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两点三联职业教育思考论文

新生代农民工两点三联职业教育思考论文（共7篇）

1.新生代农民工两点三联职业教育思考论文 篇一

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几点思考

发表时间：2011-12-31来源：《时代报告》2011年11月下期供稿作者：胡国庭 曹力元

[导读]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建设中的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浙江省仙居县为例

胡国庭1曹力元

2中图分类号：D41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1）11-0364-0

1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建设中的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仙居县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实际调研，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社会公共文化娱乐设施、社会各界重视程度等三个方面着重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现状，并从政策层面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精神文化生活的资金和时间、正确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使其进一步融入城市生活、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基本职能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几点建议，对于社会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现状分析；改善对策

农民工群体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有特殊身份的群体，他们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建设中的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关爱农民工群体，丰富农民工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是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爱农民工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政策，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上世纪50、60年代出生为代表的第一代农民工由于年龄等原因已陆续离城返乡，出生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而且在今后二十年间，他们将成为我国各大产业工人的主体人群。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较高，对物质需求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也较高。从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来看，依然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因此，调研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研究并寻找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生产积极性和劳动创造性的有效方法，是眼下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现状分析

仙居县地处浙江省东南部，位于台州与温州、丽水、金华三市的交汇处，全县经济主要以手工业、化工、旅游等几大产业为支撑。这些年，随着手工业、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批的外来务工人员，这批人员主要来源于江西、安徽、四川等地的农村，且年龄不断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由于受到自身收入来源少、社会公共文化（娱乐）设施不足、社会各界重视程度不够等种种因素的限制，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依然不能得到有效的满足。经过走访、摸底调研，我们发现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劳动收入低，适合需求的文化产品超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能承受的经济范围。新生代农民工的业余精神文化生活与他们从事的职业及收入来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村外出务工青年，工作年限短、财物方面原始积累少，加之他们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含量低的服务行业工作，平均月收入基本集中在1310-2000元之间，工资收入低，因此能用在文化生活消费方面的开支就不足，限制了他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能力。比如报纸、书刊、杂志等文化消费，除了公司、企业免费赠阅外，他们很少会掏钱去主动购买。另外，城里大部分先进的文化娱乐设施，是为了适合城市居民需求而建设的，消费成本高，像影院、茶座、酒吧等文化娱乐场所，游泳馆、美容美体俱乐部等健身场所，消费动辄数十元甚至上百元，处于低收入人群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般都会望而却步。这些现象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滞后的现状。

（二）居住分布边缘化、劳动时间长，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一方面，居住地是新生代农民工除劳动场所以外最主要的活动场所，居住的地点及其所在的周边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及文化生活影响较大。以仙居县为例，在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居住场所上，以用工单位宿舍、建筑工地工棚和城郊农民房为主，周围环境文化氛围较弱、文化活动氛围不强；在新生代农民工区域集聚上，大部分集中在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几个板块和县城城郊的一些工厂工地，而这些区域相对于市区而言文化设施配套落后，文化活动场所少、而要在这些集聚区内建设配套的文化娱乐设施，也无法一撮而就。另一方面，劳动时间的长短和劳动强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和精力。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含量低的服务行业工作，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较大，有时为了赶进度和工程，甚至连双休日的时间都占用了。以上两个方面，直接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文化活动相接轨的机会减少，间接导致了他们对于城市文化活动的陌生感和脱离感，降低了他们参与城市文化活动的积极性。

（三）社会各界关注和重视程度不够，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新生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农村青年，较之第一代农民工文化程度较高，贴补家用和养儿育女的压力较小，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和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的愿望更为强烈，因此他们对自身精神文化生活也尤为重视。一方面，虽然党政部门和社会组织这些年在保障和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帮助农民工子女上学等方面做出了不少的成绩，社会各界媒体对这几块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但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关注程度依然不足，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缺乏正确的引导。另一方面，企业老板和雇主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及其精神文化的需求关注程度也不够，新生代农民工现还无法从其所在企业获取自身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大

部分企业除了给农民工提供劳动场所外，没有为职工提供文化活动场所及文化娱乐设施，即使是有提供，也是非常简陋。

文化活动场所大多无人经常管理，图书资料无人整理更新、环境卫生差，在文化娱乐设施上，提供的大多是象棋、麻将、电视等常规设备，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设施明显不足，比如乒乓球、台球、篮球场、电脑等设备。另外，针对农民工的各类民间团体组织发展迟缓也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的重要原因。比如**老乡会，**兴趣小组、**青年联谊会等团体组织建设不足，无法有效的聚集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文化活动。

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几点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关系到一个地区经济的持续和健康发展，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和市民的融合，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政策上应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精神文化生活的资金和时间。农民工群体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如何提高他们的收入和待遇，使他们不断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是党和政府需要研究的问题之一。我们认为党政部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时，还要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创业的机会，不断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可支配收入。

2.各级政府部门、群团组织应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业余文化活动，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的业余文化支出。如送电影送歌舞近企业、流动书库进企业等等。

3.制定出台保障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法律法规，如保障农民工休息时间、要求企业加大文化设施的投入力度等等，并依据实际成效对专门设置农民工文化消费项目支出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和补贴。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新生代农民工在收入上能有一定的资金用在文化消费上，在时间上能有一定的空闲参与到文化活动中，企业也会有一定的积极性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文化活动。

（二）正确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使其进一步融入城市生活。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经历、文化素质、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他们中有一大部分人向往城市社会，有强烈的市民化愿望，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利用好各种资源、通过各种途径留在城市，寻找与父辈们不一样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我们可以抓住这个契机，正确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加强自身学习，努力提高工作技能，主动适应城市文明，融入城市生活。我们认为党政部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目标，在保障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引导新生代农民工逐渐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

2.开班“文化夜市”，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和专业技能。整合利用好社会各方资源，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实际需要，开展形势政策教育，法律常识、计划生育、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方面的素质教育及劳动技能培训，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和工作能力。

3.评选先进，树立典型。积极开展“新仙居人”、“外来务工青年形象使者”等评选活动，树立典型，展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形象和风采。

4.以团体组织为纽带，建设本地青年和外来务工青年感兴趣的社团组织，如**兴趣小组、**俱乐部、**青年联谊会等团体组织，达到有效聚集和带动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的目的，通过交流活动，进一步促使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

（三）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的作用。共青团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的先进青年群众组织。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外来务工青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大部分也是团员青年，这部分人对团组织的认同程度相对较高，因此，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团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引导作用，尤其是要在正确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做好结合文章。我们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积极开展外来务工青年群体团建。一是在新生代农民工集聚区地（经济开发区）建立团工委，配强配好班子成员，具体负责组织、引导和服务外来务工青年。二是在非公企业中建立团组织，通过团组织和团干部引导外来务工青年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和参加文化活动的积极性。

2.利用网络开展交流互动，正确引导外来务工青年精神文化生活。各级团组织充分利用新媒体，通过QQ群、微博等网络平台，加强与外来务工青年的交流互动，并可以借助平台适时发布活动信息和组织活动。

3.整合社会资源，增强文化活动的吸引力。充分发挥团属文化活动阵地的作用，努力丰富外来务工青年的业余文化娱乐生活。比如开展青年文化周、企业文化大联动、单身外来务工青年联谊会等活动。另外，在有条件的工业园区，建立青年服务中心和外来务工青年图书馆，为青年创建娱乐、交流、学习活动的平台。

参考文献：

[1]苗密,孙金海．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必然性及现状分析［J］.内蒙古电大学刊，2011，（5）。

[2]王春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探索，2010，(3)。

[3]夏国锋．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分层现象与对策——来自安徽农民工的调查［J］．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2)。

