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历史课心得体会

大学历史课心得体会（精选8篇）

1.大学历史课心得体会 篇一

在新出台的2018年《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着重强调了史料运用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要求教师在高中阶段提高学生史料实证、历史解释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毫无疑问，史料是历史教学的灵魂，适当的运用史料，可以弥补教材的不足，拓展学生的视野，增强历史的真实感。那么如何正确使用史料则成为历史教学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根据教材的需要选择史料

史料不仅在内容上要进行仔细斟酌，在课程引入时也要进行合理设计。一些教材内容晦涩难懂，通过史料来帮助学习，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加深学生理解和掌握。但是一些历史课文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趣味性，再引入史料未必会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可能还会带给学生更大压力，加重负担。

二、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选择是史料

史料的选择应当以课本教材为载体，在难度和内容上适合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才能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符合教学目标，顺应新课改的发展。高中阶段的学生抽象思维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选择史料时符合学生的思维特点，除此之外，可以向学生布置作业，让学生搜集资料，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三、注重自身对史料的积累

学生在课堂上常常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教师作为教学路上的引导者，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才可以随时解答学生的各种疑问。这就需要教师不仅仅在备课时对所教授的内容做好充足准备，更要在平时生活中多学习、多看书、多思考，不断提升自己的历史知识水平，这样才能在课程中从容应对学生的各种问题，并为学生树立榜样，用自己的教学魅力感染学生，让学生对历史充满兴趣，从而积极主动地学习历史，锻炼自主学习能力。

2.大学历史课心得体会 篇二

但是想要更深层次地了解大学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需要追溯到距今900多年前的中世纪, 它们的兴起和诞生基本上是同步的。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发展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经历了从最初的相对孤立、相互排斥到历经摩擦冲突、互利共惠, 再到相互促进、紧密联系的关系发展模式, 并伴随着大学职能从单纯地保存与传播知识来培养神职人员等贵族阶层的接班人, 到从事科学研究, 再到直接服务社会的演变。

一、大学与城市的相识阶段———相对孤立、相互排斥

这个阶段发生于中世纪时期。有闲阶层在城市中用又高又大的围墙围合成封闭的四合院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精神生活。这时侯的大学显得特别清新脱俗和与世无争, 是一种超越于普通民众的特殊场所, 并且从城市其他人文设施中分离开来, 成为城市中的象牙塔, 所以在当时并不能称得上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学校里的师生很少参与城市社区事务, 市民也将大学看做城市里的“另类”或“不受欢迎者”。帕森斯在1963年写道:“大学的策略是在城市的进攻下撤退或者自愿与城市隔离, 局限于在象牙塔里, 通过学术垃圾、口头攻击和对城市罪恶的偶然批判而进行的偶然攻击。城市官员和大部分市民几乎意识不到大学的存在”。但是, 大学的社会存在基础是城市, 是城市这块沃土孕育了西欧中世纪大学的诞生。

在欧洲中世纪,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城市的蓬勃兴起, 出现了中世纪大学。托马斯·班德在《大学与城市:从中世纪起源到现在》一书中指出:“大学是城市的产物”。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为大学兴起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生存发展的空间, 而城市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新的社会需求最终使大学的诞生成为现实。

二、大学与城市的相交阶段———摩擦冲突、互利共惠

这个阶段大体来说是从13世纪到19世纪。这时候大学虽然寄身于城市当中, 但并不从属于城市。在教权和王权的斗争中, 教会和国王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 为拉拢大学而赋予大学很多权利, 使大学成为一个特权机构, 且具有非营利性和免税地位。这激起了市民的不满, 导致大学与社区关系的紧张。另一方面, 大学发挥其教学与培养人才的职能, 除了培养牧师、教会成员和为国家服务的官员之外, 也培养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人才, 满足了城市发展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 这个阶段的大学与城市之间既充满了冲突与斗争, 又充斥着很大的利益关系, 两者就是在合作与冲突的动态平衡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一) 大学与城市之间的摩擦冲突

由于教会和国王赋予中世纪大学很多特权, 城市当局对大学的干预非常有限。

围绕房屋租金问题, 巴黎大学的师生与市民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1200年, 巴黎大学的学生因为房屋租金问题与店主发生争执, 这引起市民不满。市民请求地方当局对学生进行打压。之后, 巴黎大学求助法国国王菲利普二世, 并得到了国王的大力支持, 他颁布法令, 给予巴黎大学独立的司法审判权, 使巴黎师生免于城市官员的审判。而发生于公元1229年的罢课事件则使巴黎大学获得了教会的支持, 教皇格里高利九世于1231年颁布了著名的“知识之父” (Parens Scientiarum) 特许状, 赋予了巴黎大学许多特权:如罢课权、制定规章制度和惩罚违反规章制度者、限制主教管理大学事务的权力等。

发生于1355年2月10日的牛津城著名的“圣学者日”事件标志着“城镇与学袍”之间的斗争达到了顶峰。后来, 参加暴乱者遭到严厉惩罚, 遂将该日定为“圣学者日”。市民一方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而大学获得了管理城市的特权, 牛津大学与市民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得以确立。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74年, 牛津大学才丧失了管理城市的实质性权利。“市民生活在自己的城市里, 却几乎像是征服者的奴隶或臣民。”

(二) 大学与城市之间的互利共惠

尽管大学由于其特权地位而无视社区利益, 不接受城市的管理, 引起了市民的不满, 但大学师生的消费及其社会职能也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

