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的宗派发展

藏传佛教的宗派发展（精选2篇）

1.藏传佛教的宗派发展 篇一

《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

《六祖坛经》，亦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简称《坛经》，为禅宗六祖慧能所说，弟子法海集录。中国佛教着作被尊称为“经”的，仅此一部，由此可见《坛经》在中国佛教典籍中的特殊地位。《坛经》作为记述慧能一生得法传宗事迹和启导门徒言教的着述，由于内容丰富，文字通俗，特别是提出了许多新的佛教理论，因而受到僧徒们的重视与欢迎，对后来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坛经》的中心思想是“见性成佛”，也就是“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坛经?行由第一》)。在慧能看来，世人的自性本来就是清净的，只是由于执着外界的境物，受妄念的覆盖，才不得明朗。这就像日月本来是明亮的一样，只是由于浮云的遮障，才上明下暗，无法得到充分的显露。一旦风吹云散，森罗万象，一时皆现。为此，《坛经》提出了“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坛经?定慧第四》)的修行法门。《坛经》又主张“顿悟”说，认为“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又说：“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慧能在《坛经》中还以自己得法的经历来加以证明：“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坛经?般若第二》)

《坛经》还发挥唯心净土思想，认为“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又说：“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坛经》又进一步指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坛经?疑问第三》)

《坛经》的这些思想，为佛教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后来禅宗的一切思想，可以说都是从《坛经》的这些思想引申扩充而来。关于这一点，几乎是近代以来所有的佛教学者所达成的共识。

但是，《坛经》中还有一种人间佛教思想，它突出地体现在“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坛?经?般若?第二》)这四句偈语中。这四句偈语，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佛法与世间的关系。它告诉人们，佛陀是在人世间出生的，也是在人世间觉悟成佛，又在人世间说法渡生，最后在人世间寂灭的。因此，佛法来源于人世间，服务于人世间，人们要想学佛、成佛，必须在人世间去追求，如果离开人世间去追求菩提、涅〖FJF〗?NB231?〖FJJ〗，要想证得佛果，那必将一事无成。

《坛经》中的这种人间佛教思想，不仅影响到后来禅宗南宗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到整个佛教的发展，而且也影响到近代佛教乃至当代佛教的发展。本文仅就《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历代佛教的影响作一些粗浅的论述。

一、对禅宗南宗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

《坛经》中的人间佛教思想，对其后禅宗南宗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是巨大的。这表现在慧能以来的一些禅师，特别强调在世俗生活中求觉悟。他们继承了道信、弘忍所创立的坐(坐禅)作(劳作)并重的禅风，并加以发挥。认为修行者不一定一天到晚在寺院中坐禅才是修行，而是在禅学理论指导下的全部日常?生活，包?括行、住、卧，以及全部活动，包括身、口、意种种?活动都可看?作是修禅。这种把禅贯穿于日常的全部活动的禅?风，到了慧?能弟子神会时，又有了新的发展。表现在神会追随慧能的数十年中，都是一面劳动，一面学习佛教经论。所谓“苦行供养，?密添众瓶，?斫冰济众，负薪担水，神转巨石”，是他将修禅贯?穿于日常?生活中的写照。同时，神会也与当时的官僚们过往甚?密，上至张?锐、官〖FJF〗?NB152?〖FJJ〗等宰相，下至无名的司马县吏，他都有所?交往。在南阳有?大守王弼，请其入洛阳的有兵部侍郎宋鼎。特?别是与侍御?史王维，交谊深厚。慧能圆寂后，神会曾托王维?为慧能树碑立?传，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慧能在禅宗中的地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神会还曾在“安史之乱”中，帮助郭子仪设坛?度僧，向被度?者收取香油钱以充年饷，从而对唐帝室立了功，?赢得了唐肃?宗，特别是代宗的好感与信赖，由此获得了唐王朝?对于禅宗?南宗的支持，使得后来禅宗南宗有了很大的发?展。 ?

