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吴林伯先生

怀念恩师吴林伯先生（共2篇）

1.怀念恩师吴林伯先生 篇一

先生以九旬高龄,早该坐享龟鹤遐寿,但他却始终未曾放下手中的笔,停止理论研究工作。先生6岁入私塾,通读四书五经,因此对国学有着深厚的功底。在先生的最后十几年中,他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普及上,为此呕心沥血,付出了极大的心力。先生坚持对传统文化一定要全面分析,既实事求是、古为今用,又不因抱守而拒绝先进的东西。他反对近现代史上五经扫地、全盘否定的做法,也不赞成今天一些人对儒学的迷信、盲从。对社会上一些人打着传统文化的幌子把传统文化时尚化的做法,先生很不以为然,他曾生气地对我说起一些人借举行成年礼,让孩子给孔子磕头的事情。他说,我是给孔子磕过头的,6岁时父亲把我送进私塾,就给孔子磕头了。至今虽尊敬孔子,但并不迷信、盲从。儒学精粹在历史上对文化发展曾起过重要作用,要客观评价。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孔子是伟大的,但终究已成为历史了,因此不应该神化孔子,尤其是今天,孔子再伟大也不应该向他磕头。

到先生家探望先生,坐在他那局促而简朴的书房,醉人书香和雍容气质透露着文人的雅逸格调。书桌上摊开的是一摞书稿,散落的是文人必备的文房笔墨,周围则是堆积如山的资料。这是一个不变的场景,可以想象出老人以书为伴、伏案写作的景象。先生最后一些年尽管孤独,但他埋首书堆,培育了一种乐观的心态。故先生之思不器,先生之行不器,先生之量不器。尤其让学生感慨的是,就在这斗室天地,近几年里先生写作、主编了百万多字的著述。在这些成就背后,先生所付出的代价和所克服的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以先生之高龄难免有老年疾患,但他从未在人前讲诉过这些困难,而是自己默默地承受和克服。为了看病取药,先生经常自己蹬着三轮车去校医院,这已成为北师大的校园一景。先生做学问的方式是他们那一代学者的传统方式,即一条一条地翻阅所需资料,确认出处,然后再一个字一个字地爬格,完成论文写作,而不像我们今天做学问可以借助网络、电脑等工具,因此其艰辛程度非常人所能体会。先生做这些工作并没有助手,都是由他自己一个人完成,因之要克服比其他人更多的困难,付出更大的代价。用中国传统文化之基本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形容先生毫不为过,因为先生所做的一切需要有极大的毅力,而其目的只是为了服务社会。一位九旬老人默默地做着这一切而未有半句怨言,这是难以想象的心的隐忍、克制与磨练。

在先生的生活中,他与师母周老师的相濡以沫一直为人所称道。师母沉疴缠身,长期卧床不起,十数年间时刻离不开先生的照顾。伺候一个瘫痪病人的艰辛对于常人都是巨大的负担,更何况一个高龄老人,但先生对此却无怨无悔。每次探望先生,在谈话时只要师母房中有一点动静,他马上就会起身到师母身边,嘘寒问暖,悉心照料。让人感动的是先生自己也已到了需人照顾的年纪,这种基于良知和人性的不离不弃,让人体会到一种人世间的真情。岁月无痕,至今回想起这一情景,仍像一泓清泉,涤荡着自己内心的风尘,涌动起一丝久违的冲动。

2005年秋,《中国教师》杂志打算开辟一组以人文性为主题的栏目,我向先生约稿,获欣然应允,并视其为重新学习和应用古典诗文、服务社会的机会。由于这是一个连载的栏目,考虑到先生年事已高,故特意向编辑部主任张瑞芳交代,一定不要给先生施加任何压力。在答应撰稿之后,先生开始认真准备。先生先是提交了一份《古典诗文选读》的提纲,并极尽谦和,广泛征求意见,体现了他严谨治学的一贯态度。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先生总是按规定时间亲自把手写誊清的稿件送到编辑部,经过编辑处理之后还要亲自校对。就是出刊之后,先生也还要仔细阅读,进行勘误。《中国教师》于2006年第5期开始刊登先生的古典诗文选介,至2008年第15期为止,计27篇。在所刊文章的基础上,先生于2010年结集出版了《国学十讲》一书。先生把他的《国学十讲》看成是自己在实践“老有所为,再作出一点贡献”的诺言,他把这本书送给我时,感慨地说:“写这个东西很苦很累,但是苦中有乐,学到东西,发现新问题,这又是很高兴的。”不仅如此,在这本专著的出版过程中,先生对稿件反复进行修改,书出版之后还在不断地修订。一次去探望先生,先生特意拿出他自己留存的《国学十讲》,书已经破损,磨出了毛边,书页的天地间写满了修订、勘误的条目和要补充完善的内容。由此可见先生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

