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村镇网络问政平台管理办法(暂行)

曹村镇网络问政平台管理办法(暂行)（精选2篇）

1.曹村镇网络问政平台管理办法(暂行) 篇一

宁波市镇海网络问政平台：网上的政府不下班

从开办网上的“民声快递”栏目，到省内首推网络发言人制度，再到开通网络问政平台，镇海区网络问政的三次突破，成功推动了网络时代社会管理的创新。

在镇海网络问政平台上，网民不但可以全天候、无障碍地反映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建议，第一时间获得权威部门的解答，还能与区领导“面对面”对话。

镇海网络问政平台规定：3 小时内受理网民帖子、3 个工作日内在线答复办理情况，平台假日、晚上照样有人值班有人回应，保持全天候在线运行。

这是一个不下班的网上政府，网民誉之为民意减压阀、民情警报器。

样本概述

政府、公民沟通的优质渠道

在网络时代，网络事件一触即发，“躲猫猫”、“俯卧撑”、“六连号”等拷问政府的执政能力，民意不可违成了一项共识。在有的地方政府面对汹汹民意仍遮遮掩掩时，镇海网络问政平台架起了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沟通之桥、合作之

桥。

2008 年初春，镇海网络问政平台进入融冰时节，关于推进互联网建设与管理的一项调研活动在区委区政府领导层悄然展开，最终升华为一项创新型重大行政决策。“办好互动论坛，听取网络民意，把矛盾化解在本地状态、萌芽状态。”时任领导人的态度开明又坚定。

沉寂的第四媒体在雄镇大地热起来了。网友发帖反映困难、政府在线受理投诉、记者实地调查跟踪„„新设立的“民声快递”板块，初步体现为民办事的功能。此后，区委书记马卫光经常上网浏览信息，多次以镇海新闻网忠实网友的身份与网民交流，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如今，镇海网络问政平台按完整全站规模建设，由 5 个主要板块组成，包括“民声快递”为民办事板块、“雄镇论坛”网民议政板块、“在线交流”对话互动板块、“网上发言”主动发言板块和“记者追踪”热点专访板块。

城管、公安、环保、质监等 57 个部门进驻网络问政平台，网络发言人相继亮相，并由纪委实行“亮红灯”制度——长期离线、未及时回复、用语不规范、办事不力等，都将被亮起红灯。评定结果纳入效能目标考核，排名靠后及造

成网络影响的责任人将被追责。

网友代表在镇海已成为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之后的第四方代表，不少评议会、恳谈会、听证会都少不了网友代表的身影。版主“四海归客”称，现在不是“事后知情”，而是“事先参与决策”了。

据最新数据显示，镇海网络问政平台自 2008 年试运行以来，共受理网民反映的民生热点问题 3000 多件。

当事人自述

网络舆情宜疏不宜堵

当事人名片：干剑松，镇海新闻网总编，镇海网络问政网总编。从 2008 年“民生快递”板块初试啼音，到“雄镇论坛”应时开办，再到如今 5 个板块的完备结构，他经历了镇海网络问政平台的草创、试运行和运行过程。

网络兴起之时，也是民意表达的爆发期。2008 年前后，国内不少地区对互联网的认识还存在着误区，一些官员视网民声音为另类意见，视网络民意为洪水猛兽。受大气候影响，当时镇海新闻网的“民情直通车”也举步维艰。

当时在网上发帖投诉的市民有很多，但并不能及时反映至政府职能部门，问题也得不到解决。久而久之，矛盾越积

越大。网友“金戈铁马”发帖《民情直通车，想说爱你不容易》，直指政府部门“一个忙字就可以搪塞那么多群众反映的问题了吗？”

这个帖子的反响很大，很多网民纷纷跟帖，对我们的触动很大。我们也为难：“民情直通车”是当时镇海新闻网的一个试验型互动栏目，由于缺乏官方的支撑，没有真正起到通达民意的效果。好在后来区里出台政策，在“民情直通车”基础上办起了“民生快递”，再加上“雄镇论坛”板块，网络问政平台的雏形也形成了。