其后，禅宗南宗的势力日益强盛，远远超过佛教其他各?宗派，同?时又发展成为五家七宗。这五家七宗的禅学思想，后?来各向一?方面发展，从而形成各自的特色。但是，《坛经》中?的人间佛?教思想，却一直为禅宗各派所继承和发扬。例如，历?代禅师，?无论是哪一家、哪一派的，一方面都发扬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践行百丈禅师开创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禅?风，广泛开?展植树造林、造桥修路、保护文物以及救济贫病等?慈善事业。?另一方面，又都主动靠拢宫廷、官府，为他们出谋?献策，维护?社会的安定。历史上有许多禅师出入宫廷，成为?“帝师”，也有许?多禅师生前获得殊荣，死后得到帝王的赐谥。?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践行《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的结?果。 ?

二、《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近代佛教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界十分重视对《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的践行和弘扬。

1929年4月于上海成立的中国佛教会，是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从它成立那天起，就以人间佛教思想作指导，规定其宗旨是“联合全国佛教徒，实现大乘救世精神，弘宣佛教，利益群众”。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佛教会在理事长圆瑛法师的领导下，号召全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同时成立中国佛教灾区救护团，组织了有青年僧侣百余人参加的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开展救护伤员和救济难民的工作。这个救护队在“?八?一?三”沪战期间，奉令驰往前线救护伤员和难民，先后达一万余人。此外，中国佛教会还先后在武汉、宁波等地分别组织了僧侣救护队。如以海镜法师为首的由湖北四众弟子组织的僧侣救护队，共有120余人，编为4个大队、12个小分队，在武汉一带救护了大批伤员和难民。与此同时，中国佛教会还在上海等地，分别建立了一批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救济难民，救护抗日战士。1938年春，中国佛教会运动员上海各寺庙的僧侣约200余人，组织了僧侣掩埋队，专事掩埋上海郊区战场上的尸体。曾先后两次在大场、江湾、蕴藻浜、吴淞、宝山、罗店、广福等地战区，掩埋尸体6000余县。其后又奔赴沪宁线昆山、常熟、苏州、无锡等地战区，掩埋尸体4000余具。

在此期间，理事长圆瑛法师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僧侣救护队，特地偕其弟子明旸法师于1937年10月和1938年冬两次赴南洋各地筹募经费，取得巨大成功。为此，圆瑛法师于1939年10月在圆明讲堂被日本宪兵逮捕，解送南京宪兵司令部拷讯，约一月，始释放回沪。

由此可见，圆瑛法师领导的中国佛教会，以人间佛教思想作指导，为抗日救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近代上海佛教界人士，在人间佛教思想的熏陶下，还举办了不少慈善事业，包括对孤儿的教养，为贫病者治病，对贫民、难民的救济等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上海佛教慈幼院、上海佛化医院、佛教医院、佛光疗养院、慈善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上海佛教同仁会、上海佛教火葬场、上海佛教公墓等。其中仅上海佛教同仁会，历年所办的慈善事业就有;办理施粥票、赈济灾区难民、对市内火灾居民临时临济、收容外地来沪难民、对日军封锁区难民进行救济、冬季施送棉衣、设立施诊所为贫病者施医给药等。其他各佛教寺院和团体所办类似这样的.慈善事业，为数亦不少。

以上这些慈善事业的创办，可以说都是推行人间佛教思想的体现。

除了上面提到的圆瑛法师外，在中国近代还有许多佛教高僧大德，以人间佛教思想作指导，发扬爱国爱教的精神，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卓越的贡献。其中主要有：

爱国诗僧敬安老和尚，曾撰有“我虽学佛未忘世”，“国仇未报老僧羞”的爱国诗句，启发佛教四众弟子，弘法利生，爱国爱教。

爱国高僧宗仰法师，当年曾在日本以巨款资助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平时又常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宣传爱国反帝，启迪民心。

弘一法师出家后，把弘扬佛教和抗日救国结合起来，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口号，启发僧徒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

应慈老法师一生爱国爱教，认为佛教徒“当国家清平之时，自应隐逸清修，一旦有事，仍当作狮子奋迅以赴”。其爱国救民之心，为世称颂。

近代高僧中明确地将《坛经》中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两句偈语，概括为人间佛教思想的，是太虚法师。

