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毛泽东学习领导艺术

跟随毛泽东学习领导艺术（共4篇）

1.跟随毛泽东学习领导艺术 篇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作业纸

毛泽东的领导艺术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的领导艺术的科学内容是多方面的，学习好、领会好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对于加强干部能力修养，指导、推进我们的工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关于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可以从六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第一，善于调查研究，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基石。善于调查研究是领导者获得成功的重要领导艺术。毛泽东一生注重调查研究，科学的调查研究，是他审时度势、多谋善断、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

第二，善于把握主要矛盾，抓住中心环节，兼顾全局，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核心。俗话说：“十个指头不一般齐”。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总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有一个是主要的矛盾。确定何者为主要矛盾，不能依主观想象，不能凭个人所好，而是依据对客观现实的科学分析得来的。

第三，善于科学决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关键。领导者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决策，毛泽东的决策艺术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它植根于中国革命这片沃土之中。他高瞻远瞩，思维敏捷，灵活机动，因地制宜，在中国现代历史舞台上，导演了一幕又一幕波澜壮阔、威武雄壮的活剧：

第四，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知人善任，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保证。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艺术可以概括为：疏通引导、注重说理、善意批评、坚持民主、以情动人、用先进事迹感染人、用通俗生动语言谈心对话、领导做表率、制度建设等。

第五，善于做群众工作，一切为了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灵魂。在江西瑞金沙洲坝，至今还传颂着毛主席打井的故事，井台上竖着一块纪念碑，上刻着两行醒目的大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第六，善于绘制中国革命的独特图样，能动的反映客观实际情况，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魅力。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动用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图样领导艺术。在他几十年的领导生涯里,善于集中党和人民的智慧,绘制出一幅幅精美的大小图样。他率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依图施工，改换了中国的日月，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2.跟随毛泽东学习领导艺术 篇二

作者：张 诚发布时间：2011-03-24 17:34:1

4编者按：有人说学习力是一种引导、保持和拓展学习的本领和力量，是一个人、一个企业或者一个组织获取和整合知识，并把知识资源转化成知识资本的本领和力量。在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大潮中，陇州大讲堂为我们提供了聆听全国知名学者授业解惑的难得学习机会。

作为八〇后的我院青年干警张诚，在参加了3月19、20日的陇州大讲堂后，心灵受到了震撼、思想得到了洗涤、境界得到了提升，通过回味整理写出了这篇情真意切的心得。今以信息形式编发，希望能引起我院每位干警对陇州大讲堂“知识是最大的资本，培训是最好的福利”这一联句的深思，珍惜县委、县政府为我们提供的学习机会，把学习作为提高本领、提高素质、提高修养的不竭动力。

3月19、20日，陇州宾馆会议厅座无虚席，2011年第二期“陇州大讲堂”如期开讲。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学习授课、在《百家讲坛》栏目做专题讲授的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江英教授，应邀为我县党政机关、乡镇部门领导干部和县管有突出贡献优秀人才等讲解“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与用人之道”。在眼下经济大潮中，浮躁散漫、疏于学习的人不在少数，县委、县政府能提供这个机会，让全体领导干部在周末静下心来聆听专家教授的传经布道，可谓用心良苦。

在两天的讲课中，我院党组积极组织法官干警参加听课，江英教授通过自己常年对毛泽东主席的研究，将相关影视片断、历史记录、见证人访谈等详实的内容穿插到毛主席对干部教育、成长、管理的论断中，充分展示了毛泽东主席伟大的人格魅力、政治艺术和用人策略，强化了伟人之所以伟大的精神所在，在座学员无不深受教育与启发，我也感悟颇深。

一、酷爱学习，不断学习，善于学习

毛主席自小酷爱学习，《四库全书》、《三国演义》等国学经典无所不读，积累了宝贵的知识财富。他不但爱学习还善于学习，《资治通鉴》读了17遍，且遍遍批注，领会历史，评点二十四史，胸中自有韬略，领会贯通，活学活用。毛泽东主席的学习贵在坚持，终其一生，无不与书相伴，中年还自学英语，床边堆放着几千本书籍。从毛主席的学习态度中无不感受领袖的伟大。而作为青年的我们，更应该在工作中加强学习，以增强内心的强大，从学习中掌握理论，再将理论贯彻到工作实践中去。