网络是民意的体温表，民众对政府工作及其公务员行为满意不满意，可直观地在网上反映出来。满意的，引来网民好评；不满意的，招致网民口水，甚至“骂娘”。当机关部门被点名、被曝光，遭遇尴尬场面，如何面对？删帖、封贴解决不了问题，只会引发更大矛盾。

镇海区的做法一年比一年坦荡：直面矛盾、顺乎民心。在网络问政平台建设的初期，主要依靠行政措施尤其是效能杠杆，强制推动各部门“上网”，因此，网络发言人的职能还停留在被动发言、被动回应上。而现在，越来越多的部门到网上主动发言，凡是涉及到与民生相关的政务事项，先到网上晒一晒，倾听网民意见，推进政务公开。

百姓感受

网络问政，一个字：“快！”

许财章，网名“方天”，海昌公司安全员。今年 5 月，他发帖反映：明州大桥通车后，车道与公司相距太近，员工们上下班险象环生。他与镇海网络问政平台打了第一次交道。

帖中说，海昌公司紧邻明州大桥，门口不到 2 米处就是大桥匝道。大桥今年 5 月通车后车流量剧增，厂里一百多个职工每天上下班提心吊胆。他呼吁有关部门到现场查看，建议安装减速带。

此贴得到不少网友的响应——有的建议在道路中间设置隔离带，有的建议公司大门改朝向，有的建议搬迁企业。

“方天”没想到，镇海网络问政平台的工作人员第二天就到现场核实情况。此后，交警、规划、街道等部门也来到现场实地勘察。

让“方天”至今仍觉得意外的是，区委书记马卫光看到这个帖子后十分重视，亲自下载网帖批示，要求相关部门做好工作，切实保证企业员工的人身安全。交警部门最后拟定方案：在公司门口安装减速带，既不影响道路安全，也能使

员工车辆进出大门时减速，从而保证行车安全。双方进行了沟通，最后决定由海昌公司出资，在厂门口安装一条减速带。

庄市街道网络发言人表示，出于对海昌公司人员安全及公司发展的长远考虑，街道已把该公司列入拆迁计划，在征得业主同意后，即可实施。

“减速带在 6 月上旬已经安装完毕了，员工们也确实感受到了车辆慢行给他们带来的安全感。”“方天”昨天对记者说，马书记的批示是他的意外收获，他没想到相关部门的动作这么快。

从一件件办复的案例中，记者能看出网络问政平台在上传下达和促动政府部门提高效率等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去年 7 月 14 日下午 4 点 16 分，网友“香港人”发帖，曝光了一辆警车停在写有“禁止停车”的路面上。40 分钟后，“镇海公安”发帖回应：该车辆非镇海公安分局所有，已将该情况通报给车辆所属的公安部门。次日 9 点 52 分，“镇海交警”发帖，通报了处罚结果。当天 11 点 57 分，“宁波港公安”发表公开道歉信。

今年 6 月 24 日，网友“阿隆”发帖，说镇海交警服务大厅窗口功能区域分不清，无人指引，建议引进银行叫号系

统。当天，镇海交警即作出正面回应。7 月 1 日，交警服务大厅正式启动叫号系统。

点评

虚拟社会管理创新重在关注现实指向

网络不仅是信息载体、交往工具，也是意见空间、社会治理平台。截至 2010 年 12 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4.57亿。截至 2010 年 7 月底，我市网民规模达到 487 万。一方面，网民在虚拟空间充分体现出个体权利和参与社会治理的力量，另一方面，网络有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网民可从线上到线下抱团成势，引发舆论力和行动力的双重聚合。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发挥网民理性、建设性的作用，有利于社会管理走向开放、民主、和谐。反之，将扩大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甚至导致社会危机。

因此，虚拟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崭新、重大、紧迫的课题。虽然虚拟社会不同于现实社会，但网民的意见和行为有着直接而强烈的现实指向。镇海区实行网络问政的实践，令人欣喜地看到，政府如果善于通过网络来听取民意、吸取民智、改善民生，就会赢得网民的理解、信任、支持，就会加强政务公开、改进实际工作、促进社会和谐。

