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翻译

一带一路的翻译（共8篇）

1.一带一路的翻译 篇一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俗文化旅游资料的翻译原则

摘 要：“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构想的提出，既是新时期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也是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发展理念的新体现，不仅能推动沿线各国的合作发展，也能给旅游业发展创造一个新视角。文化是旅游的核心基础，“一带一路”下的丝绸之路旅游发展带上的各地历史民俗文化积淀非常浓厚，做好民俗文化的翻译对于旅游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一带一路” 民俗文化 旅游 翻译原则

自“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以来，如何积极配合国家战略，更好地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已成为政府部门、产业界、学术圈广泛关注的话题。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旅游文化的宣传和旅游景点的推介。如何对外国游客进行有效的宣传和推介，旅游资料的翻译则显得尤为重要。在众多翻译中，以民俗文化的翻译最为困难。“一带一路”下的丝绸之路旅游发展带有着深厚的民俗文化沉淀，民俗鲜明的文化个性及其浓厚的民族特色给翻译带来了重重困难，如何将带有浓厚民族色彩的民俗文化恰到好处地翻译出来是语际翻译中的难中之难。本文试图提出针对民俗文化翻译的几点原则以期推动民俗文化的传播。[1]

一、民俗文化旅游资料翻译的现状

“一带一路”战略，对丝路沿线省区市旅游发展影响巨大，丝路旅游受到各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民俗文化游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的文化旅游，能够满足域外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里需求。在各地民俗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龚晨枫，2010）对于一些在目标语中无法找到与之对应词语的文化负载词，或富有地域特色的语言习俗等成语、典故，旅游资料中就出现了略而不译的情况。对民俗文化的翻译问题则较多，如导游手册、画册、景点介绍、游览图等出现如句法错误、拼写遗漏、文化误解、用词不当等诸多问题。以西湖十景之一的“平湖秋月”为例，有的导游词将其译为“Autumn Moon on the Calm Lake”，并不能准确传达出“天上秋月一?，人间千倾一碧”的唯美画面。再如有关睡眠民俗的例子，我国南人住“床”，北人睡“炕”。如果均翻译成“bed”，便无法体现 “炕”的文化个性，因为北方的“炕”不仅只是供睡觉的地方，还可用餐、会客、议事、炕下烧火取暖。又如云南民俗中的云南十八怪之一的“姑娘叫老太”译为Yong Girls Called “Old Lady”，可能让外国游客产生理解障碍，无法达到传播云南民俗的目的。[2]

二、民俗文化旅游资料的翻译原则

1.“求同存异”原则

许崇信教授认为“翻译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像外交工作，要善于存异求同，既尊重别人又尊重自己，这应该成为处理文化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蒋红红，2007）民俗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因此，在进行民俗文化翻译时，就应避免用他国或他乡的民俗进行替换。译者在翻译时，应遵循“求同存异”原则，尽量保留原语中的语言与文化信息，绝不能随心所欲进行民俗文化的“移植”。这样我们的民族特色才能在翻译中得以再现，进而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通过民俗文化旅游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故此，将北方的“炕”音译为“Kang（A heatable brickbed）”既能保留民族和地方特色，也能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再如：泰州“老行当” 剪纸艺术中的“团花” 是剪纸艺术中的一种布局格式，用传统婚礼或新年装饰，译为“Tuan Hua” 或“ the flower patterns created by the paper cutter” 都无法表现出民俗特色，不妨将其译为 “ Tuan Hua，a circular symmetrical paper patterns used for decoration”，为使外国游客了解更清楚，可以适当举例加以说明： “such as the shape of ?郑?which means double blessing”。这样一来，不仅保留了 “团花”的读音，解释了其意思，也能传达其文化内涵。

2.“简洁紧凑”原则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传播、交谈和融会的过程。（金惠康，2003）民俗是说话文化，其传承和沿袭以口头为主。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多尔逊教授认为，民俗是口头的，传统的和非官方的民间文化。（高丙中，1994）其翻译与普通翻译不同，在翻译过程中，既要保留民俗文化的典型特征，又要根据目标语读者语言认知的一般原理让其较为轻松的悦纳。因此，在对旅游资料的民俗文化的英译过程中，还应遵循“简洁紧凑”的原则，尽量以简洁的表述让外国游客理解其中内涵，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游客的旅游需求，进而激发他们亲身体验异地文化的兴趣。以中国民俗服饰“唐装”以为，目前有这几种翻译：“Dresses of Tang Dynasty”，“Traditional Chinese garments” 及 “Tang Suit”，笔者认为以“Tang Suit” 为佳，一来“唐人街”是海外华人的聚居地，外国人对 “Tang” 并不陌生，将“唐装”译为“Tang Suit”，英美游客不难理解其指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服饰，二来，这种音译兼译法简洁紧凑，可为外国游客接受。[3]

结语

“一带一路，旅游先行”，通过发展旅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之间，真正形成一种文化的共同点和经济共同点，进而形成命运共同体，让旅游走进来，让文化走出去，让旅游走出去，让利益走进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抓住机遇，为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添加新动力。在实际操作中，民俗文化翻译难免有些生僻，译者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信息进行恰当的增删或者改写，采取适当的翻译方法，如注释性增译、修辞性省译、整合性改译等，实现具体的翻译目的。[4]

参考文献

[1]高丙中 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56.[2]龚晨枫 旅游英语中的民俗文化翻译问题研究――以杭州旅游景点为例 [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0，27（6）：117-120.[3]蒋红红 民俗文化翻译探索[J].《国外外语教学》，2007，（3）：52-56.[4]金惠康 广东旅游翻译探讨[J].《上海科技翻译》，2003，（2）：46-48.

