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经济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电商论文

网络经济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电商论文（精选7篇）

1.网络经济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电商论文 篇一

中国制造企业的比较优势与竞争劣势

摘要：在分析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的竞争优势时，通常认为我们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本文认为，这种优势只是比较优势，并不必然转化成竞争优势，而且这一优势随着大量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竞争战略已逐渐销蚀。中国企业要赢得竞争优势，必须重视人力资本的价值，培养自己在研发与创新、营销、品牌、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差异化能力。

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竞争的环境下，企业的竞争优势有可能向所有存在禀赋资源比较优势的市场或产业领域渗透。中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往往体现在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领域，因为中国制造业是最能利用和体现我国具有比较优势要素的产业，也是最具创新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然而，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已向纵深发展。当大量的拥有研发、营销技术和品牌优势的著名跨国公司将制造业生产基地向中国转移以利用中国市场的比较优势要素的时候，中国的制造业似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制造业如何守住最后一块拥有比较优势的阵地，这不仅关系到能否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更重要的在于能否首先立足于国内市场，因为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

一、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

在分析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时，通常认为中国企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低成本的优势，而这一优势又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低成本。

根据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公布的 2001—2002年中国国际竞争力综合排名，中国综合竞争力排名第31位。从评价的八大要素指标中的“企业管理”和“科学技术”这二项具体指标来看，我国劳动力成本从2000年的第12位上升到2001年的第10位，比其它指标高出20多位，凸显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而且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还低于东南亚国家。

199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对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的工资报酬做的测算结果同样证明以上结论。如下表。

中国2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但劳动力成本并没有相应的大幅度上升。其主要原因是中国长期保持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能力，从而使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即使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大幅度上升，但中西部地区大量剩余的劳动力流向东部地区，从而使东部地区制造业仍然能得到廉价的劳动力。

二、比较优势能否转化为竞争优势

依赖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低的战略仍然是一种比较优势战略，既然是比较优势，那么在新的经济条件下(信息化，技术快速变革，劳动力趋向知识化)，这种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就会很快，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升级也会很快，这种升级实际上就是一种创新，是对先进的产业和技术的模仿。在创新的过程中，要求管理人员和工人不断学习新的技术、生产、营销等方面的知识，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尤其在那些新兴的、前沿性的产业和技术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互补性越来越强，他们的知识技能不断增加，其人力资本的价值也在不断地升值。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必然意味着劳动者价值的提高，所以低劳动力成本的政策不会吸引优秀人才，或者说优秀的企业想通过低劳动力成本的方式吸引高素质的员工是不可能的，而没有高素质的员工，企业就失去了竞争的源泉，从而制约了企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最终会丧失企业的竞争力。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的过度积累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从而出现人才流失，这说明了这些国家的自然禀赋结构比较低，没有合适的位置去利用他们的人力资本。所以，中国企业过度强调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会损害人力资本的价值(从一定程度上讲，劳动力成本低意味着劳动力素质低)，相对于技术、品牌和管理优势而言，是一种贬值的竞争力，而不是一种升值的竞争力。

一方面，仅仅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并不等于总成本最低的优势，总成本最低体现在整个业务流程的整合生产效率，体现在价值链的关键环节甚至全部。如果劳动生产率管理效率低，必然会增加其他生产和销售成本，从而抵消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民营企业家刘永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去韩国参观访问一家同行时，发现他们一个加工1500吨面粉的工厂才66个人，他非常佩服。但韩国老板告诉他，自己刚从中国打了败仗回来。他非常不解。韩国人说他在中国开的厂子，设备比韩国的还先进，但100多号人只能加工100吨面粉，因为中国人做事不到位，做事效率低，员工的素质差异决定了企业的差异。据今年的最新的统计，在全国 7000万产业工人中，初级工占60％，中级工占 35％，高级工只占3．5％，与发达国家40％的比例相差甚远，而技师和高级技师更是风毛麟角。“中国制造”的制造者们的素质状况与中国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制造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极不相称。

所以，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要变成竞争优势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低劳动力成本要建立在高素质的劳动力和高效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这也是将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品(产业)升级的重要条件，其中劳动者的素质即人力资源的质量是关键。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已经受到跨国公司的强劲挑战。

从2001年开始，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如松下、东芝、惠普开始在中国市场大降价，有些产品价位直面中国企业同类低价位产品，且目标手段十分明确——首先就是要打破中国企业的价格优势地位，其次从措施上对开发、采购、制造、销售环节进行从零开始的彻底中国化流程再造。比如松下在深刻地研究了中国的低成本优势之后认识到：中国的优势在于10倍于日本的劳动力和只有日本1／10的工资水准，普及型的产品不在中国生产就无法生存；如果不能推出以中国价格参与竞争并获得利润的商品，几年之内松下将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

因此在新一轮的战略调整中松下对自身的高成本体制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开始构筑以中国为轴心的全球性生产、销售体制。2001年以来松下分别关闭了其位于美国的微波炉、空调压缩机的生产基地及德国的模拟复印机生产基地，将生产全部转移到了中国。

在全球制造业能力过剩、利润水平日益下降的趋势中，曾经靠着爱迪生发明的电器起家，又成为美国家用电器的领军品牌GE公司开始了战略结构的转移。一方面，从八十年代初期起，GE先后将空调器、小家用电器、电视机等利润率无法达到公司预期目标、无法成为行业领头羊的业务转卖出去，除保留了电冰箱、厨房电器等极少数核心产品外，其他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产品干脆放弃、退出。另一方面，仍利用自己的技术、品牌和渠道优势，保留在白色家电领域的核心产品，但采取新的经营方式。如多数产品的制造业务采取外包的形式，在全球(中国、韩国、拉美)的众多家电企业中通过比较寻找最理想的对象采购，供应给自己的全球网络。并且，GE还同时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开掘新的利润源。比如，在医疗设备市场，GE公司不仅在中国建立了采购中心，以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而且，在中国完成了几项成功的并购业务，减少了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者的数量，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加上在中国的设备调试和营销网络的建立，其整体价值链的优势基本形成。而在服务领域创造的收入增长更快，已占到总收入的70％(2001年的统计)。

总之，中国制造环节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渠道优势形成了互补关系，正是中国的低成本制造力为跨国公司的价值链提供了重要的环节，成为他们创造利润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而与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命运截然不同的是，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却屡遭挫折。先有美国和欧盟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彩电、打火机、钢材)，然后又有以技术侵权为由对中国产品(彩电、DVD)树起一道技术壁垒，所有这一切令中国企业的低价竞争战略失效，成本优势逐渐销蚀。

三、我国企业的竞争劣势

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靠低端产品竞争和频遭技术侵权指控的表现实际上暴露了我国企业的竞争劣势。从上表1揭示的信息已发现，在衡量国际竞争力的另一个关键指标“科学与技术”一项上，我国的排名是连续下降的：94年是第23位，95年 27位，96年28位，2001年35位，2002年33位。在“企业管理”指标中除“劳动成本”之外，其它指标排名都很落后，这也同样说明我国在企业管理和技术创新水平方面的落后，而科学与技术又是决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在衡量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方面，研发投入是最基本的重要指标。按照国际惯例，企业要保持生存，其研究开发费用必须占到企业销售收入的2％左右；要保证领先地位，必须占到 5％以上。而在发达国家，工业企业的研究开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一般是3-5％，高科技企业可以达到20％。据统计，1995年，我国工业企业 R&D经费支出占销售收人的比重为0．18％，其中大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分别为0．3％和 0．02％。目前，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费用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1％-2％，而“全球 500强”中美国上榜企业是5％-20％。现在，约有 2／3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没有建立研发机构，新产品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平均只有8％。企业如此低的研究开发投入，显然难以保证有效地开展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和内生增长能力。

我国不仅研发投入少，而且知识产权也少。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2001年年报公布的信息，国外企业来华发明专利的申请量相当于我国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的2·5倍以上。从近几年的发明专利数量看，国内外申请也差距悬殊：1997-2001年，国内向国外申请从299件增至1027件，合计1949件，而国外来华申请从20953件增至 26401件，合计90686件，是国内向国外申请的 46·5倍。含专利权的使用和转让在内的“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收支差距也不容乐观。1997-2000年，我国企业出口收入从5500万美元增至 8000万美元，合计2·73亿美元，而进口从5· 43亿美元增至12·8亿美元，总计30·36亿美元，高于出口10倍。(IBM公司仅在2001年通过专利转让许可的收入就达到17亿美元，占其总利润的21％)。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2002年我国共有9万多项专利获得授权，但其中只有6％左右属于发明专利，其它都是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即使在发明专利中，能够居制高点的核心技术也只是凤毛麟角，通常是基础性专利或从属专利(从属专利要依附于他人的基础专利才能实施)。而从国际知识产权的含金量来看，今天知识产权的保护主要集中在几个发展前景看好的技术领域，如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等，在这些战略性前沿性和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产生重要影响的高技术领域中，美国、欧洲和日本拥有绝对优势，如在生物技术领域，美国拥有专利占59％，欧洲9％，日本17％(我国近几年只在计算机技术领域有所突破，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技术，并强调从“中国制造”上升到“中国自造”)。

四、中国制造业的选择

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经历已经证明，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或产业的比较优势已不具有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对这类产品的需求日益减少，需求结构已趋饱和，另一方面，这类产品技术含量低，产品质量不高。第三，国际化使得不同企业可以分享其它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从钱德勒揭示的现代工业企业的发展历史规律来看，现代工业出现和发展的原因归结为技术创造的速度经济和向管理型大企业的过渡创造的组织能力，结果是现代大工业通常是集中于资本密集型工业中，而不是劳动密集型工业中。在当今以科技进步带动经济增长的知识经济时代，以体现低劳动力成本的初级产品的比较优势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在最能体现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产品竞争力在迅速提高，说明我国制造业在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水平方面的迫切性。

