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论文

宋代文学论文（共8篇）

1.宋代文学论文 篇一

绪论

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属于中古期第二段。宋代文学基本上是沿着中唐以来的方向发展起来的。韩愈等人发动的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的热烈响应，他们更加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诗歌方面，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倾向于通俗化，这两种趋势也得到继续发展，最终形成了与唐诗大异其趣的宋诗。词这种新诗体，到宋代达到了巅峰状态。戏弄、说话等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整个文学史的大视角来看，宋代文学与中晚唐文学属于同一发展阶段，它是中古文学第二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高度繁荣的文化及其对诗文的影响

崇文抑武的国策理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 文以载道说的盛行 印刷业和教 育的发达与作家学术修养的提高 诗文政治功能与议论成分的加强

鉴于中唐以来藩镇强盛、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宋王朝决定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与此同时，宋王朝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人担任。文臣由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他们成为宋代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这些措施有力地加强了君权、同时也使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以国家的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是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风貌。

理学在元明清时期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在宋代，除了南宋的最后半个世纪以外，理学并未得到朝廷的正式承认。理学思想主要是士大夫阶层主体意识的理论表现，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虽然对于多数宋代文学家来说，在强调“道”的同时，并未放松对“文”的追求。但宋代诗文的说教意味显然比唐代浓厚，这不能不归咎于“文以载道”说的流行和影响。

宋王朝十分重视文治教化，印刷业和教育事业都有空前的发展。印刷业虽然在唐代已经发明，但印刷业的繁盛却始于宋代。宋代公私刻书业的兴盛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阁和州县学校藏书丰富，就是私人的藏书也动辄上万卷。

宋代的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宋代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被视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社会政治功能的加强，使宋代诗文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骨力。其负面影响是严肃有馀、灵动不足，有时还因过于注重社会性而削弱了个体抒情的意味。

上述历史背景对宋代文学的另一个影响，是诗文中议论成分的加强。表达政见也好，弘扬学术也好，最直接的手段当然是议论。而“文以载道”的价值观，也必然导致把议论视为写作的目的。宋人之喜爱议论堪称前无古人。

第二节 忧患意识与爱国主题的弘扬

忧患意识对文学家的影响民族矛盾激化的历史背景 爱国主题的弘扬 儒家强调个体对社会应有的责任感，应有社会忧患意识。宋代的士大夫发扬了这种传统。首先，宋代士大夫的国家主人公意识十分强烈，他们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家的隐患。其次，宋代的国势不如汉、唐那么强盛。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深沉的忧患意识，使宋代作家很少用文学来歌功颂德。宋代诗文的现实意义很强，但缺乏唐代诗文中的那种潇洒浪漫气息。这都与宋人深沉的忧患不无关系。

深沉的忧患意识，又造成宋代文学中爱国主题的高扬。

北宋时期，辽和西夏经常侵扰边境，宋王朝无力制止，就以每年供给巨额财物的条件求得妥协。这种屈辱的处境成为士大夫心头的重负，也成为诗文中经常出现的题材。

从北宋末年开始，更强大的金、元相继崛起，铁马胡笳不但骚扰边境，而且长驱南下，直至倾覆了宋室江山，在中国建立了非汉族统治的新朝。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抗金、抗元斗争中，爱国主题成为整个文坛的主导倾向。这是宋代文学最值得称扬的历史性贡献。

第三节 宋代作家的性格特征和审美情趣

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有机融合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整合 新型的文人生 活态度 审美情趣的转变

北宋建立以后，一反前代后周的灭佛政策，对佛教采取了保护、鼓励的措施。禅宗又主动吸收儒、道两家的思想，并力求适应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因此士大夫在接受禅学时，没有太多的心理障碍。由于宋代的儒、道、释三种思想都从注重外部事功向注重内心修养转变，因而更容易在思想的层面上有机地融合起来。到北宋中叶，三教合一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

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首先，士大夫对传统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不再是互相排挤的两极。其次，宋代文人采取了新型的生活态度。宋人有很强的传统观念和集体意识，结盟结党的做法得到普遍的认同。与唐人相比，宋代文人的生命范式更加冷静、理性和脚踏实地，超越了青春的躁动，而臻于成熟之境，而以平淡美为艺术极境。这些特征都植根于宋代文人的文化性格和生活态度。

宋代文人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宋代的禅宗更以内心的顿悟和超越为宗旨，轻视甚至否定行善、诵经等外部功德。与此同时，宋代的儒学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宋儒弘扬了韩愈把儒家思想与日用人伦相结合的传统，更加重视内心道德的修养。所以，宋代的士大夫多采取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生活态度。随之而来的是，宋人的审美态度也世俗化了。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之物。

审美情趣的转变，促成了宋代文学从严于雅俗之辨转向以俗为雅。这在宋诗中尤为明显。宋代诗人采取“以俗为雅”的态度，扩大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手段，也使诗歌更加贴近日常生活。

第四节 城市的繁荣与词的兴盛

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士大夫的优裕生活与词的兴盛 社会的 广泛需求对词人创作热情的刺激

宋初百馀年间，国内比较安定，生产持续发展，经济高度繁荣。

宋代的城市经济繁荣。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以及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达十万以上的大城市。宋代还逐渐取消了都市中坊（居住区）和市（商业区）的界限，不禁夜市，为商业和娱乐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环境。

繁华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说话、杂剧、影剧、傀儡戏、诸宫调等艺术迅速兴起和发展，而词则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

从晚唐五代以来，词的主要功用是在宴乐场合供给伶工歌女歌唱。五代词的两个创作中心，分别在西蜀和南唐的宫廷，就是由于这种文体最适合于追求享乐的小朝廷君臣的缘故。入宋以后，新的社会环境更加有利于词的发展。

首先，宋王朝的财政措施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馀”（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五）。

其次，宋代文人的人生态度也有利于词的兴盛。宋代文人大多实现了社会责任感和个性自由的整合。他们用诗文来表现有关政治、社会的严肃内容，词则用来抒写纯属个人私生活的幽约情愫。这样，诗文和词就有了明确的分工：诗文主要用来述志，词则用来娱情。

此外，词是宋代尤其是北宋社会文化消费的热点。由于都市的繁荣，“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民间的娱乐场所也需要大量的歌词，士大夫的词作便通过各种途径流传于民间。

当然，随着词体的发展和创作环境的变化，宋词并不是一味满足尊前筵下、舞榭歌台的需要。但就其整体而言，宋词的兴盛是与宋代都市的繁荣和文化娱乐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第五节 宋代文学的独特成就与历史地位

宋代古文对唐代古文的继承与发展：文体的多样化 古文的实用价值与审美 价值的整合 风格的变化 古文的普及 宋诗对唐诗的因革：题材向日常生活倾斜以平淡为美的美学追求 唐诗之外又一美学范式的创建 宋词在词史上的巅峰 地位 辽金诗文的成就

宋代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宋代散文沿着唐代散文的道路而发展，最终的成就却超过了唐文。后人有 “唐宋八大家”之说，而八位古文作家中有六人出于宋代。宋代散文作家的阵容比唐代更为壮大。

宋代作家吸取了唐代古文的经验和教训，使古文更加健康地发展。宋代作家清醒地看到了唐代古文的得失，于是欧阳修等人既采取古文作为主要的文体，又反对追求古奥而造成的险怪艰涩，从而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宋代散文的文体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宋代散文中还出现了独具一格的笔记文。这种文体长短不拘，轻松活泼，是古文文体解放的重要标志。

散文在传统上具有议论、叙事、抒情三种主要功能。在宋代散文中，这些功能更加完善，而且融为一体，使散文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更好地结合起来。

宋代散文的风格丰富多采，几位大家各具鲜明的艺术个性。就整体倾向而言，宋文的风格是趋于平易畅达、简洁明快，从而在韩文之雄肆、柳文之峻切之外开辟出新的艺术境界。就美学价值而言，宋文与唐文并无高下之分。宋文的风格变化，主要是朝着更加自然、更加贴近生活的方向发展。这种文从字顺、如行云流水的散文、显然更切于实用，也更易为作者和读者所接受。

对于唐、宋两代的散文，后人没有太多的轩轾之见。可是唐诗和宋诗之忧劣，却引起了后代旷日持久的争论。唐诗与宋诗，本是一脉相承的。宋代诗人正是充分吸取了唐诗的营养，才创造出一代诗风。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所以能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

仰望唐诗，犹如一座巨大的山峰，宋代诗人可以从中发现无穷的宝藏作为学习的典范。但这座山峰同时也给宋人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唐诗的阴影。宋人对唐诗的最初态度，是学习和模仿。

宋诗的任何创新都是以唐诗为参照对象的。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宋代许多诗人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生新的。唐诗的美学风范，是以丰华情韵为特征，而宋诗以平淡为美学追求，显然是对唐诗的深刻变革。这也是宋代诗人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

唐诗和宋诗，是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典范。宋以后的诗歌，虽然也有所发展，但大体上没能超出唐宋诗的风格范围。元、明、清的诗坛上有时宗唐，有时宗宋，或同时有人宗唐，有人宗宋。甚至在一个人的诗集中，也有或学唐体或效宋调的现象。

作为有宋一代文学之胜的是宋词。在词史上，宋词占有无与伦比的巅峰地位。词在晚唐五代尚被视为小道，到宋代才逐渐与五七言诗相提并论。宋词流派众多，名家辈出，自成一家的词人就有几十位。宋词的总体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完成了词体的建设，艺术手段日益成熟。其次，宋词在题材和风格倾向上，开拓了广阔了领域。

在中国诗歌史上，唯一堪与唐诗媲美的是宋词。词在宋以后并未完全衰退，到了清代，还呈中兴之势，但清词的各种流派都与宋词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清词的复兴，正体现了宋词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在两宋时期的北方中国，文学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尤其是金朝统治中原地区的一百多年间，文学创作相当繁荣。辽、金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受到汉文化很深的影响，金人甚至以华夏文化的正宗后继者自居。金代产生了杰出的诗人元好问，这位鲜卑族的后裔，以卓越的成就跻身于中国古代著名诗人的行列。这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灿烂的古代文学的典型例证。

第一章 宋初文学

北宋初期，诗坛有三种创作倾向，或者说是三种诗风，也有人称其为三个流派，这就是：白体、昆体和晚唐体。

“白体”诗人，是宋初效法白居易作诗的一批诗人，代表作家有李昉、徐铉等人。他们的诗歌主要是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内容多写流连光景的闲适生活，风格浅切清雅。显然，这种诗风仅仅是模仿了白居易诗风的一个方面，而且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

这一派诗人中，王禹偁最为有名，也最有成就。他的诗平易流畅，简雅古淡，在宋初白体诗中独树一帜，已初步表现出对于平淡美的追求。他的长篇诗歌叙事简直，议论畅达，已开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风气。开有宋一代风气。

“晚唐体”诗人是指宋初模仿唐代贾岛、姚合诗风的一群诗人，由于宋人常常把贾、姚看成是晚唐诗人，所以名之为“晚唐体”。

“晚唐体”诗人中最恪守贾、姚门径的是“九僧”，即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等九们僧人，其中惠崇的成就比较突出。九僧作诗，继承了贾岛、姚合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大多为描绘清邃幽静的山林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形式上特别重视五律，尤喜在五律的中间二联表现其镂句鉥字的苦心孤诣。因此九僧诗中时有文字颇为精警的断句，例如 “虫迹穿幽穴，苔痕接断楼”（保暹《秋迳》）、“磬断危杉月，灯残古塔霜”（惟凤《与行肇师宿庐山栖贤寺》）、“照水千寻迥，栖烟一点明”（惠崇《池上鹭分 6 赋得明字》）等，但全篇的意境往往不够完整。

“晚唐体”的另一个诗人群体是潘阆、魏野、林逋等隐逸之士，其中林逋最为有名。这一群诗人的作风稍异于九僧，他们一方面模仿贾岛的字斟句酌，另一方面也颇有白体诗平易流畅的倾向，而诗歌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也比“九僧”诗稍为充实一些。

林逋的咏梅诗十分著名，“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二首之一）两句向称咏梅绝唱。

晚唐体诗人中身份迥异的是寇准。由于他曾官至宰相，又与上述两个诗人群体都有交往，所以成了晚唐体的盟主。寇准一生功业彪炳，又遭谗贬逐，以风节著称于时。但他写诗却绝少涉及上述生活内容，反与九僧、林逋等人如出一辙，喜写山林之思。

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派是西昆体。西昆体，是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宋初馆阁文臣的唱和风气到真宗朝而臻于极盛。到了大中祥符元年（1008），杨亿将包括他在内的17位馆阁文士平日相互唱和的诗作编成一集，并将这本诗集题作《西昆酬唱集》。收录了他们所写的247首诗。这些诗的作者，其实是一个关系相当密切的诗人群体。《西昆酬唱集》行世后，西昆体风行一时，时人竞相仿效，成为当时诗坛上独领风骚的诗歌流派。

西昆体诗人的作品，主要有三类题材：一是怀古咏史，二是咏物，三是描写流连光景的生活内容。他们在写作艺术方面推崇并效仿李商隐，师法李商隐诗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因而其作品也显得对仗工稳，用事深密，文字华美，呈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征。

西昆体诗人作品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一是诗歌题材范围狭窄，缺乏时代气息；二是诗歌艺术立足于模仿，缺乏自立精神。

第二章 柳永与北宋前期词风的演变

这一章（尤其是第三节），是本学期的一个重点。第一节 对五代词风的因革

晏殊、欧阳修的词作，主要继承五代词柔软婉丽的词风，但他们在继承中又有革新求变的一面。

晏殊的《珠玉词》，绝大部分作品的内容是抒写男女之间的相思爱恋和离愁别恨。然而，晏殊词写男女恋情，已过滤了五代“花间”词所包含的轻佻艳冶的杂质，而显得纯净雅致。他往往略去对女性容貌色相的描写，而着重表现抒情主人公的恋情。其词的情感基调是雍容和缓，淡淡的忧愁中时而透露出自我解脱的气度；语言也一洗五代“花间”词的脂粉气和浓艳色彩，而变得清丽淡雅，温润秀洁。晏殊的国家重臣的地位和爱好文酒宴会的生活情趣都和南唐冯延己相近，词风上也受他的影响。但由于他究竟还处在承平的时期，他的词在雍容华贵之中，虽也不免流露寂寞衰迟之感，却没有像冯词里所透露的亡国前夕的忧伤。

晏殊的年辈较早，政治地位又显赫，欧阳修等著名词人或出其门下，或为其幕僚，因此，他被后人推为“北宋倚声家初祖”（冯煦《蒿庵论词》）。

与晏殊词相比，欧阳修虽然也主要是走五代词人的老路，但新变的成分要多些。他对词作的革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沿着李煜词所开辟的方向，进一步用词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二是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开拓，而与柳永词相互呼应。

欧阳修一生宦海浮沉，曾三遭贬谪，仕途不像晏殊那么顺利，对人生命运的变幻和官场的艰险有较深的体验，因而不时地在词中流露出“世路**险，十年一别须臾”（《圣无忧》）；“浮世歌欢真易失，宦途离合信难期”（《浣溪沙》）；“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临江仙》）的人生感叹。表现这类情感的词作虽然不太多，但毕竟显示出一种新的创作方向，即词既可以写传统的类型化的相思恨别，也能够用以抒发作者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他著名的《朝中普·平山堂》词，就展现出他潇洒旷达的风神个性。这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用词来表现自我情怀的创作方式对后来的苏轼有着直接的影响。欧阳修在部分即景抒怀的词里洗刷了晚唐、五代以来的脂粉气味和婉约情调，使词格向清疏峻洁方面发展。作者已开始突破了词的传统题材和表现手法，跟当时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取得某种程度的联系。欧词用调较多，也有一些慢词。

欧阳修词朝通俗化方向开拓的另一表现是，他借鉴和吸取了民歌的一些表现手法，由此也造就了其词清新明畅的艺术风格，歌咏颍州西湖的十首《采桑子》就集中体现出这种风格特征。

冯煦称欧阳修“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是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他在宋词发展中的地位的。

第二节 开拓词境的尝试

如果说晏殊、欧阳修主要是着眼于词艺的提高与深化，那么，范仲淹、张先等人的贡献则主要表现在对词境的开拓。

范仲淹是怀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他并不以词知名，流传的词也只寥寥几首，但大都即景抒怀，表现了开阔而深沉的意境。

范仲淹有着与晏、欧不同的生活经历，边疆军旅生活的体验，拓展了他的艺术视野，丰富了他的人生感受，也改变了他的词风，他的名作 《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实是后来豪放词的滥觞。

张先是北宋年寿最高的词人。他一生官运虽不亨通，却也没有太大的人生挫折，精力又强健，因而一生流连风月，听歌看舞，优游卒岁。

张先对自然景物的描写，独具匠心。他因善写“影”而得“张三影”的美名：“云破月来花弄影”、“帘压卷花影”、“堕轻絮无影”。此外，如“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木兰花》），也同样精妙。“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等词句，被传为“三影郎中”或“桃杏嫁东风郎中”。他还因“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一句，被传为“桃杏嫁东风郎中”。

张先词的内容并没有超越传统的相思恨别的范围，但他从两个方面改变了词的发展方向：一是大量用词来赠别酬唱，扩大了词的实用功能。二是率先用题序，将日常生活引入词中。他现存１６５首词，有七十多首用了题序。此后苏轼等人的词大量用题序表明创作的缘起、背景，即是直接受张先的启发。正因为如此，张先词被人视为“古今一大转移”（陈廷卓《白雨斋词话》卷一）。

王安石词虽仅存２９首，却颇具开创性。他的词已脱离了晚唐五代以来柔情软调的固定轨道，而主要是抒发自我的性情怀抱，并进一步由表现个体人生的感受开始转向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反思，使词具有了一定的历史感和现实感。比如他著名的怀古词《桂枝香·金陵怀古》 就是如此。这样的作品，也使词的表现功能已由应歌娱人转向言志自娱，标志着词风正向诗风靠拢。

第三节 柳永词的新变

柳永登上词坛，宋词才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性的变化。

柳永的一个贡献，就是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

柳永的词作，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

他的词作，还表现了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在词史上，柳永也许是第一次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怨。柳永的词作，还表现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真切地表现她们的命运，也非常贴近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欣赏趣味。

另外，柳永词还多方面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如著名的《望海潮》。

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炼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诸如副词“恁”、“怎”、“争”等，代词“我”、“你”、“伊”、“自家”、“伊家”、“阿谁”等，动词“看承”、“都来”、“抵死”、“消得”等，柳永词都反复使用。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人对话、诉说，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当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与柳词语言的通俗化不无关系。严有翼《艺苑雌黄》即说柳词“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

词的体式和内容的变化，要求表现方法也要作相应的变革。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前者尽情地铺叙衍展，后者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很容易被人接受。

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北宋中后期，苏轼和周邦彦各开一派，而追根溯源，都是从柳词分化而出，犹如一水中分，分流并进。

第三章 欧阳修及其影响下的诗文创作

第一节 欧阳修的散文

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

欧阳修博学多才，诗文创作和学术著述都成就卓著，为天下所仰慕。他又是一代名臣，政治上有很高的声望。他以这双重身份入主文坛，团结同道，汲引后进。在当时的著名文学家中，尹洙、柳尧臣、苏舜钦是他的密友；苏洵、王安石受到他的引荐；而苏轼、苏辙、曾巩更是他一手识拔的后起之秀。由欧阳修来肩负革新文风的领导责任，正是众望所归。

欧阳修诗文革新的理论是和韩愈一脉相承的。在文和道的关系上，他和韩愈一样，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那种“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的文章，反对那种“弃百事而不关于心”的“溺”于文的态度。这样，他使文章和他所关心的“百事”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道统”观念的束缚，写出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文章。

欧阳修自幼喜爱韩愈的散文，后来写作古文也以韩、柳为学习典范，但他并不盲目崇古，他所取法的是韩文从字顺的一面，对韩、柳古文已露端倪的奇险深奥倾向则弃而不取。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见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同时，欧阳修对骈体文的艺术成就并不一概否定，对杨亿等人雄文博学，笔力有馀”（《六一诗话》）也颇为赞赏。这样，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石介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议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是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是古文的实际功用和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欧阳修另有一类议论文与现实政治并无直接关系，但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如《五代史》中的一些序论，对五代的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褒贬，以及国家兴亡在于人事而非天命的历史观。又如他为友人文集作的序言，不但对友人的文学业绩进行评述，而且抒发了对死生离合、盛衰成败的人生遭际的感慨，绝非为文 11 而文之作。

欧阳修的散文，无论状物写景，叙事怀人，都显得摇曳生姿，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因而使其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欧阳修的散文虽以学习韩愈相标榜，风格实各不相同。如果说，韩愈的文章如波涛汹涌的长江大河，那么欧阳修的文章就恰像澄净潋滟的陂塘。韩文滔滔雄辩，欧文娓娓而谈；韩文沉著痛快，欧文委婉含蓄。他继承并发展了韩愈文从字顺的正确作法，而避免了韩愈尚奇好异的作风。他叙事简括有法，而议论纡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而语句圆融轻快，略无滞涩窘迫之感。又注意语气的轻重和声调的谐和。欧阳修在散文方面的成就，作为当时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是毫无愧色的。