作者简介：

1.胡国庭（1983-），男，浙江财经学院助理研究员，共青团仙居县委副书记（挂职）。

2.曹力元（1984-），男，仙居县白塔镇团委书记。

2.新生代农民工两点三联职业教育思考论文 篇二

1.强烈的离农诉求。

新生代农民工从背景分析有两种。一是故土型。虽然从小在农村长大, 但由于受基本国策的影响, 家中子女少、负担轻, 以及父母秉承“知识改变命运”的朴实想法, 倾尽全力供其读书, 他们中绝大部分基本上远离了农活, 甚至苗草不分。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留守儿童, 父母在城市的打工生涯, 形成一种心理暗示或心理诱惑, 外面的世界一定很精彩。偶尔去城市的新鲜感、神秘感在其内心生根发芽, 逃离农业, 远离农村的意识让很多人出了校门进厂门, 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使他们离农的诉求分外强烈。二是城市型。由于长期随父母生活在打工城市, 这部分孩子其言其行已完全被城市同化。虽然他们在意识方面已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 对出生地情感上不认同, 农村已变成陌生的他乡, 但他们不得不直面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户籍关系农民身份已烙印在自己的身上。他们比故土型新生代农民工有更为强烈的变成真正的城市人的诉求。强烈的离农意识成为他们接受继续教育最直接的动因。

2.渴望融入城市、获得社会认同的诉求。

新生代农民工满怀着对未来的期望和梦想远离农村, 来到魂牵梦萦的城市, 渴望身份的重新定位。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很多离开家乡漂流到别的地方去的份额, 并不像种子落入土地一般形成新的环境, 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然而, 由于自身的技能不够、素质不高、生活习惯不同、表达能力不够, 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另一方面, 受户籍制度的制约, 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阳光照不到他们身上, 使他们转型为真正的城市人的梦想十分渺茫。对农村人身份的排斥和城市人身份的定位, 让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处于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模糊和不确定的矛盾中。回不去的乡村和难以融进的城市催生了他们自卑、自尊的心理。政府的扶持和社会的关注无疑是基本的解决方法。有专家就提出, 把技术等级作为落户的条件, 如若真正实现, 新生代农民工就会看到一线曙光。对于自身城市人的定位、强烈渴望社会认同、全面提升自身素质的诉求, 必然会使他们接受继续教育的动力更加强劲。

3.体验生活、追求梦想、争取更多劳动权益的诉求。

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 “80后”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学一门技术”的人达71.4%, 选择“出来挣钱”的只有18.2%, 而其父辈 “出来挣钱占76.2%”[1]。他们更注重生活的品质和梦想的追求。在职业前途上他们也有大胆的诉求。2007年《广东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 “80后”出生的农民工有超过62%的人“梦想当老板”, “有自己的事业”。在选择职业时更看重职业的类型和工作环境, 更喜欢从事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工作。新生代农民工比起父辈, 读的书更多, 知识结构更趋合理, 眼界更为开阔。他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也享用城市文明, 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 晚上木头人”的生活相比, 他们思想活跃, 个性鲜明, 追求时尚,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网吧、舞厅、公园, 消费观念和精神需求已发生根本变化。尽管他们的整体文化水平较之父辈有所提升, 但文化素质偏低是不争的事实。城乡二元机制的限制, 技术技能的制约, 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简单劳动, 工作环境差, 劳动强度大, 待遇差、工资低, 住着廉价的房屋, 生活在城市的底层, 难以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处境使他们知道, 除社会和政府发挥有效机制外, 自身素质的提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使他们接受继续教育的愿望更加强烈。

4.渴望提升自身技能和文化素质的诉求。

新生代农民工整体文化水平有所提升。“1986年农村外出劳动力中, 初中文化水平的占21.2%, 20世纪90年代农村外出务工经商的劳动力中, 初中文化水平的占50%以上”[2]。而且这个数据还在以惊人的速度攀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09年高中及以上的比例达到26%以上, 而2008年仅占10%, 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36.9%。“受教育程度越高, 越倾向于通过正规渠道找工作, 越倾向于通过本地政府部门和劳务市场找工作, 使用劳动力市场信息、运用社会公共资源的能力越高, 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越高”[3]。对知识的渴求越大, 继续教育的愿望越强烈。“据调查, 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 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 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1]。但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工时长、劳动强度大, 没有足够的时间接受继续教育, 职业定位不确定、培训内容不适应自身的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培训费用高、培训机构不健全等原因也制约他们接受继续教育的可行性。

5.渴望获得人文关怀的诉求。

城市对老一代农民工而言, 永远是他们打工的地方, 家乡永远是他们的根。新生代农民工则不然, 他们中的大多数做着城市梦, 他们不想成为城市的匆匆过客, 但自身的条件和城市的排斥等诸多因素困扰着他们, 近在咫尺的城市遥不可及。对自身身份的模糊定位和不断被边缘化的处境衍生出自卑、自尊、迷茫、愤懑等负面情绪, 对职业期望值过高、消费成本加重、情感孤独, 愿望与现实的冲突加剧, 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不同程度地存在失落、孤独、空虚的心理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有超强的学习能力, 思想活跃, 勇于接受新事物, “获得城市的平等待遇, 比工钱更重要”[5], 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注, 更希望找到解决心理问题的出路, 强烈的心理诉求, 对继续教育的内容的拓展和延伸提供了重要依据。

6.维权意识的觉醒和获得维权知识的诉求。

老一代农民工逆来顺受, 不知道如何维权, 也不敢维权。新生代农民工对不合理的要求敢于抗争, 不如意的工作勇于放弃, 权益受到侵害时不甘沉默, 但他们不善于维权。由于法律素质低, 对合同法和劳动法知之甚少, 因此, 劳动合同签约低, 即使签合同, 也只有同意和不同意的选择, 对合同的条款没有话语权。欠薪、伤残事故、职业病的发生, 生存的威胁、权益的不能保障, 使其获得法律知识、健康知识的诉求更加强烈。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民生诉求与继续教育的合理对接

新生代农民工同父辈相比, 更知道知识对于他们的重要性。他们改变自身命运的诉求, 给继续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广阔空间。怎样教育、教育什么才能和农民工诉求对接, 继续教育必须责无旁贷地承担这一历史使命。

1.争取政府扶持、企业支持。

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 已让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工捉襟见肘, 让他们自身负担继续教育的费用会使绝大多数人放弃教育, 从而限制他们的发展。而农民工整体素质得不到提升, 必将影响整个产业工人的素质, 最终影响现代化建设大业。继续教育机构应主动出击, 争取政府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企业在时间、场所、晋级制度方面也应予以支持, 形成政府、企业、培训机构互相联动, 与新生代农民工对续继教育的紧迫诉求形成有效对接。

2.技术技能培训要与市场、企业、劳动者效益挂钩。

技术技能教育是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诉求的基点, 也是继续教育的主要内容, 它解决的是农民工生存的问题。传统的继续教育如美发、焊接、制作工艺等, 同快速发展的二三产业的要求越来越拉开了距离, 新产业的兴起, 服务需求的增大, 要求继续教育机构适应市场的变化, 要考虑教育内容如何与市场挂钩、与企业需求挂钩、与劳动者效益挂钩。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群体, 如果教育的内容与他们的诉求相去甚远或相悖时, 诉求点与对接点相互剥离, 他们就会对继续教育持怀疑的态度, 削弱接受继续教育的积极性。

3.拓宽教育渠道, 灵活办学。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就职于民营企业, 劳动时间长、工作强度大, 教育培训的时间难以保证。另外, 城市高不可即的房价使他们大多居住在城乡接合地带, 远离培训中心。这些实际困难制约了他们受教育的诉求。继续教育部门要拓宽教育渠道, 灵活办学, 打破专门机构专业培训的壁垒, 把教育办到企业去, 办到农民工聚居的社区去, 创造培养新模式, 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问题。

4.更新教育理念, 拓展教育内容。

以往的教育注重对农民技术技能的教育, 忽略了人文教育和法律素质教育。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以及他们自身对精神文化更高的要求, 迫使继续教育部门更新教育理念, 拓展教育内容。比如, 办一些心理讲座,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 在城市融入和社会认同方面引导他们正确定位自身, 提高自身素质, 加强文化修养, 与城市文明有效对接, 缩短与城市的精神距离;及时有效地开展健康教育, 加强法律知识特别是劳动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培训等。使继续教育与新生代农民工人文诉求有效对接起来, 对他们自信心的树立和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民生诉求是其继续教育的出发点。新生代农民工诉求包括离农诉求、融入城市的诉求、争取更多劳动权益的诉求、提升自身文化素质的诉求、获得更多人文关怀的素求、获得维权知识的诉求。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民生诉求与继续教育有效对接, 要争取政府扶持、企业支持, 技能培训要与效益挂钩, 要拓宽教育渠道, 要拓展教育内容。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民生诉求,继续教育,对接

参考文献

[1][4]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N].工人日报, 2010-06-21.

