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讲座

著名教育讲座（共7篇）

1.著名教育讲座 篇一

上周五下午，虽然天阴沉沉的，甚至还飘着细雨，但我们的激动和期盼却像火一样，所有的同学都望着校门，期待着一位著名作家的出现。“哇!”随着同学们的一阵尖叫，我也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急切地向四周张望。啊，他来了!我兴奋地跳了起来，“中国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伯伯来了!

一阵欢快的乐曲过后，沈伯伯便开始了他的讲座。“我与动物打了整整四十年的交道，我在这段时间中，改变了对动物的看法。在1969年，我第一次来到西双版纳……”他的故事一开头，全场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沈伯伯娓娓道来，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当年的趣事奇闻。我们似乎也跟着他的思维，随着他的故事，走进了四十年前的西双版纳，一会儿在与地上追逐孔雀，一会儿在草丛间躲避狼群，一会儿在丛林中惊心动魄，一会儿像在家里会议往昔……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欢笑声中体会文字的情感，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的片段中感受动物的情怀。

在沈伯伯的许多动物经历中，我明白了许多他没有明说的道理。在养鹰的故事中，我明白了动物也是像人一样，更有着某些人不具备的高贵品质。虽然小鹰是鹰，但他仍然敬畏自己的“养母”母鸡;虽然紫岚是狼，具有凶残的本性，但她对待儿子也是无微不至的。所有动物都不仅仅代表一种意义，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机智还是笨拙，所有的动物都会以爱1对爱，感恩戴德，不会像个别人一样为利益而疏远亲情、不择手段。

沈伯伯还告诉我们观察生活、感受生活是很重要的。曾有一位哲人说过：“生活是创作之源。”是的，所有的灵感都来自生活，要写好文章，只有时时寻找别人没有发现的事，只有记录亲身经历的事。

时间飞逝，一会儿又到了放学时间，在互动环节的欢呼声中，与作家的沟通接近尾声。闭上眼，细细地回味着刚才快乐的书之旅，我觉得真是受益匪浅。

2.著名教育讲座 篇二

杨石先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化学家, 曾用名杨绍曾, 1897年1月8日生于杭州一个没落封建官僚家庭, 祖籍安徽怀宁。

杨石先六岁时, 离开杭州, 到了济南。11岁时又随家迁津, 考入了天津民立第二小学。13岁时考取刚刚成立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在这里接受了中学及初级高等教育。

清华学堂设中等、高等两科, 各修业四年。杨石先学习很刻苦, 过度的劳累, 损害了他的健康, 经常咳嗽, 一患感冒就很不容易治好。这件事引起了周诒春校长的关注, 他发觉学生们的体制存在问题。为此, 他采取了强制体育锻炼的办法。杨石先长久以来养成了不好动的习惯, 常常逃避上述约束。一次周校长到操场巡视时, 发现他躲在僻静处看书, 便严厉质问:“你为什么违反校规?这样会把身体搞垮的。”又问:“你将来想干什么?”杨石先说:“当个科学家, 用科学技术救国。”校长告诫他:“你的志向虽好, 但像你这体格, 将来如何耐得劳瘁, 学成也无法任事, 谈何救国!”校长的话给了他很大震动, 从此便强制自己参加体育锻炼。起初不过勉为其难, 慢慢地便领略到它的益处。登山、踢足球是他最喜爱的运动, 国内名山他爬过很多。

杨石先从小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 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但生活对他并不格外宽厚, 他曾遇到了外语的障碍、病痛的困扰和宗教的诱迫, 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一种崇高的理想, 当时这些就足以使他垂头丧气了。但他凭着拯救祖国的赤子之心, 经过八年的寒窗苦读, 终以优异成绩完成了清华的学业。1918年夏, 他告别了祖国赴美留学。

二

美国康奈尔大学是一所学术优良的学校。杨石先入该校最有名的农科学习。康奈尔大学很重视大学部的教学水准, 初等课程常由著名教授讲授。但后来, 学校有名的农学教授大都被派往欧洲, 帮助恢复那里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农业。杨石先并未因此感到十分沮丧, 他决意另辟蹊径。他看到, 化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受到的植物学教育, 又使他发现, 农业的进步也是和应用化学的成就分不开的。于是, 第二年他决定改修化学。

他身在异域, 常常为祖国的衰弱而忧虑。念及祖国的前途, 越发使他刻苦学习。他经常带着简单的午餐走进教室、图书馆和实验室。他的各门功课总是班里的前三名。1921年, 他取得应用化学学士学位后, 进了研究院。1923年, 当他只差一年读完博士学位时, 由于家境变迁, 他只好接受导师的建议, 用完成的部分论文通过了硕士学位考试, 启程回国。

回国途中, 他在船上与清华同学李济相遇。李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后已受聘于南开大学。李济问:“有没有接洽什么机构?”杨石先告诉他:“已有人推荐去浙江大学。”李济介绍说:“南开张伯苓校长办学出色, 那里正缺化学教授。”当时的南开大学尚处初创期, 远不是一个学府胜境。但是, 杨石先经过一番考虑, 还是选择了待遇虽微薄, 而受政治势力影响较小的私立南开大学, 作为他潜心追求“教育救国”的道路的起步之地。

在南开, 杨石先与邱宗岳教授通力合作, 担负着全校化学课的教学, 深得校方信任和学生爱戴。1929年, 他得到学校资助, 再次赴美深造。张伯苓校长对他说:“你是南开享受教师学术休假的第一个人。”他在耶鲁大学任研究员, 进行杂环化合物合成得研究工作, 因成绩出色被推选为美国科学研究工作者荣誉学会会员。1931年, 他在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后, 取道欧洲, 访问了许多著名学府。在德国, 他谢绝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威朗教授的挽留, 于九一八事变前两日, 经西伯利亚回国, 继续在南开大学执教。

在教学中, 杨石先要求严格却不苟求, 待人平易但绝不允许学习懈怠。他非常关心学生, 尽量缩短师生间的距离, 使学生能够对学习的内容有深入的了解。一位美籍中国血统学者回忆他30年代大学生活时曾写道:“南开大学不仅是一个教育组织, 而且是一个大家庭。师生间的距离可以说没有。杨石先老师的化学课对我说来, 并不是本系课程, 但是他对每个学生单独的关切, 过了几十年的长远时间, 还是历历在目。”杨石先与学生间的这种融洽关系充分体现了后来为人称道的南开的一种优良校风。

30年代的南开大学已初具规模。为使化学系成为国内学术优良的系科, 杨石先认为, 南开化学系基础尚不雄厚, 如各方面平行发展就无法和一些著名大学相比, 应搞出自己的特点来。他提出以有机化学为重点的发展方向, 并得到系主任邱宗岳教授的支持。其后, 他们陆续从国外聘请了多位长于有机化学的教授来任教, 这就为南开化学系后来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化学是实验的科学。杨石先不仅非常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 而且很早就注意到对学生实验操作能力的培养。因为他在美国留学时, 兼管过实验室工作, 曾亲眼看到有些中国留学生疏于实验操作, 以致常常用饭费赔偿损坏的仪器, 结果不得不忍痛改换专业。他常常以此告诫学生, 只在读书方面下功夫而忽视实验能力的训练是不行的, 因为任何理论和假设都必须通过实验来验证, 真正的知识是从实验中获得的。为此, 他亲自从国外购买仪器, 不断完善实验设备, 并经常到实验室指导学生做实验。四十年后, 他针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不重视实验的时弊, 又多次重申上述主张。由于他的努力倡导和躬亲示范, 重视学生的基本科学训练已成为南开几十年来师承的传统, 并在国内化学教育领域中有着很大影响。

三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 战火蔓延天津。当时日寇经常到学校窜扰, 情势十分危急。张伯苓校长正在庐山开会, 杨石先和黄钰生秘书长便组织师生作撤退准备, 把大部分图书和少量贵重仪器装箱运往英租界。7月29和30两日, 日寇飞机、大炮对南开大学进行野蛮轰炸。他们不顾个人安危, 冒着硝烟炮火, 指挥师生乘小木船往学校附近的苇塘、稻地里疏散。轰炸之后, 本斋图书馆、秀山堂及部分教职员宿舍均遭兵燹之祸;他家也被日军洗劫。当他撤离学校时, 除身上一套单衣和一架照像机外, 其他财物几乎荡然无存。

1937年8月28日, 北大、清华、南开在南京筹组长沙临时大学。杨石先与南开经研所方显庭教授辗转到长沙, 投入联大筹组工作。稍后, 三校迁滇, 更名西南联合大学。在此时期, 杨石先被推选为理学院化学系和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 1943年任教务长。当时, 因为张伯苓校长常驻重庆, 专心致力于南开中学的建设, 所以杨石先和黄钰生便共同代理南开大学在西南联大的事务。在学者名流荟萃的西南联大, 他之所以为人推重, 既是由于他的学识, 同时也是由于他的思想品格和作风。他办事公道, 以身作则。当时理学院在昆明城北门外, 工学院在西南达西会馆, 两院间没有交通工具, 许多教授不愿去工学院上课, 杨石先推甘就苦, 亲自去上课, 大家见系主任带了头, 谁也不再推诿了。

杨石先器重人才, 奖掖后进, 对每一个好学的学生都非常爱惜, 总是以极大的热情为他们指导求知的门径。化学家蒋明谦教授谈过这样一段经历:1941年他考取公费留美生后, 曾分别给三位导师写信, 但只得到杨先生的回信, 而且是十多页的长信。信中对他如何选择学校导师、课程乃至行装、旅程、礼节等都详尽给予指导。杨先生的指导和帮助, 给我铺平了通向专业的道路, 使我能够在学术思想上有一定的见解。我愿将杨先生诲人不倦的精神世代相传下去。

杨石先不仅关心学生和青年教师在业务和品德上的成长, 也非常关心他们的生活, 对那些经济拮据的青年, 经常给予热诚的帮助。无机化学家申泮文一度就是靠着他的资助才度过了停学的危机。量子化学家唐敖庆也曾得到他的照顾。唐敖庆在一篇文章里披露:“1943年, 我爱人从家乡到昆明与我结婚。当时我们的生活很困难。杨老师知道后, 先是介绍我当家庭教师, 后来又介绍我到中学兼课。通过这些额外收入, 免除了我一家的饥馁。”

1982年, 杨石先以望九之年重返故地。置身于西南联大旧址——昆明师范学校校园。使杨石先感到惊异的是, 他已无法寻找留在记忆中的昔日生活的痕迹。联大是抗日战争的产物, 一切都带有战时色彩, 校舍分散、简陋、破旧。现在映入眼帘的却是秀丽的校园。当他来到一椽茅舍前, 他久久打量着这唯一保留下来的以泥坯为墙、茅草做顶的联大教室, 风趣地说:“记得当时还有一种铁皮顶的教室。夏天泥土长上草, 雨天铁皮顶奏乐, 讲课要大声喊叫才行。”不论是谁, 站在这历史遗迹前, 总会要问:联大在这样地条件下, 为何能培养这么多优秀人才?杨石先告诉大家:“因为师生们都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命运。在整个联大期间, 看不到对祖国明天丧失信心的情景。当时条件很差, 但恶劣环境磨砺了大家的意志。同学们怀着中兴之志刻苦读书, 许多人的论文是在茶馆里完成的。所以当时在昆明开茶馆已成盛业。”他举例说:“就以化学系为例,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改善实验条件, 有时冒着土匪打劫的危险到云南内地去买药。另外尽量多开一些高级的课程。联大学生毕业后到国外去, 基础理论非常扎实, 一旦掌握了先进的实验手段, 便会在科学上获得成功。联大的许多教师, 不论才学、品德都为人敬重, 不愧为人师表。”在行将告别故地之际, 他伫立在西南联大纪念碑前, 无限感慨地说:“科学人才和革命志士的同时涌现, 给联大带来了殊荣。这种优良学风和革命传统, 在新的历史时期, 依然可以激励一代后人!”

