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天堂,下有家乡作文

上有天堂,下有家乡作文（通用6篇）

1.上有天堂,下有家乡作文 篇一

西湖美景三月天  春雨如油柳如烟。

我这回真好也赶在了三月份 ，阴雨天 开始西湖之旅

真实的西湖 景色还算不错 沿着岸边悠闲地散步很舒服

西湖十景的名字起的好 但是走进了 却全然没有诗意的感觉  身后的 就是断桥残雪

走进了 看看  古桥都成了柏油路

西湖十景的名字起的好 但是走进了 却全然没有诗意的感觉  身后的 就是断桥残雪

苏提春晓 中的一段  芳草茵茵  微风徐来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已经去过，那么杭州便成为了我的目标。到了西湖已经是傍晚，天快暗下来了。但西湖边上游人络绎不绝。真实的走进西湖并没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感慨。也许是现在的环境无法和古时媲美。沿着堤岸走，时不时有船家邀请你荡舟西湖，可天色已晚，湖面上雾气较大且收费较贵，只好放弃了乘船的念头。西湖十景名字起得很有诗意，断桥残雪，苏提春晓，雷峰夕照，经典确实精致，本该石阶砌成的古桥已经换成了柏油路。在苏提春晓一段看两旁柳枝吐出嫩绿色的青芽，这一段距出发地较远，游人较少，却是难得的清净。拾一个长凳临湖而坐，面向湖心举目远眺，无线遐想。走进雷峰塔天已经黑了，相机拍不下来就没有进去。走累了。饿了，打个车，去趟小吃一条街，什么西湖醋鱼，干炸响铃，东坡肉美美饱餐一顿。吃饱喝足，再去旁边的古色古香的街市转一转，老字号的店面扎堆开，丰富之极。

2.“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民谚源流 篇二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在前，杭州在后，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可能当时苏州的地位是在杭州之上。在唐代曾有所谓“扬一益二”之说，指的是扬州和成都是当时我国东西两大繁荣的大都会，但白居易在《齐云楼晚望偶题》诗中说：苏州“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这说明当时的苏州人口超过了扬州，苏州的繁华仅次于唐朝的国都长安。白居易又把苏州和湖州、杭州作了比较：“霄溪（湖州）殊冷僻，茂苑（苏州）太繁雄，惟此钱塘郡，闲忙正适中。”可见当时的苏州的繁荣超过了杭州。只是后来白居易做了杭州太守，接着又来苏州任太守，当他身临苏州的郁秀湖山之中时，不禁发出这样的赞叹：“曾赞钱塘（杭州）兼茂苑（苏州），今年未敢若夸张。”这就是说苏杭风光各有千秋，怎能分其上下呢？后来《吴郡志》中又提到“当时苏之繁雄，固有浙右第一矣”。可见，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民谚中把苏放在前、杭放在后，是通过长期的斟酌而不是随意的。

“苏湖熟，天下足”，这是宋朝苏州地区流行的另一首民谚。苏州比杭州较早脱离海水影响，太湖湖积物形成的土壤十分肥沃，自古以来苏州地区的农业生产就比较发达，宋代太仓人郏就发表过“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无过于苏州”的议论。农业生产是根本，由此推动苏州地区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手工业，其中最突出的是丝织业和造纸业，有所谓“茧薄山立，缲车之声，连甍相闻”之称，著名的宋锦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此外苏州还出现了许多制造业作坊，如漆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竹藤器作、纸坊、雕版印作、酒坊、糖坊、鞋帽坊、裁缝作、制竿作、金银作等等，有的作坊已从家庭手工业发展成规模很大的作坊，内部有相当程度的分工。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就说苏州人“恃工商为业，产丝甚饶，以织金锦及其他织物”，“其城甚大，周围有六十里，人烟稠密，至于不计其数”，“苏州是一个颇为名贵的大城”；宋龚明之在《中吴纪闻》中称赞苏州“风物雄为东南之冠”。特别应指出，当时苏州的造船业已很发达，各种产品经娄江、浏河远销到日本、南洋等国，通过运河、长江内销到各地，附近各地的商人贩夫更是“竞与吴人为市”，市场上各路商贾云集，车水马龙，摩肩接踵，热闹非凡，盛极一时。