第二节 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的诗歌

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进行了革新。

欧阳修诗也是学习韩愈的，主要体现在散文手法和议论入诗。前人已经指出他有些设想奇怪的诗，如《凌溪大石》、《石篆》、《紫石砚屏歌》等，都是模仿韩愈的《赤藤杖歌》(见陈善《扪虱新话》下集)。但一般地说，欧阳修诗吸收韩愈的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而又避免了韩诗的造语险怪和生僻，故仍然具有自家面目。欧诗中的议论往往能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所以得韩诗畅尽之致而避免了其枯燥艰涩之失。其诗歌的语言也自然流畅，无韩诗艰涩拗口之弊，风格清新而不流于柔靡。有些诗因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不免乏味。欧阳修的诗歌成就虽远不能和散文相比，但它们清新自然的风格，对扫除西昆派的浮艳诗风，仍有其良好的作用。

梅尧臣是专力作诗的文人。

梅尧臣一生穷困不得志。诗很著名，尤为欧阳修所称赏。他们互相唱和，并以韩孟自况。欧阳修认为梅尧臣诗的成就是和他的贫困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所谓“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

梅尧臣的诗不仅在内容上接触到现实社会生活，具有较强的人民性，作风也是和西昆派对立的。

梅尧臣有不少写景抒情诗，意境新颖，饶有情趣。如《鲁山山行》：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

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处?云外一声鸡。描写晚秋山间的萧瑟景色，细致入微。

梅诗善写日常生活琐事，为宋诗开辟了更加贴近日常生活的题材走向。与题材内容趋于平凡化相应的是，梅诗在艺术风格上追求“平淡”，《鲁山山行》是其杰出的代表作。

苏舜钦以诗和梅尧臣齐名，时称苏梅。实际他们的性格“放检不同调”，诗风也很不一样。苏舜钦虽曾以“会将趋古淡”自勉，但他的诗终究是粗犷豪迈的，和梅尧臣的委婉闲淡显然不同。梅诗对统治阶级罪恶的揭露是比较和平含蓄的，而苏诗指陈时弊，则直截痛快，略无隐讳。如《城南感怀呈永叔》，直写见闻，一方面是人民在严重灾荒下，被迫采毒草充饥，以致“十有八九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乌鸢啄其皮”；而另一方面则是“高位厌梁肉，坐论搀云霓”!这种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控诉，反映了广大人民和统治者深刻的阶级矛盾。又如《吴越大旱》同样指斥了统治者不顾“炎暑发厉气，死者道路积”的惨状，仍旧残酷压榨人民的罪行。作为一个怀有爱国思想、热烈希望反抗民族压迫的诗人，《庆州败》一篇具有更鲜明的特点，表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苏舜钦的许多写景抒情诗，意境开阔，也和梅尧臣的不同。少数小诗也写得鲜明入画，如《淮中晚泊犊头》等。苏舜钦的诗，由于他的豪情壮志和愤慨不平，以感情奔放、直率自然见长；但短处也正在这里，他往往落笔急书，不够精炼，即欧阳修所谓“盈前尽珠玑，一一难拣汰”；因而也就缺乏含蓄和韵味。总之，苏舜钦的诗直率自然，意境开阔，以雄豪奔放的风格见长。这种风格主要体现于他的长篇古诗，即使是一些写景小诗，也能于平静中见出波澜，如《淮中晚泊犊头》一首就是如此。

第三节 王安石等人的散文

王安石散文简洁峻切的风格 曾巩散文平正周详的风格

比欧阳修稍晚，一批优秀的散文作家活跃于文坛，其中最著名的是王安石、曾巩、和苏洵、苏轼、苏辙。他们连同欧阳修，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齐名，被后人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王安石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自己也以政治家自许。他的文学观点以重道崇经为指导思想。他说： “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 13 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上人书》）可见王安石虽然不排斥文学的艺术性，但他更重视文学的实际功用。

王安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他的诗文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直接为他的政治斗争服务的。

王安石的散文以政论性的为多，大多是直接为其政治服务的，这此作品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他的短文也是直陈己见，不枝不蔓，简洁峻切，短小精悍，《答司马谏议书》是这方面的名作。

王安石的散文比较重视理论的说服力，较少注意酝酿气氛，描摩物象，从感情上打动读者，因此他的散文一般立意超卓，具有较强的概括力与逻辑性，语言简练朴素。这是他的文学主张实践的结果。

王安石的散文创作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从而提高了这种文体的实用价值，这对古文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当然王安石的散文也有缺点，他过于注重逻辑说服力，而对艺术感染力重视不够。

曾巩是与王安石同时的古文名家。他是欧阳修的学生，作文遵循欧阳修的指点。曾文议论委曲周详，文字简练平正，结构严谨而舒缓，风格平稳古雅。代表作是《墨池记》等。

第四节 王安石的诗歌

王安石写诗与作文一样，也有重视实际功用的倾向。但是他也把诗歌看作是抒情述志的工具，偏重于抒写个人的情怀，反映的生活内容也更为丰富，所以其诗歌的艺术成就超过了他的散文。

王安石的诗风在５６岁退居江宁以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的创作历程可以此为界分成前后两期。

王安石的诗也和散文一样，具有充实的政治内容，倾向性十分鲜明，充分抒发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尤其是前期的作品，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像《河北民》描写边民的悲惨生活，《兼并》、《发廪》等批判贪官污吏，都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王安石有不少咏史或怀古的诗篇，也大都寄托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如《商鞅》、《范增》、《张良》等篇，往往以“尺幅千里”的手法，通过对历 14 史人物的景仰，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感情。最著名的是《明妃曲二首》之第一首：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著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这里还显示出王安石的咏史议论诗的一个特点，就是好作翻案文章，如“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二句，这也充分体现了宋诗的一个特征，即：长于议论。

王安石晚年罢相隐居以后，生活和心情的变化，引起了诗风的变化，往年诗中所洋溢的那种政治热情，这时是大大减退了，心情渐趋平淡，诗风也随之趋于含蓄、深沉、平淡。创作了较多的描写湖光山色的小诗，也更多地注意对诗歌艺术的锤炼。

第四章 苏轼

这一章，是本学期的又一个重点，而第三节和第四节（尤其是第四节）又是重点中的重点。

第一节 苏轼的人生观和创作道路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6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观的各个方面往往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他平生倾慕贾谊、陆贽，在政治上他从儒家思想出发，排斥老庄为异端；然而老庄的“无为而治”思想又同他的“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见《辩试馆职策问札子》)的政治主张有其一致之处。他少年时就爱好《庄子》的文章，后来又喜和僧人来往，在生活上他认为“游于物之外”，则“无所往而不乐”(见《超然台记》)，要求以安然的态度应物，“听其所为”，而“莫 15 与之争”(见《问养生》)，更多地表现了佛、道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然而他从儒家出发的比较现实的生活态度，又使他对佛家的懒散和老庄的放逸有所警惕(注：苏轼《答毕仲举书》：“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以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他能将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集于一身，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因此他一生在政治上虽屡受挫折，在文艺创作上始终孜孜不倦，没有走向消极颓废的道路。

第二节 苏轼的古文和辞赋、四六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又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第三节 苏轼的诗

苏轼终身从政，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在他的“论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见《东坡先生墓志铭》)的创作思想指导之下，苏轼诗作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批判现实，批判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他曾写出一些反映民间疾苦、谴责官吏贪鄙、关心国家命运的作品。如《吴中田妇叹》、《荔枝叹》，《祭常山回小猎》、《阳关曲》等。

在苏诗里数量最多对后人影响也最大的是许多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篇。如《游金山寺》等。

苏诗里部分鉴赏评论文艺的作品，如《王维吴道子画》、《孙莘老求墨妙亭诗》、《读孟郊诗》、《书王主簿所画折枝》等，表现他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殊作风，同时标志北宋时期社会文化所达到的新的高度。

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曾使北宋许多诗人的作品流于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到苏轼手里才以他丰富的生活内容、清新畅达的语言和深厚的文艺修养，基本上纠正了这种流弊。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阙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就苏诗的艺术成就看，这概括是相当准确而全面的。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和子由渑池怀旧》

苏轼的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富含哲理，如《题西林壁》一首：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

苏诗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情思内蕴深厚。

从体裁方面看，苏诗各体皆工，七言各体尤其擅长。比之唐人，他的七律显得更为明快、动荡。

第四节 苏轼的词

在词这一体裁上，苏轼表现出了更大的创造性。

苏诗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 17 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

苏轼的词进一步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意境，把诗文革新运动扩展到词的领域里去，举凡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写他在射猎中所激发的要为国杀敌立功的壮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又如〈浣溪沙〉《徐州石潭谢雨道上作》，写出了一幅充满浪漫气氛的农村生活的图景，都是他以前词家的作品里所少见的。下面二首词是向来认为最能表现他的风格的作品：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词中，有对人生的思考，有自然山水的描绘，有农村风光的描写，等等。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 18 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作并无题序。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所以词作所抒的是何种情志或因何事生发，必须有所交代和说明。然而词体长于抒情，不宜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在词中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本文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与张先的词题仅起交代创作的时间、地点的作用相比，苏轼赋予了词的题序以新的功能。有些苏词的题序交代词的创作动机和缘起，以确定词中所抒情感的指向，如《水调歌头》的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不仅交代了创作的时间、缘由，也规定了词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怀念的对象是其弟苏辙。另有一些题序与词本文在内容上有互补作用，如《满江红》（忧喜相寻）、《定**》（莫听穿林打叶声）二词，词序用来纪事，词本文则着重抒发由其事所引发的情感。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

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江神子·密州出猎》具有较浓厚的叙事性和纪事性，但写射猎打虎的过程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形尽相，而作者用孙权射虎的典故来作替代性的概括描写，就一笔写出了太守一马当先、亲身射虎的英姿。词的下阕用冯唐故事，既表达了作者的壮志，又蕴含着历史人物和自身怀才不遇的隐痛，增强了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 “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第五节 苏轼的意义与影响

苏轼注意培养后进，吸引许多重要作家在他的周围，成为欧阳修以后北宋文坛的杰出领导者。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无咎，以及陈师道、李麋等，在他们还不大为人所知时就得到苏轼的热情鼓励和培养，在文艺方面各有成就，和中唐时期的“韩门弟子”后先辉映。

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诗不但影响有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

第五章 江西诗派与两宋之际的诗歌

第一节 黄庭坚的诗歌

在苏轼周围的作家群中，黄庭坚的诗歌成就最为突出，他最终与苏轼齐名，二人并称“苏黄”。

《苕溪渔隐丛话》曾称引黄庭坚的诗说：“随人作计终后人。”又说：“文章最忌随人后。”可见他在文学创作上是有开辟道路的雄心的。他说：“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又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胡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倾向。那么怎样取古人陈言点铁成金呢?就是根据前人的诗意，加以变化形容，企图推陈出新。他称这种作法是“脱胎换骨”，是“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是“以腐朽为神奇”。为了同西昆诗人立异，他还有意造拗句，押险韵，作硬语。

就题材范围而言，黄庭坚诗没有显著的特点。他流传下来的一千九百多首诗，约有三分之二是思亲怀友、感时抒怀、描摹山水、题咏书画的诗，这种题材趋向与王安石、苏轼基本相同。黄诗的特点是文人气和书卷气特别浓厚，诗中的人文意象格外密集。

黄诗更引人注目的是鲜明的艺术个性。黄诗以鲜明的风格特征而自成一体，当时就被称为“黄庭坚体”或“山谷体”。

前人论宋诗，每以苏黄并称。苏诗气象阔大，如长江大河，见起涛涌，自成奇观；黄诗气象森严，如危峰千尺，拔地而起，使人望而生畏，在艺术上各自创造了不同的境界。

第二节 陈师道的诗歌

陈师道一生清贫自守，以苦吟著名，他作诗的方式的“闭门觅句”式的苦吟，所以他写诗并不学苏，而以同样重视推敲锻炼的黄庭坚为师。

比之苏轼、黄庭坚，陈师道更工五言。他的有些诗在表现上较为平淡，却能真实地写出他对家人亲友的关怀的，如《别三子》、《送内》、《寄外舅郭大夫》等篇，精神上同杜甫《鄜州》、《羌村》等诗接近，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黄庭坚“作意好奇”的偏向。

陈师道不像苏轼那样才气过人，也没有黄庭坚那样精深的学力，但他在诗歌艺术上颇有自成一家的气概，有自己的风格追求。他以为作诗应该“宁拙毋巧，宁朴毋华”。他在创作中也贯彻了这种美学追求，从而创造也以“朴拙”为主要特征的艺术风格。

陈师道诗的长处是简洁精练，质朴无华，外表浑朴而意味深长。

第三节 江西诗派的形成

黄庭紧谈论诗歌艺术，主张循序渐进：第一步要多读前人的作品，从中汲取艺术营养，力求熟练地掌握炼字、造句、谋篇等写技巧。第二步再力求打破技巧的束缚而进入“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境界，并争取超越前人而自成一家。宋初以来，宋人对唐诗中的典范不断进行新的选择。这种选择沿着道德判断和美学判断两条途径同步进行，最终汇聚在杜甫身上。到了北宋中叶，尊杜成为整个诗坛的共识。黄庭坚倡导学杜的重点在于借鉴杜诗的艺术经验。

黄庭坚诗论中影响很大的另一个内容是“点铁成金”之说。他说：“自作语最难，21 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故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黄庭坚在创作中比较成功地运用了“点铁成金”的方法，从而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当时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黄庭坚及其诗作对当时的青年诗人具有多方面的典范作用，受到了众多青年诗人的拥戴追随，于是，一个以黄、陈为核心的诗歌流派就逐渐形成。

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把黄、陈为首的诗歌流派取名为“江西诗派”。“江西”即宋代的江南西路，黄庭坚及诗派中的二谢等１１人是江西人。所谓“宗派”，原是禅宗的名词，可能因当时禅宗流行，黄、陈等人都习禅甚深，所以吕本中借用这个名词来称呼诗派。

到了宋末，方回因为诗派成员多数学习杜甫，就把杜甫称为江西诗派之祖，而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

第四节 江西诗派的演变

黄庭坚、陈师道去世以后，诗坛空气趋于凝固。经过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努力，宋诗的特征已基本定型，黄、陈法度森严的创作更为青年诗人提供了法则和规范，而严酷的政治局势又从外部促使诗人的心态更加内敛。于是，吟咏书斋生活，推敲文字技巧，便成为江西诗派的创作倾向，这也是当时整个诗坛的倾向。

突然发生的靖康事变打破了诗坛的沉闷空气。整个诗坛震惊了，代表诗坛风气的江西诗派因此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吕本中，是后期江西诗派最重要的诗论家。他早年作诗，专以黄庭坚为典范，生新刻峭，旨趣幽深。但黄庭坚是主张自成一家的，吕本中对此心领神会，所以他力图创造自己的新风格。进入南宋以后，黄庭坚诗风的影响在吕诗中逐渐减弱，代之而成的是一种轻快圆美的新风格，与此同时，吕本中在理论上提出了 “活法”之说：“学诗当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所谓“活法”，是主张摆脱既有的法则而自有所得，其中并没有特定的风格论内容。但由于当时盛行的诗歌法则是源于黄庭坚的江西诗法，所以这意味着江西诗派内部的新变。

第五节 陈与义和曾几的诗歌

在南宋初年，诗坛上转移风气的人物是吕本中，但创作成就更高的诗人则是陈与义和曾几。陈、曾二人都写了一些较成功的爱国主题的诗。

陈与义青年时诗名已著，但诗风没有突破黄、陈藩篱。当时与黄、陈一样学习杜甫，但主要着眼于借鉴杜甫的艺术手法。而山河破碎的形势和颠沛流离的经历使陈与义认清了杜诗的思想意义，从而努力学习杜甫的爱国精神，他对艺术的借鉴也转以学习其沉郁、壮阔的风格为主，从而创造了雄浑深沉的诗风。

在黄、陈以后的诗坛上，陈与义诗如异军突起，这对稍晚的陆游等人有着良好的影响。

吕本中和曾几都是江西诗派诗风转变的关键人物，南宋的其他诗人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大多是以他们二人为中介的。

在苏轼和黄庭坚以后，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之前的四五十年间，江西诗派的崛起是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现象。江西诗派自身的演变同时也代表着北宋诗风向南宋诗风的转变。这种演变，固然受到了靖康事变等外部因素的激发，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江西诗派是宋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第六章 周邦彦和北宋中后期词坛

这一章，是本门课程的一个重点。

11世纪下半叶，柳永等词人先后离开词坛后，继之而起的是以苏轼、黄庭坚、晏几道、秦观、贺铸、晁补之、周邦彦等为代表的元祐词人。他们活动和创作的年代，主要是在神宗、哲宗和徽宗（1069－1125）三朝。

此期词坛，有两大创作群体。一是以苏轼为领袖，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李之仪、赵令畤、陈师道、毛滂等为羽翼的苏门词人群；此外晏几道和贺铸，虽然不属苏门，但与苏门词人过从甚密。二是以周邦彦为主帅，曾在大晟乐府供职的曹组、万俟咏、田为、徐伸、江汉等大晟词人群。虽然社交上分为两大群体，但词风却是“各尽其力，自成一家”（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苏轼在柳永、王安石之后进一步大力拓展词境而开宗立派，黄、晁二人师法其词而自成面目；秦 23 观学柳永而又自辟新境；贺铸从唐诗中吸取养料，豪侠之气与绮丽柔情融为一体；周邦彦在音律、句法和章法上建立起严整的艺术规范，而另开一派。这是两宋词史上多种风格情调并存的繁荣期，也是名家辈出的创造期。

其中创造力最强盛、影响力最深远的是苏轼和周邦彦。他们各自开辟出不同的创作方向：苏轼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词的可读性胜于可歌性；周邦彦则注重词的协律可歌，情感的抒发有所节制而力避豪迈，对词艺的追求重于对词境的开拓。其后的南宋词，就是沿着这两种方向分别发展。

第一节 黄庭坚和晁补之（略）第二节 晏几道

当苏门的黄庭坚、晁补之沿着苏轼所指出的方向继续前行的时候，耿介孤傲的晏几道（1083－1110）则仍然按照乃父宴殊所承传的“花间”传统，固守着小令的阵地，写那些令人回肠荡气的男女悲欢离合（见《小山词自序》）。晏几道的词里，常常有着确指的思恋对象，情感也非常真挚。

小山恋情词的结构，始终是建立在对过去的温馨回忆和现在的苦闷相思这两重今昔不同的情感世界之间。

对爱情的生死不渝的追求，几乎是晏几道人生主要的精神寄托。

由于与热恋的莲、鸿、蘋、云四位歌女生离死别，相见无缘，晏几道常常建构梦境以重温往日爱情的甜蜜。他在《小山词自序》中说：“篇中所记悲欢离合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抚然，感光阴之易逝，叹境缘这无实也。” 他的260首词作，有52首59句写到“梦”。他或在梦中追寻：“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鹧鸪天》）或在梦中相逢：“梦里时时得见伊。”（《采桑子》）或与对方同梦：“几回梦魂与君同。”（《鹧鸪天》）他的梦，有“春梦”、“秋梦”、“归梦”、“前日梦”、“今宵梦”等等。缤纷多姿的如梦如幻的艺术境界，是小山词的显著特点。

语淡情深，则是小山词的风格特色。他善于用平淡的语言、常见的景物，表现不同寻常的深情。

淡语能表深情，常常是得力于“字外盘旋，句中含吐”（先著《词洁》）的透过一层的句法。如“一春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阮郎归》）。语短情长，情意层层深入。

晏几道的词，“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卷二一）。他的词作，艳而不俗，浅处皆深，从语言的精度和情感的深度这两个层面上把《花间集》以来的艳词小令艺术推展到了极致。他在宗柳学苏之外，独树一帜，给北宋后期词坛增添了异样的风采。

第三节 秦观

秦观和晏几道一样，都是“古之伤心人”（冯煦《蒿庵论词》），词中浸透着伤心的泪水，充满着揪心的愁恨。

在北宋词坛上，秦观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当行本色的“词手”。秦观词的内容并没有脱别恨离愁的藩篱，其妙处在于情韵兼胜，即情感真挚，语言优雅，意境深婉，音律谐美，符合词体的本色和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

秦观的词，辞情兼称，情韵兼胜，善于通过凄迷的景色、宛转的语调表达感伤的情绪。

秦观在词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其词卓然一家，和婉醇正，典型地体现出婉约词的艺术特征。就婉约词的发展而言，秦观对另外两位婉约词的代表作家周邦彦和李清照都有直接影响。陈廷焯即说“秦少游自是作手，近开美成，导其先路”（《白雨斋词话》卷一）；“李易安词，独辟门径，居然可观，其源自淮海、大晟来”（同前卷二）。秦词语言清丽淡雅。周邦彦得其丽，而发展为精雕细琢的典雅富丽；李清照则得其清，而朝更加本色自然的方向发展。

第四节 贺铸

贺铸出身贵族，少时意气豪侠，喜谈当世事，不肯为权贵屈节，因此浮沉下僚，郁郁不得志。晚年退居苏州。

贺铸是一位个性和词风都非常奇特的词人，截然对立的两面在他身上和词中都能得到和谐的统一。他长相奇丑，身高七尺，面色青黑如铁，眉目耸拔，人称“贺鬼头”；个性奇特，为人豪爽精悍，有侠士之风，如武侠剑客，“少时侠气盖一座，驰马走狗，饮酒如长鲸”；却又博闻强记，于书无所不读，家藏书万卷，而且手自校雠，“反如寒苦一书生”（程俱《贺方回诗集序》）。其词却“雍容妙丽，极幽闲思怨之情”。