2009年,江苏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20世纪教育名家书系”,该书系总主编顾明远先生嘱黄先生和我主编王焕勋先生教育文集一书。这件工作的困难在于王先生生前的著述主要发表于建国前的老区工作时期,很多已经散失,或者用笔名发表,这些佚文要找出来极为困难。考虑到这一工作的难度,我让我的博士生黄学军担任编辑工作的助手,协助做一些查找、整理资料的工作。但先生并未改变他亲力亲为的一贯作风,带着我访问王焕勋先生的生前好友,查找老区时期的教育杂志,寻找每一条有用的信息。先生从建国前在华北大学时期就一直跟随焕勋先生学习和工作,其后从未离开;而我则从毕业后就来到焕勋先生身边,担任他的科研助手,后又成为他的闭门弟子。因此我们都把编辑这本书看成是自己的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我和先生一起做的最后一件事情,让我又一次领会了先生是如何把做人和做学问统一起来的。为了编辑这本书,我每隔一段时间就把先生接到首都师范大学(下文统称首师大),一起商量编书中的问题,决定解决方案,先生为此接触到了许多新人。大家在一起聊天讨论,解决问题,然后在首师大的狼山餐厅进餐。我感觉这是先生最为开心的一段时间,因老人生活圈子相对狭小,少有接触外界的机会,孤单寂寞会不自觉的涌出。尤其是先生虽已高龄,但仍保持了一种敏锐、缜密的思绪,因此渴望了解外部的世界,现在有机会接触新人新事,当然是非常高兴。为此我曾下决心花点时间经常请先生过来,陪他聊聊天,吃顿饭。先生听了很高兴,说吃饭就不必了,能经常聊聊天是很好的事。但因琐事缠身,这一许诺竟未能兑现。不仅如此,2013年我因夫人得病做了两次手术,然后是一年多时间的化疗,先生得知消息后主动打电话给我,向我表示慰问,并要我这段时间不要再去探望他。先生的一句问候、一个鼓励让我备感温馨,希望以后有机会报恩。但先生的离去让我的心愿竟成了终生的、永远无法追悔的遗憾。

2009年秋,我在首师大举办了一个学术沙龙,经常与学术同好、学生一起讨论教育理论问题。因首师大位于紫竹院南,伴竹而居,故雅取“紫竹沙龙”之名。为此我特意撰写了“竹赋”一文,请先生题字。先生显然深得竹文化的雅趣,与我谈起文人爱竹与修身养性、追求雅致生活的关系。他还找出自己早年所写的“咏竹二句”示我:“笋未出土先成节,枝已凌空仍虚心。”这两句诗赋予竹虚心有节、清秀俊逸、纯洁高雅的精神品格,寓意深刻,可谓文人境界的极致体现。我的《竹赋》全文如下:“竹也者,其性也静,其志也远,其节也硬,其心也虚。刚柔相济,张弛有度,临风自立,举重犹轻。胸有成竹者,不信浮术,不受虚言,不兴伪事,不采华名。斗室天地,家国情怀,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情。其风骨疑于竹也。”先生看后提议在“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情”后添加“以挺拔之姿态,抗冬夏之寒暑”一句,这可谓画龙点睛,把竹的性格表露得更加深刻、贴切。先生的题字书于二零一二年春节,时年九十有奇。

大约是从2007年起,我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山崎高哉先生合作主持了一个“中日教育学对话”的项目。因山崎高哉先生久闻先生之名,趁2009年访华之便,我陪他拜访了先生。这次会面相谈甚欢,又因恰逢先生米寿,故在我们共同主编的《中日教育学对话》第三辑的封面上印上了“敬贺黄济教授八八米寿”一语。先生就此感叹,用“何止于米,相期以茶”来表达自己假以天年、争取多做一些事情的愿望,其中既有对未来生活的坚信,又有曾经沧海的淡然。

