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的风格（共8篇）
1.白居易诗歌的风格 篇一
白居易诗歌语言风格
白居易是中唐诗人，一生共创作了近三千首诗，分为杂律诗、闲适诗、感伤诗、讽喻诗四类，我们看看下面的白居易诗歌语言风格吧！
白居易诗歌语言风格
他不但是个多产的作家，还提出了一套诗歌理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国势衰微，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并加剧，白居易总结了陈子昂、杜甫等人关于诗歌的进步理论，结合时代的需要，把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及社会作用阐述得很明确。他认为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事件，积极反映社会生活和政治状况，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明确诗歌创作的目的应是“补察时政”与“泄导人情”，语言力求浅显易懂。白居易富有战斗性的诗歌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历来都为学界所关注，文学界对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创作褒贬不一，评价忽左忽右。
早在与白居易同时期的作品中，刘禹锡就在《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中这样评价：“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维无处觅。”肯定了白诗语言的自然流畅，不过分雕饰。吴融在《贯休禅月集序》中评论道：“厥后白乐天讽谏五十篇，亦一时之奇逸极言。昔张为作诗图五层，以白氏为广德大化教主，不错矣。”对白居易“颂美讽刺之道”表示赞扬，从思想旨向和表现形式上对其进行了肯定。
晚唐杜牧与以上两者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在《唐故平庐军节度便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说：“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指责白居易在创作上流于柔艳，易引人邪思。同样，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也言：“抑又其次，元白力劲而气羼，乃都市豪估耳。”认为白诗平浅，缺乏力道，没有气势。
由此可以看出，中晚唐诗论家们围绕白诗的创作旨向、审美特征进行评论，对其在思想旨向上比较肯定，但在语言浅近上持否定态度。
宋代苏轼在《祭柳子玉文》中说：“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嘹然一吟，众作卑陋。”首次用“俗”字概括出白诗的表现特征，可见他对白诗俗浅特点的不赞成。同样，陈辅的《陈辅之诗话》记：“楚老云：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仍认为白诗“俗”。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说：“白居易亦善作长韵叙事，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更风操，虽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读而易厌也。”认为白诗太过浅近，易让人厌倦。许剀《彦周诗话》言：“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认为白诗浅近，气格不高。这些都是在指责白诗太过浅近。
进入明代，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说：“质而不俚，是诗家难事……至白乐天令老妪解之，遂失之浅俗”；王世贞《艺苑厄言》认为：“张为称白乐天‘广大教化主’。用语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长，极有冗易可厌者，少年与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语，千篇 一律。”他抓住白居易早、晚年诗的缺失予以渲染，认为前者逞强使能，后者程式化倾向严重。
清人叶燮在《原诗》中说：“夫白之易厌，更甚于李。然有作意处，寄托深远。”指出白诗虽然有容易令人生厌的毛病，但是创作旨向上合乎风人之旨，值得肯定。
从上面的评论看来，从宋到清，评论者仍主要是围绕白诗的浅俗进行指责。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于19在《白话文学史》中明确指出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是“为人生”、是“写实主义”的。他充分肯定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认为白居易有意于作文学革新的人，给予其很高评价。
建国以后，学术界对白居易的评价再度掀起热潮，且有不同的声音出现。这一阶段白居易一度被高标为“人民诗人”，因为他倡导诗歌要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这正适合了那个年代人们苦大仇深的心理需要，“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旨向给了人们心灵慰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白居易诗论的研究中有一种影响力很大的思潮，即认为白居易没有意识到诗歌的社会功能是多样的，他的现实主义诗论局限性过重。各种贬斥的声音源源不断的传来，这也许是因为文革刚刚结束，这个荒谬时代给民众造成的肉体、心灵上的创伤极重，民众心中有太多积怨，对“诗歌应积极反映政治”这条本属于文学社会功能之一的原理极为反感，对白居易的评价一再压低。这种看法其实忽视了白居易诗论中对其他诗歌（杂律诗、闲适诗、感伤诗）的有关论述，这对白居易的评价很不公正。
就在反对白居易最为激烈的时候，王拾遗先生在《白居易》里指出白居易并没有把为政治服务看作诗歌的唯一功能，这从他的“闲适诗”中可以看出。可见，王拾遗已经注意到白居易诗论中重视愉悦人心、给人带来美好感受的情感功能的一面，这样的评论才是比较稳妥的。