贺铸作词，像苏轼一样，也是“满心而发，肆口而成”（张耒《东山词序》），抒发自我的人格精神。而贺铸作为一生不得志的豪侠，他的词具有独特的情感内 25 涵：在宋代词史上他第一次表现出英雄豪侠的精神个性和悲壮情怀；这类词作的情感形态不同于秦观等词人感伤性的柔情软调，而是激情的爆发，怒火的燃烧，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崇高感。

北宋词人大多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唯有贺铸是英雄豪气与儿女柔情并存。悼亡词《鹧鸪天》（重过闾门万事非）是难得的佳作。

贺铸还长于写闲情，《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尤为著名，其中“若问闲愁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连用三种意象表现出愁思的广度、密度和长度，化抽象无形的情思为具体可见的形象，构思奇妙，堪称绝唱。贺铸因此词而得“贺梅子”的雅号。

贺铸词长于造语，多从唐人诗句中吸取精华。他曾说：“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当奔命不暇。”由此而形成了深婉密丽的语言风格。贺铸在词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影响。他一方面沿着苏轼抒情自我化的道路，写自我的英雄豪侠气概，开启了辛弃疾豪气词的先声；另一方面，语言上又承晚唐温、李密丽的语言风格，而影响到南宋吴文英等人。

贺铸在词的题材、风格上曾做过多方面的探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六州歌头》（少年侠气）一首，用边塞激越苍凉的歌曲，表现他有心报国而无路请缨的惘惘不平之气，南宋张孝祥、辛弃疾、刘过等都有继作，可以想见它对这些爱国词人的影响。

第五节 周邦彦

周邦彦一生虽然没有遭受苏门词人那样沉重的打击迫害，但仕途并不得意，几度浮沉奔波于地方州县，深切地感受到飘泊流落的辛酸。所以，“漂零不偶”、羁旅行役之感也成为他词作的重要主题。

这种飘泊的孤独疲倦和憔悴失意，是周邦彦词的情感基调。

咏物也是周词的主要题材。柳永等宋初词人的咏物词，主要是描摹物态，图形写貌。苏轼的咏物词，开始将状物态与抒人情合而为一，但所作咏物词不多。周邦彦所作咏物词既多，如咏新月、春雨、梅花、梨花、杨柳等，又将身世飘零之感、仕途沦落之悲、情场失意之苦与所咏之物融为一体，为南宋咏物词重寄托开启了门径。

作为苏轼前后相继的词坛领袖，周邦彦具有与苏轼不同的艺术追求和贡献。苏轼 26 如唐诗中的李白，追求创作的自由，强调性情的自然流露，力图打破词作原有的创作规范；周邦彦则如杜甫，创作时精心结撰，追求词作的艺术规范性，“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沈义父《乐府指迷》）。周词的法度、规范，主要体现在章法、句法、炼字和音律等方面。因法度井然，使人有门径可依，故“作词者多效其体制”（张炎《词源》卷下）。

周词的章法结构，主要是从柳永词变化而来。柳词善铺叙，但多是平铺直叙，一般为时空序列性结构，即按情事发生、发展的时空顺序来组织词的结构，明白晓畅，但失于平板单一而少变化。周词也长于铺叙，但他变直叙为曲叙，往往将顺叙、倒叙和插叙错综结合，时空结构上体现为跳跃性的回环往复式结构，过去、现在、未来和我方、他方的时空场景交错叠映，章法严密而结构繁复多变。周邦彦能自铸伟辞，但更善于融化前人诗句入词，浑然天成，如从己出。最典型的是《西河·金陵怀古》：

调美，律严，字工，是周词在音律方面的特点。

第七章 南渡前后词风的演变

继元祐词人而登上词坛的，是以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和叶梦得、李纲陈与义等为代表的南渡词人。这批词人主要生活在１２世纪上半叶徽宗、钦宗和高宗三朝社会由和平转向战乱的时代。由于时代的剧变，他们的生活和创作环境明显分为两个阶段。他们的前半生，是在徽宗朝畸形的和平环境中度过，生活比较安定舒适，大多数词人是在绮罗丛中吟风弄月，创作上虽已初露锋芒，但被当时还健在的前辈词人周邦彦、贺铸等的光芒所遮掩，尚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靖康之难后，金人的铁蹄改变了他们后半生的生活和创作倾向。民族的屈辱、山河的残破和民众的苦难，促使他们自觉接受苏轼的词风，为救亡图存而呐喊呼号，并日益贴近社会现实生活，去表现战乱时代民族、社会的苦难忧患和个体理想失落的压抑苦闷。南渡词进一步扩展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加强了词的时代感和现实感。

第一节 李清照

李清照在理论上确立了词体的独特地位，提出了词“别是一家”之说。其次，在创作上，李清照生动地展现了她的生命历程和情感历程。

李清照的词作，明显地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词作，写少女和少妇的生活及其情趣。如〈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词里描绘的藕花深处的归舟和滩头惊飞的鸥鹭，活泼而富有生趣。〈怨王孙〉的“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也在轻快的节拍中传达出作者开朗愉快的心情。又如〈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委婉而含蓄地表达了闺中的寂寞和离情。

后期的词作，饱和血泪，写国破、夫死、家亡的深痛。如“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念奴娇〉)，“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添字采桑子〉)等句，是表达了南渡初期许多离乡背井、骨肉分散的人的共同感受的，在当时有它的现实意义。〈永遇乐〉更含蓄而深沉地表现她对现实的不满和关心。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弟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李清照敢于干预闺房以外的事情，敢于用她所熟悉的文学样式来表情达意，尤其是表达爱情。

李清照的情感世界是独特的，她的艺术表现方式也是独特的。她善于选取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起居环境、行动、细节来展现自我的内心世界。如《添字丑奴儿》（窗前谁种芭蕉树）中“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的动作描写，传神地表现出初到南方时不习惯夜雨霖霪的烦躁心理。而“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声声慢》）； “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永遇乐》）等动作细节，也典型地表现出年老寡居年独有的生活情态和寂寞心境。

李清照词的语言也独具特色。第一，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一经她提炼熔铸，就别开生面，精妙清亮，风韵天然。如“绿肥红瘦”（《如梦令》），“人比黄花瘦”。第二，李清照善于用最平常最简练的生活化的语言精确地表现复杂微妙的心理和多变的情感流程。如“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创造力最强、艺术成就最高的女性作家。她以女性的身份，真挚大胆地表现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丰富生动地抒写自我的情感世界，不仅比“男子作闺音”更为真切自然，而且改变了男子一统文坛的传统格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第二节 朱敦儒

朱敦儒继承和发展了苏轼抒情自我化的词风，具有鲜明的自传性特点。朱敦儒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西京洛阳畸形繁华的环境中度过，过着一种疏狂放浪和寻欢作乐的生活。他的词也是这种行为和心理的写照。

靖康之难的战火把朱敦儒抛入了飘泊的难民潮中。建炎元年（1127）年底，洛阳被金兵占领前后，朱敦儒仓皇逃往东南避难。其词清晰地记录了他南奔的行程和感受，词风由飘逸潇洒变得凄苦忧愤。

朱敦儒的晚年，时局趋于平稳，他自己也再次过起了任性逍遥的生活。《好事近· 渔父词》十首和《朝中措》（先生筇杖是生涯）等作品也体现着他晚年的人生态度。

朱词的风格也随着他人生历程的变化而变化。早年以婉丽明快为主；中年以悲壮慷慨为特色；晚年以清疏晓畅见长，语言通俗，明白如话。

朱敦儒的情形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他类似的一些文人，当民族危机紧迫、生存受到威胁时，也能激昂慷慨，唱出一些振奋人心的歌声；但当形势渐趋稳定、对现实感到无能为力时，就转而在园林、山水中寄托他们的精神生活，在词里表现了萧然自得的态度。

第三节 张元干等词人

南渡以后，词人的创作已不可能完全封闭在自我悲欢离合和个人荣辱得失的圈子，而必须正视和直面苦难的社会现实，去歌唱民族的悲剧和社会的苦难，从而加强了词的时代感和现实感，柔丽婉转的词体也变成了具有战斗性和批判性的精神武器。在这一词风的转变过程中，张元干最为典型。

张元干在南渡之前，生活上跟朱敦儒一样疏狂放荡，时常是“百万呼卢，拥越女吴姬共掷”（《柳梢青》）。创作上则模拟“花间”，内容不出酒畔花前，词风绮艳轻狭。靖康之难中，他投笔从戎，曾协助李纲指挥汴京保卫战。目睹民族的灾难，他扼腕痛愤，词风也自觉转向东坡一路，而变得慷慨悲凉。题材取向上则直面山河残破的惨痛现实。两首《贺新郎》（梦绕神州路）、《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是他的代表作。

第四节 李纲、岳飞等词人

高宗建炎、绍兴间（1127－1162），南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空前激烈的民族斗争，而朝廷内部的主要矛盾则是主战与主和派的政治斗争。李纲、赵鼎、李光、胡铨等“南宋四名臣”和大将岳飞，是站在这两个斗争前列的代表人物。他们虽然并不以作词而著名，但在民族生死存亡之秋，不仅奋不顾身地致力于保卫家国，也用词作来表现他们的斗争精神，为抗金救国而呼号，代表着时代的最强音。岳飞的《满江红》是其最典型的代表作。

第八章 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

这一章，尤其是第二节，是本学期的又一个重点。而第四节，是一个次重点。陈与义、吕本中去世以后，一批出生于靖康前后的诗人登上诗坛。他们是在烽火连天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山河破碎的动荡时势使他们具有完全不同于苏轼、黄庭坚的创作环境。而且他们自少就感受到诗坛风气的转变，所以比陈、吕等前辈更富有独创精神，最终以全新的艺术风貌取代了江西诗派在诗坛上的主流地位。这些诗人中以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四人最为著名，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

第一节 陆游的创作道路和诗歌渊源

陆游从小就具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少小遇丧乱，妄意忧元元”(《感兴》)，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壮志。

陆游的生活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４５岁以前，他任镇江通判等职，后因赞助张浚北伐而罢职家居；

二、自４６岁入蜀从军至６５岁被劾罢官；

三、６６岁以后在山阴农村闲居２０年。陆游的诗歌创作过程也可分成与之相应的三个 30 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是陆诗臻于成熟的关键时期。

陆游在地处抗金前线的南郑受到紧张、豪宕的军营生活的激发，而领悟到应该改变早年专以“藻绘”为工的诗风，而追求宏肆奔放的风格。由于只有这种风格才与陆游建立奇功的宏伟抱负、爱国忧时的炽烈感情、不拘小节的狂放性格最相适应，也只有这种风格才最符合陆诗所以反映的时代的脉搏，所以陆游一旦找到这种适合于自己的风格之后，他的创作就产生了质的飞跃。正如清人赵翼所说：“放翁诗之宏肆，自从戎巴蜀，而境界又一变。”（《瓯北诗话》卷六）。陆游诗的主导风格正是在巴山蜀水之间奠定的。正由于这个原因，陆游把自己的诗集题作《剑南诗稿》。

第二节 陆游诗歌的特点与成就

陆游一生勤奋创作，流传至今的诗就有九千四百多首。诗歌的内容也极为丰富，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国主题的日常生活和情景的吟咏。

陆游是一个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作家。他的作品有诗，有词，有散文。诗的成就尤为显著，仅现存的就有九千三百多首，所以他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内容也很丰富，差不多触及到南宋前期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其中最突出的部分，是反映民族矛盾的爱国诗歌。

陆游的“素志”，不是仅仅做一个诗人。所以他说：“岂其马上破贼手，哦诗长作寒将鸣?”(《长歌行》)他不满足于纸上谈兵，“以口击贼”，而是要据鞍杀敌，所谓“手枭逆贼清旧京”、“直斩单于衅宝刀”。因此，作为陆游爱国诗篇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那种“铁马横戈”“气吞残虏”的英雄气概和“一身报国有万死”的牺牲精神，正如他的《夜读兵书》一诗所说：“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

陆游爱国诗篇的另一特点，就是对投降派的坚决斗争和尖锐讽刺、揭露：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关山月》）这种苍凉沉郁的作品，《书愤》一首更具代表性：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 31 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但是，另一方面，冷酷的现实也使陆游从幻想或梦境里寄托他的报国理想。“壮心自笑何时豁，梦绕梁州古战场”(《秋思》)，正概括地说明了这类记梦诗的成因和内容。“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楼上醉书》)，当他晚年闲居山阴时，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卧病在床的老诗人还想到为国戍边，如《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所有这些梦思幻想，都应看作陆游爱国精神的一种深刻表现，也是他的爱国诗篇的一大特征。

作为一个杰出的爱国诗人，陆游还写了大量的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诗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严重的阶级矛盾。如《农家叹》：

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粳；牛领疮见骨，叱叱犹夜耕；竭力事本业，所愿乐太平。门前谁剥啄?县吏征租声。一身入县庭，日夜穷笞榜，人孰不惮死?自计无由生。还家欲具说，恐伤父母情。老人倘得食，妻子鸿毛轻。

陆游性格豪放，胸怀壮志，在诗歌风格上追求雄浑豪健而鄙弃纤巧细弱。陆游热情奔放，神采飞扬，把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壮志豪情都倾泻在诗中，常常凭借幻境、梦境来一吐胸中的壮怀英气。写“梦”，是陆游诗歌的一大特点。据赵翼核计，陆游的记梦诗有99首之多，可见他常常借助梦境借助想象来描述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理想。

在体裁方面，陆游也是无体不备，各体俱工，更擅长近体诗。其中七律尤为人所推重。此外，他的七古、七律和七绝的成就都很高。

第三节 陆游的影响

南宋后期的诗坛，可以说是在陆游的笼罩下发展的，与他同时而稍后的江湖派，就有不少人受到陆游很深的濡染。南宋后期另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刘克庄，虽未能亲从陆游学诗，但也深受陆游的影响。

第四节 杨万里和范成大

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江西吉水人。

杨万里和江西诗派的主要不同是直接从自然景物吸收题材，而不是从书本文字上翻新出奇，所以他说“不听陈言只听天”。他对于自然界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32 自然界的一切，无不收拾入诗，以至姜夔有“处处山川怕见君”的戏言。因此在题材上，他的诗以描写自然景物的为最多，也最能体现他的诗歌的艺术特色。杨万里主要的诗兴是在自然风物和日常生活的情趣上面。他的诗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又富于理趣，杨万里的诗风发生过多次变化。他早年学诗是从江西诗派入手，后来改而学习王安石和晚唐诗人的绝句，最后终于领悟到应该摆脱前人的藩篱而自成一家，并形成了独具面目的诚斋体。

“诚斋体”的特点之一，是富于幽默诙谐的风趣，但他往往也寓感愤和讽刺于诙谐嘲笑之中；第二，是丰富新颖的想象。他善于捕捉自然景物的特征和变态，并用拟人的手法加以突出，使之生动而饶有风趣。比如他用“一峰忽被云偷去”来写流云，用“拜杀芦花未肯休”来写狂风；第三，是自然活泼的语言。他作诗，语言力求平易浅近，并大量汲取俚语谣谚入诗。这三个特点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能够表现这一特点的作品如《小池》：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范成大年轻时便写了一些揭露残酷剥削、同情农民疾苦的诗。《催租行》和《后催租行》可为代表。

范成大诗中价值最高的是使金纪行诗和田园诗。

范成大曾奉命使金，在这次出使过程中，范成大写了一组七言绝句，把自己在沦陷区的见闻感触一一纪之于诗，主要内容是描写沦陷区山河破碎的景象，中原人民遭受蹂躏、盼望光复的情形，凭吊古代爱国志士的遗迹以表示自己誓死报国的决心。这样的作品，如《州桥》：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南宋诗人描写中原的诗大多是出于想象，而范成大却亲临其境，所以感触格外深刻，描写格外真切，在当时的爱国主题诗歌中独树一帜。

范成大退隐石湖的十年中，写了许多田园诗，其中以《四时田园杂兴》最为著名。这组诗共６０首七言绝句，每１２首为一组，分咏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和冬日的田园生活。如：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停桑阴学种瓜。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33 垂成穑事苦艰难；忌雨嫌风更怯寒。笺诉天公休掠剩：半偿私债半输官。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在古代诗歌史上，田园诗事实上大多是士大夫自抒隐逸情抒情诗，如王维、孟浩然诗中的田园风光都是作为诗人静谧心境的外化而出现的。除了少数陶诗以外，古代田园诗中对田园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农事反而是忽略不顾的，偶尔出现的樵夫、农人也往往被赋予隐士的性格。至于农村生活的主人公农民的劳作生活及其种种疾苦，唐代诗人如元稹、张籍等往往把此类内容写进《农家词》、《田家词》一类乐府诗中。这些诗中没有田园风光的描写，在习惯上也不被看作田园诗。范成大创造性地把上述两个传统合为一体，全面、真切地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各种细节，诗歌的主人公也已由隐士转变为农人。范成大成功地实现了对传统题材的改造，使田园诗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映农村生活之诗。

第九章 唐传奇与俗讲变文

第一节 唐代传奇

传奇，顾名思义是传述奇事奇遇之义。但相当一段时期内由于义界不清而使用混乱，却亦不外乎用以称呼小说及以此为题材的戏曲。今人遂专以称唐代短篇文言小说或南戏。

一、唐传奇兴盛的原因

1、城市发达，市民生活，文人游宴，为传奇提供题材，传奇所传述的奇闻轶事也投合他们嗜奇猎艳的心理和遣兴娱乐的需要。

2、行卷风行，为传奇的确兴盛产生助力。

3、古文运动崛起，从文体上提供了条件。

4、唐代民间说唱文学的影响。

5、唐代佛道的盛行，助长了传奇的神怪志异内容和宗教倾向。

6、史传文学和魏晋小说的影响。

二、唐传奇的发展及分期概况

（一）初期（618—779）

从唐初到代宗朝，是魏晋小说向唐传奇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题材以神怪鬼异为主，但创作意图，则由发明神怪之不诬变为俳偕逞才，异于六朝志怪。到肃、代两朝，陈玄祐《离魂记》、牛肃《吴保安》这类现实人世和爱情题材的出现，预示着中唐传奇题材的变化和创作高潮的即将到来。从艺术表现手法看，这一时期传奇在人事铺陈夸张上有六朝辞赋的影响，只重情节离奇，不重人物形象的完整，行文也有骈文余习。

代表作品：王度《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张鷟《游仙窟》，陈玄祐《离魂记》。

（二）全盛期（780—820）

从德宗朝，到宪宗朝，是传奇的全盛时期，其标志是作家辈出，佳作荟萃，出现文人创作的诗歌与传奇相辅而行的局面。这一时期传奇题材由志怪转向男女爱情，创作目的由俳谐逞才转为抒情达意；艺术更趋成熟，由传奇述异，变为重在人物形象性格塑造，情节曲折，具有“传”的特点。

代表作品：沈既济《枕中记》及《任氏传》，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及《谢小娥传》，蒋防《霍小玉传》，李朝威《柳毅传》，白行简《李娃传》，陈鸿《东城老父传》与《长恨歌传》。（三）中期（821—874）

从穆宗朝到懿宗朝是唐传奇发展的中期。这一时期的传奇有如下变化：首先，侠义和历史题材增多而爱情题材减少。这与中晚唐之际，藩镇蓄士养刺客成风和人们企图通过前代故事总结兴亡隆替教训有关。它们有的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藩镇跋扈火并的现实。其次，神仙鬼怪题材复炽，这与时局动荡，士子升沉不定，多企隐慕仙有关。艺术上，这时期的传奇，兼有传与记之长，行文上首古文渐衰、骈文又盛的影响，骈偶词句增多；出现大量传奇集及杂俎，是这时期传奇的又一特点。

代表作品：牛僧孺《玄怪录》，裴鉶的《传奇》，袁郊的《甘泽谣》，皇甫枚《三水小牍》。

（四）后期（875—907）

僖宗以后，传奇的作品数量减少，消极的思想倾向加重，艺术上也趋于粗糙。唐传奇逐渐走向了末路。

代表作品：皇甫枚《三水小牍》等。

三、唐传奇的影响

唐传奇的题材主题思想和表现手法对后世戏曲、小说影响深远。

第二节 俗讲与变文

一、俗讲

佛教东渐，僧徒为弘扬教义，讲经化俗，在佛寺进行“俗讲”。由都讲唱经，法师讲经，两人互相配合进行。“俗讲”之名最早见于中唐，实由六朝唱导、转读等发展而来。俗讲的底本：

僧徒俗讲演唱佛经故事之底本，可分为三类：押座文（缘起）、讲经文、变文，而以敷陈经文的讲经文为正宗，押座文（缘起）不过是引子，变文则为吸引听众听讲经文而说唱的民间故事。

二、变文 1.变文的起源和种类

变文，省称“变”，始见于中唐，今存敦煌卷中题为“变”或变文者，一类与佛经故事有关，如《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一类演唱历史故事，如《王昭君变文》、《汉将王陵变》等；另一些吟唱时事，又具变文特点的，则由《敦煌变文集》编者拟称变文，如《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变文的“变”，是“变化”、“改变”的意思，其得名可能与佛教的“变现”（即显现某种幻境）“变相”（变佛经为图象）有关，但变文这种韵散说唱相兼的形式，可追溯到荀卿《成相》、《赋》篇及后来的杂赋等，以印度佛经为其源不确，变文并不专演佛经故事，转变者也并非都是和尚。2.变文的体制特点