镇海区的网络问政平台为什么搭建得越来越大、与网民的沟通越来越畅？

第一，开诚布公，疏而不堵。镇海区不是视网民为另类分子、视网络舆情为洪水猛兽，不是持管控思维和压制手段而锁帖、删帖，甚至超出法律范围盯人、整人，而是直面矛盾、尊重民权，引导舆论、回应民意，解决问题，顺乎民心。政府和网民由此建立了互信机制，网民也将更加有序地参与社会治理。

第二，政务公开，主动发言。镇海区从当初依靠行政措施尤其是效能杠杆推动各部门“上网”，到如今形成“民声快递”、“雄镇论坛”、“在线交流”、“网上发言”和“记者追踪”等 5 大板块，主动提高了政务信息的透明度、公共治理的参与度、社会监督的能见度。网络问政形成了常态机制，政府公信力由此上升。

第三，提前问计，加快落实。网络问政不是作秀。镇海区从主要领导到政府各部门，更重视建立落实机制，解决现实问题。一方面，政府在决策初始就提前问计，通过评议会、恳谈会、听证会等渠道面对面了解群众呼声，另一方面，重视对网民合理的意见、建议的办理和督查。这一首一尾两个环节，体现了亲民务实的执政智慧和科学高效的执政能力。

通过网络引导群众知政、议政、参政，通过虚拟社会管理创新关注群众的现实指向，必将推动政府与公民、社会协同合作的善治。

2.曹村镇网络问政平台管理办法(暂行) 篇二

一、文献回顾与大数据概念介绍

大数据是2012年以来, 国内学界和业界极为感兴趣的重要话题之一。从专著看, 已经出现包括舍恩伯格《大数据》中英文版在内的著作10余部。[1]这些著作部分涉及计算机技术领域的探讨, 大多数著作则重点集中在企业和政府如何实现“大数据生存”。从国内已经发表的论文看, 通过CNKI查询, 截止到2013年4月27日可获得“大数据”为主题的文献2599条, 显示出“大数据”研究已经形成热点问题。但是如果加入“网络问政”查询, 则文献中包含两个主题 (大数据+网络问政) 的文章则为零。另按篇名查询, 含“大数据”文章为287条, 篇名中含“网络问政”的文章同样为零;在篇名中 (287篇) 中输入主题“网络问政”, 查询结果仍然为零。

从文献查询情况看, 国内学界目前对大数据研究有较强的兴趣, 但是这些研究尚未深入到分支领域或实现跨学科研究的细化;对于网络问政与大数据研究相结合, 至少没有研究者以“专论”的形式讨论这一问题。当然有可能在既有研究成果中, 或许涉及到网络问政这一问题的研究, 但网络问政并未成为这类文章研究重点。因此, 本文结合“大数据”和“网络问政”展开的有关探讨, 尤其是从“地方”网络问政的角度切入, 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关于网络问政的文章目前已经较多, 如从篇名查询看已经有290条文献, 说明已经有大量的文章讨论过网络问政问题。比较而言, 大数据对一般研究者来说更为陌生 (2013年始被称为“大数据元年”) , 因此本文只介绍大数据相关的概念, 而对网络问政不做更多的解释。

关于大数据的界定, 目前尚存在不同的说法。英国学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被《科学》杂志称为是“关于大数据问题的讨论最好的发起者”, 在其与肯尼思·库克耶合作的《大数据时代》 (Big Data) 一书中说:“大数据并非一个确切的概念。最初, 这个概念是指需要处理的信息量过大, 已经超出了一般电脑在处理数据时所能使用的内存量, 因此工程师们必须改进处理数据的工具。这导致了新的处理技术的诞生, 例如谷歌的Map Redu ce和开源Hadoop平台 (最初源于雅虎) 。……今天, 一种可能的方式是, 亦是本书采取的方式, 认为大数据是人们在大规模数据的基础上可以做到的事情, 而这些事情在小规模数据的基础上是无法完成的。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大数据还是改变市场、组织机构, 以及政府和公民关系的方法。”[2]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中, 互联网专家谢文当面指出舍恩伯格并没有给出大数据的确切定义, 舍恩伯格则重申了他对大数据的定义:“我们可以获得大量的数据, 并在数据的基础上作出决策, 而且能创造价值。”[3]很显然, 舍恩伯格的所谓定义毋宁说是对大数据特征的描述, 是一种为引入某类话题而作的必要的特征描述, 至少从人们惯常理解的“属+种差”的定义方式看, 舍恩伯格不管是在其《大数据》一书中还是现场的回答, 都没有给出严格意义上的“大数据”定义。