综上，以上历代学者对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创作情况、诗歌特点进行了不同的评价，总览这些评价，我们发现，受到不同社会思潮和创作风气的影响，人们总是避免不了用狭隘地眼光看待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作品，所以对他的评价时高时低，忽左忽右。尤其是文学要为政治服务这种过于实用、过于功利化的观点，正是历代文人对白居易评价飘忽不定的原因。当某个时代需要文学积极为政治服务的时候，白居易就普遍被人们抬高，反之就压低。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学与政治从根本上说是无法隔断联系的，统治阶级需要文学为其政权服务，而文学的发展动向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上层统治阶级政策的牵制和影响。所以说，任何时刻，文学的功利化在一定程度上必将存在，况且评论者所处的时代不同、观点角度不同、个人的兴趣不同，所以会出现不同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白居易的思想和创作本身也呈现出复杂的状态。
白居易强调诗歌要为“时”、为“事”而作，这里所说的“事”，是指政教的得失、国家的兴衰、民生的疾苦，具体到创作方法上就是“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泄导人情”是诗人的创作导向，“补察时政”是执政者的观诗施政。本着这一原则，白居易写下了大量的讽喻诗，《秦中吟》和《新乐府》等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优秀之作。《秦中吟》十首中，可以说全部是描写上层统治者和达官显贵的奢侈贪暴，以及下层人民的饥寒交迫和士人被排挤的。《新乐府》通过“美刺诗”来讽刺当朝执政者的庸碌无能。白居易提倡诗人应该努力创作出为“时”、“事”、封建政治发挥“美刺”作用的诗歌，“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他强调了诗歌要大力表现人民的疾苦，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热情，这一点是很可贵的。
白居易提倡诗歌要为社会、政治服务，要反映现实，在语言上必然要通俗、浅近、自然，从而便于传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新乐府诗“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尽可能地开篇点题，让人一目了然。这种安排使得中心突出、意旨明确，避免了一些题意上端绪繁杂的弊病。这种做法，在当时整个诗坛变革中起到了瓦解旧的诗歌语言范型与格套的作用。但是还应该充分看到，白居易的有些诗太过浅显和直露，不给读者多留一点点想象的余地。这样读者固然理解起来毫不费力，可是因为言已尽意，也就缺失了诗歌本应留给读者的余蕴和回味。
白居易一生的主导思想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入仕时，可以说是“志在兼济”时期，社会和个人见闻，使诗人感到有责任“为民请命”，他要求统治者“以天下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欲为欲”，积极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和社会矛盾，他还要求统治者“立采诗之官，开讽谏之道”。从实用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诗歌为政治服务，这个时期他的诗闪耀着为民生、为天下的光芒，有着巨大的感染力。白居易曾说：“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又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可见，这一思想支配了他的政治态度，也支配了他的创作方向。
被贬为江州司马后，白居易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政治上的跌宕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落差，政治环境的黑暗和险恶，使诗人认识到“独善其身”是何其明智和重要。他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是非多”，于是“换尽旧心肠”，不再过问政治，“世间尽不关吾事”、“世事从今口不言”，此时“独善”与“兼济”发生了换位，他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独善”取代了“兼济”，在白居易的精神历程中，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渡阶段。在后期不问政治、不问他事的思想支配下，白居易的诗歌不像早年那样锋芒毕露，大量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代替了前期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意激气烈的“讽喻诗”。例如这一时期他创作的《大林寺桃花》、《问刘十九》、《钱塘湖春行》等。
白居易前期积极创作讽喻诗，后期转向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从其创作体裁的转变上可以清楚地窥见其从“为国谋”到“为身谋”的转向。纵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浮沉人生，大都有“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两个方面，如李白和苏轼，兼济天下的时候，期冀大显身手、报效国家，一旦仕途不顺，就转向“独善其身”，不再或很少过问政治，以求自保。这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代表了中国古代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复杂心路历程。
在当今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对白居易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评价应中正、全面，笔者认为要一分为二地评价元白的诗歌理论：
