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独特新闻

视角独特新闻（7篇）

1.视角独特新闻 篇一

新闻传播学视角下的“走转改”活动及其长效机制构建

朱剑虹 吴世文

摘要：“走转改”活动目前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要使其成为广大新闻工作者的自觉坚守和工作常态，就应当建立长效机制。本研究认为，构建“走转改”活动长效机制的关键在于使“走转改”活动制度化，从三个方面健全相应制度：建设舆情采集制度，确保走基层的常态化；改革媒体管理制度，确保改作风的常态化；改变新闻评价制度，确保改文风的常态化。

关键词：“走转改”活动 长效机制

当下正蓬勃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新闻界展示的最为壮观的传播图景。尽管这个活动目前还在进行之中，但将它确立为新闻界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之一，已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了。“走转改”活动目前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如何建立长效机制，持续推进“走转改”活动的持续发展，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对“走转改”活动有深入的认识。

一、“走转改”活动的新闻传播学解读

要求记者走基层不是现在提出来的新问题，而是个老问题，但是在现在这个问题又被作为一个新问题提出来，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值得我们探究。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出发，我们可对“走转改”活动作出如下解读。

(一)媒体环境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急剧的社会结构转型，当代中国的多元利益格局日益凸显，各种社会利益阶层和群体不断涌现，长期被压制的矛盾冲突以特定的形式暴露出来，出现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短时期内的“井喷”现象。这导致人们的参与愿望不断提升，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群体也随之产生，社会行动者的种种利益表达和维护活动，重新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这是今天中国新闻界理解中国新闻的社会背景，今天中国新闻业是制度化新闻与民间新闻（公民新闻）共舞狂欢的景象，这是今天中国新闻界考量中国新闻的媒介生态。这样的社会背景与媒介生态，共同建构着中国新闻的宏观图景，也共同塑造着中国新闻的历史眼光、时代特色、世界境界和未来走向。“走转改”活动正是对时代关切的回应，“走转改”的实践证明：只有做到、做好和坚持“走转改”，我们才能在当今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真正搞好新闻宣传工作。越是国力不断增强，就越是需要我们坚持“走转改”，并将“走转改”常态化，纳入到社会管理的大系统之中。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信息技术和传输技术的迅猛发展，随着高科技手段在新闻领域被广泛应用，世界的新闻传播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各种新兴媒体，从互联网、手机短信、博客到今天盛行的微博，从平板电脑到智能手机，一句话，从传播内容到传播手段，都对传统媒体构成了直接的威胁。特别是网络新闻的时效性、丰富性、公开性、交互性和畅通性，使传统媒体难以望其项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的许多思想和认识，面对世界上数量最大的我国五亿网民及其巨量信息，怎样从中发现新闻、怎样把信息裁剪成新闻、怎样避免将失实信息变成虚假新闻等等，成为新闻工作者今天时时刻刻面对的新问题和新纠结。现在，网民和网络媒体为传统媒体设置议程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要解决上述问题，除了“走转改”，别无他途。传统媒体的从业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在互联网上寻求新闻，而应该在借助便利的信息技术的同时，深入基层，了解真实的民意，发现真正的问题，才能发挥媒体应有的责任。因此可以说，今天特别强调“走转改”，是传统媒体应对新兴媒体挑战的必然选择。

(二)新闻信息娱乐化的冲击

新闻信息娱乐化是60 年代电视新闻在以娱乐为本质的电视媒体开播后，具有争议性也从未间断过的一个新闻现象。它可以视为平面媒体的新闻结合电子媒体的娱乐后，产生的一种新闻文化质变。“标志着美国—一也许是全球——新闻价值观的式微以及娱乐式信息和‘小报’式文化的勃兴，它表明了电视新闻正在逐渐向信息/娱乐结合体转变。”

“硬新闻软着陆”是新闻信息娱乐化的表现之一，即从政治经济新闻中挖掘出娱乐元素，更多地对新闻进行娱乐化处理。其首要特征在于它很少注意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而将大多数的关注集中在娱乐性主题上，例如运动、丑闻和大众娱乐。因而，它减少了严肃新闻的比例，致力于关注个人及私人的生活，包括名人和一般人。将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带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新闻的重点，强调故事性、情节性，强调硬新闻写作中适度加入人情味因素，加强贴近性，通过描述新闻中有趣的故事、情节、细节，使各种新闻内容增添趣味性，增加戏剧化、故事化、文学化的色彩。从90 年代末开始，伴随着民生新闻、法制新闻、社会新闻的轮番亮相，语言嬉笑、镜头夸张、节奏说唱、煽情配乐，以往娱乐秀里的手段通通被电视新闻所吸纳。新闻文本的制作过程也受到了这种风潮的影响，按照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一篇新闻由标题、导语、正文、结尾、背景等部分组成，导语作为引导受众做出阅读决策的“窗口”，要把新闻事件中最精粹最重要的事实言简意赅地呈现出来，正文部分则全面展开新闻事件。而目前的电视新闻多采用说新闻的方式，主持人在讲述新闻主体事件之前，对新闻事件有一个“解题”或“破题”的过程，一般不直接切入正题，而是从相关的人、事、物上谈开，东拉西扯漫谈一阵，然后再不紧不慢地转入“正话”。

在这种新闻信息娱乐化风潮的影响下，主流媒体为了吸引眼球，争相采用娱乐新闻与丑闻报道，过去令专业记者引以为傲的调查性报道逐渐式微，娱乐与信息的界限逐渐模糊，主流媒介与小报的区别也日益模糊。这种操作方式建构了媒介的社会权力，在弱化媒介解释、告知功能的同时，逐渐消解了媒介的社会合法性，使媒体变成了狗仔队横行的马戏团。

“走转改”正是对近年来媒体特别是电视的低俗化、过度娱乐化、贵族化的一次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走转改”对于中国新闻界特别是对电视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普通劳动者的屏幕形象永远是中国电视的优质资源，中国电视的屏幕上应当有更多的普通劳动者的良好形象。反观当下的电视屏幕，我们越发感到电视贵族化和低俗化的威胁与危害。诉诸官能的消费文化泛滥，诉诸心灵的严肃文化陷入困境。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如果你没有底层感和平民情结，没有对那些有血有肉的黎民百姓的理解、支持、关爱、尊敬、鼓励，没有从这样的心灵交流中得到勇气和力量，没有把深蕴在人民心中的心理倾向明白地表述出来并担当起来，那么你的工作就可能成为一种职业化的重复，新闻媒介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带着情感，带着关怀，带着责任，带着信心走基层，关键是发现和表现普通百姓的真善美，从而给人以光明和力量。

(三)舆论引导的变化

现在，大众媒介成为了各阶层、各集团倾泻舆论的工具，他们时时刻刻在用自己的意见劝服和指引公众，意见一旦被公众接受，并和公众内心的舆论产生纵向或横向交错，社会舆论便会产生结构性的传播：首先是上下层舆论的对流与互动，其次是公众舆论的并存和反差。传统的消息情报流向公众的单向传播和接受关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超越，从而建构了一种基于传媒平台的上层舆论和下层舆论之间平等互动的舆论传播机制，通过把公众吸引进来参加决定公众事务的工作，建立比较民主的关系。所以，舆论已经不再只是意见，而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来源于对公众事务的了解和对社会实践的经验。由此可见，将社会化网络时代舆论管理的根本目的立足于掩盖矛盾，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实际上，将舆情管理的根本目的立足于合理引导，解决矛盾，不仅是符合规律的，也是可行的。社会变迁时期，讯息性本文的需要量将急剧增大，受众需要能有效解除困惑的信息，若要引导舆论，媒介首先要满足他们认识环境、确立观念、自我寻因的要求。由于新闻叙事不同于文学作品的叙事，它讲求真实、客观、公正，目的在于向受众传递一种权威性的、不容质疑的信息，最大限度地建立起自己的公信力与影响力，满足受众的知情权与求知欲。新闻传媒的公信力、权威性、影响力是新闻作品引导力的前提，新闻作品的引导力是新闻传媒获得公信力、权威性、影响力的手段，这是需要充分理解和很好把握的辩证关系。

