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读书笔记

《经济与社会》读书笔记（精选7篇）

1.《经济与社会》读书笔记 篇一

外国学者与国内官方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差异

——[德]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读书笔记

孙良媛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 广州510642）本书简介及感想

柯武刚、史漫飞主编的《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像向读者介绍了经济学的其中一个分支学科：制度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中心原则是：现代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演化系统，在满足人类丰富而多变的目的上它的效能依赖于各种规则。规则可以限制人们可能采取的机会主义行为。规范人际交往的规则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以至连人类的生存和繁荣也完全要依赖于正确的制度和支撑这些制度的基本人类价值。

在读了柯武刚、史漫飞主编的《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以前，我所读的一些社会类或经济类的专著，都是由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尤其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研究员）主编的。这些专家和学者主编的书籍在指导思想上，始终严格地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的国内官方思想，对一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始终坚持反对和批评的态度。在读了德国学者主编的制度经济学专著后，我才第一次接触到外国的专家学者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并且，这些外国学者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观点和看法与中国国内的官方主导思想和价值观念存在明显的差异。

2关于动力机制的问题

柯武刚、史漫飞总结了三种能使人们为他人利益而努力的途径，分别是：（1）爱、团结、其他各种利他主义；（2）胁迫；（3）自利动机。并且指出第一种动机制只在家庭、小部族等的小群体中才能有效地作用。而在冷战时期，各社会主义国家却把这种动机制当成社会主义信条，大范围地运用于全社会这一巨型的群体，由此导致经济效率低下等的众多问题。他们在书中写到：“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口号下允诺的共同分享制度，导致大范围的偷懒和由此而来的低生活水平。改造人民的努力，造就纯出于利他主义而无私地为他人辛勤工作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都已完全失败。” 相比于第一种动力机制，柯武刚和史漫飞认为在全社会这一巨型群体中，第三种动力机制——自利，更能有效、持久地发挥作用。“很显然，只有当所获得的报偿能使人们继续为别人服务并且他们不会被迫与别人分享自己挣得的报酬时，才能激励人们从自我利益出发为他们提供服务。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拥有对私有财产的权利，„„只有在具备一整套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规则）时，„„有用知识才能被开发出来„„”

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为人民服务”、“学习雷锋好榜样”等的集体主义信条，不断地重复出现在各种会议、文献、专著甚至是政府的公共政策中。然而，“为人民服务”、“学雷锋”作为生产或服务模式，究竟能为生产者提供多大的激励动力，却是有目共睹。柯武刚和史



 [德]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第7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同上书，第74页。同上书，第75页。

漫飞等外国学者，鲜明地提出以自为自利作为激励人的一种动力机制，与中国大陆的主流官方思想形成鲜明对比，无疑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关于历史哲学的问题

在理解个人以及个人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社会观视社会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整体被视为大于其单个部分的总合，„„所有人都从属于这个实体，并必须在这个实体中服务。” 而另一种社会观，也就是柯武刚和史漫飞这两位学者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人是自利、自主和平等的个体，他只具备有限的认识能力和有限的知识。„„在原则上，所有人都

②是平等的。在需要集体主义的场合，自下而上地发动这类行动是更可取的。” 柯武刚和史漫飞认为：

“社会没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立于构成社会的个人的本体性；而且，社会中心的知识总是太有局限。根本不能协调复杂的演化系统。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不断演化，无人了解其路径，也无人能预见这种路径。而当个人有创造能力时，他们就能影响历史。因此，假设诸如‘历史铁则’

③那样的东西是不合理的。”

与柯武刚和史漫飞的观点正好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从着一定的发展规律，即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原始社会，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后，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因此，社会的发展是可以预见的，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理论一向都是深信不疑，并认为这一唯物主义史观是一个万古不变的真理。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涉及这一历史哲学领域的出版物，都是在这种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展开论述，而柯武刚和史漫飞却开门见山、旗帜鲜明地读者表明“历史决定主义”的“历史铁则”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又给读者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关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综观全书，在关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问题上，柯武刚和史漫飞始终赞同个人主义。他们指出，在信奉集体主义的社会中，如果个人追求的利益与统治者所定义的社会利益不相符的时候，统治者就很容易地以“群体利益”或“国民利益”的名义来压制个人。而在信奉个人主义的社会，人们一般都重视自由、平等的个人之间横向的和自愿的协调，一般都相当怀疑自上而下的集权主义政策，偏爱法治甚于人治。在本质上，这种哲学观念预期，人们并不服从权威，靠自愿的契约与他人合作，柯武刚和史漫飞进一步指出，集体主义是需要强制手段来贯彻的，“集体主义需要强制这一判断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在强行贯彻集体主义设计的时期中，有千百万人被杀戮，更多的人被监禁，还有许多人在本世纪由集体主义国家挑起的战争中丧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柯武刚和史漫飞认为，集体主义是导致诸如苏联“大清洗”运动和德国法西斯战争的原因。

与柯武刚和史漫飞对个人主义的高歌赞扬截然相反，在中国大陆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个人主义”经常被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并列在一起，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界的重要批判对象，中国官方思想一向认为，个人利益应服从集体利益，下级应服从上级，个人主义被定性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之一，应坚决抵制。中内外对个人主义的一褒一贬，反映出中国大陆与国外在价值观上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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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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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④⑤⑥ [德]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第1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同上书，第179页。同上书，第181-182页。同上书，第190页。同上书，第190页。同上书，第188页

差异。关于中国的农业问题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土地性质的问题上，中国大陆的专家学者一向认为，承包后的农村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即公有。而柯武刚和史漫飞认为现在中国的农村土地实质上是私有的。“1970年代未1980年代初，在中国领导当局推行农业非集体化时，在过去总是尝试由集体持有

①的财产中发生了规模大的事实私有化。” 另外，对于1950年代末期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后来的经济

困难中，有不计其数的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但对于死亡的具体人数，中国大陆的各方专家学者却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而柯武刚和史漫飞却在书中指出：“据估计，这项‘社会工程学’试验的结果是约3000万人饿死（Becker,1996）。它重演了苏联1930年代强迫集体化的结果，且有过之而无不

①及。”柯武刚和史漫飞在书中还提到一件以往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绝少提及的事件，在1970年代后期，四川发生了粮食骚乱。四川的粮食骚乱发生后，当地政府在农业的经营体制上作出了一些改革，②并且取得不错的成效，他们认为，四川的这次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是人民公社体制瓦解的开始。这

与中国大陆学界长期认为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改革是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开端的观点有着很大差异。因此，对于一名在大学中修读农林经济管理的学生来说，柯武刚和史漫飞这些外国学者的观点确实值得关注。总结

纵观全书，柯武刚和史漫飞在书中论述了他们对制度经济学的理解，和对政治及社会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他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观点和看法与中国大陆的学界与在不少差异，读完这本书后，使我对外国学者的一些思想产生了初步的了解。① [德]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第5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② 同上书，第515页

2.《经济与社会》读书笔记 篇二

一个新的理论能够得到广泛的关注与承认并跻身主流, 不仅在于其论证的严密逻辑, 还在于这一理论确实独辟蹊径,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或是运用一个全新的方法, 讨论了学界之中从未触及过的研究范畴。显然, 温特的建构主义符合了这些要求, 尤其是他对于无政府状态的三种分类, 在我看来正是讨论了之前国际关系理论中不会触及的理论大前提, 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填补理论空白。

与结构现实主义一样,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影响了作为个体施动者的国家。只是温特走得比华尔兹更前的是, 他提出国际体系结构不仅影响到国家的行为, 更能够影响国家的身份与利益。前一种影响温特称之为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因果作用, 而后一种就是他所谓的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身份与利益的建构作用了。

温特之所以要辨明这一建构作用的目的是想证明国际政治的变化是存在可能性的, 也就是说, 在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中所认定不可能发生改变的前提假定, 例如无政府逻辑, 实际上是一种可以沿着时间进行线性发展进步的。因为, 无政府逻辑实质上是由国家以及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结构来决定的, 而由于国家的身份与利益是社会建构的, 而非生来固有的, 因此无政府逻辑也并非是一个永不变化消亡的终极定量。但同时, 温特还强调了, 建构主义虽然认定变化有实现的可能性, 但却不似激进主义一样, 认为变化是容易实现并鼓励人们去实现, 相反, 他认为, 国家身份与利益, 或是无政府逻辑, “一旦建构完成并加以制度化, 就会成为最强大的惯性源泉”1。

温特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是一种单一的逻辑, 而是至少存在三种结构:霍布斯结构、洛克结构以及康德结构, 在这三种结构中分别是敌人、竞争对手以及朋友的角色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

其中, 温特认为“角色”这一概念是国际体系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概念。他想要表明的是, “角色”应该是一种相互性的概念。进而, 温特进一步提出, 并非是体系中所存在的共有观念或文化促进或阻碍了合作。国家间能否合作, 合作能否维持, 取决于个体对于自我与他者之间角色关系的确定, 角色一旦确定, 个体就会自然基于对他者的再现界定自我姿态。一国通过确定“一种独特的自我对他者的姿态或取向”来决定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是相互威胁、是相互竞争还是相互结盟。

下面, 我想详细说明一下温特所指明的三种无政府文化。

首先, 霍布斯文化。在这一无政府结构中, 温特指出, 一国对于他国的角色定位是“敌人”。一旦角色确定, 国家可能采取的对外政策和行为就会是:采取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方式, 摧毁或征服敌人;并不考虑可能的毁灭性后果, 单纯只为了最大限度地打击对方;重视相对军事力量;无限度地使用暴力。

其次, 洛克文化。洛克文化是由竞争对手的角色结构建立的。竞争对手不像敌人那样具有生死攸关的威胁, 不会试图统治和消灭对方。如果国家之间的相对主体位置是竞争对手, 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承认相互主权, 并因而有一个共有的期望———国家不会试图夺取相互的生命与自由;由于主权制度的存在, 安全已不再稀缺, 因而国家会更对考虑绝对收益, 重视未来效应;虽然竞争导致的冲突可能使得国家诉诸武力, 但是军事力量的意义已经不像对敌人那样至关重要;一旦战争爆发, 竞争对手会限制暴力的使用程度, 不以消灭对方为最终目的。

最后, 康德文化。康德无政府结构的角色确定为朋友。在康德文化中, 国家之间相互再现为朋友, 并为之遵循两条基本规则: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争端;以及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 双方将共同作战。简而言之, 就是非暴力规则与互助规则。朋友的角色定位并不说明在康德文化中不再会有争端, 只是确定朋友间的冲突不会再以暴力战争的形式来解决;并且由于预期其友谊的持久性, 争吵就不会有损其对彼此的互信。

显而易见, 这三种无政府文化之间是有一定的从无序战争向有序和平的进步性发展趋势。对此, 温特的态度是谨慎的乐观, 他认为:“即使无法保证国际体系的未来会一定比过去好,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至少不会比过去差”。一旦这种从霍布斯文化向洛克文化进步得以内化, 就很难退回到霍布斯文化中。但是, 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 事实上霍布斯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仍是惯有的状态。国家之间仍会偶尔掉落于霍布斯文化之中。因此, 现实主义所认为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是国际政治的永恒逻辑与历史经验并没有不符与冲突。但是, 必须承认, 温特成功地验证了无政府文化是由社会建构这一观点。因而, 无政府状态并不再作为一个恒定的常量, 而是一个可以由国家自身重新定义其身份与利益, 以及界定与他者间角色来完成改变的因素。

摘要：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是建构主义的集大成之作。作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外第三种主流学派范式, 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讨论了学界之中从未触及过的研究范畴。本文指出了温特对于无政府状态的三种分类, 认为这样的分类正是讨论了之前国际关系理论中不会触及的理论大前提, 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填补理论空白。

关键词：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无政府文化

参考文献

3.做读书笔记的方法与益处 篇三

一、做摘抄

可以摘抄原文中的名言。课文中的名言警句非常集中，值得摘抄。学课文时我要求学生把文中的名言警句摘抄下来。

可以摘抄同一主题的名言。如学习《理想》，有“理想”的名言5则。学习《我的信念》后，摘抄有关信念的名言。

可以摘抄同一作家的哲言。如学习《人生寓言》，我建议学生选择周国平的哲理语句摘抄下来。

可以摘抄生活中的语言。广告词、标语、对联、生活中的小故事与感悟、商店匾额、宣传语、报纸刊物、互联网语言、鲜活的口语、不规范的现象等。

可以摘抄名篇名文。比如，名著学习《伊索寓言》中的小故事，写出它的寓意。

二、写心得

学完《论语十则》，可要求学生对感悟最深的一两句写出自己的理解，对自己的启示。或结合生活实际谈看法、体会。有的学生在摘抄了“最真实的自我是沉默的，人与人真正的沟通是超越语言的。倾听沉默，就是倾听灵魂之歌”这一句后，写道：我知道了中年闰土遇到鲁迅的时候为什么总是“摇头、摇头”，像个木偶似的。闰土是真实的，他是苦的。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已经不需要闰土再说什么，我感受到了闰土心里的苦，苦得不再有言语。在沉默中我倾听着他的灵魂。

