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公共关系学的意义

学习公共关系学的意义（精选8篇）

1.学习公共关系学的意义 篇一

论公关礼仪在现代交往中的意义

荀子曰：人无礼则不立；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富有优良的文明传统，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随着社会发展，礼仪的内涵也更加丰富、多元，礼仪在公共交往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尤其是近些年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对内对外贸易活动数量不断攀升，各个企业、社会组织联系愈来愈频繁、关系越来越密切，作为公共交往规范的公关礼仪的作用也逐渐凸显出来。了解和掌握相关公关礼仪知识也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公关先生或公关小姐的基本素质之一，这也是一个企业、社会组织在聘用公关人员所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

所谓公关礼仪，是指社会组织的有关人员为了树立和维护组织的良好形象、建构组织与内外公众和谐关系而讲究和遵循的礼仪规范。它是公共关系从业人员精神风貌、素质水准的集中体现。也是组织的风貌、员工的精神状态，公关人员水平和专业技能的最集中体现，是各种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的方法，更是处理大量联系事宜与外交事务所必须遵从的行为准则。

对于个人，掌握必要的公关礼仪，是塑造良好的个人形象，增强自身亲和力和感染力的重要手段。当代大学生掌握一定的公关礼仪常识，对今后的社会、职场交往，以及自身的就业都是大有裨益的。公关交往中，首先得守时、诚信，这样才能构筑成进一步交往的基础，如果连诚信和守时意识都缺乏的话，这是连基本的人际交往都难成功的。其次是着装，在社交场合，一个人的衣着、仪表反映出一个人的个性、习惯、爱好，并向人们传播一定的信息。同样一个人，穿着打扮不同，给人留下的印象也不完全相同，对交往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对于服饰的着装，要注意整洁、合体、恰当、适时，这样就能够在初次见面中，给人一个良好的个人形象。反之，一个人如果着装邋遢、随心所欲，这或许在某些场合能够表现一个人的个性，但绝对是在多数情况下会给别人一种极其糟糕的印象，特别是在商务、公关交往中，一个人的着装适当与否，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别人给你的印象分。再者，要注意演什么角色，穿什么行头，切不可喧宾夺主。这样既是对主人或领导的一种尊重，同样也是懂事晓理的表现，不然容易颠倒宾主，有卖弄作秀之嫌，不利于个人良好形象的树立。

再如，在介绍与握手中，也是很有讲究的，如果把握不好，一方面容易闹笑话，也有损个人形象，有些情况下，甚至会影响个人所代表的组织的利益，惹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一般说来，自我介绍是位低者先介绍，所谓位低者，一般是指职位较低者、男女交往中的男士以及宾主交往中的主人。位低者先自我介绍，这样既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也是自我有素质、有教养的一种体现，同时也能体现自身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当然，在社会交往中，也会遇到作为第三方向别人引荐或是介绍另一方的情况，这个时候也是有一定规范的，一般是位高者居先介绍。随着西方文明与中华礼仪的不断交流，握手也越来越成为社会以及公关交往中常常用到的见面礼节。握手与自我介绍刚好相反，一般是位高者主动伸手。握手时间也得把握好，一碰就收，显得对别人不重视，有冷落别人的意思。但抓紧不放，则表现得热情过度，反而容易招人反感。

公关礼仪对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主要就体现在这些日常交往中的点点滴滴，很多时候的一举手、一投足，就是自身素质的高度体现。所以，掌握必要的公关礼仪，是有利于个人在人际交往中获得一个良好形象的，这也是建立深度沟通的基础。

当然，对于企业和社会组织而言，拥有一群有着公关礼仪知识的公关人员，对于自身的对内对外交往、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处理危机公关也都有是着重要意义的。公共关系一般对大众传播的利用是非常重视的，在现代社会，媒体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应对媒体时，从公关礼仪的角度来说也是有很多方面需要注意的。譬如，作为一个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企业或社会组织，时常需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于媒体的邀请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要选择相关的媒体，另外，应遵循平等的原则，切不可拒邀或是冷落某个媒体。另外，特别是在处理危机公关时，要善于将实时、有效的信息借助媒体传递给大众。这样，是企业或社会组织责任感的体现，同时也给大众留下一个干练、办事有力、组织得当的良好形象，赢得社会公信力。

现在的人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谈判氛围，都喜欢把谈判搬到餐桌上了。而对于外国人来说，西餐厅、咖啡厅无疑是较好的选择。所以在点餐的时候就应该注意了，对方的禁忌是什么，对方喜欢的是什么，最好在事先有一定的了解，切忌与对方的禁忌相冲突，否则就容易不欢而散，也就达不到谈判的效果了。一个企业在宴请宾客之前，事先要确定好作陪人员，一般是与客人有关的人员优先，这样有利于进一步的沟通。现在的很多商务谈判都是在饭局上达成的，所以，掌握必要的宴请知识对于企业对外交往、合作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再者，是赠送礼品。一般来说，客人临走，主人都可有一定礼品相赠。但在公关交往中，这也得把握好分寸，一般应该遵循“礼轻情意重”的原则，不然，有行贿之嫌。临别时，赠人一份精美、有纪念意义的小礼品，既有利于体现企业对客人的尊重，表达继续交流、合作的意思，也是一种商务情谊的体现。“买卖不成仁义在”，就算合作没有谈成，一份小小的礼品也能体现组织的宽容与大度，也是有利于塑造组织的良好形象的。

拥有一批训练有素、具备公关礼仪素养的交际人员，对于一个企业或社会组织的业务交往、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解决公关危机都是有着很大意义的。