变文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韵散相间、诗文结合，逐段铺叙，有说有唱。散文用骈文、浅近文言或夹杂口语的白话；韵文以七言为主，间有三四五六言的。散文与韵文的关系，有的是以散文讲述故事，韵文重复歌咏散文的叙述的内容，达到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说白与吟唱转换之际，有的用“若为陈说”，“当尔之时，道何 36 言语”、“„„处”、“看„„处”等提示听众。当然也有有白无唱，或有唱无白的变文，大约是抄录着各取所需或后世散佚所致。3.演出特点

变文的演出特点是变文与变相相辅而行。演唱变文称为“转变“，同时配合展示卷收画卷（变相）,犹如近代说唱曲艺中的”拉洋片。4.变文的思想意义

变文中除大量佛教故事，张扬佛教教义，宣传因果轮回等之外；也有反映爱国思想的如《王昭君变文》、《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歌颂舍生取义的道德行为的如《王陵变文》；讴歌经磨历劫、万死不悔精神的如《目连变文》，都具有一定意义。5.变文的艺术成就

变文作者从现实生活出发，发挥丰富奇异的想象，汲取赋的排比铺张、夸奇斗富的特点，塑造了不少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也善用环境烘托、气氛渲染，描绘人物内心活动。变文的语言佛典、口语相参，骈散文白杂糅，通俗生动、自由灵活，但由于作者文化修养不高，加上传写误讹，生涩难通之外也不少。

第十章 姜夔、吴文英及宋末词坛

辛弃疾去世后的南宋词坛，先后出现了两代词人，一是在南宋灭前已谢世的江湖词人群，著名的有孙惟信、刘克庄、吴文英、陈人杰等；二是历经亡国、入元后继续创作的遗民词人群，其中成就较高的有刘辰翁、陈允平、周密、文天祥、王沂孙、蒋捷和张炎。从创作倾向上看，这两代词人又形成了两大创作阵营：孙维信、刘克庄、陈人杰和刘辰翁、文天祥等，属于辛派后劲，他们以稼轩为宗，崇尚抒情言志的痛快淋漓，而不斤斤计料字工句稳，政治批判的锋芒有时比辛弃疾更尖锐，但不免粗豪叫嚣之失。吴文英和陈允平、周密、王沂孙、张炎等则是姜夔的追随者，他们以姜夔的“雅词”为典范，注重炼字琢句，审音守律，追求高雅脱俗的艺术情趣；词的题材以咏物为主，讲究寄托，但有些词的意蕴隐晦难 37 解。

总体上看，宋末词坛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只有吴文英在艺术上有较大的突破；刘克庄在题材上有一定的拓展；其他词人主要是融合和深化。比较典型的是蒋捷，他融合了辛、姜二派的长处，而自成一家。宋末词坛是词史高峰状态的结束期，也是多种词的融合期。

第一节 姜夔：

与刘过一样，姜夔的社会身份也是浪迹江湖、寄食诸侯的游士，终身布衣。他一生清贫自守，以文艺创作自娱，诗词散文和书法音乐，无不精善，是继苏轼之后又一难得的艺术全才。当世名流如辛弃疾、杨万里、范成大、朱熹和萧德藻等人都极为推重，虽终生布衣，名声却震耀一世。

姜夔的《白石词》绝大多数是纪游与咏物之作。在这些作品里偶然也流露他对于时事的感慨，但更多的是慨叹他身世的飘零和情场的失意。

所以，从题材方面看，姜夔词并没有什么拓展，仍是沿着周邦彦的路子写恋情和咏物。他的贡献主要在于对传统婉约词的表现艺术上进行改造，建立起新的审美规范。北宋以来的恋情词，情调软媚或失于轻浮，虽经周邦彦雅化却仍然不够。姜夔的恋情词，则往往过滤省略掉缠绵温馨的爱恋细节，只表现离别后的苦恋相思，并用一种独特的冷色调来处理炽热的柔情，从而将恋情雅化，赋予柔思艳情以高雅的情趣和超尘脱俗的韵味。

姜词善于用一种清幽的意境来寄托他落寞的心情。如《玲珑四犯》用“叠鼓夜寒，垂灯春浅”，“酒醒明月下，梦逐潮声去”等景物，烘托出“天涯羁旅”的况味。《扬州慢》用“废池乔木”、“清角吹寒”、“波心冷月”、“桥边红药”等荒凉景象，抒发对乱后扬州的今昔之感。

苏轼首开以诗为词的风气后，经由辛弃疾的发展，词与诗在表现手法和抒情功能上已基本合流，只是词仍然保持着其入乐可歌的特性。姜夔接受辛弃疾的影响，也移诗法入词。但姜夔移诗法入词，不是要进一步扩大词的表现功能，而是使词的语言风格雅化和刚化。他禀承周邦彦字炼句琢的创作态度，借鉴江西诗派清劲瘦硬的语言特色来改造传统艳情词、婉约词华丽柔软的语言基调，而创造出一种清刚醇雅的审美风格。

姜夔的咏物词，往往别有寄托。他常常将自我的人生失意和对国事的感慨与咏物 38 融为一体，写得空灵蕴藉，寄托遥深。

姜夔的时代是一个让人看不到前途的时代，姜夔作为江湖游士，自身的命运更是渺茫黯淡。加上他一生贫病交加，对凄凉寒苦有着深刻的感受，所以他总是以一种忧郁凄凉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就像中唐诗人贾岛爱静、爱瘦、爱冷，也爱这些情调的象征一样，姜夔也偏爱冷香、冷红、冷云、冷月、冷枫、暗柳、暗雨等衰落、枯败、阴冷的意象群，以此来营构幽冷悲凉的词境。所以清人刘熙载曾用“幽韵冷香”四字来概括姜词的境界。

姜夔的词境独创一格，艺术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也别出心裁。他善于用联觉思维，利用艺术的通感将不同的生理感受连缀在一起，表现某种特定的心理感受；又善于侧向思维，写情状物，不是正面直接刻画，而是侧面着笔，虚处传神。与周邦彦一样，姜夔也长于自度曲。

姜词在形式上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词作往往配有精心结撰的小序。自从柳永变雅为俗以来，词坛上一直是雅俗并存。无论是苏、辛，还是周秦，都既有雅调，也有俗词。姜夔则彻底反俗为雅，下字运意，都力求醇雅。这正迎合了南宋后期贵族雅士们弃俗尚雅的审美情趣，因而姜夔词被奉为雅词的典范，在辛弃疾之外别立一宗，自成一派。

姜夔的羽翼史达祖，词风与姜有神似之处，对后世词坛也颇有影响。但姜夔艺术上追求的是全词意境的浑成，情感基调和语言色泽的一致。史达祖词则致力于炼句。

史达祖也工于咏物，他最负盛名的是两首咏燕、咏春雨的自度曲《双双燕》和《绮罗香》。

高观国与史达祖齐名。其成就虽不及史达祖，但也有值得重视之处。

第二节 吴文英：

吴文英是一位颇为独特的江江湖游士，虽放浪江湖，然足迹未离江、浙；虽以布衣终老，却长期充当一些权贵的门客与幕僚，非官又非隐；虽曳裾侯门，但只为衣食生计，而不为仕进投机钻营，尚保持着清高独立的人格。

吴文英一生的心力都倾注在词的创作上。他力求自成一家，但辛弃疾和姜夔这两座艺术高峰横亘眼前，而他胸襟气魄远逊稼轩，才情天赋不及白石，要在情思内容上有所超越突破，已不可能，于是专在艺术技巧上争奇斗胜。

首先是在艺术思维方式上，彻底改变正常的思维习惯，将常人眼中的实景化为虚幻，将常人心中的虚无化为实有，通过奇特的艺术想象和联想，创造也如梦如幻的艺术境界。

其次是在章法结构上，继清真词后进一步打破时空变化的通常次序，把不同时空的情事、场景浓缩统摄于同一画面内；或者将实有的情事与虚幻的情境错综叠映，使意境扑朔迷离。吴文英作词师承周邦彦。清真词的结构也具跳跃性，但起承转合，或用虚字转折或用实词提示，尚有线索可寻。而梦窗词的结构往往是突变性的，时空场景的跳跃变化不受理性和逻辑次序的约束，且缺乏必要过渡与照应，情思脉络隐约闪烁而无迹可求。这强化了词境的模糊性、多义性，但也增加了读者理解的难度。他长达２４０字的自度曲，也是词史上最长的词调《莺啼序》，便典型地体现出这种结构的特色。

梦窗词的语言生新奇异。第一是语言的搭配、字句的组合，往往打破正常的语序和逻辑惯例，与其章法结构一样，完全凭主观的心理感受随意组合。第二是语言富有强烈的色彩感、装饰性和象征性。他描摹物态、体貌、动作，很少单独使用名词、动词或形容词，而总是使用一些情绪化、修饰性、感极强的偏正词组。梦窗词字面华丽，意象密集，含意曲折，形成了密丽深幽的语言风格。但雕绘过甚，时有堆砌之病、晦涩之失，故不免为后人所诟病。

尽管吴文英的词作多达340首，比姜夔多出4倍，其题材内容却与姜夔一样，仍不也恋情、咏物、伤今怀古和酬唱和的范围。从艺术的独创性来看，梦窗足与白石抗衡。《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梦窗稿提要》说 “词家之有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都是平实公允的评价。

第三节 宋末其他词人：

宋元之际的词坛，有两大特点，一是创作活动的群体性。此期词人喜欢结社唱和，尤其是杨缵、张枢、周密、陈允平、李彭老、李莱老、王沂孙、施岳、仇远和张炎等浙江籍的词人群，以临安为活动中心，常常结为吟社，分题定韵赋词，词成后相互审音改字，品评得失。周密、王沂孙、张炎、唐珏、陈恕可、仇远等１４人曾五次聚会，分咏龙涎香、白莲、莼、蝉、蟹等物，后结集为词史上第一部咏物词专集《乐府补题》。词社中的唱和词，艺术上精雕细刻，音律精严，字句高雅，但有时是在缺乏创作激情的情况下应社所作，因而情感深度不足。故清人周 40 济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介存斋论词杂著》）二是题材、风格的趋同性。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人都是贵介公子、江湖雅人，生活条件优裕，不像前期江湖词人那样要为衣食生计而奔波。宋亡之前，他们因对黑暗腐败的社会政治灰心失望，而啸傲山川。由于吟赏湖山风物是他们主要生活内容，又常常同题唱和，因而咏物和咏节序，就成为他们一致的题材取向，其名篇佳作也大多是咏物词。宋亡之后，作为故国遗民，他们不敢像南渡词人那样直接诉亡国之痛，而只能暗中饮泣悲伤，所谓“寸肠万恨，何人共说，十年暗洒铜仙泪”（赵文《莺啼序》），以曲折委婉的方式、比兴象征的手法表达深沉的亡国痛楚。于是通过咏节序和咏物来寄托亡国的悲恨，就成为他们熟悉和便利的创作方式，也是遗民词最突出的特点。词法取径的一致，审美趣味的相同，又使他们的艺术风格大体相近。其中只有周密、王沂孙、张炎和蒋捷词的艺术个性比较突出。

周密的词作，融汇白石、梦窗两家之长，形成了典雅清丽的词风。他一方面取法姜夔，追求意趣的醇雅，另一方面与吴文英交往密切，词风也受其影响，并因此与之并称“二窗”。他的成名作、描绘西湖十景的组词《木兰花慢》，即以文笔清丽而著称。宋亡后，词风虽然依旧，但内容上流连风月的闲情雅趣已被凄苦幽咽的情思所取代，1276年临安陷落后他逃到绍兴所作的《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是其代表作。陈廷焯说此词“苍茫感慨，情见乎词，当为草窗集中压卷”（《白雨斋词话》卷二）。

王沂孙最工于咏物。他现存６４首词，咏物词即占了３４首。在宋末词人中，王沂孙的咏物词最多，也最精巧。他的咏物词的特点，一是善于隶事用典，他不是直接描摹物态，而是根据主观的意念巧妙地选取有特定含意的典故与所咏之物有机融合，使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意相互生发。二是擅长用象征和拟人的手法，用象征性的语言将所咏之物拟人化，使之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蕴，因而他的词往往被认为有深远的寄托。

王沂孙词，在艺术技巧方面很高明，将咏物词的表现艺术推进了一大步，但词境狭窄，词旨隐晦，也是一大缺陷。至于情调低沉，情思缺乏深度和力度，则是与他同期同派词人的通病。

张炎的词集名《山中白云词》，词风清雅疏朗，与白石相近，故与白石交称为“双 41 白”。时代的变故在张炎词中刻下了深刻的烙印。入元以后，国破家亡，张炎由承平贵公子沦落为无家可归的“可怜人”（《甘州》），词由高雅的摹写风月转变为凄楚地备写身世盛衰之感。凄凉怨慕的《高阳台·西湖春感》和《解连环·孤雁》最能代表他入元后的心境和词境。后一首更为他赢得“张孤雁”的雅号。张炎词的总体成就与王沂孙相当，但取径较宽阔，词境也比王词丰富而明畅，对清初浙西词派的创作影响甚大。张炎论乐理和论词艺词法的词话著作《词源》，对后世的词学影响更大。书中提出的“清空”、“骚雅”等概念，成为后世词学研究中重要的审美范畴；而对宋代词人词作优劣得失的评论，也往往成为后人对宋代词人进行评价的的基准。

在宋末词人中，蒋捷词别开生面，最有特色和个性。在社交上，他与声同气应的周、王、张等人不见有任何来往，词风也是另辟蹊径，不主一家，而兼融豪放词的清奇流畅和婉约词的含蓄蕴藉既无辛派后劲粗放直率之病，也无姜派末流刻削隐晦之失。

他敢于直接表现亡国遗民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对异族统治的不满情绪，蒋捷词还多角度地表现出亡国后遗民们飘泊流浪的凄凉感受和饥寒交迫的生存困境，《贺新郎·兵后寓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如果说宋末姜派词人是以艺术的精湛见长，那么辛派后劲则是以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力度取胜。其中刘克庄、陈人杰和刘辰翁词的现实性和时代感最强烈。刘克庄的《后村别调》存词百多首，大部分是长调，比辛词议论更多，气格更接近散文。他发展了辛词奔放、疏宕的一面，而缺乏它的深沉与精警。下面这首词，可见他成就的一斑。

国脉微如缕，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试看取当年韩五：岂有谷城公付授，也不干曾遇骊山母，谈笑起，两河路。少时棋柝曾联句，叹而今登楼揽镜，事机频误。闻说北风吹面急，边上冲梯屡舞，君莫道投鞭虚语。自古一贤能制难，有金汤便可无张许?快投笔，莫题柱。——《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

风高浪快，万里骑蟾背。曾识妲娥真体态，素面元无粉黛。身游银阙珠宫，俯看积气蒙蒙。醉里偶摇桂树，人间唤作凉风。——《清平乐·五月十五夜玩月词》

刘克庄是辛派后劲中成就最大的词人。他作词“不涉闺情春怨”（《贺新朗·席上闻歌有感》），以国家命运为念。当周、王、张等姜派词人把自我封闭在词社里写那些吟咏山水风月、不关世事的雅词的时候，刘克庄却忧心如焚地关注着“国脉危如缕”（《贺新朗·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的危急因势，词中充满一股强烈的危机感。如果说辛弃疾的社会忧患意识主要是一种远虑，那么刘克庄的危机感则已经是一种迫在眉睫的近忧，因而显得更急切和焦灼。刘克庄的艺术视野也比较宽阔，在表现社会生活的广度上较辛弃疾又有所拓展，如《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写联络北方义兵以定齐鲁之“公事”；《满江红·送宋惠父入江西幕》写到南方少数民族的起义，都是从未有人关注过的现实题材。尤为难得的是，刘克庄在词中出了一种极其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如《送宋惠父入江西幕。》劝友人不要残酷镇压起义的峒民：“账下健作休尽锐，草间赤子俱求活”，表现出对贫苦民众铤而走险的理解和同情；《贺新郎·郡宴和韵》不仅明言“此老饱知民疾苦”，更希望“但得时平鱼稻熟，这腐儒不用青精饭”。这类作品深化和提高了词的思想境界。

刘克庄词也富有艺术个性，风格雄肆疏放。但后村词的语言有时锤炼不足，失于粗疏，也无可讳言。

陈人杰是宋代词坛上最短命的人，享年仅26岁。他现存词作31首，全用《沁园春》调，这是两宋词史上罕见的用调方式。《沁园春·丁酉岁感事》是其代表作。刘辰翁在总体倾向上也是继承稼轩的遗风，只是身经亡国的时代巨变，已无稼轩的豪迈之气。他的独特性在于吸取了杜甫以韵语纪时事的创作精神，用词表现亡国的血泪史。这种及时展现时代巨变的“诗史”般的创作精神，在宋末遗民词人群中是自树一帜的。

宋亡以后，词坛上是一片苦调哀音，连刘辰翁词也是字字悲咽。唯有民族英雄文天祥，以他那视死如归的崇高气魄、激越雄壮的歌喉，高昂地唱出了民族的尊严和志气。文天祥的高歌，给辉煌的两宋词史增添了最后一道辉煌！

第十一章 南宋的散文和四六

这一章，主要靠大家自学。第十二章 南宋后期和辽金的诗歌

这一章，大家要了解什么是永嘉四灵，为什么要叫“永嘉四灵”，四灵的诗风，四灵的渊源和影响。

永嘉四灵指当时生长于浙江永嘉的四个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字灵渊；赵师秀，字灵秀；翁卷，字灵舒。四灵里徐照和翁卷是布衣，徐玑和赵师秀作过小官。他们选择了晚唐诗人贾岛、姚合的道路，要求以清新刻露之词写野逸清瘦之趣。他们认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工拙”为“风骚之至精”(《宋诗钞·二薇亭诗钞》引徐玑语)，因此专工近体，尤其是五律。下举二诗可略见他们的风格。

不作封侯念，悠然远世纷。惟应种瓜事，犹被读书分。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吾生嫌己老，学圃未如君。——赵师秀《薛氏瓜庐》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翁卷《乡村四月》

这些诗从思想内容看，主要是继承了山水诗人、田园诗人的传统，它们在封建社会中小地主阶层里本来就拥有广大的读者。南宋中叶以后，社会表面上渐趋安定，这些诗对于那些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文人也起了镇静剂的作用，使他们暂时满足于那啸傲田园、寄情泉石的闲逸生活。在艺术上，他们又能以精炼的语言刻画寻常景物，而不大显露斧凿的痕迹，在较大程度上纠正了江西诗人以学问为诗、专在书本上找材料的习气。因此他们的成就虽极有限，有当时诗坛却得到广泛的反应。

还要了解什么是江湖诗派，江湖诗派得名的原因，江湖诗派的组成，江湖诗派的主要作家和代表作品，尤其要对刘克庄的作品要有所了解。

所谓江湖诗人，大都是一些落第的文士，由于功名上不得意，只得流转江湖，靠献诗卖艺来维持生活。他们的流品很杂，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接触面比较狭，对政治不甚关心，只希望在文艺上有所专精，以赢得时人的赏识，近于所谓“狷者”。如姜夔等人。一类是生活接触面比较广，对当时政治形势比较关心，爱好高谈阔论以博时名，近于所谓“狂者”。戴复古、刘克庄就是这类人 44 物。

江湖诗人的得名是因南宋中叶后杭州书商陈起陆续刻了许多同时诗人的集子、合称为《江湖集》而来的。由于当时南宋王朝的措施愈来愈不得人心，他们以江湖相标榜，多少表示了和朝廷当权者不同的在野身分，而他们在个别作品里也的确刺痛了当权派，陈起就因此得罪，《江湖集》的板也被劈了(注：当时史弥远立理宗，杀济王。以为陈起的“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及刘克庄的“东君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等诗句为有意讽刺。起因此坐罪流配。)。后来《江湖集》里有些诗人已经作了官，还被看作江湖诗人，那是因为他们曾经以在野的诗人面貌出现。

在南宋后期，刘克庄不仅是成就最高的辛派词人，也是继承陆游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诗人。他少年时曾参加军队生活，平生足迹遍及江淮、两湖、岭南等处，而仕途上屡受挫折，经历也和陆游相似。他早期诗歌也沾染江湖诗人习气，后来转而倾向陆游。“晚节初寮集，中年务观诗”(《前辈》)，“忧时原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八十吟十绝》)，正是他的自白。

还要了解宋末诗人的两个群体：即以文天祥为代表的英雄诗人和以谢翱和汪元量等人为代表的遗民诗人。

元好问是这一章的重点。重点要熟悉元好问的纪乱诗。

第十二章 南宋后期和辽金的诗歌

宋宁宗时的开禧北伐失败以后，宋室再次与金国签订了屈辱的和议，宋、金之间再次处于相对稳定的对峙状态。到了宋理宗端平元年（１２３４）蒙古灭金以后，南宋又面临着更加强大的蒙古汗国的威胁，直至灭亡。在这段时期里，史弥远、贾似道相继擅权，朝政黑暗，国势孱弱。诗坛上激昂悲壮的歌声逐渐减弱，而吟风弄月、投谒应酬之作则日益流行，宋诗进入了尾声阶段。然而要求抗敌御侮的主题一直不绝如缕，到了宋末还一度成为诗坛主流，使宋诗放射出最后一束光辉。