[2]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530.

[3]刘彦俊.新生代——当代中国青年农民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16.

3.新生代农民工两点三联职业教育思考论文 篇三

农村小学教育教学中存在一个学前和一年的衔接问题。多年来农村的学前教育，没有具体的管理标准和教育教学目标，老师也不是幼师，有高中毕业的，再就是年岁大的老教师退下来教学前班，多数是私人办学，也没有管理的部门。这导致学前教育小学化，孩子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都不合理、不科学。一年级新生入学主要是开始尽快让孩子熟悉、了解、适应学校环境，更早地融入到学校的大环境之中去。培养新生良好生活、学习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农村小学新生入学教育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一、学前教育“小学化”，重复的知识教学

学前教育主要是应该在游戏中学到知识，养成正确的、良好的习惯，开发学生的智力资源，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想像能力等。

现在家长和学前教师对孩子的希望是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入学前的一年级学生已经基本掌握和会书写一年级教材中的大部分汉字，好一点的学生掌握百分之九十五的汉字。有的一年新生入学考试和一年期中试题不差上下。学前数学教学不仅会10以内的、20以内的加减法，甚至连100以内的口算练习也能掌握。而现在一年级语文教材不仅要求学生会读、会写、理解掌握100多字，并且这些已经是学前学生就掌握的，这就是一对矛盾。语文教材其余还有400字仅要求能认识、理解就可以的。所以学前教育“小学化”和一年级的识字标准及某些习惯都是不科学的，也会影响以后的学习、生活与衔接。而现在入学的新生大部分在读书、书写习惯和上课的听讲习惯等都是不规范的。

两会代表王锋提出：针对学前教育小学化问题,一是必须正本清源。从理论和政策上科学区别幼儿园与小学的性质、任务、目标、内容、教学方法等,牢固确立幼儿园教育的独立地位和性质,将幼小衔接的任务交给小学来完成。知识只有成为智力活动的推动力才具有价值，培养幼儿的创造性,让幼儿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的生活，追求幼儿的全面和谐发展,培养良好的个性,是当前世界学前教育的一个重要趋势；二是要推进幼儿园教育的普及与公平,从根本上消除“小学化”衍生的政策环境。学前教育是最需要国家资助和保障公平的教育,对学前教育应加强监管，对家长和社会做好宣传教育,让更多的人了解学前教育的目的意义,让更多的人懂得或初步懂得学前教育，取消小学入学测试和考试,小学属于义务教育的重点,没有升学任务。

二、培养正确的书写姿势和方法以及规律

首先是在学前已经养成了不正确的执笔方法。学前教育后的学生执笔方法是：笔尖和手及一年级的学生身体、年龄特点不能保持一寸远，执笔和书写姿势千奇百怪，有的趴在桌子上，东倒西歪，学前书写字数过多，时间过长，对书写产生了厌倦的情绪。正确的执笔姿势是：笔尖应该贴在中指指甲根部，食指与拇指指度相对捏住笔，手心是空的。中指与无名指、小指依次向内，小指侧部贴在书写纸上。要保持胸和桌面的距离为一小拳远，眼和书写纸面保持仅一尺远，书写时两脚平放与肩同宽。

其次是学生对汉字书写的规则和笔顺掌握的不规范。因为现在儿童很早就受第一任教师——父母的教育，加之学前的教师多数不是正规的教师或没有接受过培训的，导致一年级的学生在书写、朗读、读音等方面都不一定是规范的和标准的。汉字书写要做到先中间后两边、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等笔顺序规则的。所以一年级教师不仅仅是正常的教学，更应该及时重点发现你的学生某些方面的不足，及时改正，养成良好的习惯。汉字的书写是有规范要求的。只有按照规范的要求去书写，才能书写的正确、自然、漂亮、流畅、潇洒。

第三，一定要按照教材和课标的要求严格训练、加强书写练习。在田字格中定位书写，笔画要到位，力度要适中。每一笔在横中线、竖中线的什么位置要强化指导，在什么位置起笔、收笔、如何行笔，要讲清并做标准示范，做到起笔、行笔合理，顿笔自然。一定笔笔到位、字字认真。牢记“提笔就是练字时”，汉字书写要做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每天要掌握一点一横等书写规律、规则。

汉字的正确书写是一种习惯的养成，能够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拓宽学生的知识面、陶冶情操。规范、端正、整洁地书写汉字是有效进行书面交流的基本保证，是学生学习语文和其他课程，形成终身学习能力的基础；热爱祖国文字，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具备熟练的写字技能，并有初步的书法欣赏能力是现代中国公民应有的基本素养，也是基础教育课程的目标之一。小学在减轻学生练字负担的前提下，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写字能力，提高写字水平，并且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全面素质教育，提高教学的整体效益。在写好、写美的过程中，使学生得到美的陶冶和爱国情感、良好品格的培养，促进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其实这不仅是小学教育与学前教育的矛盾，更应该说是与素质教育要求标准的矛盾。

4.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特征分析 篇四

摘要：研究不同城市规模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情况，并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特征和务工经历与职业流动稳定性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平均1 a换一次工作；小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男性、年龄较大、已婚、进城务工年限较长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更稳定。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城市规模；稳定性；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61（2014）12-0077-04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来到城市来寻找务工机会，因而出现了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带来了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农民工总量为2.69亿人，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为1.00亿人，占60.57%。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人生观、价值观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从小的生活环境较好，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就业偏向于长期性。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第二、三产业的主力和支柱，因此，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职业流动特征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职业流动的稳定性，对于城市第二、三产业的稳步发展和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数据来源及概念界定

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2012年7―8月的调研结果。在辽宁省按照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从高到低选取了大、中、小三类城市规模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研，同时在各个行业进行分层抽样。其中：沈阳市为辽宁省省会城市（大城市）；鞍山市、锦州市属于地级市（中等城市）；北镇市、台安县属于县级市（小城市）。最终获取有效问卷651份。

1.2 概念界定

新生代农民工：指1980年以后出生，户籍在农村，出生在农村，未受过高等教育，来到城市从事非农就业3个月以上的农民工。

职业流动：指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就业后，再次更换用人单位、职业、工种或就业城市的流动行为。在同一个用人单位中职位、收入的变化不算作发生职业流动。其中换工作的次数是职业流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及职业流动稳定性。样本描述性分析

2.1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

职业流动频次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时变换工作的次数。若未更换过工作，职业流动频次计为0；若从事过两份工作，即为换过1次工作，职业流动频次计为1；以此类推。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33.18%的人没有换过工作，有93.10%的人换工作不超过3次。在大城市中，未进行过职业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同时在大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达到5～6次的占比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可见，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个体间差异较大。

从职业流动频次可以初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的情况，但在城市务工时间较长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必然较多。为了更准确地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稳定性，本文继续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务工时间。农民工务工特征与城镇职工不同，他们过年回农村老家后，来年再回到城市务工有些人就会更换工作地点及工作单位，因此，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做到1 a以上，认为这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比较稳定；相对的，平均每份工作做不到1 a就会跳槽，认为这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不稳定。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70.05%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比较稳定；29.95%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做不到1 a，即职业流动不稳定。在小城市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中等城市和大城市。

2.2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交叉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会根据其个人条件来决定是否频繁更换工作。本文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来分析个人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有71.40%的人职业流动较稳定，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6.15%的人职业流动较稳定，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农民工更多的要兼顾家庭，在工作上的精力比较少，因此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男性。年龄大于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较稳定的占比要高于小于等于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农民工开始倾向于找稳定长期的工作。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比较稳定的占比为83.70%，高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没有显示出明显的联系，但读过中专或技校的新生代农民工有90.91%的职业流动都比较稳定，这可能是因为中专或技校已经为他们的就业确定了基本方向，因此其职业稳定性较高。

