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大学现当代文学

河北大学现当代文学（共6篇）

1.河北大学现当代文学 篇一

二、现当代文学部分

（一）概述

中国现代文学，总体上讲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发展至今的中国文学。近百年的中国新文学一般又可分为两大阶段：1949年以前称“现代文学”，1949年迄今称“当代文学”。

1949年以前的“现代文学”又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五四”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

“五四”运动使中国历史开启了一个新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改革文学须从“八事”入手。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更为坚决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钱玄同、刘半农等积极响应。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给文化思想界以巨大的影响。1918年5月起，《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深人发展。从此，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五四”以后，气象大变，各地“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刊物，不下一百”，标志着新文学运动的重大发展。周作人、郑振铎等12人发起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是第一个出现的新文学社团，也是新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文学团体，它以《小说月报》为代用机关刊物，出版了《文学旬刊》等。认为“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文学研究会宣言》）抨击以游戏、消遣为目的的“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派”的作品。他们的创作明显地表现出现实主义倾向，被称为“为人生”的艺术派。

1921年7月创立于日本东京的创造社，主要成员为当时的留日学生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郑伯奇等。先后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等刊物。成员深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文艺思想较复杂，共同点在“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学活动”，其浪漫主义倾向明显地区别于文学研究会，因被称为“异军突起”。1923年成立的新月社，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为主要成员，提倡新格律诗。以《诗镌》为阵地，进行新格律诗的创作。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为新诗的发展作了有积极意义的探索。1924年11月，鲁迅与周作人、钱玄同等组成了语丝社，其刊物《语丝》多发表杂文小品；其文艺思想和创作方法接近文学研究会。另有未名社、莽原社、浅草社、沉钟社、弥洒社、狂飙社、湖畔诗社、民众戏剧社、南国社等亦影响较大。新文学社团及刊物培育和锻炼了大批新文学工作者，促进了新文学创作的发展，形成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股思潮及其他一些流派。

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击退了林纾、“学衡”、“甲寅”等封建复古派的一次又一次发难，保证了新文学运动的顺利推进。

（一）小说

本时期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期。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鲁迅的《狂人日记》（《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它启开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历程。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仿徨》,揭露了“上层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更侧重描写国人心灵上、精神上的“病苦”,暴露和批判了封建思想、道德的“吃人”本质及其对人民群众毒害的深广，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它们表现出全新的现代小说观念、彻底的反传统的精神、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和对形式的多样性的选择与创造，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的小说。其“画眼睛”、“画魂灵”和“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典型化方法、精选典型细节、运用白描手法以及以现实主义为主但也吸取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成分的创作方法，都具有开拓性和典范性，对现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小说作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流派。

“人生派”及问题小说——“人生派”以文学研究会为中心，他们的创作持人道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态度，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代表作家有：叶圣陶（绍钧），其小说大多描写小城镇中小市民小知识分子的“灰色的人生”，《潘先生在难中》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许地山（落花生），《缀网劳蛛》等揭露抨击黑暗社会现实，同时宣扬“涅槃归真”的佛教思想和乐天知命的宿命人生观。王统照，其《微笑》等以抽象的“爱”和“美”作为弥合人生缺陷的药方，后来的《湖畔儿语》等转向现实人生。冰心，以《斯人独憔悴》等“问题小说”步入文坛，《超人》等宣扬“爱”的哲学，试图以泛爱拯救人世。庐隐，其中篇《海滨故人》，写5个知识女性，“追求人生意义”，而最终的答案却是“恨”。问题小说，是“五四”前后三、四年间的一股“题材热”，作者的创作方法并不一致，但都是以“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为主要目的。代表性作家作品除上述人生派的外，还有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俞平伯的《花匠》等。

浪漫抒情小说派——以创造社为中心。要求小说逼近自我的个性和气质，追求小说的散文化和诗化。主要作家有:郭沫若，早期发表过《牧羊哀话》、《漂流三部曲》等10多篇小说。郁达夫，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对现代小说有独特贡献，其《沉沦》（1921）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收集有《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其中《沉沦》一篇是其早期代表作。张资平，早期短篇有《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等，1922年出版的带有自传性的《冲积期化石》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

“乡土文学”派——1923年左右在鲁迅影响下形成。他们皆是来自农村的知识青年，作品以写实的笔法，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反映农民的悲惨，“隐现着乡愁”，带着各地的乡情民俗。代表作品有王鲁彦的《黄金》，许钦文的《石宕》，王任叔的《疲惫者》，许杰的《惨雾》，彭家煌的《怂恿》，台静农《地之子》，蹇先艾《水葬》及废名的《竹林的故事》等。

（二）诗歌

晚清时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已经酝酿“诗界革命”，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但未能突破诗歌旧的窠臼。真正的诗歌变革始于“五四”新诗运动。胡适是尝试白话诗的第一人，其《论新诗》提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要求以白话写诗；要求“有我有人”。1917年2月，《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他发表了《白话诗八首》，1918年第四卷第一号上他与沈尹默、刘半农又发表白话诗9首，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批白话诗。新诗开拓者还有刘大白等人。胡适的《尝试集》（1920年3月出版）是我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部新诗集。此期出现了周作人的《小河》等比较优秀的作品，但整体看新诗还过于平实、理性，还处于尝试、实验阶段。因而一般认为中国新诗的奠基者是郭沫若。《凤凰涅槃》最能充分体现其反抗叛逆、破旧创新的基本思想。他于1921年8月出版的诗集《女神》，充分反映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浪漫豪迈、激越狂放，彻底冲破了旧诗格律的束缚，使诗的抒情本质与诗的个性化得到充分发挥，以全新的精神与形式开了一代诗风。

1922年以出版诗歌合集《湖畔》被称为“湖畔诗人”的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和应修人，是本期“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他们表达了对礼教的大胆反抗和对生活的热烈追求，天真、开朗。同是以歌颂青年和爱情为基本主题，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以有节制的情感、冷峻的意象与沉思的形象显示出独特的艺术个性，早期诗作收入《昨日之歌》。

小诗，一度成为“风靡一时的诗歌体裁”。冰心的《繁星》、《春水》和宗白华《流云小诗》是其中的佼佼者。冰心是小诗体的代表人物，其诗歌与其早期小说、散文一样，基调是对“母爱、童真与大自然”的讴歌，核心是“爱的哲学”。短小凝练，常含哲理，明丽清新又略带忧愁。其他诗人有朱自清、徐玉诺、俞平伯、潘漠华、汪静之、刘大白等。

“新月诗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重视感觉与意象，在建立新格律诗理论和进行新格律诗创作实践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既挑战“作诗如作文”的理论命题，也反对过于欧化的句式与无节制的直抒胸臆的方式，其理论与实践上都是对现代白话诗歌运动自身的反动，是向诗歌本体的回归。20年代中后期纯诗化成为中国诗坛的主流。闻一多，最早提倡新诗格律化的诗人，主张新诗须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和建筑的美。其诗集《红烛》和《死水》体现了上述美学原则，主旋律是爱国主义。徐志摩本时期的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及朱湘的《采莲曲》等皆追求诗的形式美、意境美，音乐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可作代表。

（三）散文

现代散文创作中，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陈独秀、刘半农等创作的以议论为主的杂文最早出现，揭露、抨击封建思想和制度，宣传民主与科学的主张，战斗性极强。受《新青年》影响，许多报刊也设立了“随感录”栏目，形成了撰写杂感、随笔的创作浪潮。1924年语丝社所办的《语丝》是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散文（杂文）刊物，以发表“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形成了风格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杂文写得最多，成就最大者为鲁迅，经他的倡导和长期实践，杂文才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他是现代杂文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抒情散文，当时称“小品文”或“美文”，出现稍晚。1921年5月，周作人发表《美文》一文，提倡多写“记述的”、“艺术的”美文，并以其创作实践，“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土地”。其文具有丰富的知识性、浓厚的趣味性和以舒徐的笔调抒发出的冲淡之情。他本期的散文集有《自己的园地》和《雨天的书》。

鲁迅的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动情优美，引人入胜；散文诗集《野草》以心灵的自我解剖为特色，反映“五四”退潮后他的仿徨、苦闷和追求，多用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新颖奇特，意在言外，深沉含蓄。

朱自清的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其文诗意浓郁、文情并茂，《背影》、《荷塘月色》等是最负盛誉的佳作。冰心的散文《寄小读者》、《往事》、《山中杂记》等，都具有抒情诗和风景画的特色。创造社中郭沫若的《小品六章》、郁达夫的《还乡记》等散文，率真坦诚、委婉流畅，带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

（四）戏剧

中国现代戏剧是在西方戏剧观念影响下诞生的。1907年，中国留学生组成的春柳社就在东京演出了文明新戏《黑奴吁天录》，被作为中国现代话剧诞生的标志。

“五四”时期的戏剧革新运动，功绩主要在理论的倡导和西洋名剧的介绍。1917年，《新青年》曾发起对传统戏剧的批判，并就如何借鉴西洋话剧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1921年3月，沈雁冰、郑振铎、欧阳予倩等在上海创立“民众戏剧社”，出版《戏剧》月刊，介绍欧美话剧理论和艺术，提倡“爱美的”(Amateur业余的）戏剧，推崇戏剧的社会现实功能。12月，上海戏剧协社成立，成员有应云卫、谷剑尘、欧阳予倩、洪深等，他们学习西洋演剧艺术，建立严格的导演和演出体系，提高了爱美剧的演出水平。

戏剧创作受时代精神影响呈现出强烈的写实主义特征，受易卜生《娜拉》等的影响，大多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的《终身大事》，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压迫》，洪深的《赵阎王》，田汉的《获虎之夜》，欧阳予倩的《泼妇》、《回家以后》等，分别涉及恋爱、婚姻、家庭、妇女解放、道德伦理标准等社会问题。戏剧体裁样式像悲剧、喜剧、正剧、现实剧、历史剧、独幕剧、多幕剧、诗剧、散文剧、活报剧等都已出现，其中喜剧和悲剧水平最高，独幕剧作已臻成熟。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历史剧的开拓者，其早期代表作《卓文君》、《王昭君》、《聂嫈》“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后结集出版，名为《三个叛逆的女性》。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学

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1937年抗战前这一阶段，继承了五四文学的人文主义文学和新兴的革命文学决定了这十年文学的基本面貌。由于政治和商业因素的介人，本期文学分别形成了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商业化的海派文学和远离政治和商业影响的京派文学。