1945年, 抗战胜利前夕, 杨石先赴美考察教育, 在印第安纳大学做访问教授, 从事一种中国植物抗疟要素的化学性能的研究工作。由于他的出色工作被推选为美国“化学荣誉学会”会员。1947年, 当他准备回国之际, 该校研究院院长挽留他说:“你们国家正在打仗, 华北就要成为战场。您可以把家眷接来, 在这里从事研究工作。我们非常需要像您这样有才干的人。”杨石先毫不迟疑地说:“我们国家更需要人, 我要把知识奉献给祖国。”他毅然放弃了优越的研究条件和生活待遇, 踏上了归途。回国后, 他始任南开大学教务长, 后任代理校长职务。

1948年冬, 天津近郊响起了临近解放的隆隆炮声, 一些人相继而去, 而杨石先谢绝了几次的劝行, 期待着新生活的开始。

四

1949年1月天津解放。9月, 他作为教育界的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 他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 周恩来总理把他介绍给毛主席, 他的心被一种难以言状的感情所激荡。处在新中国诞生的伟大时刻, 聆听着毛主席发出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 他情不自禁的流下了眼泪。

新中国成立后, 杨石先担任了南开大学校委会主席, 后任副校长、校长职务。1954年9月周总理在中南海单独接见了他。他向总理汇报了工作。当他讲到一直为兼职过多而困扰时, 总理亲切的向他解释:“建国不久, 许多事情要做, 有才干的人为什么不能多做些事?当然二十几个兼职太过分了。你教了三十多年书就没有得力的学生、助手?学校的行政管理可以找个有威信、能办事的教师和懂政策的老党员帮助你, 叫他们做校长助理。头半年自己抓得紧些, 叫他们经常汇报;半年后, 能称职的, 你就推荐他做副校长, 大部分事你就不必经常过问了。这样你的行政工作负担不就减轻了嘛?”总理接着指出:“你是科学院学部委员、化学组组长, 应把力量集中在科研工作上。我国科研队伍很小, 力量很薄弱, 应尽可能地加强这方面工作。”然后, 总理问:“过去你曾有过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想法, 救了国没有?国民党只把你们当作装潢, 根本谈不上发挥你们的作用。现在时代不同了, 中国共产党将为知识分子提供用武的开阔天地。”听了总理的话, 他感到思想开朗, 心情舒畅。之后他遵照总理指示, 妥善地处理科研及行政工作的关系。党的关怀和期望, 激励他不断取得政治上、思想上的进步。1960年3月21日, 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石先一向坚持认为高等学校应同时担负教学和科研的双重任务。他经常强调, 同时注重教学和科研是南开大学的优良传统。他说:“南开大学很早就认识到科研的重要性。在解放前尽管他是一个规模不大的私立学校, 却有一个经济研究所, 一个应用化学研究所, 开国内大学从事科研之先河。”

同时, 他坚信并遵循周总理的正确指示, 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科学研究方面。通过长期观察, 他发现国际上农药研究有从无机农药、植物性农药向有机农药过渡的趋势, 于是他首先在我国倡导并实践有机农药化学研究的方向, 开始合成一系列新植物激素。1956年, 他从磷酸酯类结构的改变会带来生理作用的变化这个特点出发, 又着手研究当时国内尚属空白的有机磷化学。1956年, 他参加了周总理亲自主持的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为适应我国农业发展的需要, 他受周总理的委托, 毅然放弃了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 接受了农药研制的光荣任务。

1958年, 毛主席到南开大学视察了他和师生办起的“敌百虫”、“马拉硫磷”两个农药车间, 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好的评价。这一年, 他当选为中国化学会理事长。1962年, 在参加我国第二次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全国农业规划会议后, 他又一次受周总理委托, 创建了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化学研究机构——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继有机磷化学研究后, 又开展了有机氟、有机硅、有机硼、金属有机化学等新领域的研究工作, 填补了我国化学学科中的一个又一个空白。杨石先以他渊博的有机化学、无机化学、药物化学和园艺学等方面的学识, 带领着科研人员, 经过数以百计的实验, 研制出磷32、磷47、灭锈一号和除草剂一号四种农药, 并且获得了国家科研奖。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 在杨石先的领导下, 南开大学无论在规模上, 在教学、科研水平上, 都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和提高, 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体系中的骨干力量之一。

70年代初, 我国水稻产区发生白叶枯病造成大幅度减产。为了攻克白叶枯病, 杨石先带领他的助手们在实验室坚持研究工作。为了查阅文献, 不管风雨寒暑, 他是资料室仅有的几个人中来得最早走得最迟的一个。他们经过一年多的奋战, 做了近百个合成物, 实验了十几种方法, 终于研制了防治该病的新农药——叶枯净。

五

1977年, 年近八十的杨石先充满信心地开始重新组建元素所。他经过多方筹划, 在短短地两三年时间里, 相继调回了一些科研骨干, 收回了农药中试车间, 争取世界银行贷款, 从国外购置了先进仪器设备, 建立了毒理室、激素组和剂型组, 健全了农药科研体系, 积极指导该所科研工作的发展;并且还译书, 亲自培养研究生, 人们无不为他老当益壮的精神所感动。

1979年杨石先被重新任命为南开大学校长。这一任命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因为南开大学当时最感欠缺地正是一位威望高的校长。复职后, 他对校党委为贯彻党地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而开展地各项工作都积极拥护, 热情支持, 坚决贯彻, 从而使得南开大学能够及时地完成工作重心的转移, 教学科研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为了办好南开大学, 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 每天从不午休, 连续工作十几小时。对于一位83岁的老人来说, 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他任职期间, 反复思考的是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他感到, 当时一个突出问题是缺乏成熟的中青年教师。培养新的人才, 刻不容缓。当前应由老教师承担起培养年轻教师的工作, 同时要遴选优秀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 要派遣师生出国训练, 要从国外引进人才。他非常重视现有教师的业务进修, 并积极探索和寻求与国外一些著名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凡是和他略有接触的人都会看到, 他是怎样不避繁难地亲自处理国外函件, 亲自接待外国来访者和即将出国进修、实习的师生。在南开大学恢复国际学术交流的最初阶段, 几乎所有出国进修的师生都曾得到过他的直接关怀和帮助。

当时, 杨石先除担任南开大学校长一职外, 还是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天津市科协主席、中国化学会理事长。以常人来说, 有了这样的成就和高龄, 本来可以颐养天年了。但他不顾年迈多病, 总是奋勉自立, 竭尽所长, 从不度过一天的悠闲日子。更可贵的是, 1980年, 他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从党的长远利益考虑, 为了使年富力强的同志早日走上领导岗位, 又率先提出辞去校长职务的请求, 在全国高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81年, 中央接受了他的请求, 并任命他为南开大学名誉校长。

3.著名教育讲座 篇三

此次讲座的内容主要包括乐律知识、《先秦简犊文笔与音乐史料的解读》、乐器学角度观察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的联系、中国民族乐队的发展轨迹以及广播音乐专题的制作与配乐，讲座内容充实，学术气氛浓厚，在场听众均觉受益匪浅。

青年教师孙红杰博士参与聆听了这次讲座，听完之后深受触动，有感而发写下了一篇精彩的记录：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素有“谱连器、律、调”之说，广大音乐学子在研读乐谱、习练乐器、揣摩乐调的同时，往往对“乐律”这一音乐的根本大法漠不关心。由于律学原理牵涉物理学、数理学和历史学知识，玄妙而深奥，故令许多乐人望而生畏。孙克仁先生做客师大音乐学院，为民乐系学生开办乐律学专题讲座，他高谈阔论，挥袖抚琴，旁征博引，亘古通今，使我们对几种主要律制（三分损益律、五度相生律、纯律、十二平均律）的原则、方法、差异，以及相关领域的重要文献和代表人物有了初步认识。当然，乐律学本身学源悠久、学说众多，论题中不乏千古谜团，文献中亦难免误讹夹杂、歧见迭出，想要察其肌理、窥其堂奥，恐非一场讲演所能胜任。因此，对于有头脑的听众来说，本场讲座在发人深省的同时，也引发了更多疑问。对此，孙先生寄望于“下回分解”，他言必有据的治学态度令人感佩于心，他干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4.著名教育讲座 篇四

暨读者见面会活动方案

一、时间：2016年10月27号上午

二、地点：学校校园

三、会场总负责：赵晓红

武爱贤

活动总指导：秦校长

四、主持人：

赵晓红

照相：王凯红

陈武英

五、舞台布置：搭桁架、挂条幅：王向文 周瑞强和后勤组成员。现场为伍美珍老师戴红领巾：王凯鸿

六、音乐对接：（学生上场音乐、售书签名音乐由吴丹提供给闫洪涛老师）

七、学生入场、退场安排：王便利

八、各班纪律：各班班主任、数学老师。

九、现场售书秩序：总指挥：王便利。各班班主任跟班组织好本班买书同学有序排队买书，本班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在没课的前提下也要参与售书活动，售书区：秦月霞 周瑞强 崔晓娜