舍恩伯格在界定大数据上的含糊 (如果可以这样理解的话) , 或者说面临着严格定义“大数据”的困难, 不关乎于他本人的个人能力。这种困境恰好说明目前人们对大数据研究的基本状况, 即要寻找一个确切的定义是非常困难。对于处在探索期的大数据研究来说, 与其准确地予以限定性分析倒不如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对其特征的探寻和运用的研究之中。从研究者的角度看, 与其寻找一个公认的定义, 不如去分析这样的问题:当大数据来临时, 就某一具体的业务 (商业或政务等) 而言, 是否可以富有想象力地回答, 大数据究竟会对某一特定领域带来何种影响, 以及人们面对这些影响所获得的良好机会是什么?

二、大数据对地方网络问政平台发展影响

对于大数据的基本特性, 目前部分研究者归纳为四“V”, 即多样性 (Variety) 、体量 (Volume) 、速度 (Velocity) 和价值 (Valu e) 。[4]四个特征归纳极其到位, 每一个特性也能给研究者或业界不少启示。比如大数据的“价值”特性, 即反映出人们对于更高效地处理数据, 并获取价值的需求。正是因为大数据的这些特点, 给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对于网络问政尤其是地方网络问政平台来说, 同样要受到极大的影响。如果顺应大数据的发展趋势, 这种影响将产生极其正面的作用。具体来说, 体现在如下4个方面。

(一) 从大量个体问政信息探索参与方式的改进

大数据带来的变革, 意味着人们能够富有想象力地开展工作。大数据的思维方式是, 更关注“是什么”, 而不是“为什么”。就网络问政而言, 网民的个人信息 (年龄、收入层次、居住地点等) 、发言的内容、对问政处理的态度等, 都是极为有用的信息。大量的问政信息可以显示出网络问政平台如何更好地为网民服务。比如网络问政的用户界面, 网民在哪些环节上使用更轻松, 而在哪些方面容易遇到困难?

从网络问政既有的实践来看, 往往在事实上存在“数字鸿沟”问题, 即能够在网络平台上参与问政行为的公民, 体现出年龄上的差别 (一般集中在20-40岁) , 收入上的差别 (一般来说需要有电脑, 中等收入) 以及用户互联网技能上的差别。当然, 公民对协商民主的理解和运用本身也是重要问题之一, 不过这一问题并非网络问政形式所独有而已。就目前情况看, 地方网络问政需要在如下方面引起注意: (1) 公民参与的动力不足问题。如果参与范围有限, 代表性不足, 那么参与者的信息很可能误导政府决策。 (2) 公民参与的程序需要十分精细的设计。参与的议题、时间安排、意见表达的方式等等都直接关系到参与的效果。在网络问政实践中, 网络平台提供公民表达意见的渠道很重要, 但这些技术性细节做到精细化更加重要。 (3) 参与目的是要影响政府决策。[5]地方网络问政平台要体现出极强的“政府行为”属性, 如果政府能够对网民意见充分重视, 也许网络问政参与者的情况能够发生相应的变化, 即政府的重视程度与网民的参与积极性将成正相关关系。

对于网络问政而言, 必须在观念上解决变被动为主动的问题。也就是说, 就像商业上的应用服务一样, 网络问政平台同样需要在界面设计、问政流程等方面, 为客户 (即问政参与者) 提供更加友好的界面和快捷的处理方式, 要富于想象力地开发公民在网络问政, 尤其是地方网络问政方面的参与潜能。

