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的发展趋势是

农耕文化的发展趋势是（精选2篇）

1.农耕文化的发展趋势是 篇一

一、贵州石漠化环境及文化旅游现状

贵州是中国一个名符其实的“喀斯特省”,喀斯特构成了贵州最重要的省情之一,喀斯特生态环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对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石漠化环境现状。

花江示范区研究区处于云贵高原面向北盘江倾斜的大缓坡上,主要是峰丛谷地和峰丛洼地,是喀斯特地貌发育非常典型及石漠化重点防治区域。主要粮食作物有玉米、水稻、小麦等;经济作物主要有花椒、金银花、砂仁、花生、桃、李、梨等;牧业生产主要以传统的家庭养殖为主,品种有猪、牛、羊、鸡等;主要旅游资源有顶坛花椒生态园、喀斯特奇石,主要矿产资源有大理石板材资源。流域以发展经果林为主,大量销往省内外的“顶坛花椒”,现已成为顶坛流域内农户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近年来,历史学界已指出,石漠化现象在贵州历史时期就已经存在,但没有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石漠化问题的出现总结来说以明清年间为界。此前存在的石漠化现象主要系自然原因,明清时期的文化变迁导致了对环境的过度开发,成为贵州石漠化人文因素介入的起点。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省政府的认可。

2. 文化旅游现状。

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造就其山高、峡深、水急、壮美的喀斯特景观,并与其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大量神秘久远的海百合以及恐龙化石构成“雄奇、宏大、险峻、神秘”的鲜明特色。花江大峡谷藏于群山之间,其雄俊巍峨的自然风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为世人注目,并逐渐声名远扬。现在,花江大峡谷已获得游人的青睐,每年都有众多的游人涌来,欣赏雄奇的峡谷风光,欣赏神秘的岩石壁画。主要的旅游形式有:

(1)观光旅游,以花江大峡谷为主体景观,另外还有《西游记》的外景拍摄地观山海、《绝地缝生》拍摄地花江铁索桥、峡谷瀑布、古驿道、古桥遗址等,在花江峡谷两岸还有多个少数民族聚居村落,古朴的名族风情、远近闻名的花江狗肉吸引了四方游客前去参观游览。

(2)科研旅游,花江大峡谷是喀斯特类型非常齐全的地区之一,以研究喀斯特地貌、治理石漠化为目的的大批省内外专家学者分赴花江示范区进行科研考察,并建立花江石漠化治理示范区。

二、石漠化治理前后的农耕文化变迁研究

1. 种植文化的变迁

传统的种植文化是为了满足当地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对土地的依赖性。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承受的压力增大。石漠化的有效开展从种植文化上改变了传统模式,引进新技术、新方式,使不堪重负的土地焕发新的生机。

(1)种植种类的变化

石漠化治理之前,花江示范区的农产品种植主要以玉米、马铃薯为主,在山旮旯中“见缝插针”是当时种植业的真实写照。由于石漠化程度高,种植效果不佳,又迫于人口压力,往往会加大力度垦荒种植玉米等农作物,大面积地垦荒又会造成水土流失,石漠化程度更深,因此以前的种植模式处于一个恶性循环之中。石漠化治理之战打响之后,经过专家们的调研论证,认为研究区适合种植花椒、火龙果、金银花等作物。并经过10余年的努力,花椒种植已经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打造了“板贵花椒分外香”、“关岭火龙甜又红”的品牌效应,建成集生产、加工、销售、生态修复为一体的石漠化治理生态修复高效农业示范园区。

(2)种植规模的变化

由于土地不平,山势峻峭,山上无林木,地上不蓄水,山高水低用不上,石漠化严重。由于地表石头裸露面积大,传统农作物种植规模小,效益低,对生态环境破坏大,“春耕一大坡,秋收几小箩”就是当地农民种植生产活动的现状。在石漠化治理思想指导下,大面积种植被称为治理石漠化的“先锋植物”——花椒、火龙果、金银花等特色产品,通过调查研究区现种植规模达2万余亩,以今年的收成及单价估算,每亩收入3000元,全部进入丰产期后预计总收入可达到6千多万元;引进的“红肉型”火龙果在板贵乡试种也已见成效,因其口感和风味均比同类产品好,曾在成都国际农产品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3)种植结构的变化