至于杭州，本是一浅海湾，成陆之后有的地方仍在波涌浪淹之中，有些地方到唐朝景龙四年（710年）才逐渐形成平陆，开始种植桑麻，辟为人居之地，潮水还经常奔涌入城。到了隋朝，经过六朝时期的发展，才具有“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之势，隋大业六年（610年），江南运河凿通，杭州是大运河的终点和东南支道的枢纽，地位才日显重要。中唐以后，杭州已成东南名郡，钱塘江口海舶畅通，沿海贸易都集中在杭州，当时全国财政收入只有一千二百万缗，杭州的商税就占1/24，其繁荣初露的情况可见一斑。

待到发生“安史之乱”，北方人大量南迁，苏杭地区的人口骤然猛增。到北宋末期金人南侵，汴京（开封）被劫掠一空，宋朝经济重心被迫南移，1138年赵构建都临安（杭州），杭州就成为南宋的首都。南宋皇帝赵构讲究玩乐享受，大兴土木，把西湖开辟为一个游览胜地，杭州变成了他尽情享受的安乐窝，逐渐才使杭州变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在许多古代文献中，如《咸淳临安志》、《淳临安志》、《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事》等，对南宋都城杭州风物之繁荣，都描写成升平之乐园，尤其是对西湖风光之赞美无以复加。历史上杭州的园林，大多建于南宋，在南宋一代150年间新建花园近百处，光是皇帝御花园和诸王的园林就有二十几处，园林非但遍布城内外占尽湖山之胜，而且规模宏大建筑精美，中外闻名的西湖十景，就是在南宋形成的。直到1276年元军侵入临安，赵家朝廷灭亡，才结束了杭州作为繁华国都的历史。马可·波罗所见到的杭州，实际上已是一个经过破坏的杭州，但得到的仍是一个世界上最美而最华贵的城市的印象，可见南宋时期杭州繁华的面貌是何等的鼎盛。

3.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动员 篇三

[内容摘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当前普遍存在于各级党委和政府工作中的一种极其不良的现象。主要体现为下级违反上级的政策、制度乃至法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大打折扣。这一现象的广泛存在，对确保政令畅通、维护党和国家政策的权威性、树立政府公信力、有效的完成政府职责危害极大，扼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对于确保党和政府各项政策的有效落实至关重要。

[关键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动因 对策

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本质、表现、案例及危害

（一）、本质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本质来说是把上级政策肢解、曲解为我所用，实现狭隘的地方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私利，实质上是一种消极的政策变通，是对原政策的背离。

（二）、基本表现

1、“添工加料”、附加条件的执行

在这种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者往往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在原来的政策里添加一些符合自身利益的东西，而添加的这些东西与原来政策内容相悖，缺乏应有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当政策执行者执行这些不合理的东西时，大大影响原定目标的实现，此即通常所称的“土政策”。这些执行者在明里打着理论联系实际、政策执行原则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旗号，但实际上，他们却是暗地里自立一套，谋取私利。

2、象征性、“走过场”式的执行

我国的政策制定与执行均属于直线网络系统，这个系统必须按照一定规则才能正常运转。因此，下级必须严格执行上级所作的决策，必须维护上级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如果有意见、有看法可以利用正规渠道和方式反映。但是在我国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很多象征性执行甚至抗拒执行的现象。

3、改其实质、曲解其义的执行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往往是由于政策对执行者来说只是部分有利，因此执行者就仅仅实施这部分对自身有利的政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导致政策无法得到真正全面地贯彻落实，甚至会收到与政策初衷完全相悖的后果。

