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规划的类型

区域规划的类型（精选8篇）

1.区域规划的类型 篇一

江苏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区域特征与类型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对应分析方法，对江苏省各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特征进行实证检验和客观评价。研究表明，江苏13个城市可分为三种消费结构类型，最后文章分类、分层提出优化消费结构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消费结构 类型 对应分析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江苏省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有了较快增长，消费质量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但由于江苏各地区资源分布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省际区域内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存在明显地域差异，因此考察、比较区域内居民消费结构的现状、异同，发现其特点和规律，对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合理引导消费市场、整体提升居民消费水平、缩小区域内差距、保持经济稳定均衡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方法的选取

在研究居民消费结构时，目前应用较多的是恩格尔系数、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及聚类分析。恩格尔系数只适用揭示特定地区、特定阶段收入和消费的结构关系，不适用于各地区间的比较;扩展线性支出系统只考虑收入与价格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将地区因素和消费习惯等因素归入扰动项，而这些因素对不同地区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显著;聚类分析只能将消费结构相似的地区归类，不能明确反映各类型消费结构的异同点。笔者考虑到以上原因认为，多元统计方法中的对应分析是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

对应分析法是由1970年法国巴黎科学院Bezecri教授在R型因子分析和Q型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对原始数据结构特殊处理的基础上，借助因子分析的降维思想，将样品各状态和变量各状态同时反映在同标度的两维图形中，以视觉化的定位图简洁、直观的描述样品点与变量点间对应关系：样品间的关系,邻近的样品点具有相似的性质,属同一类型;变量间的关系,邻近的变量点紧密相关,具有成因上的联系;变量与样品的关系,同一类型的样品点将为邻近的变量点所表征,也就是说,同类样品点是其邻近变量点所指示作用下的产物。

实证分析

笔者以江苏省13个城市为例，选取反映各城市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结构、消费支出和收入水平的10个变量，分别为：食品支出比重X1(即恩格尔系数);衣着支出比重X2;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比重X3;医疗保健支出比重X4;交通通讯支出比重X5;文化娱乐支出比重X6;居住支出比重X7;杂项商品及服务支出比重X8;人均消费支出X9，人均可支配收入X10。原始数据略。

借助SPSS12.0中的correspondce Analysis过程，实现对应分析。主要输出结果见表1、表2。

由表1可知，前两个特征根的累计贡献率己达70.3%，说明用前两个公因子就能代表原始资料的主要信息。表2分别反映各城市、各变量在两个公因子上的载荷，利用其则可作对应聚点图，见图1。

图1显示，各城市散点未完全分开，徐州、镇江、连云港等6个散点聚集在一起，说明消费结构接近;南京、无锡、泰州、宿迁等7个散点远离原点，且以南京、泰州、宿迁为聚点形成的三集团相互远离，说明平均消费结构相差较大，各自有不同消费特点。各变量分布状况类似，满足居民基本生活消费的食品、衣着、家庭用品及服务等支出比较靠近，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水平高低密切相关的医疗保障、交通通讯支出比则分布较近。至于城市和指标间关系，通过其在图上的分布位置可得到更直观、准确的揭示，进一步结合多元聚类分析，将江苏区域内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类型划分为三类较为适宜。

第一类：发展与享受型消费结构，包括南京、无锡、常州、苏州，主要由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支出比重和交通通讯支出比重指标所表征。这四个城市均是苏南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位于江苏省前茅，传统的生活消费品饱和,特别是住房消费大多已经完成，随着手持现金、存款和金融资产的积累，消费结构升级愿望强烈，时空观念、信息观念、身份意识和健康意识进一步加强，更加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热点转向出入有车、高端通讯设施、花钱买健康等，因此恩格尔系数、衣着消费支出比重低于全省平均(40.98%和8.33%)，住房支出较低，且多表现为住房软装饰支出，医疗保健、交通通讯二项上支出比重却大于全省平均水平(6.78%和10.44%)，成为这类消费结构类型同其它消费结构类型的最大区别。

第二类：过渡型消费结构，多为苏中、苏北经济较发达地区，如徐州、镇江、泰州等，以吃、穿、用、文教等支出指标指示。尽管吃、穿、用仍是这类居民支出的重点，但强调吃得好，穿得时尚，用得档次高。在积极追求休闲娱乐方面的享受时，也深刻意识到智力资源正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生活要素和分配要素，因此文化娱乐教育投资成为他们仅次于食品消费支出的第二大支出项目。需强调的是泰州，因杂项商品及服务支出比重(11.32%)远高于其他城市(2.5%-4%)而远离其它类型，但由于其近几年消费支出结构与本类消费结构中其他城市并无较大差异，可能仅是偶然年份变动，因此仍将其归入该类。温饱有余，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实物性消费为主过渡到实物性、服务性消费并重，消费多样化，正是由生存型奋起直追享受型、发展型消费结构的过渡阶段。

第三类：生存型消费结构，仅指苏北经济较落后的盐城和宿迁两城市，主要由住房消费支出比重指标来表征。由于这两个城市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严重制约了消费能力，再加上住房、医疗、教育等各项改革的集中推进，居民预期支出增加，对现期有限的收入主要集中在基本消费(吃、穿)和刚性消费(子女教育、居住)方面，具体表现为满足居民生活必需的食品、衣着、文化教育和居住四项的支出之和高达70%，特别是住房支出比重全省数一数二，而与居民发展和享受有关的`项目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2.区域规划的类型 篇二

温室气体的排放具有强大的负外部性,以其对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全方位的作用和辐射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节能减排,即节约能耗、 降低废气排放,是为应对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缓解资源稀缺与环境承载能力困境,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而提出的行之有效的工具和手段。我国202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提出、国务院 《节能减排 “十二五”规划》和 《“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等的出台,为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和目标指引。

然而,我国幅员辽阔,地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呈现非均衡性,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极其复杂的关系,使得我国减排工作的顺利开展需因异质性区域经济体的客观条件而异,具有差异性、变动性和灵活性。因此,本文立足前期研究关于我国不同类型区域的划分和讨论 ( 如图1)[1],对不同类型区域减排的技术经济路径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探寻符合不同类型区域的技术成熟、经济可行的减排路径,为我国总体减排目标的实现和区域经济体的低碳化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2关注区域减排的技术经济路径

关注区域是目前人均GDP产值较低、人均碳排放量也较低的区域。该类区域以农牧业为主,工业化与城镇化程度较低,碳排放总量的历史积累较低, 使得区域内生态保护总体较好,环境污染较小,碳汇潜力大。因此,关注区域的减排要充分利用区域内相对富裕的森林、植被、草地等资源优势,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牧业,实现生态资源在生态服务功能配置与物质性产品上的协调与优化。

2.1发展清洁农牧业

清洁农牧业的发展以对生物质能源等清洁能源的利用为支撑。据预测,到2050年,利用自然能源、能源作物、农林种植、农林业剩余物等生物质能源可能提供世界40% 的燃料与60% 的电力,是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获得资源与环境效益双赢的有效途径。

我国农牧业废弃物量大,种植物中40% ~ 50% 的废弃物直接燃烧,畜牧业产生的大量粪便都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甲烷、硫化物、氮化物粉尘等污染气体。关注区域发展清洁农牧业,首先可加强对秸秆、水稻废弃物等农作物剩余物的再循环利用, 一方面可通过直接还田、堆腐种植作物等方式将其肥料化、饲料化。例如,将秸秆粉碎,抛洒于田地, 经过发酵、腐解、分解、转化,形成土壤的重要有机质组成部分; 又或利用秸秆种菇,该方法已在贵州农村循环经济新范示的研究中得到良好应用,形成了 “水稻 - 秸秆 - 蘑菇 - 菇渣肥田 - 水稻”的循环生产模式,使得水稻平均增产4. 8% ~ 8. 7%[2]。 另一方面,可加强其能源化处理与利用。当前国内外对秸秆能源化利用较为成熟的技术主要有秸秆气化发电技术、秸秆直燃发电技术、秸秆致密固化成型技术、秸秆热解液化制造生物燃油技术等。且根据国际能源机构对秸秆能源化利用技术及效果分析, 每2t秸秆的能源化利用热值等同于1t标准煤,但是煤的平均含硫量为1% ,秸秆只有3. 8‰,是良好的可再生清洁能源。

其次,可大力推进沼气技术的使用,通过沼气池发酵畜禽粪便、减少粪肥污染,利用沼气替代薪柴、煤炭等燃料,利用沼液、沼渣为田地提供有机肥、改善土壤。沼气工程在我国已发展了80多年, 其目标已经从能源回收过渡至环境保护,功效也从点灯做饭发展到供气发电,关于沼气的建造设计工艺、高效发酵工艺技术不断提高,早已形成 “猪沼 - 粮 - 果 - 蔬”、“太阳能暖圈喂猪 - 沼气池 - 贮肥池 - 水窖 - 果园”、“稻 - 猪 - 沼 - 稻”、“猪 - 沼 - 鱼”、“牧草 - 兔 - 猪 - 沼 - 牧草”、“田 - 鸽 - 猪 - 沼 - 粮田”、“鸡 - 猪 - 沼 - 菜”、“猪 - 沼 - 菇”、 “鸡 - 猪 - 沼 - 孵鸡”等多种沼气循环利用的模式。 网络资料显示,预计到2015年,我国农用沼气将累积建成4 100个,年处理农牧业废弃物1. 23亿t,年产气能力4. 5亿m3,约等于58万t标准煤。对以农牧业为主的关注区域而言,沼气技术的广泛推广能够在农牧业领域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