三、写批注

每篇文章我都力图找到几个点，让学生写批注。比如，《紫藤萝瀑布》一文，我要求学生就文章的标题和开头结尾写上批注。目的在于让学生学习文章标题运用比喻的修辞，也暗示了文章的主要描写对象及其事物的特点，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紫藤萝的繁盛。开头“我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设置悬念，吸引读者注意和思考，同时引出下文。结尾“我不觉加快了脚步”和开头首尾呼应，写出了自己受到紫藤萝精神的鼓舞。另外一些精美描写的句子和段落，比如第二到六段我就着重从语言赏析的角度要求学生做了批注。学生抓住了修辞、准确生动精妙的形容词、动词、叠词等角度做批注，收效显著。

对文章内容相对较长的我就让学生做提纲。比如，《走一步 再走一步》，通过做拟提纲的学习笔记，学生很快知道的文章的结构以及文章的情节发展，同时明白本文由事及理的逻辑层次。

学习了《在山的那边》、《行道树》和《紫藤萝瀑布》以后，我让学生运用托物言志的方法自命题写作。有的写到了梅花，有的写了竹子，有的写的铺路石，并赋予了他们新的意义。

四、评注读书笔记

这是我采用的一种交流方法。在小组同学的读书笔记上写下自己的感受、体会以及自己的评价甚至是质疑。对周国平名句“心静是一种境界，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生活，一切外界的诱惑和热闹对于他的确都成了无关紧要之物”，一学生对此做了这样的评注：这一句不正好是居里淡泊名利、追求宁静的一个佐证吗？

做读书笔记，至少有以下三方面好处。

首先，读书笔记能帮助消化知识。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说：“做学问光读不写不行，要写就要读得认真一点，要把所读的在自己头脑里整理一番，思索一番，这样就会懂得较透一些，使作者的思想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精神营养”。比较难懂的文章不容易消化，读书笔记就是消化酶。读名著《伊索寓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要求学生写几百字的主要内容概括、或简评、或写推荐词。还可以把这些简评分享在微博上，跟大家进行讨论和沟通。

其次，做读书笔记具有健脑功能。人的脑力是由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能力和操作能力综合组成的。人在进行智力活动时，这几种能力都在发挥作用，而且，每种能力的发展水平又会影响到其他能力的发展，甚至影响到整个智力的发展。

做读书笔记对锻炼和培养记忆力有很大帮助。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我们无法仅凭大脑记住学过的所有知识。要想让自己学过的知识不被遗忘，最好的办法就是写读书笔记。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读书动笔，能够帮助记忆，积累资料，特别是能够加深理解，透彻把握书中精髓。徐特立曾说：“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更是强调读书要动笔。“动手”不仅会帮助学生开阔眼界、增强记忆，还会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性，使书本上的知识变活，最终成为学生自己的东西。按照自己的观念思想和审美理想进行选择，然后了然于心，甚至终生不忘。

再次，做读书笔记具有整理思维的功能。常常抄记名人名言，经典故事，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思考问题，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在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能给我们指引方向，边抄边记边理解感悟，我们会不自觉地受到美德的鼓舞激励。由于其中的暗示作用，我们会因此而反观自己，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以他们的话作为自己的道德和行为准则，从而追求至真、至善、至美。

4.江村经济与乡土重建读书笔记 篇四

专著1：费孝通—《江村经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江村经济》是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根据1936年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编写而成的学术著作。又译《中国农民的生活》。作者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阐明了江村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以及与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江村经济》详尽的资料和客观系统的描述，为国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其他读者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江村经济》一书共有12章，第一章前言主要介绍了这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着重论述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第二章调查区域开篇说明了界定调查区域的重要性与方法，介绍了开弦弓村的地理状况、经济背景、村庄分布、人口统计以及选择开弦弓村作为调查区域的原因。

第三章家主要介绍了家的组成以及由血缘关系，姻亲关系形成的扩大的家，结成婚姻的重要目的在于传宗接代，人口控制，父母与子女关系，子女教育，婚姻的安排，家中儿媳妇的地位，表亲婚姻与“小媳妇”等问题。

第四章财产与继承阐释了所有权问题，包括“无专属的财产”、村产、扩大的亲属群体的财产、家产，着重村民的家产的组成、使用、传递以及继承对婚姻和继嗣、赡养义务履行的影响。

第五章亲属关系的扩展主要分析了由于父系亲属、母系亲属、名义上的收养导致的亲属关系的扩展和村庄的亲属关系基础等问题。

第六章户与村主要介绍了户、邻里宗教和娱乐团体、村政府、保甲制度这些地域性群体，探讨了其巩固社会纽带，协调共同利益的作用。

第七章生活介绍了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文化对消费的控制、住房、衣着、运输、营养、娱乐、礼仪开支、正常生活的最低开支等八个子内容。

第八章职业分化简单地介绍了基本职业—农业、专门职业—各种手工业、渔业三种职业以及村民的从业人数分布与状况。

第九章劳作日程介绍了开弦弓村的计时系统、三种历法、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的时间安排等方面的问题。

第十章农业一章描述了农田的具体安排、种稻的劳动安排、农业中的科学与巫术、共同劳动、互助的组织等。

第十一章土地的占有着重论述了农田的所有权、雇农及小土地出租，不在地主制、完全土地所有制等与土地相关的制度。

第十二章蚕丝业一章介绍了蚕丝业手工业的变迁，分析了促进变迁的条件和变革的力量，通过养蚕的改革计划和合作工厂的形式促进蚕丝业革新，最后谈到了政府对蚕丝业的支持和改革面临的困难以及对亲属关系的影响

第十三章养羊与贩卖一章内容极简，介绍了养羊业与羊的贩卖问题。

第十四章贸易着重分析了村庄通过小贩、零售店、航船，消费者的购买、销售代理人、航船、工业收购等形式实现农产品、工业品的内外交换与购销、将乡村市场与城市市场联成一体。

第十五章资金一章主要介绍了村民由于积蓄亏空而产生的资金借贷需求，并可以通过互助会、航船代理人、信贷代理人、高利贷、信贷合作社等形式获取资金。

第十六章中国的土地问题点出了中国土地制度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潜在的巨大的社会危机。

《江村经济》一书内容丰富且完备，充分阐释了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几乎深入到了农村生态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农村肌体的每一个细胞。正是由于作者选取的调查研究区域是一个村，所以才能把农村各个方面的问题调查清楚，解释清楚。可以说开弦弓村是当时的中国千千万万农村的典型代表，以小见大，管中窥豹，反映出了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风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即使放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书中的一些解释与论述依然十分具有启发意义，比如贫困地区依然存在的溺婴问题、农村地区的资金融通问题，对三农问题、小城镇建设、城市化中出现问题的解决也十分具有启发意义。稍后加以详细论述。

《江村经济》一书看似很凌乱，实际上是形散神聚，农村土地问题作为一条主线实际上是贯穿全文的，一些社会关系的产生、变化，经济关系的变更，人们思想观念的特点与改变都或多或少与农村的土地问题有关。可以举若干例子加以说明，由于中国人多地少，农民分到的可用于耕种的土地有限，受制于劳动工具与科技水平，土地的产出是有限的，而且农民还要交一些地租或赋税，光靠土地的产出是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的正常运转的，而农闲时节，又会有大量的劳动力赋闲，所以丝织业—农村手工业得以产生，一方面农民有内在经济动力去从事手工业，以赚取收入补贴家用，否则可能会饿肚子，另一方面又有足够的劳动力可供使用。二者一拍即合。而土地问题是关键。再举一例，土地的产出是有限的，可供给的人口也是有限的，即使中国人有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土地的有限产出也会间接地影响人口的再生产，人们也会下意识地控制人口，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农村的溺婴现象，尤其是女婴。所以说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解决土地问题，完善土地制度是关键，我国农村近些年推行的土地流转制度、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也正印证了这一点。土地是农村物质生产的载体。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阅读过程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每一种社会现象、经济现象都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物质生产还是起着绝对的作用，支配着整个乡村的发展。在推行小城镇建设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部分农民不可避免要脱离农业生产，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已经失去了土地。所以一定不要忽略农民在城市中的经济地位与基础，要将农民真正纳入到城市经济生活的链条之中，如果农民脱离了社会生产又缺乏社会保障，则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高楼大厦并不代表城市化，农民都上楼也不是城市化，而是伪城市化。只有当整个城市经济系统可以供养新加入的农民群体，这样的城市化才是科学的、安全的，存在的社会问题也是最少的。

此外，还有一点使我感触颇深的，那就是作者的实地调研精神。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出真知。坐着空想是没有成效的。重大的科学突破要依赖于实践，尤其是社会科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后还是要多加培养自身的实地考察与调研的能力。

专著2：费孝通—《乡土重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乡土重建看似是一本书，实际上费孝通的一系列的论文集，而这些论文的观点大多与农村、乡土重建有关。只是侧重点与角度不同而已。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一文的主要观点：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最简单的说法是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的替换。中国传统处境的特性之一是匮乏经济，正和工业所处的丰裕经济相对照。匮乏经济中形成了自我一种独特的价值体系，主要的态度是知足。传统匮乏经济的形成有许多条件。首先，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其次，我们可耕地的面积受着地理的限制。知足、安分、守己这一套价值观念和传统的匮乏经济相配合，共同维持着这个技术停顿、社会静止的局面。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传统的社会性质相配合的，而且是相互发生作用的。面对西学和西方科技的引入，西方生活方式的引进，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在发展现代工业、现代科技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势必会对社会变迁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也是需要进一步注重与改善的。固步自封，不吸收新思想、新观念，思想僵化，注定要落后，必定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乡村·市镇·都会》主要论述了三个观点：第一，对中国乡村和都市关系有相成和相克两种看法。相成：都市是农产品的大市场。都市愈发展，市场愈大，农产品价值越高，乡村里人得利也愈多。乡市之间的商业愈繁荣，双方的生活程

度也愈高。相克：从历史来看，中国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乡市之间被封锁后，后方的乡村的确有一度的喘息。这是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一面。第二，传统市镇并非是生产基地。市镇没有多少产出可以去和村里的生产者交换贸易。市镇需要粮食，需要劳役，但他们不必去交换，他们有地租和利息可以征收。市镇寄生在乡村的物质生产之上。第三，乡村无法从都市受益，乡村将农产品、手工产品、人员输送到城市，但是乡村的血液却慢慢枯竭，乡村在供奉着都市。

《论城·市·镇》探讨了人口与城乡的关系，衙门围墙式的城和贸易里发达出来的市和镇。人口与城乡的关系主要是说明人口的聚居进而形成乡村、市镇和都市。衙门围墙市的城则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无论附属于“城”的工商业如何发达，在以地主为主要居民的社区里，它的特性还是在消费上。这些人口之所以积聚的基本原因是依靠政治以获得安全的事实上。贸易里发达出来的市和镇介绍了市和镇是如何因贸易而兴起的。

《不是崩溃而是瘫痪》一文从小农经济的坚韧的角度论述了中国的经济没有崩溃而是瘫痪。本文的一些观点其实与毛主席的一些文章的观点有些相似。比如《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可以存在》等，其核心观点还是在于封建小农经济的封闭性与自给自足性，尤其是在山区和贫穷落后地区，根据地可以在外部封锁的环境下得以生存与发展。

《基层行政的僵化》分析了传统皇权的无为主义、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自治单位完整性的破坏、政治双轨的拆除等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基层行政的僵化一方面是因为加强了中央的职能，另一方面又堵住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把传统集权和分权、中央和地方的协调关系破坏了，而并没有创制新的办法来代替旧的。