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历史来看，主要有两类制造业，一是加工制造业，二是装备制造业。大批量、标准化、生产线是加工制造业最重要的特点。在加工制造业发展的过程中，最初的基本竞争方式就是成本价格的竞争。当技术达到一定水平，质量达到一定标准时，如果产品之间没有差异，价格竞争的结果是增产不增收，尽管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但利润越来越薄。像这样的加工制造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其特点是需求弹性小，供给弹性大，前者意味着市场需求容量有限，后者意味着进入门槛很低。价格竞争到一定程度就进入差异化竞争阶段。装备制造业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不是成本价格的竞争，而是性能、质量、营销、品牌等方面的差异的竞争，只有这些才能真正为企业带来利润。

但中国制造业从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从传统加工制造向现代高科技装备制造转移需要有一个积累渐变的过程，需要遵循国际分工原则。一方面，需要坚持发挥比较优势，充分有效地利用现有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是盲目一味发展高科技而忽视中国大量劳动力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产业的技术、管理水平，突破发达国家对技术转移和模仿设置的障碍，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从而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中国家电产业发展的历史和企业竞争战略从成本最低向差异化的转变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道理。改造中国制造业，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业什么都能做。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的，现在产业链的划分是在全球范围内划分，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已经分得很细了，要想搞全能的产业链，一定会失败。一个企业也是一样，只有先在一个很小的环节做好了，才能向其它产业环节转移。

概括来讲，中国制造企业要发挥比较优势，突破竞争劣势，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要着重培养以下竞争能力：

第一，确定投资和产业发展目标，培育差异化战略能力。企业无论是选择进入新的产业领域，还是选择规模扩张的战略，应该首先对目标产业的定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其次才是确定差异化还是成本最低的战略。正如麦肯锡北京分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潘望博先生所说的，中国制造业中的确有很多发展机会，但制造业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建厂、研发、营销等等，尽管中国已经有一些非常成功的制造业企业，例如格兰仕、联想等等，但新企业要进入这个领域，特别是要成为一个有知名品牌的制造商会比较困难。而在一些新技术领域，包括生物、光纤、电信技术等，世界各地都有很多这样的新技术在不断涌现，中国自己也有一批很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完全可以利用他们开发大量的新技术业务。

第二，创造品牌竞争优势。品牌是一种差异化优势，它可利用客户对品牌的忠诚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价格的敏感性下降使得公司能避开竞争；它可使企业在较高价格、增加利润的同时不必追求低成本。客户的忠诚以及其它竞争者要战胜这种“独特性”需付出长期巨大的努力就构成了进人壁垒。公司如果赢得了客户对品牌产生了忠诚，在面对替代品威胁时，其所处的地位比其它的竞争对手更为有利。品牌形象可以通过企业在过去的广告、顾客的服务、产品特色或由于第一个进入该产业而获得的商标信誉和顾客忠诚度上的优势而形成。而一旦品牌信誉形成，这项资产就可自由地延伸到其它的产品或业务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存在路径依赖的以品牌延伸或技术扩散为特征的多元化经营。品牌差异化战略需要企业对品牌的长期投资，需要在质量和信誉方面对消费者的长期承诺。

第三，培养企业营销传播的核心能力。不同的产品具有不同的特性和消费群，因此不同的企业也具有不同的能力差异，“联想”善于创造、维持营销网络；“丝宝”善于做终端；IBM善于做赞助培训、产品示范和一流的顾客服务，更善于获得集团消费者和产品合作者的支持。所以，企业的营销方式也应该是差异化的，而不仅仅依赖于广告。企业既要做自己擅长做的事情，又要学会整合营销。

第四，不断的产品创新。创新是竞争优势的不竭之源，它是对消费者需求、竞争市场的变化、产品和产业生命周期的准确、及时的判断力和应变力的反应，也是企业在研发上的投资能力的体现。“宝洁”公司每年与超过700万的消费者进行交流，各种产品每年至少要做一次的改进和改良。“联合利华”承诺每年出品高质量的产品和饮料，为此每年投资大约10万元用于产品的研究和开发。所以真正的国际品牌很少是靠一成不变的一种产品打遍天下的。

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集中在制造业领域，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供给能力起了重要作用。当大量的跨国公司直接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市场，他们在分享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低的资源优势时，我们却很难在短期内学习到他们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效率优势，相反，我们在制造领域的优势在慢慢地消失。我们虽然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但并没有形成总成本最低的优势。我国企业低效率、高成本运营的绩效表现再次证明了波特的战略思想的正确性：企业的竞争优势往往体现在特定的战略要素上，仅仅是要素的可得性并不足以解释竞争的成功，竞争优势取决于怎样有效率地使用这些要素，只有有效率地调动要素的能力才是竞争优势的关键。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遭遇的挫折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作为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尽管是最重要的资本，但是最不可能获得保护的产权；价格竞争只是市场竞争的初级阶段，质量、服务、创新才是企业更有效的制胜之道。国内制造业只有加快企业管理改造，提高劳动力素质，改进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在产品研发与管理的纵深层面上打造整体成本优势，才能突破“Made in China”产品仅凭“劳动力与制造”这一比较成本优势的局面，将比较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只有这样，中国的制造业将不仅仅是中国的制造业，而应该是世界的制造业。

2.网络经济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电商论文 篇二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出口商品贸易条件的日益恶化,对发达国家技术、市场依赖的日益加深,加之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贸易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均,加剧了国内就业、消费不足问题,形成了贫困化增长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以对新苏州模式和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再思考为契机,国内学术界就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新一轮大讨论,希望能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发展道路。

在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评论上,学者们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北大教授林毅夫等为代表,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战略基本正确,中国需要的是进一步完善市场调节,扩大开放,利用比较优势来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他们认为,人为的干预产业结构,搞赶超战略,必然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经济发展迟缓,寻租增加、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等问题,形成阿根廷式的危机。其中一些人更提出,只要依据比较优势确定自己的产业结构,进行自由贸易,就能走上发达之路,贸易条件和产业结构无关。另一种是以社科院研究员郭克莎等为代表,他们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是很满意,认为过度的依赖于国外的技术引进不太可靠,依靠私人企业来促进产业技术开发由于存在着市场失灵、规模经济与外部性等,也不太现实,必须依靠政府的适度贸易保护和适度产业干预,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一定产业一定时期的逆比较优势发展,我们才能不断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改变我国不利的贸易条件,他们认为产业结构和贸易条件紧密相关,而且关系很大。

两种发展观的争论实质上还是静态的比较优势观和动态的比较优势观的分歧,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理论的基本分歧。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主要由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的要素禀赋论和雷布辛斯基定律构成,特别是后两个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只要依据自己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确定自己的产业结构,积极地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要素均等化趋势就会不断宿小贫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且,随着贸易的发展,要素禀赋的改变,一国可以自动的发生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主要由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普雷维什的贸易条件恶化论,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克鲁格曼等的战略性贸易保护理论组成。该理论强调市场只关注短期利益,容易运转失灵,使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导致长期利益的损失,形成马太效应。只有通过国家干预(认为政府失灵不存在),采用逆比较优势战略,扶植幼稚产业的成长,主动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才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实现经济的赶超,达到资源长期的最优配置。

两种发展观点都强调自己的战略是最优选择,其基本理论都经历过历史的实践检验,都有其成功的例子,那么,对于中国,哪种战略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呢?

二、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发展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和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自由贸易所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是否会导致后发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贸易得益的减少,如果贸易条件恶化确实存在,贸易得益在减少,适度贸易保护就是必要的,政府的产业干预政策也是必要的,如果贸易条件恶化不存在,贸易得益增加,依据比较优势进行的市场调节和自由贸易就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那么,后发国家的贸易条件是否在恶化,贸易得益是否在减少呢?

根据不同的统计方法虽然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但绝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商品贸易条件恶化问题确实客观存在,这和几个因素有关,如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低,供给过于刚性,收入弹性低,很容易导致供过与求,价格下降,并且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进一步恶化了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得益,过于激烈的竞争、工业品的替代效应也经常导致初级产品生产国贫困化增长,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而不能自拔。但对于工业品生产国来说,情况恰恰相反,由于产品需求弹性高,供给弹性高,收入弹性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其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使供求大体平衡,并保持在某些工业品上的生产垄断,贸易条件相对优化,而且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较快,贸易得益也就较多。因此,相对于工业品生产国而言,生产初级产品的后发国家存在着商品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贸易得益的相对减少,基于此结论,后发国家经济学家提出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然而。仅仅工业品所占产值比例的增加还是不够的,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贸易条件恶化论又加入了新的内容,不仅是初级产品对工业品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而且,工业品内部不同类型的工业产品之间也存在着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如初级产品对轻工业产品,轻工业品对重化工业产品,重化工业产品对高新技术产品,都存在着贸易条件恶化的迹象!美国的经济学家弗农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产品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各国拥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密集度。因此,各国就处于产品生产周期的不同阶段,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产品最大区别是其对技术水平要求的不同,因此,不同国家就在产业链中处于不同的地位。相对而言,那些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对于生产劳动密集型工业品的国家,生产劳动密集型工业品的国家对于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家,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家对于生产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家都处于持续的商品贸易条件的恶化状态。因此,产品周期理论得出一个结论,决定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不再是土地、自然资源等这些天赋要素,而是后天开发的技术要素。一国的贸易条件与其所处于的技术发展阶段紧密相关,技术要素已经成为贸易条件的决定性因素,看待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再是看其生产什么产品,而应该看起产品所达到的技术水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即使生产同一类产品,但由于使用不同的技术,处于产业发展的不同周期,因此其贸易条件是不同的,贸易得益是不同的。

虽然,初级产品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对于技术密集型产品处于持续的贸易条件的恶化之中,但对于一国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商品贸易条件的改变,而是自己贸易得益的改变。由于贸易条件与一国的技术地位紧密相关,当一国的技术进步比较快,产业结构升级比较快时,其出口和进口的商品贸易条件都将得到不断改善,其贸易得益大于贸易损失。如果一国技术进步比较慢,产业结构升级也比较慢时,其进出口的商品贸易条件将不断恶化,其贸易损失大于贸易得益。因此,对于一国来说,不同技术类型商品之间的贸易条件虽然是在不断恶化的,但是一国可以通过不断的技术进步改变自己在世界技术分工中的地位,突破静态比较优势分工导致的贫困化增长趋势,获得动态的比较利益,不断地改善自己的贸易条件。

可见,不同类型的商品贸易条件的恶化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一国的贸易条件的变化却是主观的,它取决于一国技术进步的相对速度,如果一国技术进步明显快于别国技术进步速度,产业结构转换较快,则一国贸易条件会不断改善。否则,如果一国技术进步速度明显低于别国,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则贸易条件将恶化。因此,技术进步速度快慢是一国贸易条件的决定因素,一国贸易条件是可以动态改变的,不一定存在长期的恶化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使一国技术进步速度快于贸易条件恶化速度呢?