二、以弱胜强，避实就虚，各个击破

在毛泽东主席指挥的三次反围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无不体现出他卓绝的军事思想，保存实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关键在于能认清形势，抓住主要矛盾。毛主席在长征中，利用国民党各省军阀离心离德的实际，从容的跳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终到陕北，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当前法院工作中，我们也可学习借鉴毛泽东主席的兵法智慧，抓住矛盾多发、案件积压这个牛鼻子，集中审判力量，集中解决一批涉诉信访的难缠案件，从而打开工作局面。但我们知道，单靠法院一家也不足以解决全部矛盾，更要联合村组、行政部门、民间组织、金融机构等形成多方能动，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

三、坚持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主席的领导艺术告诉我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一定要坚持原则。无规矩不成方圆，在党的事业和工作中，毛主席从不加诸个人情感，对待自己的子女、亲友，从不额外照顾，甚至相反，要求更加苛刻。同时，坚持为人民服务，毛主席为之奋斗一生，就是要为人民谋福祉，为国家谋独立。持以公心，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人民谋福利。作为法院干警，要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坚持原则，不办人情案，不办关系案，一切按照原则和法律办案，秉持公心，依法办事。群众的事再小，都是大事，公平、公正是我们不懈的追求。只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人民法官的光荣称号。

短短的两天时间，无法概括毛泽东主席身上所有耀眼的光芒，他的只言片语也足以让我们受益终身。毛主席的伟大，不在于职位的高低，不在于功劳的大小，而在于其内心精神的强大，一位为了人民的幸福而无私忘我工作的人，才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人。作为年轻人，更应以毛主席为榜样，在国家实施伟大复兴的光荣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不断学习、奋发图强。在此借用毛主席的座右铭与大家共勉：

若金发砺；若陶在钧；

3.论毛泽东的个性魅力与权威领导 篇三

陆卫明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02期 摘自2010年9月《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摘要】运用政治学的有关理论，结合历史学、历史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基于政治文化视角，从个性因素出发，深入阐析毛泽东权威领导的形成、性质及其对中国社会历史产生的深刻影响；认为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需要权威，个性魅力型权威具有双重效应，个人魅力型权威需要向法理型集体领导权威转换。

以往我国的历史学、政治学研究中往往并不注重领导者的个性因素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诚然，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但社会历史的确是人类创生性活动的产物，尤其是在巨人迈进的脚步声中，可以听到历史的隆隆惊雷。作为一个时代巨人，毛泽东的名字与中国革命密不可分，在中国现代化征程中，他也留下了艰辛的创业足迹。无论如何，毛泽东留下的历史遗产终将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资源与财富。本文结合政治学与历史学、历史心理学等学科，主要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从毛泽东个性因素出发，对他的权威领导的形成、类型及其对中国社会历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作一具体的阐释，对现实不无启迪意义。

一、毛泽东权威领导的形成 目前，我国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在党中央与红军的领导地位‛，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如果说这是从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过程来说的，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但是，如果从他的权威领导的形成来说，则不尽确切。这是因为，权力与权威虽然有密切联系，但毕竟有所区别。权力是主体对客体合法的制约力，主要表现为一种强制力，权威是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之上的，但它不仅是合法化的权力，更是由于个人的特殊才能、专长、品格或做出的贡献而形成的一种威望和影响，主要体现为一种影响力。‚当领袖的影响力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时，通常就被称作为权威‛，它是‚高度有效的影响力形式‛，比赤裸裸的权力强制可靠、有效、持久。因此，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领袖，应十分注重把权力转化为权威。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影响更主要的并不靠权力建立起来的‛，而主要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从其人格品质中自然渗透出来的。

毛泽东的权威领导的形成有一个过程。遭义会议对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会上，毛泽东虽然只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但此后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彭德怀回忆说：‚会议结束后，听了传达，大概意思是：改变了军委领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领导‛。然而在遵义会议后的一段岁月中，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不十分稳固，遭受过多次挑战。红军在长征四渡赤水之战中，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长林彪还掀起过要求撤换毛泽东军事领导的‚小小的浪潮‛；后来，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还遭到了张国焘的挑战。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再一次遭受当时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王明的挑战。直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才解决了王明问题，进一步巩固与加强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对此，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至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领导才真正得到全党的高度体认。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书记，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巨人的诞生客观上取决于时代的需要，主观上则有赖于个性特质。