一、白居易在提倡讽喻诗的时候提出诗歌要反映现实，为社会、政治服务，为“时”、“事”而作，诗歌要有“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功效，这些理论对强调诗歌的现实主义性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一点上文已经有过论述。在这里主要略谈其缺陷和局限性。首先他过分地强调诗歌的创作必须要“合于时”、“俾补时阙”，完全从政治与教化的作用来看待诗歌的功能，使诗歌处于从属性和工具性的地位，把为封建统治服务当作诗歌的唯一功能，而忽视了诗歌应多方面反映现实人生、抒写个人感情，把诗歌严重功利化地当成了政治的传声筒，对内容要求到“核实”的程度，这样做的结果是直接导致诗歌变成真人真事的记录，失去诗歌本身的特点，变成近似押韵的奏章，并且这些诗常常忽视虚构、夸张、幻想等艺术手法的运用，导致诗歌创作缺乏浪漫主义色彩。白居易主张的“为君、为臣、为民、为事、为物而作”，归根结底是“为君”服务，将“为君而作”当作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再如他对诗歌历史的论断也很狭隘，他认为屈原与汉代五言诗归于怨思，止于伤别，“六义始缺”；评价李白和杜甫的诗歌虽有比兴之作，但数量太少，李白是“十无一焉”，杜甫“亦不过三四十首”，结论是诗道崩坏，一代不如一代，这就未免太偏激了。
二、前人一般对白居易后期的诗歌认识不足，甚至存在偏见，认为白居易后期没有将“人民性”和“兼济天下”的立场坚持到底，最后转向了“独善其身”，认为这是白居易的遗憾。笔者认为应该对白居易后期的闲适诗、感伤诗等作品的创作给予全面的评价，应该充分看到他的成就，而不是一概的贬低。例如他被贬之后写的《题浔阳楼》、《读谢灵运诗》、《宿简寂观》、《咏意》等，以颇具审美的眼光和较为清新的笔调观察自然，抒发感受，排遣忧愁，超然物外，表现出“逸韵谐奇趣”的特点。他的感伤诗《长恨歌》和《琵琶行》可谓绝笔，《长恨歌》运用想象虚构仙境，《琵琶行》运用比喻描写琵琶乐声都可谓绝妙之极。这两篇作品在意境、声情、色彩、内容上都远过前人，据说在作品完成之后就已经得到许多人的赏识并广泛传诵，宣宗李忱曾写诗称赏：“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可见，这两篇长诗成就非同一般，连小孩子都耳熟能详，进一步说明了白居易诗深受百姓喜爱。
令人欣慰的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学术界对白居易的评价渐渐趋于缓和，不同的声音之间也不再剑拔弩张，人们已经能够抛开特定时期政治的影响来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我们期待对白居易诗歌理论的评价趋于更全面、更科学。
2.白居易诗歌的风格 篇二
日本人之所以广泛接受白居易, 一是, 白诗的通俗性、平民性和现实性决定了它易于理解。白居易善于吸收民间语言, 其诗词通俗易懂。汉语对日本人来说在理解运用上有一定难度, 但通俗易懂的白诗易于日本人理解, 成为日本文人模仿的对象是非常合理的。第二, 白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日本的平安时代非常相似。在日本的平安朝, 天皇的权力逐渐减弱而武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到了其末期, 王朝贵族从兴盛走向衰亡, 素来沉溺于荣华的上层贵族产生了失落感, 社会动荡与白居易所处的安史之乱的社会有着极其相似之处。于是, 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感伤”的佛道思想和审美情趣就会引起文人的共鸣。第三, 白居易的性格与平安时代典型日本人的性格相似, 白诗的审美意识也与平安时代的审美意识有相通之处。白居易的作品中, 闲适、感伤诗所占比例很大, 在这些诗中, 体现出一种追求心物一体、与自然融合的精神, 对季节的变迁把握细腻, 充满了忧郁伤感的情调。这与重视自然美, 纤细地感知事物, 讲究“幽玄”的平安文人的个性相符, 也和“物哀”“风雅”这些平安时代的审美情趣十分契合, 因此被平安时代的文人广泛接受和模仿。第四, 《白氏文集》是一部大型的文学辞典。当时的日本文坛极其尊崇汉诗文, 《白氏文集》的取材范围基本涵盖了唐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且与他们当时的文化背景相似。当时的日本文坛尊崇汉诗文, 对于初学者来说, 没有参考资料, 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 流传的《白氏文集》, 成为模仿的范本是很自然的事。
自白居易诗歌开始进入日本, 便在当时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冈田正之在《日本汉文学史》曾说过:“诗人文士, 靡然凤向, 弃齐梁文选之旧, 趋清新泼刺之风。”日本著名诗人具平亲王也曾作诗称赞道:“古今词客得名多, 白氏拔群足咏歌。思任天然沈极底, 心从造化动同波。”白居易的作品不仅在日本的评价极高, 而且还引领了日本人学习白诗的热潮。
说到《白氏文集》对日本平安时代的影响, 最应该提及的就是汉诗文。因为在平安时代初期, 日本文学是以汉诗文的繁荣为标志。特别是在嵯峨天皇时, 汉诗文迎来了最盛期。文人集会时, 经常通过做汉诗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平安朝的汉诗人吸取最多的, 就是白居易的诗歌。最早进行白诗排律模仿的诗人算是菅原道真, 他的《寒早十首》就与白居易的《春深二十首》非常相似。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枕草子》《源氏物语》等作品中, 也处处可见对白诗的灵活运用。
其次影响深远的当属和歌了。“和歌”作为最能表现日本民族心声的艺术样式, 也孕育了一大批歌人。在以小野小町、原业平、文屋康秀等为代表的优秀歌人中, 也将以白诗为主体的中国唐诗的意境和美学加入到和歌创作中。唐诗与和歌结合的代表产物就是“句题和歌”。它以一句唐诗佳句为题, 然后将该句的内容化为和歌。最著名的是大江千里所作的《句题和歌》, 在其所作的句题和歌中, 绝大部分以白居易的诗句为题。可见唐诗为和歌的发展也作出一定贡献。
3.白居易诗歌的风格 篇三
关键词：麒麟；白居易；意向；功业
一、麒麟阁的特殊含义
“麒麟阁”本因狩猎之事而兴建，后从汉武帝到其曾孙汉宣帝时，它原本兴建时的职能已经转变为昭示辅臣功绩一职。而且，不仅仅是白诗中，唐人一代似乎对“麒麟阁”一词有着特殊的钟情，其于唐诗的出现频率是极高的。
比如在杜甫《投赠哥舒开府翰》诗中曾有“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卢象的《赠程秘书》“顾余久寂寞，一岁麒麟阁。”高适《塞下曲》中有“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更如李白一人便有六首之多涉及到“麒麟阁”一词，像《塞下曲六首之三》（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拟古十二首之七》（身没期不朽，荣名在麟阁。）；《送张秀才从军》（当令千古后，麟阁著奇勋。）；《送梁公昌从信安北征》（旋应献凯入，麟阁伫深功。）但李白似乎仅就“麒麟阁”的建功立业而论，少有对其他的周边进行过表述。相较之而言，白诗中提及麒麟阁的五首诗，或有趣、或伤悲、或展现了自己的交游轨迹和交往志趣。这在同样描述过麒麟阁的有唐一代诗人中，是极具分析价值的。
