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读后感

王阳明心学读后感（9篇）

1.王阳明心学读后感 篇一

王阳明心学知行合一读后感

记得以前在看《明朝那些事儿》时，当年明月对王守仁推崇备至，花了很多的笔墨写了阳明心学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对知行合一的哲学理念做了传奇式的描写。使我对这位心学的创立者充满了景仰之情。但对他的了解一直也停留于当时那短短的两个章节，一直无缘对心学继续进一步的学习。这次有缘拿到了度阴山所著的《知行合一王阳明2》，认真通读了一遍，才真正的比较全面的了解了这个中国古代杰出的哲学家的心路历程。

开篇第一章就通俗的解释了阳明学说的核心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使我这个门外女子一下子被吸引到了心学的思想核心，体悟了人生境界的重要意义。在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凡是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二个先决条件。一是确立正确的目标，二是找到正确的路径，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先确立了正确的人生目标，才能实现人生真正的价值。王阳明从小就没有立志走科举仕途的目标，而是立志要成为圣贤之人，这在当时引起了老师的不解，但他矢志不移，通过不断的实践加学习，终成一代圣贤。他从格物致知引伸到认识本体，认识客观的“天理”，再把它转换为律己的修养目标,直接追求一种人生意境。这种意境使人能够“心有所主”，王阳明就是一个能坚持自己的观念，不怕困难，坚韧不拔的人。他能在人生实践中对各种境遇、事物都运用自如，应对合“理”。这一切都因为他树立了正确的人生目标。

实际上王阳明的哲学命题,从“心即理”,到“知行合一”,再到“致良知”,其核心所讲的,就是心之“体用”,即“良知”的境界与“致良知”修养的圆融契合。其中，确立正确的目标看起来似乎相对容易，这就是“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这样,圣人才为“人人可到”,使人人“自有担当”。因此,在为学方法及学说体系上,与朱熹不同,他不是“格”、“致”求知,识认客观的“天理”,再把它转换为律己的修养目标,而是直接追求一种人生意境。这种意境使人能够“心有所主”,并在人生实践中对各种境遇、事物,都能运用自如,应对合“理”。实际上王阳明的哲学命题,从“心即理”,到“知行合一”,再到“致良知”,其核心所讲的,就是心之“体用”,即“良知”的境界与“致良知”修养的圆融契合。

2.王阳明心学读后感 篇二

关键词：王阳明,心学,致良知,教育思想

中国古代视教育为民族生存的命脉, 出现了一批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教育学家。他们在教育思想上都有所建树, 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教育见解。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诸子之学形成与争鸣, 当时的主体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 他们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础。第二个高峰出现在宋明时期, 其主体是以朱熹、王阳明等为代表的儒家新学派———理学。宋明理学是对传统儒学教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特别是明朝中后期王阳明心学的出现, 对以往的理论进行了扬弃, 在教育理论上进行了创新。他的哲学思想一脱当时的经院习气, 充满生机勃勃的活力。他说的“学贵得之于心, 求之于心而非也, 虽其言之出于孔子, 不敢以为是也”可谓震古烁今。

王阳明名守仁, 字伯安, 因创办阳明学院, 世称阳明先生。他是我国明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教育家, 也是明代“心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三十几岁开始讲学授徒, 前后达25年之久。他每到一处任职, 都修建书院、倡办社学, 对明代书院、社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他不仅独具慧眼地提出了心性一体化, 而且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了“致良知”的教育理论。这一理论对于后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王阳明年轻时信奉程朱理学, 但在修行中对朱熹的为学之道产生了怀疑。他最终领悟到, “理”就在人心中。于是与程朱理学分道扬镳, 转向承袭陆九渊的“心学”。王阳明一生先后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重要思想, 其中, “致良知”代表了他晚年的学说定论, 这是他“心学”体系的最终完成。所以, 王阳明最终就把自己的学说集中到“致良知”三字。他遗书邹守益曰:“自今多事以来, 只此良知, 无不具足。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 真圣门正法眼藏。吾平生讲学, 只是致良知三字。”也就是说, “致良知”成了他“心学”学说的核心和灵魂。

何谓“良知”?良知的观念源于《孟子》。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 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 其良知也。孩提之童, 无不知爱其亲者, 及其长也, 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认为良知是人所固有的, 不需要向外求索。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这一思想, 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 见兄自然知弟, 见孺子入井, 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 不假外求。”“自然”表示他把良知看作是主体本有的内在的特征。如果仅仅看到良知是伦理道德, 那么, 王阳明与前人就没有什么区别了。王阳明的最大特色在于, 他提出了一个前人所不曾阐发过的定义, 即“良知是个人是非之心”, 也就是说, “良知”是个判断是非的能力, 是每个人先验的是非标准, 是人内在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体系, 具有指导、监督、评价、判断的作用。