马克思说过，‚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中国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1840～1949年），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下，陷入了空前的动荡和灾难深渊。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呼唤巨人并且诞生巨人的时代。但是，时代的需要与巨人的诞生之间并不完全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偶然因素——个性因素。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讲演《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说到：有资格将手放在历史舵轮上的人，必须具备三种素质：一是对事业炽烈的热情；二是对实现目标的神圣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三是冷静理智的判断力和洞察力。只有这种将情、意、知三者平衡地结合在一起的人才有资格做政治家。而作为一定政治体系中的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人物，必须具备高度的智慧、卓越的才能、崇高的理想等个性特质，决非等闲之辈所能胜任。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

三、王明等人均未能胜任历史重任，都是由于他们身上缺乏作为卓越的政治领袖的诸多特质。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政治领袖，这绝非偶然，同样取决于他所具备的独特的个性因素。

（一）承继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两大美德：负有使命感和注重实践理性

毛泽东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具有深厚国学根底，深受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熏陶。关心国事民疾、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历来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毛泽东十分欣赏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及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格言，终身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受中国经世传统、尤其是湘学务实传统的影响，他一贯奉行身体力行、经世致用的信条与作风。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即十分注重‚实意做事，真心求学‛，‚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并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万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务实求实的精神在早年毛泽东的思想与行为中到处可见‛。无疑，毛泽东这种思维图式是传统赋予的，但他伟大并非在于对传统的简单因袭，而在于他赋予这种实践理性传统以创造性的活力和新的生命力，这对他的一生影响至为深远。毛泽东后来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实践理性与马列主义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综合与升华。

（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体察 任何一个成功的政治领袖必须洞察本国的国情，并据此制定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那样：‚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也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出身农家，深通国学，加上十分注重对现实社会（‚无字天书‛）的调查考察，使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即特殊的国情）有着深刻的洞察。他一生十分注重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十分羡慕司马迁‚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的经历。1917年暑假，他与萧子异一起在湖南作游学式的徒步考察，‚没花一个铜板‛，漫游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县，进行实地考察。1918年，他组织一批湖南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但他本人并未去，主要是觉得‚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20世纪30年代初针对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的严重倾向，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振聋发聩的著名口号，并躬行实践，切实进行社会调查。因此，他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深度与广度远非他人所能企及，并据此明确了呻国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者、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引导中国革命走上了胜利坦途。

（三）渊博的学识

这是毛泽东成为杰出的政治领袖的又一得天独厚的素质。他之所以能够站得高，看得远，战略眼光更宽广，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他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毛泽东的学识主要来自中国传统的国学、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以及对中国革命实践斗争的经验总结。毛泽东一生酷爱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无所不读，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历史证明，毛泽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他善于从中国历史文化中不断汲取丰富的营养有着密切关联。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学习毛泽东》的讲话说：‚毛主席常说，他也是读古书的人。……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毛泽东的思想确乎吸收了许许多多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文化遗产。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也是毛泽东学识的重大组成部分。在延安时期，他集中精力，发奋攻读马列主义的书。毛泽东研究马列主义，同样受实践理性的支配，学以致用。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以马列主义的‚矢‛来射中国革命这个‚的‛的。他为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而到马列著作中去找立场、观点与方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国情及革命实践经验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还十分注意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的经历，尤其是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更是十分宝贵。这些都是他的渊博学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曾经多次强调：‚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学风。‛‚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沒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四）卓越的军事才干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军事家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则往往同时又是军事家。战争年代的领袖人物还必须具备能在革命舞台上导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的军事才能。毛泽东首先也是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和策略家，不断地在战争中战胜敌人，而逐渐获有威信和地位的。他的历史地位之所以能在遵义会议上得到全党的体认，出色的军事才干确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后，毛泽东创立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的军事理论在长期革命战争生涯中也日臻完善，辉煌夺目，取得赫赫战功，诚可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些都奠定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的地位。

（五）出众的组织才能和驾驭手腕

作为杰出的政治领袖，必须具备出色的领导组织能力和斗争策略手段。在党内斗争中，毛泽东摒弃了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瞿秋白的‚惩办主义‛和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刚柔相济的原则；在对敌斗争中则采用刚强与灵活、原则性与策略性相结合的手段；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一整套工作方法与作风，充分展现了他的高超的领导艺术与驾驭能力，并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领导思想。