签字区：陈瑞

赵晓红 武爱贤

十、主席台物品布置：周主任和后勤组：主席台准备4张桌子、4把椅子、桌布、嘉宾铭牌、矿泉水、无线话筒、电脑。

5.中外著名教育家教育思想简介 篇五

一、陶行知

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主张，形成“生活教育”的思想体系。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是指终生教育，它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他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

“社会即学校”来源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陶行知认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

“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

陶行知的教育智慧

抗日战争期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育才学校择优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校内不仅教学生文化课，还努力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陶行知又派学生戴爱莲等人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学习《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在校内组织演出。他还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带领师生开荒30亩，建立了育才农场。这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引人瞩目的创举，使陶行知独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誉满中外。

陶行知有这样一则教育学生的故事。有一个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男生，被校长陶行知发现制止后，命令他放学时到校长室去。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男生早已等着挨训了。可是陶行知却笑着掏出一颗糖果送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男生惊疑地接过糖果。随后陶行知高兴地又掏出第二颗糖果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打人时，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男生更惊疑了。这时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糖果塞到男生手里，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男生感动极了，他流着眼泪后悔地喊道：“陶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同学„„”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颗糖果递过来，说：“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再奖给你一颗糖果，我没有更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

陶行知的教育观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

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

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教育工作中的百分之一的废品，就会使国家遭受严重的损失。

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则，教职员躬亲共守。

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

把自己的私德健全起来，建筑起“人格长城”来。由私德的健全，而扩大公德的效用，来为集体谋利益„„

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人像树木一样，要使他们尽量长上去，不能勉强都长得一样高，应当是：立脚点上求平等，于出头处谋自由。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我们反思：今天的教师如果还不敢放手发动学生去“学”，还在孜孜不倦地“以教为中心”，不妨回到陶行知那儿找寻力量，“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

提出“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以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

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以“沟通文理，废科设系”为原则设置学科；采取“选科制”的教学制度和教授治校的行政管理方式。

蔡元培的教育智慧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

蔡元培在教师聘任上采取的是“学诣”第一的原则，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不管他的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都应加以聘任。北京大学根据这一原则对教师队伍进行充实和整顿，一方面延请学有所成、富有声誉的专家学者来北京大学任教，一方面辞掉了一些不称职的中外教师。梁漱溟投考北大落选，但对佛学有独到见解，引起学术界注意，为蔡元培所赏识，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印度哲学教席。

蔡元培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上任伊始，他即告诫学生要砥砺德行、敬爱师长。针对北大缺乏高尚的娱乐和自发的组织，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寻求不正当消遣的情况，他倡导成立了各种体育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演剧会等，培养学生的正当兴趣。对于教师，蔡元培历来以学识为重，认为个人的品行应由自己负责，学校不宜多加干涉。但是对于那些即使富有学术声誉，但私生活糜烂，甚至诱引学生与之堕落的教师，坚决解聘。

蔡元培的教育观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地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

我们反思：长期以来，我们的教师已经习惯于对学生的掌控与钳制，热衷于替代、包办学生的一切，这甚至已经成为教师的“集体无意识”。蔡元培所提出的“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或许可以纠正我们原有的教育理念，让我们可以真正做到“相信学生、解放学生、利用学生、发展学生”。

三、陈鹤琴

提出“活教育”理论，目的在于“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其中，“做现代中国人”包含5方面的条件：第一，要有健全的身体；第二，要有建设的能力；第三，要有创造的能力；第四，要能够合作；第五，要乐于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

重视科学实验，主张中国儿童教育的发展要适合国情，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呼吁建立儿童教育师资培训体系。

提出五指教学法，主张幼儿教育如同手指与手掌，应当涵盖健康、科学、社会、艺术、语文5种其本项目，手指与手掌骨肉相连不能单独而存，要注意教材的连贯性及整体性。

此外，家庭教育理论是陈鹤琴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孩子的“知识之丰富、思想之发展与否，良好习惯之养成与否，家庭教育实应负完全的责任”。“要重视幼儿家庭教育的科学实验，对幼儿的家庭教育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和推广，普及儿童心理学和学前教育学的知识，使广大家长都能对自己的子女有个正确的培养目标和教育方法”。

主张家庭教育要民主化，父母要平等对待小孩，尊重小孩的人格。

陈鹤琴的教育智慧

一天，陈鹤琴询问一个小女孩：“小朋友，你见过小松鼠吗？”她说：“看见过的。”“小松鼠有多大呢？”女孩双手比画了一下，两寸多的样子。陈鹤琴追问：“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女孩说：“在书上。”

陈鹤琴发现这样的幼儿园根本就不适合儿童，于是他在家里办起了幼儿园，这就是著名的“鼓楼幼稚园”，第一批孩子只有12个人。

陈鹤琴让孩子们接触大自然，尽量满足他们的天性，他认为“游戏是儿童最重要的工作”，亲自购置和制作玩具，开创性地把木偶戏引入儿童教育。鼓楼幼稚园从一开始就立意冲破旧式幼教制度的束缚，是现代中国幼儿园教育模式的试验田。

陈鹤琴一生的志向，就是让全国儿童都能身心健康，都能享受教育。儿童健康是幼儿园课程第一重要的。应带领幼儿多到户外活动，让儿童在接触自然中学到各种经验。在户外劳动时，陈鹤琴自封为“老狮子”，并亲切地称其他教师为“大狮子”，儿童是“小狮子”，打破了师幼界限。通过共同劳动，“老狮子”、“大狮子”与“小狮子”之间结下深厚的友谊。

陈鹤琴认为，溺爱与专制式的严厉管教法只能摧残儿童的创造力，束缚儿童的思想。为此，他常常带着孩子在草地上跌打滚爬，操拳练武，或者领着孩子摸鱼虾、螺蛳，捡卵石，让孩子在自然的怀抱中，自由生长。

陈鹤琴的教育观

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

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

一切为了儿童，为了儿童的一切。

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

发现小孩、了解小孩、解放小孩、信仰小孩、变成小孩。

我爱儿童，儿童也爱我。

我们反思：不知从何时开始，溺爱与专制成了我们对待儿童的两大“法宝”，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都在乐此不疲地实践着。但这样真的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吗？在陈鹤琴的眼里，让儿童在自然的怀抱中，自由生长，才是对儿童最大的尊重，才是真正满足儿童的发展要求。

四、晏阳初

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是农民，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

教育智慧

“五四”运动之后，晏阳初回到中国。与朱其慧、陶行知等人创建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任总干事。先在长沙、烟台等地进行城市平民识字教育实验。1926年之后，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选取河北定县作为“社会改造实验室”，进行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实验。试图通过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医治中国社会的“愚、穷、弱、私”四大病症，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与本土化，以及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行探索。

他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回到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中间去。并身体力行，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转化为文化启蒙、科学启蒙、民主启蒙与个体意识启蒙的具体实践。在他的倡导下，一大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学有所成的留学归来的博士、硕士，纷纷舍弃了城市中待遇优厚的职位与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携妻将雏，来到乡间，开始了乡村建设的实验，掀起了现代史上著名的“博士下乡”运动。

“定县实验”前后达10年之久，创造了乡村平民学校、生计巡回训练实验学校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教育教学形式。他们还编制了不同程度不同对象使用的字表、词表、简化汉字，以及各种类型与不同程度的平民千字课本（城市平民、农民、士兵与初级、高级等）、历史图说、国族精神讲话等一系列平民教材。从教育入手，对农业生产、农村卫生、保健、社区组织、县政改革进行了一揽子实验。总结出教育、科技与农业生产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互补以及农村教育基础化、经济化、普遍化等一系列经验。

观点

知识分子到乡村去，为农民办教育，要“化农民”，自己首先必须“农民化”。要虚心向农民学习，“给农民作学徒”。

要与农民共同生活和劳动，只有在同他们广泛深入的接触中，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需要，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

教育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训育”，而是“到乡间来求知道”，“努力在农村作学徒”。

反思：晏阳初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是一个整体。他提出的“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其实就是系统改造社会的良方。可惜，今天的教育依然偏“学校教育”轻“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教育之弊如何解，多看看晏阳初，或许就可迎刃而解。

梅贻琦主张通才教育，他认为“通才教育”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这种任务应该由其他教育机构来承担。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

倡导学术自由，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强调教师的楷模作用，对学生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

教育智慧

梅贻琦任清华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清华大学教授会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

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将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1600门课程，且各人学术及兴趣爱好迥异，互为印证。

梅贻琦特别强调教师的楷模作用，提出了著名的“从游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

观点

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反思：“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难道不是言传身教最生动的诠释吗？作为教师，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忘了要将真实的自己呈现给学生，因为对学生来说，我们就是“楷模”。

张伯苓的人才教育信条兼顾德、智、体三个方面，且德育、智育、体育观都有其独到的见解。

重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视“德育为万事之本”。他认为，“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智育教育，而应特别着手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

重视学生的智力发展。他是大胆的革新者，早在1904年教家馆时，就敢于冲破封建教育束缚。他不宣传封建教义的四书五经，而致力于提倡科学，宣传西方文化，开设“算术”、“自然科学”、“英语”、“体育”等课程。

发展体育，增强国民的体质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多次谈道：教育的目的是救国，即以教育来改造中国，但中心是“改造她的道德，改造她的知识，改造她的体魄”。

倡导“公”“能”教育，即熔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于一炉的教育，寓教育于生活及课外活动之中。

教育智慧

张伯苓对学生的人格教育要求很严格。他认为“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他把人格的培养归纳为五个方面：(1)立志，(2)敦品，(3)勤勉，(4)虚心，(5)诚意。他亲自抓这方面的教育工作。每逢周三的“修身课”，总是邀请校外专家名流，或者自己对学生作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讲授，宣传为人做事和处世治学之道，他曾不厌其烦地带着一把筷子登上讲台，向同学们做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百折不断的演示，说明“分则弱，合则强”的道理。从而强调团结可以拯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之真谛。他的这些爱国主义教育，言简意赅，在许多年轻人的灵魂深处，星火般地撒下救国图强的种子。

为了培养学生的文明行为，张伯苓专门在校门的一侧设整容镜。镜子上刻着严修书写的“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使学生出入校门有所警诫。

为了禁止学生吸烟，他曾带头折断自己的烟杆，并当众销毁所存的吕宋烟，终其一生不再吸烟。他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博得广大师生的尊敬，这种榜样的作用在德育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强健学生的身体，他十分注意体育教育的普及，在南开学校的各年级均设体育课，每周两小时，他有时亲自带领学生踢足球或参加比赛。