何谓“致良知”呢?在“致良知”这一命题中, “良知”是“道”、“天理”、“本心”。“致”是扩充之意。王阳明的“致良知”即扩充良知, 一方面去除心中的自私杂念和不正当的欲望, 保持至善的心地, 另一方面在现实中接受磨练, 切实践行。“致良知”就是要使“良知”表现在无限多的具体事物中, 这当然需要行动, 所以“致”又是“行”。

王阳明的“致良知”教育论究竟蕴含了哪些实质内容, 他对传统教育论又有哪些发展和创新呢?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树立良知准则

在王阳明以前, 朱熹曾提出“心虽主乎一身, 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 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的观点, 强调主观与客观在心的基础上的统一性。但为了把虚构之理客观化, 他不得不承认有所谓“在物之天理”的存在, 要求人们在“事事物物”上去“穷理”。王阳明则认为这是“析心与理为二”, 把主观与客观对立起来, 势必承认心外还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天地万物之理”。他认为由于朱熹心与理的“双重世界”客观上导致了人们对外界知识的推崇, 人们的良知便逐渐蒙上了知识的屏障。他说:“记诵之广, 适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 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 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 适以饰其伪也。”他认为知识愈多, 良知愈晦。因此, 致良知首先要拆除知识屏障, 树立自家良知准则。有弟子问如何致良知, 王阳明曰:“尔那一点良知, 是尔自家底准则, 尔意念着他是便知是, 非便知非, 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要不欺他, 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 善便存, 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定快乐!此便是格物的要诀、致知的实功。”王阳明教诲弟子树立自家的良知准则, 与其“心即理”说密切相关。王阳明把朱熹的“心与理”改为“心即理”。他说:“心之本体及天理, 天理只有一个。”因此, 穷理也成了从心中求天理。他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 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 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 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这样, 他将外化的“天理”化为内在的“良知”, 又把内在的“良知”扩充为事事物物之理, 不是主观到客观去“求其理”, 相反倒是主观使客观得“求其理”。因此, 王阳明认为, 与其在外“求其理”, 不如从内心“致良知”。因此, 他强调为学的根本在于以自家的一点良知作为“致良知”的内在依据与是非标准。

把自家的“良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必然要让学生放松束缚, 尊重学生的个性。王阳明认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别性, 每个人都应按其个别性来体认“良知”, 即所谓“使人各求本性, 致极良知, 以止于至善”。从承认“良知”的个别性, 王阳明进一步提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良知”, 不能把一个人的“良知”强加给另一个人, 不能强求一律。他说:“圣人教人, 不是束缚他通做一般, 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 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这是指出既然每一种人都有每一种人的“良知”, 那么在向不同人点化“良知”时, 就要考虑到对方的个别性。他指出要遵循每个学生的“良知”所达到的程度进行启发教育, 要“顺导其志意, 条理其性情, 潜消其鄙吝, 默化其粗顽”, 而不应该“鞭打绳缚, 若待拘囚”, 这样的教育才能使学生的良知得到彰明、扩充和净化。

二、重视意念用功

由于良知的作用并不是使我们只产生善的意念, 而是作为监视我们意识活动的内在的评价标准, 因此, 王阳明便十分重视在意念上用功。他说:“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湍的, 原是个未发之中, 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 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 本体受蔽, 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 功夫熟后, 渣滓去得尽时, 本体亦明尽了。”他认为具有上等资质的“利根之人”, 自可“一悟本体即是功夫”, 而对绝大多数人而言, 则应该教导他们“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之功”。在王阳明看来, 若确能在意念上进行长期的道德修炼, “念念致良知, 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 则本体已复, 便是天渊了”。

所谓“意念用功”, 其目的即在于纯化道德动机。他说:“心之发动不能无不善, 故须就此处着力, 便是在诚意。如一念发在好善上, 便实实落落去好善;一念发在恶恶上, 便实实落落去恶恶。”这里的“一念之发”, 不同于朱学所强调的要通过对外部道德规范的学习而获取道德认知的主张, 他要求人们时刻要在意念上用功。只要有一念私欲或非分之念在萌动, 即当如猫捉鼠似的将其克制, 以达到意诚, 即纯化道德动机的目的。