最后，掌握必要的公关礼仪，对于维护我国礼仪之邦的良好形象也有着重要意义。近些年来，我国对外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更加宽广的国际环境要求我们在对外交往中也必须掌握一定之规。在与外企或其他外籍人员的交往中，最为重要的是尊重，这是所有沟通、交流的前提。国际交往中，首先要尊重民族风俗及宗教信仰，特别是在某些宗教气息浓厚的国家和地区，这点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西风东渐，西餐、舞会等西方的交际方式也渐渐涌入我们的生活，在国际交往中，把握好这些礼仪规范，对于国际交流是有着重要意义的。首先，我们必须得接受这些礼节或是习惯，切不能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其次，得注意对国际惯例与地方习俗的把握。在某些交往中，我们为了融入其中，可能需要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并加以顺从，但必要时，我们又需要运用国际惯例来应对。如果实在不熟悉当地民俗，可以选择国际惯例作为交往的规范，这样，就算不太符合当地民俗，别人也是不可置否的。

在中国，男尊女卑的观念由来已久，直到今天仍有很大残留，诸如男左女右的做法一直存在。而在国外，一般讲究女士优先，这是一种极为绅士的做法，也是男女平等的高度体现，这是我们在与异性的交往中必须注意到的。在国内，一般讲究左为尊，而在国际上则恰好相反，讲究右为尊，这一点在交通规则上也有所体现。所以，掌握必要的礼仪知识，对于我们的对内对外以交往显得尤其重要，至少能为我们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当然，在国际交往中，还得注意维护祖国的形象，必须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荣誉感，一个公关人员在国际交往中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这一点在政治交往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由此可见，掌握一定的公关礼仪知识，对于维护国家形象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特别是我们作为礼仪之邦、文明古国的公民，一定要学习、掌握相关国际礼仪知识，从某种层度上讲，这也是爱国主义的一种体现。

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以礼待人，从某种意义上讲，礼仪比智慧和学识都重要。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礼仪能够调节人际关系，是人际关系和谐发展的调节器。在公关、商务交往中，礼仪有利于双方达成有效的沟通和合作，是深入交流的重要前提。在国际交往中，更是一个国家形象、国民素质的重要体现。在交往时按照礼仪规范约束自身，就容易使人际间感情得以沟通，建立起相互尊重、彼此信任、友好合作的关系，进而有利于各种事业的发展。所以，礼仪是个人和企业形象、员工修养素质的综合体现，我们只有掌握基本的礼仪规范，才能为自己和企业在形象塑造、文化表达上做出应有的贡献。

2.学习公共关系学的意义 篇二

1 对经济的影响

1.1 对畜牧产业的直接影响

1.1.1 扑杀畜禽的经济损失

2004年以来全国有23个省发生91起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扑杀家禽达3641万只;2005年以来先后有11个省发生27起亚洲I型口蹄疫疫情, 扑杀奶牛7168头。按每只禽30元, 每头奶牛1万元评估, 此项经济损失是11.64亿元。

1.1.2 出口受阻

2004年, 受禽流感疫情影响, 我国禽类产品出口大幅下降, 当年禽肉产品出口1.45亿元, 比2003年减少54.7%, 经济损失达1.75亿美元。

1.1.3 消费减少

据统计2004年江苏省人均家禽和禽蛋消费分别比2003年下降8.6%和3.95%。2006年从市场统计情况来看, 上半年, 江苏省禽类及其产品市场销售量不到正常时期的一半, 且恢复速度较慢。

1.1.4 流通受限

疫情发生后, 先后有北京、沈阳、天津、西安等地临时关闭了活禽交易市场, 禁止活禽流通。禽类及其产品滞销严重, 养殖户及企业损失加大。

1.1.5 价格下跌

禽流感发生以来, 江苏省种蛋、苗鸡、雏禽等价格下跌在50%以上。据初步评估, 2006年的禽流感疫情已对江苏省家禽业带来了4.5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其中种禽企业的经济损失高达8000万元。

1.1.6 量质影响

明显降低动物生产及其产品的效能, 使产量减少20%以上。动物生长、繁殖、肉类质量、乳品生产等都会受到影响, 皮革、皮毛的数量和质量也都会随之下降。

1.2 对畜牧产业的后续影响

养殖总量下降, 据统计江苏省家禽最高饲养量曾达到10亿只, 现在只有8亿只;种禽规模缩减;从业人员转行;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滞缓。

1.3 对相关产业的影响

对旅游业、餐饮业、宾馆业、运输业、服务业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2 对社会的影响

2.1 生命安全问题

在人类历史上, 一些人兽共患病曾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1919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欧洲因为感染西班牙流行性感冒病毒的死亡人数高达5000万。

鼠疫是危害人类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在历史上, 曾有过三次世界性大流行, 每次大流行死亡人数达数千万。1994年9月印度古吉拉邦的新型城市苏拉特市爆发了鼠疫, 尽管初期仅有30余人死亡, 但造成了30多万人逃离该市, 印度全境陷入持续的恐慌和动荡不安。

2002年底至2003年席卷我国及东南亚、加拿大等国的SARS, 给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 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2003年以来, 全球人禽流感感染病例267个, 死亡161人。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全球一旦暴发人间禽流感疫情, 将造成500万至1.5亿人的死亡, 具体情况取决于变异后的病毒致命力。

科学研究结果表明, 艾滋病是从猴子身上传过来的, 天花的源头是牛瘟, 鼠疫的罪魁祸首是老鼠, 狂犬病的首凶是犬, 蛔虫的重要传染源是猪。我国已知的200多种动物疫病中, 有70%以上可以感染人。由此可见, 动物防疫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动物的健康与农民的增收问题, 更重要的是人民健康安全问题, 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

2.2 心理健康问题

狂犬病、禽流感、链球菌等动物疫病可以感染人并致人于死地, 且病死率之高, 尤其是由于人们对禽流感等动物疫病可防可控和健康安全消费知识的不足, 自然就造成了广大群众的恐慌心理, 不敢正常消费, 即便是健康的家禽家畜也不敢吃, 有的甚至是谈“禽”色变、谈“猪”色变。

2.3 对社会文明进步的影响

社会学家研究发现, 人类历史上, 几次大的瘟疫曾经严重影响了西方文明发展史。

3 对政治的影响

90年代二恶英事件, 比利时内阁政府集体辞职;

90年代台湾口蹄疫迫使台湾当局负责人公开致歉;

本世纪初英国口蹄疫让英国女王出访走消毒毯;

本世纪SARS让中国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辞职;

3.商业的意义更在于公共之善 篇三

有些价值在市场之外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你曾提到：“相较于高级快乐，我们不是更喜欢低级的吗?我们不是经常更喜欢躺在沙发上看情景喜剧而不去读柏拉图或去剧院吗?”这让我想起行为学领域中有许多关于“想要”和“该要”(should&want)的实证研究，而现实商业社会中，许多商家运用媚俗的手法逐利，表面是投其所好、你情我愿，达成公正的交易，深层则是在利用人们的这种弱点，制造劣质的泡沫剧、泛滥的网游、具有诱惑的垃圾食品。您认为这种基于“公平交易”的商品社会发展下去，会导致社会水准的每况愈下，让人类前景堪忧吗?