太虚法师在他的《佛教与人生》一文中，号召人们要“将佛法应用到日常生活上去”。他告诉人们：“六祖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金刚经》说：‘如来说一切法都是佛法’。故从来高僧大德，几莫不有勖勉众生，要向应缘接物的日用生活上去觅佛法利益的。”(《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三编《真现实论?宗用论》，第953页)这里，太虚法师对《坛经》中的两句偈语作出了通俗的解说，要求学佛者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寻求佛法、学习佛法。

太虚法师一生撰着了不少有关提倡和弘扬人间佛教思想的论文，如《佛教与人生》、《人生佛教》、《建设人间净土论》，等等。但明确地提出“人间佛教”这个概念并对之作详尽解释的，则是他于1933年在汉口市商会所作的题为《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的一篇讲演。他在这篇讲演中，对什么是人间佛教?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都作了清楚的阐述。他在讲演的一开头就开宗明义地说：“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因此，他主张今后的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要专门去进行死后问题的探讨。应该着重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至于怎样建设人间佛教，他认为首先要“从普通一般人的思想中建设起来”。因为中国人民历来把佛教看做是“神异的”、“闲隐的”、“朽弃的”，这样就把佛教的真相蒙蔽起来了。因此，“若要佛教真精神表现出来，须将神怪等等的烟幕揭破，然后才可见到发达人生的佛教真相。”他特别指出：“佛、菩萨不是鬼神，普通人信佛、菩萨，以为是同鬼神一样的，这是大大错误的!”他还进一步指出，“佛”是“觉者”的意思，“故佛非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亦非宇宙万有的主宰者，乃是宇宙万有实事真理的觉悟者;将佛亲自所觉悟的道理，如实说出来，而使人也依之去行，便是佛教。”“菩萨”也不是普通人所认为的“偶像”，而是“求觉的有情众生，即随佛修学，立志成佛的佛弟子”。所以，“佛是使人觉悟而趋向光明的指导者”。(《太虚大师全书》第十四编《支论》，第431—435页)在这里，太虚法师把人间佛教思想阐释得最清楚不过了。它启导人们：一个人觉悟了佛法原理，把佛教作为思想信仰的中心，并以此为出发点，去实行救世救人，建设人类的新道德、新秩序，从而使国家富强，人民安乐，这就是人间佛教思想的主要内容。

太虚法师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发挥人间佛教思想的义理，其根据就是《坛经》中的两句偈语。所以他在这篇讲演中总结性地说：“佛法不离世间法。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若能如此学佛，方称为真正学佛。”(同上书，第437页)

太虚法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在40年代曾风行一时。1934年，他在自己创办的《海潮音》月刊上，特地刊出“人间佛教号”专辑，发表了有关人间佛教的论文18篇，把当时佛教界开展的人间佛教宣传活动推向了高潮。

正是由于人间佛教思想在近代曾风行一时，因此佛教在近代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一)新兴寺庙众多，同时出现了许多新兴的佛教组织和团体，如佛教会、居士林、净业社、佛教青年会、佛经流通处和佛学书局等。

(二)佛教文化获得了迅速发展，表现在大藏经的印刷和佛学辞书的编纂，佛教着作的大量出版，佛学刊物的发行，佛学院的创办，佛教出版机构的设立，讲经弘法活动的流行等等。

(三)佛教资生福利事业获得了空前繁盛，表现在一些佛教团体和寺院举办了种种慈善事业，如佛教医院、难民收容所、佛教慈幼院等等。

这些现象充分表明，佛教在近代中国已经出现了一片复兴的景象。当然，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复兴，有其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是，《坛经》中有关人间佛教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当代佛教的影响

当代中国佛教界，对于《坛经》中的人间佛教思想更是大力提倡，积极弘扬。“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已成为当代广大佛教的共识。