1928年初，创造社和新成立的太阳社倡导革命文学。他们强调文学是有阶级性的，是宣传的武器，努力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文艺问题，扩大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但过分夸大文艺的社会功能，忽视文艺本身的特点，把世界观的改造看得过于简单，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严重，把鲁迅、叶绍钧、郁达夫、茅盾等人，当作“时代的落伍者”加以批判、否定，引发了鲁迅、茅盾等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

1930年2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出版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月报》、《文学导报》等刊物。先后入盟的成员共达270多人。“左联”积极地译介、传播、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觉加强了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联系，推进了文艺大众化运动。提倡和发展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开展了同“新月派”的论争，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与“第三种人”的论争等；培养出一批青年文学作者，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

闻一多、朱自清、巴金、老舍、曹禺、叶圣陶、王统照等未加入“左联”的进步作家，还有一些同“左联”观点不同，甚至发生过争论的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戴望舒、施蛰存等作家，都有各自的文学思想、风格和艺术个性，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1936年，革命文学内部发生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口号的论争，10月，由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联合签名发表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标志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一）小说

30年代是现代小说发展的重要阶段。短篇小说进一步发展，长篇小说大量出现，体式手法日益丰富，风格流派越发多样，出现了更多的大家及成熟之作。

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等小说大家都在此期发表了数量颇丰的作品，特别是长篇代表作。茅盾，继承了“人生派”的现实主义精神，代表作《子夜》描绘了30年代大都市的生活，笔力雄浑细致，结构宏伟严谨，语言生动缜密，建立起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模式，是左翼文学创作的代表。另有短篇小说《春蚕》、《秋收》、《残冬》及《林家铺子》等。巴金，作品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抒情性，构建了现代文学中独特的“青年世界”。本时期小说有《灭亡》、“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等。《家》描写了20年代初四川成都“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老舍，以独特的文化批判视角描写城市底层人民生活，语言明快活泼、富于幽默感，创别具一格的“京味”文体风格。本期有《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牛天赐传》、《月牙儿》、《断魂枪》、《柳家大院》和《微神》等。《骆驼祥子》通过祥子勤苦奋斗“三起三落”而终于堕落的一生，揭露了旧社会的罪恶。沈从文，京派小说的开创者和最优秀的代表，他在《月下小景》、《柏子》、《阿黑小史》、《边城》等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远离时代漩涡、浪漫诗化的“湘西”世界。作者自称为“乡土抒情诗”。代表作《边城》，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另有以《八骏图》为代表的“都市小说”，作为“湘西小说”的对照和补充，李劫人，30年代中期李劫人发表了三部连续性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它们将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社会史诗般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左翼小说——蒋光慈，最初的小说充满“革命浪漫谛克”，表现出“革命＋恋爱”的公式化，后渐自我超越，以革命现实主义，从《冲出云围的月亮》、《丽莎的哀怨》到《咆哮了的土地》可见其变化轨迹。柔石的《二月》、《为奴隶的母亲》完全脱离了概念化的创作风气。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塑造了一个“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的心理的代表者”莎菲的形象。叶紫的《丰收》写湖南农村阶级矛盾和农民觉醒，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写东北一支抗日游击队在血与火中的成长历程，萧红的《生死场》反映东北人民在沦陷前后的生活。还有艾芜的《南行记》、张天翼的《包氏父子》、沙汀的《在祠堂里》等一大批作品。吴组缃、罗淑等是“左联”的同路人，他们的《西柳集》和《生人妻》等也常被视作左翼小说。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高度浓缩了当时的农村社会，用既老到又活泼的语言活画出了各色人等。

京派小说——“京派”不是一个文学社团组织，主要成员是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的周作人、废名（冯文炳）沈从文、萧乾、芦焚（师陀）、李健吾、朱光潜等。他们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立品格，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审美意识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作品除沈从文的外，还有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桥》，萧乾的《篱下集》和芦焚的《谷》等。

海派小说——上海世界性大都市的形成以及其高度的商业化是海派小说生成、发展的背景。早期创造社写社会小说出身的作家张资平、叶灵凤等，为追求商业利润，写了大量以灯红酒绿的上海为背景，以畸形情爱为内容的小说，被沈从文等作家称为“海派”。他们创作了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第二代海派，上承一代海派性爱小说的余续，下启40年代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沪港市民传奇，是海派文学极重要的一个阶段，也是中国第一支现代主义小说流派。因其创作受日本“新感觉派”和法国都市市主义文学的影响，被称为新感觉派。其小说常以快速、跳跃的节奏表现病态都市光怪陆离的生活，以心理分析和意识流等方法，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并用象征、暗示等手法加以精细描写，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手法。代表作家作品有施蛰存的《将军底头》，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等。

鲁迅的《故事新编》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具有古今交融的艺术特色，显示出浪漫主义的特点。

（二）诗歌

20年代新诗创作时就已存在的两种倾向，这一时期分化得更加明显。主张为大众而歌的左翼的诗歌——20年代有蒋光慈的《新梦》、《哀中国》等革命政治抒情诗，思想革命，形式粗糙。本时期的代表人物为殷夫，有《孩儿塔》等诗集，《血字》是其“红色鼓动诗”的代表作。1932年9月，“左联”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成立，创办《新诗歌》旬刊，史称“新诗歌派”。主张“捉住现实”，提倡诗歌大众化，要求表现时代风云，推动了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主要成员有蒲风、穆木天、杨骚、任钧、柳倩等。蒲风诗作刚健朴实，语言通俗。《茫茫夜》是其第一部诗集，反映了农民的痛苦和挣扎；《六月流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诗坛新人臧克家、艾青、田间等的诗作是现实主义诗歌在30年代艺术高度的代表。臧克家，1933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诗风严谨、朴质、含蓄、凝练。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是他早期诗歌的代表作。田间的诗集《未明集》、《中国牧歌》等，以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反抗意识著称。

主张为自我而歌的现代派诗潮——他们注重主体的精神世界，追求诗的艺术美，是纯诗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包括后期新月派、象征派和现代派。

后期新月派——以徐志摩主编的《诗刊》在上海创刊为标志，新月派进入后期阶段。主要转向内在幽微精神领域的开掘，有明显的现代象征诗的特征。代表人物有徐志摩、孙大雨、梁宗岱、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林徽音等。

象征派——以李金发为代表，并以其1925年出版《微雨》为起点，受法国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魏尔伦、瓦雷里等人的影响而形成，活跃在20年代中后期。主要有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等人。钟情怪异、突兀，追求朦胧，以奇崛冷僻意象的组合暗示抒写个人忧郁伤感的精神心态。

现代派——由后期新月派和象征派演变而来。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诗歌、特别是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等的诗词，同时借鉴了法国象征派、美国意象派和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追求抒情性和情调的感伤性，追求意象的新颖、朦胧。因1932年5月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而得名，后有卞之琳主编的《水星》、戴望舒主编的《新诗》与之呼应，形成气候，蔚为大观。作为主将的戴望舒有《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叶圣陶称其代表作《雨巷》“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个新纪元”。

（三）散文

30年代的现代散文创作风格多样、文体又有新变。特定的历史环境，使杂文和报告文学得到很大的发展，鲁迅后期杂文对旧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和文学进行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剖析与批判。具有逻辑性和形象性、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紧密结合，讽刺犀利，语言精练、生动、幽默的艺术特点。瞿秋白的杂文泼辣锋利，鼓动性极强，其《〈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精当地概括了鲁迅的战斗精神，在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唐弢有《推背集》、《海天集》等、徐懋庸有《不惊人集》、《打杂集》等。报告文学是本时期新兴的文学样式，夏衍的《包身工》和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的发表，标志着报告文学创作的成熟。本时期还出现了不少报告文学专集，有茅盾主编的《中国一日》和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等。

本时期，散文流派又有了新的组合和分化。1932年起，林语堂先后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和周作人一起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追求“超脱”“幽默”趣味，以“知识”和“趣味”为号召。鲁迅和茅盾等左翼作家与“论语派”围绕散文创作的思想与形式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另有两个散文群体值得注意。一个以上海开明书店为中心，有叶圣陶、朱自清、夏丐尊、丰子恺、朱光潜等，不少人是早期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他们忠实于现实，写作态度严肃认真，积极入世。另一个以《大公报》的文艺周刊为阵地，作者有沈从文、萧乾、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严文井、汪曾祺等，他们追求艺术的完美。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湘西》“素淡朴呐的文字底下，自有一道明彻的光辉，自有一股隽永的情思”；何其芳的《画梦录》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李广田的《画廊集》展示的是作者“朴野的小天地”，洋溢着浓郁的乡野气息和朴实深厚的农民情愫。

（四）戏剧 本时期中国现代话剧已经成熟。1927年，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创立，1929年，欧阳予倩在华南创办了“广东戏剧研究所”。同年秋，上海艺术剧社成立，这是国统区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提出无产阶级戏剧口号的戏剧团体。本期戏剧的突出特点是表现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战斗性、民族性、意识性强化。1930年8月，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成立，后改组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标志着戏剧界统一战线组织的形成。

同时对人道主义思想反封建个性主义进行了深化，曹禺的《雷雨》，描写了一个现代社会中封建家庭的悲剧，《日出》抨击金钱社会的罪恶。曹禺的话剧善于组织戏剧冲突，深入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是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标志着我国现代话剧剧本的艺术上的成熟。

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梁允达》也着重描写人物内心冲突重在人心中的“善恶并存”。另有田汉的《回春之曲》、《名优之死》，洪深的《五奎桥》,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等。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文学

1937年，抗战爆发后，全国实际分成国民党统治区、日伪统治的沦陷区以及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本时期文学创作在不同的阶段和地区也呈现不同的特点。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是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适应当时形势，形成朗诵诗、街头诗、活报剧、街头剧、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创作的高潮。1945年抗战胜利后，“文协”改称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也发生过同梁实秋“抗战无关”论，与西南联大教授陈铨、林同济等的“战国策派”的“权力意志”论等观点的论争。

为使文艺工作者更好地配合整个革命工作，中共中央则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分别讲了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心内容是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两个根本问题，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从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及其周围区域均被日军占领，部分文艺工作者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环境，坚持抗日文学活动，称之为“孤岛文学”。其最显著的成绩是戏剧运动和杂文、散文创作。