石漠化治理之前种植结构和方式很传统,比较落后,粗放。有坑有土就种,严重者毁林毁草开荒种植,而且种植结构单一,区内都是成片的种植玉米等经济作物。在石漠化治理过程中,采取因地制宜的方法,注重生物措施来调整种植结构,改变原有以种植玉米为主的单一农业种植结构,采用花椒+金银花模式,花椒+皇竹草模式、桃+李+梨+皇竹草模式、花椒+白花三叶草+黑麦草结构。这种种植结构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

2. 养殖文化的变化

(1)研究区养殖种类的变化

传统的养殖种类主要是家养的鸡、牛和羊,它们的食物主要靠啃食自然环境的草本植物。现代农业石漠化治理要求不要破坏生态坏境,因此在原有养殖种类的基础上,研究区出现了养鹅、养兔,因为鹅不需要新鲜的植物作为食物,只需要干粮和小面积水域即可;兔为虽草食动物,但废弃的作物桔杆(玉米秸秆),即可用为配制兔料的原料,作到废物利用,减少环境污染。石漠化的石缝中,种庄稼不好,种草养兔却不错。新型的圈养模式是割草喂兔,用多少割多少,人为控制,既避免畜量超载,又避免畜禽踩踏而暴露土壤,造成水土流失、加重石漠化。

(2)研究区养殖规模的变化

传统的养殖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散养,养殖规模小,收益低,主要为补贴家用。养鸡、养牛、养羊等都是任其自由在山间地头活动,这样不仅会践踏毁坏农作物,而且影响着生态环境,尤其是山羊很容易破坏草地平衡。通过石漠化治理,研究区现在主要发展中小型畜禽特色养殖,比如花椒林下养鸡、鸭、鹅,这样一方面保证了畜禽的食物供给,也为花椒林地增添了有机化肥。规模化养殖旨在满足农户的经济效益,政府以此来提高农户治理石漠化的积极性,保障其长期经济效益。

(3)研究区养殖方式的变化

随着石漠化治理工程的开展,研究区在养殖方式上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放养到圈养体现了养殖方式更科学更合理,更注重环境的保护意识。另外示范区内“林下养鸡”立体养殖种植结合的方式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三、花江示范区旅游发展优势及展望

石漠化治理工作的开展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因地制宜种植业核桃、火龙果、花椒等特色产品,形成了颇具规模和影响力自主创新品牌,其旅游发展优势:花江示范区众多富有特色的旅游景点、便利的交通,以及吃、住、购的特色和机遇,为乡村旅游创造了明显得优势:旅游景点众多,集崖、壁、泉、水、桥、渡、林、洞、遗迹、田园风光、民族风情等为一体;地方特色较多,如花江狗肉、花江卷粉、肉沫粉、狗肉粉、老腊肉等;住宿住农户特色建筑,价格便宜;交通方面贵阳至兴义国道途经本区,车可直达;旅游商品特色明显,花椒、砂仁、复合麻辣香粉、花椒酒、奇石、柑橘、布依蜡染等;另外非常适合开展攀援、洞穴探险、果园自助游等旅游项目。综上所述,花江示范区乡村旅游发展综合为一下几点:

1. 以开展“农家乐”为主题乡村旅游:

结合社区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将庭院进行综合利用,结合本地特色菜肴及无污染蔬菜、水果等,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使其有能力、有精力、有财力注意自己的经济、卫生条件和庭院的美化,体现了发展起来的贵州乡村,又给了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了解乡村,体验农家生活的机会。

2. 以“花椒、火龙果、土鸡”等为品牌的立生态农业旅游:

石漠化治理先锋农作物花椒在示范区的广泛种植,并打造了远近闻名“板贵花椒”品牌。火龙果这种美洲作物也在花江峡谷两岸种植,并为周边省市所熟知。林下养鸡改变了传统随意放养模式,在不破坏环境的同时,保证了土鸡的质量。随着这些具有区域特点的土产品的问世,吸引了一大批周边省市的自驾游旅游爱好者,他们自采自摘,促进了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

3. 以“科研旅游教育”为主题的特色乡村旅游:

以贵州师范大学建立的示范区为基准。在示范区内以科研为主、可以适当开发科技与田园综合的体验游,也可以邀请喀斯特、石漠化治理等相关的专家学者来此考察游览,介绍石漠化治理成功经验,并有效促进地区乡村旅游的知名度。

4. 以“探险、徒步旅行”为主要旅游活动:

花江峡谷具有绝佳的旅游资源,适合开展骑马、攀岩、爬山、洞穴探险、野营等旅游活动,旅游者全过程参与的体验式旅游,是一种对大自然原生态的感受和领悟,实地的、真实的接触自然,了解自然。

2.媒介社会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 篇二

专题一

栏何谓农耕文化?这个看似不必深度诠释的概念却在国内—传相关研究中存在两种迥然不同的定义。早在1999年的一次媒农耕文化专题讨论会上, 就有人撰文指出, 认为“农耕文化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产物, 它的曙光初现于仰韶文化时

和

谐期, 结束于西方文明的东渐 (文化自身的连续性使农耕文化

至今都还在产生影响, 一般认为农耕文化的下限应为1840年) 。”[1]不过, 在当时不少学者对农耕文化的态度是批判大于表扬, 否定多于肯定。我国著名哲学家阳正太教授曾有一篇文章专题讨论“农耕文化”。在他看来, 农耕文化在思想上存有四个特点:一是“农耕文化”的核心是在政治上崇尚人治, 轻蔑法制;二是在经济上固守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 轻视商品交换, 轻视价值规律, 忽视市场的作用;三是在心理上封闭、保守, 抵制对外开放;四是在社会理想上的平均主义, 不患寡而患不均, 枪打出头鸟。在此基础上, 他还归纳了农耕文化思想的四种表现, 即封闭性、狭隘性、粗放性和保守性。[2]显然, 在不少学者眼里, 农耕文化多少存有传统封建文化思想余孽的意味。即使在今天, 仍有学者在讨论农耕文化时还是习惯将之与“小农经济”、“小农意识”等概念联系起来, 认为是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产物。显然, 这种批判的立场是将农耕文化置于一定的政治历史情景之中, 忽视了农耕文化作为文化本身的独立性。

所以, 在农耕文化的相关讨论中, 也存在另一种较为积极的概念理解, 认为农耕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 是可资利用的重要社会资源。夏学禹从学理意义上指出, 农耕文化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生产生活的实践, 并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的精华浓缩并传承至今的一种文化形态。[3]因此农耕文化不再是封建社会制度下小农经济的产物, 而成为中华传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认为, 农耕文化的哲学意蕴是“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农耕文化的时空特征是“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延续性、乡土普世性”;农耕文化的行动法则为“协调和谐的三才观、趋时避害的农时观、主观能动的物地观、变废为宝的循环观、御欲尚俭的节用观”。显然, 作者将农耕文化回归到文化本身的意义上去, 剔除了过去人们标贴的各种意识形态批判色彩。学者陈艳萍则从旅游开发的角度讨论农耕文化, 认为“农耕文化可分为农耕实物文化和农耕意识文化两种。所谓农耕实物文化是指以实物形式保留及流传下来的因素。具体形式有农作物、耕作方式、农耕器具、农耕服饰、农用建筑等。所谓农耕意识文化是指建立于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而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文化因素, 具体包括岁时节日、农事礼仪、神话谣谚”。[4]显然, 作者是从应用层面讨论农耕文化价值的, 这对我们重新思考农耕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单纯就农耕文化的定义来看, 很难寻找其与大众媒介之间的文化关系, 也难以寻索大众媒介对其产生的各种影响。我们不妨按照上述将农耕文化分为实物文化和意识文化的方式, 探寻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首先, 农耕文化的意涵依托于媒介而存在。与任何文化传播一样, 农耕文化只有依托于媒介才能在文化上得以显现。从实物角度看, 农作物、耕作方式、农耕器具、农耕服饰、农用建筑等的文化意义不仅表现为实物本身的展示意义, 更需要依赖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 尤其在今天媒介化社会的现实背景之下, 后者的文化传播意义更为明显。比如, 关于农作物, 其实物本身 (如甘肃的土豆) 很难说有什么文化意义, 只有将之放在展览馆、电视机、互联网上时, 它才有了传播与展示上的文化意义———无论实物本身的展示, 还是将之塑造成各种不同艺术品的展示, 只有在大众媒介展示与传播的基础上, 这些实物内涵的文化意义才能真正被激活出来。同样关于农用建筑 (如粮仓) , 如果它只在农民那里使用, 那它只不过是一个农业生产的工具而已, 而当它们进入了艺术家的视野, 并通过艺术家的作品在大众媒介上展示, 或者直接成为某部电视专题片的记录对象时, 其所谓的文化意义才真正得以彰显。正所谓文化与传播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这在农耕文化的传播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其次, 大众媒介是传统农耕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从意识文化的角度, 无论岁时节日、农事礼仪、神话谣谚, 其所谓的文化意义要么陈放在历史博物馆里供人学习 (如周祖农耕文化的实物) , 要么作为一种经典传统文化被人传承 (如传统春节文化) , 再要么就是披上以大众媒介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外衣 (如各种不断发扬光大的民俗文化) , 最后剩下的那部分就是今天很多学者十分忧虑的即将消逝的传统农耕文化了。这其中, 依赖大众媒介传承传统农耕文化是不少学者开出的药方, 其方式也无外乎两种:一是大众媒介通过新闻报道、专题记录等手段呼吁人们关注、了解、传承传统农耕文化;二是传统农耕文化走向大众媒介的舞台, 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得以进一步的放大和传承。尤其是后者成为不少学者非常乐观的对策和建议。因此, 从媒介功能来看, 大众媒介成为当下传承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途径, 大众媒介的宣传报道和传播推广也是农耕文化应用价值开发的重要手段。近年来, 一些地方兴起农耕文化的旅游资源开发, 与此同时相关的文化开发和媒介传播也纷纷展开, 大众媒介的宣传推广和品牌塑造功能表现得十分明显。