(二) 基于问政内容基础上的社会管理

通过大量问政信息, 可以知道公民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即有哪些问题网民共同关心?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有助于解决政府“高度地贴近民意”问题。

按照互联网专家谢文的说法, 大数据的重要意义在于, 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从对于因果关系的追求中解脱出来, 转而将注意力放在相关关系的发现和使用上。只要发现了两个现象之间的显著相关性, 就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或社会效益。大数据之所以可能成为一个“时代”,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是一个可以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八面出击, 处处结果的社会运动。[6]大数据的这种特点使网络问政平台至少在技术上已经实现了这种可能, 即从理论上说, 网民至少可以将意见送达给相关管理者。在政府“调研”层面, 地方网络问政平台通过从网络上直接听取民意,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政府摆脱花费不菲的“基层调研” (虽然实地基层调研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 而且这种民意在样本的采集上, 完全是“大数据”性质的, 只要公民愿意参与 (这里的确有“理论上讲得通而事实上不可能”的问题存在) 。网络问政至少可以快速改进政府调研数据不充分的问题, 从技术上解决调查研究中讲“全部数据”成为可能。

在掌握充分的问政信息后, 政府则应该做出积极响应的态势响应问题, 这对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是一个基本的要求。网络问诊要尽量避免“删帖”现象, 尽可能让问题或意见得以显现。在传统民主形式下, “议程排除策略”从民主交易成本来看, 很有必要。[7]但是在大数据背景下, “数据说话”带来了问题的真正所在, 而且早解决的困难程度也大大减轻, 政府管理人员对于问政信息的重视自然是应有之义。

(三) 基于大数据基础上社会管理预测

大数据的重要价值在于预测, 在于从数据的分布上发现趋势, 这一点在舍恩伯格等人的理论中得到充分强调。从大数据的思维看, 网络问政功能的改进除了更好地回答网民的问题之外, 还在于准确预测问题背后的趋势性问题。

在2013年出版的《删除》中,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说:“数字化记忆可能还能提高政府在个人和社会层面决策的准确性。当个人申请某项政府服务时, 全面的数字化记忆也许可以让政府机关做出更准确的决策。在社会层面上, 这些易于获得的数字化记忆有助于预测一般趋势和社会发展, 使得政策制定者在问题失控前可以调整政策。”[8]具体来说, 就是在现实问题成为网络事件之前, 政府要及时的掌握到一手资料, 在最短的时间了解事件原委, 并在事件发酵前做好政策的调整和及时的疏通, 只有这样政府才能灵活有效地应对面临的问题。因此, 掌握好运用网络上大量的数据资源预测现实生活中的可能发生或即将发生的社会问题的本领对政府来说非常重要。

那么从网络问政的角度来看, 需要能够分析出问政信息所潜藏的信息, 从预测角度看舆情的判断, 诸如如何预测与防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某些特殊数据的分布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能够从问政信息中推测出某些情况?对于公民提供的政策、建议之类信息的处理或解决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按照传统的问政思维到了这一步基本算是问政任务已经完成。但是, 按照大数据思维, 单纯的一问一答或多问一答等基于“提交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显然需要改变。比如对于一些群体性事件, 问政平台未必需要等到“火山爆发”之后充当“事后诸葛亮”, 而应该在这类事件爆发之前能够进行分析和预测, 增强预警分析能力。当然, 要做到这一步无疑对问政平台的工作人员提出了知识和能力上的高要求 (这类问政工作人员素质上的解决问题笔者将另文专论) 。

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 使得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在网络上都可以以核裂变的速度传播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公众无论在获取信息, 还是参与信息传递方面也变得越来越简单, 政府传统的办公方式 (调研、座谈会) 显然已经无法适应新兴媒体带来的改变。[9]然而, 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 新的分析工具和思路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视野和有用的预测, 我们看到了很多以前不曾注意到的联系, 还掌握了以前无法理解的复杂技术和社会动态。大数据带来的思维变革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不必非得知道现象背后的原因, 而是要让数据自己“发声”。对于政府网络执政来说, 执政思维又面临着新的变化, 原来单纯的“走向台前”解答网友质疑、接受网民监督的形式已经不足以应对互联网上网民对某一事件的快速反应, 这种时间滞后、效率滞后的执政形式不能满足网民的需求, 也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四) 基于大数据基础上的问政数据公开