2.2发展节水农牧业

研究表明,若能将当前我国0. 45的农牧业灌溉用水利用率提高到发到国家0. 7的水平,则可节水900 ~ 950亿m3; 如果采用节水农牧业,2030年我国灌溉水利用率将达0. 65[3]。对用水大户的农牧业而言,节水化发展就意味着减少能耗,能提高土地利用率、增产增收、改善环境。早在10年前,河北省曾进行的为期5年的节水试验表明,基于农业工程节水形式、农艺节水技术、农业节水管理制度等集成的农业发展模式,能平均节水30% 以上、提高用水效率60% 、实现粮食增产20% ; 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河西走廊2010—2012年期间的节水农业发展历程表明,66. 76万hm2的节水示范区共节水10亿m2,增收5亿元[4]。此外,节水农牧业能有效防止关注区域内原有的大水漫灌产生的土壤次生盐碱化现象,缓解地下水过量开采、河水大量引用等造成的环境问题。因此,关注区域大力发展节水农牧业,既能为区域减排作出贡献,又能够获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多重效益。

关注区域发展节水农牧业,通过改变传统的土渠输水、大水漫灌等灌溉方式,采用喷灌、微灌、 滴灌等技术,可还原连接渠道与田地间的田埂、沟渠、畦等土地,能增加种植面积10% ~ 20% ,提高土地利用率。通过节水灌溉实现作物按需灌溉,能促进作物生长、增加产量,喷灌增产率为10% ~ 20% ,微灌增产率为20% ~ 30% ,控制灌溉量的水稻会增产5. 3% ; 同时,节水农牧业技术的应用能减少农牧业能耗,例如渠道防渗技术平均每年可节电2. 7kw·h / m2或节油1. 2kg /m2,若在井灌区采用该技术,每年可节电5. 6kw·h /m2或节油3. 0kg /m2, 而低压管道输水技术较之于土渠输水可节能25% ~50%[5]。

2.3发展节投农牧业

区域可积极探索化肥、农药等有害投入品减量与替代技术。一方面,通过超高产栽培施肥技术、 测土配方施肥栽培技术、使用有机肥等途径实现化肥减量化使用。超高产栽培施肥技术在黔西南和黔东南州的推广结果显示,氮肥利用率提高了20% , 产量比常规栽培增加15% ;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在广西的推广结果显示,肥料利用率提高了6% ~ 8% , 节约化肥两万多吨; 有机肥在以畜牧业、农业为主的关注区域取材便利、应用较广,是化学肥料良好的替代品。另一方面,以生物农药、物理治虫代替化学农药,推广绿色植保和综合防治技术。生物农药是高效、低毒、低残留的 “无公害” 农药,全球生物农药需求量以5. 6% 的年增长率不断攀升,未来10年我国生物农药将取代20% 以上的化学药品[6]。 我国90% 以上的生物农药是微生物发酵品种,主要有植物源农药、动物源农药、昆虫病原真菌三大类, 国内目前已研制成功并产业化使用的有阿维菌素、 枯草芽孢杆菌、苦参碱、苏云金杆菌、烟碱等20多种,为关注区域限制传统农药的使用提供了丰富、 理想的替代品。物理治虫可通过防虫网、杀虫灯等方式进行,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平均可减少田地用药1 ~ 2次,比常规少用药50% 左右。

3困难区域减排的技术经济路径

困难区域是人均GDP产值低、人均碳排放量高的区域,曾依靠丰富的煤炭、石油等高碳资源初加工发展经济,低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与生产模式导致环境破坏、污染严重、碳排放量累积较高,且形成了区域资源对其他生产要素排斥性的逆向发展态势。该类区域面临着资源枯竭与经济下滑的双重压力,在现有资源、产业、经济水平制约下,优化资源开采利用并调整资源产品结构是其保持经济发展并实现减排目标的现实选择。

3.1优化资源开采利用

总体而言,困难区域应突破以往的资源开采利用模式,建立节能减排的区域开采治理和发展理念, 综合考虑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以及经济发展的优化与协调,实现资源开采的可持续化进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建立和健全区域资源开采准入资质与条件,采用精细集约、先进环保的现代开采技术和管理流程对资源进行保护性、综合性勘探开发利用; 加强对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提高回采率。以煤炭开采为例,困难区域多年来的高强度大量开采使得多数矿井储备接近枯竭,缺乏备用储量,而薄煤层煤炭资源由于地质条件、开采技术限制却被大量弃置,虽然其可采储量约占总可采储量的20% 左右, 但是历年的薄煤层开采量不超过10. 4% 。在技术条件发展与资源递减压力下,困难区域可进行煤矿薄煤层煤炭资源的经济性优化复采,借鉴国内外薄煤层开采工艺,诸如长壁式开采技术、短壁式开采技术、螺旋钻采煤技术、连续采煤房柱式开采技术等。 此外,目前对薄煤层以外的呆滞煤炭资源进行开采的比较成熟可行的技术还有保护性煤柱开采技术、 复杂地形残留煤炭开采技术、煤层气资源开采利用技术等,都已经得到技术与经济效益检验,效果良好。以煤层气资源开采为例,英美德俄罗斯等国家对煤层气的利用已经进入产业化状态,主要利用煤炭开采前抽放、采空区封闭抽放等国际上较为成熟的技术,我国煤层气资源储量位列世界第三,每年采煤的同时可合理利用的煤层气总量达80亿m3, 相当于1 000万t标准煤,可发电300亿kw·h; 且煤层气燃烧几乎不产生污染物,是相当便宜的理想的清洁型能源,值得困难区域进行大力利用和优化开采。

3.2调整资源产品结构

首先,区域要大力深化产业链,促使区域内资源型企业由原料和初级产品输出向产品深加工方向转变,实现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在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例如,煤炭生产与加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被称为煤矸石的固体废弃物,是典型的煤炭共生资源,与煤伴生、灰分大于50% , 占全国固体废物排放总量的40% 以上,露天弃置下会排放大量二氧化硫、碳氧化物、氮氧化物、烟尘等有害气体。困难区域可对煤矸石进行循环利用, 利用煤矸石替代燃料进行发电、化铁、烧锅炉、烧石灰; 生产普通硅酸盐、特种、无熟料等标号的水泥; 生产结砖、轻骨料、煤矸石棉等建筑材料; 制造结晶三氯化铝、水玻璃、硫酸铵等化工产品。此外,通过煤矸石非胶结干式和煤矸石似膏体管道自留输送交替的综合充填工艺,进行煤矸石回填井下空区,可实现其大量、高效、完全无污染物排放的二次利用。我国120余座煤矸石电厂的装机容量可达184万kw,年发电量87亿kw·h; 163座煤矸石水泥厂的年生产能力为1 250万t水泥; 129座煤矸石砖厂的年生产能力折合标砖为30亿块。“十一五” 其间,我国煤矸石综合利用量超过3. 9亿t,发电利用2亿t,制砖利用0. 9亿t,造田筑路及井下填充1亿t以上,具有良好的经济与环境效益,为困难区域贯彻煤炭工业循环发展思想、实现煤炭共生资源产品结构扩展提供了重要指南。

其次,区域要研发和引进先进技术,建立高效、 高水准的生产工艺与流程,通过产品延伸和产品性能的转化,实现矿产资源中碳、氢、氧等有效成分的最优化利用,对硫、氮等成分进行回收、深加工和转化利用,以控制和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例如, 每吨煤燃烧会产生4. 04t二氧化碳,利用先进的燃煤发电技术提高煤炭利用率,推进热电、热电冷联供等多联产技术以集约有效的提高煤炭转化率,可大力降低碳排放[7]。再如,通过煤的清洁利用技术, 将大量不能作为一次能源使用的高硫劣质煤和焦炉气制成一甲醇和二甲醚,即煤基醇醚燃料,是典型的清洁替代燃料,将其作为燃料可对柴油、汽油进行完全替代,既可提高资源综合利用,又可减少环境污染,山西、陕西、四川等地进行类似研究充分、 技术成熟。例如山西省自 “十五” 以来已经销售M15甲醇汽油20万t,并且已加注车辆800 ~ 1 000万辆 ( 次) ; 销售M85甲醇汽油6万t,且已经制造变比例甲醇燃料汽车1 440辆[8]。该类研究目前已进入商品化阶段,其社会经济效益及环境效益已经充分体现。

4挑战区域减排的技术经济路径

挑战区域是人均GDP产值高、人均碳排放量高的区域。该类区域内高碳产业发达,强烈依赖化石能源,碳排放量巨大。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呈线性相关,区域经济的增长总是拉动着区域碳排放量的增加[9]。面对区域内日益加剧的资源、环境、人口、 交通、资源等方面的挑战,通过开发利用新能源,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挑战区域保持经济增长不减速的同时降低碳排放的最佳选择。

4.1开发利用新能源

研究表明,世界65% 的温室气体排放源自能源使用,84% 的二氧化碳排放与能源有关,到2050年,新能源的利用将会减少至少17% 的二氧化碳排放。挑战区域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深度减排中心,开发利用通过自然界力量再生和补充的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逐渐替代和减少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常规能源的使用,是挑战区域能源行业节能减排式发展的必要途径。