（一）小说

本期小说创作以不同的方法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小说，深化了现实主义创作，在揭露社会的尖锐性、深刻性方面较前突出，艺术表现技巧也更为圆熟。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是富有时代特征的讽刺佳作。茅盾的《腐蚀》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汪勾结，残害抗日爱国的革命者的罪行。巴金的《寒夜》把人物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结合起来，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寻找人物命运的答案。老舍的《四世同堂》反映了日本法西斯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及沦陷区人民的觉醒与抗争。钱钟书的《围城》以讽刺的笔法刻画了抗战时期某些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力图以苏州巨富蒋捷三一家的风流云散反映“一·二八”后十年间中国社会生活的面貌。黄谷柳的《虾球传》以城市流浪少儿的曲折经历，展示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张恨水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多产作家，抗战前已以《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有很大影响，本期的讽谕小说《八十一梦》，以梦幻形式，描绘大后方贪官污吏纸醉金迷的腐朽丑恶的生活。张爱玲的《传奇》、《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以传奇性的故事及弥漫于其中的梦魇般的氛围，让人惊悚于人性的丑恶、生命的无常、欲望的疯狂。有影响的长篇小说还有萧红的《呼兰河传》，巴金的《春》、《秋》，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等。

解放区的小说则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描写农民的觉醒和成长，描写人与人的新型关系、崇高的道德和对美好生活、理想的追求，艺术上着力于小说创作的群众化、民族化。影响最大的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表现了农村社会生活的变革和农民思想、心理的变化，继承了传统小说的形式而有所创新，在情节的叙述中塑造人物，使用农民的语言，在小说创作民族化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受到群众的喜爱和政府的推崇。成就较大的还有孙犁的《荷花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

（二）诗歌

抗战爆发，使新诗创作呈现出新的特点：大众化风格与个人化风格的汇合与融合。表现在不同主张、风格、地区的诗人，都自觉以诗歌为武器投人全民抗战，共同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歌唱。

艾青，1939年后，连续出版了《北方》等五本诗集。描写农民的悲惨，歌颂战士的英勇，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他成功地将“大众”与“个人”互相融合，主张新诗要有散文美，重视独特意象的创造，以其具有自然而成熟的散文美的自由诗体，把中国自由体诗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继郭沫若之后做出重大贡献的诗人，被公认为成熟的诗人。

田间，《给战斗者》是他本时期的代表作。到延安后，倡导“街头诗运动”，写了《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等街头诗。其诗采用“鼓点”式的诗行，简短有力，鼓动性强，闻一多称之为“时代鼓手”。

“七月”诗派——在艾青的影响下，以理论家兼诗人胡风为中心，围绕《七月》及以后的《希望》、《诗垦地》、《诗创作》等杂志而形成的青年诗人群体，有胡风、鲁藜、绿原、阿垅、艾青、田间、冀访、曾卓、牛汉、杜谷等。奉行“突入生活”的创作原则，“努力把诗和人联系起来，把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社会职责和战斗任务联系起来”。诗作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创作方法倾向于革命现实主义，形式上采用自由的格式，追求自然、真挚、素朴的诗风。

“九叶”诗派——40年代后期，围绕在《诗创造》、《中国新诗》杂志周围形成的一个并不自觉的青年创作群体，有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等。他们继承了新诗现代派传统，同时从西方后期现代派艾略特、奥登、里尔克等人的诗歌中吸收一些表现手法，“追求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更接近于表现现代复杂、快速的生活节奏，真实地表达知识者思想的矛盾与困惑。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新现代派”。代表作有杜运燮的《追物价的人》、陈敬容的《黄昏，我在你边上》、郑敏的《金黄的稻束》等。代表诗人穆旦，其诗作《被围者》、《控诉》、《赞美》，关注对生存意义的探索，又表现出对民族命运的忧思。

解放区出现大批的民歌，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竟的《漳河水》等优秀叙事长诗的大量出现，标志着新诗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的新突破。

（三）散文

散文也服从于反映战争、斗争的需要，杂文和包括文艺通讯、特写在内的报告文学再度兴盛。

在“孤岛”上海，杂文创作曾风行一时。青年杂文作者唐弢、徐懋庸、巴人、周木斋、孔另境等出版杂文合集《边鼓集》、《横眉集》等，形成当时颇有影响的“鲁迅风”杂文。在大后方，1940年夏衍等在桂林创办杂文专刊《野草》，作者包括聂绀弩、宋云彬、孟超、秦似、林默涵等。在重庆、昆明等地，郭沫若、茅盾、闻一多、朱自清、叶圣陶等呼吁抗战、自由、民主的杂文，引人瞩目。在延安，杂文创作除暴露性杂文外，还出现了歌颂性杂文。

报告文学真实反映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生活。抗战初最有影响的是丘东平，其《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等，描写了抗日官兵的抗敌情绪和英勇献身的精神，富有浓厚的战斗气息。在“孤岛”上海，梅益等组织了纪念“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的《上海一日》征文活动，出版了专集。在解放区，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沙汀的《贺龙印象记》、丁玲的《彭德怀速写》、华山的《英雄的十月》、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断片》等，都曾传诵一时。

（四）戏剧

本时期是现代戏剧创作的高潮期。形式风格更加多样化。为适应斗争现实的需要，抗战初期的戏剧主题多为抗日宣传、教育，形式多为街头剧、活报剧等小型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影响最大，和《三江好》、《最后一计》一起，合称为“好一计鞭子”。在相持阶段和抗战胜利后，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的剧作都获得了丰收。夏衍的《心防》、《法西斯细菌》等代表了当时现实主义剧作的最高成就。宋之的的《雾重庆》，曹禺的《北京人》、《家》，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于伶的《夜上海》，夏衍的《上海屋檐下》，陈白尘的《升官图》等，都是影响广泛的优秀剧作。而郭沫若的《屈原》、《虎符》于伶的《大明英烈传》，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阿英的《明末遗恨》等历史剧，借古讽今、影射现实，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解放区的戏剧成就表现在新歌剧的探索、旧戏的改革和话剧创作等几个方面。新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表现了翻身农民劳动生产、学习的热情，而贺敬之等的《白毛女》表现了喜儿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农村少女成长为坚强勇敢的反抗者的过程，形式上诗、歌、舞完美统一，为歌剧艺术民族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新歌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举行。大会总结了“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的经验，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大会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中国的新文学进入当代文学的新阶段。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四、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

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文艺也有了新的面貌。但是50年代前期，错误开展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一系列全国性的文艺思想斗争，阻碍了文艺事业的正常发展。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文艺创作、理论出现转机。1957年6月开始，全国开展了扩大化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一大批作家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初，文艺界开展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运动，一批理论批评文章被打成毒草。

1960年至1962年，经济上调整，文艺政策也随之调整，纠正一些“左”的失误，破除了一些“左”的框框，鼓舞了作家的创作热情。但是，这个局面以后又被更大的政治斗争风暴所打破。

（一）小说

小说在“十七年”文学中成就显著，长篇小说的成绩最为显著，本期共有200多部正式出版，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如：革命历史题材的有《红旗谱》（梁斌）、《红日》（吴强）、《红岩》（罗广斌、杨益言）、《保卫延安》（杜鹏程）、《青春之歌》（杨沫）、《三家巷》（欧阳山）、《林海雪原》（曲波）、《风云初记》（孙犁）、《铁道游击队》（刘知侠）、《敌后武工队》（冯志）、《苦菜花》（冯德英）、《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等；描写农村社会变革的有《三里湾》（赵树理）、《山乡巨变》（周立波）、《创业史》（第一部）（柳青）等；描写工业题材的有《百炼成钢》（艾芜）、《乘风破浪》（草明）等；描写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周而复）；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有《欢笑的金沙江》（李乔）、《我们播种爱情》（徐怀中）等；古代历史题材方面则有《李自成》（第一卷）（姚雪垠）。共同描绘了我国人民生存与斗争的历史长卷，塑造了一系列血肉丰满的典型形象。现实的影响也限制了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

短篇小说数量多，优秀者也多。反映农村生活的如《春种秋收》（康濯）、《结婚》（马烽）、《登记》、《锻炼锻炼》（赵树理），《新结识的伙伴》（王汶石）、《三年早知道》（马烽）、《李双双小传》（李准）等，反映了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人们观念上的矛盾，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工业题材的较少，有《夜归》（艾芜）、《夜走灵官峡》（杜鹏程）等；革命历史题材的佳作较多，《黎明的河边》（峻青）、《党费》（王愿坚）等将英雄人物置于激烈的斗争环境中加以描写，表现坚定的信念和高尚情操，《山地回忆》（孙犁）、《百合花》（茹志鹃）、《洼地上的“战役”》（路翎）则别开生面，把战争推到背景的地位，着力描摹特定年代的普通人物与其内在的情感；《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改选》（李国文）、《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入党》（耿龙样）等，是在“双百”方针鼓舞下出现的勇于反映社会矛盾，大胆干预现实生活的作品，引起广泛的争议；爱情题材有《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红豆》（宗璞）、《在悬崖上》（邓友梅）、《小巷深处》（陆文夫）、《西苑草》（刘绍棠）、《美丽》（丰村）、《爱情》（李威仑）等，注意表现爱情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挖掘爱情之中蕴涵的社会时代内涵和丰富的人性内容，引人注目；历史题材有《陶渊明写〈挽歌〉》（陈翔鹤）、《广陵散》（陈翔鹤）、《杜子美还家》（黄秋耘）、《白发生黑丝》（冯至）、《海瑞之死》（李束为）等。

许多优秀短篇小说家，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与风格。赵树理保持了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朴实、洗练；马烽有浓厚的山西地方色调；孙犁着重揭示普通人，特别是农村妇女善良乐观的精神境界，使读者感到亲切、美好；峻青刚健豪放；王愿坚朴实深沉；茹志鹃则具有女性作家的细腻、委婉、清新俊逸。

（二）诗歌 十七年诗歌创作成果可喜，主要体现在政治抒情诗、长篇叙事诗以及爱情诗创作三个方面。

新中国成立，新老诗人沉浸在喜悦之中，他们以充沛的政治热情歌颂新时代、歌唱新生的祖国和充满阳光的新生活，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郭沫若的《新华颂》等，讴歌人民、领袖、新中国，形成建国后第一个较大的颂歌潮。政治抒情诗成就最突出的是郭小川和贺敬之。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甘蔗林——青纱帐》，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是那个激情燃烧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都曾长期传诵，影响巨大。

