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大学属于几本

温州大学属于几本（精选6篇）

1.温州大学属于几本 篇一

2002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原合肥联合大学和合肥教育学院、合肥师范学校合并组建合肥学院。2017年2月，合肥大学正式启动筹建。

学校是“中德教育合作示范基地”，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拥有副高职称自主评审权高校，教育部首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全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委员会副主席单位，长三角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主席单位，安徽省应用型高校联盟常权任主席单位，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建设单位，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委托培养学校，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国家新工科教育与研究成员单位，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单位，全球中小企业联盟战略合作伙伴。

截至2018年6月，学校占地面积1391亩，建筑面积54.71万平方米，教学仪器设备总值3.19亿元；有14个教学系和4个教学单位，57个本科专业；有教师1000余人，其中，专任教师919人，副高职称以上教师365人， [2]  全日制在校生约17000人。

★ 民办学校是几本

★ 学院是几本

★ 山东科技大学是几本

★ 广东金融学院是几本

★ 山西农业大学是几本

★ 河北美术学院是几本

★ 厦门理工大学是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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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美大学是几本分数线

2.温州大学属于几本 篇二

剑桥地方虽小，名望却太大。以至于这座小城里的另外几所大学都变成了默默无闻的存在。我来剑桥半年，在一次当地艺术家和爱好者的聚会上认识了一个北京姑娘，她在位于剑桥的安格利 .亚鲁斯金大学插画绘本专业学习。我这才知道原来剑桥还有一所艺术大学，安格利 .亚鲁斯金大学独立于剑桥大学的体系之外，建立于 1858年，“鲁斯金”这个名字是向英国著名艺术批判家约翰 .鲁斯金致敬。虽然它没有伦敦的几所艺术学校名声显赫，却也有着英国最好的插画专业。这所大学的现代建筑风格在剑桥这座古城里显得有点儿突兀，和相隔不过几条巷子的剑桥大学各个学院相比，好像是一个平行世界。这种隔绝和冲突感本身就挺耐人寻味的。 6月，正值毕业季，几乎所有的艺术学校都在进行毕业展和学年结束展。我就近拜访了安格利亚 .鲁斯金大学的鲁斯金画廊，抱着些期许和好奇，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感受这个另一个平行宇宙的艺术世界，感受一些年轻俏皮或者荒谬的当代美学元素，把我的视觉神经从一板一眼的古典油画，教堂天顶上繁复精密的雕花和美得没有瑕疵的希腊雕塑带来的庄严感里，暂时解放出来。

从我还算了解的几个专业说起：首先是纯艺术专业的学生作品，传统绘画本应属于纯艺术，但是不论在中国还是英国，我所去过的毕业展里，已经很少有学生在展览中以纯粹写实绘画的方式呈现自己的作品了。今天的当代艺术在大家眼里，好像和绘画是剥离的，艺术是艺术，是将抽象玄妙的概念赋予一个不一定有美学意义的物理表达形式。而绘画则更像一种老老实实的手艺，画家就是匠人，过于规矩，不够先锋。在这次纯艺术专业展出的 20多件作品里，只有两个人使用了传统绘画的方式，但并不精彩。我进门时穿过了一条走廊，两侧挂着这样一系列人物肖像，油画，未完成感，刮刀制造的粗旷笔触，使用具有现代感的合金材质底板而非传统绘画会使用的麻底画布。这些听起来似乎算是创新的点子，并不真的那么吸引人，既达不到传统美学对于绘画技法的严苛要求，也算不上有新意，脱离文字介绍只看作品就感觉不明其意，又突兀地陈列在走廊，很容易被忽视。

安格利亚 .鲁斯金大学的毕业展囊括了很多不同学科。一个大展厅四面八方伸出了许多小的空间，分别展出室内设计、平面设计、摄影、纯艺术（绘画、雕塑、装置等）、插画、服装设计、雕塑游戏等不同专业 150名本科毕业生的作品。整体感是：作品很多，展厅很大，展品陈列有些杂乱无章，比较影响观众对每一件作品的直观感受。