当前,新能源的利用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得到突破和发展,为挑战区域进行新能源利用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借鉴和经济价值参考。其一,当前太阳能利用已经得到世界各国普遍重视,以太阳能热利用、 太阳能热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为途径的太阳能利用技术已经成熟。从经济角度看,太阳辐射有取之不尽的能量。与传统煤电相比,太阳能最高可达80% 以上的发电效率,具有更高的能量回报率; 且太阳能利用不会带来煤电共生的温室气体、废弃或噪声污染,即便是太阳能利用系统报废后,也少有能产生污染物排放的遗留问题,具有极佳的长久的社会与经济效益[10]。其二,利用生物质能转化为电力和替代性燃料的利用技术也已经在澳大利亚、芬兰、德国、英国等国得到推广,例如世界经济合作开发组织的欧洲成员国利用纸浆造纸剩余木料进行废热发电,巴西、哥伦比亚、印度、菲律宾、古巴、 泰国等国家实现大规模甘蔗工业废物甘蔗渣发电, 等等。同时,研究显示,利用生物质能进行二氧化碳减排的效率很高,以替代煤炭发电为例,当前全球电力的40% 产自煤炭,若用生物质能替代这其中1% 的煤炭,就会产生8GW的生物质能装机容量,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60Mt; 若用生物质能替代其中5% 的煤炭,则每年二氧化碳减少量可达300Mt[11]。 其三,地热能发电和直接利用的技术也已经成熟, 已经在中欧、东欧等工业化国家实现了商业化发展。 当前世界地热发电装机容量已达9 000兆瓦,我国西藏羊八井地热电厂世界排名第15位,装机容量24. 18兆瓦,每年发电量约为129百万kw·h,发电广泛用于采暖、制冷、干燥、温室、医疗、养殖等方面,效益良好。此外,从现有技术成熟度和经济可行性出发,风能成为了世界性最具竞争力的新能源。世界最大的风力发电机组年发电量可达1 000万kw·h,风电机组的广泛应用使得风能成为技术最成熟、规模化发展前景最看好的新能源。

从众多发达国家成功利用新能源的实践与经验看,德国是率先将新能源技术产业化的国家,其实践表明,大力推广利用新能源能够很好地节约化石燃料,节约力度最大的是电力部门,其次是取暖与燃油部门。在减少二氧化碳方面,风能与生物质能对发电的减排量最大、最明显,生物质能在取暖和燃料供给方面的贡献最多。挑战区域立足区域能源消费结构,通过大力利用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技术, 实现从化石燃料消耗到电能方面的能源消耗转变, 能够为所有终端用能行业创造减排机会,促进区域能源结构的有效转变与整体减排目标的实现。

4.2实行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

挑战区域内目前以钢铁、石化、汽车、建材等第二产业为主,对高碳能源依赖性大,实行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是要逐步增大第三产业的比重,在渐进式地实现区域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升级过程中, 既要顺利实现减排目标,又要保持较高的生产效率、 维持区域经济的不断增长[12]。

从总体看,挑战区域实现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目标具有良好的可操作的技术路线构想: 利用产业梯次接替,经历资源产业支撑———接续产业过渡 ———替代产业主导等阶段,通过提高非资源主导产业比重形成多元化的新产业支柱,最终摆脱对石化能源的依 赖。如大庆市 产业转型 的技术路 线, 2010—2015年为产业链延伸模式阶段,做好化工项目建设投 产、 发展精细 化工、 培育非油 产业; 2016—2020年为新兴产业扶植阶段,做好优势非油产业的重点扶持、新兴产业政策倾斜; 2020—2030年为新兴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撤出衰退产业,建立区域技术创新体系,探索新一轮产业发展模式, 用25 ~ 30年的时间,通过发展乳制品业、新材料、 食品加工、旅游、纺织等新兴产业,将大庆65∶ 35的油产业与非油产业比例调整到30∶ 70的状态,最终形成多层次、技术密集、可持续发展的区域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发展与化石能源的脱钩,从产业源头上实现节能减排[13]。

从内部看,挑战区域实行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经济、技术条件已经成熟,一方面,区域内经济发展速度快、水平高,以区域内龙头企业为主导, 通过兼并、接管、破产、倒闭等途径进行行业战略重组,增加产业链网高附加值生产与投入,可以很好的实现资源节约、组织集中度提升与规模经济, 为产业升级提 供完善的 产业体系 和经济基 础支撑[14]。另一方面,当前国内外对于静脉产业暨环保、循环再利用产业的技术范式与经济效益的研究众多,为挑战区域逐步淘汰和关闭高碳产业、推广新型低碳能源产业、引领产业部门向技术与资金密集型产业过渡提供了丰富的技术经济参考。

5理想区域减排的技术经济路径

理想区域是人均GDP产值高、人均碳排放量低的区域,以高科技、服务贸易等产业为主,经济高度发达。由于已经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 因此,理想区域进行减排的重心在于低碳产品的供给和低碳消费模式的引导,通过引导区域低碳消费行为与低碳生产模式,促进区域内经济行为主体自觉减排,达到碳排放量的进一步下降,以实现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碳排放量的永远脱钩。

5.1加强低碳产品供给

理想区域以高技术、贸易、服务等行业为主, 加大低碳产品供给,要求区域内企业将低碳化发展要求与节能减排目标融入到产品原材料使用、结构与包装设计、生产管理、流通使用、回收再利用的一系列过程中,考虑产品的资源属性、环境需求, 大力生产与供给节约能源、易回收利用、不含有害物、符合环保评估、使用周期长的产品。以低碳家电产品供给为例,其重点发展方向为房间气温调控系列产品、平板电视、电源盒照明灯、家用电冰箱等。若将我国10% 的空调设计为节能空调,可节约用电3. 6亿度/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t; 平板电视技术更新换代快,平均增长率在电子产品类稳居第一,是低碳化设计需要优先考虑的对象; 电源和照明灯的节能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若用LED节能灯替换掉全国现有白炽灯的三分之一,一年可省下一个三峡工程的年发电量,其减排力度不容小视; 家用电冰箱的能耗占居民用电的50% ,若进行低碳化设计,可节能50%[15]。

5.2引导低碳消费模式

消费者日常进行的直接与间接的能源性商品消费、交通出行消费、食品消费以及生活废弃物等都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经由家庭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约人均2. 7t,仅家用能源和日常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就为社会总排放量的21%[16]。因此,引导低碳消费模式、降低消费者日常碳排放量,对于经济发展已经与碳排放脱钩了的理想区域而言,是进一步减排的重点。

借鉴国际上先进国家在低碳消费方面的努力与做法,理想区域可进行低碳产品认证。近年来,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瑞典、韩国等十几个国家在低碳产品认证上不断发展和推广,在认证技术与制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英国制定的包括PAS2050以及碳信托在内的碳标签相关标准,日本的碳足迹系统项目和碳标签计划,德国基于I型环境标志的认证和基于III型环境标志的低碳产品认证,韩国发布的碳标签认证指南等。我国国家发改委和认监委共同制定的 《低碳产品认证管理暂行办法》已于2013年发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已建立起统一的低碳产品认证制度。理想区域进行低碳产品认证,目的在于通过对产品碳排放量的披露与公布, 鼓励消费者优先购买低碳产品,以之为动力,引导企业进行低碳技术研发、低碳产品设计、低碳生产模式转变,最终实现整体节能减排目标。

6结语

3.区域规划的类型 篇三

关键词：区域活动；幼儿互动；类型；指导策略

在这种组织中，老师要对幼儿原有的经验、能力、兴趣和个性等有良好的把握，如某些区域是男孩比较喜欢的，有一些则是女孩的世界。显然，要想让这种“差异”的自然区域活动有效利用起来，老师的指导是不可或缺的。在文中，笔者就区域活动中幼儿学习的类型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指导意见。

一、性格特征的互动学习

注重内向幼儿竞争与合作能力的学习和培养。在我们看来，”竞争”和“合作”是一对互相对立的词，但是在幼儿身上可以很好地协调在一起。一般而言，幼儿喜欢与同性一玩耍，要是过程中存在竞争力，它能激发学生积极、正面的情绪。所以，教师要善于用暗示或干预的方法来帮助幼儿与同伴间进行正确的竞争。

二、能力差异的互动学习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集体活动，对集体教育活动进行必要解释和演示很重要，并提供一个成功的例子，让幼儿对别人成功的经验进行学习。如对美工区内比较好的作品，操作区比较成功的小作品等进行展示。让每一个孩子讲述自己的优势，给幼儿提供一个较好的参考。一个成果展示台在每个区域教师可以有意识地设置，让孩子们把自己最好的作品摆出来，对自己的“绝技”进行展示，让幼儿体验作为主体的成功感受，也可以为其他幼儿的学习树立榜样。

文中叙述的幼儿区域活动互动学习的类型和指导策略，它们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存在有机联系的。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教师需要进一步观察、仔细揣摩，对各种指导方法进行有机整合，让幼儿之间的相互作用发挥其最大作用，從而达到更好的区域活动成效。

参考文献：

[1]黄小彬.区域活动中幼儿互动学习的类型与指导策略[J].山东教育，2004（10）.

[2]敖妮娜.幼儿园班级活动区域幼儿同伴互动研究[J].西南大学，2011（09）.

[3]扎桑.区域活动中培养幼儿合作行为的指导策略[J].西藏教育，2012（11）.