由于在城市务工经历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稳定性也有很大差异。本文主要选取进城务工年限来研究就业经验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选取进城务工前技能熟练程度、是否接受技能培训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水平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年限越长，就业越稳定，进城务工大于9 a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都做了1 a以上。进城务工前的技能水平是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经历的起点，在进城务工前没有学习过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稳定的占比为70.13%，略高于学过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同时，在务工期间未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稳定的占比为70.82%，略高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两个数据都显示出有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的频率要高于无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这可能是因为当新生代农民工掌握某种技能后，其人力资本中专用型人力资本得到了积累，使其找工作具备了一个优势，因此相对其他人来说比较容易找到工作，这样他们会选择多次更换工作，以求最终找到工资、保障、工作环境等相对高质量的工作，因而降低了就业稳定性。结论与讨论

本文分析了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特征，进而研究了个人特征、务工经历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由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其年龄的增长及在城市务工经历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寻找长期稳定的工作。掌握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找工作上具备优势，但他们却倾向于频繁跳槽，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就业的选择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在注重工资收入的同时也重视用人单位提供的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等，这就使他们找工作有了更多的条件和要求，因此他们多次更换工作以找到最满意的工作；二是很多企业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但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未升高的情况可以看出，技能培训并没能有效地留住他们在本单位长期就业，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用人单位提供的技能培训正规性较差、质量较低、应用范围较小。

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稳定性，首先，政府和企业要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拉进他们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的差距，以增强他们在城市务工的归属感，使他们更愿意在城市长期、稳定地就业；其次，用人单位要重视技能培训的作用，重视培训质量，这样才能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单位、本岗位有长期就业的意愿。

参考文献

5.新生代农民工两点三联职业教育思考论文 篇五

按照中共秦皇岛市委十届七次全会精神，确立秦皇岛今后一段时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突出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着力加快城乡统筹发展进程，扎实推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富庶文明和谐”的滨海名城。全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整体素质，既是当务之急，又是战略之举。实践证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工作的健康发展，深深地依赖于当地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深刻认识，依赖于社会各界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工作的高度共识。应当看到，虽然目前是流动人口问题最多、解决难度最大的时期，但辩证地看，这也是千载难逢的“人口红利期”。必须从强化人力资源开发、统筹城乡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重要性，采取有力措施保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工作的顺利进行。

4.1强化工作职能，密切分工协作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素质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政府部门必须打破既有的思维定势，把做好农民工工作纳入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进行考虑和安排；要将提高农民工素质列入工作议事日程，纳入工作目标考核，真正做到“不缺位、不错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形成一个机制，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为此，可以主要采取七项措施：

4.1.1完善协调机制

在秦皇岛市政府领导下，农民工办公室组织协调有关部门，统筹规划全市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工作，根据河北省农民工培训规划并结合秦皇岛实际，编制培训规划和计划，明确培训规模和重点；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建立培训项目管理制度，完善政府购买培训成果的机制，实行公开招投标办法，统一认定农民工定点培训机构；建立培训质量效益评估指标体系，统一培训考核指标、考核程序和考 核办法，积极探索第三方监督机制，对培训成本、培训质量和就业效果进行考核评估。

4.1.2发挥职能作用

县（区）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按照规划要求，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积极主动地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工作。劳动部门协助县（区）搞好非农技能培训、鉴定发证和劳动力转移就业登记跟踪服务等工作；教育部门增设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相关培训科目，对新增的农村劳动力进行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财政部门负责农民培训资金的筹措和落实；农业部门围绕“绿色证书”、“青年农民培训”工程的实施，积极开展农业科技培训；工商部门围绕“蓝色证书”工程的实施，主要抓好乡镇企业岗前岗位技能培训；科技部门围绕实施“星火产业带”计划，重点抓好星火企业家的培训；建设部门围绕城乡建设需求，大力开展建筑技工培训；司法部门围绕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开展法律知识培训；共青团、妇联围绕“农村青年创业成才行动”和农村妇女“双学双比”活动，组织开展了实用技术、家政服务等项培训。同时，各驻外机构广泛收集传递用工信息，积极开辟劳务市场；其它相关部门也根据自身职能，开展力所能及的辅助工作，使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工作走上规范化的轨道。

4.1.3密切配合协作

各级各有关部门在市农民工办公室的统一组织领导下，切实加强领导，确定专人负责，分工协作，密切配合，积极为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在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地推进农民培训工作当中，市人大将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作为重点建议案进行督察办理，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到外地学习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输转工作经验，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新生代到农民工培训工作任务上来，为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4.1.4发挥行业指导作用

行业主管部门要对本行业依托企业开展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进行协调和指导，充分发挥行业管理优势，在培训标准、培训内容和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强对农民工培训的监督检查。结合行业特点和企业用工需求，办好职业学校和 培训基地。各级行业组织要积极发挥作用，优化培训资源配置，做好行业人力资源预测，为企业提供培训信息等中介服务，重点抓好校企合作，形成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富有特色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项目。

4.1.5强化企业培训责任

企业要把新生代农民工纳入职工培训教育计划，确保新生代农民工享受和其他在岗职工同等的培训待遇，完善企业与技工院校联合开展培训的政府激励机制，重点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岗前培训、在岗技能提升培训和转岗培训。鼓励企业依托所属培训机构或委托所在地定点培训机构，结合岗位要求和工作需要，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参加技能提升培训；鼓励企业选送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脱产、半脱产的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推动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工的技能提升培训；鼓励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的大型企业与技工院校联合举办产学结合的农民工培训基地；鼓励企业为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提供实习场所和设备；鼓励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举办农民工业余学校；鼓励企业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竞赛。

4.1.6加强督促检查

全市农民工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政府农业办公室，主要负责调查研究和农民工培训工作政策规划的起草工作，承担着监督、检查、综合、协调职能。秦皇岛市政府农办专门制定强化农民工培训管理的政策措施，建立监督考核机制，定期不定期的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及时研究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工作中出现疑难问题的解决意见，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了基本依据，保证农民工培训任务的落实。

4.1.7加大宣传力度

要通过多种渠道大力宣传有关政策，督促指导行业、企业、基层劳动保障工作站点和培训机构做好各类培训的组织工作，广泛动员农民工参加培训。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市场、群团组织、农村中小学校、技工院校、职业学校、农技推广站、村（居）委会及各类新闻媒体的作用，及时发布培训项目、培训机构、教学师资、实训设备等方面的信息，为新生代农民工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和培训项目提供便利条件。积极探索农民工培训的客观规律，加强对中长期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发展规 划以及政策的分析研究，及时总结推广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工作的先进经验。对在农民工培训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表彰奖励。

4.2提高培训质量，创新管理制度 4.2.1实施分类培训

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需求，进一步规范培训的形式和内容，提高培训质量和效果。外出就业技能培训主要对拟转移到非农产业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开展专项技能或初级技能培训；技能提升培训主要对与企业签订一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在岗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提高技能水平的培训；劳动预备制培训主要对农村未能继续升学并准备进入非农产业就业或进城务工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籍退役士兵进行储备性专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主要对有创业意愿并具备一定创业条件的农村劳动力和返乡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提升创业能力的培训；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培训主要面向县域经济发展，重点围绕县域内农产品加工、中小企业以及农村妇女手工编织业等传统手工艺开展培训。

4.2.2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有关部门及培训机构要加强市场调查，及时掌握用工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技能需求的状况，合理设置培训专业（工种），及时调整培训课程和内容。要重点加强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吸纳就业能力强、市场容量大的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以实现就业为目标，根据产业发展和企业用工情况，组织开展灵活多样的订单式培训、定向式培训。采取理论学习、技能操作和生产实践相结合，集中学习与业余学习相结合的培训方式。职业技能培训要包括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培训，实际操作培训时间不少于总培训时间的2/3；创业培训包括创业意识培训、创业知识培训和创业服务。定点培训机构在培训前应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国家职业标准和当前有关职业发展状况，制定职业（工种）培训大纲。