2.一带一路的翻译 篇二

本文所讨论的功能对等理论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翻译大师尤金·奈达提出,同时也是他的核心翻译理论。自八十年代初奈达的理论被引入中国以来,“功能对等”已成为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被介绍的最早、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他创造性的将信息论与符号学引进了翻译理论,提出了“动态等效”(Dynamic Equivalence)的翻译标准;把现代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翻译理论中;在翻译史上第一个把社会效益(读者反应)原则纳入翻译标准之中。尤其是他的 “动态对等”理论,后来改称为“功能对等” (Functional Equivalence), 一经引入就打破了中国传统译论中静态分析翻译标准的局面,提出了开放式的翻译理论原则,为国内建立新的理论模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因此,奈达的理论“帮助创造了一种对待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气氛的新姿态,增进了人类相互之间的语言交流和了解”(谭载喜,1999) 。

二、“一带一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所以,“一带一路”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从21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到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茶叶、 瓷器等等输往沿途各国,带去了文明和友好,赢得了各国人民的赞誉和喜爱。如今,作为全球主要外汇储备国之一,中国将秉承丝绸之路精神,携手周边各国再次开创世界性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合作交流,让古老的丝绸之路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

三、从功能对等理论角度评析现存译本

本文运用功能对等理论对目前有代表性的几个译本进行评析。奈达指出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相同”(Nida, 2004)。根据奈达的功能等效理论,译者不仅要领会源语文本的内容,忠实地传达源语内容,同时还要考虑读者的反应。

1 . 中国式直译。目前的各大报纸和网站大多选择诸如One Belt,(and) One Road比较简洁的译本。就字面来看,外国人可能会理解为“一条腰带和一条马路”, 实则这种忧虑是多余的。“一带一路”是中国首创,世界上独一无二,所以在语境之下,老外会不知其内涵,但不会误解为“腰带和马路”。 所以如若选择此种翻译,那么建议在随后的文本中一定要有有展开性的解释或加助,这样才可做到让国外读者和国内读者有共同的读者效应。

2.直译加意译。美国当地时间2015年5月19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应邀出席美国一学生公开论坛并发表演讲。其中提到“一带一路”,英文版为land and maritime Silk Road programs,得到国内翻译界的赞赏。

For its part, China has initiated the land and maritime Silk Road programs to strengthen Asian and Eurasian connectivity.

此种译法的确抓住了“一带一路”的核心,即两条“丝绸之路”。对于外国读者来说,“丝绸之路”是他们脑海中具象化的中西文化交流符号,将此概念与古丝绸之路相关联,用它来帮助国外读者们领悟“一带一路”这一概念的关键,因此可以大大帮助读者做到理解上的效应对等。

3.解释性译本。加拿大《温哥华太阳报》6月中旬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The best way Western observers have been able to visualize Beijing’s plan is a revival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which linked Europe to China as a major trade route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ago, boosting the economies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of all the peoples along the way.

在此译本中,作者提出该战略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复兴,随后用一个非限定性定语从句对该概念进行了具体的解释,可谓概念清晰,点明主旨,哪怕是不知概念的中国读者也会知道该战略的内容了。

四、结语

英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独立和分明的系统,在形态和句法方面二者存在很大差异。然而,两种语言之间又存在一些相似性。比如在主谓词序和动宾词序上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英汉两种语言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所以在翻译实践中,我们不能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方法进行翻译。鉴于翻译没有绝对的正确,因此无论选择什么样的译文,作为译者,首先一定要牢记探究术语的概念和内涵,做到忠实于原文,不能曲解或漏译;其次才能考虑根据语境选择什么样的译文。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中,他将译文的评价的标准分为三个等级,最高级别的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效果对等只存在于理论上。因此,如果译文读者达到了原文读者的最低限度的理解,即语言的关键,那么该译本即可采用。

摘要：“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经济的重大战略决策之一,因此,如何正确的让世界了解其内涵,对于该战略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运用功能对等主义理论来评析常用现存译本,以更好地为国际合作交流起到绵薄之力。

3.一带一路的翻译 篇三

【关键词】“一带一路”;出版现状;中华文化传播基金;运作策略

【作者单位】何明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

【基金项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一圈两线国家新闻出版走出去策略研究项目”成果。

随着“一带一路”各项交通、能源等基础建设项目的逐步出台，各类文化交流项目也开始逐步围绕“一路一带”国家和地区进行设计和规划。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一、“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中国图书的翻译出版现状

2009年至2013年的5年间，世界各国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种类有8752种，平均每年1750种，涉及语种为52个。除英、法、俄、西、阿5种联合国工作语言之外，还有如巴什基尔语、巴斯克语、孟加拉语、波斯尼亚语、布列塔尼亚语、密克罗尼西亚语、保加利亚语、加泰罗尼亚语、加利西亚语、希伯来语、印地语、克罗地亚语、匈牙利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拉丁语、立陶宛语、马拉塔语、马来语、蒙古语、尼泊尔语、挪威语、波斯语、旁遮普语、古吉拉特语、罗马尼亚语、僧伽罗语、斯洛文尼亚语、塞尔维亚语等46个非通用语种。这些语言相当一部分属于“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民族语言。

我们对这些国家和地区2009年至2013年近5年来翻译出版的中国图书进行数据研究，可以将这些地区划分为三大类：充分了解中国的地区，对中国一知半解的地区，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地区。中华文化在这些地区的传播与接受，各有其不同的特性，这些情况要引起我们充分重视，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东亚、东南亚等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区，这是充分了解中国的地区。在这些地区，中国文化的产品与传播形式需要加大创新力度。以完整保存中华文化思想的中医药文化传播为例，中医药文化在中国与东亚、东南亚以及部分西亚北非地区，有十分广泛的接受群体。在几千年的经济、贸易、人员往来过程中，中医药文化早已走进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抵御疾病、保障生活健康的手段与生活方式之一，接受人群的广泛、深入程度超出我们想象。OCLC的数据显示，日本、韩国、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翻译出版了许多中医药图书。以日本为例，在2009年至2013年的5年间，日本翻译出版的传统中医药图书有25种，与中医药相关的健康、保健、按摩、太极拳等图书有58种。传统中医药图书现在在日本仍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洋学术出版社在2013年翻译出版的《朱氏头皮针》《名医谈中草药秘诀》，谷口书店在2009年翻译出版的《实用急病针灸学》、2013年翻译出版的《热敏穴棒灸疗法》《针灸疗法》等图书，还有2012年由源草社翻译出版的《急病针灸治疗》等。中医药图书的翻译出版，一直是东亚的韩国，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翻译出版的重点内容。

但遗憾的是，与中医药文化在东亚、东南亚等地区接受的广泛程度相比，用影视、动漫、游戏等新技术、新媒体形式完整阐释中医药哲学、文化思想的文化产品还不多。特别是由中国主导的，用日本人比较喜欢的动漫、韩国流行的青春偶像剧等形式生产制作的中医药电影、电视、动漫、游戏以及相关文化衍生产品还不是很多。