这既不像李白、杜甫出于功名角度有着丰富的数量，也不像司空图、刘禹锡的数之寥寥、寄予山林，而是处在质与量的折衷之处，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也并非是一种主观的创作架构而是一种不自觉的文学积累。
二、白居易笔下五首涉及“麒麟阁”的诗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其《赠写真者》一诗中，就有关于“麒麟阁”的描述。“子骋丹青日，予当丑老时。无劳役神思，更画病容仪。迢递麒麟阁，图功未有期。区区尺素上，焉用写真为。”这首诗是白居易赠与“写真者”的一首赠答诗，这一“写真者”即为他画像的画家。诗中饱含着诗人对自己年老神衰、病容憔悴的感慨，以戏谑的语调赞颂着写真者驰骋丹青的青春年华，这是对“写真者”的由衷自谦和赞叹，但更多的是对自己已经不能建立功业的伤感。我们看到，此诗的颈联“迢递麒麟阁，图功未有期。”就鲜明地表达了诗人自己顾影自怜的状态，何日能够如麒麟阁中霍光之荣传后世。
诗人在《会昌元年春五绝句劝梦得酒》一诗中这样写道：
谁人功画麒麟阁，何客新投魑魅乡。两处荣枯君莫问，残春更醉两三场。
会昌元年，在这一年柳公权写就《玄秘塔碑》，唐武宗于圜丘祭祀，大赦天下，变年号为会昌。这一年似乎是乏善可陈的平稳更替之年，然而在唐帝国的洛阳，白居易却因病卧床不起一年有余。《病入新正》一诗中他形容自己“枕上惊新岁，花前念旧欢。”在会昌元年的前两年，即开成四年（公元八三九年），白居易在安然度过了年初之后，随着是年三月其好友裴度病逝开始，诸多不幸开始袭来。裴度是白居易的好友，也是成就了“元和中兴”的中兴名臣，他亦是洛阳的文士的活动核心。裴度逝世七个月后，白居易于开成四年秋，患上风痹之疾。他说自己是左足不支，盖老病相乘时而至耳。
此诗作于会昌年初春天，这时的白居易已是经由卧床转而身体好转恢复，白居易还饶有兴致地在大病初愈后赶往好友刘禹锡家，《病后喜过刘家》中，他就兴而写下“忽忆前年初病后，此生甘分不衔杯。谁能料得今春事，又向刘家引酒来。”在这段时期，诗人与王起、刘禹锡有过密集的文人之间的雅兴聚会。而《会昌元年春五绝句劝梦得酒》当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刘禹锡，字梦得，仅就这首诗的题目上来看，正是在白居易从病后喜悦的心情中斟酌出来的。就其具体实际的情景来看，而且还是白居易在某次宴饮时，劝刘禹锡饮尽杯中酒以鲸吸而尽。但是，在这首七言绝句中，白居易仍然在推杯换盏后，表露出了自己对感叹功业不竟，朝局动荡的感伤。会昌元年，看似实无大事，然而波诡云谲的暗流涌动在潜伏。这年李德裕正日益掌权，人事调动非常频繁。会昌元年的三月，牛党的杨嗣复、李钰、裴夷相继由原职分别被贬为潮州司马、端州司马、驩州司马。
殊不知曾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此时的心态是一种冷眼观之的感伤、还是一种庐山之外的沧桑阅尽。然而，白居易也绝不会想到在这次会昌元年尽兴宴饮之后的一年，刘禹锡便于会昌二年病卒。他也在《哭刘尚书梦得二首》忆及刘禹锡说道，“同贫同病退闲日，一死一生临老头。”这首诗里他表达了自己的无限伤感和极大的悲痛。畅饮之后尽兴感叹的快意竟然在一年之后就变成了悲恸，被劝酒的好友刘禹锡竟在一年之后就化为古人。与此类似的还有《劝酒十四首·不如来饮酒七首·其四》的“莫事长征去，辛勤难具论。何曾画麟阁，祗是老辕门。”也是借麒麟阁表达了自己潜在的伤悲。
白居易在《题裴晋公女几山刻石诗后》一诗中，
何处画功业，何处题诗篇？麒麟高阁上，女几小山前。尔后多少时，四朝二十年。
贼骨化为土，贼垒犁为田。一从贼垒平，陈蔡民晏然。骡军成牛户，鬼火变人烟。生子已嫁娶，种桑亦丝绵。皆云公之德，欲报无由缘。公今在何处，守都镇三川。旧宅留永乐，新居开集贤。公今在何官，被衮珥貂蝉。战袍破犹在，髀肉生欲圆。襟怀转萧洒，气力弥精坚。登山不拄杖，上马能掉鞭。利泽浸入池，福降升自天。昔号天下将，今称地上仙。勿追赤松游，勿拍洪崖肩。商山有遗老，可以奉周旋。
女几山在唐代极受文人雅士的欢迎，像李白有《赠韦秘书子春二首》；岑参有《送梁判官归女几旧庐》；刘禹锡有《三乡驿楼伏睹玄宗望女几山诗小臣斐然有感》。然而与这些不同，白居易的这首诗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有着强烈的人间气息，而不仅仅是描摹自然的风光和景色。从此诗题目上来看，裴晋公即上文提及的名臣裴度，更是白居易的好友，他在讨伐淮西叛逆时，路过此处并在这里留下这首诗。白居易在此处看到“殆二十年，人安生业”的景象，心中欲行歌咏。
所以说这首诗具有鲜明的主观思想和人间气息，而不是游山赏水表达着士大夫的闲情逸致。这首诗开篇一句就提到了“麒麟高阁”，并用“女几小山”对仗。全诗第一句说到，何处画功业，答案是在麒麟阁上。这一点与“谁人功画麒麟阁”一句相呼应，功业一词对于晚年的白居易而言，已经不是他夙兴夜寐的追求。这一观点在全诗的后半部分也能得到印证，像他设问道“公今在何处”、“公今在何官”，回答是守都、集贤。还有不少古人典故的借用，像“陈蔡民”、“髀肉生”。最后他赞扬裴度“昔号天下将，今称地上仙。”白居易赞颂了裴度由入世到出世的历程，由朝臣到文人士大夫的精彩转换。还有，《河阳石尚书破回鹘迎贵主过上党射鹭鸶绘画为图猥蒙见示称叹不足以诗美之》也是属于这种具有明显应酬、应和的类型。“画角三声刁斗晓，清商一部管弦秋。他时麟阁图勋业，更合何人居上头。”一句则是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角度。
三、结语
“麒麟阁”本是汉代产生，但却在唐代诗人的笔下得到了深度的描摹和大量的运用，这首先是和有唐一代的精神风貌密不可分。我们可以看到，其他诗人如李白也都对麒麟阁有过描写，但多数都是停留在建功立业的角度或描摹麒麟阁本身的状态。像白居易描写麒麟阁的诗中，其丰富的内容、精当的借用与使用，足以令后世深入分析其蕴藏的典故旧事，我们也同样能在这条线中清晰地分析其生活、思想的大致走向和脉络轨迹。
参考文献：
[1]白居易.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 [M]. 中华书局，1979，10.（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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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蹇长春.白居易评传 [M].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5.（ 第1版）.