闻捷被誉为“写爱情诗的能手”，其《天山牧歌》展现了新疆风光，反映了青年的爱情生活，在表现性格，刻画少男少女的爱情心理方面，独到新颖，细腻动人。

长篇叙事诗也出现了不少精品，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等，最为引人瞩目。

本时期青年诗人大量涌现，邵燕祥、李瑛、未央、闻捷、公刘、白桦、周良沛、张永枚、梁上泉、顾工、雁翼、高平、傅仇等诗人都写出了优秀的诗歌，明朗、清新、昂扬是他们共同的音色。而老诗人面对用新的诗歌形式反映新的生活内容，则有个转型问题，冯至、穆旦、何其芳等诗人的创作没能继续他们原来的探索，没能保持自己的特色，没能超越原有的成就。

主流诗歌特别提倡吸取民歌营养，继承古典诗词的传统，同时借鉴外来形式。表现形式上，自由诗、格律诗、楼梯式、凹凸式、民歌体、新辞赋体等等，形式多样，不拘一格，百花竞放、各显异彩。

（三）散文

讴歌新时代，颂扬新人物，反映新成就，赞美新风尚，欢快的颂歌色彩是“十七年”散文的主旋律。老舍的《我热爱新北京》等以亲身经历记写中国发生的可喜变化。冯雪峰的《鲁迅先生的逝世》，冰心的《小桔灯》等，描绘真实人物，抒写他们的精神面貌。

朝鲜战争爆发后，作为文学“轻骑兵”的报告文学和通讯特写，迅速及时地反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将士、事迹、战火、深情、精神、友谊。代表作有《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巴金）、《无名高地有了名》（老舍）、《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魏巍）和《朝鲜在战火中前进》（刘白羽）。

1960年前后，《歌声》（吴伯箫）、《挥手之间》（方纪）等回忆艰难岁月，从革命传统中吸取力量的源泉，激励人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前进。作家开始注重描写典型的英雄人物、理想化的社会关系，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大的提高，出现了如《向秀丽》（郁茹）、《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穆青、冯健、周原），《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陈广生等），《小丫扛大旗》（黄宗英），《手》（巴金、茹志鹃等），《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王石、房树民等）等优秀作品。

杂文、小品文主要有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邓拓的《燕山夜话》，陈笑雨的《不登堂集》等。

60年代前后，出现了抒情散文的黄金时期，不少作者开始摆脱描叙上的新闻性，转向艺术追求，吴伯箫、曹靖华、袁鹰、碧野、方纪等人开始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风格最为突出的要数杨朔、秦牧、刘白羽。杨朔善于营造诗的意境，《海市》、《荔枝蜜》、《雪浪花》等清新俊逸、卒章显志，创作了“颂歌”文体模式。秦牧善于将知识性、思想性和趣味性有机结合起来，《古战场春晓》、《社稷坛抒情》形散神聚、亲切幽默。刘白羽善于在浮想联翩中包容哲理思考，《日出》、《长江三日》情景相融，寓意深远。

（四）戏剧

“十七年”间，话剧、戏曲以及歌剧的创作都获得了显著的成绩。

老舍的《龙须沟》、胡可的《战斗里成长》及二次文代会后出现的夏衍的《考验》等都是当时的优秀作品。老舍的《茶馆》，是当代话剧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杰作。剧作用“人像展览式”的方法，通过一个普通茶馆与出入该茶馆各种人物的沉浮际遇，用“坐标式”结构，以三幕戏反映了三个可诅咒的时代，深刻展示了从清朝末年到抗战胜利后五十年社会的沧桑变化，“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57年反右后，出现一批优秀历史剧，如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曹禺等的《胆剑篇》。陈其通的话剧《万水千山》，第一次成功地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搬上舞台。60年代初，文艺政策调整，话剧创作出现转机。沈西蒙（执笔）、漠雁、吕兴臣合作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描写解放初期上海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戏剧冲突跌宕起伏，塑造了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

传统戏曲的整理和戏曲的创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整理出京剧《将相和》、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黄梅戏《天仙配》、豫剧《花木兰》，昆剧《十五贯》等优秀剧目。田汉创作的京剧与孟超创作的昆曲蜚声剧坛。1962年以后，京剧现代戏创作成果丰硕，有《红灯记》（翁偶虹、阿甲改编）、《芦荡火种》（汪曾祺等改编）、《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

新歌剧创作成绩斐然，《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刘胡兰》、《洪湖赤卫队》、《江姐》、《刘三姐》等优秀歌剧中的优美唱段，至今还广为传唱。

五、新时期文学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新时期文学拉开序幕。1978年5月，全国文联、作协、剧协等组织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复刊。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艺界思想解放运动和拨乱反正工作迅速、深入地进行，文艺开始复苏与繁荣。1979年10月底，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召开，邓小平致词。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进一步使文学从“工具论”束缚中解放出来。文艺思想的讨论异常活跃，先后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人性、人道主义，歌颂与暴露的关系，借鉴西方现代派艺术，文艺批评的标准与新方法，文学的主体性，创作自由，文学多元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等问题等进行讨论；积极探讨文艺的新观念、新方法，促进了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的发展。

新时期出现了多种文**流:“伤痕文学”最先出现，它用艺术形象再现了“文革”及它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沉重内伤。之后的“反思文学”所反映的生活向前推移，对建国以来的历史道路进行回顾思考。“改革文学”以社会改革为主要内容，触及时弊，及时反映了人民的情绪、愿望和理想。这些文**流适应了社会心理，提出了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突显了文学的社会作用。80年代中期开始，与时代的急速变化紧密联系，文学观念发生了深刻变革，文学创作不再追求和现实生活发展的同步性，打破了单一的社会性主题，相继出现了“新诗潮”、“寻根文学’、“乡土文学”、“探索文学”、“纪实文学”、“通俗文学”等多种文**流。这些潮流交错奔涌，起伏更迭，呈现多元发展的繁荣局面。

（一）小说

“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文艺成了阴谋的工具，小说几无优秀之作。

“新时期文学”小说创作成就最大，如题材领域深入开拓、表现方式的新变丰富等方面，都可从创作潮流的不断更迭与演进中窥见一斑：

伤痕小说——“新时期”小说最早涌现的潮流。粉碎“四人帮”后，十年劫难引起全社会的历史反思。1977年11月，刘心武的《班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揭露极“左”路线下青少年灵魂被毒害的社会问题，发出了救救的孩子的呼声。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次年，卢新华的《伤痕》发表。于是，引发了“伤痕小说”创作潮。大批作品涌现，如《最宝贵的》（王蒙）、《弦上的梦》（宗璞）、《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等。它们恢复现实主义精神，直面人生苦难，揭露控诉“四人帮”给无数人造成生活和心理创伤，反映了对专制主义的斗争，也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对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启蒙作用。

反思小说——在时间上前推至解放以来特别是50年代中期，内容上进一步扩展和深化，试图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以往的教训进行深刻的批判与反思，求得对历史的再认识、再评价，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显示了新时期小说现实主义精神的进一步发展。1979年2月，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标志着“反思小说”的起步。代表作有《天云山传奇》（鲁彦周）、《李顺大造屋》（高晓声）、《芙蓉镇》（古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西望茅草地》（韩少功）、《月食》（李国文）《人到中年》（谌容）、《蝴蝶》（王蒙）、《灵与肉》（张贤亮）作家以更为深邃的目光，触及到各方面的问题。改革小说——随着社会重心转移，作家更加关注当下各个领域改革进程。1979年7月，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了“改革文学”的先河。大批改革题材的小说相继出现，如《改革者》（张锲）、《祸起萧墙》（水运宪）、《沉重的翅膀》（张洁）、《花园街五号》（李国文）、《男人的风格》（张贤亮）、《三千万》、《新星》（柯云路）、《腊月·正月》、《浮躁》（贾平凹）、《秋天的愤怒》（张炜）等。表达了人民渴望变革的愿望及引起的心理震荡，揭示了改革面临的困难、阻力，塑造了一批开拓者形象。

寻根小说——1985年前后，一批年轻的作家提出要构建中国当代小说的“民族品格”。他们的作品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与历史，反思传统文化，进而探寻民族灵魂重建的可能。“文化寻根小说”的主要作家作品有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女女女》，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郑万隆的《异乡异闻》，郑义的《老井》、《远村》，李杭育的《沙灶遗风》，王安忆的《小鲍庄》等。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则侧重从特定的地域色彩进行文化寻根。表现形式上将传统的写实和现代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手段交错使用，以对题材所蕴涵的深层的历史文化信息进行艺术传达。

现代派小说——70年代末，宗璞、茹志鹃和王蒙的《春之声》等“意识流”小说就已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表现方法，但被视为第一篇“真正有了现代派小说的味”的作品是80年代中期出现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小说以零乱的组合展示了音乐学院作曲系一群学生杂乱无章的生活，表现了当代一部分青年人的复杂心态。另有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苍老的浮云》、《黄泥街》，莫言的《球状闪电》、《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系列等作品，体现了意识流、荒诞、黑色幽默、魔幻等现代派创作思想和手法的影响。

先锋小说——又称“实验小说”，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以马原的《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为肇始。主要作家作品有洪峰的《极地之侧》，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平静如水》，余华的《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古典爱情》、《鲜血梅花》、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格非的《迷舟》、《褐色鸟群》和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等。他们在文化内涵上对意识形态回避、反叛和消解，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化，有激进的反叛色彩和实验品格。新写实小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虽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仍是主导，但注重对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大多采用客观化的“冷漠叙述”，表现现实的荒诞、丑恶、灰暗及叙述者的无奈与认同，作者“零度介入”，不作明确的价值判断。代表作有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方方的《风景》、《随意表白》等。王朔的小说《空中小姐》、《千万别把我当人》反叛主流话语，调侃美好神圣，一般也被看作新写实小说。

新生代小说——又称“新状态作家”、“晚生代作家”。是对80年代当代先锋文学的接续，是90年代边缘化文学语境的产物，个体性风格更为强烈。代表作有陈然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张旻的《校园情结》、邱华栋的《环境戏剧人》、何顿的《无所谓》等。