二是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属于“一知半解”的地区。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些地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认知很不全面，中国文化在这些地区的翻译与传播的主要目标是肃清西方主流思想、舆论的影响。

这类地区主要集中在南亚、西亚，其对中国的理解还停留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历史阶段。以旁遮普语为例，该语言流通于印度哈里亚纳邦、喜马偕尔邦和德里、巴基斯坦等地，使用人口数量接近1亿人，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但2011年用旁遮普语翻译出版的一本图书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大部分地区的人对中华文化的判断普遍受到西方主流思想、舆论的影响。马拉塔语也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使用人口主要分布在印度西海岸从孟买到卧亚并向内陆延伸至那格浦尔东约160公里处的一片区域。使用马拉塔语的是印度众多族群中经济较为发达、与外界联系较多的一个民族，使用人数约为6500万人。但2009年至2013年的5年间，用马拉塔语翻译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仅有一种，是译自英文版的华裔法籍作家高行健的一部小说。2014年11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斐济楠迪会见了西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莫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出版公司在2013年用密克罗尼西亚语翻译出版的一本中国图书，是译自英文版的中国道家修身养性经典书籍《太乙金华宗旨》。《太乙金华宗旨》德文版于1929年问世，由卫礼贤与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联合署名出版。1931年，卡里·F·贝恩斯将该书由德文译成英文，从此该书被西方社会认为是认识和理解东方宗教、哲学、生命观及体育观的最佳图书。

三是对中国完全不了解的国家、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基本没有翻译出版中国图书，其民族语言数量多，使用人口基数大，亟须填补文化交流的空白。

这类地区主要集中在南亚、西亚以及中亚大陆内部。南亚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 尼泊尔、斯里兰卡、不丹、阿富汗和马尔代夫8个国家。这些国家除了社会中上流阶层会使用世界通行的英语，绝大部分普通民众使用的是自己国家的官方语言。如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是乌尔都语，在孟加拉以孟加拉语为官方语言，尼泊尔的官方语言是尼泊尔语，斯里兰卡的官方语言是僧伽罗语、泰米尔语，不丹的官方语言为不丹语即宗卡语（Dzongkha），马尔代夫的官方语言为迪维希语，阿富汗的官方语言是普什图语和达里语（波斯语的一种）。特别是印度，虽然国家官方语言是印地语和英语，但其实在印度国内存在多种语言，各个邦都有自己的官方语言。作为官方语言的印地语，其实原是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比哈尔邦、昌迪加尔、恰蒂斯加尔邦、德里、哈里亚纳邦、喜马偕尔邦、恰尔康得邦、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北方邦和乌塔兰契尔邦的官方语言。印度在法律上规定每一种语言都享有平等的地位。许多邦完全使用本地区的民族语言。

对于南亚地区上百种的民族语言，以全国高校语种课程最多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例，目前北京外国语大学能够开设的语种仅有印地语、乌尔都语、僧伽罗语3种，有着近1亿人使用的孟加拉语刚刚开始筹备，对我国有战略意义的普什图语和尼泊尔语，国内所有高校都未开设。对于印度许多邦的官方语言、民族语言，国内基本处于既不知道也不熟悉的空白状态，因此人文交流更无从谈起。

再以中国海外投资集中的非洲大陆为例，除了目前中国熟悉的英语、法语、葡萄牙语，非洲本土还有闪含语系（包含240种语言，2.85亿人使用）、尼罗—撒哈拉语系（包含100多语言，3000万人使用，主要分布在乍得、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乌干达、坦桑尼亚北部等地区）、尼日尔-刚果语系（世界最大的语系之一，包含数百个语种，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包括班图诸语言）、科依桑语系（包含50多种语言，集中在非洲南部）。目前，北京外国语大学仅能够开设两门非洲语言课程：斯瓦希里语、豪萨语。在中国投资密集的东非、南非地区使用较为广泛的阿姆哈拉语和祖鲁语的教学直至2013年才开始筹备。可以说非洲的本土部落语言，我国基本不掌握、不熟悉。经济强、文化弱的矛盾在非洲体现得极为明显。

二、面向“一带一路”国家设立中华文化传播基金

“一带一路”国家中，有许多是我国的周边国家，这些国家在亲身感受中国飞速发展的同时，存在学习和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中国道路与发展方向的巨大需求。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信息透明度不高，在全球文化传播中的“知沟现象”明显，这些国家没有能力主动翻译出版中国图书以及相关文化产品;再加上受西强我弱的世界舆论传播格局影响，关于中国文化的认知大多数经过西方思想体系的过滤，因此，这些国家很难一下子形成对中国的客观认识和真实判断。

针对这三类地区的特殊性，我国比较有效的对策是在“丝路基金”下面专设一个专门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中华文化传播基金，重点支持相关国家有关中国文化产品的人才培训、翻译出版和传播，为主动设置话题、议题、影响世界舆论提供抓手。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设立中华文化传播基金，主要针对“一带一路”国家，组织相关国家的汉学家、青年学者以及中华文化爱好者来华进行专题培训，提高他们以汉语为来源语的翻译技能，从本土化人才培训的角度加快“一带一路”国家翻译出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经典作品的步伐。

近些年的翻译出版实践证明，中国图书的对外翻译出版，关键是翻译人才。但“一带一路”国家绝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基本上不可能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中国图书等文化产品的翻译出版活动。中华文化传播基金要从翻译人才培训入手，组织使用乌尔都语、泰米尔语、孟加拉语、印地语、旁遮普语、古吉拉特语、土耳其语、波斯语、普什图语、阿姆哈拉语、祖鲁语等语言，中国投资集中，自身人口基数大，与中国地缘相近的国家、民族地区的汉学家和中华文化的爱好者来华进行专题翻译培训。中华文化传播基金通过组织来华短训班、翻译研修班等多种形式，边培训边翻译，从培训入手，就可以有组织地进行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经典作品的翻译出版活动。

当然，这种培训组织，要本着国与国之间开展平等交流、文化互鉴、尊重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原则进行，从政府层面推动，从签署“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文化语言的互译工程、文化协定入手，才能保证该项目的长期、顺利运行。