早在1938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就在回顾总结中国佛教二千年历史的基础上，根据《坛经》中的四句偈语，重新提出人间佛教的思想，并丰富其内容。在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的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赵朴初居士作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把提倡人间佛教思想，提高到“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的问题上来看待。他在谈到中国佛教协会今后的任务时，依据《坛经》中的人间佛教思想，认为“当代社会主义的中国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一种思想，发扬三个传统”。他说：“中国佛教已有近两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是需要我们发扬的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和正确解决的两个重大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原。《增一阿含经》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揭示了佛陀重视人间的根本精神。《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阐明了佛法与世间的关系。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以为应当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第一是农禅并重的传统”，“第二是注重学术研究的传统”，“第三是国际友好交流的传统”。最后还特别强调：“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以利于我们担当新的历史时期的人间使命。”(《法音》1983年第6期)

十多年来，全国各地佛教界人士和广大佛教徒，在赵朴初会长的号召下，根据人间佛教的思想，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在奉行五戒、十善和广修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广大佛教徒，发扬了佛教固有的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积极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和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服务工作。一些名刹大寺，先后成立了素斋部、法物流通处、上客堂等，以方便香客、游人，增强自养能力。特别是有些位于风景区的名刹大寺，配合国家旅游部门，搞好特色旅游，将一座座装点我国锦绣河山的庄严、美观的寺宇，开放供海内外游人瞻仰、游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积累了资金，争取了外汇，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些著名高僧和大德居士，积极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勤于着述，出版了大量的佛教学术着作，发表了许多佛教学术论文。他们到处讲经说法，编写了众多的佛经解说和佛学讲义。他们创办佛学院校，编写教材，培养佛教事业接班人。所有这些，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了添瓦加砖的作用。

一些著名的高僧大德，还继承了中国佛教开展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应邀到世界各国和地区进行弘法访问。他们帮助海外佛教界人士共同举行重大的佛事活动，广交了朋友，宣传了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介绍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形势和佛教的现状，促进了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加强了中外佛教之间和中外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维护了世界和平事业。

全国佛教界在践行人间佛教思想时，热心佛教资生福利事业。他们对社会福利机构、慈善事业和灾区人民、希望工程等，捐赠巨款，从而推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有难共当，有苦共担的良好风尚，促进了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使整个社会，变得更文明、更美好。

当代佛教界人士在践行人间佛教思想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对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做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它在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下面对上海佛教界在践行人间佛教思想方面的一些情况作些简要的介绍。

十多年来，上海佛教界在明旸、真禅两位法师的身体力行下，努力践行《坛经》中提出的人间佛教思想，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把“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佛教教义，作为弘法活动的指针，在促使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成绩显着，贡献巨大，引起整个佛教界乃至社会各界的注目，博得了各方面的好评。

(一)发扬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

以明旸法师和真禅法师为首的上海市佛教界，一贯重视发扬农神并重的优良传统。他们带领全体佛教徒，在坚持自身修持、树立良好道风的同时，积极从事有益于社会的生产和服务性劳动。近年来，上海市佛教协会复办了上海佛学书局，创立了上海佛教实业社，组建了上海十方实业公司和上海佛教朝山国际旅行社。各大寺庙则都办起了素斋部、上客堂和法物流通处等。广大僧众在管理寺庙、接待香客和游人以及开展各种佛事活动中，都以“净化自己”、“利益人群”的精神，群策群力，各负其责，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广大在家佛教徒，除了正信正行、爱国爱教外，都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每年都涌现出一批劳动模范人物和生产能手。所有这些，都是践行人间佛教思想所结出的丰硕之果。

(二)发扬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

十多年来，上海佛教界在发扬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方面，成绩突出，贡献巨大。明旸法师和真禅法师在弘法活动之余，撰着了大量的佛教着作。其中明旸法师撰着了《佛法概要》、《海外弘法参访记》正续篇和《明旸诗选》等，共发行十几万册。真禅法师撰着了《玉佛丈室集》十集、《上海玉佛寺丛书》二十七种以及《佛法?社会?人生》、《禅与人间佛教》、《真禅禅藻集》等，共发行数十万册。他的《禅与人间佛教》一书，收录了《禅学思想就是人间佛教思想》一文，对人间佛教思想作了通俗而又精辟的论述。而他的《佛法?社会?人生》一书，所收录的《佛法与人生》、《佛法与做人》、《佛法与社会道德》以及《谈谈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等文，均以人间佛教思想作指导，深刻地阐述了佛法与世间人生的关系，大力宣扬佛教必须而且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理，可说是弘扬人间佛教思想的力作。