先后与宋王朝对峙的辽、金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接受了比较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逐渐走上了封建化的轨道。辽、金的社会文化形态呈现出契丹、女真民族的原有文化与汉文化相融合的特色，而游牧民族特有的豪放、刚健的民族性格则对辽、金诗歌有着深刻的影响。辽诗所存作品不多，以契丹诗人的创作为主。金诗则作者众多，作品繁盛，在诗学理论上也相当成熟，形成了一代诗风。尤其重要的是金代出现了元好问这位杰出的诗人，其成就足以与宋代的一流诗人并驾齐驱。

第一节 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

永嘉四灵的诗风四灵的渊源和影响 江湖诗派的形成 江湖诗派的作品刘克庄与戴复古

“永嘉四灵”是指永嘉地区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赵师秀和翁卷。这四人都出于叶适之门，各人的字中都带有一个“灵”字，所以叶适把他们合称为 “四灵”，曾编选《四灵诗选》，为之揄扬。“四灵”或为布衣，或任微职，都是命运落拓的贫寒之士。他们的生活面狭小，诗歌内容也比较单薄，只有少数诗写到民生疾苦或时事，多数作品的内容是题咏景物，唱酬赠答。

“四灵”作诗以贾岛、姚合为宗。“四灵”的多数五律虽有较精警的句子，而全篇意境却不够完整。倒是他们的七绝间有意境浑融之作。

南宋后期，一些没能入仕的游士流转江湖，以献诗卖文维持生计，成为江湖谒客。当时杭州有一个名叫陈起的书商，喜欢结交文人墨客，其中有低级官员、隐逸之士，也有许多江湖谒客。从宋理宗庆元年（１１２５）开始，陈起为上述诗人刻印诗集，总称为《江湖集》。以江湖谒客为主的这些诗人就被称为江湖诗派。由于被收入《江湖集》的诗人身份各异，又没有公认的诗学宗主，所以江湖诗派是一个十分松散的作家群体，他们只是具有大致相似的创作倾向而已。

江湖诗派成员众多，人品流杂，其中大多数人对于国事政治不甚关心，但也不甘于清贫寂寞的隐逸生活。他们热衷于交游、结社、互相标榜。有不少人甚至以诗歌作为干谒权贵、谋取钱财的工具。他们的前辈姜夔虽然结交高官，但尚能清介自守。而此时的江湖诗人则不再坚持那种操守和志趣，他们追求的是社会的承认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实际利益，他们写了许多用于献谒、应酬的诗，内容大多 46 是歌功颂德或叹穷嗟卑，空洞无聊。此外，献谒、应酬之作往往是即席而成，率意出手，有时甚至逞才求博，以多相夸，结果辞意俱落俗套，在艺术上相当粗糙。

当然，江湖诗派的情况十分复杂，不可一概而论。江湖诗人生活在社会下层，接触的生活面很广，诗歌的题材来源比较丰富。农民以及城市贫民的悲惨处境不时出现在江湖诗人笔下。

江湖诗人最擅长的题材是写景抒情，他们在这方面受到“四灵”的影响，即字句精丽，长于白描。但境界较为开阔，又稍胜于“四灵”。

刘克庄在艺术上兼师唐、宋诸家，其诗歌风格呈现出多种渊源，其中尤以贾岛、姚合到“四灵”的一脉比较显著。但从总体上看，刘克庄的诗风并未受“四灵”的束缚。

刘克庄的缺点是一意追求作品的数量，故多滑熟之作，尤其是他的七律和七绝，往往一题多首，摇笔即来，未免粗滥。这也是江湖诗派的通病。

戴复古最好的诗是写对时事的感触，沉郁之中有一股雄放之气，语言浅切而耐人寻味，在江湖诗派中独树一帜。

从总体上看，江湖诗派的风格倾向是不满江西诗风而仿效“四灵”，学习晚唐，但取径比“四灵”更宽阔一些，这基本上代表着南宋后期诗坛的风尚。

第二节 宋末诗歌

宋末诗人的两个群体：英雄与遗民文天祥的集杜诗 谢翱和汪元量等诗人

宋末的爱国诗人在宋亡前后采取了两种抵抗方式：其一是奋起抗敌，以死殉国；其二是隐居守节，不仕异族。前一类人是民族英雄，以文天祥为代表。后一类人历来被称为遗民，以谢翱、谢枋得、林景熙、郑思肖为代表。他们用以报国的方式虽然不同，但都能在危急存亡之秋坚持民族气节，他们的诗歌都是血泪凝成的悲歌，风格都有慷慨悲壮的倾向。所以在文学史上，他们又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群体。

文天祥早年的诗歌比较平庸，诗风近于江湖派。艰苦的战斗和苦难的命运使他的创作出现了升华，他用诗歌纪录了自己从出使元营被拘逃脱直到从容就义的人生遭遇和心路历程。

文天祥晚期诗作的一种重要形式是“集杜诗”，即把杜甫的诗句重新组合成诗。文天祥的集杜诗说明杜甫的传统对宋末诗坛的深刻影响，也说明集句诗这种 47 形式也可能改变其游戏文字的性质而成为严肃的创作，虽说这也许是文学史上仅有的一个范例。

谢翱诗诗沉痛悲凉，意旨深密，深刻地反映出在异族统治下人们的哀痛心情。谢枋得、林景熙、郑思肖等人的诗，都体现了深沉的爱国情操，传诵千古。汪元量大规模的组诗如同一幅幅画卷，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南宋王朝覆灭的过程，完整而真切生动地记载了那段伤心的历史。其友人李钰说：“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湖山尖稿跋》）这是对杜甫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宋末的爱国诗歌使南宋后期诗坛缺乏激情、气骨衰弊的习气一扫而空，诗人们用血泪悲歌表现了民族的尊严，从而为宋代文学画上了光辉的句号。

第三节 辽代诗歌

契丹族的民族性格 契丹族的代表诗人 由契丹文译成汉文的长诗《醉义歌》 辽诗留存下来的作品只有七十馀首，作者既有契丹人，也有汉人。其中最能体现辽诗特色的当推契丹诗人之作。契丹诗人大多是君主、皇族和后妃，这是因为他们较早有机会接触汉文化。

辽代第一个较有名的契丹诗人是耶律倍。他博览群书，对汉文化颇为向往。现存《海上诗》一首，后人称赞说：“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合风人之旨矣。”（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七）

契丹女诗人萧观音、萧瑟瑟的成就也颇可观。萧观音的诗作比较多样化，既有雄豪俊爽，颇见北地豪放气概之诗，也有委婉深曲之作。

萧瑟瑟的诗颇含政治见解，现存的《讽谕歌》、《咏史》都是讽谕朝政的。诗用骚体写成，句式参差错落，具有较强的力度。

辽诗所存作品虽然不多，但它既表现出契丹人的民族性格及其社会生活状况，又体现出他们逐步接受汉化的过程，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第四节 元好问与金代诗歌

金诗发展的三个阶段元好问的纪乱诗 元好问的其他成就

金代诗坛，诗人辈出，作品繁多。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金国初建到海陵朝（１１１５～１１６１）。此期的主要作家都是由辽、宋入金的文土。这种情形，后人称为“借才异代”。其中比较重要的诗人有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等。他们以宋人而仕金，内心颇多矛盾，作品 48 中常流露出故国之思。但他们在客观上充当了文化传播的使者，其创作为日后金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金世宗、金章宗统治时期（１１６２～１２０８）。随着金朝对汉文化的主动接受，生活在金国的各族人民在文化上互相吸收、融合，金诗也逐渐走向成熟，初步形成自己的特色。此期的主要诗人有蔡珪、王庭筠、党怀英、周昂等。他们被金末的元好问称为“国朝文派”。他们的诗作与金初“借才异代” 的诗人有较大的差异。由于他们大多为金朝的文学侍从之臣，作品中已不再有对异族政权的拒斥倾向；艺术上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宋诗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诗篇已初步形成了雄豪粗犷的北方文学的特质。

第三阶段是金朝在蒙古的进逼下被迫南渡直到金亡前后。在这期间，金朝的国势逐渐衰微，但诗歌创作却相当活跃，不事雕琢、重在达意的文学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产生了一批关心国计民生的好作品。此时诗坛由赵秉文、李纯甫主盟，他们各有自己的诗学主张，形成了两个不同的诗歌流派。

元好问是金代最重要的诗人，也是杰出的诗论家。他存诗一千四百馀首，作品之富在金代诗坛上首屈一指，成就也最为突出。元好问生逢金代后期的**时代，亲身经历了亡国的惨痛，他个人的遭遇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他的诗歌生动地展示了金、元易代之际的历史画卷。在艺术上，元好问全面地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诗体的艺术形式。时代和个人的条件使他成为金代诗坛上迥然挺出的大诗人。

无论是从思想价值还是从艺术成就来说，元好问诗都以那些写于金亡前后的 “纪乱诗”为上乘。“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在国破家亡、身为敌囚这些重大变故的刺激下，诗人以他那“挟幽并之气，高视一世”（郝经《遗山先生墓铭》）的艺术禀赋，写出了一系列雄浑悲壮的纪乱诗。

元好问“纪乱诗”的特点之一，是他对国家灭亡、人民遭难的现实不是一味地哀叹悲泣，而是把悲壮慷慨的感情表现于苍莽雄阔的意境之中。

元好问“纪乱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他往往把对现实的悲怆情怀与对历史的批判意识融合在一起，从而增加了诗的思想深度。

元好问擅长各种诗体，尤以七律的成就最为突出。他的七律，深受杜甫的影响，功力深厚，意境沉郁。他的七古也往往气势磅礴，意象奇伟壮丽，但又没有粗戾豪肆、一览无馀之病。他的五言诗，浑融含蓄。

元好问也是金代最杰出的词人，现存词作三百馀首，数量为金词之冠，艺术造诣也雄视一代，风格与其诗风类似：气象雄浑苍莽，境界博大壮阔。宋末张炎称道元好问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词源》卷下）。

元好问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诗论集中在一些论诗绝句和序跋文字中。其《论诗绝句三十首》相当全面地评论了自汉魏下迄宋季这一千馀年间的重要诗人及诗派，表达出重视自然天成的意境和雄放壮伟的风格的诗学主张，一直为后代的诗论家所重视。

金亡之后，元好问为了保存金源一代的文献，编成《中州集》十卷，附《中州乐府》一卷。《中州集》不仅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且是金代历史的宝贵史料，是元好问一生文学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2.宋代文学论文 篇二

史实记载

《宋会要·职官》中提到:分布四出, 唯利是图, 馈遗既足, 他皆不问, 曰下马钱, 曰发路钱, 曰折送钱, 曰特送钱, 批胜既足, 则又有夫脚钱……又有意外无厌之需, 稍不满欲, 多端罗织。其间或有不法事件, 不过增加馈遗, 虽有过愆, 置而不言。这里的下马钱、发路钱、折送钱等, 已成了合理合法的贿赂。宋代诗人李新说“廉吏十一, 贪官十九。”十官九贪, 正是当时社会的状态。

北宋的宰相王黼, 生活靡烂奢华。“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 悉苛取于民, 进帝所者不能什一, 余皆入其家。”【2】时朝廷欲联金攻辽, 王黼竭力怂恿, 不遗余力, 且大肆搜括, 计口出钱, 得钱六千余万缗, 买五、六座空城伪称胜利, 进封太傅、楚国公。

北宋初年的宰相赵普, 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然而后来却贪婪金钱, 玩弄权术, 他饶有家财, 但仍广受贿赂。《宋史·赵普传》记载了赵普以权谋私的行为:时官禁私贩秦、陇大木, 普尝遣亲吏诣市屋材, 联巨筏至京师治第, 吏因之窃货大木, 早称普市货鬻都下。无论是江南国还是吴越国, 都经常向他行贿。此外, 赵普还“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广其居, 又营邸店规利。”

臭名昭著的南宋丞相秦桧, 据《系年要录》记载:“喜赃吏, 恶廉士。……贪墨无厌, 监司、师手到阙, 例要珍宝, 必数万贯乃得差遣。及其脏污不法, 为民所讼, 桧复力保之, 故赃吏恣横, 百姓愈困。”秦桧颇有心计, 积极参与“反贪”, 实则是他利用惩贪为借口, 打击政敌的方式。

此外, 史书中还记载了两宋期间的大量贪腐史实, 官员层出不穷, 蔡京、李瑶、申文纬、李继昭、杨戬、高俅……“贪浊成风, 椎剥滋甚”【3】, 对社会和百姓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宋代尤其突出的贪腐现象, 折射出宋代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

重文抑武, 分化事权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登上皇位, 建立北宋。他深知唐末五代以来武人跋扈, 拥兵自重, 割据战乱, 恶性势力膨胀带来的统治危害。为了彻底防止类似“陈桥兵变”的事情再次发生, 赵匡胤比以往君主更加着意从制度上加强皇权。宋初的历史, 就是围绕统一全国、加强皇权、确立新的政治秩序等核心问题渐次展开的。“事为之防, 曲为之制”【4】的治国方略, 得到了自太宗以后历朝统治者的切实遵行。

北宋开国之初, 赵匡胤为了实现皇帝政权的独享性, 必须消除任何对其权利构成威胁的人事安排和制度设计。赵匡胤总结, 五代以来威胁皇权的两大根源, 一是禁军将领, 一是藩镇势力。赵匡胤以高官厚禄为条件, 解除将领们的兵权, 这就是史称的“杯酒释兵权”。这反映了赵匡胤解除禁军将领的基本手段:用经济赎买, “利欲”解决“权欲”, 而不是以政治迫害或暴力相夺。宋代武将大多贪图富贵, 与这种政策有很大关系。

宋初削夺禁军将领与地方藩镇权利的措施, 根除了武将对皇权的威胁, 武将地位下降。政府通过科举选拔文人担任各重要官职, 依靠文臣官僚系统实现对全国的统治。重文抑武是宋代的基本国策, 即所谓“重文教, 轻武事”【5】。宋代扩大了科举取士, 尤其是太宗即位后, 取士人数急剧增加, 太宗朝的科举取士人数就是太祖朝的二十五倍, 所授官职也比以前要优厚得多。政府通过扩大科举取士, 不次拔擢进士出身者进入中央政府, 以培植自己的亲信。皇帝为了维护官员的效忠, 给予官员各种利益, 官员享有各种特权。

在宰相赵普等人的谋划下, 北宋采取了分化事权的种种举措。在中央, 分散宰相事权;在地方, 收取州郡权利;在兵力部署上, 分化兵权。这些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 防止了“置军犹易吏, 变国若传舍”【6】的情况。但是, 事权分化的结果, 便是官僚机构的膨胀, 冗官冗员的局面又导致中央财政“入不敷出”。官官僚机构叠床架屋, “事则依旧公事”“人即加倍添人”【7】, 加上科举考试的扩大, 封建官僚机构日益膨胀起来。这必然会导致人浮政滥, 旷职费事。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之下, 臃肿的官僚结构里, 官僚队伍之间结党营私, 互相包庇, 贪污腐化现象难以避免。宋代的士大夫依附皇权, 文人的地位被无限拔高, 重叠架构的政治体制下, “居其官不知其职者, 十常八九。”【8】在这样的制度下, 大部分文官人浮于事, 办事效率低下, 而宋制对官员的考核是三年一次的宽容政策, 无大过失, 官员照样升迁, 造成了官吏“人人因循, 不复奋励”, 官员们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以保禄位。从而造就了一代代互不负责, 昏庸到极点官僚买办、贪官污吏。这种昏庸腐败不只是上层官僚所独有, 几乎弥漫于整个社会阶层。

历史转折, 商业繁荣

宋代是商业力量显现的一个重要时期, 商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了重大影响。商品经济在宋代已经是社会经济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政府一改过去抑制商业发展的政策, 转而实行“通商惠工”之政, 颁布一系列诏令, 并制定诸多措施, 保护商业的发展。在商业发展的冲击和席卷之下, 社会各阶层纷纷卷入商业, 形成一股全社会的经商热潮。社会各阶层与商人的联系日益增多, 交往越趋频繁, 彻底改变了过去视商业为“末业”和视商人同奴婢、囚徒的传统观念。大批官吏经商, 导致了官商结合或勾结, 是促发商人干政的重要因素。所有这些历史性转折, 都为商人干预国家政治铺平了道路。

商人干预政治的基本形式是钱权交易。“货殖之事益急, 商贾之事益重”【9】是商人入仕参政的前提条件。北宋中期, 商人纳钱买官达到了一个高潮。“其富民滑商捐钱千万, 则可任三子”。【10】特别是在西北三路, “许纳三千二百缗买供奉职, 并免试注官”【11】。到了宋徽宗时期, 卖官鬻爵之乱达到极点, 当时, 买官的“兼并豪滑之徒、屠酤市贩之辈”【12】。南宋末年, 商人买官又掀起高潮。宋代民间曾有“三千索, 直秘阁;五百贯, 擢通判”【13】的流行说法。

一方面, 商人的财富实力使其追求政治地位的欲望较任何时期都要强得多;另一方面, 货币力量空前膨胀, 社会上形成强大的追逐金钱的热潮。各级官吏不满足于俸禄, 便热衷于与商人来往, 以期从商人那里获得钱财。二者之间相互需求之下, 钱权交易、官商勾结遂成普遍现象。这其中必然导致商人以金钱贿赂官员, 官商在权钱交易中, 严重影响了国家商税的征收, 商人干预政治后, 官商通谋, 破坏了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

在宋代货币经济的强大冲击下, 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对财富占有的强烈欲望, 刮起了一股疯狂追求金钱财富的浪潮。“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14】, 官僚经商, 在宋代尤甚。开国名将赵普首开宋代官吏经商风气之先, 他利用职权, 贩木归利、营邸店规利而大发其财。秦州长道县酒场官李益, 置制江淮等路茶盐矾税兼发运使李溥, 武将杨崇勋等人都大肆从事商业活动而大发其财。官吏经商有很多便利, 他们可以利用做官之便, 免交或少交商税。正如王安石在《王文公文集》中所说“今者官吏往往交赂遗, 营赀产, 以负贪污之毁, 官小者贩鬻乞丐, 无所不为。”

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 推动了宋代社会经济繁荣的同时, 也带来了诸多弊端, 导致贪腐现象的产生。社会上对金钱财富的狂热追求, 必然导致拜金主义和奢侈之风的蔓延。在《梦梁录》《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中, 都可以找到大量的关于宋代官僚奢侈问题的记载, 在宋代的太湖流域、两广地区、开封一带, 奢侈之风都很盛行。许多士大夫挡不住金钱诱惑, 加入了“嗜利如命”的行列, 生活极尽奢华。“六贼”之首的蔡京挥霍无度, 一日招待僚属吃饭, 仅蟹黄馒头一项就耗费一千三百余缗。《武林旧事》卷九《高宗幸张府节次略》记载高宗一次到大将张浚家游乐, 张浚的菜肴和珍宝清单, 其中“珠子十二号, 共六万九千五百九颗”。张府给御驾人从的“进奉犒设”, 计有“紫罗五百匹, 杂色缬罗五百匹, 马下目子钱一万贯文”, 足见其奢侈至极。对金钱的追求, 导致生活的腐化, 生活的腐化, 又加深了对金钱的狂热, 贪腐问题自然加重。

不抑兼并, 土地私有

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一个难以治愈的顽疾, 历朝各代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一旦土地向少数人集中, 不仅会使国家丧失税源, 而且农民与封建地主的矛盾就会加深, 危及社会稳定。所以各个朝代都对土地问题相当重视, 抑制土地兼并, 避免土地过于集中。但是这种做法也限制制约经济的发展, 限制了工商业乃至整个国家的进步。

宋代统治者, 开历史之先河, 采取“田制不立”、“不抑兼并”【15】的土地政策。所谓的“田制不立”、“不抑兼并”, 就是授田制基本被废除, 承认并保护土地私有产权的合法性及土地的商品化, 允许其按经济规律进行流转买卖, 国家不再加以干预, 甚至国家也参与其中。宋代的土地政策比较彻底地释放了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强大生产力, 促进了租佃制的繁荣, 是宋代社会生产力提高的重要原因。然而, 土地兼并也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官僚阶层在对土地所有权的激励竞争中奢侈腐化、好逸恶劳, 加重对农家百姓的剥削。

宋代开国伊始, 土地的兼并已经相当严重。“富儿更替做”【16】就是对当时土地兼并、主人频繁更换的写照。宋代的官僚, 大多兼有地主身份。官户在法律地位上高于民户, 享有各种特权, 他们的利益很大程度上通过各种合法与非法的手段获得土地来实现, 将行政权力转为社会财富。很多官员利用特权掠夺土地, 有其时代和心理原因:士大夫阶层是在皇帝选拔官员的制度下形成的, 但宋代没有保证官员可以世代为官, 随着科举竞争日益激烈, 士大夫为了保证家族的势力拥有长久利益, 就往往将这个家族联合起来, 在家乡置买大量田地, 并以此为经济基础, 在地方上形成一个家族的基地。