总之, 就文化传播而言, 传统农耕文化本身既是文化又是传播。毕竟, 文化与传播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就文化传播的历史来说, 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一是口传文化阶段, 二是印刷文化阶段, 三是电子文化阶段。就传统农耕文化而言, 它诞生于早期的口传文化阶段, 历经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的冲击和洗礼, 因此, 传统农耕文化本身就很值得我们媒介文化传播的视角重新审视和研究。而另一方面, 在媒介化社会的今天, 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发展及发扬光大无疑又赋予了重要的传播学意义。

三

20世纪中后期以来, 随着信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大众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由此人们对媒介的依赖程度也史无前例地越来越高。

一方面, 随着人们信息需求的不断提高和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 人们对以大众媒介为代表的现代媒介的依赖越来越深, 人们几乎完全生活在现代媒介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之中, 并且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都深受其影响, 其结果是人逐渐“媒介化”了。与此同时, 整个社会被包围在各种大众媒体所提供的海量信息中, 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活动都通过大众媒体向公众展示, 于是整个社会也逐渐“媒介化”了。其现实情境正如尼尔·波兹曼说的那样:“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 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 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5]。这无疑是对当今媒介化社会的一种高度凝练与概括。

然而, 媒介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恰恰是现代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无论从刀耕火种到青铜铁器, 还是从蒸汽动力到电力发明, 抑或从造纸印刷到广播电视再到今天的数字时代……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科技进步, 都推动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向前发展, 而与其相伴的正是媒介本身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 今天媒介化社会本身也是现代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产物。由此一来, 以传统农耕文化为代表的“旧文明”无疑会存在被各种各样的“新文明”所取代的文献。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媒介社会对传统农耕文化而言也是一种十分严重的文化冲击。

首先, 随着以媒介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兴起, 传统农耕文化越发呈现出落后与保守的特征。无论是建立在传统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封建礼制、小农思想、保守意识等, 都成为现代文明不能容忍和试图突破的所在。那些附着了农耕文化思想的各种农耕实物文化本身, 也在好长一段时间被现代化的工业文明所遗弃, 甚至一度成为工业文明的牺牲品。仅就大众媒介本身来说, 无论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 它们都是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产物和必然结果, 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和传统农耕文明近乎没有任何的关联。即使在今天, 农业、农村、农民依然不是这些大众媒介关注的主要对象。