4、表面一致、阳奉阴违的执行

当执行机关执行的政策对自己的利益有损害的时候，他们就会制定另一套执行方案，从表面上看方案的内容与上级政策毫无二致，但实际上，方案的精神却与原来政策是相违背的。

（三）、经典案列 1、2012年6月11日下午，“上海发布”用长微博详细解答了市民对于“未休年假，工资怎么算？”的疑问。上海市有关部门同意“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假。对职工应休而未休的年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仔细分析上述方案，可以发现，这一方案势必使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规定名存实亡，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典型。为了保障职工身心健康，1991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文件形式下发了《关于职工休假的通知》。文件明确规定：“凡是符合休假条件的职工都应安排”，任何单位“不得以不休假为由向职工发放或变相发放钱物。”这一规定已实施了十一年，若作上述修正，那这一规定将名存实亡。中央和国务院既然下发了这一通知，那就说明休年假是有科学依据和实践可能的。“因工作需要而不能休假”无非就是一种藉口。这个社会无论离开谁，日升月落，地球照转。不可否认，也有部分职工不休年假，或休不足天数的，那公休单一般以作废处理，从来也没人说要按加班计发工资报酬的。若这一方案实施，那大部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能从中增加到一部分工资。

2、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中央政治局明确提出，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2012年12月4日，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应该来说，“八项规定”是一个庄严承诺，体现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反映出中国未来施政纲领。然而，此项政策出台后，各地党政机关却频频出现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例。2013年新华网报道的“茅台酒装入矿泉水瓶宴请官员”等新闻，就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违反“八项规定”的“创造”。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统计，截至2013年12月底，自中央八项规定实施后，各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共计24521起，处理30420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692人。

（四）、主要危害

1、极大地败坏社会风气

应付领导视察的手段，有阿谀奉承，有弄虚作假，极不清廉。就连实行教育的学校，也不折不扣地这样去做，如此“以身作则”，会让广大学生每天耳濡目染与比如初中思想品德课教材观点完全违背的恶劣行为，与曾子杀猪的教育观点 2 完全相反。

2、极大地扰乱了社会秩序

下级处处违反政策，上级时时帮着瞒天过海，每一套规定都很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每一章法律都极有可能流于空泛，很多机构都充斥了虚伪腐败，使得社会管理被极大地扰乱。

3、极大地懈怠了社会的进步、吞噬改革成果

比如当代中国学生都有目共睹，所学的内容所需要的时间与建议课时数的时间通常（一般是三大主课的重点内容，包括顺时解答作业）是绝对不一样的，相比需要将近三倍的时间，比如一般初中很多文言文建议是2课时，而仅是结新课就需要1周多十几课时的时间。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存在，教育主管部门就会一直不知情，以至于学生的负担一直远远超出标准，成为社会的“盲点”。几十年的建议课时数几十年的实际所需时间一直就会存在极大的不吻合。总体体现在教育上就是极大地懈怠了教育的进步，应试教育的改革。当前很多领域都几乎找不出一个基本合政策的人，即便某个人自觉遵守政策法规，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整体吞噬改革的，政策本身存在的不足之处、难实行之处、现象就无法完善，导致人无论如何（由于政策无法完善，导致存在矛盾的不同政策规定无法解除矛盾）也无法贯彻执行政策。

4、极大地践踏民主

按理来讲，民主国家注意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权力分散到地区和地方，地方政府必须最大程度地向人民敞开和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反应。然而，现实情况是，人民实际无法管理到政府的工作，民主被极大地践踏了。