4.品牌战略类型该如何梳理规划 篇四

品牌战略类型该如何梳理规划

在选择品牌类型时必须要实事求是，高瞻远瞩，为企业品牌的延伸和品牌资产扩张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要结合自身现有资源状况，包括实施品牌战略的目标和品牌市场定位、自身条件（如资金规模与实力、信誉、产品种类）等因素，综合考虑各种品牌战略类型和品牌组合方式的优劣势、适用性，然后进行比较选择。具体方法如下：

1.3C分析法

3C分析法是指针对企业所处的微观环境--消费者(Customer)、竞争者(Competitor)、企业自身(Corporation)三大方面进行全面的营销扫描。营销的本质在于“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可见消费者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消费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年龄、性别、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等)、消费者的个性特征、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消费者的品牌偏好与品牌忠诚、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与行为模式等内容。竞争者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企业的主要竞争品牌、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竞争品牌的产品特征、竞争品牌的品牌定位与品牌形象、竞争品牌的传播策略等。企业分析主要针对企业的品牌现状进行审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竞争品牌的传播策略、企业的产品特征、企业现有的目标市场、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品牌形象、企业现有的品牌传播策略、企业现有的品牌知名度、美誉度等。

2.SWOT分析法

SWOT分析法是一种综合考虑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各种因素，进行系统评价，从而选择最佳经营战略的方法。其中，S是指企业内部所具有的优势(Strengths)，W是指企业内部所具有的劣势(Weaknesses)，O是指企业外部环境的机会(Opportunities)，T是指企业外部环境的威胁(Threats)。对于品牌定位的前期调研与分析而言，SWOT分析工具同样也是适用的，只不过此时所分析的对象更加微观，它主要集中在与企业品牌相关的内容。

3.品牌定位图分析法

品牌定位图分析法主要用于对市场上各种竞争品牌的定位进行比较分析，相对于前两种分析方法，品牌定位图的调查范围更为狭窄，主要限于对竞争者的分析。由于品牌定位图准确和直观地指出了企业主要竞争品牌的定位布局，因此可以帮助企业迅速找到细分市场上的空隙，从而确立自己的品牌定位。

5.职业生涯规划有哪几种类型专题 篇五

文理科分班时，高考填写入学志愿时，大学时代学业、社会活动的安排，你是听信于父母、朋友、老师，凭自己的兴趣，或者随心所欲?

选择工作时，你是挑热门的行业，薪资高的工作，还是只图轻松?

工作中，你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还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

在处理职业问题时，每个人采用的方法不尽相同。有学者将职业生涯规划类型分为三类：依赖型、直觉型、理性型。

A依赖型：依赖父母、朋友、老师，或遵从书本与社会舆论。

大部分中国学生从小只知道不断学习课本上的知识，在就业之前很少关注与职业有关的事情。加之学校、社会也缺乏相关的教育与资讯，导致很多人都不能正确处理可能影响到以后职业发展的问题： 在很多地方的高中，都会认为读文科的人比较笨，于是文理分科时，不少人明明喜欢文科，屈从于社会舆论会选择理科。填写大学志愿，听从父母、老师的安排，尽挑当时最热门的专业。我在帮客户做职业方向定位服务时，都会询问他们选择大学专业的原因，最常见的回答就是“当初什么都不懂，父母帮我选的”，“觉得这个职业以后收入不错”，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自主选择的。考研、留学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只是因为身边的大部分人都这么做。

工作后很多人也想过 职业规划，可无从下手。父母、朋友、书本说的都有道理，该听谁的呢?该作何决定呢?面对众多不尽相同的意见，当事人自己反而没了主意。

想起了一则杜撰的短文：联合国向全球青少年征文“对其它国家缺乏粮食的主见”，结果美国人不知道什么叫“其它国家”，欧洲人不知道什么叫“缺乏”，非洲人不知道什么叫“粮食”，中国人不知道什么叫“主见”。如果你不假思索地执行别人的建议，最终也要由你承担结果，毕竟只有你才可以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负责。

所以说，在参考别人意见的同时，我们要有自己的主见。我们要学会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这比现成的答案更重要，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也。”

B直觉型：凭自己的直觉、一时的喜好做出决定。

在我咨询的案例中，不少人都曾经在某一阶段凭喜好做出职业决定。譬如因为感情受挫辞职疗伤、沉浸爱河无心工作、工作不顺频繁跳槽、收入不高追随热门……

这种类型的人职业生涯最容易出现的隐患就是职业生涯不连贯，在每一领域的积累都不多，很难晋升到中高层。

当然，如果你清心寡欲、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无衣食之忧，不在乎职场成败，随心所欲也是不错的选择，否则还是多用点心思。

C理性型：综合考虑个人与职场等因素，分析利弊得失，做出并执行相应的计划。

排除少数运气好的人在内，大部分职场成功人士在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时，都是非常理性的。他们会及时关注职业信息，充分了解自我，制定合适的目标，并为目标而不断努力。

三种类型各有利弊。依赖型最省时省力，但是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人，终究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直觉型短期内会很满足，可是长期来看随机性太强，会存在较大风险;理性型考虑周全，但是会花费较多时间与精力。

6.美国区域规划的死与生 篇六

Robert Fishman 城市及其郊区是同一个整体中相互依存的部分，通过交通、公共设施网络以及共同的经济利益而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整体的发展逐渐必然地成为一种合作的冒险。„„要求对整个大都市区域所有主要的公共和私人行为的支撑设施整体有效的组织，以形成这一整体。

——President John F.Kennedy’s Special Message to Congress on

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1

早就有人尖锐地讽刺说：“我们找不到解决地区问题的方案，就把它们整合成更大的区域，这样就安全多了。”

—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2

美国区域规划在1960年代经历了集体的濒死体验，在规划理论和规划实践两方面的全面崩溃。当然，美国的规划从未完全健全，其历史中也充斥着恶劣地构思、贯彻不力和缺乏主动性。无论如何，1960年代区域层面的规划理论着眼于全面的总体考虑，却只能完美地诠释了自身深入地无效性；同时，旧城更新的方案如果付诸实施，将会造成比现有问题更加糟糕的局面，并给预计中的受益者带来沉重的负担。不过，规划还是在这个关头坚持了下来，并被设想为个体服务，美国规划以一种评估体系和优先考虑的形式从它的考验中显现出来。这些教训直到1990年代仍对美国区域规划起着塑造作用。

无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对传播抨击“垂死规划”思想并指出复兴之路的最重要著作——Jane Jacobs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y3一书的赞颂。尽管她的书既不是对战后美国规划失败之处的全盘批判，也不能作为应形成的新体系的完美指南，Jacobs的贡献仍是至关重要的。Jacobs刻意将她自己限定于中心城市，或明确限定于城市中的某些地区。她坚信只要“反动的”规划者、银行家、官僚主义者停止他们无谓的干涉的话，大城市有其内在的活力，是可以“自我复兴”的。

与她的反对者差不多，Jacobs也没有察觉城市危机中形成的从根本上可以重新定义“城市”、“郊区”、“区域”概念的整体结构尺度：大量人口从中心区向市郊的转移，带来大量工业产业、零售业、办公空间进入郊区的“郊区城市化”；似乎集中在边缘而非原有中心区产生具有活力的低密度、多中心或无中心的区域。也许更令人吃惊的是，Jacobs的书几乎完全忽略了在产生区域的城市结构转化的过程中，强化城郊分割，把曾占主导地位的中心城市陷入无休止的危机之中（由上涨的社会责任和缩减的税收基础）的“黑人移民潮”。（只要中心城市的问题被局限在那些多管闲事的规划者手中！）但Jacobs的确清晰地看到了美国城市自身受到的威胁程度。悲剧性的是，1960年代的规划者们沾沾自喜的号称他们掌握了一种完全“现代化”的解决区域问题的方法，但不能理解区域结构的重新定义和黑人移民潮现象，对于他们的整个理论和实践而言，说得好听是毫不相干，说得难听就是可怕的彻底推翻。在1960年代初，城市规划师们最初面临在功能上延伸于中心城市边界外的大都市区域的挑战时，这些理论还是对这个世纪的转变有所响应的。尽管这些1960年代的设计和蓝图看起来很现代，它们不合时机的无意中假想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城市或区域。由于这一原因，1960年代规划的“死亡”必然被理解为世纪初理论的苟延残喘。同样地，在Jacobs和其他人开始直面战后美国城市和区域的本质时，规划的“新生”开始了。这个过时的规划理论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模式——大都市主义和地方主义，并在1920年代达到了它们（理论上）的顶点。首先，大都市主义的观点占据统治地位，并在两个标志性的规划中得以体现：Daniel Burnham和 Edward Bennett的Plan of Chicago和The Regional Plan of New York and Its Environs4。大都市主义认为，即使大都市区已容纳下两千万人口，地域也由其核心区向外蔓延五十英里，形成于19世纪的基本城市构成在20世纪仍将继续保持。这个庞大的城市仍可以由它的市中心、大区域范围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文化集聚来加以定义。大多数人口仍然紧密聚集在市中心周围，并由构成大都市区产业核心的大片“工业区域”所包围。在这范围之外是郊外住宅区——相对小型的居住群——更外面，则是农场、森林、草坪等组成的“外域”。