1. 城市为大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生存空间, 大学师生的消费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大部分中世纪大学建在城市之中并非偶然,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城市物质条件的充裕和设施的发达。正如马克垚教授所说:“一般来说, 城市比农村聚集了更多的人口、更高的生产力、更高的消费需求和更高的文化、教育水平。”中世纪大学没有固定的宿舍, 大学也很少拥有庞大的捐助资金。教师不得不租借上课的教室, 学生也不得不寻找住宿场所。只有规模较大的城市才能提供必要的校舍和宿舍、充足的食物供应、相对低廉的物价以及其他学者团体所需要的特殊服务, 如图书制造与零售、生活娱乐设施等。“城市可能是为大学提供安全、稳定、并不昂贵的房子、食物和啤酒的唯一可能场所。”

当然, 城市也从大学师生的消费中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大学师生的消费主要来自住宿、餐饮、服装、生活用品、娱乐、个人服务和其他日常需要。在中世纪时, 大学师生已经在城市中占有不小的人口比例, 大学师生所需的食宿需求为当地城市居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同时, 随着大学规模的日益扩大和人数的增加, 许多市民从事着与大学有关的商业活动, 如出版业、餐饮客栈等服务性行业。如果大学迁徙, 除了会使城市失去声誉外, 还会失掉大学团体活动带来的数目可观的经济收入。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 许多城市对大学更多地是抱着欢迎乃至提供物力支持的态度, 以期大学能为其带来经济上的繁荣。渐渐地, 城市当局看到大学为其带来的益处后, 极为重视本市大学的成就, 便开始为留住一些教授而出资, 各大学和城市都争相吸引知名教师。如1229年巴黎大学暴动事件发生以后, 为了招徕一些有名的教师和学生, 英王亨利三世向巴黎师生发出了诚挚的邀请:如果巴黎大学的师生们愿意迁移到英国来, 可以任选城市居住, 还可以提出其他要求。

二者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使得双方再次发生矛盾时, 都不会恶意激化, 而是达成谅解, 努力寻求利益共同点, 减少彼此间的冲突。

2. 城市网罗的大批知识分子为大学提供了智力支持, 大学为城市培养了各行各业的人才, 满足了城市发展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

城市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物质条件, 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城市发展。勒戈夫指出:“在西方国家,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而诞生。在城市同商业和工业 (说得谦虚一点是手工业) 共同繁荣的背景下, 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 他们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

例如, 12世纪初, 欧内乌斯在博洛尼亚讲授法律, 吸引了大批追随者, 罗马法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博伊德和金在《西方教育史》一书中就指出:“普遍同意导致波隆那大学兴起的是波隆那在欧洲声誉中的地位, 而实则应归功于欧内乌斯。”巴黎学术中心的形成, 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阿伯拉尔的学术盛名。城市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赢得了名师的青睐, 为大学的兴起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另一方面, 大学的发展也为城市培养了各行各业的人才, 满足了城市发展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随着中世纪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各种管理、服务机构的增多, 城市越来越需要一批具备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人才为其服务, 而大学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

中世纪大学的职能主要是培养牧师、教会成员和为国家服务的官员, 这些人员在为教权和王权服务的同时, 也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大学为城市培养了文职人员、治病的医生、解决纠纷的律师及教会所需的神职人员等。从13世纪后期开始, 大的商业城市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拥有大学的优势, 因而努力缓和与大学的关系, 防止大学师生的迁移。“城市里的高级阶层、特权阶层、显贵阶层很多都有了大学教育的背景, 大学教育成为专业精英的标志。这些精英从事灵魂拯救、法律实践、政府管理、医疗和教育, 他们通常是城市各部门的行政、宗教官员, 如主教、市长、法官, 以及律师、公证人、医生等。”中世纪大学“直接指向的是培养人们学习一门知识后, 便能在教堂、法律、医学、教师等行业谋到职位。从某种意义上说, 一所中世纪大学与现代大学在功能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三、大学与城市的相知阶段———相互促进、紧密联系

从19世纪至今, 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好似进入了“蜜月期”, 尽管有点磕磕碰碰, 但已非主旋律了。19世纪以来, 大学和学生数量增长的很快, 不断向城市注入活力。与此同时, 以前相对孤僻、清高的学者们在利益面前也开始走出象牙塔, 广泛参与城市和社区事务。如布罗克里斯说道:“对于每一位锁定在自己研究领域象牙塔中的教授而言, 把他们的知识运用于社区是一种焦渴的智力冲动。”同时, 这种参与本身也对大学的知识创新和学科发展带来契机。如19世纪末, 英国的许多新大学成立了由地方出资的基金会, 鼓励大学开设与城市和社区需要的新课程。当时很多社会科学学科 (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 的产生和发展与学者们对城市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不无干系。大学不再是一个封闭于城市中与世隔绝的“象牙塔”, 大学与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各自优势使它们的互动和渗透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

如今, 很多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城市都面临着增长瓶颈和城市转型问题。优化产业结构, 培育新的城市产业链, 寻找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驱动力, 已成为很多城市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响应中央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号召, 很多城市开始筹划构建创新体系, 希望通过创新来创造财富和推动区域发展。这就对大学的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大学因为其人才、学科、实验室、科技研究成果和各种专利等大量创新资源优势, 成为创新的主体和城市发展的动力源。大学通过培养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潜质的优秀人才走上和服务社会是大学的根本职能。有人就曾经形容, “以前我们是用工厂的烟囱和繁华的商业区来形容工业化城市, 那么今天是用大学和学院的明亮校舍、实验室, 环境优美的科技产业园区来表示世纪之交的新城市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既依赖于知识的进步, 也依赖于知识分子的再生产, 正如工业社会依赖于资本的不断投入和有技术的管理人员和工人的再生产。”可见, 知识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 必然要求大学与城市的密切合作。

参考文献

[1]Gordon Leff.Paris and Oxford University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M].Robert E.KriegerPublishing Company, 1975.