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成因分析

（一）、利益最大化追求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根本因素

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对一定社会关系中不同群体的利益进行的权威性划分。政策执行活动就是对利益的重新配置。而追求利益，是人之本性，“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可以看出，趋利避害是人之共性；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之所以从事政治经济活动，其根本的动因在于人们实现自己利益的要求；不同的社会阶级、集团、政党、个人从事政治经济参与活动，同样是为了通过影响政策，进而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利益是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旋律，这就必然导致各个利益群体为了本身的利益进行博弈，力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执行主体或者政策指向的目标群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一味强调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利益而对原政策的支解曲解。就地方政府来说，在有些地方，煤矿经济是当地主要的经济支柱，财政的主要来源，关闭 3 不合格的煤矿就是减少了财政收入，减少了官员的政绩，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出于地方利益的需要对中央要求清理小煤矿，关闭不合格的矿井的政策软拖硬抗，拒不执行，为查封的煤矿说情，打招呼；就政策目标指向群体即矿主来看，煤矿开采的巨额利润是其逃避政策的规制，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原始动力。资本只要有“有50%的利润就能铤而走险，为了100%利润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利润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二）、权力寻租是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关键原因

政策执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执行人员对自身的角色定位。执行人员一方面扮演着政府机关代理人的角色，充当公共角色；同时又作为普通社会的一员，充当私人角色。公共角色要求其代表人民利益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政策，然而，应然判断终究不等于实然判断，理想的行为规范和行政实践之间毕竟存在一定差距，由于“经济人”理性的存在，政策执行者也在时刻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执行方式，由于制度的不完善，这种角色错位极有可能导致权力寻租。权力寻租是权力所有者利用公权力直接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活动，是通过权力去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以获取物质利益。“权力寻租” 腐蚀的就是政策执行主体，通过政策执行主体角色异化改变公共政策的本意，使政策执行走样，甚至落空。在煤矿生产管理领域的“权力寻租”具体表现“官煤勾结”：官员或者利用公权力为不合格的，内藏安全隐患的小煤矿提供“官府”保护来获取利益；或者利用为煤矿企业办理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等证照收受贿赂，甚至官员及其家属自身就是矿主和股东；“官煤勾结”是公权力对煤矿经济生产的不正当的介入导致的权力腐败。政策目标指向群体即矿主通过利益回报的方式与政策执行官员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双方各取所需，却给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威胁，破坏了政策的权威性。“官煤勾结”使得煤矿安全生产政策的执行大打折扣，在安全监管、核定生产能力、证照审批等方面搞形式主义，走过场，结果就是使一些安全要求不达标，生产能力不足的小煤矿通过检查，照常生产，导致矿难多发。这种由于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主体相勾结导致的“对策”行为极大的影响了原政策的执行，甚至使原政策成为一纸空文。

（三）、政策本身的缺陷是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制度原因 政策得到很好执行，前提是政策本身具有合理性，而政策本身的缺陷构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诱发因素。政策缺陷体现为政策的多变、政出多门、政策缺乏科学性，不完整，不配套。今天这个部门在自己管辖范围制定一个政策，时过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又由另外部门匆忙出台一个政策，这些政策之间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建立起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性，造成政策执行起来普遍性的短期行为和投机行为，对新政策搞“上有政策、下有 4 对策”也就不奇怪了。煤炭产业经过了80年代的“有水快流”，承包搞活政策，又经历了90年代的企业改制、关井压产政策，政策变化大，使得各主体主观心理预期认为政策还要变化，就促使人们对现在的关闭小煤矿政策持观望态度，执行不彻底；就煤矿生产安全方面来说，《矿山安全法》、《煤炭法》、《安全生产法》和《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等对之都有规定，由于制定时间不一致，互相矛盾。有些条款滞后却没有修改。如，安全生产监管方面：原煤炭工业部制定颁布的技术标准要求：煤矿井下必须使用防爆电器,由于老矿井的设计却无法安装与使用防爆电器,客观上不能实施，为应付达标只好采取“下有对策”；国务院《煤矿安全监察条例》规定的处罚力度过轻，警告，记过缺乏实际意义，并且和人大制定《安全生产法》对煤矿安全事故责任人的处罚力度不一致，这种政策之间的“撞车”为政策执行者各行其是，各取所需提供了条件，造成对政策的选择性执行，避重就轻，无法威慑违法生产行为。