挖掘大数据资源优势是地方网络问政平台功能优化、管理创新的重要途径, 彰显了信息与传播技术 (ICT) 在社会发展和管理方面的比较优势。从发展趋势看, 地方主要网络问政平台将从维权、反腐为主的单一功能平台, 转型为集电子化管理、民间智库和大数据信息库于一体的多功能复合型问政平台。

在大数据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信息传播工作将会围绕数据挖掘、数据整合、数据分析和数据优化展开, 政府应该多变的、多角度的看待自身角色定位, 既是网络上的倾听者、参与者、引导者, 同时也可以是互联网背后网络数据的收集员、分析员和风险预测家, 在网络上和现实生活中平衡好两个“舆论场”, 处理好“话语主导权”。舍恩伯格提出, 政府是大规模数据的原始采集者, 并且应该开放数据:“事实上, 政府才是大规模信息的原始采集者, 并且还在与私营企业竞争他们所空着的大量数据。政府与私营企业数据持有人之间的主要区别就是, 政府可以强迫人们为他们提供信息, 但不必加以说服或支付报酬。因此, 政府将继续收集和积累大量的数据。”[10]舍恩伯格认为, 大数据对于公共部门的实用性同对商业实体是一样的:大部分的数据价值都是潜在的, 需要通过创新性的分析来释放。但是, 由于政府在获取数据中所处的特殊地位, 因此他们在数据使用上往往效率很低。提取政府数据价值最好的办法是允许私营部门和社会大众访问。舍恩伯格在《大数据》一书中论述说, 国家搜集数据时代表的是其公民, 因此他也理应提供一个让公民查看的入口, 但少数可能会危害到国家安全或他人隐私权的情况除外。这种想法让“开放政府数据”的倡议响彻全球。开放数据的倡导者主张, 政府只是他们所搜集信息的托管人, 私营部门和社会对数据的利用会比政府更具有创造性。这一点同样得到国内数据科学家田溯宁、谢文等人的支持, 如田溯宁就撰文指出, 中国要赶上这样一场大数据变革, 各界应该首先开始尝试公开数据、方式与方法。如同工业革命要开放物质交易、流通一样, 开放、流通的数据是时代趋势的要求。[11]

对于数据开放, 事实上存在着两个原理性的问题:第一, 开放数据是否是“数据”最有效的利用方式?至少从数据是一种类似于基础公共设施的角度看, 这种论点是有说服力的。第二, 政府是否应该公开, 数据公开背后真正的学理性理由是什么?事实上这一点已经由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斯蒂格利茨认为, 相对于其它公共物品, 政府在信息公共物品的提供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经济环境中, 价格不会传递所有相关的信息。政府官员常常是相关和及时信息的唯一或主要来源。假如官员受到某个强制性命令的支配, 那么公众就将失去真实和有效的其它信息来源。许多被搜集的信息本身是一种公共物品, 如果政府不提供这些数据, 则没有人愿意提供, 更不用说提供足够数量的信息。政府的信息搜集是利用纳税人的钱来完成的, 由于公众已经为政府搜集信息付了钱, 那么公众就是这些信息的所有者。[12]也就是说, 从契约角度来说, 政府有能力和义务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 大多数信息也属于这类公共物品, 而“数据公开”即是提供这些公共信息的手段之一。