4.白居易的诗歌赏析 篇四
白居易的诗歌赏析一
这首诗没有惊人之笔，也不用艳词丽句，只以白描手法画出一个常见的乡村之夜。信手拈来，娓娓道出，却清新恬淡，诗意很浓。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苍苍霜草，点出秋色的浓重；切切虫吟，渲染了秋夜的凄清。行人绝迹，万籁无声，两句诗鲜明勾画出村夜的特征：夜色深沉，秋色浓重，在秋霜的浸染下，草色茫茫。四下里一片寂静，行人绝迹。只有不知名的秋虫在低低的吟唱。这里虽是纯然写景，却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萧萧凄凉的景物透露出诗人孤独寂寞的感情。这种寓情于景的手法比直接抒情更富有韵味。
“独出门前望野田”一句，既是诗中的过渡，将描写对象由村庄转向田野；又是两联之间的转折，收束了对村夜萧疏暗淡气氛的描绘，展开了另外一幅使读者耳目一新的画面：皎洁的月光朗照着一望无际的荞麦田，远远望去，灿烂耀眼，如同一片晶莹的白雪。
“月明荞麦花如雪”，这是十分动人的景色，大自然的如画美景感染了诗人，使诗人暂时忘却了他的孤寂，情不自禁地发出不胜惊喜的赞叹。这奇丽壮观的景象与前面两句的描写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诗人匠心独运地借自然景物的变换写出人物感情变化，写来灵活自如，不着痕迹；而且写得朴实无华，浑然天成，读来亲切动人，余味无穷。《唐宋诗醇》称赞它“一味真朴，不假妆点，自具苍老之致，七绝中之近古者”。
对这首诗表达的思想感情和写作手法的理解：因前后描写的景物不同，表达出诗人由孤独寂寞而兴奋自喜的感情变化。诗人以白描的手法描绘乡村夜景，于清新恬淡中蕴含了浓浓的诗意。诗中描写村夜，既有萧瑟凄凉，也有奇丽壮观，对比中构成乡村夜景。
白居易的诗歌赏析二
首句开门见山，写出了所要记叙的事情，强烈的感情色彩也在无需意像的渲染的情况下，立刻展现在读者面前。四句话形式上两两相同，但情感上却是层层深入的，第一句提到了人的思念和远，都是平平的概述，点到为止，并没有提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何的思念她。第二句则重点写到了思念，写到思念的程度，也并没有深写。行文至此，全诗的中心已经点明框架，已经明晰，但还只是一幅，如果用画画作比的话，构图，或者说是工笔前的白描图，线条简洁而有力。第三句对第一句进行了扩充和延伸，乡远远的程度，对故乡，更准确的说是对故乡的生活，故乡的人的思念之深。第四句是对第二句进行了扩充和延伸。
一、三句是写实，故乡、人都是客观存在的。
二、四句是写虚，回忆中的事和肝肠绞痛的感觉是诗人主观的感情。一实，一虚，把气氛渲染开来，行文至此，白描已经被染，出现了淡淡的色彩，阴阳、冷暖色初步分明。诗人付与“人”一个“隔”，付与“事”一个“结”字。“隔”、“结”都是冰凉凉的字眼，给人一种一对火热的恋人被活生生分扯开来的感觉。诗人用两个冰冷的字形象地写出了自己火热的情感，而火热又败于冰冷，这时引出自己肝肠绞痛的感觉显得自然，又打动了读者。在这里，诗人又用了一个打动人的动词“瞻望”。乡远，瞻望却不可相望见，可是还要望，纵是眼望不见那心也早已回到了那故乡的恋人身畔。
前四句是对一个长时间一直以来状态的写，从“况此”一句开始，诗人就开始描绘一个夜雨的场景了。作者在描写夜雨场景的时候，却是惜字如金。他只用了两句话二十个字。这两句话不写思，不写念，不写人，不写事，只是用简洁的言语描绘了许多意像，灯、堂、天、风雨。一个况字说明这四句所描写的这些是在前四句的前提上进一步增加的。所以，在情感上也是在前四句的思念上增加的。一个“况”字就替代了千言万语的心理描写。“夜”是时间，在“夜”之前诗人用了一个名词作形容词来形容“夜”，“残灯”。灯从晚上点，点到残，一定已是深夜。诗人夜不能寐，久久的思念着心中的恋人。残灯昏暗的光下，长长的灯芯使光闪烁着，诗人在这情景万分伤心，没有言自然显得寂静，寂静使屋子显得“空”，显得寂寥。“空”不一定是真的缺少家具，而是因为缺少“人”。夜雨同话五更的人“空堂”不一定是堂“空”也写出诗人心中的怅然若失。“秋天”“未晓”“风雨”更是融情于景。“苍苍”二字既是对风雨的描写，又是诗人此时的心境。这两句，不着一字思念，而又字字句句把诗人的思念之情着色，分染过的白描已经基本上上好了颜色。最后一句话，可谓画龙点睛之笔，使用直抒胸意的写法，将全诗推向高潮。想忘，又不能忘，想忘，又不敢忘。诗人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就在这无果的结局中谢幕，无数的思念，向何处倾诉。
整首诗贯穿着白居易的大、简、妙风格，虽是写爱情，写思念，但不像多数爱情诗一样婉约，它大气、又不失细腻，这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一种情感之至，一种浑然天成。这首诗不是唐代所流行的工整的今体诗，它共有七句话，前四句大量的重复用字，也并不合乎诗歌的习惯。意像的描写被放在了叙事之后，全诗没有比喻、没有用典，也没有大量的兴、比之作，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格律的羁绊，用最直白的语言，抒发了最真挚的情感。
白居易的诗歌赏析三
这首五绝作于公元816年（元和十一年）。白居易时年四十五，任江州司马。
在大自然众多的产儿中，雪可谓得天独厚。她以洁白晶莹的天赋丽质，装点关山的神奇本领，赢得古往今来无数诗人的赞美。在令人目不暇接的咏雪篇章中，白居易这首《夜雪》，显得那么平凡，既没有色彩的刻画，也不作姿态的描摹，初看简直毫不起眼，但细细品味，便会发现它凝重古朴，清新淡雅，是一朵别具风采的小花。
这首诗新颖别致，首要在立意不俗。咏雪诗写夜雪的不多，这与雪本身的特点有关。雪无声无嗅，只能从颜色、形状、姿态见出分别，而在沉沉夜色里，人的视觉全然失去作用，雪的形象自然无从捕捉。然而，乐于创新的白居易正是从这一特殊情况出发，避开人们通常使用的正面描写的手法，全用侧面烘托，从而生动传神地写出一场夜雪来。
“已讶衾枕冷”，先从人的感觉写起，通过“冷”不仅点出有雪，而且暗示雪大，因为生活经验证明：初落雪时，空中的寒气全被水汽吸收以凝成雪花，气温不会马上下降，待到雪大，才会加重空气中的严寒。这里已感衾冷，可见落雪已多时。不仅“冷”是写雪，“讶”也是在写雪，人之所以起初浑然不觉，待寒冷袭来才忽然醒悟，皆因雪落地无声，这就于“寒”之外写出雪的又一特点。此句扣题很紧，感到“衾枕冷”正说明夜来人已拥衾而卧，从而点出是“夜雪”。“复见窗户明”，从视觉的角度进一步写夜雪。夜深却见窗明，正说明雪下得大、积得深，是积雪的强烈反光给暗夜带来了亮光。以上全用侧写，句句写人，却处处点出夜雪。