王阳明进一步将“意念用功”与他的知行观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说:“今人学问, 只因知行分作两件, 故有一念发动, 虽是不善, 然却未曾行, 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 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 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 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此是我立言宗旨。”王阳明认为对于“不善之念”最好是“防于未萌之先”, 其次是“克于方萌之际”。如果这“一念发动处”不加以“彻根彻底”的“克倒”, 势必发展成实际行动。因此他主张从思想深处开刀, 先“破心中贼”, 预防“山中贼”, 这就是他“知行合一”论的立言宗旨。

三、强调行实事

王阳明不仅重视意念用功, 而且主张在行动事为中致良知。他说:“欲致其良知, 亦岂影响恍惚而悬空无实之谓乎?是必实有其事矣。”也就是说不能悬空地致良知, 应该在实事上致良知。他说:“诚意功夫, 实下手处在格物也, 若如此格物, 人人便做得, 说人皆可以为尧舜, 正在此也。”王阳明和朱熹一样, 也讲为学“实下手处在格物”, 但王阳明的“格物”是强调以良知为内在依据, 在“事上磨练”, 这与朱熹“格物穷理”的“格物”是不同的。王阳明强调依良知而行, 他说:“尔那一点良知……尔只要不欺他, 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从这里看, 他把“实实落落依着良心去做”作为“致良知”的应有之义。他又说:“如知其为善也, 致其知为善之知而必为之, 则知至矣;如知其为不善也, 致其知为不善之知而必不为之, 则知至矣。知犹水也, 人心之无不知, 犹水之无不就下也;决而行之, 无有不就下者。决而行之者, 致知之谓也。此吾所谓知行合一也。”知善知不善是良知, 致其知善之知而必为之才是致知。可见致知包含“为之”, 即依照良知去实行、实践。所以, 王阳明又用“决而行之”表示致知就是要把良知所知贯穿落实于行动之中。他还说:“人孰有无良知乎?独有而不能致知耳。……良知也, 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 致是良知而行, 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这也说明, “行”是致良知的一个内在的要求和规定。

在为学当中, 王阳明也强调了“行”的重要性。他说:“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 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 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 则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 而谓可以谓之学者乎?”当学生问他“致良知之法”时, 王阳明告诫说:“虚拟自家求, 我亦无别法可道。”他还曾例举“哑巴吃苦瓜”的例子, 激发学生去自己领悟为学之道:“哑子吃苦瓜, 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 还须你自吃。”

王阳明心学否定了朱学的外在“天理”, 克服了朱学心与理支离二分的矛盾, 提出了“心即理”说,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致良知”的理论。他教导人们有事时在“事上磨练”, 无事时在“意念上用功”, 动时在动中致良知, 静时在静中致良知。虽然王阳明的“致良知”依据先验预设的“良知”为理论出发点, 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但是如果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我们仍可发现其中的许多闪光之处, 这对于我们现代教育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守仁著.王文成公全书.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2]陈来著.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 1991.3.

[3]黄书光著.理学教育思想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12.

3.王阳明心学再认识 篇三

关键词：心；思想；哲学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6）27-0230-151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6.27.063

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3第四课《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历史纵横”栏目中有这样一段内容：“据说，有一次王阳明和他的朋友在郊外观赏风景时，朋友问：山岩中的花树自生自长，与人心感觉与否无关，你认为呢？王阳明说，你来看花树，它才存在；你不去看，山中的花树就不存在。这个故事反映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教材编写这个故事，意在和王夫之的思想相对比，以说明王夫之思想的真理性。笔者认为，教材编写的这一例证似有不妥之处。今对王夫之之说不做考证，单就王阳明之说略谈自己的看法，以亟专家和同行的赐教。

王阳明《大学问》讲：“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也。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也。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阳明先生所谓的“心”，与天地万物同体，不分大人小人皆具之。如此看来，天地宇宙万物皆不出于此心，“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了。

深入了解王阳明之“心”的内涵，还需进一步了解阳明先生为学得圣的历程。王阳明《年谱》载：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王阳明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龙泉山上之瑞云楼。弘治二年（1489年），十八岁，偕夫人回余姚，“过广信谒娄一斋谅，语格物之学，先生甚喜，以为圣人必可学而至也。因见竹取而格之，沈思不得，遂被疾。”二十七岁（1498年），“乃悔前日用功虽勤，而无所得者，欲速故也。因循序而求之，然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沈郁既久，旧疾复作。”正德三年（1508年），三十七岁，赴谪至贵州龙场驿。“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觉呼跃而起，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四十三岁时，“始专以致良知训学者”。