90年代是当代文学的长篇小说继60年代的之后的第二个繁荣期。除了探索创新的之外，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要方法的作家创作了许多“史诗性”作品，如张承志的《心灵史》、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九月寓言》等。

（二）诗歌

文革十年的诗歌多是假大空的颂歌和火药味浓重的战歌。新时期诗歌以表现了人民真实情感、愿望的1976年“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为起点。最初的发展特点为悲歌与欢歌的交织，首先涌现出一批批判极左思想，批判封建主义的诗歌，新时期第一个诗潮——现实主义诗歌潮流应运而生。诗作有《一月的哀思》（李瑛）、《周总理，你在哪里？》（柯岩）、《中国的十月》（贺敬之）、《小草在歌唱》（雷抒雁）、《光的赞歌》（艾青）、《祖国，我对你说》（张志民）、《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张学梦）等。70年代后期，一大批“复出的诗人”重返诗坛，唱出“归来”的歌，代表作有《鱼化石》、《盆景》（艾青），《重读〈圣经〉》（绿原），《哎，大森林》（公刘）,《假如生活重新开头》（邵燕祥），《故园六咏》（流沙河），《玉华洞》（蔡其矫），《悬崖边的树》（曾卓）等，有着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思辨色彩。

70年代末80年代初，食指、芒克、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等“文革”中成长的一代在诗坛崛起。他们不满足于旧的诗歌程式，“文革”时就开始了诗的探索，创作了一批具有新的审美特征的诗。代表作有《回答》（北岛），《致橡树》（舒婷），《一代人》（顾城），《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梁小斌），《纪念碑》（江河），《老虎》（王燕生），《我感到了阳光》（王小妮）等。这些诗，内容上揭示了时代给人造成的精神创伤，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与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倾向；艺术上寻求新的诗美原则，借鉴西方现代诗艺，力避感情的直接表达，运用象征、暗示及隐喻等手段表达复杂的感情与独特的个性，诗歌内涵的丰富性、多义性、哲理性，语言有“强烈的陌生化”化效果，因而被称为“朦胧诗”。这一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在1979年至1984年间曾引起诗坛广泛的论争。1984年后，朦胧诗发生变化，理性的激情减退，转向历史文化寻根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代表作有杨炼和江河的《诺日朗》、《天问》、《大雁塔》、《与死亡对称》等。

80年代中期，朦胧诗衰微，更年轻的“新生代诗人”走上历史舞台。“新生代”又称“第三代诗人”、“先锋诗歌”、“实验诗”、“后新诗潮”等。这一群体构成复杂，代表群体有“他们”，“非非主义”，“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等60余家。诗人多为“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多受西方“黑色幽默”、“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反英雄、反崇高、平民化，有意反叛和超越“朦胧诗”，露出反讽、调侃、戏谑的个性，抛弃意象，试图重新营构语体。代表作有《第二道假门》（周伦佑）、《三原色》（车前子）、《天鹅之死》（欧阳江河）、韩东《大雁塔》等。

与“新诗潮”、后新诗潮”同时，一些年轻诗人主张诗歌“乡土化、民族化、大众化”，又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某些表现手段，形成风格独特的“新乡土诗”。代表作有丁庆友的组诗《忆念那一片泥土》、丁可的组诗《南方，田野的风》，胡鹏的《大地上生长出我的一组短歌》、李瑛的组诗《山草青长青》等。

（三）散文

新时期散文的复兴由挽悼性散文发端。作家们愤怒揭露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带来的巨大伤痛，代表作有巴金的《怀念萧珊》，楼适夷的《痛悼傅雷》，丁宁的《幽燕诗魂》，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与其他文体的作品汇成一股声势浩大的“伤痕文学”的思潮。接着有老作家的回忆性散文，家事国事，追记个人坎坷旅程，内省自剖，总结反思人生历史，如孙犁的《耕堂读书记》、《青春余梦》，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寂寞的童年》，萧乾的《一本褪色的像册》、《未带地图的旅人》，杨绛的《干校六记》，丁玲的《牛棚小记》等。特别是巴金的《随想录》（1978年至1986年）五集，其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震撼人心，被誉为“情透纸背、热透纸背、力透纸背”的一本“讲真话的大书”，“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

作家摒弃陈旧的散文观念，进行各自的艺术探索。同时各种美文传统也相继复活，游记、抒写心灵的和知识性、哲理性的散文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如赵丽宏的《小鸟，你飞向何方》，张抗抗的《地下森林断想》，张洁的《拣麦穗》，王友勤的《未名湖，你听我说》，曹明华的《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丑石》、《商州三录》，唐敏的《怀念黄昏》，刘成章的《高跟鞋响过绥德街头》，夏衍的《甲子谈鼠》，忆明珠的《鱼的闲话》等，皆情感真挚、意境深邃、新颖别致、文采动人。

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文学进入多元化时代。散文文体变革潮起。刘烨园、赵玫等主张散文“文体革命”。散文创作成绩更加突出，苏叶、王英琦、斯妤、周佩红、叶梦、王蒙、陆文夫、周涛等皆卓有建树，本期散文主要类型有：文人散文，代表作家作品有汪曾祺的《蒲桥集》，使人领略传统与文人的魅力；张中行的《负暄琐话》，说文人的性情，文人的人格。文化散文，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在自然、历史、人生的交融之中进行思考，以开放广博的视野、丰富多采的文思，理性思维的闪光及强烈的主体精神超越了当代散文的审美规范。在散文热的大氛围下，一方面大众散文呈泛滥之势，另一方面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等人提出了“抵抗投降”，反对散文迎合低级庸俗的大众趣味的口号，并创作了一批突出人文关怀的散文，有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等。另有学者散文，以季羡林、金克木为代表。小女人散文，以素素、黄爱东西为代表。史铁生的长篇散文《我与地坛》写出了他对人生、世界的感悟，厚重沉实，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新时期报告文学曾一再引起轰动。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报告了陈景润为科学献身的忘我精神，之后，一大批有关科学家经历与科研事迹的报告文学蜂拥而出，赞颂了知识分子的崇高品质，及时提出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重要问题。随后，报告文学向更广、更深的生活领域突进，《三门李轶闻》（乔迈）等，敢于正视现实中的矛盾和阴暗面，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思索和警醒，有力发挥了报告文学干预现实的作用。80年代上半期，写人的报告文学成为热点，文学性增强，呈现“小说化”、“散文化”的趋势。80年代中期以后，热点转向写问题写事件，由文学化”转向“学术化”、“思辨型”，出现了“宏观全景式”报告文学，融入了多种思维方式。代表作有《唐山大地震》（钱钢）、《中国农民大趋势》（李延国）等，具有较大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穿透力。

（四）戏剧

新时期话剧创作以揭批“四人帮”的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金振家、王景愚）和反映党内斗争的《曙光》（白桦）为开端，引领《于无声处》（宗福先、贺国甫）、《丹心谱》（苏叔阳）等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作品勇于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现实生活进行干预，及时地在舞台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恢复和发扬了我国戏剧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各种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剧”和以改革为题材的剧作应运而生，如《报春花》（崔德志），《未来在召唤》（赵梓雄），《血，总是热的》（宗福先、贺国甫）等。

剧作题材空前拓展，突破了以往的禁区，无论是反映历史与现实，表现社会政治的重大题材，还是描写婚姻恋爱的题材，都得到了生动的艺术体现。塑造的人物形象数量和品种不断增加，注意多侧面多层次表现人物，开掘人物丰满而又复杂的内心世界。歌颂革命领袖的如《秋收霹雳》（赵寰）、《报童》（邵冲飞等）、《西安事变》（程士荣等）、《东进！东进！》（所云平）、《陈毅出山》(丁一三)、《陈毅市长》(沙叶新)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始以“人”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除了塑造英雄人物外，还浓墨重彩地塑造了普通人的形象，如《宋指导员的日记》(漠雁、肖玉泽)、《天山深处》(李斌奎)、《快乐的单身汉》（梁星明）等。历史剧创作也空前活跃，《秦王李世民》（颜海平）、《王昭君）（曹禺）、《大风歌》（陈白尘）等，在表现角度上发掘了新意。

随着社会热点的转移和多种艺术形式的迅猛发展，旧的戏剧艺术形式与演出方式已不适应观众的欣赏要求。1981年下半年始，开展了“戏剧观”问题和“戏曲现代化”等问题的讨论，剧作家大胆借鉴西方舞台有艺术手法，并积极进行舞台实践，创作了一批带有探索性的剧作，如《绝对信号》、《车站》（高行健》，《WM（我们）》（王培公），《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刘树纲》，《魔方》（陶骏），《街上流行红裙子》（贾鸿源、马中骏）,《寻找男子汉》（沙叶新），《狗儿爷涅槃》（锦云），《桑树坪纪事》（陈子展、杨建、朱晓平）等令人耳目一新。另一些作家则执著于在坚持传统形式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苏叔阳的《家庭大事》《左邻右舍》，李龙云的《小井胡同》、《有这样一个小院》等在日常生活中发掘戏剧性，使戏剧生活化。标志着当代戏剧进人了一个探索创新、多元发展的新阶段。

2.河北大学现当代文学 篇二

大学生文学阅读的现状

文学经典受冷落。调查结果表明, 在电视、网络流行的今天, 大学生阅读的主要文体是民间文学故事和小说, 自觉选择阅读文学作品的学生在大幅度减少, 不少大学生认为“生活压力这么大, 哪有心情看小说”?偶尔看一些文学作品的人, 则大多阅读社会反响较大的通俗文学和报纸连载。甚至有些大学生除了上课和应付考试, 上网、听音乐、交友是他们的主要业余生活。吉林大学的一位教授做过统计, 在其学校图书馆的记录中, 在所借出的图书当中, 实用的生活知识类图书占了绝大部分, 其次是时尚文化娱乐类, 然后是经济类的, 而那些经典之作却受到了冷落。

歪曲“经典”。歪曲“经典”, 即由对“经典”的随意解读而造成的有悖于文本原创意义的错误理解。文学作品内涵的丰富性及其厚重的人文内涵, 为读者的个性解读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在阅读时理应有个人的独特的感受和体验。但真理再向前迈一步就会成为谬论。因此, 阅读文学作品时, 应在探求文本原创意的基础上再去进行个性解读, 否则, 就很容易只抓住文本的皮毛, 而将“经典”歪曲甚至是篡改。对文本经典的严重歪曲, 会误导学生的是非观和价值观。