“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这里仍用侧面描写，却变换角度从听觉写出。传来的积雪压折竹枝的声音，可知雪势有增无已。诗人有意选取“折竹”这一细节，托出“重”字，别有情致。“折竹声”于“夜深”而“时闻”，显示了冬夜的寂静，更主要的是写出了诗人的彻夜无眠；这不只为了“衾枕冷”而已，同时也透露出诗人谪居江州时心情的孤寂。由于诗人是怀着真情实感抒写自己独特的感受，才使得这首《夜雪》别具一格，诗意含蓄，韵味悠长。
5.白居易诗歌的意义 篇五
白居易在艺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诗歌语言上。他的语言浅显，有意到笔随之妙。赵翼《瓯北诗话》卷四说，“且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这段话确切地说出了白诗的长处。
这个成就在讽谕诗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的讽谕诗都是指论时事、美刺比兴的作品。这类诗本来容易使人迷离恍惚，诗人处在政治迫害的危险中，又往往故意写得隐晦曲折，归趣难求。阮籍的《咏怀》就是这样，李善注曰：“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足见其隐晦的程度。所以《诗品序》说：“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论兴，也说过“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的话。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代，陈子昂、李白所写的刺讥时政的诗，亦未能尽去闪烁隐约之辞。白居易继承了杜甫显陈时事的传统，运用浅显平易的语言去表现政治讽谕的内容，取得极好的艺术效果。冯班《钝吟杂录》说：“白公讽刺诗，周详明直，娓娓动人，自创一体，古人无是，盖出于小雅也。”不为过誉之辞。
严格说来，白居易的讽谕诗有不少是所谓赋体。如《重赋》直斥
两税法的流弊，《道州民》明写太守阳城上书罢贡“矮奴”之事，《阴山道》指言元和二年的新勅。都是直陈其事、浅近晓畅的作品。讽谕诗里另一些是所谓比兴体，这些诗虽是比类以言、引类譬谕，却也没有一丝的隐晦。《黑潭龙》以龙神比喻皇帝，狐鼠比喻贪吏，指斥贪吏的意图是很明显的。《有木诗八首》用八种树影射八种人，虽是“引风人骚人之兴”⑼，以讽前人、儆后代，却也意微词显，毫不费解。
白居易讽谕诗之外那些抒情写景的诗也有这种长处，他很少用典，只是以极其平常的语言，倾吐内心的感受。亲切会然、娓娓动人。如那首有名的《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初春带给人的那种轻快的心境，几乎是用口头上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乱花”二句是当之无愧的。
白居易并不只是浅显平易，他有些诗还能在浅显平易之中掀动波澜，这就是那些警句的出现。陆机《文赋》说：“立片言而居耍，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白居易恰恰是善于运用一二警句统摄全篇，达到平淡中见神奇的效果。如《轻肥》前十四句全是铺叙权贵的阔绰，最后两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怵目惊心地指明了他们剥削的本质。类似的例子很多，如：
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
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买花》)
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新丰折臂翁》)
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缚戎人》)
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卖炭翁》)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
这些警句有的在篇末，有的在篇中，有的.做诗人的口吻，有的做诗中人的口吻，都很鲜明强烈。值得注意的是，其警句之警，不在语言的奇峭上，而在于立意的新锐上。尖锐的思想以浅显平易的语言出之，不但不削弱思想的力量，反而更易入人心脾。刘熙载说得好：“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艺概》)前人有以“柳阴春莺”形容白居易诗风的⑽，也有以“平湖春涨”来形容的⑾，都只看到其“清浅可爱”的一面，而忽视了他警拔深刻的一面，是不全面的。
6.白居易诗歌的主要情感 篇六
(一)白居易养生诗的体裁特色
诗人白居易养生诗体裁包括五言古体、五言律诗、七言古体、七言律诗。其中占比较高的是五言古体。白居易的《仲夏斋戒月》描述的是其通过吃素进行养生的一种生活状态，体裁为五言古体。白居易写诗讲究随性自然，不拘泥于刻板的格律，喜欢创新体裁，这也反映了白居易爱好自由，不受约束，闲适养生的生活状态。
(二)白居易养生诗的题材特色
他的题材就是指诗歌作品在创作时所选取的材料。白居易养生诗的题材大多都是平常会经常看到和接触到的东西，而不是一些遥不可及的东西，他更注重自身修养。
1.选材的日常化、生活化
其中白居易的养生诗所描述的都是一些生活琐事，讲述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事情，描述自己对一些事情的喜怒哀乐的心情，所以其选材更贴近于日常生活。例如，他在描写自然景色时，大多选取田园间常见的小花小草、小鱼溪水，甚至是一些农作物或者家禽;在描写事物时，选取的都是日常吃穿用住的东西，包括书、蔬菜、围栏等。白居易养生诗的选材虽日常化、生活化，但其并不注重突出民生疾苦，是纯粹的对生活随时进行描述，安于养生。
由于白居易选材的日常化，使我们后辈在阅读他的诗歌时，可以很容易地从中发现他的日常生活方式，就连他经常吃什么、做什么、对什么有偏爱。例如，从《斋月静居》中可以了解他喜爱吃斋，以及他吃斋时的.一些感受;从《从老子》中可以发现他喜爱读圣贤书，对这些书的观后感也一目了然，甚至可以隐约看到他自己的有关主张。有时候连自己今天晒太阳有感而发也可以作诗一首，半夜惊醒、早起梳头等生活细节也能变成一首首诗歌。
有些读者会觉得白居易的诗歌选材过于简单，没有内涵，没有雄心抱负，更没有对世风世俗的描述及感慨。其实，这正是白居易的特点所在，虽然他不能从选材方面打动读者，却能以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吸引读者，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2.表现生活的诗意化