[2]Parsons Kermit.A Truce in the war between University and Cities:A prologue to the study of City-Universityrenewal[J].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1963, 34 (4) .

[3]施子愉.略论欧洲中世纪大学兴起的社会背景[J].武汉大学人文科学报, 1960 (5-6) .

[4]刘霞, 匡志强.摇篮:催生英才的20所顶级大学[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7.

[5]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3.解读欧洲大学的历史 篇三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欧洲大学校长常设会议（原简称CRE，现简称EUA）从1982年开始，组织欧洲各国和美国有关学科的专家开展合作研究，重点探讨大学的起源，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和规律。这项合作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编写四卷本的教育史学巨著《欧洲大学史》。该丛书自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陆续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近期将推出第四卷。从这项研究工作的时间跨度上就可以看出，大学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由此，我们联想到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有关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全面推动了高等教育改革，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历史性跨越。截止到2007年，全国高等学校本专科当年招生560万余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我国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大国。然而，我国高等教育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例如，大学的管理与内部机制问题，大学的规模与学生的教育质量问题，大学的专业设置与学生的就业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大学所面临的问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并非直接发源于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而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虽然我国的大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兼容并蓄，已是具有一定中国特色的大学，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从探讨欧洲大学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吸收到适合我国大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加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张斌贤教授的极力推荐，河北大学出版社果断引进了《欧洲大学史》丛书。使得我们有机会跟随教育史学者，去追寻世界各国现代大学的源头——欧洲大学的发展之路，从而反思我们自己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该丛书的编撰工作是由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作者共同合作进行的，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虽然这套丛书主要阐述的是欧洲大学不同历史时期所教授的课程内容，但是它的主要目的是评价在不同条件、不同思想和不同价值观的背景下，大学所扮演的角色和组织结构的变化。来自欧洲各国和美国的50多名教育史学家，对欧洲的学术机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涉及教师、学生、毕业生、课程、财政，以及与权力当局的关系问题。该丛书各卷先是对欧洲广义的学术训练进行综述，然后分析所研究时期大学的主要发展趋势。目的不是通过罗列每个大学的编年史来进行历史资料汇编，而是研究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经济和科学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大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教育机构，它同时也是一个学术机构、社会机构，大学承担着多重社会功能。所以，大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现实问题，又是一个历史问题。单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不对大学的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我们很难会真正理解大学的本质，更难以做出正确的、科学的改革决策。

综上所述，这套教育史巨著的出版，一定会给我国教育史学界的研究工作者和从事高等教育实践的工作者带来重要的启发和有益的帮助，从而推动我国教育史研究工作的发展和促进高等教育领域改革工作的展开。

4.大学历史怎么学好 篇四

学历史不只是死记硬背，除了对各种历史大事、人物烂熟于心外，最重要的是要勤于思考、多思考，深入思考，拨开层层迷雾，还原真相，这是其一，也是历史人的本分;其二，关联种种现象，启发新知，发前人所未发，提出自己的见解，接着就是“求是”，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历史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先弄清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来的，又要到哪里去，解释过去，预测未来。

至于方法，读文献要精读，有代表性的，慢慢研读，历史书不是小说，不好读，绝对不能死抱教材，千万记住!大学历史最重要的是要发散思维，广采博收，兼蓄而融为己意，一切为我所用!记住，抱残守缺绝不是历史人的特性!

历史的分类

(1)按地域分：世界历史 、亚洲史 、欧洲史 、非洲史 、大洋洲历史 、美洲历史、中国历史等

(2)按时代分：史前史 、古代史、近代史 、现代史等

(3)按学科分：哲学史 、宗教史 、思想史 、史学史艺术史 、电影史 、美术史 、建筑史 、广告史、文化史 、文学史 、教育史 、博物馆史、经济史、农业史、自然科学史 、数学史 、医学史、交通史等

(4)按种类分：人类历史、动物历史、植物历史、地球历史等

(5)按研究对象分：个人历史(即传记)、画家历史、国王历史等

(6)按历史的可靠性分：正史、野史、传说、故事等

历史研究趋势

历史并不是归类于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中，而是其间的桥梁。合并了两大领域的研究方法。一般来说，史学家通过研究各种书面文字但并不局限与此，努力并尝试解答和历史有关的问题。历史知识的原始资料分为三种：文字记载的、口头流传的、保留下来的历史遗迹，通常历史学家会综合三种方法进行理解研究，而文字记载经常被作为强调的重点，因为它普遍纪录了发展的时间。这种强调引申出了一个新领域，史前史，也可称为史前学，研究的是没有书面纪录的那一个时期。由于世界各地文字出现的时间各不相同，所以史前史和历史的主要区别是根据具体的论题而决定。学者们为了易于研究，根据过去人类的范围将其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划分过去的方法繁多，包括按年代分类，按文化习俗分类，按不同主题分类。这三种分类经常会有重叠，比如“阿根廷的劳工运动的演变，1930-1945”。

5.历史系大学排名 篇五

历史学，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也叫史学。历史学，是人类对自己的历史材料进行筛选和组合的知识形式。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历史系大学排名相关内容，文章希望大家喜欢！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位于九省通衢的湖北省武汉市，占地面积120余万平方米，是中国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师范大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学校在百余年的发展中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汲取了外来文化的养分，更弘扬了革命文化教育的传统，形成了“忠诚博雅、朴实刚毅”的华师精神，为国家培养了近30万优秀人才。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改为现名。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发祥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北京大学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创建于1905年，原名复旦公学，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院校，创始人为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伯。校名“复旦”二字选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强不息，寄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希望。1917年复旦公学改名为私立复旦大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学校内迁重庆北碚，并于1941年改为“国立”；1946年迁回上海江湾原址；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复旦大学成为文理科综合大学；1959年成为全国重点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创建于1927年，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医学院校。建院时定名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32年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1952年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1959年成为全国重点大学，1985年改名为上海医科大学。