“走转改”实际上回答了在当今时代如何提升传媒的舆论引导力：一是内容真实可信；二是形式亲和接近；三是语言生动有味。这就需要真实地、真诚地尊重新闻传播的规律。它突出而有力地坚持了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新闻传播理念，用新闻的手法在某一社会层面提供不同的典型形象，可为人们提供一种行为参照，乃至情感诉求的渠道。“走转改”的许多报道不仅揪住了观众的心——一起担忧，一道思考，而且还为报道和反映的问题，积极寻找解决之途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用新闻架起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梁，用报道促进和推动问题的解决和矛盾的化解。专业新闻传播是一种社会职业，新闻界整改，应该强调新闻职业意识、新闻敏感、准确及时抓问题的能力等。新闻界确实需要改变工作方式，其基本要求应该是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致辞中说的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

二、“走转改”活动长效机制的构建策略 目前的“走转改”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种“运动式治理”模式，即各级政府以垂直命令、政治动员的方式，在某些特定的时期集中调动力量、配置资源，用以解决一些比较尖锐、比较突出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模式往往具有行政主导、不计成本、“一刀切”、“一阵风”等特点。运动式治理往往追求的是一时之功效，更多地依靠权力或权宜性的措施，工作进行的时候轰轰烈烈，过后就往往被弃置一边，而不能形成制度化的积累。在面对复杂而琐碎的常规化社会矛盾时，运动式治理往往会陷入“治标不治本”的困境。“走转改”活动长效机制的建构最核心的策略，就是放弃运动式的方式，而是把走转改活动进行制度化，以制度来保证其常态化。具体的制度建设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建设舆情采集制度，确保走基层的常态化

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着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一般是指公众所具有的社会政治态度。随着网络技术向基层覆盖和普及的速度加快，过去很少被关注的基层矛盾与问题开始被逐渐曝光，市、县已经成为各类公共事件的高发区，而地方政府如何认识和处理当地舆情事关地方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走转改”是新闻媒体深刻体察地方民情、真诚服务群众的有效途径，也是及时发现问题、推动解决问题的过程，重在联系实际，贵在取得实效。1.完善体察民情的制度

记者到一线不是领导干部体验生活，而是要能够抓到具有新闻价值的东西，而且新闻有强烈的时效性特征。这些是不能通过简单地要求“走基层”就能做到的，而是要给记者提供一个长期深入搜集民情民意的平台。目前，很多媒体都开始尝试在基层建立长期的体察民情制度。最常见的有建立基层联系点和挂职。建立基层联系点后，采编人员不会像蜻蜓点水一样浮在水面，可以更好地掌握联系点的实际情况，报道内容既能反映民意民情，也能反映中心工作；报道对象既能选择个体，也可选择群体；既可纵向对比，也能与近邻横比，分析会更透彻。而在基层单位挂职后，采编人员能介入实际工作，能参加决策层讨论决定，并能站在一定的高度分析研究、解决棘手问题，同时新闻工作者与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可以更好地与辖区居民、单位职工等更好地沟通，也更易得到信任。2.拓展了解民意的制度

民众对现有体制的期望就与体制所能满足其要求的实际状况之间产生了张力，这导致人们的政治参与愿望不断提升，学术界将当代这种高级的公民参与形式命名为“共同生产”(Co一Production)。共同生产，是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产出公共服务的模式，是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一种具体的途径。在公私合作生产的这种模式中，民众由单纯的消费者转而成为服务的生产者，促使民众通过合作的机制，而获得对公共事务的控制与影响，以实现公民的参与权。通过政府与民间团体的互助与合作，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使社会资源的效用最大化，弥补政府能力的不足，提高政府的效率，节省政府的开支。

因此，要进一步了解民意，政府应借助因特网、电子邮件、电子布告栏等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建立政府与公民、民间组织之间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广泛的对话、沟通网络，这种对话、沟通网络可以打破时间、空间、行政部门的层级以及社会成员的等级之间的限制，提高政府内外的沟通效率，即时传达政府的施政意图、方针与政策，反映公民的要求和呼声，从而提高政府治理的反应能力和社会回应力。3.创建集中民智的制度

在政府承担、完成社会公共职能的手段和方法方面，除了原有手段与方法，还存在着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政府有责任采用这些新的方法与技术，以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提高管理效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完善的民意集中制度，把原来由政府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即转移给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性团体，由后者承担越来越多的以往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打破传统的两分法的思维方式，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合作过程中，模糊公私机构之间的界限与责任，不再坚持政府职能的专属性和排他性，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民智集中机制，让作为管理对象的普通民众建立自己的社会组织，有组织的参与和表达，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系统内形成一个自主的、拥有一定权威的网络。这种机制应该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相互认同基础之上的合作，是国家与公民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是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这一自主的网络在某一特定的领域中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威，它与政府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合作，分担政府的管理责任。从而建立起由众多行动者组成的一个关系网络，和众多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二）改革媒体管理制度，确保改作风的常态化

要形成改变作风的长效机制，媒体应该建立多元化发展的格局。这主要是解决媒体的发展定位，以及靠什么来维持媒体生存发展的问题，决不能靠低俗来迎合少数读者心态求得广告投入，要用自己的多元化的健康发展，壮大媒体自身的经验实力，从而支撑媒体唱响时代主旋律，扎扎实实沉下去，反映民生、反映大众、反映真实的时代。笔者认为，要实现这种多元化的格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

1.新闻采访用稿机制的改变

媒体用稿、编稿、刊发的标准是指引新闻从业人员的行动指南和方向标，直接关系到“走转改”活动能否持久开展下去。一篇稿件它蕴含着记者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经济成本和脑力成本，而媒体对稿件的采用与否、采用后强弱处理、发表的评价等等，直接引导记者采写新闻的方式方法和工作努力的方向，直接影响和促进“走转改”活动常态化、制度化的形成。

我国新闻生产主要有两种采编制度：采编分离与采编合一。采编分离即将记者队伍与编辑队伍分开，记者分战线“跑口”写稿，编辑则依据各自负责的不同内容划分相应部室分类编排。采编合一，即在编委会下设相应部室，每个部室既有编辑也有记者，除重大采访外，各部门独立完成采编。在“走转改”活动中，要灵活把握现行机制，适时根据工作内容及重要性调整采编机制，实现机制为人所用、为事服务，同时要完善新闻选题策划机制，拓宽思路、扩大范围，改变非此即彼的两分思维，以更好地发挥新闻工作者的创造性。

2.记者的薪酬评价机制的改变强化实绩考评

作为媒体对新闻记者和编辑的管理部门，应建立和完善对记者深入基层、深入社会、深入行业进行采访报道的考核激励机制，应建立和完善编辑多编、精编、快编来自基层、来自一线、能激发社会大众激情和兴趣的报道，并在版面和时段上得到强化处理，从而从媒体内部政策层面上保障“走转改”活动持久开展下去。媒体的薪酬体系应偏向并侧重于记者的深入基层的采访活动，而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见报数量。全新的薪酬体系既要有对采访工作量和工作难度的薪酬体现，又要有对投入大量时间采访而得到相应的成果体现。把采编人员“走转改”常态化情况列入采编业务考核、考核和年终评优评先的重要内容，并将其作为职称晋升的前置条件。对走基层采访符合清新朴实文风要求的稿件，优先采用并较同类型一般稿件高两倍以上的分值计分；每月视情况评出作风漂浮、文风老套的适量差稿，取消其月度计分；每季度安排一次专题业务研讨，剖析好稿之优、差稿之劣；评奖增设深入基层奖，对表现优异者予以精神和物质奖励。对联系点采写任务完成较好或较差的人员（或部门），视情况给予“总编辑特别奖”或警告性质的“书面提醒”。