（六）坚强的意志力

坚强的意志力也是一个卓越的政治领袖所必须具备的品质，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个意志极其坚强的政治领袖。1917年4月1日，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出体育之大效尤在‚足以强意志。‛‚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这也就是他酷爱在大风大浪中游泳等体育活动的根由。斯诺观察到，毛泽东的‚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越是在艰难困苦的岁月，就越能激发毛泽东激越的诗情与奋斗的豪情，他豪迈的诗词风格则是这种坚强意志力的集中体现。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伟人的超凡魅力一般都在遭受严重挑战的危机时期才会得到呈现。斯诺曾经这样描述毛泽东：他‚是一个精通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与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毛泽东所具备的这些特殊的个性品质，远非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所能比拟。所有这一切均使他更能在一场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阵地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指挥千军万马，吒咤风云，纵横自如，胜任愉快，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一个具有渊博学识的先进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

二、毛泽东权威领导的特质

按照韦伯的经典理论，权威的合法性具有三种类型，即传统的、法理的和个性魅力型的权威。但纯粹的典型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各种类型具有不稳定性及相互转变的趋势。自然，作为一个造反者、革命家，毛泽东的权威不可能是传统赋予的，但他的确兼具法理型和个性魅力型两种类型的权威，而后者更为突出，形成了一种‚超凡的权威‛。尼克松说，毛泽东的确‚具有能够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没有哪一个真诚的革命者不为他的巨大魅力所折服。

毛泽东这种‚超凡型权威‛的构成要素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旷世巨人

毛泽东确是一代巨人，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巨大人物。他是一位睿智远虑、足智多谋而又气度恢宏、谈笑风生的政治家、革命家；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事家、战略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理论家、哲人兼诗人。这样一位‚三位一体‛的巨人，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冯友兰评价他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威的人‛。作为一代‚旷世巨人‛，在一个以农民为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里，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中，与‚天下定于一尊‛的传统气氛相呼应，毛泽东的特殊才能与神奇力量就构成了一种‚人间神‛效应。斯诺发现，在革命者眼中，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创作的《沁园春，雪》一词面世，轰动了整个山城的知识界，使广大人们真正认识到，毛泽东才是当时中国真正的‚风流人物‛；同时，也使蒋介石的‚领袖形象‛相形见绌。

（二）实践贡献

具有特殊的品质与非凡的才能，使毛泽东超出一般人之上，卓尔不群。当他的这些特殊的才能被得到体认后，人们就开始带着崇敬的心情自觉地服从他的领导。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高于毛泽东，在社会上也是一位更有名气的共产党领导人。但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及同国民党蒋介石的长期斗争过程中，特别是在保卫根据地、反‚围剿‛战役中，周恩来认识到，毛泽东富有创造性的战略——把农民组织起来，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办法；同时，他也认为，只有毛泽东才能使红军重整旗鼓，也只有毛泽东才能扭转危局。因此，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杰出才干深信不疑，诚心服从他的领导，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彭德怀在延安整风时逢人便说，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认识的确有一个过程。在井冈山时期，只是把毛泽东当作是革命队伍中的老大哥；长征时期，则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老师；直到延安时期，他才真正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权威领导是在革命实践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岁月里，毛泽东几乎成了一种符号、一个象征。他代表着正确、代表着胜利；在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革命避免了很多曲折和弯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毛泽东的超凡魅力正是在以后取得的一系列近乎不可思议的胜利中不断得到强化。

（三）理论权威

一个政治领袖要具有非凡权威，必须树立自己的理论权威，即通过令人信服的理论体系感召成千上万的追随者。理论一旦为群众掌握就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能量。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位卓越的理论家。他在全党最早提出了‚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并且身体力行，集中全党集体智慧，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实践相结合，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成功地实现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创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纲领性文章的发表，奠定了他在党内无可臵辩的杰出的理论家的地位，强烈吸引着广大爱国的人们献身神圣的事业。

三、毛泽东权威领导的影响

毛泽东的权威领导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无疑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中国共产党的坚如磐石般的团结与统一，对旧的统治体系与秩序起到了摧枯拉朽的巨大作用。