三、新技术发展阶段论与经济发展战略

根据历史的经验,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渐进的现代化还是后发成功国家的赶超现代化,都有一个贸易保护的过程,经济史上前者叫重商主义阶段,发展经济学上后者叫幼稚产业保护阶段,二战后的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被称为战略性贸易政策。总括起来,似乎工业化发展过程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贸易保护阶段,无论重商主义还是幼稚产业保护,战略性贸易政策,都主张第一阶段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促进新产业的赶超发展,待技术水平与国外相差不大或获得产业竞争优势,改变自己的贸易条件后,再实行自由贸易,由注重长期动态的资源配置效益到注重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让市场自发调节资源的配置,其中关键的还是技术进步。

相对而言,古典式的技术赶超模式比较简单,因为当时工业结构比较简单,各国之间技术差距不大,一国可以引进的技术很少,很快就达到引进的极限,要赶超先进国家,首要的就是贸易保护,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使其达到一定规模和竞争力;另外,当时科技知识积累也不多,各国相差不大,新技术开发机会很多,不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大量的辅助设备,也不需要大量的相关知识协助,使很多国家都有机会开发新的产业。因此,当时后发展赶超成功的有影响的国家比较多,如德国,美国,日本,苏联等。但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工业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门类的不断增加,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国家再要想实现赶超,其要跨越的产业链已经非常长,要求投入的资金和技术也非常多,还需要大量的相关产业及辅助设备、基础设施作为铺垫,对政府的动员能力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并且,由于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的存在,后发国家将要面对的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垄断竞争,因此,对今天的后发国家来说,要实现工业化的赶超十分困难,事实也是如此,二战之后五十多年来,真正有影响的崛起的工业国家只有韩国一个,(新家坡太小,不具有代表性,并且服务业占很大比重,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太小,不具有影响力,而且产业基础不牢固)并且是在特殊的条件下,在极端的国民牺牲的条件下取得的。世界上恐怕只有韩国一个国家在面临国家破产的时候会自发的产生普遍的国民捐金运动,国民自愿与国家共存亡,对大部分国家来说,如果出现国家破产,发生的可能是资本的大量外流。因此,韩国在短期内赶超成功的现象很难再现。对于今天的后发国家来说,很多国家将要跨越的不是德国,日本崛起前要克服的的轻工业劣势,而是比韩国还要艰难的跨越轻工业,重化工业,电子工业,信息技术,航天工业,生物技术等一系列产业劣势和技术差距。因此,后发国家的赶超将是一个比较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要想像德国一样直接楔入重化工业,迎头赶上已经基本不太可能,因为今天的技术更为复杂,需要大量的相关产业来支撑,后发国家缺乏基本的条件。因此,很多国家现在还大搞跳跃式的进口替代,次级进口替代战略,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以期迎头赶上,那是不切实际的,必然会带来投资效率的低下,发展的失败,导致得不偿失。因此,工业化的赶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很好地规划,要充分利用各种比较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相对先发国家来说,后发国家可用的技术更多,对于一些常用技术,可以通过大量招商引资,技术购买来获得,从而节约技术开发成本,加快技术进步速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国民收入。然而,可以廉价引进的技术一般是发达国家已经淘汰或没有比较优势的技术,基本上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没有什么竞争,这些技术或产业一般利润较低,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虽然,这些技术的引进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提高一国的贸易得益,但要实现一国经济的赶超,仅靠发达国家这些水涨船高式的淘汰技术是不行的,还必须不断地根据发展需要,改变资源配置方式。笔者认为,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工业化的赶超就是技术的赶超,传统的保护贸易,自由贸易两阶段发展论已经不符合当前的现实,后发国家的发展应该根据比较优势的转换不断改变自己的技术发展模式。根据当前的情况,后发国家技术赶超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自由贸易,技术引进为主,因为随着发达国家技术的不断进步,很多技术已失去垄断价值,成为常用技术,引进容易,而且价格便宜,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加速自己的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虽然,该商品的贸易条件相对于发达国家商品来说依然处于绝对恶化状态,但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生产率的提高改变了一国相对贸易条件,这时静态的比较优势是分工的基础,资源配置效率高。这一阶段如果不顾本国现实,什么技术都要自主开发,或跳跃式赶超,做力所不及的事,必然会导致资源的紧张与浪费并存,造成发展的失败,这也是中国解放后长期进口替代政策失误的原因。但技术引进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会成本递增,当产业结构对发达国家造成竞争压力后,其可获得的可能性急剧降低,导致技术进步受阻,产业结构升级困难,贸易条件恶化的损失大于生产率提高的收益,形成贫困化增长,资本由于产业利润低,大量闲置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就进入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技术引进与技术开发并重,实施适度的贸易保护,国家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通过有选择的产业政策,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改善自己的贸易条件和贸易得益。在第一阶段,台湾地区比韩国做得好,充分地利用了静态的比较优势,但在第二阶段,台湾地区依然执着于静态的比较优势,未能积极地创造动态的比较优势,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经济发展就不如韩国。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后发国家能够引进的技术越来越少,发达国家也不希望出现另一个日本或韩国,在这种情况下,后发国家的技术发展政策就进入第三阶段,必须以技术的自主开发为主,面对的是新兴的高技术产业,国家主要通过产业政策,加强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合作与交流,占领产业制高点,获得先发优势和规模经济,将动态的比较优势与静态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兼顾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宏观平衡与微观效率,有效地配置资源,实现跨越式赶超。

因此,对于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和刚刚进入中期阶段的国家来说,没有必要实行产业政策,因为引进技术容易且成本低,可以节省时间和资金;并且因为资本稀缺,也没有能力实行产业政策。但对于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国家来说,技术引进的难度加大,成本提高,资源闲置很多,应该逐渐加强技术自主开发力度,打破发达国家的市场垄断,促进资源的长期有效配置。然而,由于越到较高技术产业阶段,其投资规模越大,规模效应和正外部性越明显,对基础设施与支持产业要求越高,投资周期越长,风险越大,这就需要一定的产业政策的支持,以促进新产业的成长,有时候,政府甚至不得不亲自担当起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长期资源配置失效。而且,受西方优越论的影响,后发国家的国民普遍有一种崇洋心理,喜欢优先购买国外品牌商品,这也对后发国家的技术开发不利,必须通过国家采购、市场保护等有效措施来保证民族高新技术企业一定的市场占有率,扶植其尽快成长。

四、认清中国经济发展阶段,重构经济发展战略

解放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波三折,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误,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看,解放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解放后到改革开放,这一阶段由于特殊的原因,我国实行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走技术自主开发之路,重复开发严重,技术进步速度慢,投资成本大,资源利用效率低,虽取得有限的进步,但付出成本太大,并拉大了和世界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后到现在,我们纠正了前一阶段的失误,大力引进技术,赢得了开发时间,节约了资本,改善了中国贸易条件和贸易得益,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缩小了与世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可以引进的技术越来越少,技术瓶颈的制约越来越明显,产业结构转换困难重重,贸易条件恶化,有些产业陷入贫困化增长,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引进技术越来越难,比例越来越少,成本越来越高,而且国外企业技术垄断现象明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自主的技术开发来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改善贸易条件。否则,依靠静态的比较优势,中国在前有发达国家的垄断,后有发展中国家追赶的夹击下,必然会导致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陷入贫困化增长而不能自拔。因此,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实行有限的产业政策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形成动态的比较优势。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中国实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有自己的优势,一是资本充裕,其实,西方国家只是从绝对量上来看中国的资本量,这是错误的,虽然中国资本绝对量并不多,但由于中国已有的产业发展十分成熟,竞争十分激烈,投资风险增加,技术瓶颈制约了产业升级,导致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使产业利润十分微薄,大量资本被闲置,将这些低效利用的资本用到对改善未来中国贸易条件关系重大的新兴产业中去,恰恰是对资源的长期优化配置。二是外汇瓶颈不存在。中国作为出口大国,可以影响一些商品的贸易条件,通过减少一些过度竞争,贸易条件恶化厉害的产业的投资与产出,反而可以优化贸易条件,甚至增加贸易得益。而且,中国出口产品多元,不会因为某些产业的衰退就出现贸易逆差。三是分摊成本,中国实行的是梯度开发政策,技术的加快进步,有利于中国各地之间的产业转移,提高各地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否则,像现在一样集中于有限几个产业过度竞争,必然导致各地的贫困化增长。四是充足的人力资源,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都有利于新产业的技术开发。五是国家较大,可以兼顾动态与静态的比较优势,协调宏观与微观,长期与短期的资源配置,而不会导致发展的失调。

对于实行怎样的产业政策,后发成功国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如,大力发展科技教育事业,通过关税,补贴,税收优惠政策来促进目标产业的发展,完善市场,产权机制,等等。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实行产业政策要注意三点,(1)实行的是赶超式的工业化战略而不是跃进式的战略,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讲究的是速度要快,产业政策应该遵循轻工业,重化工业,信息产业,生物技术这样一个从低到高,循序渐进的模式,而不是舍易就难的大跃进,不顾自己的条件,企图迎头赶上,这是不现实的,只会造成资源的浪费。(2)产业政策的成功需要一个有力,廉洁的强政府,在市场失灵严重的背景下,中国一方面应该进一步深化民主法治建设,约束政府寻租和官员腐败,另一方面应该选择副作用最小的政策,防止双重失灵。(3)市场竞争是技术进步的有力刺激因素。因此,应该尽快破除国内严重的行业垄断,区域封锁,促进公平竞争,在产业战略实施的主体选择上,应该把产权明晰,责任明确的私营企业作为主要对象,确保微观领域资源配置的较高效率。

当前,世界面临着严重的能源危机,生态危机,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现代化已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撕裂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平衡关系,造成人的异化,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必然会导致人类的毁灭。因此,中国必须摆脱对西方式工业化道路的路径依赖,走新型工业化之路,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理念,致力于创建一个新型的现代化国家,实现社会的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只有这样,中国的赶超才有可能,也才有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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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杰拉尔德.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3]王文龙.后发劣势:对后发国家发展战略的深层思考[J].经济问题,2007(4).