《再论双轨政治》论述了民主与宪法对维护政治系统稳定的重要作用以及地方人才对政治发张与进步的推动作用。

《损蚀冲洗下的乡土》分析了地方人才的流失对乡土的冲击与接受新思想与新知识的乡村子弟却很难重回农村施展才能与抱负的尴尬局面。

《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一文阐明了合理的土地分配与良性发展的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对维持村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的重要作用，而一旦传统有机配合的脱栓就会造成农民生活的凄苦。此文还论述了地主阶级合理的出路。乡村经济的衰落必然会导致地主阶级的没落，原因很简单，地主阶级是寄生在乡村经济母体下的子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地主阶级只有另谋出路，适应新的局势，另建他们的生活基础，否则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地主阶层面临考验》探讨了乡村经济的衰落会导致地主阶层特权的动摇，寄生阶层的保守性、传统文化的束缚都会阻碍地主阶层的转型与蜕变等问题。地主阶层的生存与繁荣不是靠他们个体的能力，而是靠微妙的制度上的搭配。地主阶层要想获得新生，不仅要放弃有形的特权，而且必须把从特权里所养成的那一套生活方式，包括志趣和态度，一同抛弃。

《现代工业技术的下乡》一文主要内容是：现代技术的下乡为改善农民生活状况提供了一条道路。电和内燃机的使用使现代工业分散成为可能，这也为乡村工业的复兴创造了条件，毕竟在乡村从事大规模的的工业生产是不现实的和无效率的。铭记一段历史教训—新技术常常会成为少数人的特有机会，造下社会新的分化形态，利用新动力和新技术的人数愈多也愈能保证它不会危害社会，得到正当的利用。

《分散在乡村里的小型工厂》分析了乡土工业的规模、手工与机器的配合、乡土工业的成本等问题。

《乡土工业的新形式》首先介绍了传统乡土工业的两种形式并介绍了家庭工业的合作组织与服务工厂两种新的工厂组织形式。

《自力更生的重建资本》通过对资本从哪里来，有没有资本，为什么会没有资本三个问题的探讨乡土仍然是重建资本的来源，因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农民又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节约储蓄的保证》的主要意见是中国并不是贫乏到毫无积累资本的能力。但是得先培育和爱护乡土力量，把传统的土地制度改革了，更从传统勤俭的美德下手，在所得归所有者支配的奖励下，从乡土基层着手开始积聚资本，充实生产，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才有着落。

《对于各家批评的总答复(后记)》一文即是对全书的一些总结，也是对各家的批评建议的总结与答复，勇于接受批评，相互探讨，更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读完乡土中国之后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感悟最深的还是作者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深刻认识。对我们思考三农问题与农村与城市互动的关系有着重大的启发意义。

首先，谈一下农村与城市的互动关系。在乡土重建一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这样的观点：乡村支撑着城市的发展，为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着血液，为城市提供着资本、劳动与原材料。中国的农民最苦。建国以前，农民的苦日子就不谈了。建国以后，农村的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建国初期，我国百废待兴，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重工业的原因在于我国工业的落后与军事工业的需要，但最重要的经济动因是重工业可以实现内部的循环与增长，而发展轻工业则需要有发达的内外部贸易体系，而我国又处于西方国家的包围与封锁之中，发展外贸谈何容易。所以发展重工业成为首选。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供应工业的粮食从哪里来，资本从哪里来，劳动力从哪里来，还是从农村来，乡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撑工业成为了定局。这也注定了农村经济肌体营养的严重缺乏与滞后发展以及农民生活的贫困。这也正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工业的得到了大发展，国家富裕起来后，中央要出台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政策方针。乡村发展的自我造血功能已严重不足，急需新鲜血液的注入。

其次便是农村工业的发展问题。俗话说：无工不富。乡村的未来发展还是要依赖于农业产业化与农产品深加工，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乡镇企业。一方面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实现就地安置，减少社会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农产品有了销路，增强了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农产品经过加工后，产值自然也会成倍增加。这也是作者为什么极力提倡复兴乡土工业的原因之一。

5.《经济与社会》读书笔记 篇五

首先，社会主义一词，广义上被用于指一种追求社会平等的社会政治思想、理论、学说。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诞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存在许多各种各样以社会主义命名的社会政治思想、理论流派。“社会主义”这个词从拉丁文socialis（即“社会的”、“共同的”、“善于交际的”等）演变而来，原意指以大众的幸福为目标、以合作作为基础、同当时经济学家主张的个人主义制度对立的人类事务的集体管理制度。后来，巴黎的一些革命团体使用“共产主义”一词为自己命名，希望消灭财产的不平等，实现财产公有制。19世纪30至4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欧广为流传。无产阶级开始独立的政治斗争以后，资产阶级经常利用“社会主义”来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在1842年10月15日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恩格斯在1843年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分别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赋予了科学的含义。不过，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语来使用的。从此以后，作为思潮的名称，“社会主义”通常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即关于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一般规律。

关于社会主义，有多种说法，比如市场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等，但是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定义都只侧重于社会主义的某一现象的描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应当具备三种属性：社会主义内在固有的；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所有阶段具备的东西。即应当是在经济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政治上，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上，以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这些本质特征表达了社会主义的共性，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社会主义产生时是以学说、思想的形式出现的，如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然后在社会主义学说指导下形成了运动，即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实践活动；最后在社会主义学说指导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指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6.《经济与社会》读书笔记 篇六

第一章 绪论

1、引言

社会保障制度一直具有很大的争议性，这些争议既有关于价值理念的，也有关于具体技术层面的，这种争议其实很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市场与政府之争。如果说经济制度的核心在于效率至上，强调自由经济与政府干预的平衡性；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则在于公平，强调政府责任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性。可以说，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文明社会必不可少的两个支柱，市场经济制度促进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积累新的物质财富（类似于驱动轮）；社会保障制度则维系着社会稳定，并促使全人类共享社会进步成果（类似于从动轮，控制前进方向）。

经济学界对于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的争论持续了数百年，经济学家们用不同的经济模型和经验事实为自己的观点作证，这种争论随着世事的变化莫测也许永无定论（如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70年代的滞涨，谁知道未来还会发生什么呢？）而社会保障理论界似乎关于这两对概念范畴的看法更为确定——公平至上，政府承担主要责任。这一点我是很认可的，社会保障制度当然也要效率，但这种效率是以“公平”为约束条件。现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全球化改革浪潮有着私有化改革的趋势，我认为也应该以尊重这一条件为前提。毕竟，如果一切回归到效率至上的自由竞争状态，社会保障制度也就缺少了存在的意义。这样再来重新审视经济制度，也许强调市场经济运行效率才是经济部门的工作重点，社会调解则不应该由经济体制本身来承担。经济与社会的协调更应该依靠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这两项制度彼此间的相互协调，二者不应越位，更不能缺位。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在其中应该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协调其间的相互关系，还值得探索。

2、社会保障的一般理论界定（Social Security）

概念的界定是一种现实的抽象，社会保障学源于社会保障制度这一现实基础，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多样性必然带来了社会保障定义的多样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社会保障理论本身还不成熟，在随着这一制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世界各国、各地区对于社会保障的概念界定一般都是从实施主体、保障对象、保障范围、保障水平这一实践角度出发进行的定义，由于各国社会保障理念和模式的不同，有所区别。《社会保障学》一书对社会保障的定义，可以说是对社会保障制度实践的一种高度概括：社会保障是各种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统称。这一定义不仅包含了社会保障的福利性、社会性本质特征，体现了保障和改善国民生活的目标追求（包括经济保障、服务保障和精神保障），也反映了社会保障的改革趋势（减弱政府责任、降低强制性社会保障水平、发展补充保障、福利事业民营化）。这一定义的前瞻性值得肯定！

3、若干重要概念的解析

对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不只是理论工作者的事情，概念的清晰与否“直接影响着社会保障政策的制订与实践”。尤其是在中国，法制缺失，一直存在着复杂的部门利益之争，概念一旦界定不清，就极易为以后政策的推行埋下隐患（例如部门间互相推诿责任）。

社会保障是一个很大的概念范畴，包括了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三大主体制度，也包含了职业福利、慈善事业、家庭保障、商业保险等补充性的制度安排。这些概念的界定涉及了不同的责任主体和部门，对它们进行清晰界定对于明晰各方主体的责、权、利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社会救助：政府负责、无偿提供、面向困难群体的第一道防线，包括灾害救济、贫困救济和其他扶助措施。社会救助制度历史久远，但进入现代社会，又富有了新的特征，如救助者与施助者地位平等、制度化社会政策、内容更加丰富，这也是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相同步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外延在不断扩展，其原有制度本身也在不断发展深化，这种变化不仅是结构内容上的，更是理念上的，可谓确实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是“工业化的产物”，但它首先产生于德国，表明“与其说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要依赖经济发展水平，不如说更取决于所在国家的经济政策取向，以及政治的、社会的乃至文化等诸方面的影响”。这是郑老师社会保障学的一个基本观点！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究竟有多大？值得思考。我认为，经济基础只能说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要却非充分条件，经济基础为社会发展提供必须的物质条件，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高级的动物组织形态，需要的却不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政治、社会、文化这些非物质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常常不逊于经济因素。尤其是在中国，自古以来，似乎政治力量更是左右一切的主要因素，决定着我们的经济体制、文化传统、社会形态。

社会保险以劳动者为保障对象，保障内容涉及其生老病死残，强调权利义务相结合，待遇与收入关联，强制实施。这里有两点思考：

一是社会保险的保障对象是全体劳动者。这与社会保险的缘起关系密切，社会保险本身是工业化的产物，其最初的实施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产业工人的利益。那么可不可以认为，社会保险本身的设计机制（例如缴费机制、保障水平等）就是以保障对象身份（产业工人）为基础，具有某种限制性的呢？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少国家社会保险的保障对象范围逐渐扩展到劳动者及其家属，乃至全体国民，这种保障对象范围的扩大在制度设计上是否会产生新的难点，原有的社会保险机制在面对不同的对象群体时是否仍具有有效性呢？例如，目前中国医疗保险制度的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职工医保是传统社会保险的范畴，而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却有着不同的缴费机制和保障水平，是否应归为社会保险的范畴呢？可能这需要考察以上两项制度是否具有社会保险的基本特征。令人疑惑的是，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尽管强调权利义务相结合，以缴费为前提，却并未强制施行，保障水平远远低于职工医保，这样看来它们并不能算做社会保险。那未来中国医保改革的方向该走向何方？三项制度如何衔接？主体责任由谁承担？也许对社会保险的理解也不能再囿于对其传统概念的理解，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保险的涵义不断扩展，机制原理也在不断调整。

二是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区别。就保障对象、保障内容来看，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相似性越来越强，这也意味着两者的补充性在不断加强。但权利义务关系、给付赔偿方式、实施方式（是否强制）却依然是二者最显著的区别，这也决定了二者经营主体、费率厘定、基金运营的差异性。目前，有很多险种特征较模糊，商业保险种有很多具有政策性特征的险种，社会保险种也有很多险种还未强制施行，二者间补充性险种也有很多（如雇主责任险与工伤保险），需要对其特征进行认真分辨。小的来说，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分属两大不同的主管部门，需要加强主体责任；大的来看，商业保险遵循市场规律，社会保险依靠政府调解，混淆了其归属，后果是很严重的。

社会福利：中国的社会福利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是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一个子系统，其目标定位是满足社会成员的社会服务需要和改善、提高其生活质量。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中国的社会福利与这一目标定位还有一定差距：一是目前的福利制度还主要局限于少数特殊群体的需求，如残疾人、老人、妇女、儿童，而非全民性的；二是福利生活水平还不够高，这与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是以社会保险为主，社会福利的发展还缺少财政等资金支持；三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福利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福利是一种异化了的社会福利，尽管我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单位福利制度对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既有基础设施方面的，也有制度观念方面的。

国际上社会福利常常是一个广义的概念，类似于我国的社会保障这一概念，学者们并提出了不同的模式划分方法。郑老师的观点是“更倾向于现代各国的福利制度是多元化的混合模式”。确实，任何学科中，模型的建立都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各国的社会保障模式也不可能单一化，只能说是更具有某种特征，以某种模式为主。社会保障涉及复杂的社会政策的制订运用，一国之内往往不断变化，国与国之间更会存在差异性。即使在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的欧盟，社会保障制度也存在着不同的模式。个人认为，差异性的存在是必然，关键是如何设计公平可操作的衔接制度，以便于劳动力的有效流动，并最终促进社会的发展。

职业福利：职业福利以企业或社会团体为责任主体，本质上属于职工激励机制范畴，它与社会福利在性质、目标、调节机制、系统性能、内容等各方面均存在着差异。然而，我们仍然应该关注职业福利的发展：一是随着缩小政府责任边界成为当今社会保障的改革趋势，职业福利的补充作用日益显现，尤其是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等制度，正在占据着职业福利中的重要地位，它们也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支柱。二是中国职业福利的特殊性，中国的职业福利在计划经济时代实际是一种异化了的社会福利，对那个时代的职业福利研究是应纳入社会保障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改革后，国有企业的职业福利又具有何种性质，能否认为具有现代企业福利的特征，还是以往模式的沿袭，值得考察。在我国，政府部门、垄断性国企的高工资、低福利状态的存在是有合理性，是否形成了新的制度壁垒，这种状态又该如何改变？