（四）、政策执行的监控不力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管理体制原因 冯.梅特和冯.豪恩把政策执行界定为“为了实现先前的政策决定中所确定的目标，接受有关政策指导的公共部或者团体所采取的行动”。简而言之，政策执行就是把政策付诸行动。但是“想当然的认为政策付诸实施的过程十分简单，一定会达到决策目标是错误的”在现实中，政策得不到贯彻实施甚至成为一纸空文的情况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是政策执行过程中会受到权力、利益和人的思想意识等主客观方面的干扰，所以必须对政策执行加以监控。监控的效果决定于监控组织的权威性大小，监控资源、监控信息、监控体制的完备情况。但是，煤矿安全生产的监控部门面临的却是监控的权威、资金、技术、人力、信息资源的严重不足问题。这就造成实际工作的几个工作人员监督几十甚至几百个煤矿，信息缺乏、检测设备落后，安全生产监控政策执行起来流于形式。甚至在煤矿事故的处理中，监察部门只有建议权，权威性不足，社会舆论、新闻媒体的监督缺乏实质制约性，且容易受权力干扰，导致一些政府和大型企业在政策的执行中大搞“对策”行为。

三、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题的基本举措

1、树立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正确政绩观是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基本前提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树立正确政绩观，首先要解决好“政绩为谁创”的问题，始终把群众的情绪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切实解决农民增收、企业改制、劳动就业、征地拆迁以及教育、医疗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用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实际成效创政绩。5 其次要解决好“创什么样政绩”的问题，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来创造政绩。再次要解决好“靠什么创政绩”的问题，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必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科学把握本地区本单位发展基础、优势条件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形成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并在具体工作中加以贯彻。

2、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是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关键所在

合理的公共政策需要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来保证，而民主决策和科学政策评估是保证政策科学性的前提条件。民主化决策要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既要发挥学术性团体、专业性咨询机构的作用，更要整合政府不同机构内部各种“智囊团”的作用，使不同部门制定的政策通过“智囊团” 这一桥梁得到相互协调、配套，增加政策执行的预期性和稳定性。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只有通过科学决策形成合理完备的公共政策，减少政策执行主体投机行为的可能性，减少违反政策所带来的违规收益，加大政策违规的心理成本和被发现几率，才能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获得的净收益趋向为零，甚至为负，消除“对策行为”产生的收益动机。

3、完善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是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核心内容 探索建立干部政绩的科学考核机制，是推动各地方、各部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抓手。要抓紧建立内涵更丰富、指标更科学、设计更完善的政绩考核体系，包括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环境保护等内容都要纳入考核体系。对干部考核评价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财政收入的多寡，还要注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力度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遵守程度。要在政绩考核中增加群众评价的比重，改变自上而下的单一政绩评价体系，融入企业、社会团体特别是人民群众的评价意见，使政绩评价主体多元化，彰显企业、社会团体和群众意见在官员政绩评价当中的重要作用，使地方官员在注重政绩和升迁的同时，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多考虑公众需要和公众利益

4、完善政策执行的监控系统是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重要保证

政策执行者之所以敢于挑战上级政策的权威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策执行监控机构法律地位低，权威性不够。有的监控机构隶属于地方政府，受权力干扰大，独立性不强，造成下级监控上级、部门监控政府的问题，机构设计的先天缺陷致使监控效率递减，监控行为流于形式。要通过立法，以法律保障监控部门的独立地位，赋予其更大的监控权力，增强权威性使监控做到“有法可依”、“有权 6 可依”；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政策执行的监控系统，收集处理政策执行的完整信息，建立信息控制系统。

结 论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一现象的存在时代久远，和我们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也关系甚大。本文认真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本质、具体表现、主要危害，并说明了两个经典案例。在此基础上，深入细致分析了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制订了详细的对策措施。