迈克尔·桑德尔(以下简称桑德尔)：在我的书《公正》中，我提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观点，就是快乐存在较高和较低的形式，有些快乐是比较肤浅的。比如看垃圾喜剧可能也会让人满足，获得即时的快感，不过这毕竟是表面的。所以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够在生命中获取更高层次的快乐。密尔对此的回答是，我们可以区分两种不同快乐，一种是发展人类更高的才智和能力，这需要教育，以及完善性格、培养美德，他是在深化快乐的含义。密尔反对功利主义的论点，即最重要的是最大化快乐——或者GDP。所有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都会努力提高富裕和繁荣程度，但同时也发现纯物质的东西无法带来真正的快乐，它源于超越物质的、更高层面的价值。这些更高的价值要求我们挑战自我。

密尔有句话：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要好过做一头满足的猪。他想表达的是，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追求的是更高理想，他之所以不满足的原因是尚未达到更高层次的快乐；之所以这样好过饱食终日的猪，是因为猪根本不会得到更高的快乐。也就是说，只沉溺于物质享受而不注重修为和美德是一种没有价值的命运。然而有时候，人们会更喜欢低层次、更容易得到的快乐，这是一种弱点，因为教育自己、完善性格、培养美德往往是高要求而充满挑战的。

不过，最优秀的企业往往并不只是满足这一点。其实企业面临两种选择：只去迎合人们的浅层快乐而谋利，或者将企业的目标和使命定义为更高的层次，后者则意味着要教育顾客，长期能够提供更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这同时也对顾客有所要求——要求他们不满足于低层次的眼前之欢，追寻更有意义的东西。例如，有两种类型的媒体，一种是迎合人性的弱点，以花边丑闻谋杀之类为卖点，娱乐大众抢夺眼球的低俗小报；另一类严肃媒体则认为自身使命的一部分是教育读者、提升读者品位，从而追求更深思想和更高价值。前一类可能占了多数，在美国也是这样，它们取悦的是人性中低俗的一面；后者对这世界的贡献更大，也更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善。

CBR：那么就以媒体为例，长期看来，严肃媒体会不会被低俗媒体驱赶出市场呢?

桑德尔：这有可能发生，但并非不可避免。基于逐利的市场经济确实会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只管利润不顾其余，哪怕是迎合、利用人性弱点也在所不惜。不过我觉得，严肃媒体还是有希望去教育、提升读者，同时也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引导人们获得更广博的视角、改变品位、追求深层价值，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需要长期战略的支持，也需要企业具备使命感，真正投入，唯此才能对公众的利益做出贡献。

CBR：你提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最让人吃惊的趋势，就是市场的扩张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推理方式，进入那些传统上是由非市场的规范所统领的生活领域。”丹·艾瑞里(Dan Ariely)教授也曾提到社会规范和市场规范的区别。您认为，“市场导向”对非市场领域的侵蚀将带来怎样的后果?这样的趋势如何才能得以扭转?

桑德尔：我确实觉得在市场社会，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在美国我们观察到这一点，而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类似情况也在出现。我认为，要认真考虑非市场规范和非市场价值的重要性，也就是超越物质价值的部分。富裕和繁荣是有意义的，但可悲之处在于市场规范往往在侵蚀非市场的领域。比如在教育和医疗领域，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所知名大学录取学生的标准很高，而某个富人提出要捐一大笔钱，条件是让他本不具备入学资格的儿子来读书，这样做公平吗?再比如，一家医院的名医门诊需要排队挂号，而有人买断了挂号的指标来拍卖，出价最高的人才有机会就诊，这样公平吗?

在很多市场化的社会中，比如我所了解的美国，教育领域是存在类似问题的。这非常具有破坏性，如果入学资格可以买卖，那么教育的价值就被侵蚀了，取而代之的是市场价值；医院拍卖就诊名额造成的结果是：就医的机会更少地取决于谁真正需要就医，更多地依赖财力。这些做法都侵蚀了学校和医院的根本目标——提供教育和医疗。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家庭生活和家庭价值，这也是很重要的。

CBR：丹·艾瑞里教授曾举过一个例子，比如岳母为全家做了一顿丰盛的节日晚餐，全家其乐融融，如果你餐后说要为这顿晚餐付给她400块钱，那就糟了。这就是社会规范和市场规范的混淆。

桑德尔：对。有一些非常伤害家庭价值的做法，例如为了工作和家人分居异地，或者只投身工作而顾不上家人，这些行为都会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结构。我在《公正》这本书里还提到过一个例子：有很多到印度花钱雇人代孕的富人，他们有种种理由辩解这么做是公正的——代孕的母亲们用自己的服务换钱。但从深层看，由于这样做把孩子和妇女的孕育看成了商品，从而贬低了他们。有学者提出，根据功利来评价所有的事物，就贬低了那些更适合用更高的规范来加以评价的事物和社会行为。在我看来，代孕合同这个例子里，家庭价值已经成了国际贸易的对象，无疑是一种贬低。

刚才谈到的三个方面：教育、医疗和家庭，对一个好生活和好社会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们都应遵循非市场的规范和价值。商品社会、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会在很大程度上危害它们，这是危险的。商业界需要培育伦理环境

CBR：即便在市场导向的专属领域，例如商业领域，也混杂了其他价值维度而充满争议。例如弗里德曼(Mllton Friedman)声称“企业只需要对股东负责，这是企业存在的唯一意义”。但同时，关于“企业在赚钱之余，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论调也非常盛行。对此您的观点是什么?

