市管理中去。辛研究员说,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的报告指出:以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为标志,首都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推动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已经历史性地摆在了全市人民面前,“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战略部署,是新世纪中央对北京工作的要求,也是首都人民的新期盼。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最重要的就是提升发展质量,完善城市功能,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更好地服务国家的发展。”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城市管理如何提升工作质量,服务于国家发展、群众生活,是摆在广大城市管理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本质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
记者:从“世界城市”到“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理念的提出,北京城市建设具有了一种世界眼光。关于世界城市的话题很多,您认为,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真正本质是什么?
辛向阳研究员:(以下简称辛研究员)中国特色世界城市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城市。城市是人为了人的需要而建造的,城市的核心主体是人。因此,发展和建设一个有利于人的一切活动,有利于人的健康成长和享受的城市运行环境,应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最高和最终的目标。创造一个清洁、优美的城市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首都建设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的重要内容,更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内在要求。
城市管理工作是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的重要领域,城市管理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是民生、民利的主体内容。城市管理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对其生活的影响明显,因而也是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城市管理领域是一个重要的公共服务领域,它体现的是社会的公益性和全民性,是基本公共服务,要充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要求。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的报告也指出:“经济发展要让群众得到实惠,城市建设管理要让群众更便捷、更舒适、更安全,要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保障食品药品安全,进一步提高环境质量,让群众享受良好的生态环境。”
这种以管理促进市民公共福利的做法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要求。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2001年2月在内罗毕发表了一个关于《城市管理》的宣言,讲:城市管理与市民的福利紧密相连。完善的城市管理必须使男男女女都能获取到城市公民的惠益。基于城市公民资格原则之上的完善的城市管理确保任何人,不论男女老幼,都不能被剥夺取得城市生活必要条件的机会,包括住房、使用权保障、安全的水、卫生、清洁的环境、保健、教育和营养、就业、公共安全和流动性。通过完善的城市管理,使市民得到用武之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努力改善其社会和经济状况。
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具有科学城市管理体制
记者:以管理促进市民公共福利,您这个观点说得真好!北京现在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您认为其城市管理体制上应有什么特点?
辛研究员: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具有科学的城市管理体制。所谓城市管理的科学体制是指在城市管理中建立了政府部门既各负其责又整体联动的组织架构,建立了既发挥政府主导地位又有社会各种力量深度参与的主体体系,建立了公共财政投入不断加大、社会投入不断增长的经费保障体系,建立了既有客观统一标准的制度体系又有专业力量实施监督的效能评估体系。科学的城市管理体制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是确定性。是指公民能看懂体制发出的制度信号,知道违规的后果,并能恰当地使自己的行为与之比对,通过比对把自己的行为纳入到体制提供的制度轨道之中。在这里体制的价值观应该是一元的,不能一个制度发出多个价值信息,让遵循制度的人无所适从。
其次,是高效性。是指体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以较小的行政成本最大限度地解决城市管理中出现的主要的问题。
第三,是开放性。是指体制的参与者能够通过不断的创新行动对新的管理环境及时准确地作出积极反映,并能够迅速调整自己的行动模式。
第四,是法制性。是指体制的运行是建立在一系列法律法规基础之上的,它有自己的政策指导体系,更有自己的规则规范体系和法律体系。
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要大力推进“实区”和“实街”建设
记者:您给北京城市管理体制明确了定位,确定、高效、开放和法制。那么,您认为北京在建设科学管理体制上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什么?如何克服?
辛研究员: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市、区、街乡、社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权力与义务不对等,财权与事权不相称现象严重。越往基层,工作任务越繁杂,工作量越大。在街道层面,条块矛盾仍然突出,在社区层面行政化趋向依然明显。街道办事处承担了大量专业部门工作。责权不统一,使得城市管理条专不到底、块统难落实。社区居委会仍然没有摆脱政府的“腿儿”的状态,大量摊派的行政任务,严重挤占了居委会自治功能的发挥。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工作机制还未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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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城市管理的现实看,要大力推进“实区”建设,也要推进“实街”建设,主要应当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是各职能部门的专业管理要进一步下沉。探索职能部门在街道层面的垂直管理,具体工作可下沉到社区,选聘协管员,由社区服务站承接各口行政管理与服务事项。街道负责收集民意,反映诉求,监督和考核各专业部门的工作。
二是在社区层面,建立社区服务站。社区服务站是政府在社区层面设立的公共服务平台,在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和政府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下开展工作,接受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和社区居委会的监督。主要职能是代理代办政府在社区的公共服务,协助社区居委会办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开展便民利民服务。社区服务站与社区居委会既要职责明确,又要相互配合。社区服务站要朝着专业化、社会化方向,逐步与社区居委会职能分开,逐步配备专职工作人员,逐步提高工作水平,按照“依法、公开、高效、便民”的工作原则,为居民提供优质服务。社区居委会更多地开展居民自治工作。
三是在“实区”建设中,重点做好各区级政府部门职能划分,依托网格化城市管理体系,加强对城市部件的管理,保证城市基础公共设施的良性运转。在“实街”建设中,借鉴网格化城市管理经验,提升工作的精细化程度,在街道社区开展网格化管理。重点做好“人”和“事”的管理工作。深入到每一个住宅小区、楼门院、单元,了解、掌握社区居民、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对于做好群众工作,了解民生需求、解决百姓难题、服务城市管理等方面的成效明显。
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管理应融入北京精神
记者:2011年11月北京市公布了以“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为内容的“北京精神”。您很早就提出作为北京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首都城市管理,应当有自身的核心价值观。您认为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管理如何融入北京精神?