对于大都市主义，规划方面最主要的挑战在于： ——为城市文明创造相应具有纪念意义的市中心；

——构建紧密的轨道交通网络来把都市区内所有居住点与市中心连接起来； ——使卫星城的工业区在生产方面达到高效的同时，也成为大量人口适宜的居住地；

——保持外围地区能为大都市区提供新鲜空气、水源和开放空间； ——在外围地区建设公园和其他娱乐设施，并使交通线路能让人感受到未被破坏的大自然。

1920年代到1960年代，由Robert Moses主持的纽约大工程中标志了在大都市区模式方面涌现的两种重要的现代思潮，都是相当糟糕的。在大都市区模式最早致力于发展轨道交通以将各区域紧密连接的地方，Moses和他的助手们还是奉行汽车至上主义。城市必须被重建得适应于高速公路。第二项更新是把城市复兴奉为解决“城市病”的至高方法。只有完善的整个邻里社区及其在新的禁止汽车通行的街区中重建“公园塔楼”的模式才能建立一个宜居的中心城市5。

Jane Jacobs对大都市区模式中城市更新、城市快速路及其他颓废方面的批评是组成美国文学中最重要也最有效的论点之一。基于她的批判，人们可以产生一种大都市模式是建立在一个对繁华有着天然兴趣的“大都市精英”，并在全国范围内的竞争中形成其区域的假定基础上的想法。在政客们必然被其眼界局限的地方，精英们会无视当地居民的想法而形成区域性的观点。芝加哥和纽约的区域规划被明确设计为提供这一长期的、统一的构想。凡是这种基于精英兴趣的均好简易判断在大变革时期都没有遇到任何的怀疑，这种区域领导阶层在各种大都市公园区、水域、港口、轨道以及连接城市和郊区的密集交通工程的非凡成就中做出了贡献6。

然而，到1960年代，大都市精英的高度可替代区域明显呈现了出来。他们仍对中心城区灌注高度的注意力，至少作为总部区域和文化核心，但并不注重核心区外围已衰败工业区的人或产业。国家机关的管理者非常清楚，联邦政府对郊区和“阳光带”供应高速公路、电力及其他民生设施意味着旧城中的工业区不再是最有效的生产场所。例如，典型的组建于1945年以后的区域商务规划组织——匹兹堡Allegheny商会，将城市产业和财务部门联合起来以确保市中心的改建适合于总部集团。其间，这个组织还考察了匹兹堡产业基地的解体7。

尽管城市更新理论起源于现代建筑大师们的理想主义理论，但其实践却趋向于优先考虑精英阶层。靠近市中心的旧区——其历史结构和企业的多样性标志着整个城市的历史和特征——是被最早宣布“毁灭”并被冷漠地抛弃，尤其在定居者是黑人的时候。黑人居住区也是优先沿新建高速公路建设以连接市中心和郊区的场所。最后，就像Arnold Hirsch为芝加哥所展示的那样，公共住区被故意组织得像一条永恒的彩色线条一样——他所谓的“第二犹太区”——布置在白人和8黑人居住区之间。

更深刻些，大都市模式的衰落意味着不能把旧的市中心加起来就代表这个区域整体。在限制工业发展破坏了旧城工业区并对由此带来因大量失业而产生黑人移民潮的特别指责时，人们可以预期相对于为保持市区的繁华而投入的大量花费对城市“产业政策”造成的压力。但这样的事从未发生，因为这就将挑战作为1960年代真正产业政策的城市产业投资的潜规则。相反，1960年代呈现出一种区域工业生产投资大量从城市转移到郊区工业园的形式。在旧区普遍衰败的时候，区域的本质变成了中心城市和其郊区为了税收基础和其他资源的战争——一场郊区注定会获胜的战争9。

这种深刻的城郊分裂，在1960年代给大都市议会政府和进一步的区域规划带来了一种不现实的风气，并占用了规划者们的大量时间。也许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华盛顿特区2000年区域规划。作为芝加哥和纽约区域规划理论的称职继承者，2000年区域规划提出了从华盛顿市中心向外发散的六条由新建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线所界定的走廊。由受约束的开放空间构成的“楔”将这些走廊分隔开，以保持其从整个区域中的生长。这种廊—楔的规划因而形成了保留开放空间的区域10延伸的有效模式。

2000年区域规划以其通过密集的轨道交通线作为控制郊区发展的核心方式体现出确切的前瞻性。这个规划成为了Peter Calthorpe的“交通导向发展”11的预兆，其对区域的先见之明尤其在建造华盛顿地铁的时候赢得（大量缩减的）交通系统的支持方面相当重要。该规划在保留开放空间方面的考虑相当值得赞扬，也更加的棘手。就在对覆盖两个州的五个县以及特区本身的区域的“限制”的倡导中，2000年区域规划提出了关于如何说服或迫使拥有对土地使用具有明确权限的地方政府遵照该规划所倡导的开放空间楔形发展模式这一不可回避的问题。实际上，随着一种破坏性的速度，规划的楔地会被低密度的发展所侵入，而纯粹意义上的廊—楔模式从未真正形成过12。

可以想象，由于具有长期的预期并力主城市分散，地方主义方式规划学派在1960年代发展超过大都市主义。在诸如Lewis Mumford、Benton MacKaye、Clarence Stein等1920年代著名的设计师和社会评论者的领导下，地方主义者尝试在美国的环境中应用Ebenezer Howard和英国的田园城市运动。他们把世纪之交的城市拥挤视为暂时现象，是19世纪技术发展和大都市集权的结果。在这个电力和汽车的新时代，用Clarence Stein的话来说，大城市就是一个以其拥挤和低效率大量吞 食社会资源，妨碍居民生活的“恐龙城市”13。

20世纪呈现出一种仅通过能便利的将先进科技输送到区域中各个地段的区域性电力和高速公路网络的19世纪早期分散居住模式的回归。地方主义者指责用来维持拥挤的城市中心的基础设施投资，并号召建立疏散道路系统以支撑称为“新城”规划的区域网络。在中心城市萎缩的同时，城市区域将主要由遍布全区域，镶嵌在开放的绿色环境中，复合工作与居住功能的新城组成。这种真正的区域城市将占据旧的拥挤的城市与旧的被孤立的乡村地区之间的地区，John Thomas称之为“中间地带”14。中间地带将居住在技术进步社会中的经济优势与人性迟钝、地区认同感和每个小城镇团体联合在一起15。

1930和1940年代联邦政府在道路、区域电路系统和其它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远远超过了地方主义者们在1920和1930年代曾做出的设想。但对于新城——New Deal的绿带计划——则在仅开始了三个试点之后中断：Maryland的绿色地带、Ohio的绿色丘陵和Wisconsin的绿色溪流。更重要的是，战后数年的无计划占用山林农田建造厂房、社团赞助的增长呈现出导致与地方主义者所倡导的人性尺度公共建筑的相对立的结果。在土地利用的力量在大多数区域边界上割裂了数以百计的县郡和城市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由政府津贴的手段来对这种破坏力量在大尺度层面思考的限制或指引。1920年代，地方主义者曾就城市必须分散于区域中发起争论。现在这种分散主义的思潮成为了现实，但同时也破坏了中心城市并凌驾于地方主义者所期望的中部地带之上。

无论如何，1950和1960年代地方主义者的继承人们仍然坚持着建立相对于英国式的战后美国式的新城规划的希望。就其影响程度而言，新城就是重新利用——不是作为一种减少城市人口的途径，那已经发生过了，而是作为“蔓延的可替代方式”，一种在进入有界限的、连续的、相对密集地区的边界时，保留开放空间和线性低密度发展的途径。在两个私人开发者Robert E.Simon和James Rouse都承担华盛顿特区地区的宏伟新城：介于华盛顿和巴尔的摩的Simon的北维吉尼亚复兴和Rouse的哥伦比亚的时候，新城理念受到一种意料之外的认可。由Rouse可观的开发和公共组织机构所支撑的哥伦比亚，似乎呈现出一种规划的新城作为大都市地区发展的最佳方案的思想的复苏。但先后困扰Simon和Rouse的财政难题也似乎预示新城概念的成功需要私人开发之外更多的投入16。

经历过争辩的十年，国会在1970年度住房供应行动中增加了“新团体”的供给：Title Ⅶ17。隐藏在Title Ⅶ背后的观念是对建设新城的规划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是远远超出甚至最强大的个人开发者所能掌控的能力的。与其将新城的责任转移给一个公共的团体，Title Ⅶ允诺任何承担HUD(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核准的新城计划的个人开发者将得到全联邦的抵押担保、规划津贴和来自其他联邦和州政府计划同样的服务。一年之后，九个新城计划有HUD核准通过并得到联邦支持。这表示地方主义思想将最终在美国区域规划方面取得重大的冲击18。

不过，在1974年到1976年的大衰退中，Title Ⅶ的新城计划明显陷入混乱之中。最后，只有休斯敦以北三十英里的一个叫做“森林地”的新城大体幸存了下来，只因其开发者是一个在石油危机中获得巨大利润的石油大亨。如果城市更新是大都市主义的失败，那么Title Ⅶ的新城计划则是地方主义了同样的（但更少宣扬）的失败。确实，这失败如此的彻底，以至于就在规划专业者的集体记忆中被完全抹去了。然而，它的教训也许是与城市复兴的教训同样意义重大。

首先，不管联邦政府表面上慷慨的借贷保证，保证长期、符合礼仪（尤其在一个经济混乱的年代）的困难使新城开发者很容易受到哪些可以更快把握市场的传统开发者的攻击。其次，无论1960-70年代的新城规划内在的价值如何，它从根本上就是在自我建立为常规方式的可替代选择方面的失败之后的妥协产物。尽管谈到了对本体零售业、社区中心、自行车道和人行道的“复合利用”，规划还是跟典型的城市蔓延差不多的蔓延和依赖于汽车。（这里，也许由1990年代“新的城市规划师”为创造真正“步行尺度”的更多激进的尝试是更实际的投入在这场长跑中。）19