大学生文学阅读现状成因透析

升入大学后的郁闷和迷茫。升入大学之后, 学生的身心虽然得到了放松, 但在应试教育下形成的“唯师命是从”的习惯一时间却难以改变。中学时代的紧张生活, 使学生的视野变得十分狭窄, 文学阅读的空间被无休止的训练题挤占, 单一而枯燥的应试模式使学生的心灵失去了自由。可是, 当升入了大学之后, 心灵真正得到了自由, 而学生却又在“自由”面前不知所措, 于是, “郁闷”就充斥了他们的生活。“郁闷”一词反映了大学生缺少赖以栖息的精神家园, 心灵空虚, 而行为上又找不到积极有效办法的消极状态。

文学生态的失衡伴随着社会的多元化, 各种思想也席卷而来。如今, 社会异常喧嚣, 文学环境也日趋复杂。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夏康达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西方文化的撞击, 各种思潮席卷翻滚, 整个文学环境虽然发生了根本变化, 但面对社会的转型期和这个喧嚣的时代, 有些作家却失去了自己的定力, 盲目地跟风乱跑。诸如‘低龄写作’、‘欲望写作’、‘身体写作’等文学现象纷繁芜杂, 越演越烈。” (3) 文学创作出现了消费化和时尚化的倾向。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 这种倾向一味追求规模化, 使文学创作出现了低俗化的趋势, 从而造成了文学生态的严重失衡。

网络和图像的巨大诱惑。图像、网络文化的兴盛挤占了文学生存的空间, 以声光为媒介的现实文化资讯传播形式进入了大学生的“阅读视域”。尽管这种形式“具有特异、近乎神奇的文学表现功能”, 但是, 由于“创作者没有经过专门的培养, 出版没有经过专业的审核, 书写只是随意简洁”, 因而, “写作的随意性和粗糙性也就显而易见”。如此, 文学的审美功能和教育功能也就日益弱化。 (4) 与此同时, 频繁地接触电子媒体改变了大学生的思维方式, 使他们过于依赖图像获取信息, 而不习惯通过阅读文字获取知识并进行思考, 从而厌恶阅读。

文学的特性和阅读的肤浅化。传统的文学极为讲究语言艺术与修辞技巧, 追求语言表达的“陌生化”效果, 在语言描述与对象世界之间。语言表达与意义世界之间, 或者说在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 通过“陌生化”造成某种阻隔, 从而形成一定的“距离”, 由这种“距离”便又形成相应的艺术张力。因此, 文学作品的无穷魅力和深刻的意蕴, 读者只有通过细细品味才能领略到。而当代大学生浮躁的心态使得文学阅读成为一种纯消遣性、娱乐性的阅读。至此, 文学的消费功能和娱乐功能完全取代了教育功能。

贴标签式的文学教学。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其‘深刻的直觉’洞察了人性的内在需求与现实的功利物欲之间的冲突, 从而为人类精神的全面发育、为人类个体生命的健康成长、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普降雨露、灌注生机”。 (5) 因此, 阅读文学作品, 就是用别人的故事来补充自己的经历, 用别人的体验来扩展自己的精神视野, 它可以使学生“从生命与学习的起点上就占据一个精神的制高点”。 (6) 欣赏文学作品, 实际上是在与智慧之人对话, 是在精神家园进行心灵的旅行, 是在与“真、善、美”契合。就在这“对话”“旅行”和“遇合”中, 学生的情感得以升华, 思想得以锤炼, 智慧得以提升。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思和先生认为, 阅读文学作品, 可以让人“重温人性的温馨与美好”, 可以让人“窥探人性的黑暗和深刻”, 可以让人“遐想、励志、憧憬和寻找生活勇气, 人生所不能达到的境界几乎都可以在文学里得到满足”。 (7) 人所需要的精神家园, 唯有文学才能给予。而“经典”作为蕴藏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作者创作意图、启迪读者心灵的因子和展示文本艺术意蕴的精彩之笔, 它可以在读者心里树立“导向标尺”, (8) 且一旦被学生领悟和把握便会对其起砥砺作用。而贴标签式的文学教学, 则将那些能够启迪人的智慧、滋润人的心灵的美的因子消减殆尽, 使得本来具有鲜活灵性的文学作品变得毫无生机和活力, 也使得学生没有快感可言。

大学生文学阅读现状应对策略

教师应有高度的责任感。要想真正改变目前大学生文学阅读的状况, 首先必须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因此, 作为教育的主要实施者———教师要“操守最基本的职业伦理, 应该拥有独立探索精神, 以经典型的文学标准融入新作品的推介, 激活教育主体对文学的感觉和感情”。“要把文学教育当成职业伦理, 并将用心地实践于教育环节”。 (9)

引导学生大量阅读。没有阅读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 而大学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培养学生阅读的习惯, 让阅读成为每位学生的生活方式, 大学人文教育最重要的路径就是阅读。在国外, 美国大学生每周的阅读量为500页到800页, 而在我国, 大三的学生每周的阅读量不满300页。文学素养的高低取决于阅读量的大小, 而文学作品是一种长期积淀的结果。所以要想使学生提高文学素养, 就必须大量阅读、深入研究, 形成对文学的敏锐感知力, 去真切感受作家创痛时的呻吟, 愤懑时的呐喊, 欣喜时的欢歌。

重视文学作品教学。文学作品教学的重要目的就在于, 通过引导学生体会作品的含蕴美、意境美、结构美、语言美等, 培养学生敏锐的感知能力、丰富的情感力、独特的想象力和深刻的理解力, 使他们更好地把握美、追求美、创造美。要用我们对作品的感知, 引导学生体会作品对人的终极关怀, 让学生能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 情感的陶冶, 从而拓展他们的精神空间, 帮他们涂好生命的底色, 以便能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日后生活、工作中出现的各种苦难和不幸。

海德格尔说:“人应当诗意地栖居。”人的生存不能没有心灵情感的安顿之所, 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 人需要从阅读中汲取营养, 让阅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生活才可以变得有诗意。从阅读中收获智慧, 从阅读中学会思考, 人才会感觉到生活的乐趣和意义。特别是大学生, 他们作为国家未来的建设者, 要想在当今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立足, 首先就必须学会缓解压力, 而缓解压力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文学阅读。因此, 提倡和引导大学生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 应该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

注释

1 张伟忠:《经典作品与文化教育》, 《中学文教学参考》, 2005 (10) 。

2 张荣翼:《文学阅读与历史纬度》, 《涪陵专学报》, 2001 (1) 。

3 (4) (9) 刘庆:《关于新世纪中国文学生---夏康达教授访谈录》, 《文学教育》, 20077) 。

4 (5) 鲁枢元:《文学, 一种恢弘的弱效应》, 文学教育》, 2005 (6) 。

5 (6) 尹春峰:《名著阅读应把握好四个度》, 语文教学与研究》, 2007 (2) 。

6 (7) 陈思和:《文本细读的原则和方法》, 《文教育》, 2005 (9) 。

3.河北大学现当代文学 篇三

关键词：吉林大学；现当代文学；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中国的文化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作为文化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领域，文学事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与文学创作的勃兴相呼应，文学研究也有了巨大的变化。本校文学院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也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本文将通过对八十年代至今本校现当代文学学者的部分著述的探讨，探讨时间前后的差异和造成差异的因素。

老一辈的学者们，大多非常重视写作的完整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地方：一是在对作品力图进行全方位的评述，对作品的情节、人物形象、思想内容等方面，都希望做到面面俱到。例如在刘柏青教授的《<子夜>的成就》一文中[1]，作者便从情节、人物、思想价值等三个方面依次对《子夜》的成就进行阐述。二是在对作家、学者的评述中，常常致力于围绕所评述的人物建构体系。例如在刘中树与张福贵教授合作的《论鲁迅辩证思维的逻辑系统》[2]中，两位作者将鲁迅的思想进行整理，建构起了既带有鲁迅个人特色又与马克思主义共通的思维体系，在建构这个体系的过程中尤其注重其矛盾统一的特点。三是特别注重对作家、作品与世界的关系，具体而言也就是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意义。例如在金训敏教授的《论鲁迅的“拿来主义”》[3]一文中，三个章节中有两个即为探讨“拿来主义”之产生背景和现实启示，而内容约占全文一半。

老一辈学者们的这些特点，可以在许多先贤身上寻得滥觞。追求对作品的各方面进行面面俱到的评述，不正是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吗？在有机整体论中，亚里士多德就将文学作品看做由多种成分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他为悲剧设定了六种要素，作为评述悲剧的标准。在后世无数学者的文学评论中，都可以寻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子。然而，正如同文艺复兴后西方人对亚里士多德文艺理论的理解和应用趋向僵化[4]一样，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的对于完整评述作品的努力，也时常忽略了作品作为整体的有机性，体现在具体评述中，就时常表现为形式上千篇一律，以及社会功能完全凌驾于艺术价值之上等现象。

而围绕人物建构思想体系的努力，也可以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中寻得某些源头。建构完备的圣人，在圣人身上构筑现实伦理与形而上学为一体的理论体系，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特点。如文王、周公、孔子等圣人，其道德与政治理念，和天道相通，形成了庞大的体系。而建构人物的努力，与当代西方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相结合、碰撞的过程中，产生了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一种现象：圍绕“现代”作家的建构。这里的两个关键词是“现代”和“作家”，区别了这种建构与前代的差异：这种建构并不是一种在回溯过往遥远的历史中完成的虚设，所处时间就是现代；对象并非是贵族、士人、教育家等，而是职业性相对明显很多的作家。简单来说，部分作家（像鲁迅和郭沫若等）在他人的评述中有时变成了思想家乃至哲学家。这种改变，必然是受到了当时文化权力和现实价值需要（比如发挥文化楷模的教化作用）的推动而形成的。然而我们不禁要多问一句，为何思想体系的建构就是文化权力和现实价值发挥所需要的？是不是因为建构体系，就是制造着拉开外围与权力的距离的宫殿呢？

重视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意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所讲的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相呼应，致力于探究现实与文学的因果关系，在这种努力下，研究实践常常更集中于文艺社会学领域。