为了使学生在校的时候就能了解社会的组织，南开的学生每年都有参观考察的活动。

为了培养民主政治的基础，学校里更特别注重学生们对集会组织的训练。

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他从不肯为他们轻易地写一封谋事的介绍信。

观点

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俾我中华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不至受淘汰。欲达此种目的务须对症下药，即：注重体育，锻炼健强之国民。

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三育并进而不偏废。

无论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

大家不要你赖我我赖你，自己要负些责任，国家的事情我有份责任，你不要指责这个指责那个，你指责你自己，你尽责任了没有？大家都说中国有我，中国就有办法了。

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

反思：今天的人们，言必谈素质教育，但什么是真正的素质教育，大家未必真正明白。在当年的南开系列学校里，“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智育教育„„”，张伯苓对于教育的理解和实践，或许有助于我们读懂何为素质教育。

七、叶圣陶

教是为了不教。

提出基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公民，提倡引导与启发，主张在教育和教学过程中，积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良好习惯”。

教育智慧

叶圣陶做起事来刚强果断，认真负责，一贯如此。比如编讲义、写教材，他不但不满意有的人只是照搬照抄，而且指出其中须包括自己的研究，带有自己的心得。这种主张是他负责精神的表现。

叶至善在回忆其父指导他们练习写作时说：“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摘，争辩。有时候，让父亲指出了可笑的错误，我们就尽情地笑了起来„„说是父亲改，实际是商量着共同改。父亲一边看我们的习作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子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

叶圣陶曾应某大学聘请，担任教授。本来他在大学教书并非第一次，又是很有名气的作家，而且在各大书局掌握过文柄，他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写上几大行。可是叶老到校后，在经历栏中只写了4个字，“小学教师”。

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是著名的编辑出版家和作家，但小时候读书并不用功。当年小学一共1~2次升级考试,他竟有4次不及格，别人只需读6年的小学，他竟不得不读了8年。奇怪的是，被人称作大文学家、大教育家的叶圣陶，从未因此焦虑。在叶至善的印象中，父亲从不逼着他考个好分数，也从不强迫他将来一定要上大学。父亲对他实施的似乎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教育。

观点

教育就是为了培养习惯。

学校教育应当使受教育者一辈子受用。

应当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而不是长期详细的灌输书本知识。

反思：应当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而不是长期详细的灌输书本知识。”叶圣陶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然而今天的一些人，依然是在灌输，而不是给予方法。有时，教育不需要很多“创新”，而是去实践，实践那些朴素的教育理念。

八、经亨颐

经亨颐以西方教育的视角观察中国教育，认为中国传统教育是一种“铸型教育”，即教育目标只顾眼前、教育原则固步不前、教育手段千篇一律、教育方法一成不变、教育对象不分差别。针对这些弊端，他倡导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即“以社会教育个人，以个人教育社会”。

他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校训，首开浙江中学界男女同校之先河，并实施学生自治、教学自主，大力推行“人格教育”、“爱的教育”、“感化教育”、“个性教育”。

教育智慧

经亨颐把自己的教育思路称为“纯正教育”、“人格教育”。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人格？他认为，学校应纪律严明、学风鼎盛，且应常举办远足、运动会和文艺活动。在课程上，经亨颐认为图画与国文两科“最合人格教育之本旨”。所以经亨颐在浙江一师任校长期间，亲自给学生上课。每周他会为每个班级讲授“修身”课程。

在授课之外，经亨颐同样重视活动中的“修身”。1913年，浙江一师成立了“校友会”。成立校友会的第一个目的是弥补教室里教授智识之不足，使学生活泼、热情，使校风振作、清新，也使教师得以考察学生的个性。第二个目的是“联络感情、敦笃友谊”。校友会的会员包括本校全体教职员和全体学生，校友会设有文艺、运动等部门，定期组织演讲、文艺、运动会、远足会等活动。各部门部长由教师担任，学生任干事。另创办《校友会志》，刊登校友会的讯息和学生作品。

经亨颐倡导学生自治、教学自主的教育思想，并为学生写下自治歌：

不知人生，哪知自治？自然淘汰误至斯。

禽兽草木无理性，山川风月无意志。

教育为何治何为？理性意志各自制。

经亨颐要求教师必须有“高尚之品性”，反对那些“因循敷衍，全无理想，以教育为生计之方便，以学校为栖身之传舍”的庸碌之辈。1908年，正在东京高师读本科一年级的经亨颐在机缘巧合之下得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长王廷扬的盛情邀请，特意休学一年，担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来到学校后，经亨颐发现学校的教师也是参差不齐，有些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新式教师，也有些是通过关系进来的，且只能教国文，如此一来，学校文学教员过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发展。有一位国文教员是抚台大人介绍来的，却在国文课上写错字，胡乱解释。学生来告状，经亨颐到教室查看后，顾不得抚台的面子，立刻解聘了那位教员。

观点

教育不以外力的改变而更改自己的本性

教育永恒的使命是尊重学生的人格，养成学生的人格。

训育之第一要义，须将教师本位之原状，改为学生本位。

反思：教育目标只顾眼前、教育原则固步不前、教育手段千篇一律、教育方法一成不变、教育对象不分差别„„经亨颐当年所面对的那些棘手问题，今天的我们都解决了吗？如果没有，让我们沉下心来，阅读经亨颐，阅读当年的春晖中学，从而找到解决之道。

九、黄炎培

19l3年，提出实用主义教育学说，认为小学普通教育脱离学生生活实际，需要加以改良；1917年，针对当时学生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开始倡导职业教育；1926年，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认为职业教育只有冲破旧教育论的狭隘圈子，主动与社会保持沟通与联系，努力体现社会性的特点和社会化的作用，才可能最终形成与社会经济的良性互动、健康发展。

反对劳心劳力分离，注意学和用的联系，主张手脑并用“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做工两下联系起来”，只有手脑两部联合才能产生世界文明。

教育智慧

1920年，美国哲学大师杜威博士应邀来华，黄炎培邀杜威在上海举行讲座。活动中，黄炎培根据自己掌握的数字，每百名中学毕业生中，升学的有多少、失业的有多少，数字翔实、有理有据，说明了传统教育已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这场讲演给27岁的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25年后在延安机场，毛泽东迎接来访的黄炎培，握着黄的手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疑惑不解，毛讲述了1920年这段往事。

黄炎培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在江苏省教育司长任上，拟定了《江苏教育行政五年计划书》，其中不但规划了各县小学、师范学校、中学、农校、工校的校数和办学地点，而且还有关于大学、留学生、图书馆、博物馆的设立。

黄炎培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对子女循循善诱的好父亲。

一天，他故意把鸡毛掸子扔在地上，然后走出门来，喊道：“孩子们，赶快上楼来，爸爸有事找你们。”孩子们听到后急忙去找父亲，经过鸡毛掸子边时，孩子们有的绕过去，有的迈过去，有的干脆直接把它踢到一边，而黄炎培的妻子经过时却顺手捡起并放回原处。等孩子都来到他身边时，他问孩子们“刚才的鸡毛掸子在哪里”，“在屋地上。”孩子们答道。“是谁把它捡起来的？”“妈妈。”“为什么你们就不知道捡起来呢？”孩子们答不上来了。他用孩子母亲的行为告诉他们，“要养成勤劳的好习惯，不能事事依赖大人，要学会自己料理生活，才能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情”。

观点

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

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众的义务。

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人不能舍此家庭绝此社会也，则亦教之育之，俾处家庭间社会间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而已。

反思：尽管已经过了近百年，但黄炎培当年所面对的“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毕业即失业”等问题仍困扰着现在的教育工作者。其实，黄炎培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做工两下联系起来”，我们为何就不能遵循呢？

48位世界著名教育家教育思想

1.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认为知识不是他传授给学生的，他所做的无非就是把学生心中的真知唤醒并挖掘出来。就像接生婆一样，他所做的是帮人生孩子（知识），孩子（知识）是每个人自在自有的。故他把自己的教学方法称为“产婆术”，而把自己比喻为知识的接生婆。

也许纯属巧合，苏格拉底的母亲恰恰就是一位接生婆。苏格拉底算是子承母业，母子俩共同做着助产的工作而乐此不疲。苏格拉底常常从对方所熟知的具体事物和现象开始，通过提问，揭示对方的自相矛盾之处，如此层层推进，直至最终得出双方都认可的结论。

且不说苏格拉底的认识论正确与否，他所创立的“产婆术”在教人求知求真方面确是匠心独具，开了西方“启发式谈话法”的一代先河，千百年来无人能出其右。2.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认为7岁前的教育以体育为主，要及时地引导儿童做些适宜于肢体发育的各种活动。儿童自幼养成耐寒的习性，很有必要；儿童习惯于寒冷，不仅可以促进其体格健壮，而且可为其长大成人后的从军入伍作准备。至于儿童的啼哭，则不必禁止，啼哭时扩张肺部，有助于身体的发育。5岁前不可教儿童任何功课，以免妨碍其身体的正常发育。5岁前的儿童主要活动是游戏和听故事。“儿童游戏要既不流于卑鄙，又不致劳累，也不内涵柔靡的情调”。故事应由负责儿童教育的官员作出精心的选择。游戏和所讲的故事，最好能与将来的工作相联系，是将来应从事的工作的简单模仿。儿童的环境对其性格的形成至关重要，不要使儿童听狠亵的语言，更木能让他们讲狠亵的语言，一旦轻率地口出恶言，离恶行也就不远了。同样，也不要允许他们看狠亵的图画或戏剧表演。人们对最初接触的事物往往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人在幼时，务使其隔离任何下流的事物，凡能引致邪念和恶毒性情的各种表演都应加以慎防，勿令耳儒目染。”从5岁到7岁这个年龄时期，儿童可以旁观人们正在从事的他们将来将要从事的工作。

根据亚里土多德的学制，要使儿童从7岁起便就学于“体育教师和竞技教师”。体育的任务是帮助增进健康和“增进战斗力量”。为使体育能发挥效用，应采取一种合适的方针。当时，有的希腊城邦以培养运动员的办法去训练儿童和青少年的身体。亚里土多德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方针，因为少年儿童过度地锻炼会留下恶果，儿童的体质经过长期的剧烈运动将受到损伤。一些在儿童期参加竞赛而得到优异成绩者，到了成年仍能在竞技中得奖者至多只有两三例而已。所以在17岁以前，儿童的体育规程只能是一些“轻便体操”。同时，体育教师应训练儿童身体养成正常的习惯。竞技教师只能教给儿童以轻巧的武艺，如弓箭、弹丸之类，使其初步得到军事技术的训练。亚里士多德不赞成斯巴达人所采取的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严酷训练的方针。斯巴达人用野蛮的措施培训儿童勇敢的品德，其实，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因为勇敢是与凶猛不同的。“凡属最凶猛的往往未必是真正的勇敢”，例如在兽类中，真正勇敢的如雄狮，其性情往往是比较温和的。那些以掠夺为能事的匪徒以及那些吃人的生番，他们并无真正的勇敢和美德。只有那些能正视危难，临危不惧，威武不屈的人才是真正勇敢的人 3.伊索克拉底