最终，也许也最重要的是，新城追求生产大都市管理的利益而无视其本质。相反，他们论证说如果没有大都市发育和交通政策中的某些部分，新城理念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英国的新城市运动由国家内阁积极分子所倡导，他们有能力严格养护在全国范围内主要城市外围的绿色地带，并将绿色地带外的发展限制在新城之中（或用来填补现有的城镇）。新城成为与毁灭了华盛顿2000年规划中廊-楔设计的高速发展同样压力下的牺牲品。并没有区域性的土地使用政策来利于新城发展得足够强壮，来预防传统意义的郊区发展争夺新城周边的土地并在蔓延的环境中保持封闭。20

如果说大都市主义和地方主义两者的失败象征着美国区域规划的死亡的话，那么什么代表着它的新生呢？1960年代美国规划的新生基于以下三个源头生长：

——一种对“城市化”的脆弱和重要性的新的认识，尤其是Jane Jacobs所提出的那样；

——一种对开发空间的脆弱和重要性的新的认识以及对环境的尊重，在Ian McHarg 的Design With Nature21中得到最好的表达；

——开始认识到这两种表面不同的目的——城市化和开放空间——实际上都是一种新的区域规划，甚至首先是一种新的区域联合所必需的基础。

由Jacobs开始，她的著作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集中于近来在城市复兴方面的失败，也批评了从城市美化到新城运动的所有美国规划的偶像。她指责所有这些规划策略的问题在于，他们通过他们的规划看到了城市的“混乱”，但他们在理解和尊重健康的城市已有的更深层更复杂的规律方面却失败了。这种复杂的规律——她称之为“多样性”——并不是由大的规划产生而由所有独一无二的普通人才产生多样性，这才是大城市的真正有价值之处。

Jacobs通过丰富详细的对比观测规划公共住宅荒凉危险的情形与类似她曾经居住过的曼哈顿西村的休斯敦街那样的传统的“无规划”城市街道，来强有力的支持了这种批评。尽管Jacobs关于官僚主义城市更新理论的破坏性是她书中最辉煌也最必需的部分，她书中其他一些部分则讽刺性的证明了编制城市复兴规划的高度必要性。通过对专家理论的激烈抨击，Jacobs对美国规划观念回归到综合利用和注重实效方面。通过自己的观察所见，她反对学院派的规划并协助重振曾是美国规划核心的“城市交流”。也许最重要的，Jacobs提出在几乎所有城市功能迅速郊区化时，在一个权力分散的年代中，城市规划最需要的：她为城市作出了规定。

据她的分析城市的密集提供了积极的作用，因为它提供了财富、可供个人和小商业者实现其计划的综合设施。一个大企业机构可以独立的运作，但为了成功，一个小的企业则需要周边有大量的补充企业。城市中的小企业的多样性持续着，并由城市里密集多样，具有极其不同的品味和需求的城市人口所支持。正如Jacobs所强调的，城市化体现在大城市的街道生活之中。对Jacobs而言，人行道上所发生的一切与建筑物中所发生的同样重要。一个成功的街道是邻居与陌生人的混合体，一场定义了邻里生活的由熟悉和偶然所组成，并欢迎外来者的持续变化的“城市芭蕾”。这些街道的成功不仅由于它们稳定的治安条件，更因为居民们互相关注而时刻注意。城市化的本质是安全、活跃和多样化的街道。

以一种Jacobs自己从未预见的方式，她的城市理论成为了一种重新定义城市规划的目标和方法的起点。她不仅指出了城市研究的新目的——通过城市中人性尺度的街道和其他公共空间的宝贵遗产对城市原有肌理的保存——同样重要的，她识别出了规划的局限性。在城市更新寻求全盘控制的地方，后Jacobs的规划回归到Alexis de Tocqueville在Democracy in American一书中的理论，美国式的管理在它退到幕后并给市民们留下主动性和创造力的空间时，是最有力的23。曾经被城市更新判断为已毁坏的地区如今被确定为需要特别保护的地区，而这场历史保护运动中原来需要搬走的人们则自愿地购买和修复老建筑物。

然而，规划者们很快完成了比在历史街区中保留砖砌人行道和美丽的路灯更加重要的任务。成功的历史存留通常包含对历史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这需要对有效的新用途和如何征募能带来转变的个人开发者的考虑。市中心规划日渐成为一种公共企业行为，在其中规划者们致力于处理吸引新投资的事务。这种公众-个人的合作模式由波士顿1976联盟和James Rouse在1826昆西市场转变为当代购物廊街中采用，该市场很快被证明为城市中最有活力的公共空间之一。市中心规划在今天致力于保护的综合利用和结合新办公楼、门廊旅馆、会议中心和露天运动场的合适的重新利用24。

如果说城市病曾经促使Jacobs和她的继承者们对城市的意义和重要性的重新思考和重新认识，郊区发展的爆发也同样的促成了地方主义者对他们在人类居住和自然之间相协调中所承担的责任的重新思考和重新认识。唯一能接近于Jane Jacobs之于大都市主义的重要贡献那样在地方主义者中作出贡献的是Ian McHarg，苏格兰裔风景建筑师，Design With Nature25的作者。像Jacobs一样，McHarg了解在思考和建设方面倾向于在破坏性的以一种简单的考虑覆盖在复杂的系统上这一基本问题。对于Jacobs，复杂性是遭到规划者们试图强加的一种简单的伪秩序的破坏的城市本身的多样性。对于McHarg，复杂性在于区域的奇妙而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而遭到从低地到山脊的由高速公路和地块组成的，同样强加破坏性简单模式的郊区蔓延的破坏。

7.区域规划的类型 篇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学界从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激励和竞争等方面较好地解释了我国市场化过程中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1)但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另一特征是随着改革开放和财政分权,地区间差距逐渐扩大。按现价人均GDP和居民消费水平计算地区差距,20世纪80年代我国现价人均GDP的地区差距显著缩小,未加权基尼系数(2)从1978年的0.357下降到1990年的0.276,降低了22.7%。同一期间加权基尼系数则降低了12%;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前期我国省际间差距增长很快。从现价人均GDP地区差距的变化看,未加权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276增长到2000年的0.347,增加了25.7%,平均每年增长2.3%;同一时期加权基尼系数增加了25.8%。2000年以后省际间差距增长趋于平缓。从现价人均GDP差距的变化看,2005年与2000年相比,未加权基尼系数从0.347增长到0.349,5年累计只增加了0.5%。不仅如此,生产要素配置还呈现集中化的趋势,一方面支持西部大开发,另一方面西部的资金、人力仍然向东部流动[1],如果仍由市场自然调节,必然会加剧区域间的差距。

为什么在同一个国家同样一种制度下不同区域之间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作出了解释。林毅夫、刘培林在分析中国区域差距问题后指出,中国大陆各省市区之间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源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省区市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符合程度不一致。[2]蔡昉、都阳通过考察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俱乐部趋同以及条件趋同的现象,得出人力资本禀赋稀缺、市场扭曲和开放程度不足使得西部难以实现和东部趋同的结论。[3]魏后凯研究1985～1999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后发现,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4]沈坤荣、耿强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区域间的不平衡分布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5]严汉平、洪银兴等认为,资源配置效率不同、空间格局变动以及市场化程度不同造成了地区差距。[6][7]

综上可见,目前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主要归因于某种具体的因素,注重从要素投入或者某些外在影响因素去分析。实际上这些外在因素特别是要素的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国家政策和政府行为。“中国地方经济之所以能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发挥了市场化过程中的强力推动作用和准市场主体作用”。[8]因此,对转型中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分析,应重点对转型过程中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政府进行考察。

二、基本的理论假设和政府类型划分

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研究,已有如下理论:(1)无形之手理论。政府自律自己的行为,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让私人部门自己作决策。[9](2)扶助之手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政府促进了私人经济的发展,他们建立、支持一部分企业,同时也取缔其他一些企业。[10](3)掠夺之手理论。这种政府由很多独立的追求自身利益、包括受贿的下属机构组成。这样的政府借用扶助之手的美名,实际上却罕有对社会有益的作为。他们藐视法律、司法,践踏社会规则,破坏经济发展。[11]

基于我国的体制特征,本文的分析框架是区别对待两种层级的政府,将政府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一)中央政府的区别发展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并根据我国国情,实行渐进式改革,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

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是其显著特征,“中央治国者之所以选择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对市场经济制度性质及演进过程中的风险缺乏相应的充分知识”。[12]这一特征意味着“试点”、对外开放的层次性、不同区域之间区别对待不是偶然因素。实际上这正是主政者承认人的有限理性,在不确定情况下对特定方式的改革、开放是否会成功、能否推广的一种尝试。这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深层次原因。从中央政府来看,其对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发展要求:

一是改革开放的先发地区,试点地区,也是注意力集中地区。为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试验新的发展模式,国家有选择的划定了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以及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样一个递进式的改革开放过程。对这些地区要求有创新、有突破,同时也允许有偏差、甚至给地方“尚方宝剑”。

二是一般区域,实际上也是主体区域,如中部地区。对于这些主体区域,国家的要求是基本上要保持原有体制,未经中央认可原则上不可擅自变革制度和政策,也就是以稳定为前提,不求创新,只要正常的发展即可。

三是敏感区域,如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边远地区。中央对这些地区的要求是稳定大于一切,稳中求发展。