第二，中华文化传播基金要以投入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等专业市场运作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类广播、影视、图书等相关机构和企业。中华文化传播基金要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相关机构采用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生产、制作各类文化产品，特别是影视、动漫、游戏等新媒体产品，创新中华文化的传播形式，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影像传播比文字传播更为直接，可以跨越语言翻译瓶颈，获得传播的最佳效果。以越南语的中国图书翻译出版为例，2009年至2013年底，越南语翻译出版的中国图书总量达到840种，超过了法语、西班牙等欧美语种，在52个语种中排名第二位，仅次于英语。其中80%以上是中国文学图书，既有莫言、王安忆、麦家、格非、阎连科、铁凝等中国当代文学作家的系列作品，也有备受中国读者欢迎的畅销书，还有大量网络文学作品。这些图书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影视剧的影响而得到翻译出版的。相关学者研究发现，自20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电影与电视剧持续不断在越南上映与播放。越南各家电视台，包括越南国家电视台（VTV）都对中国电视剧给予了较多的播放时间。甚至有人说：“在越南打开电视机至少会有一个频道正在播放中国电视剧。” 越南电视观众从城镇到乡村都熟识中国电视剧的内容和风格。越南很多观众都看过中国有名的电视剧，如《渴望》《西游记》《红楼梦》《情满珠江》《北京人在纽约》《三国演义》《英雄无悔》《宰相刘罗锅》《水浒传》《还珠格格》《橘子红了》《秦始皇》《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神雕侠侣》《省委书记》等。这些电视剧普遍受到越南观众的喜爱与好评 。一些改编自网络文学的影视剧，上映或播出之后还会带来翻译出版热潮，如《蜗居》《双面胶》《失恋33天》等都出版过配有影视剧照的图书译本。尤其是在爱奇艺、优酷、搜狐等视频网站播放的一些中国最新影视剧，来自海外（尤其是东南亚）的点击率居高不下，因此成为包含越南在内的东南亚部分国家源源不断的出版资源。

因此，我们对“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中华文化传播，特别是南亚、西亚、中亚内部和非洲大陆地区的中华文化传播，对一些全球文化传播的知沟地区，要更多地以影视、动漫、游戏等直观性文化产品为主。新设立的中华文化传播基金，要以投入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等专业市场运作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类广播、影视、图书等相关机构、企业，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相关机构采用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生产、制作各类文化产品，如在日本以动漫产品形式，在韩国以青春偶像剧“韩流”形式，在印度以“宝莱坞”等歌舞形式，在非洲大陆则以绘画、音乐等产品形式为主，加大影视、动漫、游戏等新媒体、新技术、新载体的创新力度，按照一国一策的形式精细运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扩大中华文化在“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传播效果，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第三，新设立的中华文化传播基金要区别于目前已有的对外翻译资助工程和相关计划，对这些工程和计划要采取多种载体统一运筹的方式，通过国家主导或市场运作，按照专业化、国际化的标准进行建设。目前我国已开展的项目包括2004年启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9年启动的“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计划”，2013启动的“中国当代文学外译与推介工程”。这些项目对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一些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侧重于对翻译的资助，缺少对落地推广的支持;有对图书的资助，没有对基于图书内容创作的影视作品的资助;强调内外兼顾，实质上忽视了国际化效果的控制。

三、中华文化传播基金的统筹运作及发展方向

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已经从图书、期刊、报纸、电视、电影、广播、互联网等大众媒介传播，转变成为不同媒介的高度融合，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人际传播才能取得传播实效，仅仅停留在某一载体的资助上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有上万家海外投资企业、几十万中国留学生、在世界各地从事劳务和工程承包的近百万中国产业工人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国制造产品，它们在不同层面上承载着中华文化的信息而成为对外传播的载体。这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些具有广泛传播效果的资源、传播手段、传播渠道还没有充分调动和组织起来，迫切需要管理机制创新、体制创新，全面升级到整合营销传播时代。

4.一带一路的翻译 篇四

之约

“一带一路”心得体会：一带一路人才之约

“一带一路”是重大国家战略，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渠道，是经济转型、消化产能的重要栽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储备丰富，但制造业落后，多数处于工业化早期、中期，这与中国形成强烈的互补，xq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头堡，面向中亚，在经济互惠合作的条件下，如何发挥地缘优势，建设与之相适应的人才输送网络，构建人才教育基地，可以成为亟待配套思考的战略之一。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从党中央到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都把xq人才发展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加快布局、强力推进。要加强xq人才工作，鼓励人才以各种方式为xq发展贡献聪明才智。

5.“一带一路”的外交棋局 篇五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曾以围棋的特征总结称，“中国的理想战略强调精巧、迂回以及耐心地积累相对优势”，通过每一颗棋子部署获取相对利益，当棋盘上“布满双方势力相互交错相互牵制的区块”时，才分出胜负。

这样的思维模式也体现在如今的中国外交上。如果说2014年，中国外交的重头戏还是通过举办“亚信峰会”和“APEC峰会”等活动将友邻联系起来，2015年则有了更广阔的愿景，即在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中，罕见高调地推出它的新外交重点――“一带一路”。尽管“一带一路”的重心在于经贸与发展，但其策略的多方位外交考量，以及对于中国整体外交布局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大陆主流媒体直译的英文“One Belt，One Road”，外界还没全然明白，为什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英文不是“Route”（指海上道路），而是“Road”（指陆上道路）。但这并不能阻挡世界对它的兴趣。对不断向外释放能量的中国来说，落子争边、筹谋布局、如何迂回又如何积累，一切都还只是开始，好戏还在后头。

周边国家各有考量

截至2015年4月2日，外界瞩目的“一带一路”融资平台――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吸引到52个国家，已通过多边审核程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也超过30个。

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末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言称，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出积极态度”。“一带一路”概念提出不到两年，中国官方很快就发布了相关文件。本届博鳌论坛结束时，中国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下称《愿景与行动》），并被一些大陆学者称作“确定第三次改革开放大战略”。

而随着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国家的不断扩充，外界对中国的这盘棋局关注更甚，俄罗斯与美国这两个全球性大国的态度也引发讨论。

“俄罗斯仍然对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积极努力抱有警惕，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亚投行，俄罗斯不得不顺应这股势头。此外，亚投行是一个全球性平台，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也不得不参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俄罗斯中亚研究所所长李新如此解释。尽管比外界期待的时间略显推迟，但在3月28日，俄罗斯还是提交了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申请。

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尽管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也在其国内掀起讨论，但官方仍未表态。据一位长期处理美国事务的中国外交官透露，美国和日本此前都曾提出过各自版本的“丝绸之路”计划，但面对中国版的“一带一路”，由于目的尚不清晰，他们更大程度上持怀疑态度。