关于中日职业福利的思考：发达的职业福利存在于日本企业，并对社会福利有着很强的替代性；中国的职业福利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替代了社会福利，二者似乎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区别是日本的福利制度完全由企业自主并服从于企业的发展战略。日本学者广井良典在《福利国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写到：“一眼望去日本与中国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体制，其实两者之间在构造结构上存在着一定颇有意思的共通性被发现了。即在当前中国的国有企业等生产单位停产倒闭的同时，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备成了政府的重要课题；在现在的日本，由于原本提供所谓“看不见的社会保障”的社会的实力大大的弱化，社会风险保障网络的整备也同样成了现今日本政府的课题，故在构造改革上两国竟有意外相似的一面。所以，被认为从这些视角来对两国进行比较研究将会成为今后的重要课题之一。”

慈善事业：建立在社会捐献基础之上的民营化社会化保障事业。郑老师曾总结出慈善事业的六大规律，即以社会成员的仁爱之心为道德基础，以贫富差别的存在为社会基础，以社会捐献为经济基础，以民营机构为组织基础，以捐献者的意愿为实施基础，以社会成员的普遍参与为发展基础。尽管是非制度化的公益事业，但慈善事业与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事业却是相通的，是社会保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慈善事业能够促进社会道德的发展，这种社会“软件”的发展对社会进步来说不容忽视。当前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慈善“意识淡泊、法制欠缺、机制幼稚”。汶川大地震后，国民的慈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觉醒，短期之内募集到大量的捐助资金，也有大量的志愿者参与到抗震救灾之中。然而，广大国民对于捐助资金的使用、慈善组织的运作并不了解，对如此大规模的资金能否有效利用心存疑虑。此外，各企业、团体、机关单位在捐款中的攀比行为，各种名目的募捐一拨又一拨（例如，单位、社区、社团„„）更是让这种单纯的善行变味。“多难兴邦”，希望经历一场这样巨大的浩劫后，看到的不仅是我们慈善意识的觉醒，更是我们行动上的成熟。

家庭保障：指由家庭提供的对家庭成员的生活保障，具有内生性和持续性，与社会保障制度并驾齐驱。个人认为，家庭保障具有很强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价值。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家庭组织结构的存在在于家庭成员分工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或是更低的生活成本)，劳动经济学中家庭劳动供给理论或许能提供这方面的研究思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家庭的组织功能可能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或是文化、宗教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这方面我不熟悉，姑做猜测）。

4、有关社会保障学的几个问题

学科性质：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郑老师将社会保障的学科性质界定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即是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独立的、交叉的、处于应用层次的社会科学。”我对于社会保障学科性质的理解是，社会保障是一个研究领域，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是其基础理论。正是由于社会保障是一个汇集多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领域，我们可以以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社会保障问题。例如，将社会保障视为一种经济活动，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社会保障从资金筹集、营运到分配这一完整流程，考察这种活动中供给与需求、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入的资源配置效率。当然，也应该注意到这种片面研究的不足，那就是社会保障并不单纯是一种经济行为，它首先是以社会公平为约束条件，这是在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时应该考虑的必要因素。类似的，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社会保障问题，也应该考虑到“公平与效率”的双向约束性。也许正是循着这种研究路径，社会保障理论体系将不断丰富，并逐渐完善。

基本的理论框架：包括了社会保障的基础理论问题，如基本原理、发展理论、结构理论、伦理学理论、基金理论、宏观关系；专业应用理论，包括了社会救助政策、社会保险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及其他子项目具体政策研究；管理理论，包括法制理论、管理体制、财会与统计制度、监控理论，政府监控的程度及其调控手段是核心所在。从以上理论框架的划分来看，目前我国社会保障领域的研究关注基础理论这一块的不多，专业应用理论是目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管理理论中政府责任这一块讨论的较多，但其他方面却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社会保障学》一书是对社会保障基础理论问题的思考与总结，个人认为，现在各项社保政策频繁试点与变更，学者们与其跟着热闹捧场、众说纷纭，不如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一下社会保障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从机制和经验中学习，少走些弯路。

研究方法：纵横结合、定性与定量结合、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对社会保障发展进程进行纵向考察是发现社会保障规律、实现社会保障知识体系化的基础，作国别的横向比较研究则能够挖掘社会保障在不同国家的共性与个性；定量分析以社会保障政策的实践作为分析对象，但政策的效果与结论却只能是理性的阐述；而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的采用几乎是一切新兴、交叉好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必然。”

中国社会保障理论研究现状：郑老师将国内的研究归纳为对国外社会保障的介绍与研究、对社会保障理论问题的综合研究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问题的综合研究、对社会保险问题的研究、对社会救助问题的研究、对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问题等的研究六大块。这一节对国内社会保障的相关著作、刊物、研究机构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对社会保障的理论学习还是很有帮助的。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主要流派

2、社会保障理论渊源

西方的理论渊源：本书认为“空想社会论与现代社会保障理论构成了正统的渊源关系，而宗教的影响则主要起着道德方面的影响作用”。

对于空想社会论是否是现代社会保障的起源，我存在一定的疑问——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理论学说，空想社会论是一种以财产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学说，似乎与现代社会保障实践并不相符。作为一种相当普及，甚至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先进的社会调节机制，可以说社会保障是社会主义吗？显然是不可以的。那该如何认识空想社会论与现代社会保障理论的渊源关系呢？空想社会论的宗旨在于维护社会稳定、追求社会公平、促进社会成员协调发展，这一宗旨与现代社会保障理论确实是一脉相承的，其中具体的国民福利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公平原则也为现代社会保障理论提供了客观指导，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二者的确存在着“渊源关系”。

当我们提到空想社会主义时，常常提到与之相对的另一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如果将空想社会论视为现代社会保障理论的渊源，那社会保障与科学社会主义是否具有“血缘”关系呢？这种关系肯定是存在的，西方政坛上的左派政党即秉承了这种政治理念，在左派政党执政的国家，都加强了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又该如何定位呢？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公平原则、按劳分配、完善的福利制度是应有之意，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促使我国旧的社会保障体制分别瓦解，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依然困难重重。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的当务之急，也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宗教对现代社会保障的影响，郑老师的归纳相当精辟——“不仅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一是强化了社会公平与社会互助等道德基础；二是提供了制度安排最初的方法示范；三是补充着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不足。”宗教事业在西方源远流长，在中国却远远逊于皇权影响，这也决定了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保障发展路径。

中国的理论渊源：大同社会论、仓储后备论、社会互助论、社会救济论等传统思想可以认为是中国社会保障理论的渊源。

与西方的理论思想相比较，二者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宗教从未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占据过主要角色，皇权统治和儒家思想才是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传承千年的“精髓”，因此，虽然中西方社会保障思想都源于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中国是“大同世界”），但二者的发展轨迹却大不相同。西方是在宗教事业的影响下实践和发展，并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体现民主和福利特色的制度支柱之一。中国的社会保障则很早就具有了官方色彩，成为了一种高度实践性的政治措施。

在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政府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承担着主导责任，这是一种历史的传承。不过，我们需要考察的是，是什么决定着这种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这里是我以现有的知识积累作的几点猜测：一是文化差异，中国的儒家文化决定了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例如，儒家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精神，重视政策的应用性，于是中国的社会保障多“重于治标之术”。又如，华夏文明独有的家庭观，重视储蓄等，也造成了中国的社会保障措施与西方国家的差异。二是政治差异，中国的政治传统历来重人治轻法制，于是在西方国家多以立法形式得以实现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则演变为了依靠政府政策自上而下地推行。正如经济学家在分析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时，对高速增长而又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亚洲地区冠以“亚洲体制”时，我也想沿袭这种相同的思路来看待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我相信，社会保障的中西差异只是一种表象，我们有必要分析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只有清楚了这点，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制度时才知道什么是可取的，也才知道什么是真正需要的。

3、经济学与社会学

经济学与社会保障：“经济学所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从宏观来看，社会保障基础理论中不少就直接来源于经济学理论（如选择理论：国家干预与自由竞争、平等与效率），尤其是福利经济学；从微观来看，经济学还能够直接为社会保障理论和政策提供具体的指导方法（如收入分配理论、边际效用理论、就业理论、贫困理论、制度学说、私有化理论等）。但社会保障毕竟不能等同于经济学，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二者的目标不同。社会保障的目标并不单纯只是为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而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经济学以“理性人”作为研究对象，以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为目的，无法包络社会保障学所研究的范围。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保障学研究的角度更为宏观。

但也不应小视经济学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在进行社会保障理论研究、具体制度选择和政策实践评估时，经济学基础理论、方法和模型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另一方面，从经济学理论中，我们能发现新的研究视角，如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经济学家一直将社会保障视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主张或反对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就业与社会保障、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等。

社会学与社会保障：一是“社会学研究的社会问题、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社会价值、社会进步、家庭与社区、社会化、社会阶层与人口问题，等等，不仅为社会保障研究的奠定了必要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直接指导着社会保障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发展。”二是社会学的“整体观”对于研究社会保障问题有着非常直接的启示——“在现实中，社会保障起于各种社会问题，止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社会保障过程需要考虑到文化、道德、思想意识等精神领域的东西，中间需要运用到政治的、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最后往往是通过物质或劳务的援助才能使问题获得真正的解决。”这段话对我们如何看待社会保障问题和进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正如以上所指出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保障问题，更整体也更宏观。所以在研究社会保障的起源、变迁与发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值得借鉴（如需求层次论、结构功能论、文化决定论、社会政策模型等）。

4、主要的理论流派

不同的理论流派构成了不同社会保障制度实践的理论基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中间道路三大流派。我认为，这三大理论流派的基本观点并不只局限于社会保障领域，它们是混合着政治哲学、经济主张、社会福利观、社会价值观等种种观点的一种混合的思潮。它们的影响力显然不局限与社会保障领域，在各国乃至国际的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它们都展示了相当的影响力。

三种理论流派对社会保障持有明显的分歧。民主社会主义是福利国家理论的积极推动者，主张施行全面的社会保障计划。新自由主义则明确反对福利国家政策，认为福利服务的市场化是最好的选择。中间道路介于以上二者之间，不怀疑国家在福利领域的主导作用，但国家行为应受到限制，主张国家负责应与个人负责并重，多方参与。这三种流派的冲击对于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和政策实践的选择，其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19世纪末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民主社会主义），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保障法的颁布（罗斯福新政），20世纪40年代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贝弗里奇报告），20世纪70—80年代美英等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新自由主义）„„纵观百年来的发展史，从制度的建立到成熟再到改革，社会保障正是在不同理论流派的影响下从理论成为了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

三大理论流派相比较，个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偏于理想，新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取向过于绝对，中间道路可能更为务实，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契合所谓的“中庸之道”吧。不过，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民主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二者对于社会福利问题的主张（尤其是相互冲突之处）却值得我们思考，如，如何界定和实现社会平等和正义？如何理解和保障个人自由？如何平衡政府责任与个人责任？如何控制社会保障膨胀以避免其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如何在确保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发挥市场机制的应有作用？等等。社会保障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当以上观点从理论落实为政策，需要考虑的问题就将不仅仅在于它们的必要性，更在于其可行性，这必然是一个多方博弈的结果（多因素的、多利益团体的）。第三章 发展进程的考察

1、引言

社会保障“由非正式制度安排发展到正式制度安排，从政府不介入到政府积极介入，从为统治者服务到为整个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协调发展服务，从一种社会政策演变成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等交互作用并相互协调的混合型政策”，这一段文字可以说是对社会保障的发展进程的精辟概括。

社会保障发展理论是社会保障基础理论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主要是因为“理论来源于实践”，社会保障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应用型学科，尤其需要从其发展实践中总结规律。正是在此基础上，才能“反过来指导实践”，修正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及技术选择方面的失误，促进社会保障与整个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地发展下去。