3.建立有效监督机制

监督媒体是近几年新兴的术语，起因于目前的传媒生态并不健康，不少媒体还存在追求轰动效应、放弃媒体操守和职业原则的做法，因此对媒体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监督媒体是非常复杂的工程，因为媒体要实现有效的舆论监督、践行对社会的承诺，必然需要较为自由、宽松的环境。但是，过于自由会导致权利滥用，引发监督甚至控制的要求。在“走转改”活动中，我们应该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以改变媒体的不良作法、改善媒体形象、更好地发挥媒体价值。对媒体的监督首先要发挥管理部门的职能，加强宣传部门、政府部门对媒体及其从业者的监管，其次要通过权力机构建立相关的社会管理制度，如有学者称可建立新闻评议会制度，把媒体义务监督员设计成为仲裁机制的一个部分，在媒体与受众之间形成互动。

（三）改变新闻评价制度，确保改文风的常态化 1.按照新闻价值的原则来选择新闻

新闻价值着眼的不仅是新闻事实，更主要是指受众从新闻中获益的客观效果。也就是说，新闻价值是以受众为评价主体的，构成满足受众需要的一种关系范畴。正如马克思对价值作出的定义那样“‘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表示物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新闻价值含有接受者所追求的“获益性”，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新闻满足受众和社会需要的效用。

由于受众需要及需要的取向不同，存在着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的区别。新闻价值当然是指受众健康的、合理的，而不是恶的和丑的需要，这就不能单一地以受众需要来确定，还必须从整个社会需要，即以社会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进步需要来考虑。这三种需要表现为社会的积极效用，同受众的需要相统一，才能体现出新闻的真正价值。可见，新闻价值决不是报道者的主观价值，而是接受者的客观价值，表现为满足受众和社会需要的双重效用。多数接受者对新闻广泛作出的评价，是新闻价值的真实体现，所以，对新闻价值只有在其传播后才能作出判断。评选好新闻既要重视其价值，更要重视它的社会效果，这是“好新闻”与“大新闻”的基本素质。

2.秉持客观性原则来制作新闻

长期以来，我们的新闻媒体都是以宣传为主要任务，这对新闻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陈力丹教授曾直言，“新闻是发现的艺术，但我们却把它变成了证明的艺术，在狭窄的政治功利范围内掂量它。”“这种思维方式是要求记者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作为唯一使命而带来的结果。长此以往，我们不少记者虽然有多年的新闻工龄，实际上除了证实中心工作外，不知道什么是新闻。”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新闻工作中，往往是先有观点，然后再找事实以证实该观点，当前正在中国新闻界开展的“走转改”活动，实质就是一个走向和深入“事实世界”的活动，走向和深入“中国事实”的活动，走向和深入“新闻本源”的活动。事实在先，首先要以中国事实为先；事实第一，首先要以中国事实为第一，这是中国新闻界、中国新闻人应该有的基本观念。对于中国新闻来说，应该确立的基本观念是：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其中，发展新闻主义是基础，专业新闻主义是追求。创制优秀新闻，需要用新闻观念写新闻，用新闻结构写新闻，用新闻语言写新闻。职业新闻人只有首先把新闻当作新闻，首先以新闻为本位，才有可能真诚地尊重新闻特征、按照新闻规律办事。

当然，我们所要提倡的新闻专业主义并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的新闻思想，也不是跨国媒体集团所期待的所谓“从党派主义到专业主义”的“美国式”转型，而是形成有自身特点的专业主义。信奉新闻专业主义的西方记者试图把自己与所处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剥离开来，做到与社会现实的“疏离”，而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规定性则始终强调参与性，在始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下，涵盖这些方面的内容：以公共利益为中心；专业的操作和行为准则；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公正的报道手法；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也就是说，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是有着党派主义特色的专业主义，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弱媒体承担政治教化功能的正当性，只不过让这种功能的实现变得更为隐晦。专业主义在我国被强调的只是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的专业水准以及实践中的专业伦理，专业主义话语被局限在新闻业务领域，而没有作为整合专业社区的意识形态和确立独立专业人格的社会控制模式而发生作用。专业主义的普适性内涵被赋予了“中国特色”，因为它在新闻从业者的实践中，被渗入了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启迪民智的传统和新闻改革的现实矛盾。所以，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之发展有自己的特征，我国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人员遵循的专业主义，是一种在保证以党和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前提下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进行行业操作的从业原则和信念。

3.适度量化好新闻的评价标准 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国家权力系统的一部分，传媒的主要功能是灌输主导意识形态，执行政治指令；新闻从业者不仅是文人和信息流通的“把关人”，更重要的是党的宣传工作者。这种现象有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发生机制，正如斯图亚特?霍尔研究电视话语的编码解码时所揭示的那样，在电视话语“意义”生产时，媒介总是以一种预设的“代码”来将制作者的观念、概念、利益及需要输入到“制码”过程中，并形成对大众日常生活、行为规范和行为需要的控制力量。这种“代码”在解读符号话语之前已预设，并存在于媒介加工者的头脑中，因而人们常视其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好新闻的评选过程中，这种特定的“代码”也在发挥着作用。我们评选好新闻，习惯运用定性的方法，请来若干专家或名记者分析新闻的内容，多数赞成的新闻就评为一等或二、三等。评选者既缺乏可靠的材料，又忽视必要的量化数据，往往以自己的观点论是非。评选者有时依据一两个“典型反响”作为投票的理由，却忽略了价值低的新闻也可能拥有产生“反响”的少量受众，把一般新闻误认为好新闻。

报道者可以对新闻价值事先作出估量，越是优秀、成熟的记者对新闻预期价值的判断也越准确，越贴近它的实际效果，并以最好的表现形式提高其传播效果。而评选好新闻与大新闻则是在新闻报道之后，由新闻产生的社会效果提供判断的依据，广大受众最有作出判断的资格。因此，笔者认为，评选好新闻的标准应该有新的尝试。确定好新闻的第一个标准，应该是给受众提供值得知悉的东西。许多人知道的消息，似曾相识事件的报道，都远离好新闻的品质，好新闻应该包含全新的内容，是公众未知的个性化事件。引起受众的沉思是好新闻的第二个标准，表现为新闻的启迪性、激励性价值。政策报道、经济报道、民生新闻、经验报道都可能使全民或多数受众的生活发生变化，获得实际好处。这种实益价值引起受众对许多新闻的期待。当公众在广播电视联播前等待有关政府重大政策的报道，最能说明新闻对受众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往往来自新闻的获益价值，这是判断好新闻的第三个标准。

三、个案分析与理论思考：《齐鲁晚报》走基层

很多媒体在推行“走转改”活动时，也注重探讨长效机制，形成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齐鲁晚报》就是一个典型。在《齐鲁晚报》的“走转改”活动中，围绕该报社的老典型“胡同记者”张刚，开展了一系列报道和活动，真正做到了深入社区，服务读者，并形成了相应的制度。