以上《年谱》片段，记述了阳明先生为学求圣的简单历程。其中涉计两种不同的求学为圣之道。也即：朱熹主张的“格物致知”之学和王阳明主张的“致良知”之法。王阳明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格致”之学的不可行性，转而“以致良知训学者”。细查先生得旨之状，“忽大悟”三字甚为重要。并有相似案例可以与之比较。据《六祖坛经》记载，唐朝和尚六祖慧能得道之状颇与此同。《六祖坛经· 自序品· 第一卷》载：慧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从以上对比中可以看出，王阳明“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和慧能和尚“何期自性，本自具足”的顿悟之法如出一辙。由此可以理解其“心”之哲学最高命题与佛教哲学“心”之命题渊源颇深，尽管阳明先生对佛道二氏不乏批评。

古今中外一切哲学所探讨的最高命题无非两个方面：宇宙生命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无论是中国的儒释道，还是西方的唯物唯心主义，根本上讲都必须回答这两个问题。“心”是王阳明哲学回答这一问题的最高范畴。“心”也是佛教哲学回答这一问题的重要命题。作为人类我们更希望能对这一命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探讨，能进行更为准确、贴切的表述。问题的关键可能就在这儿，我们一开始的出发点或许就是错误的。因为心学、佛学所揭示的宇宙生命的本来，是无法用我们的思维、语言去接触的，或者说根本就不是思想。

《金刚经·第二十一品·非说所说分》载：“须菩提！汝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经中又多次提到“是经不可思议”等。“不可说”，不能用语言表达；“不可思”，不能用思维去测度。古人早就明确告诉了后学，是我们错会了古人之意。

王阳明的治学方式也很类似，四十三岁时专以致良知训学者，初学弟子皆以《大学问》意授，门人请录成书，曰：“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于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直到嘉靖丁亥年，先生去世前一年才辑录成书。《大学问》中也说：“如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口口相传，不立文字，与佛教禅宗相类。“非意之也”则又说明至圣之道，无关乎意识思维。如果我们广为考察，不难发现平常我们称之为的许多思想，如老子之“道”，庄子之“逍遥”，柏拉图之“理念世界”等，同属此类。

基于以上所述，笔者得出这样一个假设性的结论：宇宙生命真谛的揭示至少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思维的，意识的。古代的学术研究，今天的科学研究，均属于此种类型。这是我们今天普遍熟悉的路子。另一种是非意识、非思维的途径。内心自省基础上的顿悟便属于此种类型（可能还有神的启示）。这是很多古人走过的路子，又是一般我们持否定态度的路子。这两种途径方向完全相反，就像两个人同时从赤道的某一点出发，一个向东，另一个向西，但在某一点又会相遇一样。常人所见花树于心无关，对常人来说无疑是正确的；王阳明认为花树在汝心中，未必是在犯着幼稚的错误。唯物史观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内心自省是一种特殊的实践，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们亲自实践了，才有发言权。

4.王阳明心学读后感 篇四

一、心即理。

二、致良知。

三、知行合一。王阳明的《心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而“心即理”是他所有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为了 这个理论的完整和系统，王阳明将抽象的心和显见的理柔和在一起。什么是心？ 王阳明依据陆九渊“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的观点，指出：“人者，天地 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也就是说：人、是天地万物的中心，心、不是一块血肉”，即非人体内的心脏，是“人之 主宰”、“人之知觉”，是支配、控制、统率人的感官及运动器官的中枢，是人的各种知觉的 综合。“心”，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本体。所以、人的心就是天，只要人的心明白了，天地万 物就都可以解释了。什么是理？ 王阳明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 又何物耶？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 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心即理也。天下又 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然后知殊途 而同归、百虑而一致。” 也就是说：世间万物的道理都在心中，心本来就是性情、性情就是道理，有忠孝之心就 有忠孝之理，无忠孝之心就没有忠孝之理。天下的事情无论多少，天下的事情无论怎样变化，无非是一个道理，是事物本来的客观规律。人心只要归于自然，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因此，在王阳明看来，“心”即是世界产生与存在的根源，又是其发展变化的归宿。天 地间举凡纲常伦理、言行举止、成败荣辱乃至花草树木，万事万物无不根于吾心而森然毕具、神圣本然的“天理”流行。“心”，在王阳明思想体系中无疑据于核心地位。但他强调物、事、理、义皆归宗于吾 心，并非要否定或割裂“心”与外在世界的联系。对于王阳明来说，其目的乃是要确立“心” 即人之主观精神的本体地位，并无限扩大“心”、“物”的同一性，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否定外部