作者名叫Elise Brown，而这系列油画作品叫做《The Noticed Other》。很难说是不是真的会有人“注意”到它们。纯艺术专业的其他作品，以综合媒介、装置的方式呈现出来。我认为也只是使用流行的表现形式，算得上有点意思罢了。我认为已经不能以美学标准来衡量价值的当代艺术作品，应该从“社会性”和“公共性”的角度来评价。太多当代艺术家声称其作品旨在表现特定情境下社会和政治状况的态度，却对表现形式的“公共性”上缺乏思考，用陌生且刻意的艺术语言和抽象的表达方式切断了与观众，以及与所关注的现实社会之间的对话。在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作为一个观众，被这种刻意的形式主义隔绝在外，更无从认同或不认同艺术家所表达的观点。

“不太真挚”是我看完这个单元作品之后最大的感触。

接下来说说动画和插画，这个单元让我感到比较舒服，很多作品都在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没有宏大的价值观和议题，而是以更微观和细腻的方式来表达。一些与自我身份认同、文化习俗有关的作品很吸引我。这些作品的作者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不必阅读文字介绍，即可以感受得到。作品跟观众之间可以产生对话，诉说故事。

在插画专业的作品中，一个叫做 Harriet Hobday的英国姑娘展出了她创作的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中国灯笼节”，通过采访我与她聊了聊创作这组作品背后的故事。

Harriet Hobday是奥格利亚鲁斯金大学绘本专业的毕业生，她擅长运用不同颜色和花纹的组合进行创作。她喜欢尝试不同的技法，一幅作品中时常运用到拼、油画棒、铅笔等多种综合材料。 Harriet在随身的本子上做“研究”，记录生活中遇到的小事、灵感，积攒一些有情节或隐喻的小故事和细节耐人寻味的照片作为创作的素材。

这次毕业展上所展出的“中国灯笼节”也是她从随身小本上的草稿一步步发展而来的。Harriet告诉我，这是一个基于字母的随机项目，老师要求她以“F”为基础去创作一件作品。Harriet随便翻了字典，就找到了“Festival of Chinese Lanterns”，中国灯笼节。Harriet在搜集素材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关于灯笼节的有趣传说：在古代中国，一个富翁要把他的女儿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而姑娘心有所属，是隔壁村的穷小子，但她的父亲却坚决反对。女孩伤心欲绝打算投河自尽，却被善良的穷小子救了回来。女孩的父亲召集了全村的人寻找她的下落，无数只灯笼点亮了夜空，而此时此刻，女孩和她心爱的人化做两只快乐的小鸟，飞走了。

Harriet被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的民间传说吸引了。为了画好这个对于她来说充满异域风情的故事，Harriet做了很多跟中国陶瓷有关的研究，她对青花瓷的颜色和纹样着迷，于是以此作为作品的美学基础，作品的色调也是青花瓷的蓝色。

糅合Harriet甜美清新的画风，别有一番风味。虽然这组小作品不是鸿篇巨制，却也可以从细节方面看出作者的用心。

“作品中蓝白相间的背景、树木和水面的纹理效果，都是我在中国瓷器纹样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作品中人物的造型、服装、发型也都参照了清朝时期的中国人物形象。我以绘画和拼贴的方式制造层次感分明的蓝白底稿，以铅笔和蜡笔勾勒补充细节纹样，使得故事看起来更加丰满、戏剧化，充满浪漫的氛围。这些传统中国的美学元素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也很让我着迷。我很喜欢传说的主题，也将继续攻读童话绘本的专业，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尝试用特别的元素来讲不同文化的小故事。” Harriet告诉我。

此外，Heather Colbert的动画作品 Courage to make a Fool（勇于出丑）也非常出色。这是一则定格动画，讲述了上了岁数的小丑回忆并重新找寻回年轻时候所热爱的“扮丑”事业的故事。动画中的小丑人偶和衣服都是Heather手工制作的，制作人偶的布料扣子等都是她在剑桥的慈善店里淘来的。这是一件非常用心的作品。