(二)地方政府发展目标的差异化

刻画地方政府类型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本文的一个重点。现有的观点认为,财政分权的经济激励和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13]是促使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实际上,经济分权还不足以构成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全部激励[14],政绩也不是省级官员升迁的主要依据。[15]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财政分权给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带来了动力,这可以从财政分权后各地经济获得的长足发展得到印证。但另一方面,也是本文所强调的,由于对官员的考核机制等因素限制,这种财政分权不足以激励地方政府官员“一心一意谋发展”。

在分析地方政府官员行为选择与政府类型的关系时,我们先作如下假定:(1)在中央没有表态许可的前提下,对主体及边远区域,维护政策、体制的稳定是基本前提,因此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的每一步突破都是冒着风险的。(2)尝试突破的风险:尝试的失败,这会导致地方政府主要官员(起码是发起者)遭受处分。(3)尝试突破的收益:创新成功后,地方经济将得到更好的发展,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可以更灵活的运用,有较大可能得到上级的肯定,但是否升迁取决于官场文化及其他。

给定尝试突破的风险和收益,根据以上对地方政府官员行为选择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政府类型:

一是企业家型政府——突破原有体制,获得更好发展的地方政府。只有在政府官员类型是企业家型或是追求升迁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达到企业家型政府。企业家型的政府官员把辖区当作企业来经营,他们的目标就是想法设法发展本地经济,因此面对基层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创新自然会保护。不仅如此,此类政府还会积极变通渠道谋取地方经济的发展。对于追求升迁型官员来说,当发展本地经济也是重要政绩之一时,在有升迁可能的预期下也会有积极性发展本地经济。

二是保守型政府——基本维护原有政策不变的政府。这是一种多数状态,因为在中央政府没有要求他们改革突破的情况下,率先的改革实际上可能是有风险的,稳定可能是一种更为普遍的政策选择。因此,无论对于追求稳定型还是追求升迁型的政府官员来说,维持原有政策稳定、不求突破都是首选。此外,当企业家型的官员面临约束条件时,例如改革的上下阻力过大、自身年龄等因素,也会趋向保守型政府转变。再有就是追求自身货币收益的官员,维持政策不变,也是上乘选择,因此也会趋向保守型政府。

三是落后型政府——反对创新,因循守旧,甚至腐败的政府。追求自身货币收益以及升迁型的官员,当面临约束条件难以达到升迁预期时,他们很有可能走向这条道路成为掠夺型地方政府。这类地方政府基本上不靠发展经济创造税源,而是通过各种手段增加税费。

三、区域微观主体类型的加入

在关注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发展作用的基础上,我们将地方微观主体即普通民众纳入到同一框架,以此来研究这三方主体在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不同战略类型和行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给定外部条件,区域内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是由区域内经济主体的行为决定的,而所有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都会受到一组特定条件的制约,因而,区域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启动一定与该区域内当时的一组初始选择条件的约束有关。在这一组初始约束条件中,区域的自然禀赋与历史禀赋是两个最重要的选择约束条件。[16]自然禀赋和历史禀赋一定程度决定和限制了要做什么及能做什么。自然禀赋决定了当地有为生存而创新的激励,历史禀赋决定了这种创新的根据和渊源。从有利发展市场经济的的角度,历史禀赋就是该区域居(农)民从事手工业制造和商业贸易活动的历史传统及相应的区域商业文化传统。因此,我们将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习俗和背景对市场经济的起步和发展的影响划归到微观主体的不同类型:(1)有商业传统、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区民众,对原有旧体制存在突破和冲击的原始动力,因此称其为强突破型;(2)存在商品经济,有少数突破原有体制的自发性创新民众,称其为弱突破性;(3)比较封闭,没有或较少商品经济意识的边远区域群众,称其为封闭型。

四、三类主体的的不同战略及类型组合

首先看地方政府与区域微观主体的类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不同类型的地方政府与不同区域的微观主体的各种组合如表1所示。

中央政府的区域政策可划分为:国家政策倾斜地区、基本维持原有政策地区和政策不变地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国家政策重点支持区域

在改革初期,我国存在明显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杨瑞龙,1993),中央政府作为整个国家的领导者,其政策及资源分配对地区经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根据地理位置、区域优势、人文关系等情况,中央政府选择了几个试点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改革开放是中国摆脱贫困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唯一而有效的途径。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第一个获得了国家的政策支持,加上自身的区位优势和较好的商业传统,当地经济迅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保持了先发优势。这是沿海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高于内地最主要的原因。得到国家政策重点支持的地区,无论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是什么类型,区域经济都将得到极大发展,国家政策是首要决定因素。

(二)中央政府要求政策保持稳定的主体区域

在该主体区域,地方政府的的不同作为以及不同区域微观主体的类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情况复杂,表现不一。

第一,企业家型政府与强突破型微观主体的结合(H,H)。这种结合最能够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没有外部强有力的支持情况下,微观主体由于当地的自然禀赋和历史禀赋的因素,有强烈改变现状的冲动和欲望,他们自发的探索创新,区域内个体能够通过其他非官方规定的方式发财致富,这将导致在本区域内大面积的传播和效仿。这时的地方政府类型就成了关键因素,在企业家型政府辖区内,政府会鼓励和支持民间的这种自发性致富方式,也就是民间拉动加政府推进,民间诱致性拉动力量与政府增进式推动力量两者的互动,使得非国家政策倾斜地区经济保持了领先和高速的增长。

第二,企业家型政府与弱突破型微观主体的结合(M,H)。在这种结合方式下,区域经济的发展更多呈现出的是政府推动型的发展模式。政府官员的政治追求、个人信念,使得其有突破原有体制的束缚,发展本地经济的强烈愿望。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培植地方经济的增长点,扩大地方政府投资,兴办乡镇企业;引进外资,发展新兴产业;承接发达地区的企业和产业转移等,通过这些方式使当地领先其他地区推行新的发展模式,从而使非中央政策倾斜地区获得领先发展的机会。而领先发展可以带来先发优势,使得这些地区保持较高速的发展。

第三,保守型政府与强突破型微观主体的结合(H,M)。如果存在这种结合,那么两者必然会发生激烈冲突。冲突的结果有二:一是由于地方政府只求维护稳定,不思改革进取,抑制了微观主体的“变革”和创新,微观主体无法大面积创新,这类似于改革开放前的局面;二是由于微观主体的变革意识强烈,地方政府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微观主体的创新得以实现,进而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这种突破原有体制束缚的创新模式由于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只能处于“地下”,往往导致微观主体的自发性创新模式不能迅速有效的展开和推广,区域经济有增长但能量不能全部释放,因此经济增速有限,相较于前两者经济发展要缓慢一些。

第四,不利于当地经济快速发展的几种结合。保守型政府与弱突破型微观主体(M,M)、保守型政府与封闭型微观主体(L,M)、落后型政府与弱突破型微观主体(M,L)、落后型政府与封闭型微观主体(L,L)。这几类结合方式既没有微观主体突破原有体制束缚的冲动和自发性创新的贡献,又没有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有利推动,在两个支撑条件均不存在的情况下,当地经济难以快速发展。虽然改革开放后从整体看各地区经济也都有发展,但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要远落后于前面所述几类地区。

第五,两种供探讨的结合方式。地方政府类型与地方微观主体类型截然相反的结合模式是企业家型政府与封闭型微观主体(L,M)的结合、落后型政府与强突破型微观主体(H,L)的结合。一般来说,地方政府类型和当地的历史传统和区域文化也有一定的关系,“官场文化”和区域文化是相联的。而区域微观主体的类型很大程度是由区域自然禀赋和历史禀赋决定,因此地方政府的类型和区域微观主体的类型往往具有同质性,即要么都具有突破现状的动性,要么都具有维持现状的惰性。即地方政府类型与当地微观主体的类型具有一致性,至少不会偏离很多。可能出现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主要领导的执政理念。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并不一定是从当地产生的,特别是省级主要领导的任命是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调配的结果。因此中央政府任命的省级主要领导的执政理念就很有可能与当地的官场文化不一致,从而导致地方官员类型与当地微观主体类型的不一致。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来自于当地,地方大多数官员的思想理念是和当地的区域文化和官场文化相一致,也就是说地方大多数官员与微观主体的类型是一致的。对于企业家型政府与封闭型微观主体(L M)的结合来说,即使政府主要领导有强烈改变现状的愿望,但由于受到地方官员和地方微观主体的普遍抵制,创新也难以推行,况且在中央政府未给予这些区域领先变革的大环境下,政府主要领导也是孤掌难鸣。

中央政府任命导致的地方政府与地方微观主体不一致的另一种结合就是落后型政府与强突破型微观主体(H,L)的结合。由于地方微观主体以及地方大多数官员具有相同或相似类型,都具有创新和突破原有体制的冲动,只是由于当地主要领导改革意识不强,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的内在基础、发展动力始终存在,外部力量稍有变革,区域内的经济活力将喷涌而出。

五、结语

不同的结合方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差异如表2所示:

国家发展战略的不同、区域历史禀赋和自然禀赋的差异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的异质性,导致在不同区域三类主体的目标追求、偏好、行动的不同,从而

第一,将对市场化程度低的区域,国家政策要予以倾斜。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家的职能不同于市场,国家应该站在更宏观的视角,济贫而不是帮富。因为落后地区的微观主体、地方政府官员市场化思想可能都比较低,如果仅仅依靠自发的市场力量发展,相对于发达地区,他们可能会陷入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效应”之中,也许就难以发展起来,即使可以发展起来,在时间上也要经过漫长的过渡期。因此国家政策应予以倾斜以帮助这些地区较快发展。