诗人白居易注重生活细节，诗词歌赋以描述生活为主，所以他有一双善于观察和发现美的眼睛，他看待事物常常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养生生活诗意化。如《新沐浴》中描写到“先进酒一杯，次举粥一坂。半甜半饱时，四体春悠悠”，这是沐浴前吃饱喝足的写照，短短两句，尽显诗情画意，可见白居易的养生生活充实有诗意，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养生大家。
(三)白居易养生诗的语言特色
1.喜用口语
其实白居易的养生诗大多浅显易懂，喜欢用一些口语化的词，使诗词明白晓畅。在白居易的养生诗中处处可见像“渐觉”“不如”“不必”“可以”“只有”等口语化的词，例如在《因沐感发，寄朗上人二首》中“应是烦恼多，心焦血不足”“只有解脱门，能度衰苦厄”，就用到了“应是”和“只有”两个口语化的词。因为白居易作词大多都是即兴有感而发，所以诗句更像是一种口语描述，意思通俗易懂。
像这种通俗化的诗句往往不被一些诗词大家所采用，更多的是流传于一些下层百姓口中。白居易的口语化式诗词歌赋更能贴近人们的生活，更能发挥其娱乐大众更娱乐自己的作用。白居易的这种独辟蹊径的创作手法，体现出了他为人率真、不争不抢，以养生为最高境界的生活状态。
2.语近思深
白居易的养生诗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夸张的修饰，有的只是平淡的描述，却包含着无限的韵味。养生注重自我修养，不被世俗所染，白居易通过描述清风明月，彰显自己豁达平静高雅的情怀，用诗词来描述自己的人生，真正做到诗意人生。与华丽的诗词歌赋相比，白居易的养生诗更具吸引力。
(四)白居易养生诗的意象特征
1.酒是伴侣
从古至今，吟诗作画始终与酒相伴，白居易在作诗时也常常小酌。都说酒能消愁，白居易在养生诗中常提到自己感慨世态时举酒邀月，也常把自己对好友的牵挂寄托于酒中。所以酒是白居易不离不弃的伴侣。
2.琴是知音
7.曹植诗歌的整体风格分析 篇七
关键词：曹植,建安风骨,魏晋诗歌
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曹植的文学造诣和文学创作能力受到了魏晋时人的高度评价,其诗歌创作更是成为建安风骨的重要代表和魏晋精神的杰出体现。作为当时诗歌创作的典范和文学创作的高峰,曹植的诗歌可谓风格突出、表现精妙,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
一、曹植诗歌风格的转变
诗以言志,诗歌艺术作为体现诗人思想感情的重要形式和诗人抒发内心、排解忧愁的主要手段,诗歌的风格特色与诗人的人生境遇和处境变化紧密联系。对诗歌的研究必须以对诗人个人人生经历的了解为前提,这在曹植的诗歌研究之中也不例外。蔺文龙指出:“曹植的个人经历,其人生境遇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其兄曹丕称帝为分水岭。”
在曹植的诗歌也能明显看出前期与后期的风格差异,前期诗歌之中洋溢着乐观昂扬的情绪,作者以王侯公子的富贵生活为主要内容,抒发自己在走马斗犬、郊游踏青等娱乐活动时的心情,字里行间流露出自己昂扬的人生态度和潇洒的处事方式。同时,曹植早期的诗歌之中也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心怀天下的胸怀,抒发了昂扬进取的精神,《白马篇》、《送应氏》是这时期的代表作。
以曹丕称帝为转折,曹植的人生境遇陡转,从王侯公子变为俎上鱼肉,其后曹植名为王侯实为阶下囚,过着软禁、监视、小心谨慎的生活。生活的转折和待遇的落差使得曹植诗歌创作的后期充斥着幽怨哀婉的情绪,郁郁不得志和伤感落寞成为曹植后期诗歌创作的主要色彩,《赠白马王彪》、《七步诗》是典型代表。
二、曹植诗歌创作的类型
纵观曹植的诗歌作品,在他的诗歌创作之中虽有着类型上的区别,但整体风格一以贯之。在曹植的诗歌创作之中,主要有着以下四种类型,各有其突出的特点,但都体现了曹植本人诗歌创作之中兼有阳刚和柔美的特色:
1、抒发愤懑
这类诗歌是曹植后期诗歌创作的典范,以诗歌的形式抒发自身的不幸遭遇或是为朋友遭遇的政治迫害鸣不平。例如《赠白马王彪》,就以自己的感情波折为线索,抒发作者本人屡遭迫害而深埋心底的痛苦和苦闷。此诗同时还自己对和兄长曹丕之间的关系做出回应,指责是小人挑拨离间影响了兄弟之间的感情,是作者政治苦闷之下的合理反应。
2、怨妇诗
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有以弃妇、怨妇自比的传统,以怨妇喻己,表面上抒发怨妇遭弃的苦闷彷徨,实际是描绘自己壮志未酬、不得赏识而在政治上苦闷的心境。曹植的诗也体现了这一传统,在其诗歌创作后期写作了大量怨妇诗。冯晓玲说:“(它们)或以青春正好却未有佳偶抒发自己年轻却壮志难酬的苦闷,或以妇女无辜遭弃抒发自己政治上的苦闷和幽怨。”
3、述志诗
同样是抒发心志,曹植的述志诗相比怨妇诗更为坦率直白,以直抒胸臆的笔触和直率大胆的口吻叙述己志表明心意,以心怀天下壮怀激烈作为诗歌的感情基调和主旨,这类诗上承曹植早期诗歌之中关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情怀,一以贯之,成为曹植诗歌始终不变的主旨。
4、游仙诗
苗晓丽说:“现实生活的平庸无趣和处处碰壁的可悲现实往往会将人导往幻想世界之中去,这种情况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魏晋之世并不鲜见。”
三、结语
曹植在曹操、曹丕父子兄弟之中被公认为有着最好的文学水平和创作能力,并被认为可以代表“建安风骨”,这是由于他的诗歌之中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不同于曹操的苍凉悲壮和曹丕的婉约娟秀,曹植的诗歌兼有父兄二人所长,将慷慨悲歌和温婉含蓄融为一炉,既有着愤懑不平和幽怨悲苦,也有着壮怀开阔,兼取两者之长熔铸出自身的诗歌特点,并在自身的诗歌创作之中一以贯之。曹植的诗作骨气奇高、情兼雅怨,阳性的刚健之美和阴性的柔婉之美构成了完美的融合和和谐统一,浑然天成而又不落俗套,确实体现了曹植本人高深的文化造诣和诗歌创作天分,被认为是魏晋诗歌的高峰和古今诗人的典范可谓是恰如其分。
参考文献
[1]蔺文龙.论曹植的诗歌创作对中国诗歌文人化的奠基作用[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
[2]冯晓玲.曹植诗歌主基调的成因[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3).