（一）内容创新

齐鲁晚报是市民报，开展“走转改”活动抓住了这个特点，突出民生新闻，打造特色栏目，让读者参与到新闻报道和选题策划中，让基层和群众成为新闻的主体。齐鲁晚报相继开设了《凡人歌》、《我新闻》、《夜新闻》等系列栏目。每个栏目定位不同，但关注的都是基层群体，反映他们生活中的苦与乐，讴歌平凡人的不平凡。《凡人歌》开篇以“向您传递那些平凡人带来的温暖和力量，让我们一起谱写、倾听凡人歌”为主题，并推出第一篇报道《两环卫工捡到3.7万还失主》，之后陆续报道基层很多平凡人物的不平凡事迹，关注他们的闪光点，在社会上起到了很好的道德引领作用。《我新闻》以“你在哪里，新闻就在哪里”为开篇语，该栏目稿件全部出自读者之手，编辑每期由一名读者与报社的编辑共同担任。另外，齐鲁晚报还开设《剪子巷》、《尉伟道来》、《帮办》等栏目。《剪子巷》就某一话题把市民百姓的话摘录到报纸上，直接反映群众声音。《尉伟道来》则以记者过硬的现场作风和平易近人的报道文风，受到群众的喜欢。

（二）团队建设

让年轻记者深入基层，必须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张刚是齐鲁新闻界的老典型，从2000年参加工作以来，就一直坚持社区新闻报道，在2003年就当选为济南市人大代表，2007年被评为全省优秀新闻工作者和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早在 2001年，齐鲁晚报就开通了山东省首个以记者名字命名的新闻专栏“张刚在您身边”，2004年年初，《齐鲁晚报》成立“张刚工作室”，从一个张刚发展到一群“张刚”。2010年3月，《齐鲁晚报》正式启动新闻服务社区项目——“张刚大篷车”，张刚服务社区的平台再次升级。“张刚大篷车”在一年半时间里，走街串巷，深入基层、融入百姓，成功走过了100站。

在“走转改”活动中，齐鲁晚报特别注重发挥张刚的典型带动作用，以张刚工作室和“张刚大篷车”为抓手，让记者全面深入工矿企业、深入田间地头、深入基层百姓，要通过走基层发现问题、了解问题，实实在在地为百姓解决困难。国庆期间，齐鲁晚报启动“听民声，探民情，本报记者走基层之假日行动”和“蹲点观潮”活动，记者分赴学校、医院、廉租房社区、养老院、工厂等基层，推出了一系列感人至深的鲜活新闻。既有人物报道，也有事件报道，既有现象调查，也有动态新闻。现在的张刚工作室团队，已经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从选题的先期调研、策划组织，再到具体实施、后期写稿，全由社区记者这个团队来承担，一些大的活动报社编委会都要靠前指挥。

走基层是齐鲁晚报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从新记者的入职培训到记者的业务锻炼，从中层干部的挂职交流到编委会领导考核，走基层必不可少。每年，齐鲁晚报入职的新记者分配到各记者站驻站工作，时间为 3 个月。今年 9 月份，齐鲁晚报组织 2011 届 17名新记者深入济南、青岛、临沂、泰安等地，对长途汽车站、高速公路收费站、日照港等一线基层深入采访，撰写了一批反映基层一线工人工作状态的稿件，同时也提高了新记者的业务素质，有利于培养他们扎实的工作作风。齐鲁晚报总部记者定期分批到各记者站锻炼。每月，总部都有记者下站工作，时间都在 3 个月以上，有的长达一年。目前，齐鲁晚报时政新闻中心、经济新闻中心、机动新闻中心、济南新闻中心等部门共有 55 名记者下站锻炼。

（三）社区服务

齐鲁晚报的编委会认为，新闻工作者仅有深入是不够的，我们办报的最终目的，是要从深入到融入，达到报纸和百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社区里居民的需求每天都在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及时了解这些变化。齐鲁晚报作为一张晚报都市类报纸，要做可读有用的新闻，要在服务上做文章，“张刚大篷车”就是为居民服务的一个良好载体。“张刚大篷车”百期活动，凝结着齐鲁晚报人对社区百姓的深情厚谊，也凝结着齐鲁晚报人的理想和追求。“张刚大篷车”每期活动，都结合当时百姓最关注的新闻展开，也结合百姓的呼声需求去展开，把热点新闻和为民服务完美地结合到一起。

除此之外，报社还创建了大篷车社区网络，在每一个小区设置联络点，方便居民反映问题和困难，从而形成良好的互动。又在济南市各区县设立“张刚大篷车记者流动站”，在100个社区成立“张刚大篷车社区共建联系点”。在未来一年时间里，张刚大篷车团队要联合职能部门，无一遗漏地走进济南市458个社区居委会；建立完善百个社区共建联系点，推行记者进社区轮岗值班制度，社区记者每周至少要有一天时间在社区值班倾听民情民意。同时，还要将“张刚大篷车”这种新闻服务经验，向全省十七个地市推广。

（四）考评制度

齐鲁晚报还在新闻考核评价体系上向调查周期长、采访比较艰苦的报道倾斜。每个部门主任可以就记者在“走转改”活动所写的较好的新闻稿件，报分管领导，经总编辑认定给予较高奖励。为鼓励记者多去基层采访，多写现场稿件，多写反映基层群众工作生活的稿件，齐鲁晚报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新闻大赛，鼓励记者转作风、改文风。齐鲁晚报“每月短消息大赛”要求的标准，就是“导语鲜活，叙事直截了当，文字简洁明快，体裁新颖有特色，800字以内”，评奖标准中对基层采访和记者作风、文风进行了明确的要求，大大鼓舞了记者去基层采访、去现场采访的热情，在一线中发掘了不少好新闻。

当前，“走转改”活动正在向纵深推进，它给中国新闻界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使其成为新闻工作的一种理念、一种机制，使其成为广大新闻工作者的自觉坚守和工作常态，让基层意识和群众观点始终成为新闻报道的不竭源泉和思想动力。为使这项活动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各新闻单位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继续精心组织实施，同时要结合媒体自身特点，建立完善有利于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制度机制，推动“走转改”活动成为新闻战线的自觉行动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追求，成为推动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作者朱剑虹系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吴世文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注释：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2003年版，第8页。谢静.《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24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26页。陈力丹.《深度报道的钥匙——记者的新思维》[A].见《陈力丹自选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0、182页。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新闻学研究》,台湾，2002，(71)：20。Liu，Alan P.L.(1971).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Berkeley，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7陆杨、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M]．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页。

2.视角独特新闻 篇二

一、电视新闻的声音与画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电视新闻里, 声音与画面相互融合, 尽显所长, 以其完美的结合, 达到了十分理想的传播效果, 满足了观众对信息视听兼备的内在需求, 使电视新闻能够在汇合天下精华信息的同时, 也显示了其独特的优势, 给观众一个如此完整、几乎触手可感的世界, 因此, 电视新闻的声音与画面是一个互相衬托、互相依存的整体, 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

二、电视新闻独具特色的组合形式

电视新闻吸取其他影视画机构之精华所在, 以声音和画面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组合形式, 声音与画面同步发生, 高度统一, 具有很高的保真性。使人们对声画信息引起丰富的联想, 感知的程度大大加深, 并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对比, 能使内容的表现变得更加深刻。

三、电视新闻浑然一体的视听效应

在电视新闻里, 画面提供了比较广的范围, 语言则进行了说明, 它们齐心合力, 形成了一个极为准确的表达, 可谓珠联璧合, 完美之极, 创造出了一种超越视或听单独效果的崭新感觉, 为电视新闻独有, 清晰而直接, 生动而立体。电视新闻中, 声音与画面在时间、内容、表现形式上不可能处处对等、平分秋色, 或需要声配画、画主声辅, 或要画伴声、声主画辅, 这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不可一概而论之, 应当根据事物的发展逻辑和整体构思脉络以及声画结构的和谐、语言表达的顺畅进行合理安排。

3.1电视新闻画面质量的优化

一个电视新闻的优质画面应该清晰, 信息应该准确, 在视觉上达到震撼感染观众的效果, 还应通过合理选择构图优化画面来在展现新闻事件的同时, 又能不断挖掘深刻的思想。在电视新闻中, 画面摄取要有选择性和目的性, 充分挖掘视觉语言魅力, 其中的一人一事、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要贯穿一条线, 深化主题, 使声画合力产生共振效应, 引起声画信息迭加联想, 增强视听深度, 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就如两张浅色的玻璃, 迭加在一起时, 就会使颜色更深。