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是古希腊修辞学家。他出身于雅典富裕奴隶主的家庭，是智者派高尔吉和普罗塔哥拉的学生，有时跟苏格拉底学习，以撰写法庭诉讼的演说词为职业。公元前392年，他在雅典吕克系附近创设第一所修辞学校，这是古代最著名的学校之一，学生来自希腊世界的各个部分。在他的教导下，许多学生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因此他被称为古代最成功的专业教师。

伊索克拉底认为雄辩是德行和智慧的产物。他自己也不只是一个具有单纯技巧的修辞学家，他要求把修辞和演说提高到真正艺术的水平，而认为华丽的辞藻对于个人的美德和国家的正义只能起着衬托的作用。为培养演说家，他提出了广泛的课程，特别强调语言和文学在高等学校中的重要意义，他帮助哲学家们使雅典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学中心。

伊索克拉底现存的著作有多篇，主要是一些政治演说和法庭的辩论。4.西赛罗

西赛罗（Cicero，前106—前43）是古罗马的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散文作家，而且是一位才干超群的政治活动家，他对于古代罗马的教育有着重要贡献。他是雄辩术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的《雄辩术》一书，是古代有关雄辩教育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西赛罗的家庭属于骑上阶层，家道富有，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先后在著名的修辞学家、法学家以及斯多葛派哲学家所办的学校受教育。青年时期，按照传统习惯，他接受过军事训练，服过兵役，最后按当时的教育传统到雅典的哲学学校游学两年。他受完教育以后，便从事律师工作，不久便步入政界，凭其广博的知识、雄辩的天才以及纵横掉阁的政治手腕和阴谋诡计，而步步高升，公元前64年，在竞选运动中，击败了著名的民主派首领卡提柯那，而当选为执政官，登上了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在政治斗争中，他逆历史潮流而动，死守共和制不放，当共和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时，西赛罗本人也就成了它的殉葬品。罗马三头专政清洗反对专政的元老院时，西赛罗逃亡未遂而被害。

雄辩术起源于希腊。罗马的共和时期，雄辩术在政治生活中曾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争取民众，击败政敌的重要工具。到了共和末期，它的重要性逐渐消亡，随着帝制的建立，雄辩术也就逐步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但是却在另一种含义下，继续为帝国效劳，成了有教养的罗马人的标志或代名词。

西赛罗生活的年代正是这个时期。西赛罗的雄辩家教育的理论不仅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不仅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丰富了雄辩教育的内容，使其更加具有理论意义。他的培养雄辩家教育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话点。西塞罗认为，在培养雄辩家的方法中，练习应占重要地位，练习是培养雄辩家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他强调，练习是使有关雄辩术的各种知识转化为演说效果的最重要的方法。西塞罗指出，练习的方法有多种，最常用的练习法是模拟演说。这种方法是指，先确定一个与在讲坛上讲演类似的论题，然后对讲题作充分的、深思熟虑的准备，最后发表演说。

按照西塞罗的意见，在各种练习中，最主要的练习是写作。写作可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转移到演说能力中去。演说词要求结构合理，布局匀称、得体，富有韵律。这些只有通过演说词的写作练习才能得到。写作的练习必须持之以恒，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否则不可能得到明显的效果。这是西塞罗本人从几十年的亲身实践中得到的一条经验。5.昆体良

昆体良（公元35—95）生于西班牙北部，先在罗马受教育，然后回西班牙当教师，公元68年应召到罗马，由罗马皇帝授予他罗马帝国第一个修辞学教授职位。公元90年昆体良当罗马皇室两个贵族儿童的教师。著作有《演说术原理》，约成于公元96年，后失落，于1416年重新发现。

昆体良在《演说术原理》一书中，不仅反映了公元前后二百年间罗马学校教育的实际，而且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培养演说家的教育思想。他与西塞罗一样，认为一个理想的演说家，首先必须是一个良善的人，道德的生活比华丽的辞藻更重要得多。他对于教育事业怀有很大的信心，认为教育者应当看到儿童具有无限的潜在能力和发展的可能性，天赋的素质在学习上固然是重要的，但不能因此抱怨只有少数人有能力可以接受教育，而多数人是迟钝的；相反，大多数人是敏于理解和乐意学习的，那些呆笨的人如同不正常的事物一样，是非常少的。他竭力主张并多方论证了公共教育比私人教育优越的观点。他要求未来的演说家必须生活在最公开的和阳光普照的公共生活之中，要善于与社会交往，从而经常受到新的刺激和鼓舞。在学习上，他认为作为一个演说家，必须有广博的、稳固的知识基础。他特别强调文学教学（包括学习历史家、科学家和诗人的著作）的重要性，他说：“除非很好地、真正地打好基础，否则，上层建筑就会倒塌。”

昆体良看到并提出了过去一直被忽视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重大作用问题。他对儿童心理特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研究，认为教师必须以父母般的态度对待儿童，并彻底了解儿童能力的差异和倾向；惩罚、鞭打，乃至嘲讽，只能使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教师的鼓励和榜样是使学生学习成功的有效方法。《演说术原理》一书是古代西方第一部系统的教学方法论著。6.维夫斯

维夫斯（1492—1540）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人文主义者、教育家。他出生在瓦伦西亚的一个贵族家庭，幼年受家庭教育，1508年入瓦伦西亚大学学习。1509年入巴黎大学，1512年因不满当时经院主义的教育，离开巴黎去佛兰德，在卢万大学学习和讲学，并与伊拉斯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523年应邀到英国，任玛丽公主的家庭教师，并担任牛津大学希腊文和拉丁文教授，和莫尔过从密切。在英王亨利第八的离婚案中，他站在王后凯瑟琳一边，后离开英国，终老布鲁日。

维夫斯和伊拉斯谟及法国的布迪，号称欧洲人文主义的三杰。他是和经院哲学进行斗争的一位中心人物，他广泛采用归纳的科学方法，注意观察和实验，比培根早了两个世纪。他从事教育实践，注意教育研究，德国教育史家朗格称他是教育新道路的开拓者，是近代欧洲的昆体良。他的重要教育著作有《智慧入门》（1524）和《知识的传授》（1531）。

《智慧入门》是一本道德箴言集，共592条，内容包括论智慧、人的三个领域、事物的性质和价值、身体、精神、学习、德行和感情、宗教。耶稣基督、食物消耗、睡眠、慈善、如何与人共同生活。言语和交往、誓言以及如何待人等17个部分。这本书在16世纪后半叶以后的百余年间，曾经一直是英国学校的教科书，成为英国教育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知识的传授》是一部自成体系的基督教教育学。共分教育的起源、学校、语言教学、高级课程和学习与生活五卷。他认为教育和生活是一体的，在人的一生中，对于智慧的追求无有终结。知识和德行是教育的目的，一切学问都是为了公众的幸福。热爱上帝是生活的最高目的，所以教育的目的和宗教的目的是一致的。在维夫斯看来，莫尔的“乌托邦”大家庭是柏拉图的学园的复活，因此他给学校取名学园，合小学。中学及大学为一体。他很重视校址的选择，要求空气清新，供应方便，远离市区和交通要道。

三、四两卷是课程论部分，他认为课程的基础是语言教学，语言教学的主要内容是拉丁文的学习，要求学生能讲拉丁误，阅读拉丁文专著，也要学习希腊文。维夫斯也很重视本族语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本族语和拉丁语两种语言。他认为自然研究是一门重要的学科，知识的各个部门都来源于自然，感觉是通向知识的道路，所以应通过观察和实验进行感觉的训练。他提出体育运动应在课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他重视教师的培养，主张教师应经过试用，接受校长的仔细考察，然后授予其教师称号。维夫斯的这些教育观点曾对培根和夸美纽斯产生过重大影响。7.蒙田

蒙田（1533一1592）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人文主义者、著名的散文家。他于6岁时入塞恩中学，受过极严格的古典教育，从13岁起学法律，后曾游历欧洲许多地方，并当过波尔多市长。他的主要著作有《论文》三卷，其中论述教育、学校和教师的文章有《论学究气》和《论儿童的教育》等。

蒙田对当时流行的狭隘人文主义教育进行了嘲讽和批判，他指责学究气的人文主义者以空洞的。死板的书本上的东西去填塞儿童的记忆，这种教育所培养的只是迂腐的学究，而不是在各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有文化修养的绅士。

蒙田所关心的是贵族儿童的教育。他认为，适当的教育应当在慎重选择的导师指导下进行。他希望做导师的应陶冶儿童的感情，使他们成为最忠诚于国王的臣民和绅士。他认为贵族儿童注定要成为统治者，因此，应使儿童从幼年时期起就学会优雅的风度、高尚的举止、礼仪以及音乐和舞蹈，并要经受体育锻炼的严格磨练。

针对极端形式主义的烦琐的教学方法，蒙田提出了许多值得予以重视的意见。他希望教师改变像漏斗灌东西似的教学方法，而应当按照儿童的能力来进行教学。在教学中不应当只是教师一个人在讲话，而且也应允许学生有讲话的机会，教师应当让学生说出学过的东西，并理解它的意义和实质。他还希望教师让学生谨慎地吸取一切东西，而不相信只凭权威树立或者未经考察的东西，认为一个仅仅跟着别人走的人不会去探索什么，因而也寻找不到什么。他说，学习和教育只服从于一个目的，即“培养儿童完美的判断能力”。他的结论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培养对学问的兴趣和爱好，否则我们将只是教育一些满载书籍的傻子”。蒙田这些教育观点对后来的洛克和卢梭有很大影响。8.路德

路德在教育上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写的《致全德市长及地方议会参议员的信》、《遣送子女求学的责任》，集中体现了他的教育观点。