其次, 在媒介化社会造就的多元文化背景下, 传统农耕文化面临着去中心甚至走向消亡的危险。当今媒介化社会的一个重要时代特征是文化的后现代性, 它们呈现着去中心、非主流、多元化的特点。因此, 作为传统甚至保守的农耕文化来说, 它们很容易在媒介文化商业化和世俗化的大潮中走向文化的边缘地带, 甚至在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的强大烙印下走向灭亡的危险。以至于在今天, 成长于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人逐渐淡忘农耕文化的智慧结晶, 将传统农耕文化抛在脑后。不仅如此, 即使那些生活在农村的人也因媒介社会渲染的城市生活和工业文化的种种影响, 逐渐淡忘自己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

四

当然, 仅仅看到媒介社会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冲击是不全面的。在当今媒介化社会的时代背景下, 大众媒介的功能变得尤其强大, 媒介成为人与人信息交流甚至整个社会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工具。与此同时, 媒介也成为包括农耕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展示与传播的重要工具。

首先, 大众媒介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展示找回了农耕文化的文化价值。按照传播即文化的观点, 一切称之为文化的东西唯有经过传播才具有真正的文化意义。传统农耕文化无论其实物文化还是其意识文化唯有在传播交流中才能彰显其文化意义和价值。然而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人们对传统农耕文化存在认识上的偏见, 加之现代媒介对农耕文化长期的忽视, 使其一度成为文化传播中被人遗忘的角落。因此, 在现代媒介重新关注农耕文化的时候, 农耕文化的文化光环才重新得以照亮、发光。

其次, 大众媒介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展示增加了农耕文化的经济价值。借助现代媒介的传播与包装, 传统农耕文化在提升了文化影响力的同时造就了更大的经济价值。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农家乐———原本就是农民传统的日常生活方式, 然而在商业化运作之后其文化自身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 成为很多地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我国, 因媒介传播与包装而发展起来的地域文化中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东北二人转。在赵本山、潘长江等一大批当地优秀演员的影视作品中,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二人转、山庄、农家菜等特色传统农耕文化。现在这些文化产品早已成为重要的大众消费品在全国各地兜售。

总之, 在当今媒介社会的时代背景下, 传统农耕文化已经摆脱了农业生产本身的工具价值, 成为商业社会现代文化多元品种中重要的一种消费文化———农耕不再是某种具体的生产方式或工具实物, 而是人们寻奇览胜的对象;文化不再是单纯的农业文明的智慧结晶, 而是现代文明视野下商人出卖给公众的消费品。农耕文化自身也依附于现代媒介创造其传统文化之外的各种剩余价值———借助现代媒介的传播, 传统农耕文化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 甚至政治价值同时得以提升, 尤其表现在公众购买时的货币价值上。由此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 今天为传统农耕文化鼓与呼的人中有不少是商人甚至政客, 在他们眼里, 传统农耕文化既是重要的赢利商品, 也是重要的政治资本。

所以, 我们必须看到, 在媒介化社会的时代背景下, 大众媒介对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 不少传统农耕文化经过文字、音频、视频等现代媒介的加工处理得以重新展示, 这不仅传承了传统的农耕文化, 也开掘了这些文化的商业价值, 起到了很好的展示作用。而这些, 正是需要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的。

摘要：媒介化社会的今天, 以大众媒介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对传统农耕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并且使其逐渐脱离农耕社会的文化土壤。但大众媒介又是传统农耕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 各种农耕文明的民俗文化经过文字、音频、视频等现代媒介的加工处理得以重新展示, 这不仅传承了传统的农耕文化, 而且开掘了这些文化的商业价值, 起到了很好的展示作用。

关键词：媒介社会,农耕文化,冲击与展示

参考文献

[1]徐昌义.有关农耕文化几个问题的思考[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 1999 (21) .

[2]阳正太.关于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思索[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 2000 (1) .

[3]夏学禹.论中国农耕文化的价值及传承途径[J].古今农业, 2010 (3) .

[4]陈艳萍.农耕文化的旅游开发研究[J].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0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