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材料

中共一大材料（精选10篇）

1.中共一大材料 篇一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共一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共产党小组推举的12名代表和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列席了会议。大会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的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的画舫上）

2.中共一大材料 篇二

一、中国少年志在成有用之才

李汉俊, 原名书诗, 又名人杰, 六岁进私塾, 过目成诵。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让他从未离开对国家和历史的关注。或许, 正是幼年时从父亲口中听来的历次农民起义的故事让他在心底生出了一颗种子, 使他日后最终走入时代深处, 与四亿底层大众走在一起, 与关注底层大众生活命运的理论学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 他与当时很多中国人一样, 看见过列强的军舰游弋在长江水面, 看见过列强侵略的疯狂, 看见过新学堂新知识带来的闪亮之光。积贫积弱的中国与新知识带来的美好景象晃动着中国少年迷茫的目光, 也唤起了中国少年的热情与斗志, 唤醒了中国少年的报国之志。

在民族国家的种种伤口上, 少年李汉俊说道, 我们求学就是要成为“有用之才”, 以便为国家民族扬眉吐气出力。这就是他年少之时的远大志向。他这一远大志向在兴中会成员吴禄贞和同盟会创始人之一李书城的影响下逐渐清晰、牢固, 并一直伴随着他, 直到他的生命结束在反动军阀的手上。可以说, 也正是这一远大志向, 使得他与始终关注无产者前途命运的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 并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二、留学东瀛初体验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近代留学热潮中, 李汉俊在吴禄贞的帮助下, 随兄长李书城踏上了东渡日本的路途。虽然, 李汉俊学的是工科, 但他对社会科学, 尤其对正在西方和日本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十分感兴趣, 他阅读了当时所能看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当时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的影响下, 他放弃了钟爱的数学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在《我的社会主义》 (片山潜) 、《社会主义纲要》 (界利彦) 、《社会主义精髓》 (幸德秋水) 、《贫乏物语》 (河上肇) 、《震撼世界的十天》 (约翰·里德) 、《社会问题研究》 (河上肇) 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中, 以及在《改造》、《黎明》、《新潮》等进步报刊的影响下, 李汉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逐渐深入, 而精通日语、英语、法语和德语, 则为他更科学地阅读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创造了条件。

在日本留学期间, 李汉俊并不是孤独的。他总是和日本那些社会主义者, 如界利彦、河上肇、宫崎滔天和高津正道等保持密切联系, 他总是和中国的激进留日学生, 如戴季陶、沈玄庐等人保持密切联系, 他还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在他们之间, 李汉俊丰富了知识, 开拓了视野, 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 为他日后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妙笔文章万里神州传真理

1918 年, 李汉俊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在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准许日本从中国东北出兵进击西伯利亚协定后, 李汉俊与何公敢、杜国庠、黄日葵等人发起“留日学生归国团”, 并在年底与黄日葵、李达离开了生活了长达十多年的日本, 回到了上海。与当初东渡日本时相比, 他的行囊里多了英、德、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书刊。这些书刊成为他日后在上海从事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撰写马克思主义文章, 以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础。

在1919 年至1921 年几年间, 李汉俊借助《星期评论》、《新青年》、上海《民国日报》、《劳动界》、《共产党》和《妇女评论》等报刊, 发表九十多篇文章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其中, 《星期评论》是最为主要的宣传平台。他在这一刊物上共发表38 篇文章[2], 留下了《怎样进化?》、《男女解放》、《强盗阶级底形成》和《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意见》等名篇。

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是李汉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重要方式。以翻译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为标志, 他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而在众多翻译作品中, 尤以马尔西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和洪福利的《我在俄罗斯的生活》等为著名。同时, 他还校译了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 协助李达翻译荷兰人郭泰所著的《唯物史观》[3]。正是得益于李汉俊的广泛翻译, 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更易于为国人接受和理解。

在通过翻译和发表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启迪工人的同时, 李汉俊还亲身投入到工人运动中, 以实际行动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鉴于当时武汉强大的工人力量, 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来领导工人运动, 并成立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 由李汉俊出任教育主任委员来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3 年2 月初, 李汉俊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典礼, 在京汉铁路总同盟大罢工中, 李汉俊奔走于武昌和汉口的各种会议, 商量推进大罢工的新策略。而在林祥谦被反动军阀杀害后, 李汉俊联合了北京与京汉铁路的工人代表, 动员湖北籍国会议员向国会提出弹劾吴佩孚, 并要求公布工会法, 确立工会的合法地位, 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虽然京汉铁路大罢工最终失败, 但马克思主义却在此过程中得到广泛传播, 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觉醒。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就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斗争。这种理论斗争同样延续在20 世纪20 年代的中国, 其中, 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理论论争最为突出。1919 年9月, 张东荪等人借《解放与改造》创刊号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介绍, 并通过发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促进工界自觉性进一言》和《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等文章阐述政治主张。李汉俊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敏锐地察觉了张东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 他先后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等文章, 率先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后来, 他又发表《跑到内地才睁开眼睛么》和《冤哉枉也———抨击张东荪先生的人们》等文章, 继续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展开批评。这一理论斗争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 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4]。