桑德尔：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弗里德曼的说法。一家企业，除了使得股东价值最大化之外，也应该从更广的意义上承担社会责任，最优秀的企业都会从更广阔的角度考虑自身使命。它们会自问：怎样才能通过为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为公共福利做出更大贡献。企业要界定“未被满足的需求”，而且通

过满足这种需求而获取利润。谋利并没有错，但利润只是企业目标的一种。

CBR：我想起彼得·圣吉先生说过，利润对企业的作用就像氧气，我们不能离开氧气，但也不可能只追求氧气。

桑德尔：我很同意这话，企业盈利是必需的，但更重要的是提供人们需要的东西，而且更大程度上推动社会的善。如果这样去考虑企业的使命，你会发现这与盈利并不矛盾，而且利润并非企业的终极目标，它是达成目标的一种手段。这种对企业更宽广的定义也要求企业担负更多，不仅是为股东创造财富，为顾客提供所需产品或服务，还包括如何更好地对待雇员，公正地对待他们。这也是达成公共之善的一个重要途径。

CBR：商业社会的人们面临许多道德风险和伦理困境，你曾评价商业改进局的广告标题“诚实是最好的策略，也是最有利可图的”，这句话本身其实也显示了某种基于功利主义的认识倾向。对于美国企业的价值观以及商业伦理状况你作何评价?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道德诚信的评价体系混乱，你如何看待这对中国商业环境的影响?

桑德尔：对于像美国这样的成熟经济体，以及像中国这样处于转型期的新兴经济体，商业界都需要培育伦理环境，有很多企业并不能达到较高的伦理水准，这是事实，因为它们重于逐利。但如果我们放眼世界范围内成功的企业，它们都很好地做到了善待顾客和员工，承担社会责任，包括善待环境和自己所立身的社区等。

那些做得不够的企业不只存在于转型期的社会，在高度发达的成熟市场也有很多。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式：一是进行必要的政府监管以避免滥用和操纵，经过金融危机后，美国针对华尔街采取了很多措施，这类监管同样也适用于诸如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工作安全等其他领域。在这些方面是有法律规定的，但我并不认为仅靠政府监管就能解决问题，高的商业伦理标准也是必要的，这样除了政府所要求的以外，企业也会自发地去努力。在许多国家，会有产业协会制订行业内的伦理规范，监督企业执行，而企业也自愿地接受，并非法律强制。倘若企业违反了伦理准则，就会被协会拒之门外。这就意味着企业对协会承诺了会实施一定的伦理标准，这是一种非政府的行为。

对于新兴经济体，最大的挑战可能在于，除了政府监管以外，企业能否自觉地形成一个行业伦理准则方面的协会，这是制定和发展伦理规范的重要方式，从而推动诚信的、具有伦理高度的商业实践活动。

自我与组织的平衡

CBR：你曾谈到，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纳税人之所以对政府救助投资银行、而银行仍为高管发放高薪感到愤怒，并不主要由于奖励了贪婪，最冒犯美国人公正感的是。他们所上缴的税款竟被用来奖励失败。可以说，以结果和利益为基础去衡量人的价值，也就是所谓的“以成败论英雄”，是目前商业组织绩效考核的主流方式，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员工产生“不公正感”。况且绩效主义的弊端在商业实践中早已不乏其例。关于这种矛盾，商业组织该如何平衡?

桑德尔：一家企业根据员工的工作能力和表现来评估他们是有道理的，虽然这样和员工的道德水准未必有很大的联系。这里面其实有两个问题——一个人的品行和工作能力，前者关乎个人，后者关乎组织。如果一个人品德和能力都很差，或者都很好，这都容易处理，但两者有些冲突的时候就让人为难了。你是否注意到很多企业面临的困境?可能会有一些员工正直诚实，与人为善，但工作能力欠佳；或者反过来，工作能力出众，但性情和人际能力较差，如何对待他们?在真实生活中这很常见，如何取得平衡也是个棘手又难以回避的问题。认清这两类特征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一个较好的起点。

CBR：你有什么更具体的建议吗?

桑德尔：具体处理方法往往要视情境而定，比如看企业的特点，是更需要人际技巧呢，还是专业知识，有些相对与人打交道多的，就要侧重人际技能；而有些大多依赖技术的，则可以注重少些。

CBR：我想起马利克教授说过。好的公司文化可以允许有些知识型员工做个“独唱者”。

桑德尔：对，比如一个电脑编程人员，如果很有技术才能，并不一定要求他在性格方面多么受人欢迎，这不是要点。管理者应该充分考虑一份工作的性质和一个人的脾性之间匹配程度如何。不过，在对领导力有一定要求的管理岗位，一般就要对人际技能有较高要求了，这个人要懂沟通、令人信任，这非常必要。

CBR：你对罗尔斯(John Rawls)所持的那种自由选择、无约束的自我观念提出了质疑，并探究我们怎样才能既承认共同体的道德分量，同时又给人类自由留有余地。在现代商业组织里，也存在个体自由和群体利益的矛盾。商业组织对于个体来说，也许意味着压抑个性，也许意味着要将自我的价值观调校到组织的价值观上……平衡这两者的矛盾有哪些好的做法?