2、社会保障史的考察

这部分在对社会保障史进行考察前，用了大量篇幅阐述发展阶段的划分及其划分指标。我认为这是进行理论归纳和科学研究时很值得学习的方法——通过归纳、抽象，将研究对象模型化，所阐述的问题将会更客观、清楚。（这也许就是实践到理论的飞跃。）在此，共列出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保障需求、政府介入程度、社会保障实践出发点与基本目标、社会保障实践的具体内容五大指标，将社会保障发展史划分为了慈善事业时代、济贫制度时代和现代社会保障时代三阶段。考察社会保障的发展史，经济因素、道德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社会结构变迁、社会成员分化、社会矛盾激化）等因素则是影响其进程和状态的最重要的因素。（我想，此处的影响因素应该是指决定发展进程的内因——自变量，而五大指标则是发展阶段的外在表现——因变量）。

本节对于社会保障史的考察主要是前两个阶段，以社会救助为主要内容，具有非制度型和非权利性特征，它们是社会保障发展的初级阶段。

这里，摘录书中特拉特纳《从济贫法到福利国家》的一段话：“社会福利发展的历史就是从慈悲到正义之路，慈悲是善心是清朝，正义是制度化公理，前者无法持久，而后者却可以长久运行。”社会保障的发展史，走的正是这样一条“从慈悲到正义之路”。

3、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脉络如下:产生标志（1883年德国颁布疾病保险法）——跨越，成为综合性社会保障制度（1935年美国《社会保障法》）——成熟（二战后英国宣布建立福利国家）——改革、发展、完善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以来）。

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社会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它是一种稳定的制度化保障机制；通过权利义务结合的缴费方式确立了社会责任与风险的共同分担机制，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将享受社会保障视为公民的法定权利，这种观念上的更新是社会进步最值得肯定之处。

随着保障项目的丰富，服务范围的扩展、保障水平的提高和保障方式的完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逐渐朝着社会福利型社会保障阶段发展。这意味着社会福利将进一步普及化和高水平化。正如社会保险制度的产生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社会福利制度则是后工业化时代或信息化时代后社会成员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这是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结构变动、民主政治博弈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尽管由于福利膨胀使得当前许多福利国家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但追求福利是人类天然、合理的要求，我们不应对这一目标本身有所怀疑，关键是如何把握合适的时机和选择合理的路径与方案。

本节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做出了如下基本评价“立法先行、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立法先行”应该是我们发展社会保障制度时最应重视的问题。中国是一个缺少“法制”的国家，虽然我们的社会保障项目也也是在政府政策的指导下得以实施，但却还没有一部真正的社会保障立法得以出台。应该注意到，立法是一个多方代表不断磋商的过程，一部法律的出台是平衡各方利益的结果。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协商机制，这也保证了它的权威性。而政策的制订则不同于法律，它受官僚机制影响，由政府直接出台，自上而下推行，很难保证政策本身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在中国，各级政府也都有一定的权利制订政策，进行政策试点，这种不断试错的过程不仅效率低下，而且难以确保政策的可持续性，使得政策的权威性大打折扣。“不断完善”则说明现阶段的任何社会保障模式都不存在最优的，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意味着社会保障制度将不断面临新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是需要不断调整的。我们没有必要去诟病别国在社会保障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我们也应寄希望于找到一种一劳永逸的社会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并不断调整完善适合自己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4、模式与规律

对研究对象进行模式划分是一种理论上的归纳。社会保障制度类型的模式就存在着多种理论上的划分方法：从国家对社会干预角度分为A模型（社会服务）、B模型（鼓励自置产业、购买人寿保险等个人行为）、C模型（公共服务和市政建设）；从社会政策学角度分为剩余模式和机制模式；从保障范围角度分为普遍保障模式、就业保障模式和救助型保障模式；从实施方式角度分为现收现付制、部分积累式和完全积累式；从制度安排角度分为福利国家模式、社会保险模式和自助储蓄模式。最后一种划分方式是从各国制度体系现实出发，使用最普遍的分类方式。当然，理论化必然是一种现实的抽象，各国实际的社会保障模式都是一种混合型社会保障模式。

福利国家模式的理论蓝图是由贝弗里奇等人完成，它树立了实行“社会计划化”的典范。提到“社会计划化”，很自然地想到了“经济自由化”，这是西方国家奉行的经济教条。这里想做一个极端的模型假设，在社会事务方面，社会福利以公平为核心，由政府主导；在经济事务方面，经济运行以效率为目标，由市场主导，二者可否并行不悖？在我们建立某种社会研究模型或经济理论模型时，这种割裂也许是可以成立的，至少保守的社会学家相信社会应该计划化，正如保守的经济学家坚信经济应该自由化一样。令人头疼的是，现实问题远比理论模型复杂得多，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割裂，社会的“计划化”常常会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或微观经济决策行为，经济的“自由化”又直接涉及到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基础的来源问题和财务机制的运转。特别是当以上理论思想落实为各项社会经济政策时，又会经过多方利益博弈这样一个冗长的过程，所以很难想象社会事务管理能够纯粹“计划化”，也难希冀经济运行完全“自由化”。

本节写到“从费边主义、新自由主义到凯恩斯主义，各种有关社会政策的理论已从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不同角度论证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虽然这是讲理论如何为政策服务的，但觉得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政策研究方法。即对一项即将出台的政策，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不同角度研究其必要性、可行性；政策实施后，也可以从这些角度设计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政策评估。社会保障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涉及到很多政策研究工作，个人觉得在学习中积累一些研究方法还是很有必要的。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假设前提和研究方法，也许结论与我们的期望有所出入，但我们都应该对其客观评价、辩证思考。例如，经济学的假设人是“理性人“，追求利润和效用最大化。在这样的前提下，凯恩斯得出了政府应该干预经济的结论，为社会保障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持。这说明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社会保障制度也是能得到有力支持的。即使后来弗里德曼、哈耶克得出了否定福利国家的结论，我们也可以将其研究作为方面教材进行参考，剖析社会保障制度可能的缺陷并加以改进。我们没必要迫使奉行效率的经济学家去信奉公平，更没有必要因为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怀疑和指责而否定对经济学研究对于社会保障学科发展的重要性。

福利国家的评价问题。当大家在评价福利国家时，考虑更多的是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福利水平之间的关系。福利国家为国民创造了高度的安全感和社会稳定感，这是无法用货币量化的社会效益。能够用经济指标量化的分析方法，进行社会保障研究时我们应该采纳；但对社会保障绩效的评估显然已经超过了经济范畴，考虑社会保障问题更应该“算大账”（确定一系列社会、经济指标综合评价）。

社会保险型模式的代表国家是德国，德国奉行的社会市场经济包括了带来经济效率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和创造并提供社会公正的社会保障，这两个领域“密不可分”。这又回到了前面讲市场（效率）和社会保障（公平）的老问题上，至少德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榜样。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在于：社会保险具有普遍性；社会保险金实行个人、雇主和国家共同负担；社会保险自治管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地位最重要。可以看到，我们正在学习和走德国的路子，国家在大力推行以养老、医疗为重点社会保险，疑问是——我们的社会保险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方式？德国的自治管理来源于其强大的自治文化传统，这种自治管理模式兼具了民主（公平）和效率，是一种市场和政府力量有机平衡的很好的载体，我想这也是德国社会保险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显然，我们是不可能一朝一夕之内建立其如此组织严密的自治组织。我们的组织文化特色是什么？至上而下的行政主导式还是板块分割的地方割据式？在这种传统下我们的组织基础又是什么呢？这样的管理和运行机构能否发挥出社会保险（平衡政府、市场力量）的真正作用？

强制储蓄型保障模式的代表主要有新加坡、智利和香港，其中新加坡和香港是都是具有高储蓄率文化的华人社会。我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建立具有储蓄性的个人账户在中国还是能够被接受的。现在的问题是，养老责任到底是国家的还是个人的？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动，养老显然不会只是个人责任，国家提供国民年金是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个人账户的建立在中国虽然有可行性，但充当什么角色还有待考虑，不是说国民接受个人账户国家就能把养老的主要责任全抛给国民的。保险的理论基础是大数法则，储蓄型（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险是缺少保险风险分散和互济共助功能的，它异化为了具有储蓄加投资功能的理财产品，已经缺少了保险产品的原始特征。在商业保险领域，这是市场竞争（追逐利润）、保险资本化运作的一种发展趋势（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已经成为资本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其资金来源就是这些具有储蓄性的保费）；在社会保险领域，追求“保险”的养老保险也许应该回归本色才对。

社会保障的发展规律主要有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经济援助为手段）、刚性发展规律、协调发展规律、多样化发展规律。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社会保障的多样化发展值得关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保障发展）。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全球化、一体化发展，而另一个重要市场劳动力市场却由于各国政策的限制不可能实现无障碍的流动。社会保障对象的主体正是劳动力，资本和产品的自由流动必然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将会如何发展？值得研究。

5、经验、教训与改革

经验是尊重本国国情、追求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建设健全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追求社会化、社会保险一体化。教训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福利膨胀引发财政危机；二是福利水平过高的问题；三是社会保障体系残缺不全的问题。改革趋势调整社会保障结构、增强社会保障调控能力、个人责任的回归、市场机制的适度引入。

这里想单独谈谈社会保障水平与国家竞争力的问题，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论题。个人觉得可能的结论是边际递减的正相关（或倒U型）关系。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研究：一是案例研究，以德国、英国、美国、日本、中国等作为案例进行研究；二是实证研究，选择合适的社会保障水平指标和国家竞争力评价指标进行实证分析（选择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横截面数据分析），看二者存在的关系。第四章 宏观关系

2、社会保障与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是人类发展的两个方面，社会保障在此被划入了社会发展的范畴。这种划分表明，社会保障不能仅视为经济政策，单纯为经济发展服务，这是对社会保障的“短视”和曲解。社会保障水平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衡量标准，社会保障是目标（共享、稳定、公正、和谐）而非手段。相反，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政策更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本节从风险管理、贫困问题、社会公平、社会政策四个方面论述了社会保障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可以看到，化解社会风险、消除贫困、维护社会公平等都是社会保障的应有之义，社会保障正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实现着上述目标。此外，社会保障本身即是社会政策的主要内容，它又与其他社会政策相联系，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机制。（理论可以简单化、模型化，实践却往往是复杂和混合的。）

风险管理与社会保障：通常意义上风险管理的研究对象主要指个人和企业等微观主体，它们的风险属于个体风险。而社会风险是不同于个体风险的，它不是个体风险的简单累积，而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由于劳动协作化、生活社会化、信息传导快捷化、致险因素增加、阶层利益集团形成）形成的一种可能导致严重社会危机的风险。化解社会风险，不仅需要提高社会成员个人抵抗风险的能力和储备，更需要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因为仅依靠个人力量是无法化解社会风险的。从防范社会危机的角度出发，国家当然应承担起建立社会风险化解机制的责任。社会保障机制正是通过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制度安排化解社会成员的个人风险、保障其基本生存和安全需求，并促进其进一步发展。

一般来说，保险是进行风险管理最普遍的手段，它通过聚资建立基金，对特定危险的后果进行赔付。对于个体风险来说，保险是一种很好的风险财务转移机制。对于社会风险而言，保险机制同样能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也是社会保险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地位显著的原因。然而，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社会风险不是个人风险的简单累积，以化解个体风险为主的保险机制也不是万能的，虽然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社会风险的个体风险单元。所以，一方面，保险机制本身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形成了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两大分支，前者遵循自由市场规则，后者则是在政府主导下强制施行；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除社会保险外，还构筑了社会救助制度这一“第一道防线”为社会成员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提供了社会福利制度以促进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提高，这都是社会风险管理的需要。

化解风险到创造安全的社会环境，再到促进社会成员协调发展，化解风险正是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落脚点。

贫困问题与社会保障：贫困的致因由个人因素为主导逐渐发展到社会因素为主导，这是需要国家出面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原因。贫困虽然属于经济问题，但简单地增加财富并不能解决贫困问题，而需要通过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手段才能实现目标。

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这是阿瑟.奥肯关于平等与效率的精辟论述。就社会保障而言，公平更是它的本质特色。社会保障的公平性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两层含义：一是公平是社会保障追求的目标之一（宏观层面），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各项制度安排促进社会成员获得更公平的参与机会，维持社会成员发展的起点公平与过程公平，并缩小发展结果的不公平；二是社会保障制度内在的公平性（微观层面），在保障范围、保障待遇、保障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安排都遵守了公平性原则。

3、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

生产与分配：社会保障属于分配与再分配领域，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可以简单化为“生产与分配”，生产与分配实际上是“依赖与协调”的关系。社会保障正是一种“维护生产效率的同时对收入分配进行合理调节，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的机制。