四、应潮流建党伟业功在千秋

五四运动后,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中国无产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在李汉俊看来, 当时的中国已经发生毛病而要根本改变, 而孙中山借助军阀力量搞革命的道路行不通, 应以俄国革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进行社会革命, 而社会革命的成功则有赖于“新兴势力之参与”[5]。这“新兴势力”就是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人。

1920 年春, 李汉俊、陈独秀等人与共产国际东方局威金斯基等人就组建中国共产党形成共识。同年5 月, 李汉俊与陈独秀、李大钊在威金斯基的帮助下, 组织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三个月后, 李汉俊、陈独秀、李达、沈玄庐等七人在上海陈独秀寓所建立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和各地共产主义者的联络中心, 推动各地及时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而李汉俊则是为新成立的党组织起草了党纲草案。后来, 李汉俊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和刘伯垂等人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而北京、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共产主义小组和旅日、旅欧共产主义小组也先后建立。

1920 年冬天, 陈独秀南下广州之后, 李汉俊出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书记, 在编辑出版《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同时, 与李达积极筹备中共一大, 并与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加强联络, 研讨一大召开等各项事宜。1921 年7 月23 日,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 而地点正是李汉俊的寓所, 但他们的秘密行动被法租界的侦探觉察, 在这危险时刻, 李汉俊要求代表们立即转移, 而自己则留下来用法语与巡捕机智周旋, 使大会转危为安[6]。后来, 大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召开, 顺利完成了大会所有议程,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李汉俊在14 岁时便远渡日本留学长达十多年, 没有对当时国情进行深入研究和考察, 而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多来自日本和苏联的翻译作品而非德文原版, 这就使得李汉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难免存在不足。但正是在如此艰苦的理论条件和时代环境中, 方见李汉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

摘要：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 参与组建共产主义小组, 在建党过程中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传播, 他不愧是中共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李汉俊,马克思主义,贡献

参考文献

[1]赵魁浩.李汉俊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J].上海党史与党建, 2007 (12) .

[2]王英.李汉俊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J].兰台世界, 2013 (2上) .

[3]别国庆.李汉俊在建党前夕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J].湖北档案, 2007 (6) .

[4]田子渝.李汉俊是批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最早斗士[J].湖北大学学报, 2000 (2) .

[5]李丹阳.李汉俊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J].史学月刊, 2012 (7) .

3.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 篇三

1923年春，邓恩铭来到青岛进行革命活动，致力于青岛的党、团组织的创建和工人运动。8月，邓恩铭与在胶澳商埠督办公署任职的中共党员王象午取得联系，组建了青岛第一个中共党组织，邓恩铭任书记。由于邓恩铭的努力，青岛党组织发展迅速，至1924年秋，青岛党员人数增至5人以上，由青岛党组织改建为中共青岛独立组，邓恩铭任组长；1925年，根据中共四大修改的党章规定，改建为中共青岛支部，邓恩铭任书记。邓恩铭在创建中共青岛地方组织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建立了青岛团的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并任书记。

在青岛，邓恩铭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上。他深入四方机厂，通过帮助和教育，把带有封建行会性质的工人自发组织圣诞会，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青岛第一个工会组织；发动和领导了1925年四方机厂大罢工，建立了四方机厂工会和胶济铁路总工会；组织领导了日商纱厂工人三次大罢工，形成了青岛历史上震惊中外的第一次罢工高潮……邓恩铭的活动，引起了青岛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1925年4月，青岛反动当局拘捕了邓恩铭。因罪名不成立，将其驱逐出境，并勒令不得返回青岛。之后，邓恩铭曾两次秘密返青，指导罢工，并把遭敌人严重破坏的青岛党组织重新恢复起来。从1925年8月至1928年初，邓恩铭在山东工作期间，曾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共山东区委委员、山东区委书记、省委常委、省委书记等职务。

4.参观中共一大会址有感 篇四

——卢晔晨

在大一上学期，中德学院党总支组织毕业生党员及参加党校学习的预备党员赴“一大会址”，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共一大会址，就从这幢青墙红砖的石库门里踏出了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历史性的一步，虽不是惊天动地却也足以堪称开天辟地.本次通过参观一大会址纪念馆，我们零距离地“感受”了那段创业维艰、卓绝奋斗的岁月。馆内鲜红的党旗让人感觉是那样的神圣和高尚，让我们发自内心地崇敬和激动。

这虽是我第一次来这里，却与想象中的场景十分相似：老式的石库门，黑漆的大门。走进里面，有了一些改造，除了一大的会议室的布置没有变动（包括桌椅的排放），里面有增加了中共创建历史文物陈列室，收集了很多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文物，让我们透过时空的隧道，仿佛亲身体验到在时空那一端正在发生着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其中在我们身处的地方便有一件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那便是中共一大的召开。

漫步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览厅，看着陈列的革命文物、文献和历史照片当我驻足在会议场景：毛泽东慷慨陈词，董必武侧耳倾听，李达会心微笑，栩栩如生的蜡像定格伟大一刻。这些仿佛又让我回到1921年，在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代里，有这么十三位青年，在上海法租界里这个不起眼的老式石库门住宅的简陋客厅里开起了秘密的会议。面对强大的中国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列强，居然宣布他们要合起伙来结党，要改天换地，获得中国的万里江山……在这次会议上，这批伟人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制定了救国救民的方针。正是由这十几个不起眼的人物发起的中国共产党，克服了千难万险，写下了人间的一个神话，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多么不容易有伟大的一件事呀！