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在那场关涉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激烈较量中，诚然，斗争的结果主要取决于国共双方政治力量的对比状况，但是其中的确始终蕴含着政治领袖之间个性力量的抗衡。国民党统治垮台与中国革命的胜利固然是国共双方政治、经济、人心、军事等各方面综体战的结果，但其中的确包含了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个性较量。与毛泽东在共产党内形成的超凡权威相对照，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推行军事独裁，谈不上权威，使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自相消耗。此外，毛泽东的创新灵活与蒋介石的刻板守旧，毛泽东的大智大勇与蒋介石的两面三刀……这一切确乎不可同日而语。对此，尼克松曾对蒋介石与毛泽东作过十分有趣的比较，结论指出由于蒋介石‚不能提出向旧战略挑战的新战略‛，使他成为一个平庸的战略家。‚但历史毕竟还是由那些善于利用时代的机缘进行革新的人谱写的，毛泽东就属于后面这种人‛。历史证明了这样一个论点，毛泽东的权威领导确乎是中国革命由弱转强、反败为胜的一个关键因素。尼克松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

邓小平也指出：‚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2003年12月26日，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基础。‛这是对毛泽东的巨大历史功绩的客观评价。

毛泽东是特定时代的巨人，在这个历史的转型期，毛泽东独特的才能、学识、意志、气质与性格使他出色地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任。然而建国以后，对于骤然而至的现代化建设，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中的欠缺也逐渐暴露出来。从他的读书生活中可以看出，他的广博的知识结构中欠缺现代化大生产和社会化管理方面的知识。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的书读得更少。这一情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坦承：‚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在这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因而，他在领导我国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在经济建设中往往感到力不从心。虽然他一生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及至1961年他还一再告诫：‚各级党委不许不做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做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力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但是，他晚年的失误正在于背离了他一贯倡导的思想路线，导致了严重后果。尽管如此，由革命年代历史形成的毛泽东的超凡权威不仅未曾动摇，反而逐渐向‚个人崇拜‛方向发展。毛泽东也一再说需要一点‚个人崇拜‛。1958年3月，毛泽东在《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的讲话中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对中共八大提出的‚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持一定的保留态度。1965年1月9日，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也承认说，个人迷信‚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1970年12月8日，他在《会见斯诺谈话纪录》中又说：‚比如说我个人崇拜。……总要有人崇拜嘛！‛不管他内心对个人崇拜态度如何，毛泽东在晚年多少有点自觉不自觉地去扮演‚人间神‛的角色，并逐渐抛弃了战争年代党内良好的民主集中制优良传统和作风。………

通过对毛泽东权威领导及其影响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一定的政治体系需要政治权威

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权威。恩格斯在《论权威》中说：‚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作为一定政治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领袖需要权威。党内缺乏一个领导核心和强有力的权威，并不利于党的团结与凝聚力的加强，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社会秩序的巩固，最终将会影响现代化的进展。毛泽东的权威领导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相当积极的效应。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也十分强调中央政治局需要有一个核心，要有权威。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要有权威》中明确指出：‚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

（二）个性魅力型权威具有双重效应

毛泽东的权威领导，主要属于个性魅力型权威，它是历史形成的，有其一定合理性、必然性，走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负面效应。冯友兰指出：‚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在几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师’的地位和职能。因此，他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能犯的错误‛。当然，历史地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了。

（三）个性魅力型权威需向法理型集体领导权威转换 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因此，怎样防止权威领导向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轨道滑行，建立一个法理型的集体领导权威，对我国政治民主以及整个现代化事业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邓小平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1]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4.跟随毛泽东学习领导艺术 篇四

作者：张太原《光明日报》（2016年03月23日 14版）

最近，总书记就学习毛泽东同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批示，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重温这篇著作。在党的作风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的今天，进一步改善工作方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任何一种工作都需要方法，特别是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面对艰巨的任务，面对复杂的情况，面对新的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就会一筹莫展，不知所措。毛泽东的一生，无论负责何种工作，都非常讲究方法。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之前，他还写过《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健全党委制》等文章和指示，在此之后，他还为中央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同志关于工作方法的许多论述和实践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本文结合这些论著简要梳理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以把对《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学习推向深入。

“只唱一出《香山记》”

在毛泽东看来，众多矛盾之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的；繁杂工作之中，必有一个是中心。因此，开展工作首先要抓主要矛盾，抓中心或关键，以带动其他。在阐释这一方法时，他多次引用过两句戏文。1958年6月21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说：打了抗美援朝战争以后，我就把军队工作推给彭德怀同志了。我做工作就是单打一，搞那么一件事就钻进去了。我也提倡这个方法。有本书叫《香山记》，讲观音菩萨怎么出身，别的我都忘记了，头两句叫作“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我就采用这两句作为方法，这几年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就是只唱一本别的戏，军事，我就没有唱了。1964年3月28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向他汇报，“只唱一出《香山记》”的办法传达后，效果很好。毛泽东说：就像你们河北唱《劈山救母》一样，不能什么都唱。这个方法要普遍运用。