经济体制与社会保障：主要是指计划经济或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经济体制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不同的体制下社会保障制度截然不同。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保险，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险，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必然具有与经济制度的内在契合性。市场经济成为目前主流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存在的市场失灵痼疾使得社会保障等国家调控政策的存在具有了必然性。市场经济的经济主体多元性、市场竞争性、法制性、开放性特征也决定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普遍化、法制化、社会化。应该关注的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只有清楚了这一点，才能设计出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保障制度。

经济政策与社会保障：一般认为经济政策的目标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理论是目前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但我认为，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量”的衡量，发展应该包括“质”与“量”两两个方面（可能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更偏重可以量化的东西）。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中有几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一是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会对就业政策（劳动力流动、劳动力供求、劳动力价值）产生影响；二是社会保障与资本市场，对储蓄、投资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三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社会保障是公共财政主要组成部分，对其收支差生影响。

互制与互促关系：二者既相互促进，也相互制约。这是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全面总结。前面在谈生产与分配关系时也隐含了这层意思，但这里谈的更具体。互促表现在经济发展为社会保障提供稳定的财政基础，社会保障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优质饿劳动力、雄厚的社会保障基金。互制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保障的规模、结构、标准，政策也有制约性；社会保障水平过高过低又会反向制约经济发展。

本部分举了新加坡的例子证明社会保障积极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我们拥有大量的储蓄„„当其他国家的经济缓慢下来时，我们却能摆脱经济下降的趋势。”虽然这里是指新加坡的公积金积累，但高储蓄率在东亚尤其是华人社会国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债务危机是金融风险频发的主要诱因，高储蓄率能否作为国家抵挡金融危机波及的法宝值得思考。个人的储蓄率与国家社保基金储蓄的替代关系对经济发展又会有什么影响呢？觉得对中国来说影响不大（居民已经有较高储蓄率了，改由国家通过养老基金积累的，应该不会有太大提高）。

4、社会保障与人的发展

这一节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人的发展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是什么？在本章开篇即已提到，人类发展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社会保障一般划入社会发展的范畴。本节则指出“人类发展包括人的社会化、高素质化与老龄化”,“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中心”。这样看来，人类发展应该是一个宏观层面的概念，指的人类这个整体；人的发展则属于微观概念，以人这一个体作为研究对象。不知道这种理解是否正确？

人的社会化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进程，从小农经济社会的“家庭人”到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单位人”，再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人。人的社会化决定了人对社会化保障方式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化保障方式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性组织作为实施主体——在西方，非官方性质的宗教团体很早扮演了这一角色；中国则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一直由官方直接负责社会保障事务，社会性组织缺位，这种情况下需要“社会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如何实施？是尽快完善社会性组织结构，还是设计新的符合中国社会结构的制度框架？相信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践来说，绝非模仿西方的制度安排那么简单。另外，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人的社会化进程还多了一个“单位人”，这一特殊社会化进程对于中国社会保障的体制和观念上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即是从“单位保障”开始的改革）。

人的素质包括身体素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素质等。社会保障通过国民医疗保障、教育福利、就业保障等制度安排为提高人的各项素质提供了全面的保障。才外，包括养老保险制度、老年医疗保健制度、老年社会服务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则为老年人提供了保障。由此也可以看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各项制度安排即是为了满足个人发展的各项需求而设计的。此处有一个疑问，即老年医疗保障的资金来源与营运问题：按现行制度，退休之后（即开始领取养老金起）即不再缴纳医疗保险费，但医疗保险基金具有短期资金性质（即按年缴费），不再缴费是指老年人的医疗保险保费由养老金中的一部分划入医疗保险基金，还是指养老保险基金中也包含了老年人的医疗保障部分？个人认为由养老金抽出部分代缴是符合保险运营规则的，这样将不会影响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两个不同保险体系的运转（精算基础不同、资金期限不同、基金运营模式不同）。如果养老保险基金包含了老年医疗保障部分，也应该将医疗保障与养老保障部分分离运作，这才可以保证基金的安全和可持续性。

5、社会保障与政治及其他（道德、文化）社会保障与政治两者关系的基本结论是“相互需要”，即“在一定的条件下，是政治决定着社会保障的发展；而在另外的条件下，却可能是社会保障影响着政治。”社会保障以公平为本质，追求人类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可以说是一种充满崇高理想的理论，这种理想主义理论却成为了最具实践特色的学科，正是基于权力博弈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将其变为了现实。可见，政治对于社会保障的影响，尤其是制度实践的作用不容小觑。民主政治无疑是推动社会保障这一维护公众利益的理论变为现实政策的关键因素，但为了获得选票而将社会保障泛政治化,促使社会保障不断膨胀，却违背了社会保障自身发展规律（必要性、可行性、发展的可持续性）。社会保障毕竟不是一个纯政治的产物，不可能仅仅是政治的“玩物”。应该说中国目前也是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但正如前面多次提到的，中国社会保障政策的出台似乎更多的是部门博弈而非立法磋商的结果，政策的有效性值得怀疑。福利膨胀目前看来不是（未来也不太可能，毕竟中国还没有多党选举制度）中国的难题，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的幸运。实际上，我们的问题是保障水平偏低、结构不合理，而非“福利病”，是否这也正是因为缺少多党选举制这一激励机制所致呢？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看来，提高国民的福利待遇自然是应有之义。

社会保障与道德文化。道德文化包括了伦理道德、习俗、宗教、成见、爱好、语言等不同地区、不同地方各个社会人民之间的差异。如果说前面的经济、社会、政治等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较为显性，那么道德文化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影响则更为隐性和潜移默化得多。韦伯的文化决定论就高度认可了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作用。尤其是在经济一体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的今天，硬性的东西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具有趋同性，真正的无法融合的差异正是来自道德文化这些具有软约束力的东西。习惯于经济模型和定量研究的经济学家们在研究经济发展等经济问题时，也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这些无形因素的重要性（例如克鲁格曼等提到的“亚洲体制”）；社会保障专业的理论研究者，又该如何评估道德文化因素对社会保障制度理论发展和制度构建的作用呢？本书就明确指出，现代社会保障以“慈善观念和人道主义为始”，可见道德文化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从制度建立伊始影响深远。现在，我们说看到的似乎是经济、政治、社会这些问题与社会保障关系更为复杂和明显。但当我们再次反省制度设计时，应该注意到伦理道德对制度本身的深层影响及与经济、政治、社会的交互影响。例如由于伦理道德的影响，西方重以社区组织为基础的社会保障，而中国重家庭保障，这也是为什么社区组织和社会服务在西方较发达的原因。但由于经济、政治等外界因素的影响，社会结构变动，家庭小型化，家庭保障力度日益不足。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设计既能契合我国传统，又能发挥保障功能的社会保障机制呢？如此等等，在进行制度设计时都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第五章 制度安排

1、引言

第三章社会保障发展进程的考察是从历史纵向的角度出发，考察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规律；本章则从横向的角度考察了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相通的功能和共同的原则。本章对当代社会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性特征概括如下：“以法律与政策规范为外在形态，以互助共济为内在规则，以政府为直接责任主体，以强制实施为基本手段”。

2、功能与原则

本部分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将社会保障的功能概括为了稳定功能、调节功能、促进功能和互助功能四大基本功能，此外，社会保障制度还具有防控风险、资本积累等衍生功能。社会保障的稳定功能充分体现了社会保障作为社会首选稳定机制的作用（市场机制则是动力机制）。社会保障的调节功能则体现在政治（调整不同利益集团、群体、阶层利益）、经济（公平与效率、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等多个领域。社会保障的促进功能是以上两功能的进一步演变与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从被动逐渐变得更为主动，也反映了社会保障自身的发展。社会保障的互助功能体现在资金的互助、物的互助和劳务服务的互助等多个方面，其中资金的互助是保险机制风险分散作用得以发挥的基础，但社会保障的互助性外延更广，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单纯依靠保险机制无法解决社会保障问题。

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包括公平性原则福利性（互济性原则）、强制性原则、普遍性与选择性原则、多样性原则，其他原则还有社会性原则、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安排相结合原则、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原则。“强制性原则”部分指出强制性“主要体现在法律的规范与强制方面”，“政府的强制植根于法律的强制，并服从于法律的强制”，中国应该特别反省这一点，似乎总是政策强制而非立法强制、政府干预而非司法部门在起作用，甚至不起作用。真正的社会保障强制性应该体现立法上，政府根据本国需要和具体情况进行强势或有限干预，这是社会保障制度要遵守的基本原则，类似的，别的社会政策或经济政策呢？恐怕更是如此。

本部分对社会保障权利义务关系做了阐述，指出社会保障制度中权利义务是“相结合”的（而非对等）。本部分以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作为了例证证明这一点，我存在一定的疑问，因为类似的例子在商业保险中似乎也说的通。这样推理，是不是商业保险也只是权利义务结合而非对等呢？显然不是。商业保险合同是有偿合同，投保人与保险人是“对价”的，但这种对价是一种风险与收益的“对价”，是建立在精算基础上的实质对价而非对等的代价。那应该如何理解社会保障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一是仅从社会保险来看权利义务关系，可能有的项目还是具有一定实质对价性的，而有的项目这种对价性则较弱，如仅以缴费作为受益条件的话，或者说受益与缴费关联性很低（意味着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可能采用的是不同的精算方法），那这类社会保障项目权利义务关系就更具有“结合”特征。二是社会救助或社会福利等方面，社会服务的重要性更为凸显，权利义务一般以“结合”为主。

3、部分国家的制度安排

本节主要对英国、德国、美国等三个在社会保障发展史上具有影响意义的国家的制度安排进行了介绍。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颁布《济贫法》和宣布简称福利国家的工业化国家，采取集中管理模式，社会保障制度由社会保险系统、国民保健系统和个人生活照料系统三大子系统构成。国民保健系统成为一个单独的子系统，足见英国对国民保健的高度重视，这也是卫生医疗服务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不过，本部分在社会保险系统中提到了医疗津贴项，不知道这一津贴与国民保健系统的关系如何？我想，这一津贴应该属于给付型，直接支付给患者不与医疗费用挂钩，这样可以简化社会保险医疗部分的运作；国民保健系统所提供的免费和低价服务的补偿性费用则由系统内部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共财政和纳税人缴费）提供，不与患者发生直接关系。

德国是社会保险制度的发源地，其社会保障体系以强制性的社会保险为主体，他那个是辅以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社会保险能够在德国产生并日臻完善，与德国规范的立法机制和历史悠久的自治管理传统是分不开的，前者提供了完善的制度基础，后者则提供了成熟的组织基础。此外，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方面：一是医疗保险地位的重要性，这从疾病保险法作为第一步社会保险立法就可以看出来。二是德国的社会保险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分割，如养老保险中也有单独的农民养老保险和矿工保险，所以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时不一定要强求制度的同一性，其实制度的灵活性（可衔接和可转换性）有时更为重要。三是德国退休者的医疗保险保费来自于养老金，这部分回答了我在第四章中提出的退休后医疗保险费来源问题。四是德国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不同于英国的，分由不同的部门管理。

美国是第一个颁布社会保障综合立法的国家，由于美国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其社会保障制度是有别于欧洲的。但美国社会保障制度中重视地方政府责任和民间力量、责任分工明确的经验却值得我们借鉴。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地方政府一直是介于中央政府与国民之间的强大力量，具有很强的谈判能力，如何发挥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推动而非阻碍作用，值得思考。此外，美国的《社会保障法》是将公共卫生工作做为了一项单独的内容，可见公共卫生是纳入了其社会保障体系的。中国的公共卫生在此次医改中提到了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内如何定位公共卫生乃至整个国民保健体系呢？这不仅牵涉到多个部门的利害关系，更有关全体国民切身利益，有必要进一步理清其中的关系。此外，新加坡是社会保障制度中一个较为特殊的模式，它采用的是缺少互助性的公积金体制。这一制度目前运行的还不错，无疑是契合新加坡城市国家、华人社会、经济发达的国情的。雇主责任制是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强制性的雇主责任保险替代了其他国家社会保险中的工伤保险，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政府责任。疑问是，这种强制性的责任保险是社会保险的单纯替代，还是本身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险色彩？因为这涉及到该险种性质的判断和监管责任的划分。如果是前者，则该险种仍是一种商业保险；如果是后者，则应属于社会保险，新加坡采用的是劳工部监督下由私人保险公司负责经办。这样看来，政府还是具有一定的监督责任的，毕竟这是一个半强制性的险种。目前我国正在大力发展强制责任险，我觉得应注意三点：一是明确政府应负的监督责任；二是规范商业保险公司的市场行为；三是不可混淆责任险与意外伤害险的性质，盲目替代。