[4]王文龙.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发展及其影响[J].经济问题探索,2002(10).

3.网络经济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电商论文 篇三

摘要：以加入WTO十年中国农业贸易政策调整为背景，利用1995～2011年数据系统测算了加入WTO十年中国农业贸易政策组合调整的分类农产品和农产品整体效果，并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国内资源成本系数、有效保护率、新要素贸易条件等指标构建了中国农业比较优势变动的科学评价体系。研究结果表明加入WTO十年中国农业贸易政策限制效果显著降低，现有农业贸易政策组合可以形成合理、有效保护；不同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明显，中国农业生产贸易格局基本上遵循了比较优势原则；今后在挖掘和提升中国农业生产贸易整体的比较优势时，依据变动中的比较优势对不同种类农产品应当有不同的侧重点。endprint

摘要：以加入WTO十年中国农业贸易政策调整为背景，利用1995～2011年数据系统测算了加入WTO十年中国农业贸易政策组合调整的分类农产品和农产品整体效果，并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国内资源成本系数、有效保护率、新要素贸易条件等指标构建了中国农业比较优势变动的科学评价体系。研究结果表明加入WTO十年中国农业贸易政策限制效果显著降低，现有农业贸易政策组合可以形成合理、有效保护；不同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明显，中国农业生产贸易格局基本上遵循了比较优势原则；今后在挖掘和提升中国农业生产贸易整体的比较优势时，依据变动中的比较优势对不同种类农产品应当有不同的侧重点。endprint

4.网络经济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电商论文 篇四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19《人类发展报告》，占全球1/5的人口生活在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他们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全球出口市场的82%，外国直接投资的68%，全球电话总数的74%；而占全球人口总数1/5的贫困人口在上述几项上的占有率仅约1%。在平均收入方面，贫富国家之间相差74倍，而在1960年，这种差距还仅为30倍。（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1999年。）从贫困国家的个数来看，全世界最不发达国家，1971年为25个，1981年为39个，1990年增加至42个，现在为48个。这48个最不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在20年前仅为0.8%，现在更降至0.4%。（注：胡元樟、薛晓源：《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从地区来看，以非洲和拉丁美洲为例，尽管非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0%，但非洲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由1980年的2.3%下降到目前的1%。另据世界银行统计：1993年，全世界每日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贫困人口为13亿人；1999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5亿人，其中大多数分布在非洲地区，许多非洲国家目前的生活水平甚至比1960年还低。（注：参见《科技日报》，年9月6日。）拉美的情况也不宜乐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大部分拉美国家跟不上形势的变化，企业倒闭，失业增加。目前，拉美城市地区人口的失业率达9.1%，比10年前上升了2个百分点。受冲击最大的阿根廷的失业率高达18.3%。在这种情况下，拉美贫困化问题加剧，贫困人口逐年增加。据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统计，目前拉美贫困人口达2.4亿，已超过该地区总人口的1/3。（注：殷永建：《拉美国家跟不上经济全球化步伐》，新华网。）

面对这样一种富国越富，穷国越穷的局面，发展中国家若不能迎头赶上，就只能被时代所抛弃。因为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是不会停止的，不论强国还是弱国，都必将卷入其中。正如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约翰・H・邓宁所言：“除非有天灾人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不可逆转。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技术进步的`趋势不可逆转”。（注：翟芳玲：《论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中国的对策》，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F8,2000年第2期。）而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因果联系。（注：世界银行：《世界经济前景和发展中国家》，19。）从总体上看，迅速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不仅经济增长速度快，而且比较稳定。相反，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或者对全球化的趋势无动于衷的国家则处于劣势和不利地位。在1985-1995年的10年间，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要比不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快50%以上。（注：杨来科、廖春、刘晓潮：《地域的陷落――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因此，发展中国家只有积极参与，才能充分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在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南北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果按照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按部就班地发展，那只可能永远落后。这是因为，一方面，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积累了较强的经济实力，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也会带来较大的经济总量增长。在同等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只有实行赶超战略，才能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传统行业都已形成较大的规模和较全的门类，技术也较为成熟，其地位难以撼动，发展中国家很难在这些行业内超越发达国家，而只有在新兴的行业中分得一杯羹、取得一席之地，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努力吸收发达国家已有的成功经验，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利用后发优势自然成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下发展本国经济的首选战略。

所谓后发优势，是指经济发展落后国家，通过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经验，从而实现经济迅速发展的目的。首先，后发优势承认不同国家间经济差距的存在。当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竞赛并非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虽然这存在着历史的原因，但发展中国家只有正视这种差距的存在，才有发展的动力。其次，发展中国家尽管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存在着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加速了资金、人才、技术和信息的流动，这使得发展中国家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容易学习和借鉴到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从而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机率大大增加。再次，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确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了经济发展。较典型的是日本，日本战后能从一片废墟中发展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获益于大量引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从而创造了一个时

5.网络经济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电商论文 篇五

一、技术进步对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随着经济发展，新的生产方式逐渐取代了旧的生产方式，技术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之中。在20世纪初，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增加劳动、资本、设备以及原材料的投入，技术进步的作用仅占5％～20％。表1反映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末世界主要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可以看出当时经济远远低于1990年的水平。而今，各发达国家多以集约型增长取代了粗放型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作用上升为60％～80％。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生革命性改变（见表2）。

表1 二战前世界主要国家的劳动生产率 单位：1990年为100

附图

资料来源：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李德伟，盖建玲译，改革出版社，。

表2 新技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王宪磊，《全球“新经济”的.发展》。

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至80年代上半期技术实力情况中，美国的技术开发能力最强，相对应的技术实力也最强；60年代下半期西德的技术开发能力排名第二，其技术实力也居第二位；英国和法国的技术开发能力位居第三，技术实力分别为第三、第四；日本技术开发能力为第五，技术实力也在第五位。随后日本由于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开发能力水平，其技术实力相应得到提高（见表3）。可以得出结论：国家的技术实力与其技术开发能力相对应，技术开发能力决定了一国的技术实力水平，从而决定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表3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技术实力与技术开发能力指数比较

附图

资料来源：李京文、方汉中主编，《国际技术经济比较》，中国社会出版社。

二、发达国家出口结构中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一）美国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美国作为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世界经济增长方式演进的方向。根据美国出口产品中高科技产品出口的统计数据，所描绘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出口总额百分比与GDP增长率拟合图（见图1），可以清楚地看到，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曲线与GDP增长率移动平衡趋势线，在长期增长过程中是吻合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与GDP增长率呈正相关的关系。技术通过出口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二）日本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战后日本经济不断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恢复，但实际GDP增长率则在长期中呈下降的趋势（见图2），其经济增长的三个阶段：“高度增长期”，即1956～197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10％；“稳定成长期”，即1975～1990年是4％；“低速增长期”，即1992～降为1％。通过将实际GDP增长率分解为资本、劳动的投入量对全要素生产力（TFP）的贡献份额，对决定经济增长因素进行研究和分析。

附图

图1 美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工业出口百分比与GDP增长率拟合图

附图

图2 1961-19日本实际GDP增长率

附图

图3 影响日本实际GDP增长率的主要因素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的绝大部分靠资本和TFP的贡献份额来说明，劳动投入量的变化几乎可以忽略。而其中TFP贡献是实际GDP增长的决定性因素，TFP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动。如：在经济的高速增长期，TFP贡献占GDP增长的比重为33.3％，而在稳定成长期为19.2％，在平成不景气期为0。因此，日本经济增长发挥主要贡献的诸因素中，技术进步是关键因素。

对日本高科技产品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作类似研究。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出口总额百分比与GDP增长率拟合图（见图4），同样说明了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曲线与GDP增长率移动平衡趋势线，在长期上大致吻合，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与GDP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

附图

图4 日本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工业出口百分比与GDP增长率拟合图

（三）英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英国经济增长平缓，1988～GDP年均增长率为2％，

6.网络经济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电商论文 篇六

发挥比较优势

实现工业经济发展新跨越

平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孟君

近年来，我县始终牢固确立工业在县域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围绕转方式、调结构这一要求，坚持用新型工业化的思维谋划县域经济的发展，使县内各种发展思路向工业聚焦，各项优惠政策向工业倾斜，各方工作力量向工业靠拢，各种要素资源向工业汇集，全县工业经济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近期，我对平邑县工业经济发展情况做了专题调研，分析和总结了近年来我县工业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路和措施，同时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县工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一、平邑县工业经济发展情况

（一）工业总量较快增长。2010年完成工业总产值223.4亿元，同比增长21.9%，是2005年的2.5倍，年均增幅21%；完成工业增加值51.3亿元，同比增长17%，是2005年的2.1倍，年均增幅17%；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23.2亿元，同比增长21.7%，是2005年的2.6倍，年均增幅22%；实现利税19.5亿元，同比增长30.5%，是2005年的2.4倍，年均增幅19%；实现利润11.6亿元，同比增长30.3%，是2005年的2.3倍，年均增幅18%。

（二）企业规模迅速膨胀。2005年，全县主营业务收入过亿元企业仅有6户；2010年主营业务收入亿元以上企业达26户以上，合计实现产值74.4亿元，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3.4%。利税过千万的企业20家，合计实现利税6亿元，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税总额的30.7%。