总体来说，笔者认为，解决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体现在执行法律、法规和政策是要有刚性，对于“以对策对政策”的现象，在党内干部中首先要肃清，这也是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所在。不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将没完没了，政策法律的刚性就难以实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吞噬改革，是当前中国诸多社会问题解决的主要懈怠原因，解决了这个问题，进一步解决它所导致的其它社会问题才有可能。作为上级，应整改对政策落实无实效的视察工作；作为下级，不可自作小聪明，要努力落实政策；作为中央，应尽快作出更多的有效的举措全方面整顿该现象。

【参考文献】

4.上有天堂,下有家乡作文 篇四

2016-11-09 11:48:39 来源: 大河网(郑州)举报

多彩贵州网讯 11月9日上午，中央宣讲团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报告会在贵州省委大礼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沈春耀做宣讲报告。

沈春耀在宣讲中讲到：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做起。这是由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执掌重要权力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也是由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发挥示范作用的特殊职责所要求的。

全会通过的《准则》和《条例》都突出了高级干部这个重点，对高级干部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比如，《准则》第一部分就强调，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强调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须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准则》结尾时进一步强调，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要从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做起。《条例》也对中央层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比如，专门就党的中央组织的监督单设一章，强调中央委员会成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发现其他成员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的纪律、危害党的团结统一的行为应当坚决抵制，并及时向党中央报告；中央政治局每年召开民主生活会，进行对照检查和党性分析，研究加强自身建设措施；中央政治局委员应当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自觉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如实向党中央报告个人重要事项，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等等。可以说，这是两个文件的鲜明特色。下一步，党中央还打算制定一个高级干部贯彻落实准则的实施意见，把一些原则性要求进一步具体化。

高级干部要清醒认识自己岗位的特殊重要性，增强自律意识、标杆意识、表率意识，模范遵守党章。凡是要求党员、干部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是要求党员、干部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同时，要认真履行管党治党责任，在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各个环节敢抓敢管，做到职责范围内的问题能及时发现，发现的问题能及时有效解决。对高级干部，要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提醒、批评、纠正、处理，切不可一任了之、不管不问，切不可掩盖问题、护短遮丑，切不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领导干部中，发挥好“一把手”在贯彻落实《准则》、《条例》上的示范表率作用，对管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强对“一把手”教育的针对性、管理的经常性、监督的有效性，促使各级“一把手”带头遵守党章党规和宪法法律，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不断增强党性修养，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在高级干部中，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人员首当其责。中央层面每位同志，必须保持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必须坚决捍卫和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坚决听从党中央号令、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加强道德修养、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必须持之以恒反对“四风”，必须坚决同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作斗争，必须注重家风建设、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必须诚恳接受各方面监督。要从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建设好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重大意义，切实把中央层面的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搞好，以令人信服的表率作用，推动全党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5.上有天堂,下有家乡作文 篇五

近日，北京市政府教委采取多项措施，坚决治理将奥数成绩与升学挂钩现象，加大力度全面禁奥数。他们认为，禁奥数，可以缓解学生间的竞争压力，减轻孩子为升学去拼奥数的压力。然而，这项禁令的发布，是否真正能做到减轻孩子的负担呢？很多家长在禁奥数令发布后，似乎并没有感到困难，而是把送孩子去奥数班的热情，转投到英语、艺术、科技等其他特长班上了，家长认为，奥数被禁了，跟他们没关系，只要给孩子选其他特长学就行了。

此外，在奥数禁令发布后，很多培训班都增开了各种名称的数学班，家长们表示，其实这些数学班，就是奥数培训班，只是难度略低而已。看来，即使教育局出台奥数禁令，也难挡学生及家长的升学之战。

个人认为，教育部所要做的不是禁奥数或之后禁特长培训什么的，而是要完善整个升学机制，严格规定升学过程。同时，教育部也必须均衡各学校之间的师资力量、教育硬件设施等，让所有学生在不同学校都能公平接受教育。家长之所以会让孩子上奥数，就是希望为孩子今后升学赢得一张好门票来敲开名校的大门。如果教育部门能够大力发展各学校教育设施，给予相同的师资力量和教学硬件设施，那么孩子的压力也会小很多。当然，完善教育机制不是一天两天，不是坐在办公室闭门造车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不断努力，以及各部门的合理配合才能实现，教育部要把完善教育体制作为工作的主要目标，所有政策的发布都要能奔着目标去，不能治标不治本。