桑德尔：组织往往都会面临在员工个人创造性和对群体忠诚之间的平衡难题，这方面也没有一定之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性质。这样看来，这个问题和上面一个问题有些相通，具体情境和企业类型起决定作用。有些企业要求员工有很强的服从和忠诚，大家同心协力、众志成城；另一些企业更重视个人的创造性和独立思想，这以创意性企业居多。对后面一类企业而言，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群体共性和公司规范，成全个人创造性。这样就要求企业能够更好地定义自身，找到合适的规范。

刚才我们谈到的市场规范和非市场规范的问题，不仅适用于社会，也适用于企业。每个企业都要找到自己合适的文化，更好地描述自己。有些企业可能更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新兴的创意型企业往往更加个人主义。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应对。

CBR：有时候，市场选择并不像表面看来那么自由。人们看似“选择”了某种做法或处境，但事实上往往是被外界裹挟或加上了标签的，并不是自由意志的体现。个人也好，企业也好，该如何获取真正的自由?

桑德尔：人们往往会觉得自己在购买东西的时候是自由地做出了决定，然而如果再仔细想想，究竟为什么要买这样东西的时候，答案可能就不同了。这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谈到的问题：即时的、肤浅的快乐和更高层次的、深沉的快乐。要达到真正的快乐，需要我们再去思忖：我到底为什么想要它?这样想得深一些，无论是作为个人消费者、作为雇员，还是作为企业领导者，都能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的目标，并找出其中的相关性。

4.学习公共关系学的意义 篇四

关键词：公共空间;认同度;艺术作品;数据分析

1公共空间艺术作品问题的背后是对公共空间主体参与性的忽视

5.加强公共伦理制度建设意义 篇五

公共伦理制度建设是指政府公共管理人员的伦理道德要通过制度资源和制度设计体现出来，以制度的威力来规范公共管理人员履行自己的职责。

公共管理中的公共伦理制度建设，即公共伦理制度化，是时代的大趋势。是公共管理的历史性进步，是《公务员法》实施的必然。

任何一种新的理念的提出都有坚定的理论为依据和基石。公共伦理制度建设是以英国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说为理论依据。即不论社会性质和制度如何。制度建设的根本在于其社会是“人治”社会还是“法治”社会。但一个社会是“人治”还是“法治”，从理论说。与对“人”的假设有关。“人治”把“人性善”作为前提，这是我国奉行千年的孔子的管理理念，笃信每个人经过教育可以克服自私心和自利行为，而不必要进行制度化的约束与管理。“法治”的前提则承认人并不善，还藏有私欲，用黑格的话说，甚至是恶的。因此，需要设计一种制度，使人生活于制度环境中，由于有了制度的约束和制约，人就是有自利之心，也会做出对整个社会有利之事。而且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面前，制度的约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公共伦理制度化建设是一种必须，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和文明的结果。

除此，我们还必须看到，在社会中个人的心理伦理和道德理性在市场经济道德体系下表现为有限性，这也要求并决定公共伦理必须进行制度化建设。个人心性伦理侧重于从个体方面来解决社会公共管理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表现为通过伦理教育促使个体行为自律，并在发生不道德问题时追究个体的责任。从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角度看，也要承认个人心性伦理道德具有极其重要的自律约束和规范作用，但必须看到，个体的道德理性、意志和能力是有限度的，它仅是一种软约束。因此，在个人心性伦理之外还必须配之以制度伦理。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27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由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转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进一步扩展，血缘宗法关系和地域狭隘性逐渐被打破，人们的伦理道德获得新的形式、新的内容。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其巨大的利益驱动和利益的引诱，社会主体仅靠自身的自律及伦理道德规范已不起多大的作用。所以有些人为某种私利，也铤而走险，进而出现了官场的腐败。这样就需要建设和形成一种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符合的公共伦理和制度伦理。以制度性的力量来建立和维系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公共秩序，这是市场经济道德体系区别于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条件下道德体系的根本特征，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内在要求。

公共伦理在少数行政主体身上失去应有的调控作用，数使公共权力偏离了权力运行的健康轨道。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反面说明了公共伦理制度建设势在必行。一是公共行政成本高，办事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严重。二是干部人事体制上的委任制导致的官场腐败，权力寻租现象严重。三是少数公务人员道德败坏，以权谋私。

6.学习公共关系学的意义 篇六

论文摘要：公民参与在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中，充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真正贯彻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原则， 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以实现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中的意义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公民参与也是民主程序的核心概念，“真正的民主，需要通过‘公民不断的参与’，方能领略什么是民主，在心理上融会和建立民主作风，在行为上获取民主办事的技巧和方法，这样才可以保证社会运作是真正由人民主宰。”

论文关键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民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迅速发展，公共政策已经成为政府调控现代市场经济和进行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政府自身的缺陷和公共事务的复杂等因素，公共政策往往并不像人们所想象和期望的那样有效。为了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人们不断地从多方视角、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探讨及实践。本文从“公民参与”视角出发，从原因和背景、功能、争议及存在问题和对策几个方面论述了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以期为公民参与乃至政策科学的发展“添一把薪”。

一、公民参与的原因及背景解析

1.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都以社会民众为基础

首先，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团体(利益集团)。任何一项政策的实际需求总是来自社会的实际需要，代表公众实际利益和要求的政策总是从民间社会首先萌发。且任何公共政策总是涉及广大民众的，公共政策应是以保护他们的起码利益为目的的。其次，民众也是公共政策运行的主体，公共政策的执行常常需要施政者与影响对象之间的密切合作。如果后者是被动的、消极的，那么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或成本大增。政策制定者也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政策相对人的态度、利益得失，才能够制定出最符合社会需要、最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公共政策。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公民参与的发展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唤起公众的参与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深刻性、广泛性、艰巨性都表明，它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投入，广泛参与。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使公众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参与条件、参与渠道，社会公众才会真正树立起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鼓动起人们的政治热情。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愿望。市场经济体制的构筑过程也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公民在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必然要求过问和参与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政策过程，甚至就某些利益关系重大的问题向政府讨价还价，施加压力。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为公民参与提供条件，如产权保证、物质和必要的设备保障等。