土地兼并最主要的方式是买田。宋代官员利用政治特权和职务之便, 常与“乡村保正乡司, 通司作弊”把别人的土地据为己有。事实证明, 宋代的许多官僚的土地兼并是贪得无厌的。如四大将中的张俊, 解决兵权后居家中, “岁收租米六十万斛”【17】, 他私占的土地不下六七十万亩;威远节度使朱勔“靖康之难, 欲为自全计, 仓卒拥上皇南巡, 且欲邀至其第。钦宗用御史言, 放归田里, 凡由勔得官者皆罢。籍其赀财, 田至三十万亩。”【18】宋代官员非法牟利的现象非常普遍, 他们甚至抢占民田, 非法占用官田, 使私田数量大大超过官田, 土地兼并愈加严重。

宋代官员还利用权势在赋役方面耍花招, 借以逃避赋役。“今势家巨室, 以不输王赋为能, 相习成风”。【19】南宋孝宗时, 繁昌知县魏尧臣“在乡豪强, 不不纳二税”。【20】也有的官户与地方官吏相互勾结, 借此减税或免税, “暗与减免, 致民户增加者”, 【21】将应纳的税赋转嫁到百姓头上, 造成了“富者日以兼并, 贫者日以困若弱。”【22】的状况。加剧了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 “于是腴田悉为豪右所占, 流民至无所归。”【23】官员在“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下, 置买大量田地后, 以高利贷盘剥农民, 役使民夫和兵士, 贪污行贿, 并从中赚取利益。

宋代“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 迎合了宋代官员的利益需求, 成为其土地财富的积累, 加剧了官僚苛敛入己、枉法受贿的程度。这种土地政策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统治者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缓解社会总矛盾, 宋政府也一再实行一些限田和均田的措施, 如北宋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南宋李椿年的“经界法”等, 但这些措施根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 且均遭到大官僚额集体抵制和反对。宋代官员在这样的土地政策下, 横征暴敛, 贪得无厌。

司法宽容, 助长贪腐

唐末五代以来, 到了宋代, 官吏贪赃枉法成风, 宋初太祖为澄清吏治, 清除五代以来贪官恣横的积弊, 加强对赃吏的立法, 对官吏贪污受贿罪作了详细规定。其中最突出的是对“赃罪”正式确立了“六赃”概念。《宋刑统·名例律·以赃入罪条》疏议曰:“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 皆约此‘六赃’为罪。”在此, 将设计钱财的犯罪行为, 统称“赃罪”, 归为六类, 成为“六赃”。这是宋代继承《唐律》有关赃罪规定, 在刑事立法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宋初统治者严厉打击贪污行为, 这对宋统一大业的完成和证券的巩固, 起到了一定作用。《宋史》和《长编》记载, 太祖、太宗两朝, 赃官弃市者达50余人, 杖流、除籍者更多。通过太祖、太宗两朝对贪官的惩治, 政府官员的作风有所转变, 官员们的不规之举有所收敛。

宋代为惩治贪官而制定的法律, 也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政权。当官吏贪赃枉法的行为危机封建国家根本利益, 政府就要以法严加制裁, 官风就有所好转。一旦制裁涉及大多数统治者利益, 特别是触及那些掌握相当权利的官员时, 法律就失去了威力, 政府就会自此法网疏漏, 姑息贪腐行为。此时, 弃市之法不复见, 杖流者亦鲜矣。在宋代, 官官相护, 上行下效, 以至有法不依, 违法不究的现象屡见不鲜。真宗、仁宗时被称为“五鬼”的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规与徽宗时被称为“六贼”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杨戬、高俅等人, 相互勾结, 贪污受贿,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都未受到法律的制裁。

宋代在法律之外, 制定了与法律同等效力的敕、令、格、式、例。针对宋代的新情况, 政府采用《编敕》的形式解决。《编敕》与《刑统》一同刊板模印、颁行天下, 共有4卷。作为现行法令的“敕”更适合于当时的现实, 所以后来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今世断狱, 只是敕, 敕中无, 方用律。”【24】律、敕并行、以敕代律, 既保证了法律的稳定性, 又发挥了法律的灵活性。但也导致了法令不一, 律、敕相互矛盾, 产生了破坏法制秩序的消极影响。有司法在处理贪赃案时“以敕代律”“敕律并行”的情况很多。有些赃吏, 根据法律本应严处, 而有时受敕、令、格、式、例所限, 而得以赦免。《宋史·苏颂转》中记载, 知金州张仲宣, 坐赃枉法应死, 法官援李希辅例, 杖脊黥配海南, 而苏颂以所谓“刑不上大夫”为由, 替张仲宣开脱, 结果张仲宣减刑免黥。“自是宋代命官犯赃抵死者, 例不加刑。”【25】

此外, “八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官吏的贪赃行为。“八议”制度, 是八类权贵人物犯罪以后, “大罪必议, 小罪必赦”, 享受特殊优待, 司法机关不得擅做处理的制度。“八议”为:一议亲, 二议故, 三议贤, 四议能, 五议功, 六议贵, 七议勤, 八议宾。”。“八议”制度的出现时封建立法结合的产物, 是“刑不上大夫”礼制原则的具体体现。“八议”制度中的八类人, 如果犯了死罪, 政府不能直接定罪判刑, 而要将他的犯罪情况和特殊身份报到朝廷, 由负责官员集体审议, 提出意见, 报请皇帝裁决。这是对八中权贵人物在司法审判上给予特殊照顾的制度, 也就是一种特权制度。许多犯赃者, 以所谓亲贤、故旧、功臣、宾贵而得以宽刑, 逃之夭夭。这种制度让上级官员阶层有恃无恐, 享受特权的同时, 助长了他们贪赃枉法的行为。

宋代的司法制度, 说到底, 是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传统中国的官员是为皇帝的统治服务的人员, 承担着政府的政治管理职责, 皇帝为了维护官员的效忠, 会给予官员各种利益。官员在法律地位上高于民户, 享有各种特权, 来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实现他们的利益。宋代严重的贪污腐化问题与宋代的司法制度有很大关系, 这也正是封建时代的特征之一。

贪官现象, 祸国殃民

宋代官僚机构膨胀, 人浮政滥, 旷职费事, 严重威胁着赵宋王朝的封建统治。国家的“三冗”现象严重, 始终面临财政问题。然而宋代官员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 极度奢侈, 肆意挥霍, 贪污腐化。这必然造成官府与民众的矛盾加深, 在两宋期间农民起义机会就没有停止过。在《中国通史》中有记载:九六五年 (宋太祖乾德三年) 三月, 锦州士兵起义, 推全师雄为领袖。邛、蜀等十六州响应。四月, 遂州牙校王可僚结集州民起义。九六六年 (乾德四年) 阆州农民起义, 围攻州城。渝州农民以杜承褒为领袖, 发动起义, 攻占州城。九七三年 (开宝六年) 渠州农民万人在李仙领导下起义, 攻入蓬州……连续不断发生的各地农民起义, 其数目之多, 是空前绝后的。宋代300余年间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 “一年多似一年, 一伙强如一伙。”甚至到了“白昼公行, 擅开府库, 其势日盛”的地步。【26】宋代多数起义是“反贪官, 不反皇帝。”【27】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宋代民众“逼上梁山”“官逼民反”的实例。贪官现象加深政府与人民的矛盾, 造成了农民不断起义的现象, 农民起义的频繁又严重威胁着宋代政局的稳定。

由于官僚机构重叠, 恩荫太滥, 科举取士大幅度增加, 冗官现象在太宗朝就已经变得十分严重。冗官现象必然带来冗费的现实, 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宋代的极品早在太宗朝后期就露出端倪。而宋代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维护政权, 给予官吏的俸禄之优厚也为历史之最。优厚的待遇, 使宋代官吏的奢侈之风惊人, 这些官吏在得到俸禄的同时, 也充分利用自己的职权, 以公谋私, 犯科谋利, 互相包庇, 苛敛入己。到了仁宗之世, 政风宽和, 对官员尤甚, 由此造成功过不分, 赏罚不明, 号令不行。随着封建统治的腐朽加深, “三冗”现象更加严重, 国家财政状况开始恶化, 几乎达到入不敷出的程度, “积贫”局面正式形成。国家的财政危机则又被转嫁到百姓身上, 苛捐杂税成倍增加, 朱熹曾叹曰:“古者刻薄之法, 本朝皆备。”这又加深了宋代的阶级矛盾。宋代吏治腐败, 贪污盛行, 财政问题得不到解决, 政府加深对农民的压迫, 严重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 最终成为宋政府灭亡的原因之一。

3.宋代文学论文 篇三

关键词：宋代；商人；社会流动；社会结构变迁

中图分类号：K244；C912；C912.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1.0021

在社会学研究中，社会流动是一个与社会结构变迁有着紧密联系的社会范畴，往往被看作是社会变革的指示器。而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宋代是一个流动性、开放性颇为显著的朝代，其中商人阶层的社会流动尤为引人注目。

一、宋代商人实现上行流动的主要路径

（一）科举入仕

宋代打破了唐时 “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1]的法律规定，商人子弟读书应举已不在法令的禁止之列，到了英宗年间政府更是下诏：“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2]4490这等于说国家从法律上、制度上承认了商人的入仕权。至此，科举制度成为了普通民众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和重要管道，苏辙就曾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3]

科举入仕向普通民众的开放实际是国家把政治权利这样一种社会稀缺资源从贵族官僚手中向下移动的结果，其中，富民阶层（平民地主和商人）成为了这一权力转移的最大受益者。虽然科举制表面上为全体民众开辟了一条竞争性的社会升迁渠道，但这样一种从“血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仕”的人才选拔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凸现了教育在社会地位取得中所具有的传承功能，即出身透过教育而影响社会地位的获取，如父辈拥有较多的财富可以提供给下一代比一般贫寒家庭更好的教育，下一代自然具备比贫寒家庭出身的人更多获取较高社会地位的几率。虽然在这一地位达致的过程中，更多地还将取决于个人的资质、努力程度等，但无可否认，经济基础是获取良好教育的前提。特别是这种以科举应试为目标的漫长教育，如果家庭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那一般是难以承受的。尽管宋代政府为士人应举提供了免费膳宿的官学，宋代史籍上也有读书人依靠富人资助而中举的事例，但这毕竟是少数，而更多的则是只能依靠自己的家庭供养。所以，占有财富而没有特权的商人在科举竞争中的确比其他出身贫寒家庭者具有更强的优势，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财富为自身和下代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进而蟾宫折桂，成功实现整个商人家庭的社会流动。

清代的沈垚曾言：“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4] “商之子方能为士”， 沈垚用语虽嫌过重，但确是反映了宋代以来商人阶层财富力量的增長及因此而带来的整个社会结构变迁之大概。

因此，科举入仕对商人的开放使读书应举成为宋代商人实现向上流动的一条重要管道。如北宋时的显官许骧、冯京皆为商人家庭出身。检诸宋代史籍，商人弃贾就儒、育子入仕的实例绝非少数个案，而几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如洪迈的《夷坚志》中先开设酒店、后弃商中进士的王育卿[5]还有曹州商人于令仪“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堂，延名儒以掖之。子伋，侄杰、倣举进士第”[6]潞州商人张仲宾， “因尽买国子监书，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从孙仲容、仲宾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7]等。

（二）与官僚、宗族及士人联姻

商人阶层与现任官员、宗室、士人阶层联姻是商人改变自身及家族所属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另一重要途径。

郑樵在总结唐宋之际婚姻观念的历史变迁时说，隋唐以前“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而五代以来“婚姻不问阀阅”[8]，这清楚地表明了五代以前世人的婚聘重门第、尚阀阅，而宋代门阀世族政治的消亡反映在人们的婚俗观念上就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士庶不婚的陈规被打破，婚姻重科举进士，婚姻论财，议亲贵人物相当等社会现象在宋代普遍出现，其中，特别是世人嫁娶尤重钱财成为一时之尚，对此，时人颇有论述。蔡襄说：“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9]司马光则直言：“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10]《婚仪上》宋代婚姻重财，而商人作为财富力量的代表，自然在以财买婚、攀附上层时得以大显身手。

宋代商人以财买婚，通过与官僚、宗族、士人联姻进而跻身上层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其中最为显赫者当属开封尉氏县的茶商马季良，因为娶了真宗刘皇后之兄外戚刘美之女，获封光禄寺丞[11]2279，还有苏州商人朱冲，其家族内“弟侄数人，皆结姻于帝族，因缘得至显官者甚众”[12]而宋代商人买婚于宗室以提高自己身份地位更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史载开封大商“帽子田家”“家凡十县主，每五千贯买一个”[11]11264，而“大桶张家”更是凭借其财势“至有三十余县主。”[13]

除了与官僚、宗室联姻外，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与未来的官员攀亲也是商人们乐此不疲的事。于此，表现较为典型的即是宋代盛行一时的“榜下捉婿”之风。宋人朱彧对此曾说：“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13]

《礼记·婚仪》上说：“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这清楚地表明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婚姻不在男女之间的两情相悦，它更多的是关系到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日后家族的荣耀发达，因此婚姻是两姓两家彼此间的经济交易行为和政治融合行为。宋代是婚姻不论阀阅的时代，在世代相袭为主要特征的门阀世家逐渐消亡的情况下，商人阶层与官僚士大夫、宗室、士人等上层人士联姻已成为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双方结为秦晋之好显然都是以功利主义目的为取向的。宋代在商品经济繁盛、财富力量崛起的历史背景下，官僚、宗室与商人联姻是这些传统社会上层人员在富贵难以两全的情势下以贵博富以保持家道不堕的不二法门；而商人作为新兴成长起来的社会财富力量的代表，他们千方百计与社会上层人士攀亲则是其以富买贵以提高自身阶层地位、实现家族向上攀升的重要途径，双方各有所求，从而达成了默契。只不过中国民间俗语所说的“门当户对，结为姻眷”[14]由汉唐时的门第、家世、身份之等级观念而变为权与钱的结合、富与贵的交换。但需要指出的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宋代表现在婚姻关系中的这种权与钱的交换行为是身份等级制度式微的表现，它打破了士庶不婚的传统，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由“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的门第等级婚姻状态向着“婚姻不问阀阅”的平等方向发展，从而成为了宋代社会历史进步与社会向近代文明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

（三）捐纳买官

宋代商人阶层实现向上流动还有一个重要而普遍的途径，就是直接以钱买官或向官府进纳钱粟得官。

两宋三百余年外患频仍、战端不息，政府军费支出浩瀚，出于财政上的需要，政府卖官、民间买官乃应时而生，从而使捐纳买官成为了商人阶层登进出仕的另一重要阶梯。宋徽宗大观四年就有臣僚上奏言：“朝廷以三路财用少乏，边储未丰。近年以来，出颁假将仕郎等告牒，比之往岁，不啻数十倍。凡富商巨贾，乘时射利。”商人依仗财势纳粟入官“遂致此流遍满天下，一州一县无处无之。已仕者约以千计，见在吏部以待注拟者不下三百人。是皆豪猾兼并之徒， 屠沽市贩之辈”[2]3618宋室南渡之后内忧外患相继，费用百端，更是为商人捐钱买官大开方便之门。南宋时，富商之家不仅继续以财入官，甚至在军队之中、政府出使随员之列也出现了他们的身影：高宗绍兴十七年就有臣僚上奏云：“今日官户不可胜计，而又富商大业之家多以金帛窜名军中侥幸补官，及假名冒户、规勉科须者，比比皆是。”[2] 4880

捐纳买官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弊政，一向为人所诟病，其所带来的社会恶果自不待言。然而，从社会流动的角度看，捐纳买官是平民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手段与阶梯，官是从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需要出发，民是从向上登进的富贵实益着想，双方出于各自的需要，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社会契约式的互惠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之下，诸如血缘、身份、等级等原来紧绷在各阶层社会成员之间的禁锢被逐渐打破，使商人等这样一些原本出于社会下层的人通过财富登上高位成为可能，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平民阶层的上行流动，而且捐纳作为社会流动工具的有效性甚至超过了科举。捐纳买官和宋代以来普遍推行的科举制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二者都具有较大的平民性：制度设计是向着除了奴婢、罪犯等“贱籍”以外的所有民众开放的。但相较于科举出仕学力和财力必须同时具备而言，捐纳买官者只要具备一定的财力，均可出入仕进，从而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因此捐纳买官所具有的平民性特征比科举入仕更为广泛，从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

二、宋代商人积极入仕的社会学分析

宋代以来，商人通过科举入仕成功地实现了向上的垂直流动，从而社会上出现了“士多出于商”这一现象，此点往往被很多学者作为宋代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论据而加以引证。但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进一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士多出于商”这一表征之下潜藏的恰恰是商人社会地位不高，其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相分离的实质。

在社会学中，财产（经济）、权力（政治）、声望（社会）是划分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三个维度，但是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其社会结构是一种典型的官—民二重结构，整个社会呈现出官与民这两种有明显地位差异群体的對称模式，其中官僚阶层是控制社会资源的最主要群体，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政治分层而非经济分层为主体的社会，即社会地位区分的主线在于政治权力，而财富收入则变为从属于政治权力的因素。”[15]

宋代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的确使商人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社会地位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其财富之显，更是令世人称羡不已，但是宋代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与其经济实力相比，二者仍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其社会地位的提高远没有达到与其经济地位相对等的地步。

首先，宋代的很多大商人在经济地位方面虽是腰缠巨万的富者，但在政治地位方面仍然较为低下，特别是当富者与贵者发生冲突时富者往往不得不屈服于贵者。据《宋史》上记载，宋仁宗时，广州南海主簿苏缄就对一个不尊重自己的豪商樊氏施以杖责，“樊诉于州，州召责缄，缄曰：‘主簿虽卑，邑官也，商虽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诘。”[16]13156虽然宋代社会财富力量的崛起已使人们在富与贵的价值取向上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但从根本上说官本位的根基并未发生动摇。

其次，宋代商业的繁盛虽然使人们普遍认可了商业能够为国致富的理念，但商人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其职业声望在社会主流价值观中仍较为低下，商人远没有拥有与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作用相匹配的荣誉与声望，社会舆论多强调的是商人欺骗、奸诈的一面。商人不仅在伦理道德上遭到贬低，就是在劳动价值的实现上也被认为不如其他阶层。宋代富商李迁之自己都认为“士非我匹，若工农则吾等也。”而工与农“所食皆不过其劳。今我则不然。……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则过之，我有惭于彼焉。”[17]商人不仅在社会角色的定位上无法与士阶层相比肩，而且农本利薄、商末利厚的差异也使商人不自觉地认为在自身劳动价值的体现上有愧于农、工。

因此，尽管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士尊商卑仍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对于商人而言，经商只可作为谋生乃至发家致富的手段，而要实现光耀门楣、扬亲显祖这一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的终极价值目标，还是只有通过入仕做官以改变自身的所属阶层这一根本之道。所以 南宋临安的“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18]北宋高官许骧，其父许唐“尝拥商资汴、洛间，见进士辍行而出，窃叹曰：‘生子当令如此！因不复行贾，卜居睢阳，娶李氏女，生骧，风骨秀异。唐曰：‘成吾志矣！”许唐为其子骧延请名师，希冀日后能有所成，就是源于一个“思教子以兴宗绪”[16]的理念。扬州高邮富商徐成甫就曾感叹：商人家庭“子当读书，女当嫁士人”[19]，这或许代表了宋代一些商人在拥有财富后共同的人生价值追求。对于中国的商人们而言，其人生的指向选择不是如西方商人那般充满了对商业利润的永无止境的追求，而是不约而同地回归科场，把通过教育科举实现入仕做官作为自己的人生依归。

可以说，正是由于宋代商人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错位必然促使其凭借手中强大的经济实力在社会流动中率先谋求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宋代以降，商人及商人家庭出身之人之所以在整个社会向上流动中的比例较高，应该说正是因为商人阶层本身的社会地位较低，商人及其子弟更可能具有超越自身所属阶层低下地位的“地位冲动”。再加上在已拥有的财富力量的支持下奋发努力，从而改变自身所属阶层，成功地实现向上的垂直流动。

三、商人社会流动与宋代社会结构的变迁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商人的社会流动是一种社会的整合方式，是自汉唐时期以来，封闭、保守的社会结构在面对着中唐以始商品经济的勃兴、商人力量的壮大这样一种外部压力时所作出的一种自我调适、自我进化。

首先，包括商人在内的平民阶层通过各种方式改变自身的身份、地位，实现个人及家庭、家族的向上垂直流动，使宋代的社会等级秩序有所松动，从而使整个宋代社会呈现出开放性、流动性和平民化的特征。

宋代社会流动的增加使社会从一种代代相袭的复制式分层结构转变成为代际对流的替代式分层结构。特别是科举制的普遍推行，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一种可以不受家族、身份、血统的限制，而通过自身的刻苦学习、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的机制，这无疑与前此把人们终身乃至世代束缚于同一社会地位层次，整个社会犹如一潭死水的固化式分层结构截然不同，它代表着人们实现自身价值与自我发展的希望。不唯如此，宋代平民阶层通过考试应举实现向上流动机会的增加，指向的是一种平等性的原则。科举制度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不仅打破了身份性的屏障且又加以锁院、糊名、誉录等方式体现了考试的公平性原则，使得寒秀之士有凭借自身的学识、才能决胜场屋的公平竞争机会。

其二是商人等平民阶层的上升流动部分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等级金字塔的构成方式。社会阶层构成的原理从重视身份、血统让位于以个人能力、业绩为标准，使宋代官僚阶层的构成具有了多元化、开放性的特征。