对于当时的教育，路德作了严肃的批判。从大学到初等学校，来不存在着严重问题。许多学校已经堕落成罪恶的场所，成为“地狱和涤罪所”，儿童整天在其中受到鞭打、折磨。在大学和修道院学校中的教师们、修道士们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人，是一些只关心填满自己的胃的人，他们根本不能胜任教学和管理学校的工作，由这些人教出来的学生，除了变得更加盲目和愚蠢外，是不能指望得到什么的！路德甚至把大学、修道院学校中的教师、神父、修土比作“粗劣的肥胖的驴子”，“戴着珍珠的猪猡”。各级学校的沉沦还表现在没有好的图书馆，没有好的书籍，所有的只是一些充塞着谬误的书，那些有毒的不干净的书充斥修道院的各个角落。既然无书可读，路德问道，那么学生和老师又怎么能与他们所读的书显示出不同呢？“乌鸦不能孵化出鸽子，同样，愚人也不可能培养出聪明的人”。教师教的都是一些无用的东西，同时他们对于教法也是一窍不通。因此青少年们在学校里呆上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到头来既学不到拉丁文，也学不会德文。所以路德认为，大学、修道院除了把人变成“驴子和笨伯”，人们是不能得到其他东西的。再加上这些地方所存在的“可耻的罪恶”的东西，以致使青年人在其中遭到“令人痛心的摧残”。既然如此，青年还不如不进这些学校，使他们保持无知状态，反比身心遭到摧残要好得多。因此出路是，或者把这些败坏和摧残人的学校加以“毁灭”，或者改造成“基督的学校”。

路德认为教育包括了两方面的职责，一是培养僧俗两界所需要的专门人才，一是对人民实施普通教育。他认为僧俗两界所需的专门人才中最重要的是神学家、法学家和医学家。这是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而提出的。首先，路德十分重视法学家的培养，理由是德国的政权是建立在“罗马帝国的法律的基础上的”，为了巩固国家政权就必须维护法律，而要维护法律就要有知识和智慧。在世俗政权中，正是那些有知识的法学家和其他学者在维护着法律，并以此来维持世俗政权的正常运转。

教育的另一个职责是提高人民的文化和道德。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当权者就不应吝啬钱财，在教育工作上要舍得花钱。因此，路德在致市长、议会成员的信中呼吁他们把青年教育的责任担当起来。城市的快乐、光荣全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有责任把城市治理好。他们应尽心竭力，日夜为此而工作。如果认为人民的生活是否幸福与己无关，那么这种人是不配统治人民的，他只配统治猪狗。那些王公大臣们只知吃喝玩乐，整天在酒窖厨房梭巡。所以办好教育的责任，自然地就落到了市长、市议员的身上。

根据以上的理由，既然僧俗两界都需要教育，那么，僧俗两界的领导人也应把办教育的责任担当起来，教会应当办教育，世俗政权机关也应办教育。路德这种主张对于宗教改革后的欧洲各国影响很大。从这时起，教会和国家政权机构同时办教育就逐渐成为欧洲数百年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只不过是世俗政权机构在办学中逐步处于主导地位，教会由国家支配日益显著而已。9.夸美纽斯

扬·阿姆斯·夸美纽斯（1592—1670）是17世纪捷克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民族独立、消除宗教压迫以及教育改革事业，曾担任捷克兄弟会牧师及兄弟会学校校长。

夸美纽斯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欧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在文化、思想领域，人权与神权、理性与信仰、现实与来世、科学与迷信、民主与专制之间发生了激烈碰撞。夸美纽斯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爱国主义、人文主义及唯物主义感觉论思想。他肩负历史重任，力图打破旧传统的闸门，让适应新时代的新教育思潮汹涌奔流。但他并未能完全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常常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发表其教育观点。夸美纽斯的各类著作共有265种。

《大教学论》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教育学著作，它全面论述了人的价值、教育的目的及作用、旧教育的弊病、改革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学制、教学法、体育、德育、宗教教育。学校管理等。这里着重选编了该书中关于教学法的几章。《母育学校》是历史上第一本学前教育学专著，详细论述了学前教育的重要性、胎教以及学前教育的内容。此书虽然论述的是家庭条件下的学前教育问题，但后来给幼儿园的创立者福禄培尔以重要启迪，并构成其学前教育理论的中心思想。《泛智学校》是夸美纽斯以泛智论为指导，为其在匈牙利建立的实验学校所拟定的实施计划。夸美纽斯的泛智论是探索将一切有用的实际知识教给一切人的理论。这一理论适应了弘扬理性、尊重知识的时代潮流，表达了重视普及教育。普及知识的民主精神。这一计划部分地被付诸实施，其中许多观点和措施成了近代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0.威廉·配第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1676年出版的《政治算术》著作中，首次试图运用数字资料去计算广义教育之成果的货币价值，并从其结果中得出制定经济政策的结论。配第把“技艺”看做一种特别的，除了土地、物的资本和劳动以外的第四个生产要素。配第认为，教育和训练使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出现差别。他对比了海员和农民，认为由于海员所受到的训练，使得在货币价值比值上，令“一个海员实际上等于三个农民”。配第还从人的劳动使人力的货币价值生息这一假设出发，算出英国“有生命的资本”的货币价值。这是第一个力图确定一个国家“人力资本”量的尝试。11.洛克

洛克（1632—1705）是17世纪英国著名的教育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政府论》《人类理解论》《教育漫话》《贫穷儿童劳动学校计划》。本书所选内容集中反映了洛克关于教育的作用、知识的来源、德智体教育等方面的观点。

洛克的主要教育思想是绅士教育。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绅士，即有道德、有学问、有礼貌的人。为此，洛克提出了一套包括德、智、体等在内的教育内容和实施办法。他认为，体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绅士首先要有强壮的体魄，能吃苦耐劳；德育是第一位的；智育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辅助更重要的品质，但其目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洛克还提出了包含大量实用知识在内的教学科目及具体的教学方法。

洛克的教育思想对近代西方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教育影响很大。他的绅士教育理论较之封建的、宗教的教育是一大进步，符合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利益。但是，洛克的思想具有妥协性。他的唯物史观不彻底，仍然相信上帝；他歧视劳动人民，主张为他们设立劳动学校，等等。12.亚当·斯密

第一次百接对教育具有生产性和经济意义进行论述的人，首惟17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建立者亚当·斯密。他首次把人的经验、知识、能力看做是国民财富的重要内容和发展生产的重要因素。认为“人类的才能与其他任何种类的资本，同样是重要的生产手段”。其主要思想体现在《国富论》(1776)当中。

在亚当·斯密看来，教育和训练具有经济意义。他指出:“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约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做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他还指出:“一种费去许多工夫和时间才学会的需要特殊技巧和熟练的职业，可以说等于一台高价机器。学会这种职业的人，在从事工作的时候，必然期望，除获得普通劳动工资外，还收回全部学费，并至少取得普通利润。而且，考虑到人的寿命长短极不确定，所以还必须在适当期间内做到这一点，正如考虑到机器的比较确定的寿命，必须于适当期间内收回成本和取得利润那样。熟练劳动工资和一般劳动工资之间的差异，就基于这个原则。” 13.裴斯泰洛齐

瑞士伟大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1746一1827)关于劳动是人民群众生活的中心，因此生产劳动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中心，他关于教育是从劳动人民中产生的，因此教育应该和劳动人民的要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全面地发展儿童的劳动能力的思想，他关于“使学习与手工劳动相联系，学校与工场相联系，使他们合而为一„„一方面是学习，另一方面是手工劳动”(《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第203页)这一教育和生产劳动联系和结合的思想，他关于通过群众性学校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思想，都是大机器生产出现前(从他生活的国度看)现代教育思想最杰出的表现，他的这一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发展有极重要的影响。14.朱利安

毫无疑问，第一次以相当完整的方式同时论及比较教育的学术性和实践性的人，当属朱利安。此外，他还为比较教育提出了一种无疑独立于其他学科的认识论。

马可-安托万·巴黎的朱利安，1775年3月10日生于巴黎。给他取这个名字，是为了不与他父亲的名字(德龙的朱利安)相混淆。巴黎的朱利安总是朝气蓬勃，一直对政治和新闻有极大兴趣，尽管他不久对教育问题同样表现出了明显的爱好。他首先是一个启蒙运动思想家，拥护典型的理性主义理想，倾向于当时流行的民族主义。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坚持以广阔的世界主义的观点考察文化和社会制度；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法国国内外的多次旅行。

从1808年起，他的主要注意力明显地转向了教育。这一年，他出版了一部名为《体育、德育和智育概论》的著作；这部著作文字过于繁琐，内容过于空泛。尽管如此，该书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特点，大胆地提出了许多革新建议。1810年，他考察了裴斯泰洛齐的伊弗东学院，并对裴斯泰洛齐及其独创的教学方法产生了很深的印象。两年后，他出版了名为《裴斯泰洛齐教育方法的精髓》。朱利安把他的两个7岁的儿子留在伊弗东，这也说明他对该学校十分赞赏。15.卢梭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他的《爱弥儿》是构思20年和撰写3年于1762年出版的不朽之作。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指出旧教育的失败，同时，积极地提出了建设新教育的系统的方案。《爱弥儿》一书分为五卷，其主线索是回归自然，发展天性。文体是夹叙夹议的小说。前四卷指出当时男子教育的荒谬，提出自然主义的改革方案；第五卷提出女子教育改革的设想。卢梭认为，儿童在幼年时期应该在乡村的自然中进行教育，应该读的惟一的书是《鲁滨逊飘流记》，应该学的工艺是木工；女子的教育应该以贤妻良母为宗旨；教育中，应该把儿童看做儿童，而不能看做成人，要尊重儿童的天性，要启发诱导，对儿童的错误应该用自然后果法进行教育等。16.爱尔维修

爱尔维修（1715－1771），系法国哲学家。生于巴黎一位医生家庭，曾在耶稣会的学院受过教育，1738年成为包税官。他看到社会不公，立志为社会谋福利，开始探讨政治、法律、宗教、道德及教育等问题。1758年出版《论精神》一书，反对宗教和当时的统治制度，引起巨大反响。该书短期内印了50次，并译成欧洲主要文字。因教皇等人的反对，该书虽三次删改，仍被当众焚毁。其《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写成于1767年，因怕受迫害而未发表。1773年一俄国人为其发表该书，但被禁止在俄发售。爱尔维修认为人的天赋智慧平等，入的理性和知识来自后天的教育，天才是教育的创造物，人人都应该有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权利。爱尔维修认为教育万能，人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就变成什么样的人。爱尔维修反对教会干预教育，主张教育世俗化，用公共教育培养能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的爱国主义者。爱尔维修主张重视科学教育和体育，使儿童健康、强壮，能真正享受幸福生活。17.赫尔巴特