3.2电视新闻声音的运用

一个完美的电视新闻需要声音与画面相互协调配合, 更需要合理的声音辅助配合, 要根据新闻的不同特点来加以说明。比如汶川大地震时的画面无需太多解说, 观众通过画面即可知道地震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而在会议新闻时, 则要运用声音的解说补充才能使观众理解。

3.3画面与声音一体与对立

声画一体就是电视声音所说明的与电视画面所反映的内容是相互配合与融合的, 电视声音与画面完全同步。声画彼此对立意思是声音和画面分别表现不同的信息和主题, 根据各自的特点来表现同一节目中的不同事物或者不同方面, 通常声音都是扮演一种深层次信息的挖掘。在电视新闻中, 声音与画面相互游离, 相互依存, 即中有离, 离中有即, 若即若离, 和谐统一, 声音与画面保持着有机的联系, 声音不能简单重复画面, 在若即若离中使声音和画面构成和谐的艺术整体, 从表面看, 声音和画面各自发展, 似无关系, 但却于不和谐之中达到和谐, 统一序列中显出变化, 表达出事物新的境界。

四、电视新闻播音样式分类

目前电视新闻的播音样式有宣读式、播报式、讲解式、评说式及访谈式等等, 它们之间在播音时多种类型相结合, 相互交融, 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状态, 丰富了播音样式。

而无论是在广播, 还是在电视中, 新闻直播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报道形式, 播报、访谈和评说穿插运用恰当, 现场直播就会更加丰富生动, 牢牢吸引观众。

新闻现场直播有各种样式, 如语速稍慢、节奏稳健、语句工整、讲究顿挫、语句庄重的宣读式, 语气奔放、节奏起伏较大、语言规整简练、流畅自如的播报式, 准确简介而自如, 还有语句舒展、节奏平缓的讲解式, 语言表达灵活的评说式, 新闻播音要有新鲜感、时代感、分寸感和庄重感, 语言要节奏明快, 声音要纯正明朗;而画面配音则要求配音与画面整体内容和谐一致, 有艺术性和美感;通讯类播音则要情感具体、生动、形象;评论播音要运用说理对事件或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旗帜鲜明地阐述对于该事件的见解或主张, 它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表态性。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 我国的电视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 电视新闻节目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 观众对新闻节目关注度呈上升趋势, 电视新闻也更加展现出其无穷无尽的魅力, 声画一体, 视听兼备, 有声有形, 画面给声音以美的形态和无尽的神韵, 声音则回馈画面以鲜活的生命和浓厚的生活气息, 在电视新闻中, 声音提供事件、任务与背景, 画面则展示事件、人物与背景, 它们血脉相连, 难分难解, 互相支撑, 共同铸成了电视新闻声画一体、时空复合的神奇魅力, 电视新闻也必将因声音与画面技术不断发展而呈现出更加夺目耀眼的光彩, 给人们以更多的绝妙享受。■

参考文献

[1]朱光烈“声画结合”论批判现代传播, 2005.5

[2]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7.5

[3]何国平改革开放以来电视新闻节目形态的演化及其声画关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9.2

3.视角独特写春天 篇三

春天孕育于冬天，春讯最初来到人间时，人们难察其行踪，因为这时她还太过纤弱渺小，但作家凭着特有的敏锐和细腻，从那些极其细微的物候变化中捕捉到了春天来临的蛛丝马迹。

是作者独有灵敏的嗅觉吗?非也，是作者比别人多了一份對春天的渴望和热爱。早春的气息并非随处飘散，而是忽隐忽现、似有若无的，作者的内心感受是“就像初恋之初，你所感受到的那种幸福的似是而非。当你感到‘非’时便陷入一片空茫，在你感到‘是’时则怦然心动”，此种内心感受，只能出自對春天十分向往、喜爱的人，只能出自對新生命充满憧憬和期待的人。

并非只有人类才對春天如此敏感，整个大自然亦如此。当空气中有了那么丁点儿春的气息，鸟雀们的叫声里也多了一点兴奋与光亮，墙壁上依旧干枯的藤条的茎皮下边也已是鲜嫩鲜嫩的绿。凡是生命，對带来希望的春天都保持着一份特殊的感知力。

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是本文的一大特点。作者在感性描写中，融入充满哲理的语句，令人回味，如，春天是“一种苏醒的大地生命散发出的气息”，“春是一种生命”，“生命的本质是生。谁能阻遏生的力量?冬天没有一次关住过春天，也永远不会关住春天”，虽只寥寥数语，却使文章更显厚重，更有深度，表现了作者對春天个性的理解和体验。

4.从心理学视角看新闻敏感 篇四

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经验积累，就算再有力度的新闻出现在身边，记者也只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只有广泛地参与社会实践，做个生活中的有心人，才能在关键时刻，产生新闻敏感。

注释：

⑴ 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

⑵ 余加宏等人《新闻学简明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

⑶ 梁一高《现代新闻采访学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85年)

⑷⑻⑽⑿⒀ 刘京林《新闻心理学概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9年)

⑸ 苏宏元“第三届全国新闻与传播心理学研讨会”论文

⑹ 虞达文 同上

⑺ 《广播电视辞典》

⑼ 《新闻记者》1993年第二期(胡家麒《灵感闪现的瞬间》)

⑾ 《新闻战线》2000年第一期(邓少勇《采访中的应变》)

⒁ 《新闻采编》1999年第三期(迟航 邢哲《老主题，新手法》)

(作者单位：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5.视角独特新闻 篇五

试论新闻伦理学视角下传媒的人文精神

——以《不孝儿英伸》为例

1986年，《人间》杂志记者官鸿志通过长时间的采访调查写出了《不孝儿英伸》一文，这篇报道全方位记录了汤英伸案件的前因后果和他的人生轨迹。一时间，“不孝儿英伸”成了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和社会讨论的热点，报道里表现出的人文关怀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特别是一种对当事人汤英伸的命运、情感、生存状态等真正的体贴、关心、重视乃至思考。人文关怀是大众传媒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张扬和体现，新闻传媒通过对新闻报道向公众敞开社会底层的生活状态，是传媒人文精神的最直接的体现。在这里，我们要讨论新闻伦理学视角下传媒的人文精神。

一、把握传媒人文精神的实质

新闻伦理学阐明了传媒新闻实践活动的动机、行为及目的的善恶意识问题，提出了新闻道德的概念，而人文精神就是新闻道德中最核心的理念。“人文精神”是一个功能性极强的能指。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阿伦·布洛克指出，人文主义的范畴与内涵随时代、地域而不断发展，但始终坚持两个核心不变。其一，人文主义以人和人的经验为关注对象，“集中焦点在人的身上，从人的经验开始”；第二，尊重人的尊严，因为每个人都是有尊严、有价值、拥有权利的，无论弱者、强者。大众传媒对人文关怀精神的解读也不离这两层含义。

传媒的第一要义是报道新闻，在新闻传播中渗透人文关怀，是传媒成为社会系统中良性黏合剂的内在要求。总结起来可以这么说，人文精神首先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对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关注。人是新闻的最高价值，人文精神倡导社会平等，人的价值、尊严等应收到尊重，这就影响了新闻价值判断的尺度。