这种统治阶层构成成分的重新编制，虽然没有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民二元等级结构，占据金字塔顶端的统治阶层仍是社会的极少数，构成金字塔底部的平民阶层仍是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总体，统治阶层仍然是财富、权力、声望这些社会稀缺资源的占有者。但是官与民之间的关系不再像前代社会那样尖锐对立，在二者之间有科举制度、捐納制度等通道，因此金字塔顶端与金字塔底部之间的关系主要地不再是对立的关系（或者说这种对立的尖锐性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而变成了一种开放式的层级关系。

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统治阶层构成的固化，而且这种固化的被打破，使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从此都具有了一个长期的、合理的、可预期的期望，期望着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艰苦奋斗实现自身乃至整个家族的荣誉和理想，从而使个人为改善自身地位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与实现社会良性运行的总目标达成一致。宋代社会与前此社会相比，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这不能不说是与宋代以来的这样一种流动的、开放的社会分层体系有着极大的关系。

此外，还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在官—民二元结构层级排列的等级金字塔中，作为官僚队伍主要后备力量——士阶层的社会构成的变化。

以科举制为中心的社会流动机制使得在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职业分野外，除了士阶层，农、工、商阶层实际上分享着一个共同的期望：读书应举实现从民到官的跃迁。而要促使此目标的达成，由民而士的流动就成为一个必经的阶段，由于取士名额的有限及科场竞争的异常激烈，使得由民到官的流动在规模上反倒不如由民而士的流动那样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士仍为四民之首，其社会地位仍然高于农、工、商，但是任何阶层只要愿意从师为学，都可为士。至此，士的社会构成发生了变化，士庶暌隔、泾渭分明的情况已渐行渐远，士阶层已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处于不断流动、变化中的阶层。正是这样一种变动造成了在中国传统官—民二元层级排列的垂直模式中，出现了一个以士为中心，农、工、商为外围而不断注入其中的类似于中间等级的阶层，当然，在这样一种由民而士的流动中，财富是培养子弟为学的必要后盾，因而包括商人在内的富民阶层成为由民而士流动的主体。

而另一方面，在宋代商业兴盛之下，社会逐利之风甚嚣尘上，由士而商的现象也颇为多见，这些掌握着财富、知识并在地方上享有一定威望的群体，似可把他们看作是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社会等级金字塔的中间部分。正是这样一个流动不滞的阶层，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在官与民之间建立了一种富有弹性的整合机制，从而保障了社会的平稳运行。

其三，商人阶层在实现向上流动与社会各阶层分化组合的过程中，扩大了商人的社会人际网络，拓宽了商人阶层与社会各层次之间的接触界面，从而加强了社会的整合程度。

商人的职业特征决定了商人为了逐利而四处奔走，是传统社会最为活跃的人群，然而在宋代以前，当社会处于一种代代相承的凝固分层结构时，商人阶层在婚姻、友谊等较密切、持久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表现出的主要是与本阶层成员及与自身社会地位相似的农、工阶层之间的互动，而与身份地位比自己高的社会上层的接触与联系除了商品交换关系外则较为稀少、薄弱。宋代以来，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社会流通渠道较为通畅，商人通过与士人、官僚阶层的联婚、交友或捐资买官、跻身仕林等方式不仅扩大了作为个体的商人自身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且更具有社会意义的是，实现了向上流动的商人在改变了自身社会地位的同时，其个人人际关系网络也随之跨越了社会分层的界线而与社会上层人员有了密切而持久的关系。但是，商人的向上流动并不意味着其与原来同阶层人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特别是那些与其较为密切和稳固的社会关系，会随着其地位的上升而终止，相反，作为成功实现了向上垂直流动的商人或其子弟，很可能会成为联系商人与社会各阶层的桥梁和纽带，促动世人增强对商人的理解，弥合社会各层级之间的隔阂，从而达到社会整合的作用。

就宋代的情况而言，事实也正是如此。商人作为宋代社会结构中处于上升期的群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不仅社会各阶层对商业、商人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认同，人们的社会生活受到了商人的诱导而逐步脱离了以农为本的传统，追商逐利的风气至为盛行。而更有积极意义的是，商人向上流动造成了宋代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士商相混、士商融通使士阶层成为了商人的代言人，商人的思想及利益诉求往往通过士大夫们的口笔表达出来，“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观在士大夫的笔下遭到了彻底的颠覆，陈耆卿提出：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能有易之者也。”[20]而叶适更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21]可以说，宋代“新四民”观的出现和“工商皆本”观点的提出，既是宋代商品经济划时代发展的大环境下社会流动对商人等平民阶层开放的动因，同时也是商人向上层流动后导致重农抑商等传统观念发生变化的结果，二者是互为因果的。而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这些反传统观念在宋代的出现，在意识和价值重构上对中国传统社会步入近代文明更有着先期导向的作用。

在此，笔者还想指出的是，商人及其子弟通过向上流动渠道进入官府，不仅改变了官僚系统的构成成分，在统治阶层内部注入了异质的因素，而更为重要的是，当商人出身的这些异质力量进入官僚系统之后，由于其自身所自然携带的商业气息，他们给政府带来了民间商业兴盛的现实价值观念，而且他们为了保障个人家族商业的兴旺与顺利，往往不自觉地承担了整个商人阶层代言人的角色，不时替商人争取权益，使政府在制订商业政策时也实行了一些保护和奖励商业发展的政治法律措施。应该说，这些有关商业法律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是基于宋代商品经济大发展的现实环境，但是如果没有代表商人阶层利益者的推动，这些法律政策恐怕也是难以贯彻执行的。而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惠商”、“恤商”的政策法律氛围下，造就了宋代商品经济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史中的辉煌地位。而至于不少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传统商人的由商而仕、跻身上层，使得商人产业资本转化步履维艰，以至于难以形成独立的阶级力量的观点，笔者认为，在此实可将之视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不是非此即彼，只是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罢了。

注释：

①社会流动的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于1927年提出的。社会流动可分为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其社会地位上下变动的垂直流动和从业领域转变的水平流动。相对而言，垂直的社会流动对社会阶级、阶层的影响最为巨大，与社会的分层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本文把关注点放在宋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垂直流动上。

②在洪迈《夷坚志》中，类似的例子不少，如《夷坚甲志》卷三中的《宗立本小儿》；《夷坚甲志》卷七中的《潘君龙异》；《夷坚支庚》卷第五中的《武女异疾》；《夷坚支癸》卷第八中的《游伯虎》；《夷坚三志王》卷第四中的《湖北稜睁鬼》；《夷坚志补》卷第二中的《吴任钧》等均有相关记载，兹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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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代文学名词解释 篇四

宋初效法白居易作诗的一批诗人群体。代表作家有李昉、徐铉、王禹偁等人。他们的诗歌主要是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内容多写流连光景的闲适生活，风格浅切清雅，也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王禹偁则更注重白居易的讽喻诗，学习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精神，写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忧国忧民情怀的诗篇。他的诗平易流畅，简雅古淡，在宋初白体诗中独树一帜。

晚唐体

指宋初模仿晚唐贾岛、姚和诗风的一个诗人群体。其中最恪守贾、姚门径的是以惠崇为代表的“九僧”。九僧作诗，继承了贾岛、姚和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大多为描绘清邃幽静的山林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形式上特别重视五律。但内容贫乏，全篇的意境往往不够完整。晚唐体的另一个诗人群体是潘阆、林逋等隐逸之士。他们一方面模仿贾岛的字斟句酌，另一方面也颇有白体诗平易流畅的倾向，而诗歌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也比九僧诗稍为充实。寇准是晚唐体的盟主，喜写山林之思，含思凄婉。

西昆体

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个诗歌流派，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代表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体诗的题材范围狭窄，主要有怀古咏史、咏物、描写流连光景的生活内容三类，思想内容贫乏，缺乏生活气息。西昆体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艺术特色。他们推崇李商隐，兼重唐彦谦，作诗大多师法李商隐诗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对仗工稳，用事深密，文字华美，呈现出整饰、典丽的艺术特征。但往往徒得李诗华丽的外表而缺乏内在的气韵。且专事模仿而缺乏创新精神，没有自成一家的气概。西昆体也是晚唐五代诗风的沿续，成就高于白体、晚唐体，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永嘉四灵

指永嘉地区的4位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这四人都出于叶适之门且字中都带有一个“灵”字，所以合称“四灵”，曾有《四灵诗选》。四灵都是命运落拓的贫寒之士，生活面狭小，诗歌内容也比较单薄，不外于题咏景物，唱酬赠答，只有少数写到民生疾苦或时事。四灵作诗以贾岛、姚和为宗，以五律为主要诗体，艺术上精雕细琢，玲珑雅洁，要求以清新刻露之词写野逸清瘦之趣，刻意求工，忌用典，尚白描，但过分注重炼字琢句，虽有较精警的句子而全篇意境却不够完整。“永嘉四灵”是南宋诗坛独树一帜的诗歌流派。对前人，它改造江西诗派，去除其弊端；对后来，它启动江湖诗派而再创新、发展。

江西诗派

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上影响很大，追随和效法黄庭坚的诗人颇多。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把黄庭坚、陈师道为首的诗歌流派命名为“江西诗派”。这一诗派尊杜甫为祖，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即“一祖三宗”。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即是黄庭坚的诗论，主张诗歌要有所寄托，要批判现实。强调“脱胎换骨”、“点铁成金”，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崇尚瘦硬奇拗的诗风，追求字字有出处。在创作实践中，提倡“以故为新”。江西诗派是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其影响在宋代以后也不绝如缕，其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一祖三宗 江西诗派以杜甫为创作典范、诗家宗祖，重视杜诗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经验，并在创作中作积极的借鉴。这一诗派诗人又多受到黄庭坚的指点和影响，以黄庭坚、陈师道为核心。于是宋末时，方回就把杜甫称为江西诗派之祖，而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

江湖诗派

南宋后期继永嘉四灵后而兴起的一个以江湖谒客为主的诗派，因陈起为之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江湖诗派成员混杂，诗歌内容大多是歌功颂德或叹穷嗟卑，空洞无聊，辞意俱落俗套，艺术上相当粗糙。但也有些描写农民及城市贫民的悲惨处境的作品，相当感人。他们最擅长的题材是写景抒情，字句精丽，长于白描。代表人物为刘克庄、戴复古与方岳。从总体上看，江湖诗派的风格倾向是不满江西诗风而仿效“四灵”，学习晚唐，但取径比“四灵”更宽阔一些，同时又多少受了南宋中兴四大诗人的影响,这基本上代表着南宋后期诗坛的风尚。

王荆公体

主要指王安石晚年的诗歌创作。后期王诗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写景抒情的绝句，正是这些诗使王安石在当时的诗坛上享有盛誉。“王荆公体”的特点是：重炼意，又重修辞。在用事、造语、炼字等方面煞费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其长处是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其短处在于作诗主意求工，主意之过流为议论，好求工而伤于巧；故“王荆公体’有深婉不迫处，也有生硬奇崛处。这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诗复归的倾向；可谓既有唐音，又有宋调，对宋诗的发展影响较大。

中兴四大诗人

中国南宋前期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4 位诗人的合称，又称南宋四大家。他们是在烽火连天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比前辈诗人更具创新精神。这些诗人摆脱了江西诗派的牢笼，写出思想、艺术各有特色的作品，形成了全新的艺术风貌，影响很大，代表了宋代诗歌第二个最繁荣的时期。杨万里有《诚斋集》，范成大有《范石湖集》，陆游有《陆放翁集》传世。

诚斋体

南宋诗人杨万里独具面目的诗体，因其字诚斋而得名。风格特征是活泼自然，饶有谐趣。师法自然的白描手法，想象新奇、语言通俗、风格圆活，以绝句最为出色。形成诚斋体的要素之一是诗人把自己的主观情感最大限度地投射在客观事物上，所描写的事物无不充满生机和灵性；要素之二是杨万里作诗想象奇特，却用浅近明白的语言和流畅直致的章法加以表述。但由于他刻意追求风格的独特，也产生了粗率浅俗、不耐咀嚼的缺点。

辛派词人

这是南宋受辛弃疾的影响而产生的一个词派。代表词人有：辛派先驱张孝祥、辛派中坚陆游、与辛词相似的陈亮、效辛体而自成一家的刘过。辛派词人远承东坡而近学稼轩，他们在辛弃疾的影响下，用词来抒发爱国情感，豪放慷慨如辛弃疾，但题材不如辛词广，风格不如辛词多样。多以议论为词，以文为词，过于直率，不如辛词蕴藉。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中国北宋继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文学革新运动。北宋初年，一些开明的中下层士大夫文人主张革除社会弊病，要求文学反映现实，推崇韩愈白居易、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主张对诗、文进行革新。欧阳修、苏轼是整个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代表人物还有王禹偁、范仲淹、梅尧臣、王安石、黄庭坚、秦观等。理论上，他们主张诗文应有美刺,利于风教,十分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强调道对文的作用，实际是指出了文学应反映社会和现实生活的问题；提倡简朴平易的文风。诗文革新运动使各种文学样式取得了突出成就，继唐代古文运动之后，又一次把古代文学特别是散文以及文论的发展推进了一步，对后世南宋以至元明清文学发展都有很大影响。但同时，北宋诗的散文化和以议论为诗的概念化倾向，为南宋理学家的散文所师法，表现了该运动的历史局限。

易安体

李清照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词上。她一方面继承了婉约派的创作风格和手法，一方面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别树一帜，婉约而不流于柔靡，清秀而具逸思，富有真情实感，语言清新自然，流转如珠，音调优美，故名噪一时，因其号为“易安居士”而得名“易安体”。“易安体”以南渡为界，前期词作绰约轻盈，自然妩媚，体现了年轻女子的天真活泼和细腻的儿女柔情。后期则更多了一份家国之思和身世之叹，词作中充斥着孤寂忧郁的感伤之情。易安体以寻常语入词，以其特有的细腻纤巧写闺情词而有丈夫气，使传统的词风得到充实和改造。在宋代词苑中，独树一帜，自名一家，并对两宋词的发展有其特殊贡献。

“二晏”

北宋词人晏殊与其子晏几道，都擅长以小令表现男女恋情的婉约词，以其相映生辉的艺术成就影响了一代词风，被词话家们并称为“二晏”, 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父子文学家。晏殊，多表现男女恋情、诗酒生活和悠闲情致，风格雍容和缓、纯净雅致，语言清丽淡雅、温润秀洁。也常表现对生命的忧思，并将其与情爱的缺失交融在一起，构成了晏殊词“情中有思”的特质。有《珠玉词》一百三十余首传世。晏几道，继承其父所承传的“花间”传统并加以创新。其所作《小山词》，所写恋情都有着明确的思恋对象，情感非常真挚。他善于用平淡的语言、常见的景物，表现不同寻常的深情，形成语淡情深的风格特色，哀感缠绵、清壮顿挫。

花间派

中国晚唐五代词派。五代后蜀赵崇祚选录唐末五代词人18家作品500首编成《花间集》，代表词人有温庭筠、皇甫松、韦庄、牛峤等。他们的词风大体相近，后世因而称之为花间派。温庭筠、韦庄是其代表作家，二人虽都侧重写艳情离愁，但风格不同，温词秾艳华美，韦词疏淡明秀。其余词人，多蹈温、韦余风，内容不外歌咏旅愁闺怨、合欢离恨，多局限于男女燕婉之私，格调不高。但也有一些较有现实意义的作品。花间词在思想上无甚可取，但其文字富艳精工，艺术成就较高，对后世词作影响较大。

大晟词人

指以周邦彦为主帅，曾在大晟府供职的曹组、田为、徐伸、江汉等词人。周邦彦注重词的音律，情感的抒发有所节制而力避豪迈，在音律、句法、章法上建立起严整的艺术规范，另开一派，是继苏轼之后的又一词坛领袖。因其词法度井然，使人有门径可依，故“作词者多效其体制”。

“二窗”

指南宋词人吴文英、周密。吴文英号梦窗，有《梦窗词》;周密号草窗，有《草窗词》。吴、周词字句工丽，音调和谐，风格相近，同是格律派重要词人，因以并称。戈戴说：“草窗词尽洗靡曼，独标清丽，有韶倩之色，有绵渺之思，与梦窗旨趣相侔，二窗并称允矣无忝。”

“济南二安”

指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和辛弃疾(字幼安)，两人分别为宋代词坛“婉约派”与“豪放派”代表人物。同为济南历下人。这一并称源于清代神韵派大师王士禛，云：“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为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

苏门四学士

5.chapter5宋代文学教案 篇五

概 说

宋代文学的背景、发展分期与历史地位

一、宋代经济文化的繁荣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二、宋代文学的发展与政治、士风的关系。

三、宋代文学的发展分期与历史地位

第一章 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

第一节 宋初文坛

北宋开国不久，就有柳开等人提出文学复古理论，反对晚唐五代浮靡文风，但当时的诗文创作，主要还是沿袭晚唐五代风格，只少数作家如王禹偁、杨亿等人的创作呈现了一些新的因素。

1，宋初诗歌的“三体”。（1）“白体”。（2）“西昆体”。（3）“晚唐体”。

2，王禹偁。在宋初文坛上，最为优秀的作家当推王禹偁。他的诗文对宋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 北宋诗文革新

1，诗文革新的政治、文化、学术背景 2，文风、诗风新变的历程和实绩。

3，欧阳修在北宋诗文革新中的核心地位和主要贡献。在欧阳修之前和同时，有穆修、苏舜钦、尹洙等人提倡古文；苏舜钦、梅尧臣等人致力于探索新的诗风。他们都对诗文革新的最终成功作出了贡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重要作家，都得到欧阳修的识拔和引荐而知名文坛。他们都被后人列入“唐宋古文八大家”。

第三节 欧阳修的诗文创作成就

1，欧阳修的生平和学术。

2，欧阳修的散文。欧文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他的创作实绩和古文理论相辅相成，开创了一代文风。

3，欧阳修的诗歌初步表现出了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点，已明显从宋初诗风的局限中摆脱出来，以较为宏大的创作格局、畅达健朗的风格意趣初步奠定了时代新风。欧诗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第四节 苏舜钦与梅尧臣

苏舜钦和梅尧臣是诗风和文风变革的重要支持者和参与者。

1，苏舜钦生平经历。苏舜钦的诗歌以雄豪奔放为特色，政治色彩和议论色彩都十分浓厚。苏舜钦又擅长古文。2，梅尧臣的生平经历。梅尧臣诗歌不论关怀民生还是抒情写景，都以平淡深远为特点。“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二人都以杰出的创作成就在宋诗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

第五节 曾巩与王安石

1，曾巩以古文著名，其古文风格与欧阳修最为接近。曾巩亦有诗歌传世，绝句轻快流利，较有特点。2，王安石的生平思想学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大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在文学上主张“务为有补于世”。他的诗文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晚年退居金陵钟山，多闲适遣兴之作，诗风亦变得含蓄隽永，一般被称为“半山体”或“王荆公体”。3，王安石的朋友王令和俞紫芝。

第二章 北宋初期和中期的词

词从北宋开始进入兴盛阶段。北宋词的兴盛与当时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都市的发达、士大夫生活的优裕以及社会的享乐风尚有关。

第一节 宋初词坛概况。

宋代开国之初，歌词创作基本处于衰落状态。

第二节 宋仁宗时期，歌词创作的复兴。

从著名词人柳永、晏殊、欧阳修、宋祁、张先等登上词坛，宋词的创作才开始进入高度繁荣并迅速发展的轨道。1，创作复兴的文化背景。

2，这一时期歌词创作的两种倾向。

第三节 柳永

柳永是宋代第一个专力写词并对宋词的词体、内容、语言、风格进行了全面开拓的大词人。柳词在当时曾广泛流传。

1，柳永在创制新词调方面为宋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词至柳永，形式体制更为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形式、内容上进一步开拓奠定了前提条件。

2，柳永对词体文学的开拓，还表现在拓展了词的表现范围、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风格意趣。抒情重心、抒情方式和抒情风格的改变，对宋词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

3，柳词的语言发扬了民间词的传统，面向市民大众，通俗、生动，自成一体。他还创造性地发展了词中的铺叙和白描的手法；并自创出独特的结构方式。

第四节 晏殊和欧阳修

晏殊、欧阳修是北宋前期小令词的代表词人。他们主要继承晚唐五代的词风，以柔美婉丽见长，但较少有晚唐五代词那种浓艳的脂粉气，而融入了清雅的文人意趣。1，被后人推为“北宋倚声家初祖”的晏殊。

2，欧阳修词的特点及影响。“深婉开少游，疏俊开子瞻”。

第五节 张先和其他词人

1，张先在宋词的发展上被视为“古今一大转移”。他的小令在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又兼长慢词，虽然成就不能和柳永相比，但在慢词的发展上也有一定的贡献。2，宋祁。3，范仲淹。

第三章 苏 轼

苏轼既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又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他在政治上坚持儒家入世的精神，在生活上较多地采取庄禅旷达的态度，执著超脱，无往不可，这种人生境界对宋人及宋代以后许多文人的人生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人格魅力在古代历史上少有伦比，就受后人喜爱的广泛程度而言，他在历代作家中也是无人可以比拟的。

第一节 苏轼的生平、思想和性格。第二节 苏轼的文学主张。第三节 苏轼的诗文创作成就。

苏轼在诗、文、词的创作上取得了全面的成就，是文学史上少见的文学全才。1，苏轼的散文具有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代表了宋文创作的高峰。