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政府创办的华侨学府，是国务院侨办、教育部、广东省共建的“211工程”重点综合性大学，直属国务院侨办领导。现任校长为胡军教授，校党委书记为林如鹏教授。“暨南”二字出自《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意即面向南洋，将中华文化远播到五洲四海。

东北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学校坐落在美丽的北国春城长春市。本部校区地处人民大街中段，净月校区设在风景如画的净月潭旅游开发区。学校占地面积167万平方米，其中本部校区占地73万平方米，净月校区占地94万平方米。现任党委书记杨晓慧教授、校长刘益春教授。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简称“武大”，位于湖北武汉，是直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副部级全国重点大学，国家首批“985工程”、“211工程”、“2011计划”重点建设高校，同时是“111计划”、“珠峰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和“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等重点建设的综合研究型大学，是与法国高校联系最紧密、合作最广泛的中国高校之一，是世界权威期刊《Science》列出的“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之一。武汉大学办学源头可溯源于清朝末期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1913年改名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6年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8年定名国立武汉大学，是民国四大名校之一；1949年，更名为武汉大学。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由孙中山先生创办，有着一百多年办学传统，是中国南方科学研究、文化学术与人才培养的重镇。作为中国教育部直属高校，通过部省共建，中山大学已经成为一所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现代综合性大学。现由广州校区、珠海校区、深圳校区三个校区、五个校园及八家附属医院组成。中山大学正在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努力成为全球学术重镇。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国家教师教育“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是国家培养高等院校、中等学校师资和教育管理干部以及其他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被誉为西北地区“教师的摇篮”。学校前身是1944年成立的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1954年更名为西安师范学院，1960年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定名为陕西师范大学，1978年划归教育部直属。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坐落于钟灵毓秀、虎踞龙蟠的金陵古都，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百年名校。其前身是创建于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此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南京大学等历史时期，于1950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在一个多世纪的办学历程中，南京大学及其前身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谋国家之强盛、求科学之进步，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南京大学又在崭新的`历史机遇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各个领域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各项办学指标和综合实力均位居全国高校前列。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布局在中国西部、“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学校现任党委书记杨泉明教授、校长谢和平院士。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母校。南开大学由严修、张伯苓秉承教育救国理念创办，肇始于1904年，成立于1919年。南开大学占地448。97万平方米，其中八里台校区占地122。50万平方米，津南校区占地245。89万平方米，泰达学院占地6。72万平方米。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是由国家举办，教育部主管，教育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重点共建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学校成立于1951年10月16日，在大夏大学原址上创办的。2002年根据上海市高校布局结构调整的战略部署，启动闵行校区规划建设，2006年学校主体搬迁到闵行校区。2006年教育部和上海市决定重点共建华东师范大学，学校进入国家“985工程”高校行列。

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肇始于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和京师大学堂速成科仕学馆。1978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现为国家“211工程”建设院校、教育部与陕西省共建高校。西北大学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的办学理念，汇聚了众多名师大家，产生了一批高水平学术成果，培养了大批才任天下的杰出人才，享有良好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声望，被誉为“中华石油英才之母”“经济学家的摇篮”“作家摇篮”。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是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之一。山东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性大学。其医学学科起源于1864年，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之最。其主体是1901年创办的山东大学堂，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中国创办的第二所国立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按章程办学的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创建于1938年，位于历史文化名城长沙，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学校现有6个校区，占地2475亩，建筑面积100余万平方米。主校区西偎麓山，东濒湘江，风光秀丽，是全国绿化“400佳”单位之一。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是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坐落于北京西北郊风景秀丽的清华园，是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基地。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成立于1911年，当初是清政府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为尝试人才的本地培养，1925年设立大学部，同年开办国学研究院，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办学，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清华大学迁回清华园原址复校。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RenminUniversityofChina）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直属于教育部，由教育部与北京市共建。学校的前身是1937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著名教育家吴玉章、成仿吾、袁宝华、黄达、李文海、纪宝成、陈雨露先后担任校长。现任党委书记为靳诺教授，校长为刘伟教授。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也是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建校迄今，已先后为国家培养了20万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厦大学习、工作过的两院院士达60多人。

西南大学

6.大学历史课心得体会 篇六

课

最近一段时间听课很多，收获也很多，同时还要评课。从哪些方面去评课呢?我查阅很多资料，现将我的收获与大家一起分享。

一、首先要符合新课程标准的要求。

《历史课程标准》是教育部制定的指令性文件，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必须重视对《历史课程标准》的学习，掌握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历史课程标准》要求“历史课程应突出体现义务教育的普及性、基础性和发展性，应面向全体学生”在内容的选择上，应坚持基础性、时

代性，应密切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生活”，使之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课程”。据此，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先要熟悉《课程标准》的规定和要求，再结合教材的具体叙述，最后制定详细的教学方案。比如，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在“世界古代史”“上古人类文明”的内容标准中明确规定“知道古代埃及金字塔、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和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了解人类早期文明产生的自然地理环境”。它给人们的初步印象是原来所熟知的四大文明古国历史。但是，仔细读来，就会发现这是《课程标准》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对初中学生的学习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从文明起源来了解人类文明与环境的关系。《课程标准》中还有不少“贴近学生生活、贴近社会的内容”，教师只有认真研读、发掘，才能完成教学任务。《课程标准》是编写教科书的依据，是传授历史知识和培养能力的依据，是考核学生的依据，也是评估教

学成果的重要依据。它对于教师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历史教师只有在《课程标准》要求的前提下，设计、整合、讲授历史课，才能符合新课程的科学性原则。