4、中国的制度安排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涉及到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四个不同的体系框架。中国内地的社会保障制度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保障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化社会保障体制的变革，“正在改革中定型，在改革中发展”。本书写于2000年，可以看到，这八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每天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是任何一本著作能够及时记录下来的。但应该指出的是，本书对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方向改革的判断却是绝对具有说服力的，即新制度的体系框架已经确定，只是道路选择与诸种技术策略问题存在着争议。在坚持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基本理念和原则的基础上，我们这一代研究者要做的正是为现实制度发展路径和技术策略的选择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并将其落实为政策。

香港、澳门两地的社会保障制度较为特殊。香港的强积金制度、综合社会援助、公共房屋、雇主责任制等都是很有特色，并在其“自由”经济体制下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台湾与内地具有相同的制度源流和文化基础，目前的制度框架也具有相似性。与内地相比较，台湾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得更为成熟，值得我们在进行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时多做参考。两地最值得学习的地方莫过于台湾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立法体系，通过平行立法的方式台湾颁布了多不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及实施细则。另一值得借鉴之处是“管办分离”（多头管理、多头实施），这是由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和项目的多元化决定的，国内目前也朝这方面在发展，但应该注意制度的统一化和避免重复建设，以提高效率。

5、来自国际的影响 一国社会保障制度所受到的来自国际的影响主要源于以下途径：殖民扩张、制度示范、共同协议及非政府间组织的合作与推动。其中，“殖民扩张的方式已经成为历史，制度示范方式亦从以往的盲目仿效转向审慎借鉴和合理吸收，共同协议的影响则在相对稳定中发展。”

对社会保障制度有影响的国际组织主要有三类，即政府间组织、非官方社会团体和国际经济组织。代表性组织如下：

国际劳工组织 http:///Chinese/

尽管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种趋势，但社会保障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立足于民主文化传统、现实政治制度及社会条件”）却决定了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国情，当代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这样一个既有共性又有差异的多样化格局中稳定、理性发展。第六章 基金与融资

1、引言

本章的思路很清晰，先是从抽象的制度机制角度（收入再分配机制）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剖析；后以部分则是从制度运行的角度对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分配和运营进行了介绍。

2、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基金

本节是按照特殊到一般的方法进行阐述的，即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在再分配——社会保障基金。

学者们通常从三个角度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即个人或家庭的收入分配问题、生产角度的收入要素分配问题、社会角度的国民收入与财富问题。一般来说，社会学家更关注个人或家庭的收入分配问题，经济学家更关注生产的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理论按属性出发又可分为两个范畴，一是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收入分配关系，二是经济学所研究的收入分配的计量和具体分配方式（相对收入不均等法——基尼系数、洛伦兹曲线；绝对收入和贫困——分层法、贫困线法），前者对社会保障而言是基础性理论，后者则属于技术性理论。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包括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经济体制、社会政策及其目的、国家强制性力量。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通常强调要素分配或功能性分配与效率；再分配则是对初次分配的有效调整，强调公平，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应特别注意初次分配中的劳资关系及其利益分配问题，国外通常有工会参与的协商谈判机制，国内却缺少这种实质机制，工人利益在初次分配中如何维护？目前我国贫富两级分化日益严重，缺乏有有效的初次分配机制，各种矛盾不断积累恶化，暴力冲突不断，这种情况下，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强有力的再分配机制，近期看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长远看也是保证国民共享国家财富增长的必然要求。当然，初次分配中的结构性问题也需要逐渐调整和解决，不能完全指望仅再分配机制发挥神奇的作用。

社会保障基金这一部分主要对其分类进行了简单介绍。“总体的社会保障基金反映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总量水平，并与总体的收入分配和社会经济发生联系；分类的社会保障基金„„是评价社会保障体系与功能结构的客观指标。”可见基金规模是社会保障理论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参考数据。本部分按财政性社会保障基金、社会保险基金、社会福利基金和其他基金对社会保障基金进行了分类介绍。有两点启示：一是美国的社会保障基金运行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均充当着拨款责任主体，但却是联邦拨款与州政府等的拨款分工运行、各负其则”；而中国却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拨款混合使用”，这是否是导致“权责不明”的主要原因？只有明晰事权与财权，才能真正划清权责（是否进一步与政治体制有关？美国联邦制，中国集权制？但中国的地方政府谈判能力是很强的）。二是关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模式的疑问，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保险基金问题频出（保险基金不保险）？我认为应该在明确基金产权性质（国家、企业、员工）的情况下设立合法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机制，才能从制度上解决社保基金的安全性问题。

3、资金的筹集

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应做到：“一是资金的筹集方式应当与制度模式相适应；二是资金的筹措渠道必须畅通；三是资金的来源必须稳定；四是已经筹措的资金能够满足社会保障的需求。”资金的筹资方式一般分为征税、征费及自由筹资等三种方式。

社会保险税费之争一度是理论界争论的热点。很有意思的是，财政和税收领域的学者都主张征税（如陈共《财政学》），而社会保障学者则主张征费（猜想财政部、社会保障部之间的利益博弈可能更激烈）。本节详细分析了社会保险费与社会保险税的基本区别，并在注释部分评估了我国费改税的预期效果，指出“社会保险费改税应当缓刑”。可惜的是，目前国内各地还处在两套制度并行的混乱局面中，财权的掣肘常常使本来就艰难的制度运行更加举步维艰。

养老保险的财务模式部分讨论了现收现付制、完全积累制和部分积累制三种模式。现收现付制是最能体现保险风险分散、互助共济原理的。但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的完全积累制时还是否就不具有这一功能呢？我认为应该将养老保险中的风险分散机制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横向的代内风险分散机制，一个是纵向代际风险分散机制。现收现付制包含了以上两种风险分散机制，而完全积累制建立在对死亡率、通货膨胀率、利率等数据进行精算的基础上，是一种代内的风险分散机制，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储蓄加投资。（智利的养老金个人账户制应该被看作特殊的商业寿险还是特殊的基金？我觉得应该只能算基金，因为商业寿险具有以精算为基础的风险分散机制，基金则是缺少互济性的纯粹个人账户。）

4、基金管理与保障待遇

基金管理需要遵循以下原则：“依法管理、规范运行、收支两条线、预算管理、杜绝漏洞”。我觉得以上五条原则是很值得品读的。为什么国内的社保基金经常出问题（例如，地方政府挪用社保基金）？关键在于这五条原则并为形成有力的制度约束。

社会保障待遇可以分为现金援助、实物供应和劳务服务三种。现金援助随着社会保险制度的普及化而成为社会保障待遇支付中最重要的部分，实物援助这一古老的待遇支付方式地位有所下降，劳务服务随着社会福利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壮大，保障待遇的多样化“既反映了社会成员在社会保障需求方面的发展变化，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经济乃至家庭结构的发展变迁”。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也暗示着社会保障理论研究中劳务服务这一方面地位也会越来越重要，不仅是社会福利方面的服务提供，其实对社会保险的研究中，养老服务、医疗服务、就业指导服务、工伤康复服务等也是很重要的。

5、基金的储存与营运

基金制社会保障制度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基金的储存与营运必然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此处的基金制应该类似于前面提到的积累制，本节注释中提到“补充保险制度与人寿保险制度均是基金制”，我的疑问是，此处提到的“基金”是否能等同于资本市场上的基金公司所运营的基金？我认为是不能等同的，这里的“基金”应该只有积累的涵义。尽管保险公司的寿险产品不断升级，从传统死亡保险、生存保险、两全险发展到与资本市场联系密切的分红险、投连险、万能险，但都是以生命表为精算基础的，其原始功能还是保险而非投资；基金公司的基金则是纯粹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的投资产品，没有既定的到期收益率，个人承受全部投资风险和收益。既然不能等同，那怎么看社会养老保险的性质呢？社会养老保险自然不是纯粹的基金，正如前面提到的，不论是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还是积累制养老保险，都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风险并具有互济性的，二者的演变可能类似于传统寿险到新型寿险的过渡。这样来看，企业年金等补充养老保险的经营决不能简单等同于基金，交给基金公司当作投资产品经营（虽然可以委托基金公司进行资本运作），因为从性质上来看企业年金毕竟是一种保险机制，建议还是应以保险机构作为经营主体。本节提到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益时，有一个观点很重要，即不能仅就投资收益判断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益（这是仅局限于社会保障基金自身经济效率的一种评价），还应考虑社会保障基金的间接经济收益和社会贡献率。

第七章 法制与管理

1、引言

法制系统是社会保障运行的基础系统和核心系统。法制对于社会保障的重要意义“不仅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即是一项法制化事业，而且因为社会保障制度实质上属于社会再分配，调整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分配格局是这类制度的核心任务”。而立法机关正提供了这样一个各方参与的利益调节平台，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来制订规则才能真正体现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一直，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与强制性”。（郑老师：“法律的严肃性在于他的程序，一部法律的出题啊往往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这才能保障它的谨慎、严肃、权威，应关注立法程序„„关注立法过程中的分歧和争议。”）

管理系统的重要性在于社会保障属于公共领域，政府是真正的责任主体，并要约束实施系统。社会保障的强制性正是在法制规范的基础上，通过政府行政权力的具体介入来体现的。

本节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博弈。立法机关的组成人员多是根据自己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做出判断，而政府确实社会保障的直接责任主体，两者的目标必然有所区别，直接影响着各国社会保障的改革进程。

2、社会保障法制的一般理论

从性质上来看，社会保障法制系统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一个规范性系统、一个分工协调性系统和一个多层次系统。社会保障立法理念嬗变的历程可以概括为“从惩治术到怀柔术，再演变到社会稳定与社会公平维系机制，进而成为国家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战略措施”。社会保障法的本质是社会成员生存权利保护法、国民安全法、社会稳定法和社会调节法。社会保障法的基本原则是普遍性与区别性相结合原则、权利与义务相结合原则、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原则、公平优先原则、集约立法原则、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统一规范宗旨、性质、基本模式，明确责任主体、管理体制、实施对象；个别项目设置、标准确定、组织实施及划归地方政府负责的事务可视具体情况确定）。立法的基本内容包括了法律的调整对象、主体、客体和专门内容。

3、立法实践 根据社会保障立法理念和具体实践，社会保障立法的发展进程可以分为济贫法阶段、现代社会保障立法产生阶段、现代社会保障立法成熟阶段、现代社会保障立法完善发展阶段四个阶段（一国的立法实践，特别是相关法律法规等文献是研究该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第一手资料，本节对部分国家社会保障立法实践进行了整理，有一定参考价值）。从国外社会保障的立法实践来看，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立法历史普遍较长，都经历了立法逐渐完善的过程，完备化是各国社会保障法制追求的目标。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制建设虽然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但总的来说仍很落后，主要表现在：立法缺乏合理理念、立法缺乏统筹规划、法制建设层次低、立法主体混乱、立法层级无序。可喜的是，社会保险法目前已在全国人大审议，有望明年出台；社会救助法也将于明年提交审议，这几年正是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关键时期，值得关注。

4、管理体制

社会保障管理的原则包括“依法管理原则，公开、公正与效率原则，集中管理与分类管理原则、属地管理原则，以及与相关系统协调一直的原则等”。依法管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管理机构及管理岗位须依法设置，二是管理系统须依法运行（第一点是往往是容易忽视的）。社会保障管理系统应该要追求效率，此即是即是以公平为宏观目标的社会保障制度所强调的微观效率，是对社会保障中“公平与效率”进行注解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属地管理原则有一点疑问，本节提到社会保障实现的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社会成员之间的共济或互济共助”，如果是这样，那应该如何理解属地管理原则与中国的提高统筹层次问题？统筹层次的提高通常意味着风险能在更大范围内分散，劳动力流动障碍逐渐减少，制度的公平性更高。在此，统筹层次是否是仅对项目模式而言（如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而属地管理是指具体管理体制下的层级管理（中央、省、地方）责任的落实？可否将属地管理与统筹层次的协调理解为寻找管理效率与制度公平的平衡点？

社会保障的管理模式可以分为政府直接管理、半自治管理及自治管理。对于自治或半自治机构来说，机构自律（运行程序的规范透明和内外部的严格监督）是很重要的。德国社会保险制度以自治管理的高效性而文明，是否说明这种管理体制是否就最契合社会保险制度？在中国文化土壤下，这种管理模式是否具有成长空间，或者说哪种管理模式最适合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国情+社会保障制度）？都还有待探讨。

第八章 运行与监控

2、运行机制的一般理论 社会保障宏观运行机制包括了法制、管理、实施和监控四大系统，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就是主要介绍社会保障运行机制的，这一节实际具有总括性质，觉得可以放到第七章第一节去讲，也许架构更合理。