其实，这个方法说到底就是工作应突出重点，抓住根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要集中精力。毛泽东的一生一直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很快就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是土地革命，因而坚定地在农村进行“武装割据”，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一个时期集中于指挥打仗，一个时期集中于理论创作，一个时期又集中于整顿党的作风。同时，他还反复地向全党强调这种集中精力干大事、要事的方法。

1943年6月1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在一个时期只有一个“中心工作”，首先是一种思想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也就是大脑里应有一根弦，有意识地去寻找它，“任何一级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那么，“中心工作”或“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什么，深思熟虑以后要明确，特别是要告诉下属和自己的团队，使之有所遵循。当然，能够“适时”地判定什么是“中心”，则需要独具慧眼。为此，要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凡事都要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并懂得相互转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的任务未了，建设的任务又摆在了面前，百废待兴，千头万绪，首先应该抓什么呢？当时，有的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应当尽快地加以消灭。而在毛泽东看来，财政经济困难能否解决才是关系到新生政权能不能站稳脚跟的关键问题，因此，党的“中心工作”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他告诫说：“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也就是说，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都可迎刃而解。

毛泽东对抓“中心工作”的方法还从另一个方面作过阐述。1959年3月，在郑州会议上，他先是谈到了三国时袁绍决策“多端寡要、瞻前顾后”而最终导致失败的一些事情，接着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稍后，他与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谈话时又讲道：“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所谓“多端寡要”，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分不清轻重缓急，力求面面俱到，什么事情都想做，结果无一做好。

工作要做好，就要分清主次，重点突出。1959年4月5日，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一开始就强调，“别的事我不讲，只讲工作方法，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要会做工作”。然后，他一口气讲了十几条。其中说道：搞经济计划，要有重点，有重点就有政策。没有重点，平均分配，就无所谓政策。这是很好的经验，跟我们历来搞政治、搞军事相适合。总要有重点，一个时期总要搞个重点嘛。1961年3月，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说：“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

学会“弹钢琴”

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并不是说其他矛盾和工作就可以不管了。毛泽东说：“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就是说不能只看到“香花”，也不能只看到“毒草”，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落实到做法上，毛泽东提倡要学会“弹钢琴”。1949年3月，他写道：“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

对此，毛泽东可谓是得心应手地进行了运用。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往往一方面强调中心工作是军事和打仗，另一方面又号召做好其他一切革命工作。1933年，在中央苏区的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上，他说：“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但是，不能因此而不抓好经济工作，相反，“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弹钢琴”的运用，集中体现在“十大关系”的处理上。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告诉党的干部：干工作要做到统筹兼顾。学会“弹钢琴”，先要心中有“谱”，胸中有“数”。钢琴有多少键，每个键能弹出什么音符，必须了如指掌。解决矛盾，要深入到矛盾中去，特别是要掌握与之相关的数字。毛泽东把“胸中有数”也列为一条重要的工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在运用数据方面，毛泽东可谓是一个高手。比如，对中国革命的定位，就是他从中国占90%以上的农民这一“百分比”作出的。不是了解和注意到这一数据，他就不可能到农村去“闹革命”，不可能得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开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此外，毛泽东论述问题和布置工作任务，也经常运用到数字。最为典型的两个实例大概莫过于在政治上创立的“三三制”政权和在经济上制定的“四面八方”政策。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提出经济上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简称“四面八方”政策。他还强调，“‘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这也是他“弹钢琴”方法的具体运用。当然，毛泽东在运用数字方面也有过失误和教训。比如，1958年发动大炼钢铁运动，紧紧盯住“1070”吨钢，提倡生产计划三本账，极大地损害了经济的正常发展。这说明对于数字运用一定要慎重，切不可想当然和滥用，否则就会有害无益。

两个“结合”

1943年，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点。关于第一个“结合”，他说：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对此，毛泽东还做过两个比喻：一是走马看花，一是下马看花。他说：“走马看花，不深入，因为有那么多的花嘛”，就是领导者要多跑一些地方，广泛接触实际，了解基本的比较全面的情况。下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就是在一个点上深入下去，认真研究一些重要的、带本质性的问题。两者结合起来，就既能够了解到全面的基本情况，又能够抓住根本性的问题。