二、《不孝儿英伸》中传媒的人文伦理精神

1.平民化的报道视角

这是受众本位观念在传播内容上的直接体现，它要求传播者在题材选择方面除了注重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还要能近距离甚至零距离地贴近事件主角的生活，走进事件主角的人生。在社会重大事件上的报道可以体现平民化的视角，可以表现为对重大事件的报道要强调与人们社会生活的联系，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在台湾的现代化进程中，台湾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与适应问题一直存在，汤英伸事件就是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发生的，这也是该事件能引起社会巨大反响的直接原因。《不孝儿英伸》多次提到其他山地生在城市学习和生活的窘境，汤英伸就曾经是这些被歧视的山地生中的一个，他的故事和台湾人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每个台湾人身边或多或少都有山地人。事件本身与受众之间有如此大的接近性，此时报道角度也显得至关重要。传媒在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中饰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一方面把公众固定在传媒前，另一方面却具有改变社会的潜能。受众在媒体的报道轰炸之下，不仅能够获得足够的，缓解由缺乏导致的对外部世界的不安全感，而且通过对事件“身临其境”的认知获得对历史事件或社会进程的“虚拟”的参与感。传媒的报道视角对受众价值观念的影响可见一斑。在汤英伸事件中，有的媒体会采取狂轰乱炸的方式，对汤英伸的亲人，同学，朋友进行采访后，将其形象妖魔化，采用了“引狼入室”作为报道的标题。但《不孝儿英伸》一文采用无歧视性的表述，记者扮演的并不是监督者和批评者的角色，而仿佛是全程跟进事件的一份子，在记者的视角里汤英伸并不是天生的杀人恶魔，他只是个好强又自卑，有梦想却无处实现梦想，最后因为失手而走上犯罪不归路的普通山地青年，这无形中便增加了受众的接近性和带入感。使得对汤英伸事件的讨论不仅仅止于杀人犯案上，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化和心理差异的反思成为不少论者关注的中心。

2.报道主体由事件到人性

新闻真实是媒体公信力的基石，追求真实是一项重要的新闻职业规范。人对客体的认识具有选择性、相符性和能动性。首先，人的认识能力和所处的条件不同，加上受到目的、动机、愿望、理想、意志、兴趣和注意以至价值观念等精神因素的导引和激励，他只能反映客体的某些特点。在一定社会里，这些精神因素具有普遍接受性，是传媒人文精神的构成基础。也就是说，从新闻传播活动的表层来看，客观报道是在人文精神的指引下进行的认识实践。

对重大事件的报道要想发人深思，一是报道主体由事件到人，二是关注的焦点由意义到人性。只有这样，才会更好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并使新闻达到一种人性化的深度。在报道某一事件的时候，传媒要体现人文精神，也是要将客观事实与议论分开，要建立在坚持新闻事实客观性的基础上的，如果脱离事实就抒发情感，实际上与“伪善”无异。《不孝儿英伸》在表达人文关怀之前，把汤英伸犯案的经过做出了追溯。汤英伸杀人犯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还原这段事实是尊重受众知情权的表现，但是如果这样的报道比重过大，显然是片面的，单维度的，甚至会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报道，给人冷漠无情的感觉。所以还原事实之后，报道不仅仅停留在对表面犯罪现象的揭露，进而把焦点对到汤英伸身上，人都有七情六欲，不管汤英伸犯了天大的过错，他都有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这是记者想要表现的东西。通过对他小时候在特富野的生活，长大后在台北的求学和打工的经历一一剖析在受众面前，将人性上升到普遍性、抽象性、哲理性的层面，通过寻找、挖掘人性异化的根源，警示他人，达到人性的回归，这才是更深刻的理解了人文精神，是良知，是责任，是对社会对生活提出的理性、严肃的思考判断，能比刻板的说教更能给人深刻的启示。

3.富有人情味的报道

新闻报道不需要人情味，这是个伪命题。人情味是新闻价值构成的基本要素之一，在新闻报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事实上，传播的过程就是对含有人情味的信息进行捕捉、挖掘和表现的过程。体现在新闻报道领域即是对报道对象给与仁爱和关怀。仁爱关怀和恻隐之心是新闻从业人员观察社会、感悟社会、记录社会所应该具备的良好品质。运用情感的力量打动人，能够拉近新闻事实及传播者与受众的距离，加强传播效果，从而更好的体现传播者的人文关怀。

《不孝儿英伸》里表现的人情味报道体现了媒体从业人员的道德口味和伦理价值标准。首先，《不孝儿英伸》发掘了很多感人的情节细节，用很大篇幅来刻画汤英伸隐忍的父亲、患病的母亲和悲恸的族人，特别是在描述因为汤伯伯而建起来的让特富野活络起来的山路时，不仅赞美了汤伯伯的无私为族人奉献的精神，还表现了记者对他的同情和关怀，记者的感性经验在此发挥了作用，满足了受众的情感要求，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对审判汤英伸的过程的报道也是人情味十足，律师的眼泪、汤英伸的懊悔、族人们温暖的手和女朋友满是泪的脸，这些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处处活跃着人的因素，人性、人情蕴含其中，读起来或让读者泪流满面，或让读者为之惋惜心痛。其次，《不孝儿英伸》体现人情味的方面还表现在用了插入小故事的报道方法。报道一开始就从与汤英伸杀人事件有关的汤英伸失踪开始，把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再用一个过渡段将小故事与新闻事件联系起来。在陈述新闻事件之后，又不断穿插汤英伸小时候的故事和在学校发生的故事，在故事中讲述新闻事件，通过故事情节的展现将新闻性和故事性融为一体，让读者能全面完整地了解汤英伸的人生轨迹，关注山地青年的命运。新闻报道中的人情味包含对报道对象隐私的尊重，对受众接受理念和接受能力的尊重，对社会道德的尊重等等，所以《不孝儿英伸》把对报道对象汤英伸的人格和权利的尊重体现在新闻报道的各个环节，彰显高度的人文关怀。

三、总结

媒体人文精神体现在对新闻事件的态度上。媒体应该在本着真善美的基础上来看待新闻事件，不能一味地追求利益，追求轰动性的效应而夸大或贬谪新闻事件，媒体作为“守门人”，应该有自己的专业理念。在重大的事件面前，媒体应该保持克制和冷静，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不孝儿英伸》交织着对社会关注山地青年的呼唤和对汤英伸违法犯罪的痛心，这是一个严肃而沉重的话题，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不是出于猎奇的心理，而是对事件人物命运的关注，不仅增加了新闻的“深度”和文章的厚重感，还体现了传媒的人文精神。

我想，《不孝儿英伸》之所以在二十几年后的今天都值得我们的关注和学习，源于它对人的关注渗透到报道的方方面面，对人的命运和人的生存状态的历史性追问和负责任的报道态度，在理性和逻辑支配的情感张力下表明自己的人文关怀。总之，这种在新闻报道中的人权观念和关怀意识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

参考文献蓝鸿文，《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0页。2[英]卡伦·桑德斯：《道德与新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页。3曾庆香，《浅析媒体人文精神的建构》，2004新闻前哨9期

4[英]斯图亚特·艾伦：《新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5王多，《新闻传播与人文精神》，复旦大学研究生院2006年，第6到10页。6王再承，《新闻报道中的情感偏差》，《新闻采编》2005年，第三页

7金菊爱，《记者的人文情怀》，《新闻实践》2004年

6.视角独特新闻 篇六

关键词：清朝末年,薛绍徽,翻译视角,《八十日环游记》

清朝末年, 中国福建一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人文、历史环境涌现出了大批翻译人才, 例如有着“中国近代翻译泰斗”之称的林纾、 系统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的严复、民族英雄林则徐等, 均来自福建。在男性翻译人才主导中国近代翻译发展方向的同时, 一位名叫薛绍徽的女性翻译家一枝独秀, 成为中国近代翻译界和福建籍翻译人才群体中不可多得的优秀女性代表。薛绍徽生于福建闽县, 是远近闻名的女诗人, 著有《国朝闺秀词踪》、《黛韵楼诗集》等传世诗作, 取得了极高的诗词成就。而在翻译领域, 尽管薛绍徽的译著数量并不多, 但作为女性翻译史上一位公认的标志性人物, 她还是以其极大的翻译热情和高超的翻译能力翻译了《八十日环游记》、《格致正轨》、《外国列女传》等英文著作, 其中具有深远历史和翻译影响的 《八十日环游记》开创了中国科幻小说翻译之先河[1]76。