4.2.3强化考核与技能鉴定机制

严格培训结业考核和发证制度，对于培训机构承担的财政补贴培训项目，要 4 建立统一规范的结业考核程序，加强对考核过程、考核结果和证书发放的监督检查。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按规定程序和要求考核合格后，颁发培训合格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鉴定，积极支持企业开展培训考核和技能鉴定工作。对经鉴定合格并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新生代农民工，按照规定给予一次性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4.2.4加强培训基础管理

各部门要根据培训需求，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专兼职师资队伍建设，在全市范围内选拔思想素质好、业务水平高、具有一定专业特长的教师任教，聘任各相关部门、站所的专业技术人员作为兼职教师，定期到培训基地上课，同时每年从高等院校的优秀毕业生中招聘一定数量的教师，补充到培训基地做专业教师，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基地正常的教学实训需求。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工作的实际需要，抓好培训教材规划编写和审定工作。

4.2.5建立实名制管理制度

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台账和转移就业台账，对培训对象实行实名制管理，建立统一的培训学员信息库。发挥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基层劳动保障工作平台的作用，将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信息管理纳入就业信息管理系统，提供统一高效、互联互通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信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教学和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实现就业与培训的有机结合。有关部门应该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统计工作，准确统计参加培训项目的实际人数，并按季度报送省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4.2.6强化资金管理，完善培训补贴制度

要积极协调财政部门，将新生代农民培训资金列入财政预算，进一步加大培训资金投入，并按照统筹规划、集中使用、集中调配、捆绑使用上级财政、教育、劳动、农业和各经济部门的预算内农民工培训资金，做到渠道不乱、用途不变，打捆整合、财尽其用，统筹协调、各报其帐，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集中力量办大事，改善培训的设备设施，扩大培训的规模，提高培训的效益。完善农村劳动力培训补助政策，实行普惠制的职业技能培训鉴定获证奖补制度，以《职业 资格证书》或《专项能力证书》为补助依据，提高补助标准，增加再补贴次数，引导农村劳动力培训由“重数量”向“重质量”、由“补过程”向“补结果”的转变。

4.3整合培训资源，组建培训基地

当前秦皇岛市参与农民工培训的部门多、项目多、资金也不少。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各部门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不能有效地配合和协调，结果使培训不能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有机地结合，培训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并造成重复培训、为培训而培训的情况。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11号）和河北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意见》（冀政〔2010〕79号），针对秦皇岛市职业培训教育资源点多、面广、规模小、资源效益差、重复浪费、难于形成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状况，对现有农民工职业培训资源进行战略性整合重组，依托高校教育资源和职业院校建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基地，打造秦皇岛市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航空母舰”。应该做好以下三点：

4.3.1整合农民工培训资源

按照农民工培训总体规划和布局，摸清新增农民工培训需求，建立培训资源库；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现有教育培训资源，共建共享共用，提高培训资源利用效率，新增农民工培训资源要重点投向欠发达地区和薄弱环节。依托现有培训资源提升改造农民工培训示范基地；依托技工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劳动就业训练中心、农民（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等各类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依托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网等资源，推广农民工网络培训、广播电视教育和电化教育。

4.3.2认定定点培训机构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合理布局、择优而定的原则，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农民工定点培训机构。省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要按照联席会议制定的《农民工培训定点培训机构招投标管理办法》，根据人力资源市 场的供求状况下达详细的培训计划，通过招标、投标等形式，选定农民工定点培训机构。

4.3.3规范培训机构管理

对农民工定点培训机构实行动态管理和退出机制，定点培训机构应在省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统筹协调和指导下积极开展培训工作。建立培训效果评价制度，每年年终对定点培训机构中标项目进行评估，根据其专业设置、培训内容、课程安排、收费标准、招生情况、学员结业率、职业技能鉴定合格率以及培训后就业率等综合考评情况给予评估，对考核不合格、有违法违规行为、将承担的培训任务委托转包其他单位等情形的，直接撤销其定点培训机构资格，不得进入下一招投标范围。

4.3.4建立绩效考评机制

省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制定绩效考评办法、统一组织对培训项目的考评。各成员单位要按照统一部署和要求，组织开展本部门培训项目的考评，按时向省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绩效考评报告，并对考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省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按照培训规划要求，对设区的市农民工培训工作进行考评。绩效考评结果将作为安排下一培训计划、分配省级财政补助资金的重要依据。

4.3.5加强社会监督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工作透明度，及时、全面地向社会公开农民工培训项目实施情况、定点培训机构情况、资金使用情况。有关部门要设立公开电话，接受社会监督，做到培训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对出现的问题，要及时提出整改意见，不断完善管理措施，提高农民工培训的管理水平和培训质量。

4.4输出地与输入地并举，协调推进培训工作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双重身份和双向流动的特点，对加强该群体培训提高素质而言，输出地和输入地的责任是同等重要的。秦皇岛对于本地新生代农民工 初次外出务工时，输出地培训责任重大，对于外来新生代农民工则输入地培训责任更大。

4.4.1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输出体系建设

秦皇岛应该以抓基地建设为突破口，内转外输相结合，实施多渠道、宽领域就业。建立域内输出基地、域外输出基地及劳务输入基地。由各地推荐一批输入秦皇岛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多、待遇高、信誉好、合作意向强的域外重点企业，进行全面考察，从中择优选取确立劳务输入基地，并正式授牌，建立长期稳定的劳务协作关系。

4.4.2开辟新的劳务输出渠道，扩大域外输出信息来源

在巩固原有输出基地的基础上，针对农村新增劳动力的情况，一方面通过政府驻外办事处和驻外劳务输出工作站，收集用工信息。另一方面加强对外联络，积极与天津、北京、青岛、大连等秦皇岛附近经济发达城市的人力资源市场进行信息联网，开辟一批新的劳务输出渠道，扩大域外输出信息来源。经筛选后通过基层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及时将劳务信息发布到乡镇、村屯和社区，保持劳务输出有足够的信息来源，充足的域外就业信息为保障劳务输出规模。

4.4.4建立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动态监测制度，实施分类指导

根据秦皇岛市流入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需求，实施分类指导，促进就业。对有一定技术和资金，并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落实创业扶持政策，提供创业服务，帮助他们实现创业，带动更多人就业。对掌握一定技能需求的新生代农民工，利用“两节”期间开展技能提升型培训，提高就业稳定性。对当前没有工作岗位的待业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技能培训，通过举办农民工专场招聘会、就业直通车送岗位下乡等、“春风行动”等活动，解决本地企业对技术工人需求不足的问题。

4.4.5加强输出地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建设

输入地培训则应该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在岗技术培训和适应城镇生活的文明 8 素质教育。可以依托企业加强员工教育培训。一方面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法律手段强制企业对农民工开展必要的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另一方面可通过补贴资金、提供场所、选配师资、减免税收等措施引导企业加强安全生产、卫生保健、文化补习、劳动技能等方面内容的教育培训。可以依托社区加强面向农民工的各种服务工作。把农民工纳入社区教育和服务的范围，大力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转变为新市民的文化素质培训和职业技能及学历教育。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外来农民工培训学校，着力为外来农民工搭建学习的平台。要依托现有各类公共教育培训资源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工作。积极开放城市教育培训系统，加强对进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发挥全日制职业学校在培训中的龙头作用，逐步整合各类培训机构，优化培训资源，实行优胜劣汰，提高培训机构的整体水平。大力推行“订单”、“定向”、“联合培训”等模式，“面向产业、面向市场”，科学设置培训专业和培训课题。要利用行业协会独特的人才网络和技术优势，为本行业培养紧缺的高技能人才，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供人才支持。

4.5舆论推动，努力营造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浓厚社会氛围

社会舆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有着重要影响。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宣传报道，积极引导社会各方面树立理解、尊重、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的意识，营造善待、宽容、关爱新生代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