在电影制作专业的展览单元，作品的呈现方式是：一排电脑，每台电脑里放映一部作品，好几部作品内容都不错，只是每部作品都被划分到一小空间里，作者们在电脑周边还原了一部分影片的情境，放在一起显得十分混乱。比如 Alejandro Ahedo Perez导演的犯罪主题短片， Downpour的团队试图在展览中还原一个犯罪现场。

3.广东财经大学是几本大学 篇三

但在省外是属于一本招生。广东财经大学(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1983年建立，原名广东财经学院，1985年改名为广东商学院，6月19日，经教育部批准，广东商学院更名为“广东财经大学”。

现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司法部共同建设，是一所以法律和商科为教学特色的高等学府，广东省重点建设大学之一，是国家教育部《1+2+1中美人才培养计划》定点高校之一。

截至4月15日，学校有广州和佛山三水两个校区，并与省教育厅、佛山市政府、佛山市三水区政府共建佛山校区，占地面积2275亩;有专任教师1585人，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27000多人;设22个二级学院，开办63个本科专业;拥有8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覆盖40多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1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13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4.湖北大学是几本 篇四

湖北大学地处国家中部地区中心城市、湖北省省会——武汉市。学校是湖北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建的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也是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高校、湖北省“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湖北省“最佳文明单位”。现任党委书记尚钢、校长谢红星。

1931年，学校前身湖北省立教育学院在武昌宝积庵诞生，此后迭经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湖北省教育学院、湖北省教师进修学院、湖北师范专科学校、武汉师范专科学校和武汉师范学院等时期。1984年8月，更名改制为湖北大学。7月，湖北省人民政府、教育部签署文件，共建湖北大学。

有武昌主校区、汉口校区、阳逻校区等3个校区，总占地面积2100余亩。校舍总建筑面积71万平方米，固定资产13.76亿元、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4.24亿元。图书馆总面积4.73万平方米，馆藏纸质文献241.51万册，电子图书总量297.58万册，中外文数据库311个。

5.河北地质大学是几本 篇五

河北地质大学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是原地质部直属五大院校之一，是自然资源部与河北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河北省重点骨干大学。

学校建于1953年，由李四光、何长工选址塞外古城宣化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宣化地质学校;1955年更名为地质部宣化地质学校;1970年更名为河北省宣化地质学校;1971年更名为河北地质学院;1985年6月，从宣化迁至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办学;5月，更名为石家庄经济学院;3月，定名为河北地质大学。20，学校成为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

6.从几本外国版画集想起的 篇六

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麦绥莱勒的四种连环木刻画《一个人的受难》《光明的追求》《没有字的故事》《我的忏悔》，我原来保存有全套，现在只剩下一本残缺不全的《光明的追求》了。这四本小巧精致的画册，是一九三三年我在重庆购藏的，当时重庆刚刚新开设了一所良友图书公司的分销店，在布置得十分精雅别致的橱窗里，陈列有麦绥莱勒的这四本连环木刻，我便毫不犹豫地用平时省下的零用钱把它买下来。这四本画册在编辑、印刷、装帧上都十分讲究，使人反复欣赏，爱不释手。我从小就爱好绘画，也喜欢书，买书总要先拣附有插图的版本买。但对于一般坊间出版的连环画，我与其说是在欣赏它的艺术，不如说是为了看文字的故事内容，我觉得当时艺术水平较高的连环画是不多的。麦绥莱勒的四本连环木刻，使我发现了绘画艺术的新天地：第一，过去我对于图画的喜爱，只是从审美的角度去欣赏，仿佛除了好看以外，就得不到什么别的东西。这回却使我明白，原来图画也可以表现人的丰富思想感情内容；第二，过去总认为有色彩的绘画要比单色绘画更丰富、耐看，更有表现力，这回却使我看到单纯的黑白艺术，竟会达到如此深刻、丰富的表现力，竟能取得为色彩艺术所不能代替的持久不衰的艺术效果。麦绥莱勒的四本连环木刻使我从朴素、典雅、刚劲有力的黑白色块和线条的组织中，领会到与我在思想情绪和审美趣味上更加合拍的东西，也使我意识到艺术家在黑白世界中有施展自己聪明才智的无限广阔领域。我当时已立志要从事绘画，并决心要为探索黑白艺术的奥秘而努力奋斗。