一、思想开放观念保守, 重新诠释女德内涵

生于闽中一书香门第的薛绍徽自幼就系统学习过女学规范和儒家传统经典。14岁时, 薛绍徽冒充胞兄的名字参加了由福建文人乡绅组织的一次诗词比赛, 她的作品出人意料地被视为上品, 从此名震四方。刚刚毕业于福建马尾船政学堂的陈寿彭深受薛绍徽才气吸引, 鼓起勇气向她求婚。历来尊奉儒家道德观念的薛绍徽对于这种不经父母之意、媒妁之言的求婚实难接受, 当场予以了拒绝。后来在家人的建议下, 薛绍徽才接受了陈寿彭的再次求婚。陈寿彭曾留学英国、法国、日本等国, 见多识广, 为一直不愿完全走出传统思想藩篱的薛绍徽提供了认识新世界、认识新知识的机会和平台。

薛绍徽、陈寿彭夫妇于1897年迁居上海。此时正值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 兴女权、倡女学渐成思想风尚。第二年, 中国女学堂在上海成立,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专为女性开设的学堂。其发起人梁启超、经元善等人坚持中国女学堂应以奉孔尊儒为办学宗旨, 受到薛绍徽的强烈反对。她引用“圣人”之言道“:圣人之道造于夫妇, 其言非源于妇女而尊之转亵。”为了赋予中国女学堂更加浓厚的女性色彩和中国传统女性特色, 薛绍徽主张固守男女之别, 并防止其固有之别在社会中崩塌。由此可见, 与当时的男性维新主义分子相比, 在性别问题、妇女地位问题上, 薛绍徽的态度更为保守。同年, 薛绍徽担任《女学报》主笔, 该报以倡导女权、女学为己任, 反对男权社会将女性视为社会的分利者。有比较开明的男性学者认为, 中国应效仿西方, 通过建立健全女性教育体系改变她们在社会中的无用状态, 帮助她们自食其力。对此, 薛绍徽十分反感, 认为女性不是天生就无用懒散的, 女性在长久封建社会中生存与发展的才能不是没有, 而是被忽视了。她对女德内涵中的女容、女工、女言等进行了重新阐释, 对女性在才艺、艺术、文学等方面的历史成就给予了肯定和强调[2]161。总之, 薛绍徽主张女子应该接受教育, 但不支持开放式的女学新观念, 坚守女学与男学之间的差别, 坚持礼法相教, 抵制新学对女学的冲击。对女学、女权的态度也决定了薛绍徽在翻译领域的思想和实践, 她尽其所能翻译了数部英文著作, 体现了女性之所学与能学, 同时又另辟蹊径, 翻译文本与同时代绝大多数男性翻译家有所不同, 体现了女学之于男学的差异。

二、双重贬抑角色尴尬, 雕虫小技伉俪通达

在中国封建传统社会中, 文化机制的中心在于男性, 而女性只能居于从属地位。这种长久的社会状态与近代才兴起的翻译活动亦有几分相似之处。在翻译实践中, 从属于原作者的译者大多以“忠”、 “信”为行为准则。可以说, 女性与译者在各自所处的等级次序中均以弱势身份示人。女性与译者这种被边缘化的境地, 对女译者而言更是被双重贬抑所包围。女译者的翻译活动及其译著, 很容易在男权社会和男译者的翻译活动中被淹没。

薛绍徽就扮演了女译者这一“尴尬”的角色。作为一位具有丰富新知识却又观念保守的女性, 她借由丈夫陈寿彭的帮助翻译了《八十日环游记》等著作。在翻译活动中, 陈寿彭不仅是薛绍徽的翻译协助者, 也是她的人生导师。在跟随陈寿彭来到上海之后, 薛绍徽见到原来在闽中很难看到的车船、电灯等新鲜事物, 产生了对新学的极大兴趣。为帮助妻子拾掇兴趣、了解新学, 陈寿彭特意为她选择《八十日环游记》作为翻译文本。在译序部分他写道:我认为, 要阅读西洋书籍, 须由浅入深, 在浅的阶段又必须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方便读者记忆, 所以挑选了这本《八十日环游记》。陈寿彭让薛绍徽以此作为翻译文本, 就是想让她尽快适应对西方书籍的阅读习惯。陈寿彭具有开明的思想, 对妻子的学习也特别支持。在口译完《八十日环游记》之后, 他还为薛绍徽的笔译文稿加注、润色, 协助薛绍徽最终完成了这部译著。而这部译著也让薛绍徽在中国翻译史上成为第一位拥有正式署名的女翻译家。

在多次合作翻译活动中, 陈寿彭一般不想动笔, 在向妻子解释原因时, 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鄙此雕虫小技。”[3]92然而, 对于妻子从事翻译, 他是非常鼓励的。在这对翻译伉俪的小世界中, 无形演绎了女性与翻译之间微妙的相似之处与关系。很早就接受了西学、 思想开明的陈寿彭在女权、女性问题上表现得比较通达, 然而在夫妻共事的翻译活动中又不自觉地体现出了男权色彩。尽管薛绍徽在翻译领域表现出了独有的女性才华, 但她也不无自谦地说道“:我生于闺闱, 香茗而文惭, 若无夫君耳提面命, 恐难完成翻译之举。”作为中国译坛难得一见的翻译女将, 薛绍徽的自谦并非个案。在很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中, 女性翻译家大多喜欢用最为谦卑的语气来评价自己的翻译实践, 这与她们的性别身份不无关系。一般来说, 译者天然处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语境中, 而女译者的处境更加复杂, 她们还要被置身于一种男权或父权的文化维度之中, 并难逃这种维度的影响。年轻时就思想保守、坚守妇道的薛绍徽十分认同女性谦卑、顺从的德行。所以在后来的翻译活动中, 他自觉承担起丈夫口中所谓“雕虫小技”的翻译角色, 将自己的学识居于丈夫之下, 认同自己的附属地位。尽管通过翻译实践, 薛绍徽这位翻译女将得以进入主流男性社会, 但译本的署名只有第一版以她自己的名字出现, 再版中则多以丈夫陈寿彭的名字出现。显然, 为近代翻译事业做出过特殊贡献的薛绍徽, 其翻译身影被无形模糊化了。

薛绍徽的女权思想并不激进, 她也没有强烈的性别意识, 但她站在女性翻译家的独特视角给予了她阅读、理解、阐释、翻译原文的特殊性。比较奇怪的现象是, 在实际的翻译活动中, 薛绍徽并没有完全遵从丈夫的翻译意见, 也没有刻意忠实原文、隐藏自己, 而是带有一定创造性的叛逆色彩。在谦卑、恭顺的表象下, 薛绍徽仍然以其鲜明的女性体验与视角在翻译活动中强化了女性色彩。《八十日环游记》即是很好的证明。

三、文言科幻价值深厚, 改写原文彰显个性

《八十日环游记》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位由女译者署名之作, 无论在中国女权史还是在中国翻译史上都具有特殊意义。后世翻译界曾评论道“:这部中国最早的科幻类翻译小说, 尽管是以文言文翻译而成的, 但就对原文的忠实度而言, 几乎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 可谓无懈可击”“, 这部科幻小说在被翻译成中文时没有随意增添或删节内容, 不仅说明陈寿彭对原文的忠实程度, 也说明薛绍徽笔译的严谨。”[4]5其实, 上述评论亦有失偏颇之处。原文情节虽然保留完整, 但在人物形象刻画上, 薛绍徽显然加入了自己的主观色彩, 尤其是对女主人公的塑造, 留下了不少出自薛绍徽的改动痕迹。