英国《金融时报》3月30日引述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的话说，日本最迟或在6月申请加入亚投行。但据《凤凰周刊》记者核实，日本驻华使馆称此乃英国媒体的误报，木寺大使并没有这样的表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于3月31日对外表示“没必要急着加入”，认为在组织运营及融资审查体制等方面仍存有疑虑。他还称，“美国应该了解日本是可信赖的国家了吧。”

不过，美国一名前官员在刚结束的博鳌论坛上表示，如果日本加入亚投行，美国将被迫软化立场，可能选择申请观察员地位。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3月31日也改变了先前对中国领导创建的亚投行的反对立场，表示美国“随时准备欢迎”这个银行的建立。

在中国高调向外推出“一带一路”时，多数英文报道会加上“战略”一词。“‘一带一路’或会被看作是一项战略，以规避中国在周边地缘不利因素上的任何围堵或遏制。它在陆地和海上路线的组成，通过中亚地区，很好地连接了中国与中东、非洲、欧洲，也连接了东南亚和南亚的海滨国家。它以多元化的路径分化了风险，从而降低了中国的脆弱性。”菲律宾中国研究协会研究员路斯科?皮托（Lucio Blanco Pitlo III）在《外交官》网站上如此撰文。

但不论是地缘政治角度的分析，还是拿其与当年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抑或与原有的“中国威胁论”论调相叠加，这些态度使得中国官方在高调助推“一带一路”的同时，又小心翼翼。包括中国国防大学教授朱成虎在内的一些军方人士对《凤凰周刊》记者指出，“我们要谨慎地提‘战略’这个词，不然别的国家不好接受。”中国外交部的多位官员在诸多场合也频频强调“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地缘战略的工具，不针对任何国家”。

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希望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与参与，扩大其朋友圈，并共同演奏“交响乐”。但“一带一路”究竟从哪里开始，又将延伸至何处？在如此宏大的蓝图与愿景面前，雄心勃勃的中国也在试图寻找一个突破口。

“中巴经济走廊”或拔头筹？

去年9月南亚访问中，习近平没有去成中国唯一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巴基斯坦，但随着巴国内政局逐渐稳定，其关于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据了解，为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国家开发银行等单位联合曾在2014年组成调研组，并专程赴新疆调研。2015年2月，“‘一带一路’开局，‘中巴经济走廊’有望拔头筹”的消息不胫而走；3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结束的记者会上，明确强调中方关于“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意愿。

此后不久，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出现在巴基斯坦南部的卡拉奇，出席了卡拉奇-海德拉巴（M-9）公路奠基仪式，这一项目也是“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巴基斯坦北部，连接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北部唯一的路路交通―喀喇昆仑公路也已完工。

据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孙卫东介绍，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除上述项目外，外界一直热议的瓜达尔港也基本建成，并于4月开始运营；加达尼和塔尔能源项目和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也进入工期。

尽管早在2007年，外界就一直对中巴另一个重大项目――中巴铁路（连接中国新疆喀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以及南部瓜达尔港）议论纷纷。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关于该铁路进入建设论证阶段的消息也层出不穷，但据《凤凰周刊》记者多方打听，该铁路项目尚无开工动向。

不过，与中巴铁路路线一致、深埋地下的能源管道，悄然进入建设阶段。由于瓜达尔港毗邻阿拉伯海，又与中东地区隔海相望，一旦天然气和石油管道建成，从伊朗运到中国的能源便可以免去绕道马六甲海峡的远途，直接通过管道抵达中国新疆。巴基斯坦《亚洲速递》杂志首席评论员翰札?阿米尔（Hamza Ameer）向《凤凰周刊》表示，巴基斯坦非常渴望“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其计划与发展部部长阿赫桑?伊克巴尔曾称“这条经济走廊不是博弈游戏，而是命运的交换”。

但也有人持谨慎态度。“从政治角度看，‘中巴经济走廊’被赋予很高期待，但短期之内很难靠此推动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更不可能像东南亚国家那样完成产业链对接。”一位长期旅居巴基斯坦的华侨表示。由于工作原因，这位华侨时常途经喀喇昆仑公路，“这条中巴唯一的陆路通道长年有运输车辆往来，但大多数物资都是从中国运到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呢”？

穿越中亚，改变合作模式

与巴基斯坦一样，邻邦那几个油气充沛的斯坦国也同样积极。继2013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2014年亚信峰会之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得到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积极响应。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称，该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段桥头堡”。作为中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哈萨克斯坦国民总值是其他中亚四国总和的两倍之多，也是中国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是中国西出的主要陆路通道，由此可到达里海、高加索和欧亚地区。

早在2012年，中哈就有发展交通运输的愿望。据上海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赵华胜介绍，纳扎尔巴耶夫曾提出哈萨克斯坦版的“新丝绸之路”战略，其目标是利用哈萨克斯坦的地理优势，把哈萨克斯坦建成类似新加坡那样的国际枢纽港。根据这一战略，哈萨克斯坦计划展开大规模的交通、港口和相关服务设施建设。“没有哈萨克斯坦的通道，丝绸之路经济带就会堵塞；没有来自中国的货物，哈萨克斯坦的‘新丝绸之路’也将失去存在价值。”

据悉，“西欧-中国西部”交通走廊在哈萨克斯坦境内路段已完成1728公里的公路改造工作，其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路段将于今年年底全部开通。

此外，2015年1月，吉尔吉斯斯坦也同意“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建设的可行性方案。据一位不具名的中国社科院学者透露，此前中吉乌铁路的难点不在于融资，而是吉尔吉斯斯坦一直不同意与乌兹别克斯坦通铁路，此后经过多方调解和谈判，最终获其同意。

赵华胜提醒称，“中国输出廉价消费品、中亚国家输入能源矿产资源这样的传统模式，虽有互补之效，但在中亚国家看来，其实质还是将它们作为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基地，从根本上说并不利于对象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他建议，“在新的契机下，中国可改变原有的合作模式，通过助推其经济现代化这项符合其根本和长远利益的内容，促使这些国家真正接受（‘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应奉行“一国一策”