8.论杜甫诗歌风格的嬗变 篇八
杜甫的诗歌在唐诗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说李白是浪漫主义的一座高峰，那杜甫无疑是代表现实主义的另一座高峰。由于杜甫的诗在总体上反映了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变化过程，杜甫在抒写个人的不幸遭遇时，往往与当时许多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相吻合，因此被后世誉为“诗史”。我国诗歌从周朝的《诗经》到两汉乐府民歌，都有写实的优良传统。杜甫的诗自觉地从个人抒情上升为对国家社稷、天下苍生的关怀，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各种大事件和遭受战乱的社会广大民众的生存状况。诗可以证史，甚至补史料之不足。杜甫的代表作如“三吏”、“三别“、《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哀江头》、《北征》、《洗兵马》等诗，继承了《诗经》、《离骚》的爱国忧民精神，而就《月夜忆舍弟》、《秋兴八首》、《登高》、《岳阳楼》等写景抒情的诗也是心系国事，把个人的遭遇融于国家的命运中。
杜甫的诗在现行的人教版义务教育新课标实验教材（初中部分）共选用了六篇，是古代诗歌中入选较多的诗人之一。为了更好地解读杜甫的作品，继承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指导学生取其精华，而了解诗人经历，知人论世是理解古诗的一种重要方法。下面试从杜甫的人生经历阐述杜甫诗歌风格的变化，希望能帮助读者更深层次的解读杜甫的诗。
一、杜甫诗风的两个阶段：浪漫主义时期和现实主义时期。
1、早期鲜明的浪漫主义诗风。
杜甫，字子美。杜甫（712——770）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杜陵布衣。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生于河南巩县瑶湾。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士大夫家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是他年少时崇高的政治理想。他自幼好学，20岁开始游历，漫游了吴越、齐赵等地。既开阔视野，广交朋友，又饱览祖国山川，陶冶情操。受到盛唐时代风气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杜甫乐观自信，奋发向上，吟唱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如《望岳》、《房兵曹胡马》、《洗兵马》等，都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表现了诗人胸怀天下的气概。这是杜甫能成为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的基础。①
2、现实主义诗风的形成期。
当杜甫35岁时，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由于奸臣李林甫从中捣鬼，没有及第，只好在长安围顿十年，终身也未成进士。这期间，恰好爆發“安史之乱”。诗人也卷入其中，杜甫的生活也开始发生转折。诗人的理想不能实现，生活潦倒，政治黑暗，官僚腐败。而战乱又使他妻离子散，颠沛流离，之后被叛军所俘……这些真实的遭遇，让诗人脱离“象牙塔”，接近现实，深入社会底层，使诗人向人民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这些人生际遇促使诗人诗风的转变，写出了许多倾诉不平，揭露黑暗，同情人民疾苦的动人诗篇。从而使杜甫的思想逐渐靠近人民，形成忧国忧民的诗歌基调，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成为伟大的爱国诗人。
客观地说，“安史之乱”的爆发，这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杜甫生活和创作的转折点。仕途失意，给予杜甫沉重的打击，但却在创作上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为杜甫诗风的嬗变创造了条件。
二、杜甫诗歌代表作对比赏析（以初中课文《杜甫诗三首》为例②）
1、《望岳》简析：
望岳 杜甫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唐代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到洛阳应进士考试落弟后，他便开始漫游生活，北游齐鲁，被泰山所吸引。这首诗就写于这次漫游途中。诗人紧扣一个“望”字抒写自己的感受，极其生动形象地勾画出泰山雄浑壮观的气势，表现了诗人热爱祖国大好河山及其奋发向上、积极乐观的旷达情怀。③
2、《石壕吏》赏析
石壕吏 杜甫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石壕吏》是杜甫名篇之一，这首诗写于“安史之乱”时期。由于战事吃紧，唐王朝为补充兵力，到处征兵抓人。杜甫正由新安县继续西行，投宿石壕村，遇到吏卒深夜捉人，于是实录所见所闻，诗中刻画了官吏的横暴，反映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和自己痛苦的心情。他通过写出老妇一家的悲惨遭遇，深刻揭露了战争给人民到来了巨大的灾难。
首先对差役这一形象地塑造采用了空白艺术。从诗题来看，主要人物应是差役，但诗人对他用了暗写，一出场只用了“吏呼一何怒”来点出他的威势，此后就让他转到“幕后”，对老妇则是用了明写，把她所说的话写成了一篇“抒情独白”。其实呢，用心品味一番就会发现老妇的话句句都是差吏逼出来的。大量的空白需要我们根据老妇人的“致词”来想象填充：差吏一进门就问“汝家有男丁否”，老妇答以“三男邺城戍……”；再问“尚有他人否”，又答以“室中更无人……”；最后是差吏仍逼着要人而已，老妇只好“请从吏夜归。”
注释：
[1]于非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上册）[M].高等教育出版社，第370-371页
[2]人教版八年级（上册）[M].P179—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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