（三）项目建设快速推进。五年来，累计完成规模以上技改投资82.3亿元，共建设投资过千万元的工业项目187个，总投资达65.4亿元，其中过亿元的项目22个。2010年，全县共建设工业项目65个，过亿元的9个，现已累计完成投资26亿元，同比增长30%，超额完成市里下达的任务。成功招引了中联水泥、山东黄金、北新建材、汇源果汁、福田雷沃五家上市公司在我县投资建厂。

（四）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全县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到13家、省级技术中心1家、市级技术中心5家；累计争创中国驰名商标1个、山东省著名商标11个、山东省名牌6个。2010年，由我县起草的《纱线针织劳保手套标准》成为山东省第一个联盟标准，填补了国内纱线针织劳保手套标准的空白；制定了《果蔬罐头联盟标准》，有效促进了罐头产业的规范提升。

（五）节能任务全面完成。2010年，我县万元GDP能耗为0.73吨标煤，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为0.97吨标准煤，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取水量为12.5立方米，分别比2005年下降23.7%、31.2%、33.7%，圆满完成了“十一五”节能任务目标。我县4户重点用能企业2005-2009年已完成节能量3.8万吨标煤，已超额完成了“十一五”2.29万吨标煤的节能量任务。

二、平邑县发展工业经济的主要做法

（一）坚持项目化带动。招引建设项目是促进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为此，我县连续将08年、09年、10年定位为“大项目建设年”，“大项目推进年”和“重点项目建设攻坚年”。五年来新上投资过千万元的工业项目243个，其中投资过亿元的项目11个。在近几年的项目建设过程中，我们一直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立足资源优势，招引产业链项目。平邑县是一个资源大县、果蔬大县，矿产资源非常丰富，果蔬种植历史悠久，开发潜力巨大。从2000年开始，我们就提出了“大开放、大招商，大发展”战略，依托这些资源优势，面向国内外知名企业，大力开展招商引资，一批资源开发加工型项目落地我县。2008年，我县与北京汇源集团签约。依托我县42万亩果品基地和37万亩金银花基地，主要生产果蔬汁饮料、矿泉水、水果罐头、金银花饮料等系列产品。去年4月，投资3亿元的一期工程投产。今年6月，投资4亿元的二期工程投产。这一项目的落地，不仅提升了我县果品产业化发展水平，同时也促进了农民增收；平邑境内拥有丰富的水泥产品的原材料储备，石灰石出露面积达400多平方公里，储量近100亿吨，而且多为整体性矿床，便于开采和矿石外运，发展水泥行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2009年，经过积极争取和深入接触，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与我县签约，投资7亿元建设一条大型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目前，项目建设正在快速推进中，这一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全年产熟料越150万吨、全年产水泥240多万吨的生产能力；我县石膏资源丰富，已探明石膏储量为27亿吨。在石膏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一直缺少大项目的支撑。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去年，我县与亚洲最大的石膏板企业集团北新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投资6000万元在我县投资设立了一家全资子公司—平邑北新建材有限公司。目前，该项目已投产运营。二是立足产业基础，寻求合作方加盟。经过近几年的培植发展，我县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和较好成长性的骨干企业群体，这部分企业不仅成为我县产业发展的领头羊，同时也在国内外同行业内取得了一定的知名度。为了进一步促进这部分骨干企业的做大做强，我县一直鼓励和支持县内骨干企业与国内外战略投资者的合作，整合优势资源，构建战略联盟，共同应对市场竞争。其中：临工桥箱与福田雷沃、浙江万里扬实施战略合作，变速箱年产量提高到80万台，一跃成为国内最大的汽车桥箱生产企业； 2009年，我县将归来庄矿业有限公司70%的股权转让给了山东黄金集团，成立山东

黄金归来庄矿业有限公司，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天宝化工有限公司继2008年与长沙矿冶研究院、临沂古城实现战略合作后，去年又与世界第二大火炸药公司西班牙马克西姆公司实现合作，将建成全省最大的民爆生产企业。三是立足长远发展，建设高科技项目。高新项目决胜未来，要想在新一轮县域经济发展中抢得先机、拔得头筹，必须把高新项目作为实现跨越发展的核心动力。我县在工业项目建设和布局上，一直以抢占技术研发制高点为方向，把高新技术项目的建设作为工业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举措。2009年，台湾客商投资的太阳能综合开发利用项目临沂巨皇科技公司落户我县。该项目的建设，引起了市委、市政府的关注，并依托巨皇太阳能公司建立了“临沂市光伏工程研究中心”，重点研发太阳能光伏电站、照明灯具和移动空调等系列产品。去年6月份，该公司总投资6亿元的20兆瓦光伏跟踪电站项目一期工程开工奠基，这是国内首家单一采用双轴跟踪的兆瓦级光伏电站，全部建成后将成为我国最大的高精度光伏跟踪电站。该项目填补了我市太阳能光伏跟踪发电的空白，是国家、省重点调度关注的高新技术项目，对于推广利用新能源、深入推进转方式、调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二）坚持区域化布局。调整区域结构，大力发展块状经济，是推动工业布局从遍地开花向集约化、集群式发展的有效途径。早在“十一五”初期，我县就从平邑的实际出发，确立了经济开发区、国际石材城、地方罐头城、石膏工业带“一区两城一带”的工业总体规划布局。几年来，我县一直按照布局合理、产业聚集、土地集约、生态环保的原则，创新机制，完善配套，不断加大对园区基础设施和综合配套设施建设的投入，切实提升产业聚集效应和承载辐射能力。经济开发区，是经国家发改委和省政府审核批准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共辖13个行政村，规划面积22平方公里。我县工业大项目大多集中于此，现已落户

项目116个，年实现产值46.4亿元，是我县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主阵地；国际石材城，位于县城西部，规划面积7平方公里，现有各类石材开采加工企业107家，年实现产值20个亿。石材城的规划建设，有效引导了县城分散石材企业的整合，是全国最大的石材加工贸易区之一；地方罐头城，位于我县地方镇驻地以西，占地3.5平方公里，果蔬罐头加工及配套企业发展到100余家，年可加工果蔬5亿公斤，罐头年产量达50万吨，占全国罐头生产总量的四分之一，是全国最大的果蔬罐头加工基地；石膏工业带，纵跨保太、卞桥、资邱、柏林四个乡镇，覆盖面积120平方公里，共集聚规模以上石膏开采加工企业48家，年可实现产值30多亿元，是全国最大的天然石膏加工集散地。

（三）坚持集群化扩张。我县一直把加快推进罐头、石膏、石材、手套、金银花五大特色产业集群的健康快速发展作为工业经济发展的主线，立足资源优势，培育特色产业，为每个产业制定出台了加快产业发展的意见和重点工作，明确指出了各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任务目标、具体措施和重点工作。经过这几年的集中推进，五大产业集群已进入了健康、有序、快速发展的良性轨道。2010年五大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95亿元、主营业务收入94亿元、利税8.5亿元、利润4.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33%、35%、34%和36%。

罐头产业：是我县五大产业中发展最为成熟的产业。现已形成以我县地方镇镇驻地为中心，周边辐射36个行政村的产业聚集区。为推进罐头产业的集聚发展，我县在地方镇驻地规划建设了集加工、展销、质检、仓储、物流、供热、污水处理等于一体的“中国（地方）国际罐头城”。目前，罐头城内共有以康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奇伟食品公司为龙头的果蔬罐头加工及各类配套企业百余家，罐头年产量达40万吨，占全国罐头生产总量的24％。地方镇先后获得“中国罐头第一镇”、“全省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全国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和“山东省特色产业

镇”等荣誉称号。康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先后被评为 “中国罐头企业十强”、“全国优秀龙头食品企业”和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奇伟公司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授予“全国优秀龙头食品企业”的荣誉称号。

石膏产业：全县已探明石膏储量为27亿吨，现有石膏矿山和石膏加工业企业73家，其中石膏矿山开采企业9家，年开采能力200万吨；石膏粉加工企业47家，年生产能力150万吨；纸面石膏板生产企业15家，年生产能力2亿平方米；石膏砌块企业2家，年生产能力20万平方米；石膏产业从业人员4万多人。石膏加工企业主要集中在我县北部的保太、卞桥、资邱、柏林四个乡镇，已初步形成了沿汶泗路的带状石膏产业走廊。

石材产业：平邑县是国家命名的“中国石材之乡”，全县已探明的花岗石储量约23亿立方米，分为六大系列二十多个品种。拥有花岗石矿山73处，年开采能力20万立方米；石材经营加工企业350余家，年可加工销售石材2300万平方米，产品远销美、日、韩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业人员达5万人。规划建设的中国国际石材城，是全国三大石材集散地之一和江北最大的经营进口石材基地。

手套产业：平邑县棉纺手套加工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仲村镇共有梳棉加工企业12家，合线加工企业12家，手套加工企业500余家，各种手套机1.6万台，年产手套18亿副。以棉纺手套加工业为主，合线加工、物流配送、中介服务等配套产业为辅的特色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并成为我国最大的劳保手套加工集散基地之一。用地1000亩的“中国（仲村）棉纺手套城”已开工建设，年内可全面完成一期工程，入园厂家将达到30家。

金银花产业：平邑县是全国金银花原产地和主产区，是国家命名的“中国金银花之乡”，人工栽培金银花已有200多年的历史。目前，我县金银花种植面积40余万亩，年产500余万公斤，产量占全国的60%