看着那些一如我们的年轻的脸庞，背后却是如此强大的力量和勇气在亡国之即呼唤起一道明亮，黑暗和悲痛不会消磨他们顽强的灵魂，满心只是奔涌出火一般的浓烈和热忱。与国家同命运，一个国字是如此铭刻于心指引年轻人为之可以放弃生命，在今天这样的年代，在繁花似锦如花似玉的年代，怎样找回这丢失的激情和崇高?何处去呼唤起同样的激愤和勇气？我们是不能还是不敢，是无力还是无法？内心的依然存在的明火将如何敲击以至燃烧？

我们今天能够怀着崇敬和喜悦之情来到这里也得益于当年的这次会议，想到这一点，也让我重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几十人的小党发展到今天一个拥有几千万党员的执政党是多么艰辛的事！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自己作为一个预备党员的光荣身份，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虽然不是在80多年前的革命战争年代，而今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也同样需要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共同努力。即将成为党员的我们更多了一份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

时光不再，英雄虽逝，光辉长存。他们的精神犹如长夜中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党前进的道路，照亮了中华民族崛起的前程。抚今追者，我们踌躇满志，我们所接过的使命是不仅仅对党的忠诚和敬仰，更是令华夏子孙世代繁荣的热望。

5.中共一大会址观后心得 篇五

复旦大学技术科学实验一班 闫铭

2014年11月30日，在指导老师顾宁的带领下，复旦大学2014级技科一班党章学习小组一行12人来到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体验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的风雨历程。

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看到那青红砖交错的外墙，看到那配铜环的黑漆大门，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油然而生。要知道，就是在这个貌不惊人的小楼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在当时，全国只有53名共产党员，与会代表只有15人；随着历史的发展，据统计，当今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已将近九千万。我很好奇：是什么，赋予了这个政党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进入展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一层是观众服务设施，设有门厅、多功能学术报告厅和贵宾厅。小组一行人在一楼党旗前合影留念。二层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文物陈列》展览厅。基本陈列即由“中共‘一大’会议室旧址陈列”和“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文物陈列”两部分组成。“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文物陈列”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中国党成立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全过程。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位于展馆二楼陈列室内的蜡像馆。蜡像馆形象地刻画出当年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15位出席者围桌而坐、热烈讨论的场景。可以说，这是中共一大会议的最直观最形象的精彩再现。蜡像人物中，毛泽东身着长衫，肃立中央，面容肃穆，双眼炯炯直视前方，显露出夺人的英气。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或思或望，神情严肃。

除了蜡像馆，纪念馆二楼还存放了数百件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历史资料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壮大并领导中国人民走出民族危难、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历程。党章学习小组成员在一幅名为“晚清时局全图”的图片前停了下来。该图片形象记录了19世纪末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的景象。指导老师顾宁为同学们简介了画面上各种动物的代表意。看到这幅图片，我扼腕叹息，深以为耻。随着参观的进行，看到侵华日军的罪行实录，我不禁义愤填膺。当看到大饥荒期间中国饥民皮包骨头的悲惨情景时，我连连摇头，自觉难以直视这惨状。想到当时中国面临的种种苦难，再想到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做出的不懈努力，再想到现如今中国国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的盛况，我终于明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不是一声空洞的口号，这句话的背后，不知蕴藏了多少共产党人的付出与奉献，汗水与鲜血。我也终于明白，是历史，是时代，是千千万万中国的人民群众，赋予了中国共产党长久而强大的生命力。

6.中共一大至十七大简介 篇六

中共一大：1921年7月23—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和嘉兴南湖召开。全国党员50余人，出席正式代表12人：李达、李汉俊、张国寿、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邓思铭、王烬美、陈公博、周佛海。还有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组成中央局。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人民的斗争有了自己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中共二大： 1922年7月16—23日在上海召开。全国有195名党员，出席二大有12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张太雷、施存统、王烬美、邓思铭、向警予、项英，毛泽东因没有找到会址而没有参加。二大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等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共三大：1923年6月12—20日在广州举行。全国党员数432人，出席代表30人。大会选举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委员。“国共合作”是三大的中心议题。

中共四大：1925年1月11—22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党员数990余人，出席代表20人。大会主要是总结党领导工农运动和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明确无产阶级领导权。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等9人为中央委员。

中共五大： 1927年4月27日—5月9日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代表80人，代表全国党员57900多人。大会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但仍选举他继续担任党中央总书记。

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共有142人出席大会，代表全国4万多名党员。选出中央委员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毛泽东、李立

三、张国焘等23人，向忠发为中央局主席。

中共七大：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在延安召开。正式代表547人，代表121万党员，是我党历史上盛况空前的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大会规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政治路线。

中共八大：1956年9月15—27日在北京召开。大会选举397名中央委员，73名候补委员，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大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中共九大： 1969年4月1—24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多万党员。大会选出170名中央委员，109名候补中央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主席，林彪为副主席。