二、正确处理师生之间主导与主体的关系。

《课程标准》实验稿明确指出：“课程改革应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这是本次课程改革的又一重要理念。具体地说，课堂教学作为一个完整的信息主体，必须体现学科自身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规律。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一种活动，是整体育人活动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必须关注受教育者富有个性的学习，促使学生在教学实践中主动地发挥主体作用。所以，主体与主导是统一不可分割的。现在，提倡学生为主体就是让主导有落脚点，说明教师的主导作用是以学生主体为前提而存在的。同样，没有教师的主导，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也无法发挥主体作用，自然也不会有优质的历史课。

就具体教学过程而言，教师理所当然地要发挥主导作用，要把每堂课的教学内容、教学进程和教学方法安排恰当，从而引发学生主动的学习动机、浓厚的学习兴趣。所以，正确处理了主体与主导的关系是评定优质课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一节优秀课的重要因素。

三、要落实三维目标并处理好三维目标之间的关系。

知识是提高能力的载体。没有知识，就不可能形成较好的能力，也不可能产生丰富的历史思维。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历史知识的传授。同样，能力是知识的升华，我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不能忽视能力的培养。历史知识“浩如烟海”，一个学生不可能学完人类的全部历史知识。为此，我们必须把中学生的历史知识限定在“普及性、基础性和发展性”的范畴之内。我们既不能在学完全部历史知识后才来提高能力，更不能只让学生学一堆知识而不重视能力的培养。而是应该将此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历

史学习是一个从感知历史到积累历史知识、从积累历史知识到理解历史的过程”。这就是说，教学作为人类特殊的认识过程，总会经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不断反复提升的过程。它的本质就是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的引导下，使学生逐步感知历史表象、形成历史概念，最后得出历史结论的过程。所谓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实际上就是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掘课程内容的思想情感教育的内涵，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熏全陶，面促进学生的健康人格形成。

四、从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师基本功、教学效果显著等方面评价

1、教学内容。重点从四个方面评：一是对教学内容的宏观把握与微观处理是否准确恰当、是否符合学生实际，是否有特别的精彩创新之处。二是重点突出、难点突破情况及突破方法是否合适;三是评教学资源的利用情况，选取的材

料是否典型，利用是否充分，还有没有更加恰当的教学资源可以用(如地方特色的资源);四是教学内容的整体性状况。

2、教学过程。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评：一是整体的教学设计是否合理，教学环节是否清楚，教学节奏是否紧凑有序;二是教学情景的创设、讨论与探究的问题的设计、课堂活动的安排是否合理有效，符合学生实际;三是整个教学过程中是否有明确的学生意识，特别是注意了学生能力的培养、情感的培育。

3、教学方法。对教学方法的评价指标主要有三个：一是教学方法的选用是否科学合理;二是所选用的教学方法在实际运用中是否达到预期效果;三是教学手段是否灵活多样，课堂互动是否充分。

4、教师基本功。对教师基本功的评价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教师教态;二是教师的语言(准确、丰富、清晰、生动、流畅、有感染力);三是教师的板书;四是教师机智，即能否在课堂随机应变，有效地调控和组织教学。

7.大学历史课心得体会 篇七

如果说国家历史是国家的记忆,以及国家身份的构建。那么校史就是学校的记忆以及学校身份建构的重要一环。学者认为,国家博物馆在国家认同的构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类似的,有研究校史馆的学者认为,校史馆是学校记忆的保存者[2]。同时,历史博物馆的陈列也代表着博物馆建立者对自身身份的认定。

对于国家级博物馆与认同的构建,学界有了详细的论述。博物馆所展示的对象,与国家权力、宗教、意识形态息息相关[3]。高校校史馆,不仅仅在于展示学校的历史,更加在于在展示历史的同时,构建出学校自己的身份,一方面向外界展示学校的自我定位。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凝聚本校学生、校友的功能。

校史的展示,一方面展示的是学校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对于应该展示什么,对于处于不同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学校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如同博物馆的变迁一样,高等院校校史馆对自身的展示,不仅仅取决于学校的历史,也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现状。

一、校史馆的功能与个性

高校的校史馆,首要的功能是典藏本校的校务档案以及相关史料,以供行政调阅及研究使用[2]。美国档案人员学会对大学档案馆曾经订立《大学档案人员指南》(Guidelines fo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rchives),并讲档案馆定义为:大学档案馆主要在保存大学校园的记忆,其资料的构成为各种形式媒体的信息资源,其职责包括大学档案的取得与鉴定,以及维护档案永续性之价值,是记录学校发展之组织。同时,由于校史馆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机构,而不仅仅是整理、保存文档的地方,因此,其也兼顾了高校对外展示自己身份,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机构,并起着凝聚学生、教师和校友的作用[4]。

两岸校史馆或者校史室的建置并不一样。在台湾,校史馆多设置在秘书处之下,也有不少隶属于图书馆的[5]。而对于设置在秘书处及图书馆之下的校史馆或者校史室,则多属于兼办业务,因此规模较小,而人员也不足,校史馆或者校史室也主要用于展示[6]。大陆院校,则在1989年根据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的指示着手开始校史研究,并成立校史研究小组撰写校史稿,其后也在学校里建立了校史馆。而大陆高校的校史馆,则多有自己独立的建筑,且规模较大,人员较为完整,并会出版相应的校史数据,所做的工作比台湾相对要更多。