以上，交易量占全国的70%，现有加工企业35家。投资7500万元金银花物流港一期工程已完工，建成后将成为全国最大的金银花物流贸易中心。

（四）坚持多元化融资。融资难是制约工业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多年来，我县一直在解决工业企业融资渠道不畅问题中采取了多项措施，努力探索工业企业融资多元化的渠道。一是争取政策资金。扩大内需以来，中央连续启动了数轮投资计划。我县抓住这一机遇，加强对上级投资政策的研究，把握好国家投资的方向和重点，做好工业项目的包装和上报，积极争取上级的资金支持。二是完善融资体系。由县财政出资3000万元建立“企业过桥还贷基金”，为企业无偿提供紧急短期垫资服务，帮助暂时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按时还贷。现已累计为企业办理过桥还贷基金1.4亿元。建立了对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抵押物实行一次评估登记，二年内循环使用机制，解决了企业贷款抵押品有效期与企业资金使用周期不匹配问题。由县财政出资一亿元建立了财源担保公司，现已累计担保5000余万元；引进了临沂亿盛担保公司在我县设立了分支机构，现已担保1.2亿元。三是促进银企合作。积极创造条件，大力推进银企合作，定期召开由各经济主管部门、各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参加的银政企座谈会，通报工业经济运行情况、金融运行情况及国家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变化情况，及时掌握企业的融资需求和银行的信贷投放计划，明确银企合作意向。2010年，通过银企合作落实贷款7亿余元。四是鼓励贷款投放。制定了鼓励各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的考核机制，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了全县经济工作考核奖励办法。同时，配合帮助金融机构清收和处置不良，严厉打击逃废金融债务行为，增加金融机构的放贷信心。2010年，全县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104.9亿元，比年初增加15.4亿元，其中工业企业新增贷款达13亿元。五是壮大金融主体。以建设服务全县，辐射周

边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为目标，加快金融主体建设，积极引进金融企业在平邑设立分支机构。2010年11月10日，临沂市第一个由县区引进的外地股份制商业银行—莱商银行临沂平邑支行在我县正式成立，冠鲁小额贷款公司开业运营。这两家金融机构的成立，为我县的企业融资提供了更为方便快捷的平台。

三、下一步工业经济发展的重点

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工业经济发展实施“新兴产业培植、骨干企业扩张、产业集群壮大、传统产业提升”四大工程的战略部署，立足我县工业经济发展实际，今后一段时期，我县要把实施好“三四五”工业提升工程做为工业经济发展的重点：培育壮大新能源、新医药、新材料等三大新兴产业，做优做强机械、化工、造纸、黄金等四大优势产业，规范提升罐头、石膏、石材、手套、金银花等五大特色产业。

(一)培植壮大新兴产业。新能源产业：依托市政府在我县巨皇太阳能公司建立的“临沂市光伏工程研究中心”，重点研发太阳能光伏电站、照明灯具和移动空调等系列产品，进一步延伸光伏产业链条。中药材产业：发挥我县金银花之乡的资源优势，以九间棚农业科技示范园、岐黄金银花制药、阿蔓达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为依托，积极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大型制药集团联合，引进先进的技术和品牌，使金银花中药材达到中药现代化、国际化。新材料产业：抓住国家推广发展环保新材料的机遇，以平邑北新建材、金信建材、拜尔建材为依托，通过技术改造，提高生产线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建设以脱硫石膏生产高档纸面石膏板、高强度石膏粉为主，延伸至新型PVC贴面板、页岩砖、轻钢龙骨等建筑材料的生产基地。

（二）做优做强传统产业。机械产业：以临工汽车桥箱有限公司为重点，强化科技创新，加大技术装备投入，信息化技术开发新产品，向成型设备生产过渡。依托北汽福田、雷沃重工搞好产品配套开发，重点开发生产轻型汽车系列变速箱、系列装载机变速箱和成型工程机械，打造国内一流的汽车变速箱、农业收获装备生产配套基地。化工产业：以天宝化工有限公司为重点，发挥行业市场专卖和同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联合的优势，开发高精度延期雷管、系列专用炸药等新产品。加强与西班牙马克西姆集团的合作，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建设电雷管生产线、非电雷管生产线、水胶炸药生产线、混装车基地。造纸产业：依托金太阳、汇丰、威凯瑞等龙头企业，带动造纸产业规模化、集聚化发展。重点发展中高档铜版纸、铜版卡、无碳纸，提高产品科技附加值，增强行业竞争力。黄金产业：以归来庄矿业为重点，在巩固黄金规模生产的同时，继续勘探寻找新矿源，扩大生产规模。以归来庄矿业现有金外产业为依托，形成以黄金采选为主，多业并举的大型产业集团。

（三）规范提升特色产业。罐头产业：以康发、奇伟、环球等十大重点骨干企业为重点，大力发展绿色、安全、保健、功能产品，着力打造高科技、名品牌罐头（食品）生产基地，提升中国（地方）国际罐头城的知名度。石膏产业：充分发挥北新建材、金信建材、万庄膏业、拜尔建材和中兴建材等重点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引导企业依靠科技创新，提高石膏产品的科技含量，着重发展高纯度石膏粉、自流平石膏等一系列新产品，努力打造中国石膏生态环境示范区。石材产业：以北方石材、美丽石材等企业为重点，加快石材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由开采加工当地石材为主向加工进口石材、出口销售的战略转型。力促石材企业整合提升，加快技术改造、产品研发和品牌建设步伐，推进石材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手套产业：规范棉纺、合线生产经营秩序，全面提升手套企业的管理水平。通过重点项目引进与建设、技术改造，提高产业的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推动棉纺手套产业集群的成长与壮大。金银花产业：通过扩大种植面

积，推广烘烤干燥技术，提高金银花的产量与质量。依托郑城、流峪两个主要的种植基地，培育一批现代化的金银花深加工企业。

四、做好当前工业经济发展工作的几点建议

坚持工业强县战略，发挥比较优势，以开展“加快工业发展年”活动为抓手，以大项目支撑、大招商推动、大企业引领、园区化承载、集群化发展为重点，壮大工业经济总体实力，提升工业经济发展水平。

（一）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始终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不动摇，以开展“大项目突破年”活动为抓手，围绕意向项目抓落实、签约项目抓推进、在建项目抓服务、建成项目抓贡献，完善推进机制，化解瓶颈制约，确保汇源果汁三期、中联水泥、华百购物、北方石材、太阳能光伏电站等投资过亿元的在建项目在上半年建成投产、发挥效益。

（二）高水平开展招商引资。把招商引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深入扎实开展“招商引资服务年”活动。坚持招大引强、招高引新不动摇，立足产业基础，对接上级政策，发挥资源优势，强化招商引资，集中引进建设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立县强县项目。

（三）高标准打造园区平台。突出科学规划、项目建设、体制创新、完善功能四项重点，加快推进经济开发区、国际罐头城、国际石材城、中国手套城、石膏工业带、金银花物流港等载体建设步伐。经济开发区，启动二期扩区建设，着力引进一批大项目、高新技术项目、节能环保项目和涉外项目，努力争创一流省级经济开发区，真正发挥全县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国际罐头城，结合总体规划，完善道路网络，重点健全污水处理、仓储物流等配套设施，促进罐头产业走向集约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国际石材城，按照“一控二治三提升”的原则，深入开展石材产业综合整治和规范提升工作，引导规划区以外石材企业向石材城聚集。金银花物流港、仲村棉纺手套城。全力加快建设进

度，年内完成一期工程，启动实施二期工程，引导企业入园发展。

（四）高层次提升产业集群。进一步加快推进罐头、石膏、石材、手套、金银花五大产业集群发展，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标杆带动效应，鼓励其通过兼并、重组、联合等方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促进产业规模整合扩张；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推进产品标准的制定和品牌战略的实施，促进产业升级，提升企业形象。大力推进五大产业结构调整，努力构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综合实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抱团”发展的产业特色和优势，确保2011年五大产业总产值过百亿元，利税过10亿元。

7.网络经济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电商论文 篇七

关键词：比较优势,城镇化,县域经济,小微企业簇群

一、城镇化概念与核心

通过人类历史上城市产生、形成、发展的研究,认为城市的核心是“市”而不是“城”,“市” 是与交换、贸易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概念。“城”是为“市”而建立起来的配套服务设施。“镇”实质上是“城市”的雏形或“微型城市”。

传统意义的城镇化,是指以生产交换产品和服务、改善自身生活环境为主要目的,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的过程,其本质特征是农村人口的空间转换、非农产业向城镇聚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移。本文的城镇化是以农民的发展为核心,通过产业升级增加就业,提升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实现城乡服务一体化,引导农民在本地就近参与工业化生产,获得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资本的共同收入,逐步缩小乡村和城市的差距, 达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过程。

二、中国城镇化的背景与目的

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以前,经济增长只有0.05%/ 年,需要1400年才能达到今天的水平(Maddison)。而在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增长迅速。 因此,经济学普遍认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自于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与技术的不断创新。 伴随经济增长的城镇化进程,最初是以英国为代表的以工业化取代农业化推动城镇化,第二阶段是美国和北美为代表的工业高速发展推动大城市圈- 小城镇,第三阶段是二战以后拉美国家依靠劳动力优势和资源优势支撑工业发展,进而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在整个西方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 工业化进程对城镇化的拉动作用明显。

中国城镇化提出的背景是在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而在2012年底增速下降至8%, 围绕着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背景下提出的。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0)》认为, 按照汇率―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十五”、“十一五” 期间,中国已经快速地走完了工业化中期阶段。这意味着进入“十二五”,中国工业化进程将步入工业化后期。其中,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已经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天津、江苏、浙江、广东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七大区域中,长三角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珠三角、环渤海和东三省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中部六省和大西南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大西北的工业化水平最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中国现阶段区域工业化发展的不平衡现状势必决定了中国城镇化必须是在客观审视本区域经济发展要素特点,依靠工业提升转化及配套服务业耦合协同发展,逐步缩小区域之间经济发展费不平衡,三大产业发展不平衡的过程。

通过对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河北白沟、杭州湾义乌、广东狮岭、湖南娄底、广西百色、甘肃白银等县域小微生产企业簇群经济的调研,发现这些地区城镇化成功的主要经验如下:基于比较优势的视角,发现、挖掘本地或县特有的经济发展要素,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帮助、引导居民进行有比较优势的经济活动,并通过设计、 建设与该经济活动相配套的场所(市场),吸引从事该经济活动的小微企业形成产业簇群、分类并进行产业链的整合,形成工业园区或产业园区。由于产业链的互动与彼此的不可分割,产业链中的各生产环节企业都能通过市场机制,获得大量的信息、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创新的方向与动力, 及时对自身进行调整,凭借不断地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转换,实现经济增长。随着市场规模的壮大和从业人员的增加,客观需要建立与之相配合的住宅、学校、医院、商场等满足从业聚集人群的衣、食、住、行等需求的另一公共产业链, 城或镇就此形成了。原本仅仅作为居住功能补充的配套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在城镇中对外来务工人员、本地原住民及周边区域的居民均产生了较好粘滞性,对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挤出效应” 明显,实现了对产业反哺和耦合增值效果。在这种良性的产业升级转化与配套服务业提升的耦合互动中,中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逐渐得以加强。