辛研究员:的确,首都城市管理应当有自身的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一方面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要渗透北京精神的要求,同时还要反映首都城市管理的根本任务与长远发展。按照这样一个标准,首都城市管理领域确立的核心价值观应当是:大气、精细、舒美、德化。
首先,是大气。“大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爱国为核心的北京精神的具体体现。首都城市管理的“大气”就是要体现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盎然向上的精神风貌,体现北京作为社会主义大国首都,社会和谐向善的城市品质。首都的城市管理要把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体现出来,要把高品质的文化内涵融合其中。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首都,城市管理应当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大气”要求城市管理面向2020年这个时间尺度,这是一个大历史的尺度:2020年我们国家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从北京的发展而言,2020年也是一个极重要的时间节点:2020年要实现《2004—2020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建成“三个北京”。这样一个时间的节点要求在城市管理方面通过努力,能够达到一个与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相适应的水准。“大气”还要求首都城市管理面向2049年这个时间尺度:2049年是新中国成立100周年,2050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的城市管理应该以极高标准的要求奉献给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伟大时刻。无论是面向2020年,还是面向2050年,首都城市管理必须体现出大气的精神品格。
其次,是精细。“精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创新为精髓的北京精神的具体体现。首都城市管理的“精细”就是要展现中国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自信及成就,就是要展现首都北京改革创新30多年的经验及历程。“精细”要求在首都城市管理中要敢于创新、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用创新的理念推进精细化规划,用创新的技术手段运用于精细化建设,用创新的制度体系确保精细化运行,用创新的机制建立精细化的监督流程。首都城市管理的精细化就是精明规划、精美建设、精确运行、精妙监督:精明规划是指首都城市管理在规划过程中要体现出国际先进的理念、适度超前的意识、瑰丽多元的融合等品格,这就要求创新城市管理的规划体制、战略理念以及管理手法;精美建设是指首都城市管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以创新为动力,不断建设出一批又一批符合主流价值观和人们审美情趣的产品;精确运行是指首都城市管理在运行过程中要体现科学严谨的精神,通过改革,探索出既符合首都特点,又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制度体系,这些制度运行效率要高,同时又不增加制度成本;精妙监督是指首都城市管理的规划、建设、运行等各个环节都要进行全过程监督,通过监督,使城市管理实现无缝隙式发展、节约性发展、效能型发展以及公正性发展。
第三,是舒美。“舒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的建设共有的精神家园和以包容为特征的北京精神的具体体现。首都城市管理的“舒美”就是要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以人为本、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以及北京包容性发展、建设宜居城市的战略目标。“舒美”要体现出首都城市管理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使市民感到舒适而美观、舒逸而秀丽、养心又养眼。一方面城市管理要使广大市民的居住氛围、生活质量、幸福感有较大提升,另一方面城市管理始终要体现出大美之风、秀美之性。“舒美”是一种包容性的、普遍性的要求,城市管理不是为了少数人或者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为包括广大流动人口在内的所有的北京人服务的,首都城市管理应当考虑的是全市广大群众整体的、公共的环境利益、环境舒适度和美感度;“舒美”是一种共有的物质与精神家园性的要求,城市管理一定要带给市民和流动人口家园般的感受和享受,使越来越多的“房客”拥有“房东”一样的归属感;“舒美”就是建设一流的宜居环境,在体现整体性的同时,还要突出多样性,使环境建设瑰丽多姿,充分体现北京作为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迷人风采。
第四,是德化。“德化”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和以厚德为精神品质的的具体体现。首都城市管理的“德化”就是要体现社会主义伦理规范的要求、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和北京作为首善之区、道德高地的特点。“德化”就是要通过城市管理工作明显促进市民文明素质的提高,“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不仅包括社会环境,在一定意义上,也包括城市管理带来的秩序环境、市容环境等,因而,城市管理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德化”就是要强调首都城市管理要不断推进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伦理要求,包括管理正义、管理公平以及管理公利等价值理念,这些道德原则是整个社会道德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德化”就是在城市管理中注意城市景观、小品、照明、家具等各个方面所能够传达人们的精神内涵。
(责任编辑:黄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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