或许对于网络问政平台来说, 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为什么” (对资料是否应该公开) 而是“怎么办” (具体如何实现资料的有效使用和公开的问题) 。因为对于这些大量问政信息来说, 它与一般的政府文件或行政资料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这里必然面临着对信息资料进行分析整理的问题。就纯粹操作层面而言, 以下内容是可以整理出来对社会开放的: (1) 非隐私性问政个体信息统计数据开放。隐藏公民个人信息后的总体个人问政信息, 即面上的基本统计数据, 在不涉嫌透露问政参与者个人信息的情况下, 应该能够向社会公开。这一点与目前隐藏IP地址之后公布部分信息或公布手机尾号发布奖项等行为类似, 也就是不能泄露个人隐私。 (2) 问政内容的公布。对问政内容进行数量、主题、词语使用频率等方面的归纳处理, 能够反映出公民在不同的年、月所关注的内容和重点的差别。这些数据向社会公布后, 可供研究者或一般公民查询。比如学者可以从这些数据中研究出目前的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内容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 这些数据公开之后, 社会的使用情况肯定是多样化的, 但是只要不是盈利性使用 (一定程度上只要是在政策上允许的范围内同样可以用于盈利性用途) , 原则上应该向索取人开放。

地方网络问政平台在利用“地方性知识”方面, 既是一大优势, 也是一种必要。问政平台的实现数据化建设并充分向社会公开, 可以说是将问政平台转型为开放的信息搜集、整理和供给于一体的多功能开放服务性信息平台最重要的一步, 这也是大数据时代给地方网络问政平台转型提供的良好机会。国外 (如斯坦福大学) “电子政务” (e-goverment) 或“网络协商”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妨为我国网络问政数据开放问题提供借鉴。[13]当然, 但真正的数据开放自然必须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

三、进一步讨论

对不同的人来说, 大数据所带来的价值含量是不一样的。它可以是一种技术形态, 也可以是一种思维方式 (如“第四范式”的说法) 。无论如何, 大数据已经实实在在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包括信息传播和社会治理。对于具有跨学科研究价值的地方网络问政的发展前景而言, 大数据的到来无疑为这一问题的探讨带来富有想象力的思路。这一问题的研究前景, 将随着政府对网络问政的重视以及公民协商民主意识的提升而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

如果说大数据给传媒、电子商务、政府治理带来“翻天覆地”或“跨时代”之类的变化, 似乎言过其实。从网络问政尤其是地方网络问政的深化研究来说, 如下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一, “大数据”作为一个带有浓厚“未来学”色彩的概念 (或一个描述性词语) , 是否如“后工业社会”、“数字化生存”等概念一样, 被人们严重地误解从而导致解释力的缺乏?毫无疑问, 将包括“大数据”这类概念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使用, 对于传媒研究、电子政府研究等领域值得注意。

第二,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合力的结果, 任何技术上的突破 (包括思维或观念上的创新) , 往往只能推动历史发展“一小步”, 不能因为技术上的巨大优势而过多地赋予其“人类一大步”的作用。互联网研究中已经有不少人热衷于技术决定论, 或者对于技术过分地强调 (Winston, 1998;Webster, 2006等) , 势必造成理论和事实的脱节。[14]就因特网的使用而言, 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传播中, 那些高学历、高收入的政治人员也主要是通过新媒体进行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行为 (如网络用来进行“广而告之”的传播而不是政治家与公民的互动) 。尽管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的确意味着地方网络问政平台的发展面临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但这种前景的实现, 终究还得立足我国多方面改革的推进。

第三, 要以多维视野看待“大数据”在传媒领域的作用。最近一两年来, 大数据诚然是一个引起人们兴趣的“热词”, 但同时也遭到不少研究者的“冷讽” (当然是学术争论意义上的“反对大数据”一类题目) 。传媒研究的解释力来自于研究者对传媒现象是否做出了符合事物本质真实的认识。李京铨教授等人近年来提倡传媒研究要注意政治经济学、媒介社会学、媒介文本和解释性社群意义赋予四个层次上的研究, 以及各个研究层次的相扣相连, 或许对于如何看待目前关于大数据若干争论, 具有方法论的借鉴作用。[15]就大数据对网络问政的影响而言, 也不妨采用多重视角展开深入研究。

摘要：大数据概念引入国内之后, 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商务、移动通信、传媒研究等领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地方网络问政平台涉及到信息传播、电子政务等领域, 自然应对大数据的到来做出积极的回应。在网络问政非隐私性信息的使用、公民问政诉求的把握、社会问题的预警以及数据的处理和公开等方面, 地方网络问政平台将获得富有想象力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