校史馆或者校史室在展现学校历史的时候,第一个要面临的问题是选择什么来展示。既然校史馆要保存学校的记忆,展示学校的记忆,那究竟是哪些材料或者哪些历史事实才是学校的记忆。校史馆的空间与位置均是有限的,而数据和文件则是巨量的,展示所有的档还有历史文物显然是不合适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如何呈现校史,呈现什么校史,则是重要的一环。因为学校历史的不一样,因而每所学校都有自己读到的历史与性格,校史馆需要根据自己的历史和个性,选择合适的展示对象,配合以特色的展示文字以及符合的展示方式来向大家呈现学校的个性[7]。

我们需要留意的是,校史馆展示的个性,不仅仅是校史机构人员或者是史学人员所确定的个性,也因为校史馆本身对外展示,对内凝聚教师、校友、同学的使命[8],这意味着,这一种个性,更加是学校历史的亲历者所共同确立的个性。

而展示历史的这一项工作,从来都不是中立的。作为博物馆的校史馆,在选择展示何种历史的时候,是如同国家博物馆受到国家有权者影响一样,会受到掌管学校的权力阶层的影响。由此,学校的历史展示,所展现的不仅仅是学校本身的历史,也是国家的历史。

本文选取了新竹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为例,对其校史馆的展示内容及展示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探究其共同与差异背后的原因,借以探究历史书写和国家、学校自身立场之间的关系。

二、同源异路的两岸校史馆

在进行校史馆比较之前,先简单介绍两所交通大学的现况及校史馆设立的情况。两所学校均是交通大学,位于台湾新竹的则全称为“国立交通大学”,位于上海的则称为上海交通大学。两校均称其源自于1896年的南洋公学,而在国共内战之后由于国共分据两岸而成各有一所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现有组织继承原交通大学之位置,而新竹交通大学则建立于1958年,在台湾称为“复校”。

现今两校均设有校史陈列的专门机构,新竹交通大学为2003年建立的交大发展馆,设置与图书馆七楼,隶属于图书馆,整层分设五室十一区,分别展示校史、学校建筑、学生活动、校友资料及凌竹铭校长的生平。其开放时间跟随图书馆开放时间。外人如果需要参观发展馆,则需要在图书馆通过换证制度进入。而发展馆也设立了印章可供参观认识盖章纪念。而上海交通大学则设立校史博物馆,隶属于学校档案馆之下,有自己独立的建筑。占地600多平方米,设为三个展室,第一第二展室展示学校历史,第三个展室则为院士展室。另外,上海交通大学校史馆同时与中国海运博物馆分享同一栋建筑。外人进入则只需要在门口登记即可。

1. 两校校史展示的风格

相比而言,上海交通大学展示室设计庄重,与整体建筑配合;而交大发展馆则采用白色风格,传达出新时代的科技感。内容划分上,上海交大将学校历史切割成1949年前及1949年后两部分,并分作两个展室进行展示。而新竹交通大学则称为大陆时期和新竹时期,但是并存于一个位置进行展示。展示手法上均采用文字配合文物的方法。两校的展示方式均采用按照时间序列的方式来展现学校的历史。

2. 内战前交通大学的校史展示

作为营造学校身份的重要一部分,学校对于其来源的确认与展示的对象选择代表了学校所建构的身份的起源,也表明了学校对目标群体的选择。而在学校源头追溯上,两校均追溯到南洋公学。

对于校史的选择,上海和新竹截然不同。虽然两校均宣称直接继承上海交通大学,但是在现在的上海交大,则着墨更多。上海交大着重选取了建立南洋公学的历程,并附以评价为“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于中国大陆的史学用语来说,对清朝时代建立的学校给予这个评价,是和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不论当时是否仅仅为了“师夷长技”,但是对于学校的建立的光明一面,则在这句展览开场的评价中展露无疑。其后,展览回顾了南洋公学设立师范、附属小学堂的历史,进一步引出其引入西方思想,办理新式学堂的“先进性”。其后更特别选取发生于1902年的“墨水瓶事件”,强调交通大学“反帝反封建”的传统。这一点上交大的校史编写组也采用了同样的描述[9]。

相比于大力强调南洋公学的进步性和反帝反封建的特性,新竹交大的展示则侧重在学校基本组成要素的展示,也就是展示校名、校训、校徽、校歌的变化情况,并最终落在新竹交通大学现在所使用的校名、校徽、校训和校歌上。对于设置师范、办理中院及附属小学堂等也有提及,但没有展示相关文物文档,而仅仅在年表上以文字说明。同时也没有评价性语言,更多的是陈述某年发生了某事。另外也没有收录所谓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部分,而在校史馆所拍摄的介绍影片上,对于大陆时期也仅仅是一笔带过。一直到内战前的交大校史,两校的展示及描述均维持类似的风格。上海交大重视在发展历程的总括性的叙述,其中兼有评价性、总括性的语言,且与大陆对于该时代所谓进步力量的学生和教师群体采用类似的用词,并且对于中共在交大的党支部工作有所着墨。比如在介绍上海交大定名为交通大学的部分(1921—1927),除了该时期的校务及发展以外,还介绍了当时交大中共党支部的发展状况以及左派学生团体的活动情况,强调其“红色传统”。这一现象,不仅仅在上海交通大学如此,也出现在不少高校校史之中。查阅清华大学校史组编写的清华大学校史也能发现有类似的情况,也就是会特别展现学生团体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反对运动[10]。而在台湾的新竹交通大学则没有展示党派在大学之中的活动情况,不论是国民党的活动或者是共产党的活动都没有得到展示。从这一点可以看到,校史的展示,不仅仅展示的是学校的校史,更加是展示学校所在地方的政治现实。在如今的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城市,上海交大也要服从中共的领导。而在这套领导体制之下,对于中共在历史上正面作用的论述,也就是必要的。也可以看到,虽然从一般的设计原则上,其所面向的应该是全体交通大学在校生、教职员和校友,但是实际上,其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服从中共领导的交通大学,其中的历史的脉络,则是中国大陆历史教育中所需要教给全民的脉络。对于那些跟随国民政府的交大人,则无视其存在。