2.怀念恩师吴乐懿先生 篇二

吴先生祖籍浙江省鄞县，1919年3月27日生于上海，6岁起跟随母亲学习钢琴，音乐天资从小就显露出来，七八岁就开始钢琴独奏演出，1928年9岁时，在上海“纪念舒伯特逝世一百周年”的国际儿童音乐比赛中获第二名，后跟随“五四”以来我国最早的女钢琴家王瑞娴学琴。193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师从钢琴系主任、俄罗斯教育家博力斯·查哈罗夫学习。18岁后即开始举行大量钢琴独奏音乐会。在学生时代就多次应邀与意大利籍指挥家梅·帕契和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上海交响乐团前身）合作演出了李斯特、肖邦、格里格、舒曼和柴可夫斯基等的经典协奏曲，演出广获好评。她的演奏以西洋技巧的功力，融进中国文化的神韵，曾使欧洲人为之震惊。

1941年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毕业后，她主要从事演奏活动，先后在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武汉、重庆、昆明、广东、广西等地举行音乐会，广泛介绍欧洲古典、浪漫派作曲家的钢琴作品，蜚声乐坛。与她合作过的音乐家都极为称赞她超凡的音乐领悟能力和演奏才能。

1948年吴先生应聘担任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副教授，同年底应华侨组织邀请，赴印度尼西亚为救济海外华侨募捐义演。1949年赴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师从国际有代表性的比赛玛格丽特·隆—雅克·蒂博国际钢琴、小提琴比赛的创始人——法国女钢琴家玛格丽特·隆及钢琴教师伊凡·诺特，并开始了在西欧的演出活动。195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同时获得巴黎音乐学院室内乐毕业头奖。因吴先生钢琴演奏出色，玛格丽特·隆教授曾建议她参加国际钢琴比赛，后因年龄已超过规定，未能如愿。

从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后，她又到英国参加暑期大师班，并举行独奏音乐会。1954年由英国经香港返回祖国，任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钢琴系教授，后又多次代表中国钢琴界应邀出访捷克斯洛伐克、芬兰、瑞典、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国举行演奏活动，以及与几个国家交响乐团合作演出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和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为我国与世界友好国家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在国内音乐舞台上，更是经常见到她的身影，如与我国指挥家黄贻钧、李德伦、韩中杰以及苏联指挥家谢尔盖·迪里济也夫合作与上海交响乐团、中央乐团演出，连续几年参加上海之春音乐周的演出，以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中国音协举办李斯特逝世150周年纪念演出等等。

吴先生主要演奏的曲目已灌制成唱片，其中有中国作曲家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怀念》，丁善德的《新疆舞曲第1、2号》、瞿维的《序曲第二号》，汪立三的《蓝花花》等，外国音乐作品有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以及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福雷等的作品。她曾连续多年到法国、日本、美国、瑞典等国出任国际钢琴比赛评委，在国内更是多次担任了全国性和地方举办的各种重要的钢琴比赛评委主席工作。许多国外来华访问演出和讲学的演奏家、教授到了上海都要前来拜访会见吴先生。

吴先生除了自己经常演奏外，在上海音乐学院又从事了四十多年的钢琴教学，1979年起就担任了钢琴系主任，1993年退休后仍继续应聘任教，直至1999年10月因病住院。

吴先生的教学充分体现了她深厚的艺术涵养和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综合了有代表性的俄罗斯学派和法国学派的特点。她指导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她）们已成为全国各地钢琴专业骨干力量。吴先生治学严谨、认真，善于研究，博采众长。教学耐心，对学生要求极为细致严格。吴先生在教学中非常强调对作品风格的整体把握，她认为首先要了解和把握住作品的风格与总的形象，这是至关重要的。细部的琢磨，周密的安排，首先必须来源于对乐曲的性质、风格、结构的全面理解。她主张学生练琴不只是用手练，更重要的是用心练，用脑子练，要真正从内心深处感受到音乐的存在。她从不强求学生必须这样做，必须那样做。只要不破坏作品的风格，不违背音乐的自然规律，主张演奏应该有鲜明的个性、独立的见解和明确的意图。

作为一位杰出的钢琴演奏家、德高望重的钢琴教育家，她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华献给了祖国的钢琴教育事业，她的辛勤劳动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和同行们的尊敬。她的杰出表现使她荣获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国务院颁发的为高等教育做出突出贡献的证书、全国第三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五、六、七届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上海音协常务理事、上海文联理事、上海钢琴学会会长。吴先生走了，我们将永远永远地怀念她……

葛世杰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