2，苏轼的诗有广泛的题材和多样的风格，体现了过人的创造才情和艺术表现能力。在内容、形式、手法、语言等诸方面都突破了前人窠臼，往往将诗歌写得超迈豪纵而又有隽永的韵味和浓郁的诗意。苏诗不仅显示磅礴的气势，表现深婉的情致、绰约的风韵，还常常包含着深刻的哲理。苏轼又是学问渊博的大学者，无书不读，其诗也相应表现出浓厚的书卷气，成为以才学为诗的典范之一。

第四节 苏轼对词的革新

苏轼的博大胸怀和过人才情在词的创作中也有突出的表现。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他将历来以柔婉为传统的词体注入了阳刚之气，并将诗歌的表现功能和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使词可以像诗一样表现作者的性情和人格个性。他的革新实绩，提高了词体的文学地位，使词摆脱了音乐的附属品的状态，成了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苏词风格多样，尤以清雄旷达、奔放豪迈为其独创，为词史带来全新的审美境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为后人启示了新的创作道路。

在宋代以及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人，他的作品当时广泛流传，身后影响深远。他的诗、文、词的创作都在各自的文类领域内达到了发展的高峰，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

第五节 苏洵和苏辙。

苏轼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以散文著称，后人把他们父子三人合称为“三苏”。苏洵的散文擅长议论，苏辙的议论文不如父兄，记叙文却纡徐曲折，饶有情致。

第四章 苏轼之后的北宋诗词

第一节 苏轼对北宋中后期文学的影响。

苏轼是继欧阳修以后北宋文坛最杰出的领袖。他热心培养后进，团结许多重要作家在他的周围，其中名声最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

从苏轼主盟文坛的神宗朝开始，宋代文学的发展达到了极盛。苏轼、黄庭坚的诗歌达到了宋诗创作的颠峰。张耒、晁补之、秦观和陈师道的诗歌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在苏轼变革词体的同时，词坛也出现了风格纷呈、词人辈出的繁荣局面。晏几道、秦观、黄庭坚都是这一时期重要词人。

到北宋后期，随着时局的变化和文学自身的发展，文学风尚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政治的原因，朝廷禁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学术和诗文，文学的发展进入一个相对低迷的时期。苏轼的影响仍广泛存在。但在诗歌方面，时人学习的典范主要是黄庭坚的“山谷体”。在黄庭坚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即所谓“江西诗派”。歌词创作方面，重要词人则有贺铸和周邦彦等。第二节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1，黄庭坚的生平和创作道路。

2，黄庭坚的诗歌。“山谷体”或“黄庭坚体”。3，黄庭坚诗歌是宋诗的典型代表之一。

4，江西诗派。在黄庭坚的影响下，北宋后期逐渐形成了所谓“江西诗派”。两宋之际的吕本中，在他的《江西诗社宗派图》中，首先提出了“江西诗社宗派”的名称，指出了江西诗派存在的事实。他把黄庭坚尊为诗的创始人，又列举陈师道等二十五名诗人作为其中成员。宋末元初的方回又进一步提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一祖”指杜甫，“三宗”指黄庭坚、陈师道和陈与义。江西诗派是宋代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5，陈师道是江西诗派的重要成员，与黄庭坚并称“黄、陈”。

第三节 张耒和晁补之

1，张耒的乐府和古体诗歌，内容贴近现实生活，语言平易浅近。其绝句自然流丽，词浅意深，自成一格。

2，晁补之诗骨力遒劲，奇卓新僻处近于黄庭坚。晁诗“唯古乐府是其所长，辞格俊逸可喜”。张、晁二人又擅长古文，都有相当成就。3，“苏门四学士”中秦观以词名世，但亦擅长诗歌。

第四节 晏几道、秦观等词人

北宋中后期，词的创作十分繁荣，名家辈出。苏门文人中黄庭坚、晁补之亦长于作词，词风最接近苏轼。与黄庭坚交往密切的晏几道以杰出的小令创作卓然自立。秦观则以最为当行本色的“作家歌”成为宋词典范之一。与苏门文人有较多来往的贺铸也以独特词风成为宋词名家。

1，晏几道的小令。晏几道是晏殊之子，人称“小晏”，又与晏殊合称“二晏”。他是北宋中后期少有的专写小令取得杰出成就的大词人。他把小令的抒情艺术发展到空前的高度。2，被称为“作家歌”的秦观词。秦观和晏几道一样，都被称为“古之伤心人”。他兼长小令、慢词。其词情韵兼胜，语言优雅，意境深婉，音律谐美，符合词体的本色和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知乐者谓之作家歌”。3，风格独特的贺铸词。

第五节 周邦彦

周邦彦是北宋后期重要词人，精通音律，曾任大晟府提举。1，周邦彦词的题材、主题、感情基调。2，周邦彦词在艺术上的规范性追求，这主要体现在章法、句法、炼字和音律等方面。3，周邦彦词的风格特色。4，周邦彦词的贡献和影响。（1）新创词调、规范词律，对宋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新创、自度曲调共五十多调，而且所创词调声腔圆美，情调清雅，受到南宋词坛广泛的效法和遵从。（2）艺术表现和审美风格方面，对南宋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五章 南宋前期文学

“靖康之难”，北宋亡，宋室南渡。随着时事的剧烈动荡，文学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破家亡的局势，使许多作家激发了爱国热情，他们以文学创作反映战乱时代民族、社会的苦难忧患，表现救亡图存的志向，抨击投降苟安，呼吁抗战复国，爱国主义遂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重要主题。在南渡之初，众多南渡作家的创作就体现了这种变化。到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和辛弃疾等词人成为文坛创作中心的时代，南宋文学的创作就达到了新的高峰。

第一节 李清照

李清照是两宋之交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创造力最强、艺术成就最高的女性作家。

1，李清照的《词论》。词“别是一家”之说的意义。2，李清照词内容和主题。3，李清照词的抒情艺术。

4，李清照散文和诗歌的成就。诗和文体现的高度的文化修养和深刻思想。5，李清照文学创作的文化意义。

第二节 张元干与其他爱国词人

南渡初期张元干等爱国词人，上承苏轼的思想、艺术传统，下开辛弃疾爱国词派的先河，成为当时词坛的主流。1，张元干。2，张孝祥。

3，岳飞、李纲、赵鼎、胡铨等人的词。4，朱敦儒、叶梦得等词人。

第三节 陈与义与南渡初期诗人

1，陈与义。陈与义是两宋之交最重要的诗人。陈与义虽然受到了黄庭坚、陈师道的影响，后人把他视为江西诗派“三宗”之一，但他的诗风其实已体现了江西诗派本身风格的转变。2，吕本中的诗论和创作。

3，陆游所师事的爱国诗人——曾几。4，理学家诗人刘子翚。第四节 杨万里与范成大

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号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1，杨万里和“诚斋体”。“诚斋体”是以“活法”作诗的典范，在扭转南宋诗风上有重要贡献。

2，范成大和他的农村题材诗。新型的田园诗审美风范。3，“中兴四大诗人”中，尤袤诗歌以平淡细润著称，但其诗集已经散失，现存作品佳作不多。

第五节 朱熹的文学成就

1，朱熹的生平。

2，朱熹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3，朱熹诗歌创作的成就。4，宋代思想家诗歌的意义。

第六章 爱国诗人陆游

第一节 陆游的生平与诗歌创作经历

第二节 陆游的文学成就

1，陆游诗广阔的题材视野和浓郁的诗意。陆游诗的中心主题。南宋爱国诗歌的代表。陆游对日常平凡生活中的诗意的发掘、品味与表现，突出地体现了他的诗人气质。2，陆游词激越悲凉的爱国情思。陆游其他内容的词。3，陆游的散文各种文体齐备，内容广泛，也有较高成就。

第三节 陆游诗歌的艺术特色

1，陆游对屈原、李白、杜甫等伟大诗人的继承。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风格创造。2，陆游诗的艺术特色。陆游关怀现实，重视“躬行”，同时主张“杰思”，追求平实之中的新奇独创。他擅长各种体裁，七律、七古成就尤高。其诗主要特点。3，陆游诗歌的语言艺术。第四节 陆游诗歌的影响

第七章 辛弃疾

第一节 辛弃疾的生平。

抗战爱国的英雄。失意英雄的一生。

第二节 辛词的成就

一，辛弃疾创作宏富，根据题材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表现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和失意的悲愤。2，登临怀古，抒发忧愤。

3，运用词的传统题材、传统手法，表现对国家政治局势的忧虑和对个人政治遭遇的感愤。4，表现农村闲居生活情趣，描写农村景色和农村习俗。5，其他感事、抒怀、咏情之作。二，辛词的特色。1，“词中之龙”。对辛词的总体印象：大、重、深、新、趣。“器大者声必闳”。2，辛词对词境的新开拓。对词体的熟练运用。对词的体裁局限的突破。3，绮丽的幻想、个性化的夸张和拟人化表现，构成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4，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就风格创造的多样化而言，在宋词中无人可比。5，辛词对比兴传统的继承与发展。6，辛词的语言。

第三节 辛词的影响与辛派词人

1，辛词以其内容上的爱国思想，艺术上的革新精神，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辛词的影响下，同时或稍后，不少词人与他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创作倾向，文学史上称为辛派词人。他们以共同的爱国思想，借词抒发感慨，发表政见，多为恣肆粗犷的词风。这些作家主要有陈亮、刘过、刘克庄以及南宋末的刘辰翁等。南宋前期学习苏轼词风的张孝祥，被看作是辛派词人的先驱，与辛弃疾同时而词风相近的陆游，也被视为辛词一派。

2，陈亮。其词以气势见长，往往直抒胸臆，语言斩截痛快，风格雄放恣肆。其词风与稼轩词最为接近。3．刘过。3，刘克庄。

4，刘辰翁是宋末重要词人，在总体倾向上也是继承稼轩遗风，只是身经亡国的创痛，已无稼轩的豪迈之气。

第八章 南宋后期的文学

南宋后期，诗坛的普遍缺乏振作的气势，总的成就不高。四灵诗派与江湖诗派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诗歌流派。南宋亡国前后，出现了文天祥等一批爱国诗人，以他们感天动地的创作为宋诗划上了光辉的句号。词的创作，则有姜夔、吴文英等为代表的一批追求雅化风格的词人。

第一节 四灵诗派与江湖诗派

1，“四灵”指永嘉地区的四位诗人徐照、赵师秀、翁卷、徐玑。因四人字号中都有“灵”字，故被称为“永嘉四灵”。他们作诗宗晚唐贾岛、姚合，以反对江西诗派相标榜。

2，江湖诗派因杭州书商陈起刊刻交游诗人诗集合为《江湖集》而得名。这批诗人其实是一个松散的诗人群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流派。其成员众多，流品复杂。江湖诗人能自成一家者不多。其中刘克庄、戴复古作诗取径较宽，是江湖诗派中的佼佼者。其他诗人多以绝句见长。

第二节 姜夔、吴文英与其他词人

1，姜夔兼工诗词，精通音乐。他有十七首词旁缀音谱，是现在所知唯一可靠的宋代词乐文献，其中十四首是他的自度曲。姜夔清雅的词风追求，代表了南宋后期词的主导倾向。姜夔善于以清刚雅健的语言，冷峻的抒情基调，表现孤独寂寞的人生悲凉感受，形成清空、秀雅的风格。这种词风影响了南宋后期的许多词人。2，史达祖。

3，吴文英在南宋词人中自成一家，其词艺术特色极其突出。4，宋亡前后，受姜夔影响的词人还有王沂孙、周密、张炎等。

5，在宋末词人中，蒋捷别开生面。他多以“将旧家风景，写入闲话”的形式抒发故国之思。蒋捷词往往兼融清奇流畅和含蓄蕴藉，有的作品格调清新，富有生活情趣。

第三节 文天祥与宋末爱国诗人

1，文天祥是宋末民族英雄的代表。他用诗歌记录了自己从起兵抗元直到从容就义的人生遭遇和心路历程，表现了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纯是坚贞气节、血性精神的写照。他的诗歌是宋代爱国主义诗歌传统的最后一个杰出代表，他与宋末其他诗人一起，为宋代诗歌的发展留下了光辉的句号。

2，谢翱是宋末遗民诗人中成就较高的一家。他的诗沉痛悲凉，意旨深密，深刻地反映出在异族统治下人们的哀痛心情。

3，汪元量本是宫廷琴师，他目睹了宋亡的过程，把随宋室帝后被俘北上的所见所闻一一纪之于诗，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南宋王朝覆灭的过程，被称之为“宋亡之诗史”。4，宋末其他遗民诗人。

宋末的爱国诗歌一扫南宋后期诗坛缺乏激情、气骨衰弊的习气，成为宋诗发展史的光辉的尾声。

第九章 辽金文学

第一节 辽代文学简说 第二节 金代文学简说 第三节 元好问

1，元好问的诗歌。2，元好问的词。

3，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

第四节 《西厢记诸宫调》

诸宫调是一种说唱文学，产生于北宋，主要流行于宋金时期。1，诸宫调的形式体制。2，《西厢记诸宫调》对崔莺莺、张生故事的改造。3，《西厢记诸宫调》的卓越成就。

第十章 宋元话本小说

第一节 “说话”与“话本”

1，“说话”的产生。宋代“说话”的繁盛。宋代“说话”的职业化和商业化。2，“话本”。随着“说话”的日益兴盛，在书场中流播的故事越来越多，而以口传故事为蓝本的文字记录本，以及受说话体式影响而衍生的其他故事文本等，也越来越多。后世统称之为“话本”。

第二节 小说话本

1，“小说话本”是说话伎艺中“小说”一家的话本。其文本大体由入话（头回）、正话、结尾几个部分构成。题材内容主要有灵怪、烟粉、奇传、公案等。其中以爱情（烟粉、奇传）和公案故事最受欢迎。

2，描写爱情婚姻故事的作品。3，小说话本中的公案故事。

4，宋元小说话本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有浓烈的生活气息。以说书人的立场口吻讲述故事，留存有明显的说书艺人的风致，一般追求情节曲折，叙述生动逼真，通过细节描绘，在人物行动中突出人物的性格。

第三节 讲史话本

“讲史”指演说前代兴废征战之事。宋元“讲史”一家的话本，又称“平话”。宋元的讲史话本，实是传统的史传文学与民间口传故事结合的产物，亦文亦野，别成一家。

第四节 宋元话本小说的历史地位

6.宋代文学论文 篇六

A苏轼的词扩大了词的题材，举凡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不再仅限于晚唐五代以来的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内容 ；

B再者提高了词的意境，以诗为词，以诗情为词情，感情充沛真挚；即便在婉约词方面，苏词的境界又变得婉转而不妖艳，柔情而不颓废，感怆而不伤神。

C最后苏词繁荣了词的风格，其“豪放”风格打破了过去人们对于词“低吟浅唱”的固定观念。

<江城子•密州出猎>

1.对这首词的解说不恰当的一项是（）

A．该词起句着一“狂”字，贯穿全篇，统摄了全词。

B．“亲射虎，看孙郎”是词人以孙权比况自己虽“鬓微霜”，但仍英武有为，希望能建功立业，报效朝廷。

C．“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词人以冯唐自比，表示自己敢于为蒙冤受屈的将领直言，使他们重新复职。

D．“天狼”喻指西北方的敌人。

2.对这首词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词的上阕描绘打猎的壮阔场面，下阕抒发由打猎激发出来的胸襟抱负。全词由实而虚，由叙事而抒怀。

B．苏轼作此词时正值壮年，而以老夫自称，是因为作者心怀壮志却仕途坎坷，深感岁月易逝，人生易老，所以才要“聊发少年狂”。

C．作品融叙事、言志、用典为一体，调动多种艺术手法，表现了作者宝刀未老、志在千里的英雄豪气。

D．此作是东坡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它对李清照词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苏、李二人成为了宋朝豪放词派的代表人物。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下列叙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词中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词人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伤怀情绪。

B.上阕前两句营造了一个夜深人静、月挂疏桐的孤寂氛围，为幽人、孤鸿的出场作铺垫。“

C.下阕词人以象征手法，通过鸿的孤独缥缈，惊起回头、怀抱幽恨和选求宿处，表达了作者贬谪黄州时期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

D.词中幽人和孤鸿的同时出现是虚写，是作者虚拟出来的，反映了作者有好道喜静的性格特点。

《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问题：该词揭示的道理是什么？

上片侧重写哀情，下片侧重写欢乐。“多情却被无情恼”，不仅写出了情与情的矛盾，也写出了情与理的矛盾。佳人洒下一片笑声，杳然而去；行人凝望秋千，空自多情。词人虽然写的是情，但其中也渗透着人生哲理。

在江南暮春的景色中，作者借墙里、墙外、佳人、行人一个无情，一个多情的故事，寄寓了他的忧愤之情，也蕴含了他充满矛盾的人生悖论的思索。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下列叙述不符合作者原意的是（）A “十年生死两茫茫”，长久郁结于心的深长的悲叹，首句即从心底迸发而出，为全词奠定凄婉哀伤的情感基调。

B上片写尽相思之苦，下片即转入写梦中相逢之喜

C“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苏轼梦已醒，人已逝，只有长相思，空相忆。这里既有景有情，这里的写景显得特别凄清幽寂，情感显得无限哀伤。

D“相顾无言”虽给人以粗线条之感，但接着的“泪千行”悲痛中又隐含无所顾忌地倾泻感情的豪气。

7.宋代孔子画像 篇七

我将这种定式形象追溯到一幅描绘孔子和他的弟子颜回的画像,这幅像在曲阜的孔子家庙所藏的孔氏家谱中被记录为“小影”。由于这幅像被认为“于圣像为最真”,因此经常出现于北宋及此后的诸多石碑上,尤其是在学校和书院里发现的碑刻,并作为雕版插图放入一本十三世纪的孔氏家谱中。这幅像同时也影响了一幅对孔子的个人全身画像,通常被叫作“遗像”,它被发现于南宋早期避乱的孔门后人在衢州所立的一块石碑上。这幅大的个人全身像也被广泛地复制于学校和书院的碑刻和雕版印刷的书籍,并最终被传为是唐代吴道子的作品,这种观点流传至今。

还有一些画像将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描绘在一起。这其中或许最出名的莫过于保存在杭州孔庙内宋高宗所立的一组石碑。孔子坐着向面前站成一排的七十二个弟子传道,每个人的旁边都有简要的自传和小赞。修复这些石碑的一位明代官员将这些画像归于李公麟,从而导致后来有一些被认为是所谓李公麟的原作以及在孔氏家谱中一段相对应的叙述。

孔氏家谱中还提到两幅孔子与十个弟子的画像,这些后来也在石刻和书籍中出现。其中一幅展示孔子作为司寇,坐在豪华的马车上,周围是步行的弟子;另一幅则是他与弟子围坐在一起。后面这一幅画的许多变体被用来表现孔子在杏坛讲学或传授《孝经》。这些画像将他特意描绘成穿着普通长袍、带着布头巾的形象,与普通人别无二致,强调他从仕途退出后致力于传授儒家经典。

8.宋代高薪未能养廉 篇八

一段时期以来，“高薪养廉”理论颇为流行，论者以为给予公务人员高薪，解除其后顾之忧，可令官员“不必贪”。其实“高薪养廉”既非舶来品，也非现代人独创，中国古人早已实践这一理论千年，却以失败告终。其中官员待遇之优渥，尤以宋朝为最。

《宋史·职官志·奉禄制》记载，“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 。这“三百千”，就是文武最高级官员的基本月薪了。那么，“三百千”相当于目前多少人民币？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能从后世史学家的考据中找出一些线索。

有学者以黄金为参照物推算，宋代最高等级官员的基本月薪“三百千”竟然价值20万元人民币！也有人以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粮价为参照物，由此推算出“三百千”相当于今天的4.5万元人民币。金价标准与粮价标准得出的结果有显著差异，取一个平均数，那么高官的月薪至少有12万元人民币。

无论从哪种结果看，宋代官员待遇之高都是不争的事实。更令人惊奇的是，官员的福利也相当不错。《宋史·职官志·奉禄制》还记载了宰相、枢密使的福利，“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冬绵百两”以及茶、酒、厨料等都由朝廷供给……除此之外朝廷还有田分给高官，让他们坐地收租。有人估计福利加总起来比得上“基本工资”，也即是说，官员们的实际收入至少还要翻倍。

高官收入丰厚，小小县官又能拿多少钱呢？据《宋史》记载，人口多的大县县官可拿到“三十千”，最小县的县官也可拿到“十千”。按照上文金价和米价取平均值的算法，其月入也在4000～12000元人民币，另外还有多如牛毛的福利。

面对此情此景，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会对宋代官员的待遇发出感叹：“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另一北宋名臣文彦博说得更干脆：“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一语道破其中玄机: 最重要的是笼络住士大夫阶层，朝廷的大政方针，老百姓有何置喙的余地?

宋制的确不可为法，因为高薪未能养廉。高俅、蔡京、童贯等大奸巨蠹即使合法收入已年入过百万甚至数百万“人民币”，不也照样贪得无厌？如包拯般清廉的官员毕竟少之又少，文官依然爱钱，武将照旧怕死。变法图强的王安石也曾给官吏加薪以防贪渎，然而最终不得不承认“良吏实寡，赇取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