总体来说，老一辈学者们的著述，相比于今天专业的科研作品，更加注重叙述知识和完整评述，重视现实与文学的一致性。这个总体的情形和十九世纪后半叶西方的文学研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不过，也正如西方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发生了重大转向，当代学者的文学研究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其内容也与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学研究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将研究转向作品本身，并且相对于之前的“完整”，日趋细化，寻求作品其他社会思潮的联系。毕竟我们的文学研究就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一步步发展的，就是整个现代化，也是以西方发展为蓝本。西方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日益感受到人在世界中的尴尬处境，这一点深刻体现在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中。同样，中国当代的文学研究者们在处理作家作品与世界的关系时，也转向了对人的关怀。这些变化，必然也在本校的现当代文学学者身上体现出来。

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外的各种社会思潮对作品进行研究，不太注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的“整体性”，在当代是普遍的。在白杨教授的《<第九个寡妇>：原型意象与讲述方式》[5]中，作者运用西方的原型批评方法，对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评述，从情节模式、人物、环境的意象分析中探讨象征意义。这种变化显示出文学日益凸显的独立性。文学不单是政治的宣传方式，也不是哲学的载体，也不是社会学的实验工具。情况反了过来：文学的创作和译介在思想解放的环境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空间，而文学所向人展示的广度和深度也得到了无限的扩展，先前的研究方法已根本无法应用于这些雨后春笋（其实也无法对“雨前”和“雨中”的无数作品进行有益的研究）。因此，借助各种社会思想对文学作品进行阐释和解读便是一种必然，换句话讲，文学成为了被伦理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诸多学科进行阐释和解读的对象，而不再处于附属品的地位。

当人们看到文学的无尽的深度和广度，也就随之认识到了：文学作品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与文学作品的无限可能性相比，作家成为了带有很大局限性的存在。因此，作家在研究中也就逐渐成为了次要的存在。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围绕作家或研究者进行思想体系的建构，对于文学自身的发展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而且也会落于空疏，也不可能展现“真实”的作者）。文学毕竟不是思想，更多需要感受而非认识。研究作者，说到底还是应该从阅读文学作品和寻求与作者的共鸣出发。而感受是片面的，作家与读者（研究者）不可能完全契合（这也表明围绕作家建构思想体系是不可行的）。因此，研究作家的努力，也就转向了对作家精神世界中的某个方面进行的深入探讨。在王学谦教授《反传统——自由意志的高峰体验》（与张福贵教授合作）等文章中[6]，作者从鲁迅的反理性观念的角度入手，探究鲁迅思想与意志哲学、存在主义等和反理性话题密切相关的思想的关系，进而讨论鲁迅所描写的人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是从单个方面研究读者，但是只要达到了一定的深度，自然也就具备了广度。

4.河北大学现当代文学 篇四

努力了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虽说这是一句很鸡汤的话，但是事实证明考研过程中确实是这样。每个人都是抱着必胜的心态参加这场竞争的，你若想比别人更加优秀，那就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汗水。等胜利的曙光降临在你身边，你就会觉得自己以前的所有付出都值得。2016考研，只有百分之百的付出努力，才能在8月这个备考黄金期度过难关。夯实基础，收获自信

暑假7、8月份是备考中夯实基础的阶段，只有将基础打扎实了，后边的强化复习和冲刺复习才更能得心应手。8月份已走过了三分之一，各位小伙伴们的单词是否已背了至少两遍了，专业课有没有认真地看了一遍书，政治是不是也开始复习了呢？若这些还没有完成的小伙伴真的要考虑一下加快自己的节奏了。考研完全是自主学习，没有人在身边督促自己，所以安排好自己的复习非常重要，不要和别人攀比复习的进度，将自己的基础打结实，才能在接下来的复习当中更有自信面对复习中的困难。不急不躁，稳步前进

每个人的学习能力不一样，在复习过程中最忌讳的就是和别人比复习的进度，都教授觉得考研中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将自己作为唯一的敌人。相信每个考研小伙伴都有自己的复习计划吧，但是复习计划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按照自己的复习计划稳步前进，不急不躁，不要被别人影响了自己的情绪。适当休息，调整状态

我们都不是超人，当觉得学习非常疲惫需要休息的时候就要给自己放个假，看个电影、听会儿歌，去操场跑跑步，或者回宿舍睡会儿觉，适当的休息是为了更好地投入到复习之中。所以正确对待复习中的低谷和平台期，想办法积极解决问题，用乐观的态度面对复习中的挑战，对自己充满信心，就一定能有满满的收获。

新祥旭官网http://www.xxxedu.net/ 暑假很快就要过去，考试的日子也一天一天接近，若想在这段经历中不留遗憾，就抓紧拿起自己手边的课本投入到复习中吧。2017考研的小伙伴们，你们的人生由自己掌握。2017考研，就让自己的梦想生出翅膀，奋力在天空中翱翔吧！

5.河北大学现当代文学 篇五

一、交友的重要性

人类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群体, 不能没有朋友。《小雅·伐木》曰:“嘤其鸣矣, 求其友声。”诗人用山林中的孤鸟鸣来寻求同伴的例子, 说明朋友相处的重要性。古代文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人”的解释是:“人是个象形字, 像面部朝左站立的一个人。人, 天地之性最高贵者也。”对“友”的解释是:“友会意。向着一个方向的两只手, 表示以手相助。”从许慎对人和友本意的解释上看, 站起来是人的第一步。站起来, 还有更广泛的意义, 是指人在生理、经济、思想、文化上站起来, 这一切是独自完成不了的。友是两人友好、互助的意思, 友又通有, 有是什么呢?有缘。有缘才相聚到一起。由此可见, 交友与互助、相安、生存有密切的关系。现代著名学者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说:“中国的五伦有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说, 可见朋友的重要性。人有许多情感, 上不可对父母, 下不可对妻儿, 只能给朋友讲, 所以, 朋友算五伦之一, 这是中国文化的特殊之处。”朋友在一起, 要互相关心, 互相促进。否则, 就不叫朋友了。管鲍之交、高山流水、知音难觅、孟母三迁、桃园结义、同舟共济、刎颈之交、负荆请罪、休戚相关等成语典故, 足以证明朋友的重要性。

朋友的重要性是通过情感来体现的, 友情是情商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情无义不是朋友, 重情重义是中国的优良传统。诗人王勃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言:“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朋友纵然远在天边, 相互之间的情感仍然触手可及;白居易在《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用“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来比喻割舍不断的友情, 以及友情顽强的生命力;李白《赠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用深深的桃花潭水来形容朋友之间的情深谊重;杜甫怀念李白的“故人入我梦, 明我长相忆”表达了他们之间诚挚的志同道合的友谊;孟郊《赠别崔纯亮》“镜破不改光, 兰死不改香。始知君子心, 交友道益彰”则倡导朋友之间要相知交心、解衣推食、生死与共。朋友之间的友情, 是高尚温馨的, 它总在我们的心中弥漫着感动和开心, 能让我们变得善良、单纯, 让生活充满阳光。

二、择友之道

人海茫茫, 知己难觅, 交友必须先择友。如何择友?《论语》曰:“视其所以, 观其所由, 察其所安。”择友首先考察他的人品, 了解他的经历, 分析他和你结交的目的。“不但需要听其言, 观其行, 察其貌, 定其行, 而且需要溯其源, 求其根, 寻其本, 定其位。”关汉卿也说:“画虎画皮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不知心的人不可以选择为友。孟子在《万章下》中说:“人之相识、贵在相知, 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志同道合、知根知底的人方能结交。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 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择友之道, 其本质区别在于对利益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庄子在《山木》中曰:“君子之交淡如水, 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 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 则无故以离。”讲的是:真正的朋友之间交情像清水一样, 小人之间的交情像甜酒一样;君子之交坦坦荡荡却心心相印, 而小人之交是没有了利益友情就会断绝。

其次, 应遵循古人的择友原则“友正直者日益, 友邪柔者日损”。选择与正直的人交朋友能让我们每天都有进步, 选择与阿谀奉承的人交朋友也能让我们每天受到伤害。朋友有诤友、媚友之分, 诤友是“规过而劝善”, 媚友是阿谀奉承你的人。杨雄所说:“上交不谄, 下交不骄, 则可以有为矣”, 即要选择那些与权贵相交不卑不亢、与布衣相交肝胆相照之人, 决不可选择前倨后恭之人。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人的一生会犯很多的错误, 诤友之间不讲势利、不讲圆滑, 只讲真诚。你犯了错误, 诤友坦率地提醒你, 可能有时会让你尴尬, 但要记住“忠言逆耳利于行, 良药苦口利于病”的忠告。媚友却与之相背, 当你走上错误的人生道路时, 媚友却不讲原则地奉承你, 这样的人只能一时让你感动, 其结果是推波助澜让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样的人是不可以择其为友。

再次, 江湖义气之人不可择其为友。清代梁绍壬在《论交二首》中说:“结交贵从善, 莫若先绝恶。金可以受砺, 石可以为错。宁为凤队鸦, 勿作鸡群鹤。饮酒须饮醇, 结交须结真。真自在道德, 非以血气论。血气一用事, 道德俱无根。”此诗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 择友要理智, 不可感情用事, 要择善而从, 断绝与邪恶之人来往。

“要严防在泥污浑浊的环境中受到沾染, 更不能把坏人当作自己的依赖者和庇护者。”宁可在有道德、有修养的朋友圈里显得有点逊色, 也不做不良人群中的出类拔萃者。择友要以结交贤能为基础, 以高尚的道德标准为依据。结交纵情游荡、酒肉朋友将贻害无穷。切忌感情用事, 即便“两肋插刀”以死相助的江湖义气之人也不值得结交。择友要坚持“真自在道德, 非以血气论。血气一用事, 道德俱无根”的原则。切记冲动是魔鬼, 江湖朋友之间感情用事, 稍有不慎就可能成为你最凶恶的敌人。