4.5.1加大宣传力度，让社会关注和了解新生代农民工

要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作为当前民生类宣传的重点。多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维护的舆论监督，及时反映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多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真实心声，让公众听到他们工作和生活在城镇的真切的内心感受，理解和体会他们心理上的孤独、落寞和居无定所的无根的漂泊感，呼吁全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多一些人文关怀；多宣传他们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平民英雄和先进典型，如行业技能状元以及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人物和先进事迹等，让社会公众看到可亲、可敬、可爱的新生代农民工形象。建议报纸、期刊、互联网等媒体策划开办一些专门服务新生代农民工、宣传新生代农民工的专栏、专题，为他们提供政策解读、知识普及、权益保护、用工及培训信息等方面贴近需求的文化和信息服务。电视等媒体可以通过纪录片、专题片等形式真实反映他们务工生活，让公众通过电视镜头更多地了解与认识。发挥新闻媒体的社会动员作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角，策划举办多种形式的主题新闻实践活动，以活动来吸引社会各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共同关注。

4.5.2加强舆论引导，让市民逐步认同和接纳新生代农民工

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分割，使得城镇居民习惯性地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城乡分治观念，这在客观上放大并加重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严重性，也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最大阻碍。尽管很多地方在称谓中给了新生代农民工“新市民”、“新产业工人”的定位，显示了城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认同和作为平等主体的尊重，但这一称谓的改变和新的身份确认，远未真正得到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内心的认同和响应。无论对城镇居民还是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要从内心接受这一角色并在行动上保持一致性仍需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和耐心。市民与新生代农民工和谐相处需要彼此之间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应该采取措施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参与城镇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通过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在企业和社区平等的成员资格，促进其参与企业和社区管理和服务以及自我管理和服务，增强其作为企业和社区主人的意识和活力。

4.5.3拓展城市居民群体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交流平台

6.专业社区服务新生代农民工思考 篇六

一、专业社区工作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理念

个人层次的尊重、人际层次的互助与社区关怀和社会政治层次的公平正义、民主、参与、制度取向共同构成了社区工作的价值系统,社区工作的价值理念是开展社区服务的基础,在社区层面开展新生代农民工服务也应遵循以下价值观:

(一)尊重。

专业社区工作与社会工作一样,强调尊重每个个体的价值与尊严,肯定每个个体的发展潜能和独立面对世界及其人生的能力。新生代农民工除了基本的生存方面的需求以外,也渴望被尊重、认同与自我实现。另外,不同于个案工作中强调案主个人能力的增长,社区工作往往更多地关注“集体增权”,即通过改善社区环境、解决社区问题、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以提升社区中的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每一位居民的价值与尊严。

(二)社区互助与社区关怀。

专业社区工作反对人际疏离与人情冷漠,强调社区互助与社区关怀。社区工作注重社区内不同阶级、性别、年龄、家庭、邻里之间关系的改善,人际关系的改善是个人获得发展的前提之一。在新生代农民工服务方面,社区工作应尽力消除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性心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营造共享、关爱、互助、关怀的社区氛围,提升社区凝聚力与归属感。

(三)公平正义与制度取向。

专业社区工作认为政府与社会具有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机会和福利责任,福利的供给应遵循普遍性原则,覆盖全体公民。然而,在目前的社会政策下,非户籍人口往往被排斥在当地的福利体系之外,所以享有较少福利与权益的弱势群体也应是社区工作关注的重点之一,社区工作也应关注辖区内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的福利诉求。

(四)民主与参与。

专业社区工作关注公民民主、平等、参与的权利,强调社区工作者应与社区居民一起共同商议社区的事务,并且尊重每位居民发表意见与平等参与的权利。不同的社区成员均有参与制订影响他们生活的政策及措施的权利,是社区民主的实质体现。新生代农民工也是社区成员,是社区生活的一分子,社区工作者应鼓励他们充分参与社区活动以及社区事务。

二、专业社区工作者的角色定位

专业社区工作者在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服务的实施领域可扮演以下角色:

(一)社区工作者作为调查者:调查了解社区流动人口状况。

社区工作应定期进行社区调查,及时了解与掌握社区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的基本信息,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居民信息档案。通过问卷、访谈等方法定期探访了解辖区内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状况与福利需求,搜集其对社区服务的形式、内容、质量等方面的意见建议与期待希望,这是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服务实施的基本出发点。

(二)社区工作者作为中介者:整合福利资源。

政府在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实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无法替代的。政府主导、企业支持、社区实施、民间参与是优化新生代农民工服务的基本路径,所以在社区层面争取社会支持,整合福利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搭建起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志愿者等服务供给方与需求方即社区内的新生代农民工是专业社区工作者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也是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服务实现的重要保证。

(三)社区工作者作为服务者::策划与运作社区服务与社区活动。

社区工作者应在掌握社区流动人口的现状与需求、理顺社区福利资源、评估社区服务方案可行性等的基础上,结合社区青年农民工的职业、家乡、兴趣等特点,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多元化的、满足其需求的,并且能引起他们参与兴趣的社区新生代农民工服务计划。社区工作计划往往通过项目化的方式进行运作,最后还有一个监控和评估计划的执行情况即社区评估的过程。

(四)社区工作者作为宣传者:指导新生代农民工如何获取福利资源。

社区工作者应积极向辖区内的流动人口宣传政府的福利政策、社区的福利性服务措施与社区举办的福利性活动。通过宣传,让新生代农民工懂得社区的福利资源与福利服务有哪些?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获取?具体的条件有哪些?……社区工作者应主动出击,通过家访、宣传海报、传单、电话联系等方式积极邀请辖区内的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活动与社区事务。

(五)社区工作者作为协调者::构建社区支持网络。

社区工者应通过广泛的社区宣传、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等措施,尽消除本地居民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歧视性心理,通过共同参与区事务,开展社区互助活动等方式,协调社区内本地居民与动人口之间的关系,培育社区关怀意识,消除社区人际冷漠,养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社区的归属感,促进其融入城市,共建帮互助的温暖社区,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支持网络。

三、专业社区的工作模式与介入重点

罗斯曼于1979年对美国的社区工作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出了社区工作的三大模式,即社区发展模式、社区计划模式和社区行动模式。社区发展模式是在一个社区之内,鼓励居民通过自助及互助的方式,广泛参与社区事务,解决社区问题,推动社区发展;社区计划模式是以实质性问题的解决为工作的关注点;社区行动模式假设有一群处于劣势的群体,他们需要被组织起来,联合其他人去向整个社会争取资源及取得符合公益及民主的对待。就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服务而言,社区工作比较适合采取强调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发展模式以及强调社区实质性问题计划解决的策划模式。即社区工作者一方面应动员辖区内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活动与事务,共同商讨问题的解决方法;另一方面应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具体需求与社区的资源,策划出具体方案为他们提供服务。

(一)情绪支持。

新生代农民工往往面临比较繁重的工作压力与生活负担,如果压力不能排解,他们很可能陷入巨大的失落感和无助感之中。在社区层面,一方面可以建设心理咨询室、心理发泄室、沙盘治疗室等专业的心理设施,为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社区居民的情绪支持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社区工作者可以联系相关专业资源,比如心理咨询师、个案工作者等,教给新生代农民工一些释放压力的方法,积极倾听他们的困扰,排解他们的焦虑情绪,并适时进行同情心的表达,指引他们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化解心理压力,积极地面对生活。

(二)家庭辅导。

家庭是个人的不可缺少的支持力量,家庭辅导与服务是新生代农民工社区福利的重点,具体工作内容可包括:婚姻辅导与子女照料。对于单身农民工而言,可以通过恋爱辅导、社区相亲会等方式帮助他们追求美好爱情与家庭生活。对于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为他们提供子女照料与托管服务,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是社区福利服务的重点之一。比如,可以以社区小食堂、儿童生活自理能力培训班等形式,为农民工子女提供生活照料服务。针对学生放学早、家长监管难的现状,社区工作者可结合志愿者等福利资源,承担起子女学校外的托管工作,托管的同时,可提供兴趣培训班、学业辅导班等附加服务。或者举行社区“家庭亲子乐”活动,即邀请身边有子女的农民工家庭参与,以家庭为本加强家庭功能,发展和谐的家庭关系。