中共十大： 1973年8月24—2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1249 1

人，代表全国2800多万党员。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

中共十一大：1977年8月12—18日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代表1510名，代表全国3500多万党员。选出201名中央委员，华国锋为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大会宣告“文革”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党的根本任务。

中共十二大： 1982年9月1—11日在北京召开。大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总书记，邓小平为中顾委主任。大会提出了新时期总任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工、农、国防和科技），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

中共十三大：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在北京举行。正式代表1936人，代表全国4600多万党员。大会选出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总书记。十三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提出了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共十四大： 1992年10月12—18日在北京召开。正式代表1989人，代表全国5100万党员。大会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熔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总书记。十四大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中共十五大：1997年9月12—18日在北京举行。正式代表2048名，代表全国5800万党员。大会选举江泽民、李鹏、朱熔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总书记。大会主题：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中共十六大：2002年11月8—15日在北京召开。正式代表2100多名，代表全国6600多万党员。大会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为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为总书记，江泽民为军委主席。大会主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7.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 篇七

1898年6月14日，王尽美出生在山东省莒县北杏村（今诸城县枳沟镇）东南一间茅草屋里。1905年，地主王介人打算为他8岁的儿子祥孩找一位年龄相近的孩子为陪读，王尽美的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多方求人说情，王介人见王尽美聪明伶俐，也就答应了下来。

陪读对于穷人家的孩子来说，是拥有了读书的机会，但也标志着不幸的来临。每当祥孩调皮捣蛋时，王尽美常常遭到先生的毒打，因为地主少爷的命“金贵”，是打不得的，这叫“杀鸡给猴看”。王介人见王尽美的成绩远远优秀于自己的儿子，也十分气愤，便也时常动手殴打王尽美，还给王尽美分配许多额外的活计，以折磨王尽美。为此王尽美的祖母、母亲也十分伤心，但没有办法啊！为了能读书，也只能委曲孩子了。

但仅仅过了不到一年，祥孩突然患病死掉了，王尽美也就结束了他的陪读。又过了一年，村子里的另一位地主也想为自己的儿子找个陪读，知道王尽美学习好，就找到了他。谁知这次做陪读只有半年的时间，这个地主的儿子又暴病身亡了。一时间村子里的人都说王尽美的命“硬”，“尅”死了两个孩子，各种指责、咒骂泼向了幼小的王尽美。期间，王尽美并没有中断学习，在劳动的空隙他总是默默自学着。

1910年春，村里办起了村塾，这种学校主要是针对贫穷子弟创办的，学费很低，于是，王尽美又有了读书的机会。在两年的村塾学习生涯里，王尽美学习了《论语》《大学》等一批儒家经典。1912年，北杏村又成立了新式的初等小学，废除了原来的村塾，王尽美就转入了初等学校四年级学习，因为学习特别优秀，由学校校长圈定免除他全部学费。1913年，王尽美初等小学毕业后，升入了距北杏村12里的枳沟镇高等小学堂，凭其出众的表现，担任大学长，是该校唯一的一位免费生。

1918年春天，20岁的王尽美考取了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离开家乡到济南求学时，王尽美写过一首《沉浮谁主问苍茫》的诗，这也是今天发现的王尽美最早的一首诗：

沉浮谁主问苍茫，

古往今来一战场。

潍水泥沙挟入海，

铮铮乔有看沧桑。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数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要求收回被日本人占领的山东的一切权利，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王尽美积极投身学生运动。1919年7月，王尽美写下了他的第二首诗，题目是《长江歌》：

看看看，滔天大祸飞来身边。日本强盗似狼贪，硬立民政官，此耻不能甘。山东又要似朝鲜，攫我祖国，攘我主权，破我好河山。

听听听，山东父老同胞愤怒声。送我代表赴北京，质问大总统！反对卖国廿一条，保护我山东。堂堂中华，炎黄裔胄，主权最神圣。

一时间，王尽美的这首诗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后来作为歌词，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山东。同年春，王尽美与邓恩铭创建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同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派王尽美、邓恩铭为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一大后，王尽美回到济南，写下了他的第三首诗，题目是《无情最是东流水》，表达了他要唤醒劳动人民起来革命的决心：

无情最是东流水，

日夜滔滔去不停。

半是劳动血与泪，

几人从此看分明。

这一年，王尽美还写下了著名的《肇在造化——赠友人》，并依据这首诗，把自己原来的名字王瑞俊改为王尽美，以表达自己的革命理想、革命决心：

贫富阶级见疆场，

尽善尽美唯解放。

潍水泥沙统入海，

乔有麓下看沧桑。

1922年7月16至23日，王尽美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二大以后，中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工人运动上，并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罗章龙为北方分部主任，王尽美为北方分部副主任。此后，王尽美先后领导了京奉铁路山海关铁厂工人罢工、秦皇岛码头工人罢工、开滦五矿工人罢工，并在工人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同年，由王尽美起草的济南《大槐树铁路工人工会成立祝词》，祝词以新诗的形式写出，很有革命的激情，并发表在1922年7月9日出版的《山东劳动周刊》第一号上：