若想深入中亚，中国必须考虑的现实因素还是俄罗斯。“无论是欧洲、美国、中国，哪一种外部势力对中亚国家的动作，俄罗斯都很警惕。”据李新介绍，2013年12月之前，俄罗斯对中国的计划还竭力反对，其主要疑虑在于，一方面担心丝绸之路经济带会绕过俄罗斯，一旦中国与中亚的道路联通土耳其到欧洲，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必然会受到冲击；另一方面，其也担心丝绸之路经济带会冲击欧亚经济联盟。2014年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回应了习近平的邀请，对中国的倡议表示欢迎，建议用西伯利亚大铁路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

“但俄罗斯内部的上述顾虑仍然没有消除。”李新说，为进一步消除俄罗斯的顾虑和戒心，4月初，中国官方再次强调扎实推进中俄蒙经济走廊，铺设一条贯通三国、横跨亚欧大陆的合作新通道，搭建各国共同发展的新平台。

相比中亚地区，尽管欧洲大陆多为平原或低矮丘陵，联通路路交通并不困难，但由于路途遥远以及国际政治等复杂因素，此前中国与欧洲联通的第一亚洲大陆桥和第二亚欧大陆桥并没有实现往来频繁。但最近几年，中国与欧洲因为贸易而更加紧密。

据欧盟官方网站数据，20年前中欧之间的经济合作几乎为零，但如今中国与欧盟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合作体，双方在2013年货物贸易额达到了4281亿欧元，服务业达490亿欧元。“中国一直视欧盟为非常重要的全球力量。10年前乃至今天，中国仍然认为欧盟是世界多极化的一部分，甚至有能力和美国叫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表示，“但在中国研究大国外交的今天，仍然将欧洲视为一个整体。而事实上，欧洲国家或欧盟各国的状况迥异，在‘一带一路’的研究上，应该奉行‘一国一策’的方法。”

“至于中国的陆路运输和贸易是否要穿越中亚与欧洲相连，还是取决于经济利益。中欧的铁路可以联通，但是中国要通过它运什么？成本有多高？运这么长时间是否核算？这才是关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中心研究员菲力普?科尔（Phillippe Le Corre）称。在他看来，相比遥远的欧洲，“一带一路”与亚洲的联系更加紧密。

利用海上丝路分散南海争端

中国距离海上交通的繁盛时期，已历经沧海桑田400年。鉴于近代中国海洋外交的历史较为欠缺，相比陆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图景更为初始化。

在《愿景与行动》文件中，对“一路”的重点方向划定为两条：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由此可见，南海是中国对外最重要的海上窗口。

然而，这个窗口却一直被喧嚣的领土争端所包围。“海上丝绸之路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分散外界对中国南海领土争端的注意力，通过寻求和开拓友好合作，努力扭转这些领土争端给中国造成的被动局面。”一位不具名的大陆外交人士向《凤凰周刊》如此表示。为此，在向邻邦推介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时，中国官方的态度显得格外友好：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介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创新点之一是强调对接，“对接不是你接受我的规划，也不是我接受你的规则，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找出共同点和合作点，进而制定共同规划”。

相比在南海问题上的“低调”和“忍让”，在印度洋上，中国的态度则显得积极而强劲。去年9月习近平访问之后，斯里兰卡这个过去只出现在旅游手册或电影情节中的陌生岛国，频繁进入中国公众视野。3月初，“斯里兰卡叫停中国项目”一事后，这颗“印度洋上的明珠”对于中国在印度洋的意义更加被凸显。

同时，在中国“一带一路”的愿景中，印度洋上最为重要的国家――印度不仅在陆上丝绸之路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是重要伙伴，在海上丝绸之路中也不可或缺。面对中国近两年来在印度洋周边的活跃表现，印度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始终保持着谨慎的观望态度，迟迟不予表态。

“尽管印度的大部分邻国如今都热切地加入‘丝绸之路’的乐队，但是印度始终选择置身其外，它正试图拖延建设中国所提议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此外，它也在默默关注中国与缅甸和孟加拉建立走廊的计划。”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协会和政策研究中心的瑞加?莫汗（C.Raja Mohan）在《印度快报》上撰文称。印度驻华大使康特此前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也表示，由于尚不清楚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计划具体为何，印度方面并不好做出回应。

对中国来说，是否将印度纳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又将其放在什么位置，目前尚不可知。在坊间各种版本的路线图中，有的将途经港口划在印度，有的则划在孟加拉。“在我看来，将港口划在印度的可能性很低，而在孟加拉已经有中国公司正在承建港口。”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林民旺解释说，目前印度国内海上战略派和地缘政治派都反对中国进入印度洋，他们认为一方面是中国会威胁印度在印度洋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印度北面与中国有喜马拉雅山相隔，如果南部港口或城市在出现中国的力量，会形成对印度的包围。

此外他也提醒，斯里兰卡**是中国在南亚的一个教训，除了要深思熟虑经济收益外，还要考量究竟这些印度“腹地”的国家，能多大程度值得中国依靠或实现中国想要实现的利益。

对于中国官方发布的《愿景与行动》，八千多字的文件仍需要进一步解读，其触角远远不止上述范畴。从对外区域来看，西南方向的中东地区、北部非洲，东南方向的东南亚，北部方向的俄罗斯、蒙古，都在这一大愿景范围之内，辐射地带之广，触角之深远非目前能说清楚。据前述社科院学者透露，目前中国对外决策的一个典型的矛盾为：智库研究人员不能充分了解决策层到底需要什么；而外交部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又发现智库的国别研究不够细化深入，无法对政策提供充分的制定依据。

此外，由于“一带一路”涵盖了对外投资、地域联通、地缘政治、战略利益等多层面的考量，怎样布局和发展才能更加符合中国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需要，变得难上加难。因而，对其详细方案的摸索研究自然需要时间，也需要外界的体谅和支持。

参与“一带一路”相关课题研究的多位研究学者均向《凤凰周刊》指出，除了需要详细研究国别状况为对外投资做专业性的风险评估外，还要考虑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贸易的关系。“路修好了，贸易怎么做起来，这是另一个重要课题。”

6.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 篇六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不会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等既有合作机制产生重叠或竞争，还会为这些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

7.“一带一路”与比较教育的使命 篇七

“一带一路”虽然以经济合作为核心, 但经济发展必然涉及技术的合作和文化的交流, 这中间人才是关键, 教育是基础。“一带一路”的所有活动都要靠大批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普通劳动者来进行, 因此, 通过教育培养人才, 成为“一带一路”成败的关键。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必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 教育必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懂得国际规则、了解他国文化、精通业务的人才。从中国来讲, 参加“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才, 不仅要精通本职的业务, 而且要了解周边国家的文化教育, 善于与他们交流和沟通, 能够参与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