此外，上海市佛教协会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在上海先后召开了圆瑛、持松、应慈三位法师的“佛学思想研讨会”;创办了《上海佛教》、《上海佛学院院刊》等佛学刊物;与上海音乐学院联合召开了二届中国梵乐音乐会;编写了《上海宗教志?佛教篇》;资助有关单位拍摄明旸、真禅两位法师的《传记资料片》和六集电视剧《佛门春秋》等。

(三)发扬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

十多年来，上海佛教界大力发扬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各大寺庙先后共接待了国际友人、台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近600万人次，其中有不少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与此同时，明旸法师和真禅法师等先后65次访问了2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协助海外佛教团体、寺院前往主持大型水陆法会的;有应邀前往讲经弘法、参观访问的;也有应邀前往参加各种国际宗教会议的。这些国际交流活动，广交了朋友，促进了海内外佛教文化交流，扩大了中国佛教在国际上的影响，增进了各国人民的友谊，为维护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重大努力。

(四)热心佛教资生福利事业

上海佛教界践行人间佛教思想中最突出的贡献是热心佛教资生福利事业。十多年来，在明旸法师和真禅法师的带动下，上海佛教界先后向各慈善团体、社会福利机构、灾区人民及希望工程等，捐赠了人民币近千万元。其中单是1991年夏季全国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期间，上海佛教界即捐赠人民币100余万元、棉被1000条，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1995年冬，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真禅法师将四众弟子为他祝贺八十寿辰的寿礼、香金全部捐赠给慈善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其中捐赠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50万元，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真禅学校50万元，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中心小学50万元，其他希望工程和福利事业50万元。现在，上海佛教界热心佛教资生福利事业已形成一种风气。广大佛教徒都把这些善举看做是遵循佛教救世济民、利乐有情的基本教义和践行人间佛教思想的体现。

(五)倡导“文明敬香”活动

近年来，上海佛教界践行人间佛教思想的又一举措是倡导“文明敬香”活动。他们本着“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的精神，为了防止火灾，保护寺庙建筑，净化上海城市，特地倡导“文明敬香”，劝导香客进庙不点蜡烛，不大把大把烧香，而是只燃点一支或三支香，插在天井的香炉内，以保持殿堂清净，空气清新，香气宜人，使人们身心安宁和心灵净化。

多少年来，佛教寺庙总是希望香火越旺越好，而上海佛教界竟然倡导“文明敬香”，这无疑是对佛教传统习惯的一个挑战。但上海佛教界从大局出发，从大处着眼，下定决心，提倡“文明敬香”。这一举措，影响巨大，它不仅震动了整个佛教界，而且也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社会各界对于上海佛教界的这一举措，纷纷给予好评。广大佛教信徒也由怀疑逐渐转向理解，最后积极予以支持。中国佛教协会特地发函给上海市佛教协会予以表扬，中外报刊纷纷为之发表评论，赞扬上海佛教界做了一件既有益于社会，又有益于佛教界的大好事。现在，上海的各大寺庙，每逢香期都随门票免费赠送给每位香客三支清香，受到广大佛教信徒的欢迎。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坛经》中提出的人间佛教思想对中国佛教发展影响之深远。它不仅影响到禅宗南宗的形成和发展乃至整个佛教的发展，而且影响到近代直至当代佛教的发展。目前，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台、港、澳地区乃至全世界，凡是弘传中国大乘佛教的国家和地区，几乎无一不推行人间佛教思想。由于受篇幅的限制，这些情况就从略了。