三、处友之道

择友不易, 处友更难, 朋友相处不可以金钱为目的。“世人结交须黄金, 黄金不多交不深。纵令然诺暂相许, 终是悠悠行路心。”这是唐朝诗人张谓的一首小诗, 道出了朋友以金钱相交, 终究要分道扬镳的哲理。“这种朋友, 充其量只能算作是面友, 面友即表面上的朋友。扬雄《法言·学行》曰:‘朋而不心, 面朋也;友而不心, 面友也。’这种表面上的朋友, 并非真正的朋友, 而是一种以金钱相互利用的面友。”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说得好:“万两黄金容易得, 知心一个也难求。”明代顾统在《贫交行》总结得更为绝妙:“贫交不在多黄金, 黄金不多交亦深;意气还将然诺重, 得失荣枯何足论。”汉乐府诗《甘瓜抱苦蒂》说:“甘瓜抱苦蒂, 美枣生荆棘。利傍有倚刀, 贪人还自贼。”这首诗, 古朴自然, 言简意丰, 充满哲理, 告诫朋友相处不要不顾利害去贪图金钱, 如果是为了贪图金钱和利益, 最终会祸及自身。朋友是甘与苦、利与害、福与祸的辩证关系, 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正像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朋友相处利与害也是如此, 正如李白诗云:“人生贵相知, 何必金与钱。”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处友心态:“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唐代贺兰进明在《行路难五首》中说:“人生结交道始终, 莫为升沉中分路。”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同心而共济, 始终如一, 此君子之朋也。”佛教有千年的修行才能同渡一条船, 朋友相处是一种缘分。正如, 苏轼在《水调歌头》中感叹:“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真正的朋友应该同舟共济、患难与共、同甘共苦。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得好:“一死一生, 乃知交情。一贫一富, 乃知交态。一贵一贱, 交情乃见。”小人之交正如明代冯梦龙所说:“酒肉弟兄千个有, 落难之中无一人。”

四、男女相处之道

男女交往是大学生正常的爱情需求。首先, 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王风·君子于役》曰:“君子于役, 苟无饥渴?”诗中女子对丈夫纯洁真挚的感情感动了无数后人。从古到今, 无数的情诗恋歌讴歌真挚、热烈、淳朴、健康的爱情, 也从不同方面反映了相爱的喜悦、相思的痛苦、失恋的哀伤、热恋中的波澜, 这都能启迪学生正确处理男女之间的波澜。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白居易的“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 苏轼的“相顾无言, 惟有泪千行”, 这些经典名句都能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其次, 要引导学生摒弃以财貌取人的爱情观。刘向在《战国策·楚策一》中说:“以财交者, 财尽则交绝;以色交者, 华落而爱渝。”以财貌取人, 是对爱情的亵渎, 封建社会尚谴责, 更不要说在今天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美学上有审美疲劳之说, 貌美只能取悦对方一时, 心心相印才能厮守终生。诗经《卫风·氓》:“于嗟鸠兮, 无食桑葚!于嗟女兮, 无与士耽!士之耽兮, 犹可说也。女子耽兮, 不可说也。”这首诗极富哲理, 诗中女主人公用不幸的遭遇忠告天下女子, 人的容貌是可以改变的, 因容貌的改变导致婚姻破裂, 这种悲剧给人带来的痛苦是难以弥补的。女主人公的现身说法, 能给后人以貌取人之举敲响警钟。最后, 要用“中和”之道, 引导学生处理好男女之间的度。何谓中和?“‘中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叫‘中庸’, 不偏不倚、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叫中, 不变守常叫庸。”《礼记·中庸》中说:“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中和是事物发展内在规律, 是天下大道, 只有适度才能使天地间一切和谐相处, 万物也才会得到养育生长。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谬论, 热情过度会让人产生猜忌, 中和之道是男女之交的一剂良药。男女相处不可如胶似漆, 应保持适当的距离。距离也是一种美, 男女相处彼此要有一点隐私空间。如果男女之间连一点个人隐私空间都没有, 那么, 过度的亲密无间也会产生矛盾。秦观的《鹊桥仙》中写到:“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教师应引导学生懂得男女之间感情力度要保持适中, 才会给双方以愉悦、轻松的审美快感。真正纯洁的男女感情并非一定要朝夕相伴, 所以这时就需要营造一个距离。

中国古典文学不仅包含择友、处友的哲理, “它还是中华民族在悠远的历史岁月中所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和表达形式”, 更能让大学生在审美享受和学习中受到教育和启发, 从而摆脱择友、处友的困惑。只有这样, 大学生们才能处理好复杂的人际关系。

摘要：大学生正处于交友的心理渴望期, 正确的交友之道对学生在校学习乃至踏入社会都至关重要。人际交往能力对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 中国古典文学在择友、交友方面有很多精辟的论述。高校可以利用《大学语文》挖掘古人关于交友之道的富含哲理的诗文、名言、典故, 引导学生处理好交友之道。这对创建和谐社会, 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古典文学,交友之道,大学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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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达五.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精神[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5.

6.河北大学现当代文学 篇六

就“制度”的使用频率看，人们多用它来指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等，而文学似乎远离政治、经济领域，因此，它常被看作与制度无关的独立的语言艺术。事实上，文学与制度的纠缠，以及制度对文学的干预与渗透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而复杂得多。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学制度，作家的创作、文学文本、读者的阅读与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发生着紧密联系，现代文学作家的职业性和社团归属，作品传播对报刊和出版以及文学批评、文学论争、文学审查和文学奖励的参与，就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强大的制度力量。文学制度是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表征形式，它表明文学没有绝对的自由，必定受制于制度。

当代文学更有文学制度的参与，因此，对当代文学的逼视，没有比文学制度的视角更能看清当代文学生成的真实面影。正如王本朝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型的文学，而中国当代文学的生长与形成无疑必须体现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性质。在王本朝看来，中国当代文学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一起建构了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还得到了文学制度的强大支持，从文学观念到语言形式，从作家创作、作品阐释到刊物传播、读者接受，都被完全纳入到一个有计划的文学制度之内，并成为文学制度的构成内容和表现形式。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制度，主要表现在对作家的思想改造和评价机制，对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形象设计、主题升华和形式处理的计划和引导，对报刊、出版等文学生产资料的计划管理，对文学读者的想象性设置，以及对文学批评的操控、对文学政策的制定等。

当代文学制度萌芽于现代文学制度这一历史语境，在经历了延安文学的孕育、苏联文学的参与、第一次文代会的文学规范、作家思想的改造与身份转变、文学批评、文学政策、文学会议等具体运行过程，就被纳入了一种新的体制，被规范组织起来，成为服务于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可以说，1949—1976年间的文学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最为特殊的文学，它的生长形态无不与文学制度有着重要的关联。诸如文代会、文学机构、文学政策、作家身份，甚至是文学读者、批评者、文学的具体传播……等等，都显示了当代文学重要的制度力量，而这些正是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的，在文学制度这一新视角的烛照之下，就可发现过去未曾看见的意义。

“制度”是人类在追求自由过程中所建立和遵循的秩序规则、活动空间和活动范围，是一套规则化、理性化和系统化的行为规范和体制架构，它渗透着人类非理性、非正式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它虽较远离于政治与经济，但它在社会化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一套制度形式。文学制度是文学生产的条件，也是文学生产的结果，对文学生产有制约和引导作用。在王本朝看来，文学的审美意识和语言符号只有在文学制度背景中才能实现其价值意义，成为被社会所接纳和承认的精神意识。正是有文学制度的参与，文学的社会性才得以实现，而文学的合法性才得以成立。论者更把文学制度看成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在他看来，建立有效而合理的文学制度是中国文学追求现代化的标志。文学现代性具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文学的审美现代性，二是文学的制度现代性。

文学生产与文学制度之间还存在相当的矛盾性，文学制度具有显著的负面意义，也应加以理性反思和批判。一方面。文学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必须依赖于文学制度，文学生产在作家的精神意识之外，还需要借助于文学体制才能实现其社会意义，才能被社会最大可能地接纳和承认。文学的意义和形式诞生于文学制度，也正因为这样，文学制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与社会保持一致性的关键因素。由于现代中国文学生存的独特语境，它与西方文学更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它需要不断走向社会，参与民族、国家的建立，而文学制度就以各种方式规范和诱导文学生产实现这一目的。另一方面，那些与规范的文学制度不相符合的、异端的个人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也自然就会被去“合法化”，受到排挤。文学制度还培养出制度的寄生者，保护制度受益者。文学制度化的现代性追求，也造成了文学对“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过分依赖。“社会效应”扮演着筛选和淘汰文学的自身的价值功能，被社会认同的文学便获得了合法性，反之，便被拒之门外。“社会效应”可能与文学意义一致，也可能完全脱节。文学的社会效应便有可能实施某种话语暴力，将“自我意志”强加给文学。社会效应对于增加文学资本的既得利益显然是有利的，于是，一些作家和批评者便不遗余力地倡导文学的社会效应，处于文学边缘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则可能做出其他不同的阐释，抵制文学资本的集中。同时，文学制度还有理性化和工具主义的倾向，有文学与权力合谋的欲望。随着文学体制的建立，在其内部也逐步形成知识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主宰着文学的走向，使文学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保持一致和同步的同时，也让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受到一定的抑制，无法得到充分的生长和发展。因此，在强调文学制度正面意义的同时，也应对其负面性有清醒的认识。

把制度引入文学研究，这实际上是拓展了一个新的维度、一种新的研究思维和空间，也由此引出一系列新问题，产生一些新的看法。从制度的角度研究文学，实际上是把文学社会学研究推向更深的层次。“文学制度”在西方文论话语中也还是未曾得到重视的领域。“文学制度”的提出以及将其作为一个重要视域并系统地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创造与开拓。文学制度研究可称之为文学的过程研究和文学的生态研究，王本朝认为，文学体制与文学精神，文学自律与制度权威的干预，如何保持必要的张力显然是一个难题，也就是说，完善的文学体制是否可以获得遏制其内在局限性的自我调节功能，这是需要反思和讨论的问题。王本朝试图将文学制度与文学理论建构、文学史写作联系起来，认为文学的体制问题无论是对中国文论建设还是中国文学史研究而言，都应该成为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学术话题。特别是文学史研究，他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前的文学史研究，多注意甚至是只注意作家和作品本体，忽略了文学意义的生产机制，这些与其说是在文学制度研究中的问题与困惑，倒不如说是文学制度这一视角所见出的文学研究的新的视域。事实上，文学的制度研究给我们的视野是多重的，把文学制度当成一种方法、一种工具，深入开展文学制度本身的研究；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学制度的独特性与差异性的研究；文学制度与文学、文学制度与文学史写作、文学制度与文学理论的建构；文学制度与具体的文学研究等等，甚至是文学制度所表现的负面性给予的反思与批判，都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域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