比较教育是研究各国教育并加以比较、探索教育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 在我国发展较晚。改革开放以后, 为了尽快恢复我国因“文革”破坏的教育秩序, 为赶上发达国家的教育现代化步伐, 比较教育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本世纪以来开始关注非洲、拉丁美洲诸国的教育, 但对我国周边国家的教育却研究得甚少。“一带一路”的倡议给我们比较教育提出了新的任务。比较教育工作者要审时度势, 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 开展周边国家教育的研究, 起到教育智库的作用。为此, 我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 我国比较教育工作者队伍庞大, 许多师范大学和综合大学都设有比较教育研究机构, 因此需要力量的整合和分工, 避免重复或产生空白。例如, 上海、广东等地的研究机构可以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教育为主;北方和西部等地的研究机构可以陆上丝绸之路沿路国家的教育为主, 既有分工, 又有合作, 并定期开展研讨, 交流研究经验, 讨论遇到的问题。

第二, 先从国别研究着手, 厘清各国教育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基本特点, 然后加以分区域的比较。特别注意他们的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人才的数量和适应能力、留学交流的情况、在周边区域合作中需要哪些援助或者可以输出什么援助。

第三, 需要重视文化研究。我国周边国家大多是民族国家, 都有各民族的特点, 离开民族文化很难理解他们的教育制度和政策。最好能到该国进行实地考察, 了解他们的民风民俗及其与教育的关系, 如他们对教育价值观的理解, 对人才的期望等文化观念形态。了解了各民族的文化观念形态, 无论是我们接受留学生或者我们派出人员都能做到适当。

比较教育的任务十分艰巨, 因为我们过去缺乏研究的基础, 同时这些国家的文献资料比较缺乏, 我们的研究需要转型, 研究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我相信, 只要大家通力合作, 一定会有成果。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一带一路”与扩大教育对外开放

周满生

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3月28日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有了纲领性蓝图。这个蓝图不仅标志着中国以“一带一路”为主旋律的外交战略将开启新篇章, 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的教育开放也面临着新的机遇。

“愿景与行动”圈定了“一带一路”建设重点涉及的18个省份, 包括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西北的6省区, 黑龙江、吉林、辽宁等东北3省, 广西、云南、西藏等西南3省区, 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等5省市, 内陆地区则是重庆市。“一带一路”战略涉及60余个国家, 44亿人口。“一带一路”在促进教育进一步开放方面的作用, 可能有哪些?

1.大幅度拓展与沿线这些国家高等教育的合作, 尤其是孔子学院的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 中国高校在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 更能发挥积极主动性, 也有可能实现更多对等交流。“一带一路”战略, 其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法就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首次提出的。“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提出要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 开展合作办学, 中国每年要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 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 这些都是很实在的举措。地方政府也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 如云南提出发挥独特区位优势, 统筹推进“区域性高水平大学建设、国门大学振兴行动计划、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升级”的多元并举策略, 通过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和高等教育竞争力的综合提升, 切实增强云南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一带一路”战略最直接的影响是推动汉语教学的发展。地方高校对举办海外孔子学院有很强的积极性, 也有自己的特色。如广东韩山师范学院, 是一所很不知名的地方高校, 但该校的汉语国际教育就非常有特点, 学生主要来自“一带一路”地区, 包括哈萨克斯坦、韩国、日本、马来西亚、乌克兰、澳大利亚等国, 与这些国家的很多高校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特别注重与东南亚国家潮汕华侨华人子女开展华文教育, 重打血缘和亲情牌, 每年在广东韩山师范学院学习华文的东南亚学生超过200人, 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2.促进国内西部地区教育的腾飞。“一带一路”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 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国家投入大量资源, 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 大大提高西部地区的教育能力。包括在广西, 发挥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 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在云南, 发挥区位优势, 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 同时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教育辐射中心。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作用, 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 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 发挥陕西、甘肃综合经济文化和宁夏、青海民族人文优势, 促进穆斯林文化和教育的开展。

3.促进现有国际教育组织进一步发挥作用。现有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亚欧会议 (ASEM) 等国际组织都有相应的国际教育分支部门, 定期召开教育部长会议, 开展多种多边教育合作。“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发展理念倡议, 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带动下, 会进一步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 加强相关国家沟通, 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8.一带一路的翻译 篇八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对接；俄罗斯态度；共同繁荣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2-0072-02

“一带一路”后，俄罗斯国内各方都表现得相当冷淡，甚至持质疑的态度。主要疑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主要疑虑

第一，西伯利亚铁路问题[1]。具体而言，俄罗斯直接的担忧来自“一带一路”的建设将会影响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改造升级计划，进而给俄罗斯发展远东西伯利亚计划带来不利影响。早在2013年7月，俄罗斯政府为满足俄罗斯东部领土的经济发展需要，提升当地工业基础，促进矿产开发，巩固俄罗斯跨欧亚大陆运输系统的重要地位，特别制订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贝加尔—阿穆尔铁路现代化改造方案，计划耗巨资进行铁路的大改造。西伯利亚大铁路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东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全长9289公里。贝阿铁路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支线，全长4234公里。俄政府意在通过这一庞大的改造工程，提升俄罗斯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运力，实现俄罗斯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大目标。然而，“一带一路”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却可能会分流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运量。中国会选择由新疆经由哈萨克斯坦到欧洲的运输路线，因为这条线将会更加快速便捷。可以预期，如此一来，货运量将会从西伯利亚大铁路分流出去，届时西伯利亚大铁路改造将无利可图，迟滞或阻碍俄开发远东与西伯利亚的大目标。

第二，俄罗斯要成为主导者，而非仅是参与者[2]。俄罗斯提出建立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联盟，谋求在前苏联地区建立经贸联盟，发展和壮大经贸往来，以此促进经济发展，摆脱长期依靠出口石油、天然气的发展经济的困局。同时，雄心勃勃的俄罗斯，甚至希望通过欧亚经济联盟发展统一货币计划，既可与欧元区相抗衡，又可作为重建新的欧亚帝国的首步。但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与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战略中有一些相近重迭之处，并且加之遭受欧美制裁，经济陷入困境的俄罗斯，忧虑深度参与“一带一路”，会影响甚至拖延其重新构建“欧亚帝国”的计划，但如减少对“一带一路”的参与，又可能累及俄罗斯经济，这令俄罗斯左右为难。