2.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上） 篇二

隋唐佛教昌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佛教宗派，其中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这八个宗派有一些共同点：首先，各宗派的实际创始人大都得到统治阶级，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的直接或间接支持。第二，各宗派都创立了相对完整和独立的教理体系，其内容既有承袭印度佛教的成分，更有融合中印民族宗教文化后的创新理论。第三，各宗派都建立了相对稳定的传法基地，一般以一处或数处大寺慌为中心，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不少这样的寺院被后代称为“祖庭”。第四，大多数宗派的祖师之间有师徒传承关系，有些宗派还逐步编制出上溯印度著名宗师，下接中土历代祖师的传法世系。

从八大宗派的核心教理方面看，有的比较客易理解，有的则比较难懂。从八大宗派的历史方面看，其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在百年之内就消亡了，有些至今还流传。一些宗派在不同时期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成为汉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深刻影响了那里的思想和文化。

天台宗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由于本派的实际创立者智顗(538—597)常住天台山，故名；又因本派崇奉《法华经》，也称“法华宗”。本派的传法世系是龙树、慧文、慧思、智顗、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

智顗是荆州华容(今湖北监利县西北)人。30岁时，他遵照慧思的嘱咐，前往金陵弘法传教。他的《法华文句》、《法华玄义》和《摩诃止观》，后来被称为“天台三大部”，是天台宗最重要的著作，奠定了天台宗的教理基础。

天台宗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止观”作为修行解脱的根本途径，倡导通过修习“止观”获得佛智，把握实相。所谓“止”，是心专注于一处的修行实践，大体相当于佛教一般讲的“定”；“观”是以正确的智慧体认万法，大体相当于佛教一般讲的“慧”。“三谛圆融”，“性具善恶”是天台宗的基本教义。

“三谛圆融”中的“三谛”，指空、假、中。天台宗认为，修习止观要求认识主体(观照)必须处于虚寂状态(空)，借助(资成)佛教所说的义理(假)，去认识特殊事物的真性(实相)，这种真性是“假”与“空”的统一，所以叫作“中”。这样，“中”就变成了最高的实相，变成了联系三谛的枢纽，从而调和了有与空、世间与出世间的矛盾。由于三谛是同一对象(实相)的三种表现或三个方面，它们的关系是“虽三而一，虽一而三，不相妨碍”，不能在观法上将它们割裂对立，所以称为“三谛圆融”。

“性具善恶”是说从一切众生到所有的佛，本性(性)中先天具有(具)善和恶两面，而且永远不会改变。例如，佛也不能断绝性恶，这和众生是一样的。但是，佛真正认清和通达了性恶，永远不会受到恶的影响，不会后天“修恶”，所以只表现出来“善”，这是和众生不同的。显而易见，倡导“性具善恶”的学说，目的是让人们弃恶从善。

三论宗

“三论”指大乘中观派的三部论书，即《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三论宗以这三部“论”作为立宗的经典依据，故名。

三论宗的创始者是吉藏(546—623)，祖籍安西，俗姓安，出生金陵。他曾住会稽嘉祥寺讲“三论”，听讲者常达千余人，后世敬称其为“嘉祥大师”。隋开皇年(581—600)末，吉藏受杨广之请，先后住扬州慧日寺和长安日严寺。在长安期间，他著书立说，完成了三论宗的理论体系。唐朝建立后，吉藏被征为统辖全国僧侣的十大德之一。吉藏传教五十余年，弟子众多。其中高丽僧慧灌把三论宗传入日本，并成为该宗在日本的祖师。从吉藏的再传弟子以后，本宗逐渐衰落。