一九三四年，我考进了上海美专的西画系，在课堂上学的是素描、水彩和油画，而我更感兴趣的却是木刻。当时艺术学校没有木刻这门课程。自己身在艺术学府，自然掌握了一些绘画基本技术和知识。因此，常常看到国内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木刻作品毛病很多，其原因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木刻与绘画无异，基础仍在素描”。所以，我当时并没有急于握刀向木的愿望，倒是想在素描上多下些功夫，以利于日后在刻刀上有所发挥。特别是当我看到鲁迅编印的《士敏土之图》(德国木刻家梅斐尔德作)和《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之后，更使我认识到鲁迅先生的教导是千真万确。梅斐尔德和珂勒惠支以及麦绥莱勒都是以粗豪力强的表现手腕著称，也正如鲁迅先生所分析的，不论是象梅斐尔德那样“很示人以粗豪和组织的力量”，或是象珂勒惠支那样“是阴郁的，虽然都在坚决的动弹，集中于强韧的力量，这艺术是统一而单纯的——非常之逼人”，以及象麦绥莱勒那样“刀法简略而黑白分明，非基础极好者，不能到此境界”，都说明这些大师如果不先掌握有扎实的绘画基本功，是不能成为出色的版画家的。

当时上海的美术学校是传播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大本营，学生们只知道毕加索、马提斯、夏迦尔、特朗、裘绯、达里、康丁斯基的名字，而且认为只有毕加索、马提斯的素描才是当代第一流的素描。《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的出版，打破了许多人的这种偏见，她使人信服地证明，现实主义画家的深厚素描功力，不仅不逊于现代主义的画家，而且在表达人物的性格特征与内心精神世界方面，是远远超过他们。《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大长革命画家的志气，并给了许多倾向进步的青年艺术学徒以莫大的鼓舞和信心，使他们能够把正确的艺术方向和刻苦的磨练艺术技巧的任务很好地结合起来，避免将来成为“空头的艺术家”，这是这本集子在当时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如果说，珂勒惠支的作品教育了我们这样的年轻艺术工作者整个一代，一点也不是过分。和我同时代的从事革命美术活动的朋友们，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从她的作品中获得有益的营养。在战争年代，当我们四处奔波流动的时候，为了轻装，不能不忍痛扔下许多心爱的画册，只有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的画集以及《引玉集》《苏联版画集》一直带在身边，不离左右。无论是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政治部第三厅的美术工场，或是后来在延安鲁艺美术系，都把它作为学习和工作中的重要参考材料。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当我离开延安前夕，把《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赠给了美术系一位快要上前方去的同学。我回到重庆后，想买到同样的版本已经不可能了。在一九四一年秋，才从生活书店购得香港“新艺社”出版的一种二十四开本的《凯绥·珂勒惠支画册》和另一本同样开本的《果耶画册》。这本《凯绥·珂勒惠支画册》收集的三十二帧作品，大部分是三闲书屋版本里所没有的，但卷首转载了三闲书屋版本

刊载的由史沫特莱撰写由茅盾翻译的一篇序文。《果耶画册》的内容是这位西班牙画家有名的铜版组画“战争的灾难”共八十三幅。在抗战时期，看到这两本画册，感到特别亲切和有用，因为当时中国人民正经历着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的严重斗争，画册里所表现的内容，也正是和中国人民一样所身受的苦难和血泪的历史。同时，也正是需要有良心和正义感的画家，象几百年前的果耶和现代的珂勒惠支那样，把侵略者、剥削者的罪恶向全世界善良的人民进行有力的揭露与控诉。这两本画册印数不多，发行到内地的更有限，在艺术界中引起珍视是自然的。一九四三年秋，我在育才学校美术组任教时，有两位美术界友人把这两本画册借去。不久，他们要去新四军参加工作，我便把画册赠给他们作为纪念。到了一九四八年春，我从南京去香港，经新波介绍，我认识了叶灵凤，他原来就是当年“新艺社”的主持人，他听了我说起这两本画册的经历时，便慨然把自己仅存的两本《凯绥·珂勒惠支画册》中的一本赠给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就在那年，香港人间画会一位同志谢子真从书店购得一本美国出版的《珂勒惠支画集》，包括画家一八九七至一九三五年的作品。我们看了都喜出望外，后来大家设法集资，以人间画会名义出版了一本《凯绥·珂勒惠支之画》，共选印了三十七幅作品，由谢子真同志根据原文版材料写了一篇有关画家的详细介绍文字印在卷首。这是国内第三本介绍珂勒惠支的画集，印数不多，出版后不久即销售一空，现在我手头还保存了一本样书。多年来凡经我手在报刊上介绍的珂勒惠支作品，大部分都是从这本集子里翻印的。