好了！好了！劳动界一线的曙光，放到我山东来了！你是握着南北交通的枢机，你是传播文明的利器。

你要为山东劳动界多少同胞，首先把这个担儿担起。

但愿你下上决心，养足实力，认定方针，辨清目的。

你要知道，你的后边，还有多少同情的兄弟，都要跟你即时奋起！你要能好好地给他们作一个榜样儿，那才是你的成绩。

努力！努力！有多少亲爱的同胞，眼巴巴地望着你！

王尽美还经常深入到工人中间，了解他们的疾苦。一次，王尽美在山东省立一中进行革命宣传时，在同伙房的工人攀谈中，了解到炊事员老王因家庭困苦终日忧愁，就循循善诱地给老王讲解苏联穷人如何翻身做主人的道理，还在老王的扇子上题诗一首：

为何贫困并非命，

乃因世事太不公。

如把脑筋肯放开，

天下大事无不成。

1923年，王尽美创作了著名的《革命天才明》（五首），针对工人、农民、店员、学生、士兵进行革命宣传。

其一是《对工人》：

工人白劳动，厂主寄生虫。

工人无政权，世道太不公。

工人站起来，革命打先锋。

其二是《对农民》：

穷汉白劳动，财主寄生虫；

贫穷并非命，世道太不公；

农民擦亮眼，革命天才明！

其三是《对店员》：

店员白劳动，财东吸血虫；

人穷并非命，世道太不公；

工商联合起，革命无不胜！

其四是《对学生》：

反帝反封建，五四大运动；

打烂旧世界，民族才振兴；

同学快觉醒，革命学列宁！

其五是《对士兵》：

士兵死千万，大官立了功。

为何打内战，道理讲不清。

枪口要对外，反帝是英雄。

8.参观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 篇八

2011年5月7号，我有幸参加了上海电力学院组织的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的活动，使我更加了解了中共诞生初期的那段历史，使自己在思想上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观念上受到了一定的触动，受到了一定的启示收获很大，感触颇深。同事让我对于我党建立，发展到成熟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也更坚定了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信念。

来到一大会址，会情不自禁地肃然起敬，就从这幢青墙红砖的石库门里，跨出了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只能各国历史性的一步，虽不是惊天动地，却也足以堪称开天辟地。来到门前，门楣上有半圆形的矾红色堆塑，乌黑的木门上配有一对沉甸甸的铜环，门框四周有米黄色的花岗岩石条围成，使人一眼望去有一种朴实典雅之感。一路走进去，厨房、走廊、天井，全都原汁原味，完全是八十多年前的风貌。

漫步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览厅面积450平方米，陈列革命文物、文献和历史照片148件。为了生动地再现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展厅按中共“一大”整个会议厅并不大，整齐而有序，庄重而严谨，重现了党的诞生全景地：毛泽东慷慨陈辞，董必武侧耳倾听，李达会心微笑，栩栩如生的蜡像定格了这一伟大的时刻。这些仿佛又让我回到1921年，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段，当时百姓穷无立锥之地，要想建立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当然也没有落脚之处。然而这样的创业维艰并不能阻挡时代前进的步伐，更不能冷却共产党人的满腔热血。当我再次仔细的端详着那些开会现场的小桌小凳，仿佛穿越时光触摸到了一种深邃的力量。执政为民，立党为公，从这些简陋的会场立坐而论道到身体力行，浴血奋战，指点江山，把一个个纲领宣言变成现实，这是何等傲人的气魄啊！

我们的党从无至有，经历艰难曲折无数，时至今日，我也更深一步地懂得了什么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高深境界，无数的革命先烈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泱泱大国所酝酿的巨变将是全人类史的伟。

时光不再，英雄虽逝，精神长存，犹如黑夜中的明灯盏盏，照亮了党前进的道路，照亮了民族崛起的前程！抚今追昔，我们踌躇满志，我们所接过的使命，是不仅仅对党的忠诚与敬仰，更是令华夏子孙世代繁荣的热望。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一九六一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一幢建于1920年的具有上海地方风格的石库门楼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楼下一间十八平方米的客厅内召开。来自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明、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及陈独秀指派的包惠僧共十三人，代表全国53民党员出席了大会，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柯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决议，选举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21日，当时还只是几十个人的组织，但是由于吸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思想，共产党注定要给中国带来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风暴。孙中山的几次革命相继失败后，中国进入了黑暗的军阀混战时期，民不聊生；而当时的段祺瑞政府只顾了和别的军阀开仗，巴黎和会上中国的权益统统放弃，终于五四运动等一系列爱国救国运动如火如荼地在神州大地展开了，而中国也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成立了。

中共一大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首先，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它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思想理论，是真正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在军阀混战时期孙中山曾经对军阀产生过幻想，打算“以阀制阀”，但事实证明“南北军阀是一丘之貉”，根本无从利用，而共产党的成立给处在困境中的孙中

山以胜利的希望；一大开得十分简单，前后不过几天，但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把党的任务党的奋斗目标中国将何去何从这些问题研究了个遍，并相应得制动了党章，党的领导人以及党今后的奋斗目标。这在当时黑暗统治下的中国无疑带来了胜利的曙光。