这两章有多处谈到了效率问题，如运行机制的效率、管理系统的效率、实施系统的效率问题。此处的效率，都是以社会保障机制本体作为对象，强调了社会保障的微观效率。对低成本高效率的考量，都应该成为对以上机制进行评估的重要指标。

本节对我国社会保障运行机制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中国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滞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发展实践和整个社会良性发展的需要，而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并能够维护社会保障体系高效运行的社会保障机制的构建，又滞后于社会保障体系结构的重组与发展。”确实，“摸着石头过河”曾是我们创造中国奇迹的宝贵经验，这条经验是否同样适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值得怀疑。应该意识到的是，我们正在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曾经依靠“摸着石头过河”经验所取得的成果付出着相当大的代价，未来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阻力将更多的来自于改革过程中所积累的弊端（而非旧制度中残存的某些东西）。中国社会保障运行机制“正处在重塑的初级阶段，从有有序到无序，再从无序到新的有序，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3、实施系统

社会保障实施系统牵涉到具体的工作实务，有很多值得探讨的技术性问题，也就成为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

本节的启发：“任何一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均覆盖着一个庞大的受益群体，这个群体的社会保障消费本身就是一种资源，资源分配亦能创造效益。”——可以通过制度设计促使这种“效益”成为社会保障民营化的激励机制，提高实施系统的效率。例如，可以将社会保险中的运行环节外包给银行（收缴与发放）、保险（风险管理）、基金(资本运作)等机构。

关于本节，有如下疑问：一是城镇社区基层组织和乡村基层组织的性质及其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定位问题，这方面我还不太了解，需要进一步学习。二是关于雇主责任制是否可视为工伤保障民营化？觉得两者是不同性质的保险，是替代，而不能称之为“民营化”。三是中国社会保险制度中的管办分离是如何落实的？保险经办机构的性质问题（事业单位是中国的独创，这种性质的社保经办机构是否能真正做到管办分离）。

4、监控机制 监控机制社会保障制度运行过程中必须具备的一种机制，对社会保障的监控不仅在于制度运行本身，也需要关注与之相关的各种宏观关系；不仅在于日常的、微观的或基层的监督，也需要重视预警的、中长期宏观的监督。

社会保障监督机构一般包括行政监督系统、专门监督系统、司法监督系统和社会监督系统。此处的疑问是我国行政监督中的劳动社会保障部和民政部等部门是如何行使监督职责的？因为二者也是我国社会保障事务的主管机构，它们是否能真正做到监管分离呢，还是仅能够做到实质上的管理系统中的内部监督？英国也是官管、官督体制，但仍然保证了监督系统的独立性，值得借鉴。

5、预警系统

科学、灵敏的社会保障预警系统应该包括：“设置合理的社会保障预警指标，建立迅捷的信息资料收集与传导机制，开展人口老龄化、失业规模、社会保障支出的中长期趋势预测，定期发布社会保障运行情况的有关信息等。”

社会保障水平指标是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指标。20%是理论界公认的经济发展拐点，当社会保障水平低于20%时会促进经济发展；超过20%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作用。但应当注意的是，经济发展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手段而非目标，也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社会保障水平与社会发展、国家综合竞争力等的关系会更有意义。

本节有力驳斥了“社会保障水平偏高”的观点，论证方法值得学习——“一是中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虽然有了相当的规模，但离占GDP20%的比重还相差较多”，这是数据论证。“二是中国的社会保障指出并未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或负面影响因素，恰恰相反，社会保障的不足或不合理正在影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是事实论证。“三是中国约有60%以上的国民并未进入到社会保障网络„„”，这是进一步分析数据构成的合理性。这一点在我们用数据做论证时尤其应当重视，当用数理统计模型做计量分析成为今天流行的学术范式时，我们却经常忘了我们所依赖的数据也许本身就存在着问题。“四是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是在工资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形成的，实质上含有对劳动者工资长期偏低的补偿部分”，这是对模型外影响因素的分析。

6、危机的防控

7.《经济与社会》读书笔记 篇七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在与经济学对话, 尤其是与新制度经济学大家、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奥利弗·E·威廉姆森对话。通过对话, 作者提出了“嵌入性”这一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

在该文中, 格兰诺维特首先批判了社会学传统中的“过度社会化”和古典、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低度社会化”两个问题。格兰诺维特引用丹尼斯·罗恩的观点, 指出在社会学中存在人被视为对他人意见过于敏感且完全屈从于经由社会化过程内化的共有的价值与规范体系, 即过度社会化问题。而经济学中则存在低度社会化倾向, 认为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影响。格兰诺维特对两种倾向分析的结论虽然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相互对立, 但却有着惊人的共同点:均以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 即将行动者孤立于实时的社会情境之外。过度社会化的孤立是由于机械化了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假定个人的社会属性或范畴一旦已知, 其行为方式也就被决定了。在文章中, 格兰诺维特将过度社会化中的“社会”与自然神论者的上帝相类比, 来形容这种情况下社会所拥有的强大的决定性力量。而经济学家不是完全不考虑社会关系, 就是将其定型化、一般化。 (1)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 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嵌入性 (即嵌入性) 的观点。他认为, 行动者既不是像原子一样游离在社会网络之外, 也不会奴隶般地依附于其所属的社会类别赋予其的角色。人们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实际是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

最后, 格兰诺维特通过与威廉姆森、霍布斯以及古典经济学的对话, 针对信任和欺诈、“市场抑或科层”两个问题论证了其提出的“嵌入性”这一理论。

“嵌入性”这一概念的提出在社会学界、经济学界均引起了轩然大波, 引发了一场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大讨论大结合, 新经济社会学学派由此兴起。针对格兰诺维特《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 笔者对“嵌入性”这一理论做了如下梳理与思考。

一、嵌入性理论对于信任与欺诈的解释

威廉姆森发现, 经济学往往假设人们是以相当温和的手段追求自我利益, 规避了霍布斯命题。而现实的经济活动中, 往往“以骗术追求自我利益;善于伪装掩饰的人更易于找到交易利益”。经济学对这一问题有两个解释:

1. 低度社会化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主张。

他们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形成, 认为制度的形成即为解决经济问题。“每一个演化中的经济问题必有一个社会制度来解决它。”因此, 会有一个相应的聪明的制度被设计出来以提高欺诈的成本, 取代信任本身, 解决欺诈问题。格兰诺维特对这一解决方式的批判是:制度的设计不是产生信任而是取代信任。因此就会导致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 即有理性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钻制度的漏洞。笔者认为, 当一个制度设计出来使欺诈的成本变得很高的时候, 人们会推论认为理性的他人考虑到成本不会采取欺诈行为, 因此而产生一种新的信任。只是信任的对象不再是他人而是制度。但是其信任的前提是制度要足够“聪明”。

2. 过度社会化的“普遍道德”。

这一观点认为, 社会会渐渐演化出来某些类型的隐性契约使人们尊重他人。这些契约即使不是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的基础, 至少也对社会有效率的运作贡献良多。格兰诺维特对这一理论的批判认为, 道德的约束不是无时无刻的, 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 一个理智人在离家很远的餐厅吃饭时如果付了大额的小费, 在双方过去不认识也不太会再发生一次交易并且交易内容不太会传扬出去的情况下, 除非发生暴力或欺诈事件上述情况不可能发生。

相对于上述两种解决方式, 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嵌入性的理论强调具体的关系以及关系结构, 即网络能产生信任防止欺诈。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如下的假定之上的: (1) 每个人都喜欢与信誉良好的人打交道。 (2) 人们往往寻求比“不欺诈”更好的关于他人名誉的信息。格兰诺维特利用布朗提出的著名的“N名囚徒困境”博弈论来证明其观点。他举了其经典的戏院失火会发生推挤踩踏事件, 而家中失火则不会, 正是因为大家相互信任, 认为他人的行为是可预测的, 所以没有囚徒困境。因此, 是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能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信任。

二、嵌入性理论对于“市场抑或科层”问题的解释

威廉姆森《市场及科层》提出了“市场抑或科层”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经济功能会在公司界线内执行, 又在什么情况下会越界交给市场。威廉姆森本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在任何情况下组织都以最有效率地处理经济交易为原则。因此, 那些经常发生的、结果不确定的、有需要特殊投资的交易较可能会留在科层组织内;那些直截了当、不常重复又不需要特别投资的交易较可能在公司间进行。威廉姆森对其原因的解释有两个: (1) “有限理性”, 即将复杂的交易内部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2) 诉求于权威关系以驯服机会主义。

格兰诺维特认为, 威廉姆森的分析“混合了《利维坦》一书中相同的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观点。公司内科层权力的效能被过度强调了。就好像霍布斯过度社会化观点下的主权国家。”“市场”则类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具体来说, 他从三个方面对威廉姆森的相关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批判:

1. 格兰诺维特指出, 威廉姆森割裂了商业关系和社会关系, 而实际上两者密不可分。

格兰诺维特引用马考利的研究, 证明组织之间的经济来往亦具有稳定性, 除非迫不得已不会使用诉讼解决纠纷。“大家在协调的时候都不喜欢谈到威胁要上法院。如一个商人所说‘如果你让律师和会计师站在一边凉快, 你可以解决任何争端。他们完全不了解商场上让东取西的艺术”。“证据一致显示要有一些‘震撼’才会动摇公司的采买政策, 使他不再重复地向一家或少数几家供货商下订单”。

2. 格兰诺维特认为, 威廉姆森忽略了组织之间亦存在广泛而多样性的社会互动网络, 这也是信息传递的有效途径。

3. 格兰诺维特批评威廉姆森高估了组织内科层力量的效率。

格兰诺维特引用道尔顿的《经理之人》描述的中集体欺诈行为以证明组织虽然被“设计成完全与由社会网而来的集体行动毫不相干”, 但是“当人员流动低的时候, 职务之间的关系会增加私人色彩的内涵, 最后会改造关系网络而改变组织的方向” (James Lincoln, 1982) 。在这一批判的最后, 格兰诺维特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市场交易内化成为公司内的交易, 的确可以较好地处理复杂而特殊的交易, 但却不能明确的认定科层组织就是主要的原因。或许交易内化的主要效果是提供一个焦点, 给一个紧密连带的社会关系网络。”笔者认为, 这一结论与其之前的批判论证相左。在格兰诺维特对道尔顿研究进行解释时, 指出其之所以出现集体欺诈行为正是由于关系网络对组织的渗透和改变。一方面认为关系网络是交易内化的原因, 一方面又认为关系网络会导致组织内交易行为效率的下降甚至失效。

三、结论

威廉姆森让复杂经济活动由科层整合的组织处理来解释经济生活中“机会主义”与欺诈的防止及合作与秩序的普遍存在。而格兰诺维特则认为, 秩序或者失序、诚实或欺诈与关系结构有关, 与组织形态则较少关联。一笔交易是会留在市场还是垂直整合进公司内, 要看其他条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社会网带来的是冲突、失序、机会主义或欺诈时, 交易就有要垂直整合入公司中的压力。反之有一个稳定的网络来处理复杂交易并产生了公司间标准行为模式, 就不存在这样的压力了。

在批判威廉姆森的观点时, 格兰诺维特一直注意将自己的理论与功能主义和进化论撇清关系。譬如, 在论证社会关系能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信任时, 格兰诺维特也分析了网络的局限性以强调其不是乐观的功能主义, 以关系网络取代道德或制度执行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

四、笔者思考

在本文中格兰诺维特在与威廉姆森的对话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假设和命题。总体来说, 笔者认为, 其理论是将社会网分析与制度分析相结合、将社会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典范, 为后人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切入点。譬如, 他运用情境解释的范式对经济学理性人的假定做了捍卫, 认为对分析者而言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如果把情境限制尤其是嵌入性问题考虑进去仍可能是有意义的。因此, 笔者认为, “嵌入性”这一概念不仅仅是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范式, 更是一种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新工具。

摘要：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互动自古有之。在个体与组织的经济行动这一共同的研究领域, 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通过与经济学的对话更碰撞出了“嵌入性”这一开创新理论。“嵌入性”理论的提出开辟了社会学新的研究领域, 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 新经济社会学兴起并成为当今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派别。“嵌入性”这一理论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 更是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 可以解释许多社会经济问题。

关键词：低度社会化,过度社会化,嵌入性,新经济社会学

参考文献

[1]张文宏.社会网络分析的范式特征———兼论网络结构观与地位结构观的联系和区别[J].江海学刊, 2007, (5) .

[2]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段毅才, 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