此外，家长在培养自己的孩子时，更多的是要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而不是揠苗助长式的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孩子平时的功课已经非常繁重了，家长再为孩子报着报那，孩子牺牲自己的休息娱乐时间去另外学习，孩子需要的是一个快乐的童年。家长可以为孩子寻找能够帮助孩子提高学习兴趣，让孩子快快乐乐学习的工具，比如一些网络游戏与数学结合的学习软件，让孩子在娱乐中同样可以学到知识。比如数学王国，孩子能够通过自己喜欢的网络游戏，从中学到与课本相关的数学知识，并配合课堂教学进程进行复习和巩固。

6.上有天堂,下有家乡作文 篇六

上有政策下有执行力 树政府公信力造福养猪户

在民间的百姓总喜欢说“哎，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溢满了无奈。在中国有句话好像很流行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嬉笑之间不免流露出了执行力上存在的大问题。

执行力的问题大到国家，再到企业部门，小到个人都至关重要，对个人而言执行力就是办事能力；对团队而言执行力就是战斗力；对企业而言执行力就是经营能力；对国家而言就是政府行政效能。而很多事情出发点是好的，偏偏是坏在了执行力上，真可谓是执行力如此重要，引无数大企尽折腰！

政府部门执行力不到位，苦了猪肉消费者

小小养猪界不宽不广，但是天天的负面新闻不绝于耳。就仅仅拿今天（10月16日）小编看到的养猪业新闻来说，就有“广西平南破获一起2万斤病死猪制腊味案”“东莞市：石排查获80多斤“黑”猪肉”。而同类的新闻并不少见，今年的5月5日，海峡都市报报道，福建南靖县的两名被当地镇政府雇请来负责无公害处理病死猪肉的工作人员，将捡来或以几毛钱一斤买来的病死猪，私自屠宰后，运往湖南、广东等地，最终流向了餐桌。另外关于“瘦肉精”“健美猪”的问题由来已久。

早在2005年，农业部《病死及死因不明动物处置办法(试行)》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处置及出售、转运、加工和食用病死或死因不明动物。各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要按规定做好相关记录、归档等工作。对非动物疫病引起死亡的动物，应在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指导下进行处理。

由此可见，这一类的法律的颁布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在这样长的一段时间里，理论上已经足以适应和执行法律了，这一类的丑闻也早该杜绝了，但事实情况中却缘何依然窘态百出？——执行力不到位！

如果政府严格执法，如果政府将净化行业环境为业绩考核，如果政府将加大强化执行力，那么就不会有一连串的“问题猪肉”流向市场，消费者就不会有那么多“吃出来的病”，就不会出现政府执行力低下，消费者买单的反逼现象。

提高政府执行力，塑造政府公信力，造福养猪户

从今年三月份的“上海黄浦江漂死猪”事件之后，病死猪处理的话题就再一次被提上议案。中央和各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农户可以按照正常途径去处理死猪给与养猪户80元/头的补贴，这一规定的出台可以说是适合百姓实际情况，为百姓提供保障的积极措施，但是，在政策出台很久之后居然有不少地方养殖户反应对所谓的80元补贴却是一无所知。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导致政策的如此不畅通呢?无疑，是政府的执行力出了问题，导致政府的公信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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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行政低效率，行政不作为、行政乱作为现象还仍然存在，如何解决政府低效能。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把“执行力”这一概念从企业管理理念引入到政府执行理念，通过提高政府执行力，来解决政府低效能问题。

试想，如果政府严格监督，提高执行力，保证每一笔政府补贴款项实实在在的落实到养猪户的手中，也不至于导致百姓对政府的误解。故只有提高政府执行力，塑造政府公信力，才能造福养猪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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