临去了，我的心中久久无法平静。时光不再，先烈们已经远去；抚今追昔，我们踌躇满志。抚摸那些灰色的墙壁，我希望能将它那不卑不亢的存在烙印在我的手心，将那八十年前的一段记忆铭刻于心。整个参观的过程都是让我刻骨铭心的，但我只想用我们后辈寻找这历史遗迹的小事来告诉我们青年，不要忘记历史。

9.参观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 篇九

今年是我们那伟大的祖国62岁生日，爸爸、妈妈为了让我这个生活在蜜糖中的女儿了解新中国建立的艰辛，决定带我参观中共一大会址，一起追溯红色之旅。

经过一个小时的奔波，一扇红砖交错，乌黑的木门配着一对沉甸甸的铜环，拱形的石雕门门框四周由米黄色石条围成的石库门建筑呈现在我眼前，这就是我期待已久的“中共一大会址”。

一进入馆内，鲜红的党旗像一团火焰映入我的眼帘，它是那样的神圣和高尚，让我发自内心的崇敬和激动。屏幕上展现的是泛黄的报纸、保存完美的旧照、以及先辈穿过的旧外套，让我感到好像已经穿越到那个时代，身临其境地体会着、品味着一件件展品背后的辉煌故事„„

跟随着大家的步伐，沿着灰色墙壁，我来到了楼梯口，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了二楼入口处，这里所展示的数百件珍贵历史资料及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鸦片战争、辛亥战争，直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走向民主和自由。纪念馆内还有三个陈列室，展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时期的史迹和文物。一大会议的场景、湖南的游船，一幕幕在我的脑海里，使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

10.查清中共“一大”密探之谜（上） 篇十

1921年7月30日晚上，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 （今黄陂南路）上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秘密举行闭幕式的时候，突然闯入一个陌生男子。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经验，他意识到来者不善，一拍桌子，立即决定散会。

那幢石库门房子，人称“李公馆”——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在此居住。李书城的弟弟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他和李达一起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李汉俊说，他家房子大，可供开会之用。这样，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馆”底楼的餐厅里举行。

那天，代表们按照马林的紧急决定刚刚散去，那个陌生男子就带着一群法国巡捕前来搜查。这表明马林当机立断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那个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陌生人确实是密探。

翌日，会议转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中共“一大”在南湖的游船上顺利闭幕。

这个密探，差一点使中共“一大”的代表们被一网打尽。

这个密探，改变了中共“一大”的进程，会议不得不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

这个密探的出现，是中共“一大”的一个重大事件。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查找：这个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究竟是谁？

当时，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的总共有14人：其中中共“一大”代表12人 （周佛海因病没有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2人。

当事人后来在各自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回忆那个密探的形象的：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是“穿灰色竹布长褂”；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这便是留存在当时目击者们脑海中的印象。此外，再也没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了。

由于没有详细的线索，多少年来一直没有查清这个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

我在创作 《红色的起点》 的时候，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得以查清了这一历史谜案。我的查证，得到了许多中共党史专家的认可。

《红色的起点》一书的全名是 《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在这本书里，我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历程，内中涉及那个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

密探为什么会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呢？

经过查证，是出席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因为马林早已处于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之中，所以在7月23日晚当马林来到上海“李公馆”出席中共“一大”开幕式，便使“李公馆”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也正因为这样，当7月30日马林再度来到“李公馆”，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密探就突然闯入“李公馆”……

传奇老人讲述历史秘辛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破解这个历史之谜的重要线索。

1990年暑日，我的长子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家里做客。中叔皇 （1925.7.14—2005.8.25）身材魁梧，曾经是著名演员，主演过《渡江侦察记》 《独立大队》 《兵临城下》 等电影。

我的长子去中叔皇家玩，有双重关系：一是中叔皇的夫人是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副所长，我的长子在这个研究所里做毕业论文；二是中叔皇的女儿跟我的长子是同班同学。

中叔皇问我的长子：“你爸爸最近在写什么？”长子看过我的纪实长篇 《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 的手稿，答道：“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书。”长子说及书中描述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举行的情形，中叔皇便说：“你回去告诉你爸爸，薛畊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法租界的情况，可以去采访一下。”

于是，中叔皇在一张纸头上，写下薛畊莘的名字、电话号码以及住址。

依照中叔皇的提示，1990年8月9日，我前往年已耄耋的薛畊莘先生家中拜访。

当时薛先生已经八十有六 （他生于1904年10月22日），看上去却只有六十来岁的样子。他前庭开阔，戴一副墨镜，一件白绸香港衫，正坐在藤椅上看书。知道我的来意，热情予以接待。

薛畊莘先生说起他的传奇经历：

他是混血儿，父亲中国人，母亲英国人。1904年10月22日出生在上海浦东陆家嘴。父亲薛仲江是陆家嘴英商鸿源纱厂棉花部主任。母亲孙美莉 （Mart Samgster） 是侨居上海的英国人，出生在英国一个大户人家。

薛畊莘先生说，他名畊莘，字仰衡，法文名为约瑟夫·薛。只是因为“畊”生僻，晚年他改用“耕”字。他的户籍上的名字也写薛畊莘。

本文尊重他的原名，仍写薛畊莘。

1908年，薛畊莘4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为了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送他到比利时读书。薛畊莘颇有语言天赋，在比利时读书学会英语和法语。