(三)文体活动。

与老一辈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已不再仅满足于物质上的所得,他们也有旺盛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社区工作者应积极组织辖区内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文体活动,挖掘与培养他们的文体活动能力,满足休闲娱乐需求,促进其参与社会文化生活。一方面应完善社区文化服务设施,例如社区运动健身中心、社区网吧、社区阅览等等,或者采用流动服务的形式,为获取文化资源不便的新生代农民工尽可能提供多的享有文化生活的渠道。开展农民工读书节活动,举办各类文化艺术学习班(讲座),辅导并培训新生代农民工文艺骨干;另一方面可以在社区层面举办“艺术体验小组”、“社区劳动竞技大赛”、“电影进社区”、“社区同乡会”、“社区运动会”、“社区读书节”、“文化艺术培训班”等各类活动来满足青年农民工在文化体育方面的需求。

(四)能力建设。

社会工作的核心理念即“助人自助”,所以社区工作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服务的重点也在于加强其自身的能力建设,即强化其“自助能力”。首先,强化适应能力,社区工作者一方面通过社区就业培训等方式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的以能力发展为导向的继续教育服务,以适应城市生存与工作的环境;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社区宣传、社区关怀、社区活动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促进他们融入社区、融入城市。其次,增进就业能力,社区工作者一方面可联系相关机构为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有培训需求的居民提供免费或者低偿的就业或创业技能培训;另一方面可以以社区求职信息库为平台,与新生代农民工共享就业资源,实现农民工有序流动;最后,培养参与能力,社区工作者可在社区层面上推进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动力与能力的社区发展模式,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聚合力,增强他们对城市社区生活的参与愿望。社区工作者可以通过邀请、鼓励等方式,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到社区事务与社会公共事务中,增进其群体互动性和公益精神,提高自身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参与能力提升。

四、结语

新生代农民工对尊重、平等、交往、自我实现等有着更多的需求,更渴望融入城市生活,渴望与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福利。社区是最基层的组织,离流动人口最贴近,应为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提供以社区设施、社区服务、社区活动等为主要形式的社区福利。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与工作的聚集性决定了以社区为平台,以专业的社区工作的理念与方法为基础,开展社区服务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社区工作者可扮演调查者、中介者、服务者、宣传者、协调者的多重角色,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多元化与专业化的服务,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同时,促进其社区融入与城市融入。

参考文献

[1]徐永祥.社区工作[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7.新生代农民工两点三联职业教育思考论文 篇七

2012年,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工进城落户, 需要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 建立新生代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在制度、文化和身份层面上的相互认可, 保障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发展权, 促进城市和乡村真正深层次的融合, 才能有效推进中国的城镇化进程。

一、社会认同的界定

“认同”与主体密切相关, 是个体与外部环境作用的产物, 本质上是个体与社会互动的结果。社会认同通常是指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 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 反之则会带来价值性威胁和独特性威胁。当群体中的个体感受到社会认同威胁时, 其情感认知便会产生一种剥夺感和自卑感, 对外界群体的信任水平会显著的下降。

社会认同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 并一直处于持续而快速的发展进程中。社会心理学家泰弗尔和特纳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 区分了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 认为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 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与利益联系相比, 注重归属感的社会认同更加具有稳定性。因此, 在社会群体中, 人们会自动去区分内群体和外群体成员, 当人们归属于一个群体时, 他们就会给这个群体较高的评价并提供较多的资源, 反之则会被拒之门外。这样的认同会使人给内群体较多的资源以及正向的评价, 而对外群体成员则分配较少资源并给予负向的评价。前者被称为内群体偏向, 后者则称之为外群体歧视。[1]

处于社会核心的是社会影响, 通过这一机制人们会影响彼此的观念和行为。[2]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与社会认同危机的逐步显现, 当代社会中个体的社会认同危机日益突出, 个体的社会认同目的遭受挫折和磨难, 个体在自我或社会期待、异质社会交往活动中遇到了障碍。尤其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新生代农民工, 无论是其群体还是个体, 面临的社会认同问题更为严峻, 在认同形成的过程中没有完全享有选择和建构认同的自由, 遭遇着外群体的歧视。在现有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条件、社会环境等既定的条件下, 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相对客观的权益和地位关系难以打破,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路径进入了狭小逼仄的死胡同。

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现状

作为城市里的外来者, 新生代农民工在努力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常常受到城市社会的身份排斥、制度排斥、经济排斥和文化排斥。王春光从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认同、社区认同、组织认同和未来认同等七个方面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状况, 认为他们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以及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 其社会认同趋于不确定和不稳定。[3]周明宝从二元社会结构背景出发讨论了城市滞留型青年农民工的制度认同、人际认同和生活方式认同, 认为其认同危机会引发相对剥夺感、过客心理以及游民化等社会后果。[4]不难看出, 新生代农民工既无法认同城市社会, 又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同, 还减弱了对农村社会的认同, 成了既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的“没有根”的游弋者。

1. 政治认同危机

政治认同危机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缺失的状态。就新生代农民工而言, 本质上是一种情感倾向和心理归属的无依无靠, 决定着政治行为的选择指向, 并通过政治行为表现出来。

(1) 参政基础薄弱。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性质虽然同城镇职工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但在城乡二元体制下, 其农民的身份并未改观, 原有的歧视性制度依然存在, 自由迁徙流转及基本权益维护缺乏制度性保障。一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是村民自治, 但因其生活工作在城市, 基本上放弃了法律赋予他们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 囿于政治参与的“属地性”原则的制约, 没有城市户口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参加城市的政治活动, 无法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

(2) 参政意愿不强。基于现实政治的复杂性, 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对政治参与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理解, 不能忍受“权力寻租”、“暗箱操作”等徇私舞弊行为。例如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 候选人提名及确定正式候选人的程序缺乏透明度, 暗箱操作严重, 人为操纵与舞弊现象时有发生, 对农民工参与政治构成了负面影响, 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当选人的认同感不强, 导致他们整体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水平不高。

(3) 参政组织松散。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 其结构力量非常微弱, 几乎是无差量的非技术性劳动, “工作现场的讨价还价”很难付诸实施。他们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付诸于组织权的实现, 不过, 这样的组织在农民工群体中非常匮乏, 这使得农民工维权异常艰难。我国在城市还尚未建立起系统的农民工自治组织, 农村虽然已普遍建立了基层自治组织, 却没有得到全面的发展与完善。此外, 社会不良现象对政治生态带来的负面影响, 使他们整体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水平不高, 反过来影响了政治组织的生存与发展。

(4) 参政渠道逼仄。目前, 农民工组织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现有的工会组织体系, 把农民工整合到工会中去。二是成立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或群体。从理论上讲, 我国农民工已经具备多种体制内利益表达渠道, 但这些渠道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可操作性, 新生代农民工往往被排斥在各种组织之外。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接触的机会较少, 加剧了他们与主体社会的分离, 也间接切断了他们政治参与的道路。

2. 经济认同危机

经济认同危机主要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就业难、工作辛苦、工资收入低、生活贫困、缺乏保障的状况。

历史上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 造成了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的种种不平等。尽管近年来户籍管理制度出现了松动, 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军, 但户籍的身份管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农民工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中, 只有24%能被个体特征的差异所解释, 而剩下76%是由户籍制度及其一系列城市倾向福利体制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5]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困境具体表现为:一是薪酬缺乏保障。二是工作环境恶劣, 缺乏必要的安全防护。三是休息权力没有保障, 超时间、超强度劳动现象普遍。四是社会保障缺失, 不能平等地获得就业权利和公共就业服务。

3. 文化认同危机

文化认同危机主要是指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较之城镇职工技能素质较低和就业竞争能力较弱的状况, 以及在城乡两种文化间对立和冲突中产生的矛盾纠结心理。