3.政治现代化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我国社会主义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政治过程必须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从民主化角度来看，人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就应当强化自己的主体地位。公民再也不仅仅满足于作为公共政策的客体(对象)而存在，被动地认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政策方案，而是强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具体过问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反馈的全过程，使公共政策能够更充分地代表自己的利益。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功能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认为公民参与，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是贯彻民主信念的进一步落实，可以发挥集体智慧去解决社会问题，它可以发动社区资源或公民来推动发展计划，也可以使更多公民通过参与的过程认识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1.集体参与，可减少政策上的流弊与个人的私欲，进而确保一个更可行及公平的决策。基于每个人知识有限，思维的方法不同，群体智慧对于决策来说相信是比较优越和可靠的，因为这是经过众人参与，互补长短的情况下得出来的。其次，通过意见的交流和不同观点的冲击，不但可以使个人的眼界得以开阔，而且个人的私欲亦得到调适，使政策依据群体的意愿而做出。

2.大众的关注和参与，对于一个政策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首先，公民参与，有助于政策决策主体充分考虑和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利益和愿望，并把政策目标的确立和政策措施、手段的选择建立在符合这种利益和愿望的基础之上，以减少政策决策的盲目性，提高政策的合法性。其次，公民参与，可以减低执行时遇到的困难，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

3.公民参与，促进了政策相对人主体地位的确立。这有助于提醒政策执行主体尊重政策相对人的人格，并注意激发政策相对人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和接受主动性，减少政策执行中的阻力和实际存在的强迫性和人格侮辱等违背政策和法律的行为。还有助于改变政策研究和咨询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而代之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重视角，扩大政策研究和咨询的领域，并使研究成果能直接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三、实践公民参与的争议与反思

“公民参与”是很理想的理念和正面的行为，但在实践方面，要鼓励一个人去参与社会事务，要求他或她不单是只顾个人的利益，而是采取利他人的倾向，关注公共事务，从而介入参与和协助、表示意见、推广活动和参与决策，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一些学者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也提出了质疑。

第一，很难确定公民大众的真正意愿，持这种观点的认为一般公民没有空余时间去关注或去认识政策问题;那些有时间和有兴趣的，未必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理解;很多没有参与组织的公民都是较沉默、被动，对社会上的政策很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很难确立公民意愿。第二，批评公民意见多属短视，一般公民的意见常被指为只求眼前利益，急功近利，不能容忍;而且所要求的多属狭隘的利益，而忽略社会全局性的发展。第三，公民参与效率低、耗时和昂贵，而且使政府部门内的专业及行政人才难以发挥其知识及经验，不能采取果断措施，令工作效率降低，未能应付瞬间万变的现代化社会形势。最后，公民参与会导致社会不满及不安。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不断改善，一般市民的期望亦相对地不断膨胀，常常提出过高要求和不切实际的论调，而当这些要求未能适当地被满足时，这些公民的内心很是不满，对政府及社会产生不信任和不安。

与此不同的是，对公民参与持赞同观点的学者却提出不同的.观点：第一，指出多数公民较被动，对一般政策很少有自己的意见，是符合实况的。但要求那些有见识、有意见、有亲身体验、有切身利益的基层公民，积极参与，发表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总是有裨益的。至于专业知识和才能方面，公民未必完全掌握，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他们的认识便会加深， 而且他们作为受益者的切身感受和不受部门领导的位置影响，对专业和官员能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第二，公民意见是否属短视，在未有机会参与和发表时，在未有比较和分析时，实难先验地下判断。第三，公民参与是否耗时和昂贵，很难有定论。很多政策都是涉及广大公民的生活和利益的，且有长远影响，只有深入和详尽的反复研讨才可减少日后出错时所带来的失误和浪费。第四，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年公民受教育水平上升，通过传媒而接触世事日多，对生活质量及政治权利的要求不断提高。

四、公民参与的现实问题及对策思考

虽然在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存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总体水平较低，存在着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公民参与的理性化程度较低、公民参与的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的制度化较低、政府官员的错误观念等诸多现实问题。但近年来公民参与已得到愈来愈多的人的接受与支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格局，是公共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对政策中公民参与及政策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1.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就是在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实际操作，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公民参与经常化、制度化。

2.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的方法和渠道。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推广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者可以多采用一些公民参与的方法，如深入交流法、在政策组织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训练、基层意见搜集法、价值取向法等;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公民自己应懂得运用不同渠道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如个别接触、舆论扩散、集体推动、游说工作等政策参与渠道，这是较为积极和主动的做法。

3.营造有利于我国公民参与的政治文化，为公民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一般来说，有利于公民参与发展的文化氛围有：一是普遍的平等观念;二是广泛的自主意识;三是强烈的责任感;四是法制原则。为此，必须克服传统政治文化造成的参与中的冷漠和急噪情绪，积极培育公民参与所需要的适度、理性的心理背景。

4.树立政府官员的正确理念。政府部门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官员对待公民参与的理念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的作用发挥。这就要求政府官员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和合法权利，承认公众在公共政策整个运行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参考文献：

丁煌.公共选择理论的政策失败论及其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启示[J].公共行政，，(3).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朱崇实，陈振明.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学习公共关系学的意义 篇七

一、陶瓷材料在传统建筑艺术中的艺术表现意义

人类的制陶活动距今已有上万年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的原始先民用泥土制陶, 烧制日常生活用具。随着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积累, 陶瓷材料逐渐演化成建筑构件, 并且以其生产简便、经久耐用的性能日益成为构筑建筑和装饰建筑的主要材质之一, 被广泛运用。从秦砖汉瓦的遗迹来看, 陶瓷材料不仅仅是从实用功能上来满足当时先民的生活需求, 同时凝结着劳动人民非凡的艺术想象力。伴随着建筑艺术的发展, 陶瓷材质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它既推动了建筑艺术的发展, 同时在相关领域也得到了促进和发展。

陶瓷材料应用于建筑环境之中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 它将建筑和装饰融为一体, 发挥着无穷魅力。中国古代建筑陶瓷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丰富多彩的。它发端于人类在建筑上的砖瓦结构, 延伸到墓室建筑, 后来渐渐演变到建筑的装饰之中。主要表现为画像砖、瓦当、砖刻壁画、琉璃艺术, 并且在不同的时期反映了其特定的时代面貌。