现在我还保存有一本鲁迅编选的《引玉集》，是解放后上海出版公司的翻印本，原来由三闲书屋印行的版本，早在抗战初期便散失了。回想在一九三五年，我和美专的两位爱好木刻的同学，在北四川路内山书店每人购得一本刚出版的《引玉集》时的欣喜心情，是难以用文字形容的。《引玉集》给我们打开了认识社会主义艺术的大门，过去我对苏联的文艺作品倒是看过一些，可对苏联美术却是一无所知。克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绥拉菲莫微奇的《铁流》、高尔基的《母亲》、里别进斯基的《一周间》、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贺非译本)等小说，我在中学时代便已读过。到上海后，急于想找到这些名著的插图本而不可得。在《引玉集》里，使人意外而兴奋地看到毕斯卡莱夫为《铁流》作的木刻插图和亚历克塞夫为高尔基的《母亲》所作的木刻插图，还有其它版画家作的文学作品的木刻插图，真是大开眼界。它使我从西方现代派艺术世界以外，还看到另一个社会主义的艺术世界，尽管这里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角，也使我们从那里感受到一股格外清新、明朗、健康的空气，令人耳目一新，从此大家对苏联美术有了初步的认识。等到一九三六年“苏联版画展览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开幕时，我们对社会主义艺术便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里不只是木刻，还有铜版、石版、水彩、水墨画、素描，内容也不全是政治性的宣传，而是广泛地表现了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活的丰富多彩面貌；表现形式、手法也不拘一格，各有千秋。但它和西方现代派艺术截然不同的是，这样的艺术是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结合的艺术，是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理解的艺术。展览会闭幕后不久，便由蔡元培、鲁迅分别撰写序文，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一本十分精美的《苏联版画集》，它和《引玉集》可以列为姊妹篇，而《苏联版画集》的内容更为充实丰富，在艺术青年中流传更广。它的出版意义还不仅在于介绍了苏联新艺术的成就，还使人们通过这样的艺术了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新生面貌，看到了人类的前途和希望。这本画集对于帮助我坚定地从事版画艺术和遵循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信念起了很大作用，我一直把它当作常备的重要参考书。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当我离开延安以前，才把它送给美术系一位十分珍爱此书的同学。我回到重庆后，又托朋友从香港买了一本寄给我，仍然是一九三六年的版本，经过了四十五个春秋，保存到现在，有时翻阅起来，感到每幅作品都印得那么清晰而近乎原作，比之现在出版的许多版画集的质量还要高得多，这不能不归因于当时的编辑出版者对艺术、对广大读者的高度责任感了。