相比而言,新竹发展馆则多为事实上的叙述,诸如“某年某人任某职”等,几乎不见有评价性的语言。有意思的是,新竹交大的展示中,更加入了国内外大事作为比较,其中包括不少日治时代台湾发生的事情。这一点,则显然是现代台湾社会历史以台湾为中心的表现。展馆的目标群众,也从全体交大人,缩小到台湾的范围之内。毕竟,新竹的交通大学,虽然是以“复校”为名,但实际上,却是建校为事实。有对台湾中央大学[11]和同样位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史[12]的研究指出,台湾大专院校所以沿用大陆校名,并强调其源出陆校,其目的在于维系内战中战败的国民政府的法统,明确其与中国的渊源,维持其代表中国的姿态[13]。而在台湾解严之后,在本土化的浪潮之下,台湾的交通大学的主体,也变成了台湾人,历史叙事的主角,也从中国变成了台湾。这一个社会现实的转变,也反映在了校史叙述的小细节上。但是另一方面,以当时交大校友会为主建立的新竹交通大学,也秉持了当初校友心向上海交大的思想,并以源自上海交大为自身的历史开端。因此,新竹交大在展示其历史的时候,也就出现了有趣的在大陆历史时期旁边标注台湾当时事件的情况出现。

3. 内战后的分野

校史书写的分野,则出现在展示内战后两校的历史展现之上。对于1948年之后的历史,新竹交大留下一句“国立交通大学校务停顿”,其后便跳到了1958年北美校友会致电校友会表达创设电子所的部分,而对于沪校的情况,则只字不提。反而在年表之中的国内外大事,详细列出了在台湾发生的各大事件,诸如《自由中国》创刊,台湾省戒严,新台币发行等等。反观上海交大对于1945—1948后的书写,则详细列出了交大师生如何参与反对国民政府和美国的斗争,并用以“反帝斗争”等正面词语来形容学生运动,而对于1958年校友会在台湾争取建立交通大学电子所则只字不提。

从这一个时期开始,两校的历史书写开始了完全不同的两条线。上海交大的历史集中在大陆交通大学的历史,而新竹交大则着重书写交通大学在台湾电子产业的作用。对于当时亲向国民党的交大校友会,沪校只字不提,而对于上海交大之后的事情,新竹交大则一概不问。就好像对方变成了完全不存在一样。

三、校史的选择性展示

对于选取何种历史来展示,或者是学校对于展示的立场孰优孰劣,这里不作任何讨论。只是对于不论是研究校史的人,或者是研究博物馆展示,又或者是纯粹参观的学生、职员甚至游客来说,需要意识到,校史本身不是中立的。曾有学者论及应当如何确立学校的历史问题,提出应该“实事求是”以及“注重整体继承”[14]。只是在实事求是的背后,历史的呈现却是带有立场的。这一个立场,也不仅仅是能够由学校来确定,更多的,校史的呈现也是国家历史的呈现。国家政权的变迁,政治上的角力往往也会影响到校史展现时候所选取的内容与展示的方式。即使是完全中立化的,仅仅陈述事实的语言,也要面临选取哪些校史来呈现的问题。因而我们往往会发现,同一个名字的学校之下,会有很多不同版本甚至相异的历史。与其说是个人角度的相异,不如说这是国家历史与地方历史之间的角力结果。

在中国大陆展示机构的历史,往往需要展示在关键时刻机构对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呈现自身的进步性质。而在标榜着自由的台湾,历史的展现,却也受着历史主体变迁的改变而改变,上面的台湾史和交大史的并列就是最好的例证。虽然国民党专政的时代已经远去,但是对于呈现当时交大师生反对国民政府的斗争,却依旧只存在于个人的回忆之中,学校自身却不愿意提及这一个问题。毕竟,作为国民党统治之下以“复校”之名建立的交通大学,要恢复的也正是因为这些反对国民党的斗争而停止的国民党统治下的交通大学。或许对于当年争取复校的交大校友来说,沪校已死[15],而自己所能安身的地方,应当是继承1949年前交大的台湾交通大学。

总结以上所说的,校史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对于校史的选择以及对于校史展示的方式,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学校的历史与学校的个性,也是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在学校历史中的作用。对于历史学的研究者而言,我们需要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状态以及所使用的文字数据所处的社会状态有充分的意识,意识到社会对历史书写和展示的作用力所在。这一点,不论是对于研究学校历史,还是其他领域的历史的研究者,都是一个值得警示的讯息。

摘要：大学校史馆是大学保存自身记忆和展示自身记忆的地方,但是正如所有的博物馆一样,对于历史事件以及历史文物的选择,则是展示场馆一直存在的问题。本文通过比较上海交通大学和新竹交通大学的校史馆,来探究校史展览之中历史之外的因素,探究国家和社会变动对学校历史数据的选择和展示方式的影响。

8.大学历史课心得体会 篇八

[关键词] 大学排名 世界各国 规范发展

一、大学排名的发展回顾

自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美国大学排名以来，美国已有几十个机构发布了形形色色的美国大学排名。世界各国也开始对本国的大学排名，《泰晤士报》于1986年发布了英国大学排名，《明镜》周刊于1989年发布了德国大学排名，《麦克林》杂志自1991年起开始进行加拿大大学排名，《钻石周刊》自1993年起开始发布日本大学排名。此后，这些国家中又有多家机构相继发布各类排名。

近几年来，意大利、瑞士、瑞典、西班牙、葡萄牙、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斯洛伐克、哈萨克斯坦、韩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巴西、阿根廷、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尼日利亚、突尼斯等世界各大洲的主要国家也开始出现对本国大学进行排名的现象。