早期画像砖、砖刻壁画主要用于墓室装饰。如春秋战国时期, 人们就采用了青砖模印技术, 用于墓室装饰, 使墓室整洁华丽, 而进行装饰的画面主要是记录一些生活场景和历史传说故事。秦汉以后由于墓室建筑的大量兴建, 砖的形制发展也更为丰富, 其装饰效果也更加丰富多彩, 砖面还有敷色绘彩。而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些华丽色彩早已随时间消逝, 模印于砖面上的形象依然清晰地保留下来, 这充分表明陶瓷材料具有良好的物理化学性能和美学价值。

釉的发明和大量应用, 进一步推动了陶瓷工艺的发展。在我国千百年来, 琉璃在建筑中所构成的宏伟气势、斑斓色彩、丰富的造型以及精湛的技艺, 是我国陶瓷史上的杰出成就之一, 也是我国古代建筑文化艺术的一朵奇葩。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山西大同九龙壁。它不光是面积很大, 整个壁画采取高浮雕手法, 由上千块五彩琉璃镶嵌而成, 而且每条龙的形态各异, 气势宏伟, 空间穿插关系处理细腻微妙, 穿云透雾活灵活现, 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性。虽然工匠师傅借助工具进行整平处理已达到工整的工艺效果, 走近仔细观察发现有些局部还保留一些手工痕迹, 而这些痕迹是一种自然流露、无意识非刻意的。这和现代人追求工艺上的手工感有所不同。在色彩上强调各块之间的协调统一又富有层次感, 而且饱经风雨侵蚀仍然鲜艳如初, 即使用现代的技术也是很难控制的。这再次说明陶瓷材料具有良好的物理化学性能及良好的艺术表现性。

二、现代科技进步使陶瓷材料有了更广泛的现代审美创造意识

陶瓷材料在不同时期也呈现着不同的文化属性。中国传统陶瓷追求玉质感的品质, 尤其宋代文人士大夫对其穷追不舍, 而当代陶瓷却追求泥性的品质和不同质感的心理诉求。中国历史上的陶瓷艺术, 在许多方面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然而今天人们内心的审美需求是极其复杂的。所以, 传统陶瓷工艺中的诸多审美标准, 在当代不仅需要继承, 而且需要发展。

伴随着科技的进步, 如生产机械化, 电窑烧成技术的可控性, 釉色的可控性、丰富性, 摄影晒相技术的运用, 超大陶瓷作品的制作技术等对今天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科技进步在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 也更多地满足人们的文化艺术需求。特别是随着大型公共建筑和大规模的城市住宅建筑的发展, 人们的审美需求和设计观念也日新月异。人们对建筑陶瓷的要求不再只是规格化、纹样化、批量化这类单调的工业化复制。公共环境艺术是对墙面和空间的艺术性处理, 而不是停留在简单的工艺装饰, 满足初级的感官和生理要求。它更趋向于从精神领域对建筑环境的艺术化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讲, 传统工业化的瓷砖材料在满足现代建筑使用功能要求的同时, 又忽视了陶瓷材质艺术性和丰富性的需求。

对于此类现象, 一方面一些陶瓷企业急切需要提高产品的艺术性, 以便适应市场需求;另一方面, 一些艺术家借助陶瓷材料进行艺术创作, 他们也需要借助现代科技寻求新的可行性创作。在某种意义上艺术为科技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艺术创造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涌现出了一大批专门从事陶艺创作的陶艺家, 早期有些艺术家如毕加索、米罗等对制陶热情的参与, 以及彼得·沃克思、鲁迪·奥帝欧、安纳森及日本的八木一夫、会田雄亮等不约而同地进行着全新陶艺的实践。西班牙的建筑大师安东尼奥·高迪将建筑与装饰完美结合, 其外墙通常运用大量不同色彩的瓷砖拼贴出梦幻般的画面, 特别是古埃尔公园主入口, 将建筑、雕塑、色彩、光影、空间以及大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发挥得淋漓尽致, 产生如同交响乐般的美感。画家约翰·米罗还制作装饰壁画来参与建筑环境的构成。他把陶瓷材料的运用看成是一种富有独特性的能够充分表现个人情感和意志, 但同时又不脱离特定环境的具体要求的艺术。这使得他的设计能从整体的环境意义上来构思, 不仅注意与自然和建筑环境的浑然一体, 画面还具有极强的体量感和手工随意性, 形成一种鲜明的视觉效果。

从当今国内的形势来看, 一些大型陶瓷公司之间的竞争不光是在生产技术层面, 在这个信息社会技术上的突破是有限的, 而艺术设计方面的竞争也是越来越明显。据我们对一些大型陶瓷公司考察, 他们对艺术的需求日益明显。一些陶瓷产区越来越注重陶瓷材料艺术的交流与合作。像佛山的“国际柴烧艺术节”、陕西富平的“国际陶艺村”等, 一些陶瓷公司赞助类似的国际陶瓷艺术活动, 并注重和艺术家的交流, 并且有些大型公司长期收藏国际陶艺家的作品, 并注重从中汲取艺术营养。如今一些艺术瓷砖, 其色釉的丰富性可以和油画效果相媲美;其肌理效果非常具有艺术性、富有变化, 赋予了陶瓷材料更多的感性层面的内涵, 表达了一种人文关怀和深层次的审美需求。