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城之前已基本完成了农村文化的社会化, 进城后又获得了城市文化的再社会化, 以开放性和流动性为特征的城市文化与相对孤立保守和自我封闭的乡村文化产生强烈的冲突。城市的繁荣使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失去乡土社会的认同, 但是城市的文化排斥又使他们倾向于从乡土文化、血缘关系中寻求心理安慰。资料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与城市居民保持一定的接触, 但真正遇到困难时, 其中主动找老乡的占48.25%, 找朋友的占16.96%, 而寻求城市居民和政府帮助的占12.94%, 说明他们的文化心理归宿感仍然是乡土文化。[6]新生代农民工处在城市和农村的文化边缘, 陷入文化认同的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乡土文化认同危机的产生从表面上看是我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巨大差距所致, 实质上却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在大力加强农村经济建设的同时严重忽视了乡村文化建设, 致使乡村文化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涤荡下日渐萎缩。尤其在城乡发展失衡的中国社会, 受制于观念、语言、行为、风俗等文化差异的影响, 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带有的乡土文化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见, 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自卑感, 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危机。

4. 身份认同危机

身份认同危机是指在现有的劳动分配制度下, 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与能力的差异必然导致群体内部的分化, 导致群体内部不同成员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的差距。就新生代农民工而言, 身份认同危机主要是指农民工期望得到城市社会全面的认可和接纳, 对自己的身份重新认定, 但是面对强制性制度认定和习惯性的市民认定, 理想中的认同目标与实现可能性之间的矛盾, 使大量城市中的农民工处于进退失据、非城非乡的一种“双重边缘人”的尴尬窘迫的状态, 从而导致其身份认同的混乱。

谈及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美国社会学家帕金的“社会屏蔽”理论认为, 当一个社会团体获得的某种资源和机会有限时, 他们会通过一些程序, 将这些资源和机会给予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户籍制度明显具有社会屏蔽作用, 农民和市民具有不同的身份, 享有不同的社会权利, 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 并且具有不同的机会结构, 导致二者之间有明显差异。可以说, 正是这一系列行政壁垒的阻碍才一步步演化为今天农民工被歧视的现状, 使进城后的农民工无法融入到城市, 这一结果使农民工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多地否认自己的农民身份, 但又无法给自己一个肯定的身份界定。从职业上讲, 他们是工人。从地域上讲, 他们是市民。但是制度上法定身份上他们是农民, 他们始终处在现实身份和制度角色的错位之中, 一直处于市民和农民、城市和农村的彷徨之中。

三、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路径选择

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 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持续健康发展, 关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特别是随着社会的转型, 人们更需要切实的勇气加以面对, 需要从个体及群体社会认同的环节、机制等方面尽快解决存在的认同危机。

1. 创设有效条件, 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保驾护航

偏见的降低显然是政治问题, 它关系到少数人群体怎样获得根本的社会变迁, 或者怎样创建这样一个“社会契约”:他可以保证社会改革能够逐渐弱化极端的不平等和僵化的刻板印象。当下, 政府必须积极作为, 下大气力解决与群际背景有关的问题。具体说来,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政府行政管理职位要向农民工开放, 使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获得一定的政治发展空间, 提高其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保证农民工代表参选的适当比例, 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创造更多积极的条件;建立农民工政治参与组织, 实现农民工有序化的政治参与。其它策略还有, 一是舆论的宣传引导。从本质上说, 新闻媒体应该成为宣传社会公正的阵地, 倡导全社会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文化氛围, 纠正社会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一些不和谐声音。二是强调企业的义务。企业应着力改善诸如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居住条件等方面的问题, 为本单位招用的工人提供符合基本卫生和安全条件的居住场所和发展空间, 解除新生代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三是强调工会组织的作用, 改变“弱劳工强资本”的状况, 实现劳资关系的动态平衡。

2. 破除体制弊端, 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提供制度保证

所谓的“弱势”并非一种社会分类, 而是一种权力的现状。于是, 边缘化并不是因为空间位置, 二是接近权、机动力和可能性上的定义。[7]在某种程度上, 农民的福利不仅取决于他们拥有多少资源 (包括人力、物质和金融) , 还取决于要素市场的运作状况 (包括劳动、土地和资本市场) , 确保农民充分享用经济增长成果的途径只有一个, 那就是改善要素市场的运作。[8]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顶层设计来进一步推动制度融合、文化融合、社会融合及心理融合, 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一要变革户籍制度, 从根本上淡化户籍制度的“管制”功能。二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 稳定进城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三要规范劳动就业制度, 建立一个统一、开放、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四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全国联网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网络化管理平台。在实践中, 不妨以落实农民工就业落户政策为突破口, 放开城乡二元的户籍限制, 取消以身份为识别的隔绝制度或政策, 进而降低城市化的成本, 包括降低就业成本、居住成本和教育成本, 在不降低服务质量的条件下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 使符合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得了、留得下、过得好”。

3. 重视文化建设, 积极回应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诉求

千百年来守土一方的农民在城市化的浪潮中走进了城市, 但要真正融入城市, 由农民转变为市民, 不容忽视的是文化认同。[11]调研结果显示, 近年来各地在保障农民工基本文化权益、丰富农民工精神生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 但农民工生活环境中基本的文化设施、设备还比较缺乏, 文化权益仍然缺乏制度性保障, 尚未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特别是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的新生代农民工, 对文化服务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和期待, 加强对农民工文化权益的保障显得更加迫切。推动农民工文化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 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当地政府要为农民工搭建与其他群体进行文化交流的桥梁, 以文化方式塑造公共平台, 促进社会认同感、归属感和社区公共精神的成长壮大。二是用工企业要加强人文关怀, 重视农民工文化工作, 建立必要的文化体育设施, 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体育活动, 将此作为提升企业凝聚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三是建立经费保障和制度保障, “针对农民工的特殊文化需求, 建立农民工文化专项经费”、“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对农民工文化活动、文化项目和文化设施等的捐赠”等, 形成持续、稳定、长效的经费保障机制。

4. 提升群体素质, 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向上层流动提供支持

提升农民工自身的素质, 不仅是其走出社会认同困境的基础, 也是促进其向上层社会流动并自觉融入社会新阶层的源动力。需要指出的是, 农业劳动者是上升流动机会最少的社会阶层, 绝大多数没有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和渠道。有调查显示, 52.9%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企业的培训。在接受过企业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中, 有41.8%的人仅接受过1次培训, 2 8.6%的人接受过2次培训, 这严重地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 造成了一种社会流动惰距现象。[10]为此, 一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应该有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知识、技能和修养的意识, 增强融入城市的自觉性, 逐步增加对城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的理解和学习, 努力使自己适应城市的生活;另一方面, 政府和社区要通过开放市民学校、农民工夜校等社区教育资源, 增加对农民工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相关培训, 为农民工自身素养的提高提供支持和保障, 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此外, 还要鼓励和指导他们发现更有效的城市资源, 捕捉更多的发展机会, 从而突破自身原有社会关系网瓶颈, 积累更多社会资本。

四、结束语

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必须完成的变革, 比已经完成的更为艰难。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 除了氛围营造、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和素质提升等举措外, 还要充分估计他们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的具体困难, 采取更加综合的措施, 调动全社会力量的支持, 通过政府、组织和个人三方面的共同努力, 缩短其城市化进程的过程。同时, 有助于在小城市和城镇创造非农就业机会的政策建议需要很多的政府参与。假如农民未来能够完全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 那么每年就必须新创造出数以千万计算的非农就业机会。从长远来看, 要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安居乐业, 必须建设好乡村, 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 促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态文明向农村延伸, 加快城乡一体化,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就地转移。

参考文献

(1) 张莹瑞, 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J].心理学进展, 2006, (03) .

(2) 迈克尔.A.豪格, 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 2001, (03) .

(4) 周明宝.城市滞留型青年农民工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J].社会, 2004, (05) .

(5) 李爱芹.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危机及其化解策略[J].广西社会科学, 2009, (08) .

(6) 王艳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 2007, (05) .

(7) 斯图亚特.霍尔, 保罗.杜盖伊.文化身份问题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

(8) 迪.盖尔.约翰逊.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9) 李国新.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引重视:关注新生代文化需求[N].人民日报, 2011-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