第三，担心俄罗斯境内华人越来越多[3]。早在1896年，中国特使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大典，3月底从上海出发，途经南海、印度洋、黑海后再换乘火车，5月才到达莫斯科。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如果北京至莫斯科的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成，中国民众驾车数日便可直达莫斯科，这对中国游客、商人而言是大大便利了。然而，对俄罗斯民众而言，在感到便利的同时，面对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内心深处也存有一些不安全感。特别是在地广人稀少的远东地区，只有约七百万人口，而中国东北三省的人口则超过1.2亿，且与俄罗斯接壤边界长达超过3200公里，大量中国民众跨进俄罗斯远东地区贸易、工作和居住，据俄方统计，目前在远东地区的中国人口或超过100万人。不少俄罗斯舆论担心随着中俄高速运输走廊建设，会有更多的中国民众在俄罗斯居住，再加上俄罗斯人口老化及出生率低所导致的人口危机，在俄华人将会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少数族裔。因而，俄罗斯对“一带一路”这种增进两国经贸合作、增加人员往来以及互联互通的政策，态度比较复杂。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卢贾宁·谢尔盖·根纳季耶维奇曾在乌克兰危机爆发时直言[5]，莫斯科此刻需要的并不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来重塑欧亚秩序，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支持。他认为该构想试图重新划分太平洋到欧洲的经济格局，这反映了部分俄罗斯学者对“一带一路”的质疑心态。

二、认知转变

但是伴随着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俄罗斯直面西方制裁、卢布贬值等重重压力，经济发展形势严峻，尤其是俄罗斯主导产业以来的国际油价的持续低迷，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俄两国经济实力近年也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以及中国倡导成立的包括金砖银行、亚投行的成立，这些都给俄罗斯带来了合作机会。内忧外困中，俄外交“望东”，寻求突围。与此同时，中方积极地与俄方进行沟通，与俄外交部门、智库等政府、学界和民间各机构就“一带一路”具体布局展开深入对话[6]，双方将寻找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和将建立的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可行的契合点。在此背景下，俄国内对“一带一路”质疑的声音日渐式微。显然，俄罗斯的态度已经渐渐从消极质疑转变为积极参与。

就中国而言，实现“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对接，是彻底打消俄罗斯疑虑，确保中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举措。然后，对于“一带一路”战略与欧亚经济联盟战略，一个虚体的倡议与一个实体的机构怎样合作，在国际上尚无先例，需要有很多创新思维。继2014年5月普京访华，明确表示双方将寻找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和将建立的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可行的契合点；随后今年4月出访巴基斯坦和参加万隆会议之后；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第二次出访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三国。伴随着中俄领导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懈努力。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同时，由中俄两国分别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与欧亚经济联盟战略的对接[7]，也必将成为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助推器。

三、“一帶一路”战略与欧亚经济联盟战略的对接政策选择。

当然，后续的具体实施需要双方在互谅互让、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予以推进。因此，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几个对接政策选择。

首先，以自贸区、产业园为依托。[8]中国应通过即将启动的经贸合作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贸易便利化的制度安排，最终与后者建立自贸区。进而实施大型投资合作项目，共同打造产业园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在物流、交通基础设施、多式联运等领域加强互联互通，实施基础设施共同开发项目，以扩大并优化区域生产网络等。当中俄以联合声明的形式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定调时，双方下一步合作将诠释两大战略的对接。今年陪同习近平主席访俄的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莫斯科会与欧亚经济委员会贸易委员斯列普涅夫会面时，中俄双方签署了启动经贸合作伙伴的联合声明。因而，打造以自贸区为代表的跨境经济合作区与产业园将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主要平台。

其次，将中国产能对接欧亚市场[9]。在中国能源需求量巨大的背景下，对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而言，以石油、天然气为主的能源是与中国合作的主要项目。近年来，双方在能源领域也实现了一些新的合作。继5月初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建设方案得到普京批准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中石油此次又确认了西线供气的原则条件。此外，双方还存在广大的市场潜力。欧亚经济联盟拥有由1.7亿人口组成的巨大消费市场，到2030年经济一体化将给3国国内生产总值额外带来9000亿美元的增量。伴随着中国产能急需海外市场的背景，欧亚经济联盟将成为中国产能走出去的有一个新市场。在俄罗斯，中俄在高铁、航天、造纸、水泥制造等领域均已达成合作共识，双边贸易额有望在今年突破千亿美元大关。伴随着产能走出去，因而带动着中国的金融服务在逐步跟进。此举不仅能拓宽中国的外汇储备利用渠道，同时还能破除商业融资障碍，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产能走出去的当前，与欧亚经济联盟单个国家打交道的情形或将被这些国家“抱团取暖”的形式所替代。

结语

“一带一路”战略以其高度包容性，展现出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亚国家发展战略的良好契合性与兼容度。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变缓，但中国经济结构更加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依然很大，对世界经济的引领作用不可小觑。特别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战略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对接将为沿线国家的合作开辟广阔的前景，是多赢战略，符合各国利益。略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对接将为沿线国家的合作开辟广阔的前景，是多赢战略，符合各国利益。

参考文献：

[1]李秀蛟《俄罗斯智库专家对“一带一路”的评析“》，《西伯利亚研究》，2015年6月，第三期，第42卷。

[2]Alexander Gabuev.“Russia-China Talks： Silk Road Leads to Eurasia.Russia Beyond the Headlines， 2015/05/15。

[3]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中国人来了》，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5年3月30日。

[4]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 《亚洲崛起与欧亚大陆：新的转折已经开始》，《透视俄罗斯》，2015年5月21日。

[5]Alexander Gabuev.“Eurasian Silk Road Union： Towards a Russia-China Consensus？”Diplomat， 2015/06/05。

[6]Yevgeny Shestakov.“China and Russia plan greater Eurasian integration – Expert.”Rossiyskaya Gazeta， 2015/06/05。

[7]一财网 潘寅茹《一带一路”如何对接俄“欧亚经济联盟”》2015年5月10日。

[8]阿尔弗雷多·多利费·拉默.中俄天然气管道将改变欧亚地缘政治[N]（墨）每月报，2006年3月26日。

[9]冯玉军《未来十年中俄关系发展前景》，《外交评论》，2006年10月，第9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