在现代科技的作用下, 人们可以烧制出面积巨大的陶 (瓷) 板, 有的甚至达到几个平方米大, 而且可以达到板面非常平整不变形的效果, 这样可以保证大型陶 (瓷) 板作品的完整性。这在传统工艺水平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过去人们要制作大面积的陶 (瓷) 板作品通常是以无数块小的陶 (瓷) 板进行镶接, 瓷板与瓷板之间的镶接以及烧成过程中的色彩变化使作品很难达到完美统一的效果。不光在陶 (瓷) 板制作上, 在大型立体造型上也是如此。现在的烧制成形技术可以一次性制作体积巨大的陶瓷作品, 如图1、图2。有些公共环境中的陶艺作品由于体积非常巨大, 艺术家借用螺钉以及钢架结构使作品按结构局部烧成后进行镶接组合能够达到一种完美如一的效果 (图3-5) 。在釉色上, 现在工艺技术可以烧制出丰富多彩的颜色效果, 几乎可以达到绘画中的色彩层次变化。如过去的红釉只有在还原焰的条件下才可以烧成, 现在工艺条件下人们在釉色中加入色剂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制出千变万化的色彩。由此可见, 正是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使现代陶瓷艺术产生了广阔的艺术空间。

作为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新时代, 陶瓷艺术就是使作品的科技化与艺术化达到统一和更高层次上的整合。抗菌、蓄光发光、超薄、轻质等都可以在陶瓷艺术化与科技化的统一与整合中得到体现。人们在现代生活中既享受着科技带来的物质满足, 同时又享受着艺术给予的精神满足。在公共环境艺术中, 陶艺家借助科技带来的可能性进行应景式设计, 创作出和环境相协调的艺术作品;同时艺术创作会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 为科技创新提供灵感。

但是, 仅仅从科技的发展对于陶瓷材料艺术表现的影响来看, 我们还无法对陶瓷材料在公共环境所起到的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科技发展了, 陶瓷材料本身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它只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延续;它不同于其他材料, 如制药技术, 从以前的炼丹术到现在严谨的生物制药, 以及现在的生物科技可以达到克隆人的地步, 这在传统制药意义上是不可想象的;而从艺术和科技综合的角度来看, 陶瓷材料在公共环境中的运用才有了颠覆的意义。

8.学习公共关系学的意义 篇八

关键词：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重要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西藏自治区（以下简称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阐释某一历史时期内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发展规律，并将其与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尚不多见。因此，笔者在此论述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的重要意义，期望在这些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

一、西藏农村公共产品的概念

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公共产品的存在与受益范围有其地域性和空间性，如城市与农村。据此，我们首先把公共产品分为城市公共产品和农村公共产品。而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城市公共产品而言的，是指主要用于满足农村居民生活、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农村生态环境改善等共同需要，具有不同程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提出西藏农村公共产品的概念，即指相对于西藏城市公共产品而言，主要用于满足西藏农牧区居民生活条件和社会福利改善、农牧区社会经济发展、农牧区生态环境改善等公共需要，具有不同程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主要包括农牧区道路、电力、水利设施、基础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农业科技推广等方面。

二、西藏农村公共产品的特征

在西藏特殊的社会和自然条件下，西藏农村公共产品除了具有农村公共产品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不可分割性这三个普遍特征以外，还有其个性特征：

第一，地域性与全国性的统一。这是有西藏特殊的自然条件决定的。西藏农村公共产品满足和促进了当地农牧区种植业、畜牧业等生产过程，生产的地域性很明显，由此决定了西藏农村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地域性特征。与此同时，西藏自治区还有全国乃至亚洲“生态源”的特殊地位，西藏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仅关系到西藏农牧区生态环境的改善，而且还是全国乃至亚洲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善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西藏农村公共产品具有地域性与全国性的统一的特征。

第二，历史地位的极端重要性。由于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疆的特殊地理区位条件和受到国外反动分裂势力的长期干扰，西藏农牧区长期面临着分裂与反分裂斗争、保卫祖国边疆的严峻形势。西藏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仅关系到西藏农牧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还直接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和谐稳定，肩负着保持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等重要历史使命，其社会历史地位十分重要。

第三，供给主体的单一性。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在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中央政府承担了主要责任，内地援藏省市政府、西藏地方各级政府与西藏农牧民承担了部分责任。但是，西藏农牧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低，市场机制还没有进入西藏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领域，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还比较单一。而现实生活中，这种单一的供给主体对西藏各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构建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是实现西藏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必然选择。

扎洛认为，在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下，西藏仍有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牧区，村级组织是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一个有效供给主体，西藏村级组织在完成上级政府委派的诸多任务得同时，还为村民提供了诸如基础设施、社会稳定、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灵活、有效的公共产品和服务。[1]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村级组织在西藏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过程中的主要地位和特殊使命。

三、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的重要意义

第一，有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把握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历史和现状。本研究在多方搜集、综合分析大量文献资料和多次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改革开放至今为一个研究阶段，梳理了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总结了其发展的历史规律。并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做了纵横的对比，从两个方向上对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历史和现状作出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第二，有利于推进西藏城乡公共产品二元供给结构的变革。从历史上看，我国长期实行城市与农村二元的社会经济结构，自然而然地，西藏自治区也就形成了城乡公共产品二元供给的体系，但是，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一种不合理的供给体制。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历史和现状，找出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制度缺陷，从而为改革与完善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指明方向。这样就能从根本上推动西藏城乡公共产品二元供给体系的变革、促进西藏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合理均衡发展。

第三，有利于加快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创新，完善其财政投入体制。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性质、内在要求和发展规律，决定了政府在其供给上的主导性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他的非政府组织机构也进入了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之中，有关这方面的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对西藏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影响极大。笔者通过对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创新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制度和财政投入体制的要求，以利于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政策的科学化、合理化。[1]

第四，有利于推进西藏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顺利完成。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基本保障，本研究的现实意义之一就是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讨论，基于西藏农牧区特殊的人口和自然地理条件，重新认识当地的“三农”问题，为西藏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提出合理化建议，进而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促进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早日实现。

第五，丰富和拓展现有的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任何的研究成果都不是完美的，是有缺陷的，笔者在对以往和现今学术界研究成果搜集、分析、整理的过程中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我们试图在运用公共经济学的理论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吸收国内外公共产品研究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在如何有效地提供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方面尽我所能地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希望对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丰富、西藏农牧区公共产品的发展作出微薄的贡献。（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珺.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