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1776—1841)也是现代教育思想的一个著名代表。他的贡献就在于从资产阶级的立场阐明了教育的目的，研究和阐述了教学过程、它的阶段性及某些规律，并阐述了教育过程和对儿童的管理等一系列问题。赫尔巴特是古典学科和古典文科中学的拥护者。他的教育思想是对古典文科中学转向现代学校的教育经验的总结。他偏爱古典文科中学，但也主张办好实科中学和群众性的国民学校。他偏爱古典学科，但也主张设立现代学科，包括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赫尔巴特是重视系统知识的学习、重视教师的作用和重视教科书的作用的著名教育家之一。他是现代教育思想中古典派和传统派的著名代表。他的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发展有极重要的影响。18.欧文

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1778—1856)同时还是一位现代教育的教育思想家和教育实验家。生于威尔士一个手工业者家庭。9岁离家，自谋生计，自学成才。1800年1月担任苏格兰新拉纳克纱厂经理，推行改革计划，如改善工人福利，为工人创办性格形成学院（新馆），即从幼儿学校直至成人业余教育在内的教育机构，等等。其改革实验一度获得很大成功。

1824年去美国试办共产主义新村──“新和谐”村，结果失败。在他生活的时代，英国的现代工业已发展起来，社会矛盾也十分尖锐。他同时作为一位企业家，对现代生产和现代科学的作用以及对现代社会的问题十分敏感。因此，他的教育思想已经远远超出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们对现代生产和现代社会萌芽时期的教育的反映的那些教育思想。他不但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病，同时也看到科学和大生产的力量。他看到“科学或机械与化学力量每有增加，都直接造成财富的增加”(《欧文选集》上卷，第299页)，感到科学的“增长是没有止境的，它的发展能力也将随着它的增长而扩大”(同上，下卷，第52页)，他还看到“某些人的劳动比其他人的劳动的价值大得多，这主要是他们所受的教育造成的”(同上，上卷，第181页)。

因而，他认为，“必须拟定方法，使贫民子女受到最有用的教育”。(同上)“培养他们的德、智、体、行方面的品质，把他们教育成全面发展的人”(同上，下卷，第13页)。正是基于改造社会的目标和上述这样的认识，他举办了公共、免费和普及的幼儿教育和初等教育，在小学里开设了比当时英国小学更广泛的课程，如本族语、算术、地理、历史、自然等，取消宗教课。他十分重视劳动教育，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了起来，儿童根据年龄和体力要参加一些生产劳动，但禁止十岁以下儿童受雇做工，十岁以上儿童的劳动受到了严格的时间限制(六小时以下)。他还主张儿童学习一些园艺、农业、手艺和生产技艺。欧文的教育思想对马克思的教育思想和后来的教育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实践都有重要影响。19.福禄培尔

福禄培尔（1782－1852），德国教育家，其教育理论以德国古典哲学和早期进化思想为主要根据，以裴斯泰洛齐的教育主张为教育思想的主要渊源。《人的教育》是他的教育代表作，反映了他对于哲学和教育学的基本观点。

在《人的教育》中，福禄培尔把“统一”或上帝的精神看做万物的本质和原因，而教育的实质和任务在于帮助人自由和自觉地表现他的神的本质，认识自然、人性和上帝的统一。他肯定人性本善，要求顺应自然进行教育。他以辩证的眼光把人的教育描述为一个分阶段的、连续不断的和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

《人的教育》第一至四章分述人的发展的各个阶段的不同特征和教育的主要任务。福禄培尔强调家庭生活尤其是母亲在早期教育中的作用，重视自我活动和游戏的教育价值，并探讨了学校教育的课程问题，其特点是将手工和艺术课列入学校课程。此外，在第四章第四节“空间表现’中所反映的主张为后来恩物游戏奠定了理论基础。

由于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局限，福禄培尔的教育理论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同时，受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不能科学地解释儿童发展的特点。20.第斯多惠

第斯多惠（1790—1866），德国教育家。《德国教师培养指南》是他的教育代表作。其中第一篇总论部分为他的手笔；第二篇专论部分则是合著（中学和师范学校教师）的手笔，系有关各科教学法性质的论文。第斯多惠反对德国教育目的中存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浓厚的宗教色彩，提出“全人教育”的理想。他把“自动性”视为人的发展的主观基础，而以社会中的真、善、美为教育的客观基础，认为两者结合才算是培养了“全人”。

第斯多惠提出教育的自然适应性原则和文化适应性原则，认为教育必须符合人的天性及其发展规律。他的有关思想符合自裴斯泰洛齐以来教育心理学化的趋势，但他对于儿童心理发展特点的具体观点则受到当时心理学发展水平的局限。作为自然适应性原则的补充，第斯多惠提出文化适应性原则，这是装斯泰洛齐关于使人发展并达到完善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认为，人的自然本性的发展不能在真空中进行，教育必须适应社会文化的状况。但他尚未意识到文化和自然两个原则的实质关系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即没有认识到适应自然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文化，而把自然适应性原则放在主导地位。

第斯多惠论述了教学的形式目的和实质目的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这两个目的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紧密联系的。在正确组织教学的情况下，两个目的均可达到。但他更为重视教学的形式目的，指出在学校中还有单纯的熟读死记的遗迹，就无论如何不应放弃关于教学的形式方向这一思想。第斯多惠被誉为“德国教师的教师”和“德国的裴斯泰洛齐”。他所提出的教学法原则成为19世纪中叶德国教育界研究各科教学法的指导原则。他被认为是夸美纽斯和裴斯泰洛齐逝世以后西方最伟大的教学论专家。21.纽曼

纽曼（1801－1890）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神学家、教育家。他的《大学的理想》一书是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一部经典著作。该书是一部演讲集，前九篇主要论述大学的教学，后十篇着重论述大学的学科。

纽曼认为，大学中教学与科研是相互冲突的，大学的职能是教学。在大学中，不能开展狭隘的专业训练，应该实行自由教育，培养学生的德行和理性。大学的教学中应提供普遍性和完整性的知识，其中神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纽曼反对功利主义的观点，认为知识本身即为目的。

纽曼认为，一个理想的学生应该主动、积极地学习，通过学习知识训练智力。22.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1828一19l0)这位天才的俄罗斯作家，怀着建立使学生完全自由和不受约束的教育机构的美好愿望，于1857、1860和l861年对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进行了访问研究，试图寻找可能给他以启示的经验。但他在欧洲所看到阶情况无一令他满意。他特别鄙视当时被公认为是超级榜样的普鲁士教育。甚至小学的强制入学，他也认为是不能容忍的强制。他写的观感，成为他的《教育文稿》的一部分，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一方面，他具有绝对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另一方面，他又具有绝对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他认为所有国外经验与他的教育思想毫无共同之处。俄罗斯不仅不应该模仿西方，相反必须避免他们的影响。

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托尔斯泰把欧洲的教育经验看得一文不值。马赛的劳动者学校，哥达和魏玛的福禄培尔式“幼儿园”，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这并不是俄罗斯应该加以效仿的理由。托尔斯泰认为，俄罗斯应该创造自己的模式。23.凯兴斯泰纳

凯兴斯泰纳(1854—1932)从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研究了劳动人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即所谓“公民教育”和“劳动学校”的问题。他的“公民教育”和“劳动学校”都是针对国民学校的，所完成的是同样的两项任务；即性格训练(灌输忠于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和职业训练(训练能干的双手的职业教育)，以便把学生培养成德国“有用的国家公民”(凯兴斯泰纳著：《劳作学校要义》，1935年，第13页)，即把学生培养成既能为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惊扰主人安宁的伶俐工人。凯兴斯泰纳关于工人子女不需要更多的科学知识和关于他们倾向体力劳动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应该批判，但他系统地研究了儿童的劳动教育，他注重培养儿童的劳动兴趣，培养他们科学的思考方法和培养他们熟练的技艺以及后来试办的夜课制的两年制继续教育，对培养熟练工人都积累了不少经验。后来人们把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看作德国工业发展的两大支柱之一，不能说和凯兴斯泰纳的努力没有关系。凯兴斯泰纳的教育思想对后来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他的有益经验很值得我们研究借鉴。24.萨德勒

迈克尔·萨德勒大体上可以而且应该被视为19世纪的教育旅行家之一。他生于1861年，大半生生活在19世纪，其职业生活也开始于19世纪。在20世纪开始前几年，他开始关注外国教育。1894至1895年间，他是布莱斯(Bryce)中等教育委员会成员。1895年，他在伦敦教育委员会的特别调查报告局工作，这个职位使他最终确立了对比较教育学科的喜好。最后，成为牛津大学学院领导人长达11年。由于他被任命为1919～1923年加尔各答大学委员会主席，他就有了一个较好的机会重新开始他的教育比较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3年)，他满载荣誉离开了人世。

萨德勒没有写下比较教育学科的大部头理论著作。总的来说，他宁愿用报告和座谈会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尽管如此，他的最大贡献恰恰是他对比较教育的理论和科学特点所持的新见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创者。从那时起，人们出国不再仅仅是寻找国外的可移植的具体经验，而有更多的目的：研究这些经验的深层原因。研究者应该着重研究外国经验的原因，而不是经验自身的“结果”。

比较研究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发现那些能从一国照搬到另一国的机制(虽然不应忽视这种仿效的通常可能性)，而在于证明某种外国制度之所以崇高和伟大的精神实质是什么，以便以后找到某些手段，在认为有必要改正国家生活中某些缺点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国土上移植这种精神。

虽然萨德勒非常欣赏德国的教育制度，但他谈到任何国家都不能指望靠模仿德国的组织，把德国教育的精髓谁确地移植过来。德国教育的组织结构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整体；这是它的成就，也是它的危险所在。必须从整体上考虑德国教育，否则就不要去效仿它。

由此，萨德勒第一次以自觉的和系统的方式提出了一种信念，这就是：研究一个国家的教育不能只涉及它的学校。萨德勒还认为，不能把“学校制度”和“教育制度”混淆起来，因为这两者不是同一回事。学校制度本身并不就是国家教育。相反，一个国家不依赖任何学校制度也可以采取其他有效方式来训练和教育年轻的一代。25.列宁

列宁在他自己的时代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同时也继承和发展了他们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理论。列宁在下列思想指导下研究了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

第一，列宁是把综合技术教育当作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现的条件的原则高度来看待它的，他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具体的技术性问题。因此，把它多次列入党的纲领中，例如19l9年俄共(布)八大党纲中就有这样两段文字：“对17岁以下的全体男女儿童实施免费的和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即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了解一切主要的生产部门)。„„对17岁以上的人广泛开展跟普通综合技术知识相联系的职业教育。” 26.阿诺德