吉藏提出的“二谛论”，构成了三论宗学说的核心内容。首先，三论宗认为，人的思维、语言(称为“教”、“能表”、“名”、“假名”等)是以分别有无、是非等差别为特点，并不能正确反映没有任何差别性的本体实在(称为“理”、“所表”、“体”、“境”、“实”等)。所谓“二谛”(两种真理)原本是佛教的传统说法，指“真谛”(也称第一义谛、胜义谛等，指佛教真理)和“俗谛”(也称世谛、世俗谛等，指世俗真理)。吉藏别立名目，把“二谛”分为“于谛”和“教谛”。他认为，“二谛”都属于言教，是假名，是一种方便施设，达不到对绝对真理的认识。所以，人们对二谛也不能执著，也就是教人不要把是非得失看得太重。同时，这种二谛说又有调和矛盾的作用，它承认众生的各种认识，圣贤的各种思想，也和佛的言教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园为，诸佛所说的法(教谛)也是依据众生和圣贤的认识(二于谛)讲的。显然，“二谛论”是在不可知论的方法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吉藏博闻强记，善于辩论，擅长围绕当时佛学界的热点问题，通过批判别派的见解阐发自己的观点。他的理论体系在论战中形成，并且通过论战表达出来，素以驳杂多端著称。

华严宗

华严宗因奉《华严经》为最高经典而得名。又因本宗以“法界缘起”为核心理论，亦称“法界宗”。此派公认的传承是“华严五祖”说，依次是社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

被奉为华严二祖的智俨(602-668)，早年从杜顺出家，入至相寺，先后跟从多位中外僧人学习。他的著述约二十余部，主要通过系统诠释60卷《华严经》而立新说，大体完成了华严宗学说的整体框架。实现了从华严经学说到华严宗学说的过渡。

法藏(643-712)早年曾随智俨学习，并且数度参加译场。法藏讲经次数很多，或奉朝廷之命“承旨”而讲，或应僧俗求学需要而讲，或应地方官吏之请而讲，听众经常达到千人，促进了华严学在朝野的流布。法藏先后得到武则天、中宗、睿宗的直接支持，晚年还曾介入宫廷内部的权利斗争。他的著述百余卷，现存与华严有关的15部。他在智俨学说的基础上，对华严宗教理进行了系统组织。法藏的新罗弟子审祥后来住日本大安寺，弘扬华严宗教义，成为日本华严宗初祖。

华严宗的核心教义是“法界缘起”，也称“无尽缘起”、“性起缘起”，是对世界存在的方式和状态，对万事万物之间本来关系的说明。这种学说认为：世界万有只不过是佛智慧本体(“佛性”、“自性清净心”、“一心”、“法界”等)的表现或作用，它们同时产生，圆满无缺，均处于相互依存、相互等同、相互融摄、没有滞碍的和谐统一之中。这样，通过“法界缘起”，华严宗就描述了世间一切现象和事物所应该具有的和谐、圆融关系，也就是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同时也是解脱的境界。

唯识宗

玄奘和弟子窥基是唯识宗(法相宗)的创立者，因为他们曾常住长安大慈恩寺，此宗也被称为“慈恩宗”。

玄奘(600－664)在唐贞观元年(627)赴印度求法，贞观十九年返回长安，带回大小乘经律论520夹，657部。唐太宗请其住长安弘福寺，后移住大慈恩寺。前后20年间，玄奘主要从事佛经翻译。从学于玄奘的弟子有几千人，最著名的是窥基。

窥基(632-682)俗姓尉迟，17岁出家，奉敕为玄奘弟子，学习梵文和佛教经论。25岁参加玄奘译场，任笔受。他的著作很多，有“百部疏主”之称。窥基以后，唯识宗传入日本。

唯识宗主要继承印度瑜伽行派的思想，创新教理不多。本宗的主要教理是“八识”说和“转识成智”说。

“八识”是根据认识主体的八种功能而划分的八类识体(属于精神现象)，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和阿赖耶识。“八识”是用以论证“唯识无境”的思想，即世界万有都是内心(识)所变现，在心识之外没有独立的客观实在(境)，整个世界是心的产物。“转识成智”是本宗的修行目的。通过特定的修行实践，实现思想认识的转变，有漏(相当于烦恼，能导致生死轮回)的八识就可以转变为无漏(能摆脱生死轮回的一切法)的八识，从而获得四种智慧，即“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大圆镜智”。获得这四种智慧，也就是达到佛的解脱境界。

唯识宗的师徒传承三代以后就难以考察了，但是，它所倡导的思想一直在佛教中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