我国大学排名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目前影响较大的排名主要有：网大的“中国大学排名”、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的“中国大学评价”和“中国研究生院排名”、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中心的“中国大学综合竞争力评价”和“中国大学科研竞争力评价”、中国校友会网和《21世纪人才报·大学周刊》的“中国大学排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一级学科评估”。

大学排名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世界上几乎所有高等教育规模较大的国家都有大学排名存在。从排名的目的来看，大多数排名以帮助学生择校为目的，也有一些排名是为了给大学、政府提供可比信息；从排名的方法来看，选择若干能够反映大学办学实力、办学效益的指标，并赋予权重进行加权求和是最为常见的方法；从排名的发布者来看，既有媒体、公司，又有政府机构、中介组织，也有大学、独立研究院所等学术机构；从排名的类型来看，主要有大学整体排名和按学科、专业及院系进行排名两大类。

二、大学排名的国际化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大学之间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相继出现了若干个国际性的大学排名。香港《亚洲周刊》1997~2000年间连续发布了亚洲地区的大学排名。瑞士的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于2001年在其网站上发表了全球500余个学术机构的单指标（论文数量或平均影响力）排名。

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在其网站上用英文发布了世界首家多指标的全球性大学排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500强，并在2004、2005、2006和2007年进行了更新。

2004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开始发布世界大学排名200强。2004年，西班牙科学资讯与文献中心的网络研究实验室（Cybermetrics Lab）发布了以校园网信息量为主要指标的全球大学网络排名（Webometrics Ranking）。2006年，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中心和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等分别在国内中文媒体上发布了《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排行榜》和《国际大学创新力评价》。

除了对大学的排名外，近几年来还出现了若干个对院系或学科进行的全球性排名，包括全球100强商学院、200强经济学系、200强政治学系等。当然，还有已经存在多年的MBA培训项目全球排名。

此外，德国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大学排名已经扩展到德语区的瑞士和奥地利，并正在进一步扩大范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澳大利亚墨尔本研究所等大学排名机构也在考虑将它们的排名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三、大学排名的社会反响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其日益增长的市场化导向，使得学生、家长、雇主、研究机构、政府对大学的声誉、质量、投资回报率等越来越感兴趣。大学排名通过对大学间可比信息的加工处理，以直观的结果显示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界了解大学的需求。因此大学排名得到了广泛关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大学排名不仅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而且也受到大学自身的重视。一项由经合组织和国际大学协会联合发起的全球大学校长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查发现，大学的管理者经常使用大学排名，70%的被调查对象希望自己的学校能够排在国内前10%，71%的被调查对象希望自己的学校能够排在世界前25%。（注：Hazelkorn，E. Are league tables and rankings influencing higher education decision-making？IAU Horizons，Vol 13，2007（4））

但是，大学排名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到批评和质疑。经常遇到的问题包括：排名的动机是否正当？排名的指标体系设计是否合理？排名所用的数据是否可靠？排名结果是否得到了正确的解读？等等。来自学术界的深入思考还有：大学的一些重要特质是否能在排名中被反映出来？声誉调查和民意测验是否存在方法上的缺陷？排名结果是否可信？排名是否会导致大学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大学失去特色？等等。

四、大学排名的规范发展

无论人们是否认同大学排名，它们都真实、长期地存在着，并且快速发展着。大学排名对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就不再是大学排名应不应该存在，而是应当如何引导、促进大学排名健康发展。

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和美国华盛顿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等单位发起组织了大学排名的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为了进一步加强大学排名研究，探讨有关大学排名本身的质量标准与评价方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美国华盛顿高等教育改革研究所、德国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等机构的倡导下，2004年在美国华盛顿成立了“大学排名国际专家组”（International Ranking Expert Group），召开了第一届大学排名国际专家组国际会议。专家组的成员包括排名机构代表、政策研究人员和高等教育学者等。

为了促进大学排名的规范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美国华盛顿高等教育改革研究所、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等机构起草了《高等教育机构排名的柏林原则》（Berlin Principles on Ranking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并于2006年在德国召开的第二届大学排名国际专家组会议上讨论通过。（注：Bollag，B. International group endorses principles for ranking of higher-education institutions.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06.6.1）《柏林原则》旨在为各国、各地区和全球性排名的制作和发布提供指南，促进大学排名的不断完善。《柏林原则》共有十六条，涉及排名的目的、指标设计与权重分配、数据的收集与处理、结果公布等方面。

2007年，第三届大学排名国际专家组会议将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届时将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和科技政策研究专家、大学排名研究人员、大学排名机构代表、大学校长和高层管理人员、国际组织和政府的官员等100余名代表参会。目前，大学排名的国际组织正在策划成立过程中。该组织在为大学排名提供交流平台的同时，将通过组织自律的方式规范大学排名活动，引导用户正确使用排名，使排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五、大学排名的合理使用

大学排名的使用者众多。学生和家长可以使用排名来缩小备选就读学校的范围，雇主可以用排名作为员工招聘的参考。在政府层面，尤其是对那些尚未建立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的国家，排名可以成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为政府资源配置和战略决策提供参考。对大学而言，排名可以成为发现竞争对手、寻找合作伙伴、制定赶超目标的工具，也是大学向投资者和公众说明自身工作成绩的证据之一。

大学排名从宏观上提供了高校间可比的，有时甚至是关键的信息。同一所大学在不同的排名指标体系中会有不同的名次，因此，要根据排名的目的和指标体系来认识大学排名的结果，理性地把大学排名作为大学评价的参考依据之一，任何过度渲染乃至滥用排名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作者单位：林晓青，教育部办公厅；程莹、刘念才，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