1917年，薛畊莘13岁，母亲病重。薛畊莘接到电报，从比利时赶回上海，见了母亲最后一面。母亲嘱咐他：“你爸爸是中国人，你要热爱中国。”

此后薛畊莘入上海徐汇公学，毕业后曾在松江邱家湾圣心教会学校任法语教师，后来在上海《法文日报》 社任翻译。

1929年，25岁的薛畊莘参加了上海法租界工部局的招聘考试，由于法语流利，被法租界巡捕房录取，先是做巡警，1930年进入政治处社会股任翻译。在法租界任职期间，经巡捕房保荐，他在上海震旦大学法律系半工半读。1935年毕业，获法国巴黎大学签署的法律硕士学位证书。

1938年，薛畊莘任法租界巡捕房探长。1939年升为一等督察长，年底升任特级督察长并享受外籍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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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薛畊莘周旋于法国人、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既要执行法国总领事的命令，也为国共两党都做了些好事。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薛畊莘在1945年8月任国民党上海行动总指挥部特警组组长。

1946年薛畊莘调任军统驻北平办事处，接着又调至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部任督察处上校参议。当薛畊莘在国民党军统步步高升之际，1946年6月6日国民党军统以“通共”之罪把他逮捕，押回上海。这是因为薛畊莘身在国民党军统，却又与共产党情报机关负责人潘汉年暗中联系。

1948年，薛畊莘经法国驻沪领事萨拉特及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顾祝同保释出狱之后，程子卿作为结拜弟兄以大哥的身份在南京路新雅大酒楼为薛畊莘设宴庆贺。

薛畊莘获释之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奉潘汉年之命，留在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薛畊莘奉命赴香港，采购当时被帝国主义封锁禁运的物资。他的亲友为他办理了定居香港手续。薛畊莘在完成采购任务之后却无意滞留香港，返回上海。

令薛畊莘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回到上海之后，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于1951年4月29日被捕入狱。

薛畊莘被捕时，家中有6个孩子。薛畊莘说，抄出来的金条有二十多根，美元有十几万。遵照当时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的指示，这些财物没有抄走，而是留给薛畊莘夫人作为养家以及抚养6个孩子之用。

1951年9月18日，法院判决：“薛畊莘勾结帝国主义反动派，罪大恶极，本应处死。姑念该犯对于革命工作不无有功，奉军管会特准，改判死刑为无期徒刑。”

薛畊莘先是关押在上海提篮桥，后来关押在内蒙，直到1975年12月中国政府特赦战犯，薛畊莘获赦。他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25年。

1976年1月，薛畊莘回到上海。

1981年5月，薛畊莘案获得彻底平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薛畊莘一案作出“原判不当，应予撤销”的裁决。

薛畊莘获得彻底平反，有两个重要原因：

一是1931年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捕叛变，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危在旦夕。6月22日薛畊莘通过同学、法租界巡捕房翻译曹炳生，把这一重要消息告诉了地下工作者黄定慧，使周恩来、邓颖超、蔡畅等12人免遭逮捕。

二是1931年11月薛畊莘与法租界政治处特务班班长席能在上海巨籁达路 （今巨鹿路） 搜查一个名叫李嘉德的人的住所。当时国民党特务报告，李嘉德有着中共地下党员嫌疑。薛畊莘从皮包夹层里找到一张英国麦加利银行 （即渣打银行）的存折，存着27.4万银圆。事先，薛畊莘曾得到宋庆龄关照，希望他能够保护中共地下党员。薛畊莘便把这存折暗自收好。此后国民党大特务王兆槐、杨凤岐以及法租界的探长加勒带警员来到李嘉德住所进行搜查，薛畊莘没有把存折交出。一星期之后，李嘉德由于证据不足而获释，薛畊莘把存折奉还李嘉德。不久李嘉德约薛畊莘在霞飞路 （今淮海路）上海A字可的牛奶公司后面一幢旧式楼房内见面。薛畊莘去时，见到一位戴眼镜的年轻人，再三向他致谢。后来薛畊莘才知道，此人便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秦邦宪 （博古），那27.4万银圆巨款是中共地下党一笔重要活动经费。

薛畊莘结识宋庆龄，是因为赵志游的关系。薛畊莘与江赛珍小姐在杭州举行婚礼时，赵志游是证婚人。赵志游是留法工程师，曾任杭州市市长。宋庆龄与赵志游的夫人、法国人玛格莉特有许多联系，也与赵志游常有交往，借助赵志游夫妇介绍，薛畊莘得以熟悉宋庆龄，而宋庆龄则借助于薛畊莘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特殊地位，关照他办一些营救中共被捕人士的工作。

薛畊莘在1981年5月平反之后，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1990年5月起，薛畊莘享受局级离休干部待遇。

他是一个乐观的人。尽管度过25年艰难的铁窗生涯，却一点也看不出苦难生活烙下的影子。他非常健谈，跟我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

薛畊莘先生是在1929年才进入法租界巡捕房的，他不可能参与1921年搜查“李公馆”事件。我问及他是否了解法租界巡捕房在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