以下先基于理论研究层面分析梳理产业簇群转化升级与城镇化的关系,再以白沟新城为例,分析实际发展过程说明产业簇群升级转换和配套服务业耦合联动对城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运用H-O原理(要素禀赋)和产业集群耦合方法演绎出具有指导价值的城镇化建设方案。

三、文献综述

1984年中央会议首次提出了发展小城镇的设想,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第一次书面提出了“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战略”的发展思路。当时理论界对城镇化的理解也仅仅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配套方案,所以初始的城镇化理论研究多停留在政策研究阶段。在进入21世纪后, 以大城市圈概念为主导的城市化理论研究逐渐的涉及到了小城镇的理论研究,其中张贵先、赖景生[1]在分析了重庆以政府为主导的产业集群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后,提出了以区域发展规划体系为指导,依托创新,因地制宜的挖掘地方特色产业集群, 以改善配套基础设施,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建议, 但并没有具体的给出以金融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具体建议。徐维祥、黄祖辉[2]利用动力学模型流图, 通过系统仿真,分析了义乌专业批发市场产业集群对环杭州湾地区“葡萄串”式组合城镇互动发展的系统动力学关系后。得出产业簇群化与城镇化耦合联动是驱动强县发展的引擎,发达地区已经由“农村工业化+ 专业市场+ 小城镇”向“特色工业园+ 现代物流业+ 城镇化”的模式转变。孙华臣、 张东辉[3]采用了能够反映我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泰尔指数方法对国内各省份城市收入差距进行了测量,之后基于回归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分析了城镇化过程中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 得出制度或政策因素对城镇化过程中收入差距变动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并提出改变政绩考核方式、 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农村教育发展均是城镇化过程需要在政策层面关注的问题。笪可宁、赵希男[4]基于粗糙集理论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归纳出体现城镇核心竞争力的9项主要指标,并提出了提高城镇核心竞争力的策略——提高城镇政府管理能力、 关注城镇环境保护、提高新移民人力资本力、提倡科技创新、提倡文化激励,和最终的两条,城镇主导产业的构架和集聚、龙头企业的培育。何静、 戎爱萍[5]在确定人口城镇化为核心,经济城镇化为基础,社会城镇化为表现的城镇化系统结构后, 针对性的提出了金融支持农村居民、小微企业和基础建设投资的策略,在宏观层面倡导以BOT结合城市建设债券扶持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以加强农村土地流转和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条件支持农村居民涉足金融产品,但是没能对农村普遍存在的小微企业给出具体的金融投资建议。

总体而言,学界普遍在政策和政府管理层面对城镇化建设实施研究并提出建议,缺乏对成功案例的分析和总经,进而将个性案例上升为可以推广和借鉴的模式,也就无法在更深层次上结合金融创新给出具有操作性、示范性、具有推广价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四、比较优势视角下县域小微企业簇群经济的城镇化案例分析

白沟镇系河北高碑店市所辖副县级建制镇, 历史上曾是中国北方著名的水陆码头,享有燕南大都会之美誉。白沟先后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命名为 “中国可持续发展小城镇试点”,被国家发改委确定为“全国小城镇发展改革试点镇”,被国家建设部命名为“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被国务院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被中央文明委命名为“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镇”。2010年9月16日,保定市正式挂牌成立白沟新城,地域包括原白沟白洋淀温泉城产业聚集区和白沟镇全境。至2011年底,白沟常驻人口达20万,流动人口达到60万人。白沟镇的传统特色经济为箱包生产,全镇现有箱包生产小微企业20000余家。2011年全镇实现市场交易额人民币457亿元,从2002年到2011年实现交易额年平均增速20%(见图1)。

(一)精确把握区域自身经济特征和禀赋结构

1998年镇、县两级政府与当地龙头企业一起沿京港澳高速一路南下,考察本地区经济情况及周边各个县城的特色经济,比较之后发现周边各县域经济各有特色,具体情况见表1和图2 :

通过县域之间的横向比较,发现高碑店的箱包产业在规模、声誉、生产专业人数数量、商户资金沉淀量、上下游产业配套(皮革、五金、辅料) 等方面,均优于上述其他县域的特色产业。另一方面,白沟在地理上恰好位于上述县城的地理中心, 未来会对产品的集散启动示范和带动作用。

对白沟箱包制作产业进行深度的调研后,发现当地箱包生产上下游产业从业人员充裕,单位劳动力成本较低;下游原辅料和基础原材料接近原产地;白沟作为传统的水路码头,市场性资本数量大、 流动性强,对市场反应速度快;白沟商户与沿海贸易商联系紧密,海外订单数量逐年增加。因此政府与当地龙头企业合作牵头规范整合散布于城镇各个角落的箱包销售门店,限期统一搬迁进入箱包批发市场经营,以集中经营整合区域整体箱包产业的综合实力——加强对外融资、吸引周边劳动力、 加强商户与贸易商和原材料供应商的议价能力等。 为了加快市场的建设,当地政府给予建设企业以土地优惠、土地款延期支付、证照提前办理的特殊优惠政策。牵线搭桥帮助企业面对银行和社会融资, 依靠企业的自有资金和募集所得的社会资金,首期批发市场有序的开工建设,并按期实现了开业。

(二)借助政府公权消除约束城镇化发展的不利因素

在城镇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充分发挥了政策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并辅以小部分出资,利用杠杆和政府信用撬动民间资金参与城镇化开发建设, 确保城镇化建设和运营工作的顺利进行。政府将分散化的商户、小微企业统一安置进入新城镇的配套功能区,出台优惠政策:①进入新城镇功能区的每家商户/ 小微企业每年一次性缴纳400元管理费,涵盖了除税费以外的所有政府收费,运营期间禁止任何政府部门对商户/ 小微企业再收取其他行政费用;②对新城镇开发建设区域给予土地价格优惠、市政配套减免政策;③帮助入住新城镇的商业、物流、工业、服务业的龙头企业向发改委申请发行企业债,企业债按比例投资新城镇的功能区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④市县级政府尝试为新城镇市政配套发行城投债;⑤通过政策导向,吸引基金和企业投资新城镇和配套设施的建设,有效的解决城镇化建设的资金瓶颈。

(三)创造能够吸引特色经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投资人的软硬环境

为了强化企业和商户的粘滞性,企业积极拓展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陆续在首期批发市场周边建设和经营了 “五金市场”、“皮革市场”、“小商品市场”、“服装市场”等,吸引箱包制造的上下游行业——皮革、五金、辅料、物流、设计、装饰等配套企业入驻白沟,带动了白沟区域轻工业制造水平的整体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升级, 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

在金融领域,为了加强龙头企业与商户及下游生产型小微企业的联系,政府牵线,由龙头企业出面向省级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作为对接各个批发市场的小微生产企业的专项贷款,基于专业批发市场的投资和运营由龙头企业实施,通过对销售流水的统计,可以比较全面客观的掌握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龙头企业对小微企业提出的贷款申请提供担保,小微企业获得的贷款一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剩余部分可以租赁更大的商铺扩大经营面积,资金实际反哺投资给了龙头企业,实现了贷款人和担保人双赢的局面。

作为企业之间互保机制的延伸和金融创新, 在白沟城镇化的实施过程中还引入城镇化发展基金与政府城投债和企业债互动的市场化融资模式(见图3)。

将箱包生产链条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经济信用沉淀,通过金融手段构筑城镇化基金经济委托关系,通过银行贷款进入基金激发企业活力:①当地龙头企业隆基泰和作为银行高信用等级客户,为其园、区或中心商户/ 小微企业经营性贷款提供担保保障;②商户/ 小微企业获得经营性贷款后,以部分资金认购城镇化发展基金,基金以募集的资金投资新城镇功能区及配套市政基础设施;③商户/ 小微企业作为基金的投资人,对新建功能区的各类资产具有优先购买权或租赁权;④商户/ 小微企业既是基金收益的受益人,又是基金收入的贡献人,激发了小微企业和商户的经营热情;地方龙头企业、小微企业和银行形成互保、互投、共经营的经济关系,吸引社会资金投资城镇建设。

(四)壮大自我可持续发展产业规模

当“白沟”品牌逐渐成为河北甚至华北地区轻工业品批发零售的代名词之后,政府和龙头企业逐渐将业务扩散到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县域特色产品的集散上面,“建材家居市场”、“汽车配件城”、“鞋帽批发市场”政府利用增长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大幅投资改造县城市政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了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二级甲等医院,;企业在陆续成型的市场周边,建造了大量的宜居住宅,满足了商户和企业主就近定居的愿望。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见图4)。

(五)初步形成涵盖行政产业商业居住的集成性工业园

经过近10年的经营,早期的以箱包、小商品批发市场为核心的老旧城区在面积、功能和定位方面已经陈旧,需要实施升级改造。2010年当地政府再次与龙头企业合作,以传统的批发市场升级成现代物流产业园作为实施城镇化的契机,将新型现代物流产业园定位成白沟新的行政与商贸中心,承担区域行政、生产、商贸、居住及配套职能。 产业园包括商业CBD、会展中心、综合商贸区、科技产业园、信息物流区、工业园区、配套居住区等, 产业园的实质就是功能完备的新型城镇。

白沟以“甄别”和“因势利导”自身区域经济要素为核心,按照“精确把握自身经济特征和禀赋结构”、“借助政府公权和金融创新消除约束城镇化发展条件”、“创造能够吸引特色经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投资人的软硬环境”、“壮大自我可持续发展产业规模”、“初步形成涵盖行政产业商业居住的集成性工业园”等共五个步骤实施规划和建设。基于自身区域的经济要素特点,判断技术、 劳动力、自然资源、土地等资源的优势,在基础设施平台上合理配置资源,提升产业转换升级速度, 提高配套服务业水平,以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吸引生产和商贸参与者定居,并给予居住者与大中城市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医疗、教育、文化、 体育、卫生环境。