针对第二个“结合”，毛泽东说：“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因此，无论什么工作，都必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领导骨干带头，组织和发动群众，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

这个结合蕴含的内容十分丰富，第一点是对群众要“抓两头带中间”。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用之于实际工作，他特别注重典型或先进的引领作用。“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做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这个方法，现在领导干部仍然在普遍运用，比如各种考察活动。在毛泽东看来，典型是一种力量，树典型等于插旗帜，典型产生后，推动广大群众向这些“好样的”学习，由一到十，由点到面，就会逐渐形成一种气候。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第二点，要坚持“一来一去”。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对此，毛泽东还说过：“领导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责任就在于替人民群众当传达员，把大家的意见和反映的情况加以分析、研究和总结，作出正确的决定。然后，又将党委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去加以贯彻执行。”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第三点，他还这样说：当学生，当先生，当领导者。从群众中来，就是做群众的学生，向群众学习。毛泽东说，在人民中间，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我们要有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下决心向他们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所以，他曾提出，“向工人学，向农民学，向知识分子学。还要向资本家学，就是研究资本家如何剥削的一套；还要向土豪劣绅学习，他们的鬼鬼怪怪要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能富，为什么能讨小老婆”。到群众中去，就是要做群众的先生，引导群众。他说，领导者就好像一个加工厂，从老百姓处学来的东西进行加工后，再去教老百姓，不断地教老百姓。要把心打通，不要架子。党员干部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第四点，要了解群众的“心理”和需要，要知道群众想什么，需要什么。抓人心，最根本的就是抓人的需要，特别是物质需要。毛泽东认为，领导者要想让被领导者跟着前进，必须给以物质福利，否则，就不能实现领导。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毛泽东深刻地领会了这一点。1942年12月，他更明确地说：共产党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那么，给人民什么呢？人民需要什么呢？当时对于广大的农民来说，最需要的就是减轻负担和获得土地。正是紧紧抓住了土地问题，党才能把农民团结在自己身边。1938年，他指出：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只要给他们谋利益，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自然相信你、支持你。

总的来看，“两结合”的方法是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实际工作的体现。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主要是对“事”来说的；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主要是对“人”来说的。领导工作说到底就是“以人谋事”。他还说：“我们跟蒋介石和日本一共打了二十二年，主要一条经验是，要同群众结合起来。什么时候跟群众合作得好，我们就得到发展；什么时候脱离群众，我们就犯错误，就失败。”

善于当“班长”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论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他提出党委应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而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任何一个领导都处在一个系统中，领导者进行工作必须学会运用组织、系统及在组织、系统中进行工作。他说，一般情况下，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要把这个班带好，的确不容易。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必须依靠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工作。怎样指挥好这“一班人”呢？或者这“一班人”如何一道工作呢？除了以上提到的，综合起来看，毛泽东论述过的还有如下几点：

一是“互通情报”，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上级和下级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

二是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予批评。

三是抓得起，抓得紧。抓得起，是指抓全局，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又要抓得紧。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自己“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王任重的日记则记述了他的一个工作实例，“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

四是重视“开会”。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会议不要开得太长，讲话、演说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他还提出过，要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相结合。这三种会议一般指的是群众大会、干部大会和领导班子会，把工作干好就得学会开这些会。

五是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为了让领导干部明白这一点，他多次引用过历史故事。1962年1月30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刘邦能够作出一些正确的决策，与他善于采纳不同的意见密切相关。相反，项羽失败，就是由于他“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

六、检查评比，及时纠错。工作布置下去，不能认为就完成了。毛泽东说：“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他还强调“除了开会的方法以外，还有打电报、打电话、出去巡视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通过检查，一是督促进展，二是修正错误。毛泽东一生也犯过错误，但大都能自己纠正，应该说与这种工作方法不无关系。

以上几点是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讲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不难发现，它实际上体现的是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毛泽东明确指出过：“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他还告诫党的干部：“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讲过的和用过的工作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在游泳中学游泳”“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多谋善断，善于观察形势等等。但是，以上四种是最主要的，也是他最常用的。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是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产物，是他的哲学思想在领导活动中的具体运用，是他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等思想方法的现实体现，也是他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领导智慧的产物，是他在治党与治国具体实践中的独特创造。其中许多内容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特别是对今天加强党的执政和治理能力，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和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