第二,从空间配置上看,生产要素向优势地区集中,这是市场配置的必然结果。但是我国人口众多国土辽阔。要完全按照美国的那种模式集中在少数地区,或者像日本那样一个小国集中在三大地带,在中国是行不通的。[1]因此,国家可以考虑从宏观战略上有意识的根据市场规律和我国的国民经济整体布局有选择的规划几个大经济区,以国家政策的倾斜为助力,加快经济增长极的建设,以经济增长极为带动点,达到市场规律与区域协调发展相统一,实现统筹区域发展的目标。

第三,官员交流、异地任职,将发达地区的政府官员多调派不发达地区。这是从中观层次上均衡地方政府官员市场化思想、知识背景、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四,由于对政府官员的激励约束机制对其行为选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地方政府官员的作为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又有着重要作用,那么设计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的重要性就是不言而喻的。

第五,提高基层民众的市场化意识。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小城镇化建设、招商引资。封闭落后地区的民众外出务工是接受市场化思想洗礼的一个重要渠道,不仅开拓了视野,而且积累了创业的基础和本领。小城镇建设相对于人口流向大城市的最大优点是低成本,能够被微观主体所接受,操作性较强,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

摘要：目前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主要归因于某种具体的因素,注重从要素投入或者某些外在影响因素去分析。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分析框架,从转型中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市场主体的角度考察不同主体的发展战略和行为选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的不同、区域历史禀赋和自然禀赋的差异、地方政府官员的异质性以及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构成了区域间的巨大发展差异。

8.区域规划的类型 篇八

关键词：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课程改革;实践

“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是目前国内地理科学专业普遍开设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强调区域地理要素的综合性分析素养和区域的可持续性评价与规划技能的培养，是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知识的整合运用与创新实践，体现了专业发展与社会需求相互衔接的基本方向。但囿于师范专业本科生的培养目标，“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评价大多仍固守于教材、理论和繁杂的知识点上，严重脱离了实践性、应用性、技能型的课程设置初衷，背离了高校课程应突出实践性的改革方向。在此背景下，结合本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学思路，于2012年秋季启动了该课程的实践教学改革，希望以教材内容、基本技能、课堂组织、社会实践、课程评价等方面为改革切入点，努力构建实践性、应用型的特色课程，最终目标是培养有区域规划基本技能的人才。

一、教材内容的改革

现行的《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教材多以区域的自然与人文要素分析理论为主，而且这些理论已分散在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区域经济学等学科之中，重复率高且引用的数据和实例缺乏时代特色，在当前信息获取渠道多元化、快捷化背景下，教材的利用价值十分有限。因此，教材改革的目标是突出四个特色。

时代性。尽可能缩小基础理论的篇幅和内容，就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案例作为教材的支撑，对于规划案例的选择尽可能地从网络资源库、兄弟院校以及本市规划部门中进行遴选，将最近3年内的规划案例或5年内的经典案例纳入新编教材，并且逐年更新，从而提高教材可读性、扩大学生知识视野，亦使教材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

实践性。区别于原有的“十一五规划教材”偏向于理论介绍，新教材内容更注重学生实践素质培养。与自编教材相配套，编纂了区域规划实践教学手册，主要内容涵盖城市社区、产业集聚、交通网络、新农村建设、旅游资源开发等野外调研的目标、方法、信息采集与室内作图等实践性内容，这些实践活动均在本学院既有的实践教学基地完成。此外，地理科学专业的学生要求与园林设计专业学生结成实践小组，完成相关的区域规划设计任务。

应用性。对于地理科学专业的学生，传统的计算机辅助制图技能主要安排ArcGis、MapGis等软件课程的学习，但区域规划课程很少用到这些地理空间分析软件。为满足规划课题的实践需要，从开课伊始就将AutoCAD、PhotoShop、SketchUp列为重点技能培养点，以便学生较快融入实践性课题的开发与设计，进而提升自己的规划能力。

地方性。考虑到本专业学生多数来自省内，实践性教材的编写重点突出本市、本地区、本省内的规划设计案例，以便学生在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人地关系诸方面有更全面和更深刻的理解，从而激发出学生的创新思维，以创作出地域鲜明、展示现代、接地气、衔人脉的规划作品。

二、基本技能的培养

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课程的落脚点是区域规划要素的合理安排与设计，所以技能的培养是重中之重。规划设计能力是一种综合技能，分散开来包括要素的功能分析能力、构思方案的创新能力、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的融合能力以及计算机制图能力等，而这些能力的培养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完成。

实践教学是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课程培养学生基本技能贯穿的惟一主线。首先，任课教师围绕典型案例分析作品的创作思路、自然布局、艺术特色、人文内涵、社会效益、可借鉴性等特点，向学生阐明优秀的设计方案多源于多要素高度综合后的巧妙构思，这种构思大多与地域性的人地关系和历史人文的传承及创新相关。然后让学生对同一课题进行构思性设计，通过讨论得出几个代表性方案，并进行评价性比较，让学生获取不同设计思路的优劣并获取新的设计灵感。

实践教学的另一个途径是参与具体的规划项目。本学院长期与本市的三个市政园林规划公司保持合作关系，每学期都安排两轮学生到公司实践学习，为期三周。这样，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规划项目的实际操作，实训经历可大幅提高学生的动手设计能力。另外，本学院在长三角、嵩山旅游区和本市的三个产业集聚区有固定的实践教学基地，可基本满足实践教学的野外勘查、实地调研、景观综合、信息采集等学习目标。

三、课堂组织与教学实习

1、课堂教学的组织

突出项目引领实践教学。项目教学法是实践教学得以顺利实现的有效途径，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由具体的规划项目引出问题、围绕项目提出设计方案和目标、围绕项目学习区域分析方法和软件操作技能、在项目目标的引导下完成项目的论证和制图。总之，教学活动的每个环节均围绕完成具体项目而展开。项目教学的课堂组织需要教师对“项目”有深度理解，从而提出有价值的问题、给出科学的任务分配方案，巧妙地引导学生完成细化目标。在课堂组织过程中，初次接触项目教学的学生会对分配的学习任务产生心理压力，但随着对具体任务认知程度的加深和知识储备的积累，能激发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热情，所以项目教学法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方面其教学效果的优越性十分突出。

突出学生自主学习地位。学生既是课堂教学的主体，也是实现课堂教学目标的载体，实践证明，学生对知识的运用和对技能的掌握只能通过自身能动的努力实现。在课堂组织过程中，重视学生的自我学习和自我组织的作用，将全班学生分组，并由组长负责检查督促各成员的项目完成情况和学习困难，然后开展周期性学习帮扶活动。通过日常教学对比发现，基于学习小组的课堂气氛和学习效率远好于教师统一组织下的课题教学。鉴于学习小组可以引起学生自我学习的主体感，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思维可以充分释放，无论是课堂讨论还是课后研讨，效果都比较理想;不仅如此，通过课堂成果对比和教师评价还能形成小组之间的学习竞争态势。

突出动手能力培养目标。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课程的能力主要突出在三个方面：地理要素的综合能力、指标评价的建模能力和绘图软件的操作能力。为了培养学生的三项基本技能，实践教学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院内开设三项技能的专题讲座，请同行专家或成绩优秀的学生进行培训;二是安排学生到园林规划公司进行技能实训;三是每学期定期开展基本技能竞赛活动，给予优胜者以物质和名誉奖励。通过近三年的实践教学改革，学生三项技能的掌握程度达到良好等级的达七成以上，共有19位学生在三项技能竞赛中获奖。目前，我院大一、大二学生在大三学生的影响下逐渐形成“技能热”的学习氛围，为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2.教学实习的组织

教学实习是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教学的核心环节，更是课程改革的主要目标。过去主要依托本院建立的中原电气谷和长三角两个实习基地进行实地调研考察，由教师带队到企业、产业集聚区进行实地观摩，实习结束由学生撰写实习报告，实践教学流于形式，学生并没有获得规划设计的综合能力和基本技能。这种忽略课程培养目标的实践教学过程只能是走马观花、名不副实的，难以反映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课程的实践性、应用性特征。目前的实践教学突出以实践规划项目为核心，让学生到园林规划公司顶岗轮训，安排学生参与具体规划项目，使其熟悉区域规划工作的组织、方法、程序，并在完成相关任务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建模分析与软件制图技能。

四、课程评价的改革

经过三年多的课程改革试验，初步形成了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课程综合评价的的基本思路。

对学生学习效果突出技能性评价。实践教学改革首先要改变试卷成绩评判学习效果的现状，尤其是实践性课程。本课程的期末考试自2012年秋季以来采用项目考查法对学生进行技能性评价。该技能性评价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给出项目的基本参数和规划目标，让学生书面给出项目的设计思想、理论依据、实现途径和未来展望。第二阶段，依据自己的书面方案上机绘制项目的规划图。第三阶段，学生对自己的项目设计进行展示答辩，由评委组进行打分评判。

对教师课堂组织突出引导力评价。项目教学法的精髓不在于对案例的全面解析，而在于恰如其分地引导学生对关键问题的思考以及目标任务的细化与科学分配，进而实现学生自主学习、着重培养学生技能的教学目标。教研室定期对开展项目教学的教师进行课堂组织评价，其中对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能力是核心指标，其次是考查学生对项目的完成质量与效率间接反映教师课堂教学组织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