白沟城镇化成功案例的精髓是,通过营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参与率,凭借产业转化提高生产和生活要素与资本结合的效率,增加优质劳动力占有的资本数量促进单个经济体的增长,利用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耦合单个经济体组成产业簇群, 簇群内部的良性互动对外产生的挤出效应,影响和吸引周边一、二、三产业逐步向其聚集。借助城镇化的平台,实现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和资本的重新配置,借助工业拉动了农业和服务业的提升和转化,进而创造了农业产业化、服务业拉动消费的机会,在区域范围内实现了投资、 消费、出口(外埠)三者的平衡。

五、白沟城镇化模式的理论分析

白沟城镇化模式可以总结为“两个核心指导的五步实施法”,其中涉及到的主要经济学理论有比较优势理论、H-O赫克歇尔- 俄林理论(要素禀赋)和产业集群耦合互动理论。

(一)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最初始于亚当. 斯密的观察,自由贸易对于不同的国家而言都可能是有利的,“如果外国提供给我们的商品比我们自己生产的便宜,我们最好是购买这些产品,而在那些我们具有优势的行业生产产品与之交换”,[6]但是上述观点只是在生产中绝对优势的表述。更为完善的比较优势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罗伯特. 托伦斯是最早提出的学者,但是做出更大贡献的是大卫. 李嘉图,他在其1817年的著名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不但对这一概念做了精确表述,而且还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例子说明,当每个国家都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时,这将提高产出并对两个国家而言均有利可图。克鲁格曼(Krugman,1996)基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提出运用比较优势指导经济活动必须发现其背后隐藏的三个前提条件:①劳动力和资本可以在不同区域之间自由流动;②竞争区域均为充分就业; ③各交易体之间的贸易是平衡的。

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后,国内各个省份之间,省内的市域和县域之间由于自然资源、劳动力、 资本和地理要素(沿海、沿边、沿线)等禀赋结构的不同,经济和产业结构发展极度不均衡,造成了中西部输出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东部依靠装配制造实施出口的格局。在欧美经济危机爆发后, 国家陆续确定了扩大内需、城镇化的发展战略。

我国实施的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政策在经济学的角度可以视为增加国内省市之间的贸易交易的行为。城镇化战略的目的是为将优质劳动力资源回归三四线城市,引导资本进入中西部和中小微企业,通过城乡一体化提供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民创造就业、创业的机会。可以认为扩大内需和城镇化战略符合了克鲁格曼提出的、运用比较优势的前提条件。在白沟城镇化案例中,政府和企业首先自我审视了传统产业的基础情况,再与周边县镇进行比较,确定了特色和支柱产业之后, 借助政府公权力消除初期发展障碍,借助资本引导新兴市场,嫁接沿海沿边(浙江义乌、广东狮岭) 销售企业,依靠市场价格的变动准确反应供求关系,淡化甚至放弃政府的补贴,遵循完全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推进城镇建设。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之间的关联性,在迈克尔. 波特富有影响力的著作中,他提出了竞争优势,根据波特的观点,一国如果希望加强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其产业需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第一,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而且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第二,产品有很大的市场; 第三,形成了产业集群;第四,每个产业集群在国际市场是竞争性的[7]。第一个条件实际上意味着, 该产业应该遵循由该国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只要这些产业与该国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第三和第四个条件也将满足。因此上述四个条件可以简化成两个独立的条件:比较优势和国内市场的规模。在两者中,比较优势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果一个产业遵循了该国的比较优势,那么, 该产业的产品将会拥有整个国际市场。作为城镇化建设的核心,白沟的特色箱包市场恰恰是着眼于国际中低端箱包市场的巨大规模,遵循比较优势,充分使用的当地最为充沛的资源——劳动力和原材料资源,扩大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 完成与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的贸易交换。

综上所述,在实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运用比较优势的目的是通过挖掘当地传统特色产业,借助市场化机制实现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优质资本和自然资源配备高素质劳动力,促进产业的升级改造、生产技术提高,完成现阶段当地经济要素的禀赋结构的优化,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见图5)。

(二)H-O赫克歇尔- 俄林理论(要素禀赋)

在利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说明白沟案例的过程中,出现了经济要素禀赋的概念,要素禀赋最早出现在H-O理论(赫克歇尔- 俄林理论)中, 以经济要素分布为客观基础,强调各个地区不同要素禀赋和不同商品的不同生产函数对贸易产生的决定性作用。要素合作型FDI是该理论的扩展, 其基本原则是转移可流动要素与不可流动要素的结合,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8]

狭义的要素禀赋泛指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以白沟为例,在发展初期,该区域的要素禀赋表现为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裕,该区域的生产活动倾向于劳动或资源密集型(轻工业手工作坊),表现为企业规模通常很小,市场交易不正规,基础设施落后,法律法规滞后。 但是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作为当时区域的核心要素禀赋,拉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整体降低了贸易总成本,也确定了该区域的总预算。同样, 该区域的经济要素结构、消费偏好和企业的可用技术也就决定了经济中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总预算和相对价格是当期经济分析中的两个最基本参数。然而,特定时间给定的要素禀赋与结构也会随着时间改变。这些特征使得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成为分析经济发展的最佳切入点。

在以扩大内需为促进经济发展主要手段的当下,人口红利的消失、过度采伐自然资源对环境的破坏,使得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不再成为核心要素禀赋,表现为国内劳动力工资持续大幅增加,能源和原材料等自然资源使用成本普遍上涨。与之相反,技术、资本逐渐成为现时社会禀赋结构的核心,在相对完善基础设施平台上对技术、资本、 劳动力耦合优化产生的挤出效应也极大的影响着区域的总预算和产品的相对价格。基础设施对企业的盈利能力至关重要,它会影响个体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投资的边际回报率。硬件基础设施决定了获取投入和出售产品的交易成本,也决定了市场的范围和规模。软件基础设施也有类似的效应。 例如,金融监管可以影响一个企业获得外部资金的难易程度;法律框架决定了签订和执行合同的成本;社会网络决定了企业接触信息、资金和市场的难易程度。

以白沟实施城镇化建设为例,引进先进的箱包生产设备和制作技术,能够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快速应对市场的反馈,大批量的生产潮流箱包,扩大市场份额。发起商户、银行、批发市场业主、区域龙头企业共同参与的股权投资基金,通过金融创新为优质商户融资,提高单位劳动力的资本数量。政府统一的补贴性行政收费、 配套医疗、教育、金融、物流设施的建设“润滑了” 日常的经济运行,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特定时间的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内生于其给定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相对充裕程度,产业升级和发展的速度取决于其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速度和所需要的相应基础设施的改善。在每一个发展水平上,金融、 法律和其他基础设施会有所不同,生产结构也会有所差异。随着资本的积累或人口增长,经济的要素禀赋会发生变化,只要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会被视为达到了禀赋结构的最佳水平。为了保持最优,这一变化将需要产业升级和新型的基础设施服务,以促进生产和市场交易,使经济达到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三)产业集群耦合互动理论

耦合(Coupling)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从接触、影响、作用直至联合的物理现象[9]。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通过经济贸易活动,关联度逐渐增加, 借助高流动性资本和网络技术等虚拟软性手段,加速了经济体之间的嵌入和融合活动,由地方生产企业与社会网络耦合便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

目前经济学家对产业集群的耦合普遍划分为三个阶段,磨合阶段、发展阶段和稳定阶段。

在磨合阶段,企业群凭借聚聚效应,对外部的上游市场,下游供应商和同业竞争对手的话语权明显增加,集中表现在订单数量增加、运输便利性增强、生产弹性提高、成本降低、政府扶持力度加强。对于企业内部表现为工艺流程和产品服务的升级。这一阶段是企业和集群快速发展的阶段,耦合产生的“挤出效应”、“波及效应”使得集群的整体能力提升。

在发展阶段耦合机制的目标和重点是与垄断性竞争对手的博弈和适应外部细分市场专业要求。 在上一阶段企业和集群固有的优势耦合放大后,会扩大传统优势市场的份额,但是全球化的竞争会以吸引资本进入产业链中附加值较高的增值环节, 往往这些环节被发资本发达型实体所掌控。成熟的规模化生产与销售服务渠道、设计研发耦合,坚持差异化的创新发展,是发展阶段集群突破外部与自身发展瓶颈的不二之选。

在稳定阶段,集群内部网络(包括但不限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集群)的管理水平与外部价值链的交互耦合治理是维持本集群处于行业优势的核心,这里所提出的外部价值链是基于泛竞争前提下的全球产业网络。通过发挥集群的集体效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建立全球品牌,把握产业发展和升级的主动权。

坐落在白沟的11家专业批市场对产业集群的耦合起到了拉动作用。作为国际知名的箱包批发市场,国内国外销售终端和渠道汇聚在白沟,国内渠道商多关注产品的价格、质量和交货的灵活程度;国外的采购渠道则在环保、绿色、原始设计、 创新方面愿意追加投入。这种市场需求造成的“切换”在客观上要求企业之间必须相互合作才能共享各个消费层次的收益。借助批发市场对产业簇群耦合的粘滞效应,白沟已经走过了初级阶段,正处于发展和稳定并存的过度时期。凭借城镇化的契机,白沟产业集群整体搬迁进入以品牌孵化中心、 设计创意中心、教育培训中心、电子商务交易中心和融资交易大厅为核心的白沟新城,良好的软硬件环境为企业提供技术升级、资本金融服务、品牌推广宣传的平台,帮助各个产业集群后发而先至, 在国际和国内的竞争中保持明显的差异化优势。

六、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白沟案例理论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实现城镇化需要产业基础和区域优势的支撑。中国较为理想的城镇化模式是,基于比较优势视角对县域经济禀赋结构优化,借助小微生产企业簇群升级转化和配套服务产业提升耦合配套发展,进而带动当地产业和技术升级,吸引农村人口在城镇安居乐业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