一九四三年春，在重庆由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了第二次“苏联版画展览会”，我当时参加了展出的筹备工作，在展出之前已仔细观赏过全部展品，并撰写了两篇文章，准备在《新华日报》和《中苏文化》杂志上发表。这次展品不仅是题材范围广泛，除了有表现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以外，也有极富抒情诗意的风景和美丽的花卉静物。表现形式除了黑白木刻以外，还有大量五色缤纷的套色版画，刻制印刷技术之精到，正如郑振铎先生后来在《苏联木刻》画册的序文中所写的：“有好几幅彩色版画，几可与油画相争竞。”当时虽然因战争的关系，交通运输不便，这批作品不能运到其他地区展出，但在四川省内也巡回展出了几个县市。大家都希望有哪一家出版社能象上海良友图书公司那样，出版第二本《苏联版画集》，使这些精彩的作品能广为流传，那当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可是在当时物质条件困难、连报刊发表版画都不能制成锌版而要用木刻原板送上机器以供印刷的情况下，哪有一家出版社肯花这么一笔浩大的制版印刷费来印行高质量的画册呢？在那年秋天，良友图书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张沅恒先生由桂林来重庆，曾经找我商谈出版《中国抗战木刻选集》的事，他打算以过去出版《苏联版画集》同样的规格来出版一本《中国抗战木刻选集》。我就向他建议，是否可以再出一本《苏联版画集》，他原则上表示同意，但要先出版了中国的再说。后来终于因为条件不足，连中国的一本也未能实现，就更谈不上考虑别的了。但是这批苏联版画原作的保存问题，一直使人放心不下，因为我知道在巡回展出中已经散失了一些。如此珍贵的原作，如果在鲁迅先生手里，是会视若珍宝、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可贵的。当时苏联艺术家联盟组织委员会A·格拉西莫夫《致中国木刻界同志》的一封信中，热情洋溢地说明要把这些版画作品全部赠送给我国的木刻家，作为两国版画家之间深厚友谊的标记。可是当时中苏文协当局竟没有按照他信上的意见办事，我们也毫无办法。到了抗战胜利以后，中苏文协理事葛一虹同志把这部分原作带到上海，由天下出版公司在一九四七年编印了一本十六开本的《苏联木刻》，请郑振铎先生作了序言，这里只收集了三十七幅作品，已远远不能窥其全貌了。我记得象史塔洛诺索夫的《芬兰前线》、康士坦丁诺夫的《防御战》、波列珂夫的《防空壕里》、梭阔洛夫的《克里姆林宫河畔》、毕可夫的《莫斯科保卫战》等一些十分精彩的作品都已荡然无存了，真是莫大损失。但是这本薄薄的画册，总算保留了一部分这次展品的面貌，为这次有历史意义的展出留下了宝贵的形象印记，应该说是编者的一大功劳。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出版印刷条件当然比战时的大后方强得多，可是，对外国版画的介绍翻印，仍然不大引起出版界的重视。原来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先生到了晨光出版公司，继承了过去“良友”的传统，为介绍翻印外国版画作了不懈的努力。在他的策划下，首先约请萧乾先生编印了一本和《苏联版画集》同样版式的《英国版画集》，内容也相当丰富，卷首有萧乾撰写的长篇序文，卷末附有每位作者的文字简介，这都是十分必要的工作，对读者很有裨益。赵家璧先生还有意约我编一本《法国版画集》，和苏联、英国的两本配套。我当时手头的资料有限，只有一本法文版的《三十位书籍插画家》，大部分是版画作品，这本画册因借去的人次太多，已经变成活页散装了，后来请友人范用同志拿去重新装订，才焕然一新。但只此一本资料，也无法编成一本较有份量的画册，原来的打算一时不能实现。当时我正供职于法国新闻处，平时曾把一些法国版画作品以发稿方式在京、沪报刊上发表，前后也积累了几十幅之多，其中大部分都是从《三十位书籍插画家》一书中选出来的。我利用这批用过的锌版，把它编成一本包括有三十九幅作品的《法国木刻选集》，卷首附上自撰的一篇序文，在叶圣陶先生的支持下，由开明书店出版，虽然在内容和出版水平上都不够理想，但在当时翻印外国版画出版物不太景气的情况下，三千册的印数，很快也就脱销。这大概是解放前国内介绍外国版画的最后一本画集了。

解放后三十多年来，我们有了许多优越的条件，可以把介绍翻印外国版画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可是从过去的情况来看，不但出版这方面画册的种类很少，而且出版质量也不高。现在重读若干年前鲁迅先生和其他一些热心于此道的先生们所编的外国版画集，实在令人感佩，也使人感慨！希望今天的出版界和美术界能重视这项有意义的工作，通力合作，为传播文化艺术、促进国际艺术交流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