令我兴奋的是，他说，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程子卿其人。他拿起笔，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下程子卿三个字。

密探程子卿其人其事

薛畊莘回忆说，那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跟他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首先进入李公馆侦查的便是程子卿！

我连忙问起程子卿的情况。

薛畊莘说，程子卿是镇江人，生于1885年，读过三年私塾，后来在镇江米店当学徒。

在1900年前后，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他在那里结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 结拜为帮，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又因为他的皮肤黝黑，绰号叫“黑皮子卿”，属青帮的“悟”字辈人物。

1911年经黄金荣的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

程子卿连法语都不会讲，怎么会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呢？原来，在米店里不断地拎米包，他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

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最初做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人萨而礼。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

薛畊莘先生给我看了一帧照片，那是他、程子卿和朱良弼 （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社会科探长）三人的合影，都穿着海军呢 （深蓝色） 制服。那是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拍摄的。薛和朱胸前挂着银牌，表明他俩在巡捕房工作满十个年头，而程子卿则挂着金牌——只有服务期在25年以上的巡捕才有资格佩金牌。可以看得出，程子卿相当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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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畊莘先生说及一个细节，程子卿日常喜欢穿蓝袍黑褂便衣，这细节正合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所忆那个密探“穿灰色竹布长褂”，陈潭秋所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薛先生有个习惯，凡重要的见闻，必定记录于笔记本。程子卿当时的谈话，亦被他记于本子上。新中国成立后，薛先生曾被捕入狱，笔记本被收缴。那个本子如今很可能仍在档案部门保存。如能找到，可查到当时谈话的原始记录，有助于弄清1921年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详况。薛畊莘后来在他的法文版回忆录里说及，关于闯入会场的事情，程子卿对他说过很多遍，因此记忆非常清晰。

薛先生说，身为法租界的华人巡捕，程子卿跟他一样，处于法国领事馆、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势力的夹缝中。

薛先生说，程子卿由于是黄金荣的“帮弟”，跟国民党和蒋介石都有着密切关系。1927年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曾在龙华召见上海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程子卿亦在座。在“四一二”政变中，程子卿出了力。那时，蒋介石手下的两辆军用卡车以及车上六十多名卫兵在爱多亚路 （今延安东路） 受到法租界巡捕房拦阻，不许进入法租界。蒋介石的卫队长和法租界巡捕争了几句，那巡捕连车带人都扣下来，送到法租界巡捕房。经过程子卿周旋，蒋介石的卫队连同两辆卡车得以释放。事后经杨虎 （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 保举，国民政府颁发程子卿“青天白日”三等勋章。胡汉民、汪精卫还各赠他亲笔字轴一幅，程子卿把字轴挂在薛华立路 （今建国中路） 和平坊4号厢房会客室中，以为荣耀和自豪。当时，军事蒋介石、政治胡汉民、党务汪精卫，是国民党的三巨头。

薛畊莘回忆说，程子卿在法租界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激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自1931至1936年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最后两次还附有子弹。程子卿曾在上海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未中。此后，程子卿上下班时，法租界巡捕房派员护送，前后达半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才得以平安度过。

我问及程子卿后来的情形。薛先生说，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意识到可能被捕，求助于宋庆龄。那是因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这样，宋庆龄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也就没有被捕。1956年 （叶永烈注：薛畊莘先生此处记忆有误，应是1961年） 他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

薛先生还说，因为他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那里的法文档案，例如政治性案件归在“S”类，捕人报告归在“R”类。关于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情况，可能会在法租界巡捕房当年的“S”或“R”类档案中查到准确的原始记录。这些法文档案应当仍在上海，需要精通法文又熟知内情的人去查找。如果需要的话，薛先生愿尽微力，以求彻底查清这一重大的历史之谜。薛先生再一次重复母亲的遗训：“你应当爱你父亲的祖国。”能为祖国做点有益的事，虽已年迈，他仍在所不辞。

薛先生是一位传奇人物，在2006年102岁时还接受香港凤凰电视台“口述历史”节目的采访。2008年9月7日薛先生病逝，享年104岁。

补印在 《红色的起点》 书末

《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 完稿于1990年5月23日。由于199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 被上海人民出版社列为重点书，决定在1991年初推出。在我采访薛畊莘先生的时候，《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 已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排版完毕，即将付印。

我把关于破解中共“一大”密探之谜告知责任编辑季永桂，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季永桂一听，立即意识到这是一重大发现，填补了70年来关于中共“一大”研究的空白。当时，还处于铅字排版的岁月，如果把这一发现补入 《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 的正文之中，全书要重排，影响出书进度。他与我商定，写一 《补记》，补印在全书之末。1990年9月20日，季永桂送来 《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清样。我在9月25日校毕，9月26日上午写出 《补记》，然后骑自行车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把清样交给责任编辑，并向编辑室主任金永华谈了情况。《补记》 被印在 《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 书末。

这篇 《补记》 首次披露了中共“一大”密探之谜，但是有一点不确之处：把程子卿病逝年份写作1956年，应为1961年。

《补记》 中写及的“一位重要人物”，当时没有披露其姓名，现在可以说了，那就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选自《世纪》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