迈克尔·萨德勒(1861—1943)19世纪最著名的教育旅行家之一，不过，他的工作很多是在20世纪做的，他本人远不只是一个教育旅行家。他不局限于外国教育经验的收集，而是对比较教育方法论的进步作出了决定性贡献。我们也注意到他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不同，他严肃地希望自己的评价不要带有主观主义色彩和民族偏见。他严肃地提请注意：比较研究不应事先决定证实什么，而应该去发现客观存在的事物。他告诉我们，最好的比较“不在于试图让比较来迎合我们的倾向或偏见，而在于简单和严肃地把我们看到的东西搞清楚”。

此外，阿诺德也是首先隐约认识到教育制度及其效果永远受一系列因素影响的人之一，这些因素中，除了地理类型、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环境外，他还突出强调历史传统和民族特点。关于教育政策，他特别关心在他的国家里按普鲁士方式建立国民教育部，坚决主张制定强制学生入学的法律，并保证这项法律的贯彻执行。

27.尼古拉斯·汉斯

尼古拉斯·汉斯是努力寻找“解释”教育制度的适当途径的比较教育学家之一。他出生于1888年的敖德萨(俄罗斯)，但他主要是在英国开展活动。他对我们这门学科的系统化也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书目索引中列举了汉斯所著的大量著作，最初的著作是1929年出版的，书名为《教育政策原理》。这本书受到赫森的某种影响(这以后再说)，而且后来他们俩合作撰写了另外一本书。1929年的这部著作已清楚地表现出，作者倾向于把比较作为主要方法来使用。除了至今仍保持其重要价值的大量著作(主要参见他1930年、1931年、1951年的著作，以及《教育年鉴》上的大量文章)外，他1949年出版的一部著作，无疑是他最著名的著作，使他成为当今比较教育学科的集大成者。这部著作的名称本身已具有重要意义：《比较教育：教育的因素和传统研究》(参见书末目录索引中1980年的再版本，下面使用的也是这个版本)。除了撰写大量著作外，他还作为伦敦“国王学院”的比较教育教授，在30年代开展了紧张的教学工作。

下面我们来看看反映在他的这部主要著作中的基本思想。在第一章界定比较教育并揭示它的目的之后，汉斯用三部分分别研究他认为制约着教育制度的三组因素，即：

自然因素种族因素、语言因素、地理因素、经济因素；

宗教因素在欧洲的传统宗教中，汉斯选出三派：天主教、英国国教、清教；

世俗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28.阿兰

6.全国著名教育专家教学体会 篇六

2011年12月24日已是深冬时节，我有幸前往省城海口参加了“全国著名教育专家海南省小学语文优质课堂教学研讨会”

本次语文组研讨会是在海南经济学院礼堂举行，12月24-25日两天，共听了四场学术报告，看了四节精品课堂展示。研讨会邀请了全国特级教师支玉恒、李卫东、周益民、王崧舟。课堂互动各具特色，他们的教学风格。教学技巧、风趣的语言艺术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很荣幸参加本次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讨会，带着一种敬仰和好奇倾听了各位大师的风采，领略到语文教学的无穷魅力。下面我谈谈此次学习的两点体会。

一、知识渊博，底蕴深厚

在这别开生面的课堂中，名师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知识渊博，文化底蕴深厚。俗话说得好：“给人一杯水，自己必须要有一桶水。”是呀，作为一位符合时代需要的老师，只有文化底蕴深厚，才能调控整个课堂策略，才能使学生在课堂中生成发展。我在听李卫东名师的《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一课时，老师指导学生理解“花团锦簇”和“姹紫千红”两个词时，他指导学生通过比较、解字的方法，步步深入，展示图片理解两个词的异同。最后让学生从文章中感受到德国风景和德意志民族的美好品质。课堂上，老师教风独树一帜，语言风格自然多变。因此，我想一位文化底蕴不深厚的讲师能在课堂上应对自如，举一反三吗？我想名师之所以是名师，那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多付出一份汗水。当我们酣然大睡的时候他们也许正在探求更好的教学技巧，当我们为自己取得那么一点成绩而洋洋自得的时候，他们也许已经开始了下一步的教研工作。

二、语文课堂融进现代气息

听课之前，我看了《诗与图画的婚礼》这个题目后想：有这样的课吗？诗与图画如何举行婚礼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走进了周益民老师的课堂。课堂上，我一次次被周老师呈现的那些诗所吸引，《树》《伞》《鱼》《消防队长梦中的金字塔》《战争交响曲》……每首诗都给了我意想不到的收获。原来世上还有这样的诗！这些诗，以文字组合的形象给予了我们多少美妙的享受，多少深刻的思考！多么无穷的回味！这节课上，学生与我的收获可能相同。这节课上老师没有怎么引导学生去感受语言文字的内涵，而更多地从文字组合的形象上来感受图案诗在排列组合上的丰富想像与深刻内涵。这节课，周老师所交给学生的，不是如何去品味诗歌的语言文字，而是想带领学生感受这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课后，我深深反思，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教师，不仅要接触到文学作品之外的来自前沿的新鲜信息，还要善于学习，善于捕捉，把丰富的信息传递给孩子们，引领孩子们在生命中成长。

7.著名教育讲座 篇七

每当回味起我的忘年交这段缓缓道出的心音, 我就能从这痴情柔意之中感受到那钢铁一般的胆识与力量。

2012年, 姚文俊先生荣获首届中国时代风云人物“十大终身成就奖”, 能够获此殊荣的均是全国各行业中里程碑式的人物, 如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少林寺CEO”释永信、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等。评委会一致认为, 能够获得此项荣誉, 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一腔热血与智慧开创了国内行业的先河, 他们的成就在业内绽放着永恒的光辉, 他们对各行各业有着不可磨灭的亘古影响。

对于年逾古稀的姚文俊先生来说, 这样的荣誉仅仅是其教育生涯里获得的无数光环中的一个。

在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里, 他依托国情, 继承传统教育之精华, 借鉴吸收国外的教育成果, 倾心做了五件大事, 这五件大事在全国创造了五个第一, 充分诠释了姚校长投身教育的人文情怀和人格力量。

第一件事是制定了《少年儿童思想品德教育提纲》;第二件事就是开展“主体教育”实验研究;第三件事是发动并组织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关心下一代协会”;第四件事是参与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地方“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第五件事是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教育管理研究会 (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前身) , 并担任理事长二十多年。姚文俊七十余载的人生阅历, 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 他唯一的事业就是办教育。可以说, 传道、授业、解惑, 就是他生命的全部。

“敢为天下先”是对姚文俊过人胆识的最佳诠释。

1978年, 姚文俊被任命为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大道小学校长。当时中国的教育界像一个饥饿过度的人突然面对一顿丰盛的晚餐一样无所适从, 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思想品德教育……出现了种种不和谐的迹象。

姚文俊自幼以爱读书、爱思索著称。饥饿的教育、饥饿的学生、饥饿的教师——我拿什么奉献给你们?教育德为先, 教书先教人。拨开迷雾的他开始了小学德育教育的研究和探索。1979年, 姚文俊编写制定的《少年儿童思想品德教育提纲》基本成形。从而, 德育工作第一次由抽象变为具体, 实现了德育内容系列化、德育途径网络化、德育评价科学化的全方位的品德教育体系。《少年儿童思想品德教育提纲》的编写实施, 在中国基础教育界刮起一股“大道旋风”, 使得安阳市人民大道小学成为一面呼啦啦飘扬的旗帜, 引起全国小学德育战线的瞩目。

1984年, 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来到人民大道小学视察, 他握着姚文俊的手称赞道:你是“为全国两亿青少年作出贡献的专家”呀!2008年, 姚文俊凭“小学德育的创新者”当选改革开放30年河南基础教育战线不能忘却的10位基层代表人物。

姚文俊的胆识还表现在敢于讲真话。他是一位既有“国际视野”, 又重视“本土行动”的教育家。他大声疾呼:教育必须致力于发展人这个“主体”, 回归到富有“人性”和充满“个性”的教育上来, 让每一个生命迸发其内在的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0年前的那个春天, 姚文俊走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 他要携手这所全国著名的高校, 进行“小学生主体性发展实验研究”, 探索以培养学生自理能力为中心、变保姆式教育为自我塑造式教育的途径。几年之后, 历经磨砺而推出的“主体教育”实验, 旋即刮起了又一股“大道旋风”。1997年, 该实验获得全国基础教育改革实验研究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两年之后, 中国教育学会将“主体教育”作为六大素质教育成功模式之一向全国推广。目前, “主体教育”实验已扩展到全国十多个省 (市、区) , 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干一行, 爱一行, 行行都能体现人生价值。我平生就想办好一所学校, 当好一名校长。”姚文俊不以小学为“小”, 他穷毕生精力在做一件“小”事, 并努力做好这件“小”事……

有位专家这样评价姚文俊:“人民大道小学所做的一切有意义的探索, 都成为21世纪之初课程改革的萌芽和希望。”眼界、胆识、睿智、胸怀和远见, 构成了性格鲜明的姚文俊。

在姚文俊五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中, 辛勤的耕耘为他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他被评聘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被授予全国优秀校长、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十四大代表, 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荣誉理事长, 安阳市人民大道小学终身名誉校长, 安阳市殷都区教育总顾问兼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2001年, 姚文俊退休了, 但他的血液里依然流淌着对教育的热爱。他退而不休, 应深圳富源教育集团邀请, 跨入了民办学校这个未曾涉足过的领域。姚文俊多年探索出来的德育创新与“主体教育”再次显现出了其独特的魅力。短短几年, 富源教育集团从200多人的雏形迅速增长到了4000多人, 办学水平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2003年底, 富源教育集团从全省四千多所民办学校中脱颖而出, 入选“广东省十佳民办学校”。2005年, 为纪念深圳特区成立25周年, 深圳市评选出自建市以来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比较有影响的百位“特区之子”, 姚文俊凭借出色的工作成就入选其中。

2006年3月, 安阳市第一个县区级教科所——殷都区教育科学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 姚文俊出任所长, 并被特聘为殷都区教育总顾问。他将“主体教育”思想与“多元智能”理论相融合, 创造性地提出了“主体多元”教育思想, 并在殷都区进行了从点到面的区域实验。殷都区被中国教育学会确立为“全国教育改革实验区”, 跻身“全国十大区域课改样本”, 并被评为“河南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县 (市、区) ”。如今, 姚文俊又有了一项新的使命, 他被推选为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他又开始致力于推进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校园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