《八十日环游记》的女主人公名叫阿黛, 是一位美貌的印度女子, 曾接受过系统的西方式教育。然而, 个人能力出众的阿黛被迫嫁与了一位贵族。这位贵族年事已高, 婚后不到三个月就辞世了。按照印度当时的社会风俗, 作为妻子, 阿黛要殉葬。在前往殉葬地的途中, 阿黛遇到了福格等人, 他们将阿黛救了出来, 带着她环游世界。 当一行人来到英国敦伦, 一路上对阿黛呵护备至的福格终于收获了阿黛的爱意, 娶阿黛为妻。在《八十日环游记》, 情节推进的重点人物并不是阿黛, 她的出现只是为了烘托男主人公福格的英雄救美和刚毅果敢。作为一个陪衬人物, 原文对阿黛的描写并不多, 关于其内心的感受和变化更是笔墨稀疏。但是, 在薛绍徽的译笔下, 阿黛显然成为这部小说一个鲜活的、重要的情节人物。薛绍徽刻意增加了很多关于阿黛的女性心理与感情描写, 惟妙惟肖表现出阿黛在各个情节片段中细微、不同、富于变化的主观感受。对阿黛的重塑, 杂糅了中文译文的语言习惯, 更突显出译者女性体验的植入。

例如在男女关系问题上, 薛绍徽的译文就采用了自己植入的礼防标准。原文中, 福格有时会对阿黛疏远、冷淡, 这是他本人的性格使然。但薛绍徽的解读、翻译却是“岛国儒生, 天骄遗裔”, 也就是说, 福格在阿黛面前的行为举止是符合中国儒家传统礼仪的。当福格与阿黛在一起时, 他“以礼相待, 未苟且分毫, 举动皆检点”。薛绍徽将西方男女之间的正常交往附加了儒家道德外衣, 以中国传统伦理和世俗来规约男女行为。这种改写显然符合薛绍徽所坚守的传统观念[5]66。

参考文献

[1]胡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M].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2]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商务印书馆, 1957.

[3]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M].作家出版社, 1995.

[4]贯拉德.翻译与性别——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7.转换独特视角 品尝别样幸福 篇七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善用积极的方式,如一句鼓励的话语,一个善意的微笑,一次亲切的抚摸,一回关爱的眼神,对学生来说都是最高的奖赏,如涓涓细流注入幼小的心田,浇灌出自信的种子。用这样积极的态度,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学生会体验到主观幸福感。

一、挖掘教材中的积极情感因素,用积极的思想浇灌积极的心灵

语文课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教给孩子们某种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篇凝聚着作家灵感、激情和思想的文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个人的情感、情趣,影响个人对世界的感受、思考及表达方式,并最终积淀成为人的精神世界中最深层、最基本的东西——价值观和人生观。”语文教材中,情景交融的诗歌,富有诗意的散文,引人入胜的小说,催人泪下的剧本,都蕴含着浓郁的感情因素,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助于学生产生积极的情感,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

例如古典诗文大多写得声情并茂、文质兼美,历久弥新地被今人吟咏,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教师要善于驾驭古诗文资源,抓住积极情绪的生发点,在引导学生的反复吟诵中,让那文句,那意境,萦绕于学生心头,以声传情,以情动人,达到用积极的思想浇灌积极的心灵之目的。

当孩子们朗诵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朗读李坤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朗读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时将会不知不觉地体验到人对自然生命的关心,体验到登高望远的心胸舒展,体验到要尊重劳动,体验到朋友之间深厚的友情。

从《论语》中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教师要引导学生看到一个智者乐观的生活态度;从“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中让学生了解积极人格者的精妙注解;而“天道酬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内涵也会让孩子们满怀热情地去期望、去努力;在《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让学生感受那闪烁着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

而《道德经》所言:“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对做人之美德深刻的阐释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理念;“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心胸;“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亲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要留清白在人间”的高洁;“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索精神,对学生无不有积极地导向。

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渴望丰富的情感体验,强烈的情感共鸣,适时的情感宣泄。在经典诗文、范文的教学中,若教师能挖掘积极情感因素,一切美妙的修养和哲学会毫无痕迹地从孩子们的口中渗入血液,渗入生命感受的深处,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在古诗文不断的诵读中反刍、发酵、在默默中开发他们的智慧,促成人格的全面成长,积极的态度将潜移默化地成为他们一生高远见识优美人格的源头活水。

二、更换思路,扩大教师自身情感影响,用积极的反馈强化积极的效果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荣誉感和成就感是人的最高层次需要。教师要善于表扬,不要吝惜自己的微笑和语言,在课堂上要准备一百顶高帽子,随时戴在学生的头上。教师在课堂上真诚地赞美学生的点滴进步,从而激发学生自身内在的积极品质,让每个孩子学会创造幸福, 分享快乐, 使自身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保持生命最佳状态, 从而提高心理免疫力和抵抗力。

当一名“后进生”怯生生的举起了手,暂且不要将关注点放在他答案的准确上,首先要肯定他值得骄傲的“勇敢”的举手,给予一次掌声,兴许会让这个孩子从此有了莫大的勇气——教师用积极的视角发现和解读问题的积极方面,会温暖一个人的心灵,而这样的孩子需要这样的心灵滋养。当孩子需要温暖时,不应吝啬怀抱;当孩子需要鼓励时,不应吝惜言辞;当孩子需要力量时,不应漠然无语。记得有这样一句话,上帝为你关上了这扇门,总会为你打开那扇窗。每个孩子都有优点,都有可以肯定的地方,我们要抓这些点,进行积极的反馈,用这个小火星,点亮他们积极的人生轨迹。

塞里格曼认为每一个孩子都需要感到自己的重要性、不可代替的特殊性。所以教师要善于拿着一只硕大无比的放大镜寻找,从发现“小捣蛋”的绘画才能,发现“鼻涕虫”的语言表达能力;发现“小磨蹭”的善良本性;发现“学习小尾巴”的劳动热情,用积极的眼光发现这些类似电影《闪光的彩球》,那个不守纪律、乱冲球场,但却在老师的积极引导与教育下,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先人后己的高尚风格,以创造性思维方式来组织团体合作,终于获得了成功的李小春。

用积极地眼光,换个角度不吝啬对孩子给予积极评价,一点点还孩子以自信、自尊,从而自爱、自立、自强,最终孩子们会强烈地要求:我要做得更棒!积极地评价换回的将不止孩子们是积极的努力。

三、语文课堂肯定多元解读,用积极的过程提供积极的情感体验

心理学界有个著名的问题“一块砖有什么功能”,它不仅检测思维的变通性,也检测思维的流畅性,它要求学生摆脱定势,排除固着功能,从不同的视角作出尽可能的解释。

在语文教学中鼓励学生尽可能多地寻求解决办法,不必考虑答案的正确与否,教师也暂缓评价,一直到所有可能的答案都找出来为止。在寻求多元答案、多种解读文本、多种情感体验的过程中,积极的情感体验,会使学生对语文的学习饶有兴趣,欲罢不能。

用积极的视角重新审视语文教学,在学习《愚公移山》时,就会有再教师的积极引导下,新“愚公”们想出了“移山”、“搬家”、“开发”等方法外,还想出了“钻隧道”、“架索桥”等方式;学习《龟兔赛跑》后,孩子们会畅想龟兔第N次赛跑的情景;在《亡羊补牢》的学习过程中,也会假象主人公吃了后悔药之后的全新举动;《皇帝的新装》会有多个版本;《曹冲称象》不止一种方法。谁也不会再紧扣标准答案而否定学生——“冰雪化了是春天”的这样绝妙的回答。鼓励并肯定学生多元解读文本,给学生一个积极地情感体验过程,语文教学将魅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