世界与人之与世界的差别。根据这个道理，王阳明提出“万物一体”说，他认为：“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 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

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 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人的良知 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这样，凭藉着“人心一点灵明”或“人的良知”的沟通，天地万物便与人融为一体，同出一 源，殊无区别。王守仁“心即理”之说，是其“知行合一”论的基础，它充分肯定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相信自我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成圣潜在能力，反对迷信外在权威，否定用现成规范和书本教条 来禁锢人的身心，而主张依靠自我的“心之本体”（良知）来主宰和支配一切行为，在道德实 践中努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哲学家们批判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说，他们认为：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说，把人类的 主观意识和客观存在等同起来，断然否定了有离开心而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王守仁所谓“天 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就是把人类认识的能动作用片面夸大 和过分神化，以致用吾心之主观精神吞并了客观存在之物理。从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这些批判，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在人类不能客观地解释和反映物质世界的时代，追求主观的完美，自然是改造主 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别无他求的唯一出路。王阳明的伟大，就在于他开辟并指引着这条道路！王阳明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他所有的理论都是为政治、军 事、教育服务的。毫无例外，作为《心学》的理论基础，“心即理”的学说，自然，有他鲜明 的政治目的。那么、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学说，政治目的何在呢？ 阳明认为：“大学之道”的核心性难题和机会在“亲民”二字。别的都是主观性的指标，能 亲民与否才是区分真伪的实践性的标准。只有在亲民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你是否知行合了，才能将三纲五常等“明德”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做不到“亲民”所有的说教都会沦为滑舌利口 的恶谈。有了亲民的境界，才会老我老以及人之老，才能有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心态，这样 才能“尽性”。“尽性”与“止于至善”不是两张皮，而是一体化。而且既不能独善也不能空谈，必须在“亲民”的过程中“实修”，开放性的“修”。这才能找到“吾性自足”的正确门径。

就因为“万物一体”、所以、做万物中有“一点灵明”的人，要亲近自然；做天子的君，分 担君的人物的臣子，要亲民。

于是、就有了“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正是将“心即理”的理论认识实践于社会，形成

5.王阳明心学美学的内指性体验 篇五

王阳明心学美学的内指性体验

王阳明心学的向内生成引发了对人自身生命意义的叩问,是程朱理学中格物致知方式转向的标志,向心内探求成为悟道的.不二法门.可以说心学具有明显的内指性生命体验的审美特征,这是不同于理学的独特价值所在.

作 者：李计珍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山东,济南,250014 刊 名：晋阳学刊  PKU英文刊名：ACADEMIC JOURNAL OF JINYANG 年，卷(期)：2002 ”"(6) 分类号：B83-02 关键词：王阳明   心学美学   内指性   生命体验   历史地位  

6.学习阳明心学心得体会 篇六

立志：先前的理解认为就是我们要确定一个人生的目标，比如我要创业、我要成为老板、要升职、要赚钱等等，但是通过学习，渐渐感悟到，原来自己以前所谓的目标其实已经偏离了圣人之道。圣人之道的志向是，无我利他，一定是要为他人的幸福而努力。要抛弃心中的小我，成就心中的大我，不是每个人都要可以成为圣人，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圣人的志向，朝着这个方向去走，去为他人的幸福而努力。因此我重新立志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对他人友善、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关爱。

勤学：先前认为勤学无非就是好好学习，努力对知识技能的掌握。通过学习渐渐发觉，所有认为的知识其实都是术，这些东西只有在道的引导下才能发挥作用。术是可以学的，而道不是靠学的，是要靠我们一点点去感悟体会的。心-道-德-事业，要想成就我们的事业，我们首先要在心上面下功夫，在道上面下功夫。因为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蕴藏着巨大的宝藏，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挖掘，而挖掘的唯一途径就是时刻磨练自己的心，提高自己的心灵品质。有了高尚纯净的心灵品质，才能有无穷的智慧和激情去保持学习的热情，去为社会做贡献。

改过：先前认为，改过就是犯错后的改正。但是通过学习，我慢慢领悟到，改过其是一个磨练内心的过程，没有之前认为的那么简单和肤浅。责己其实很难，是要真正敢于在内心深处捅刀子，要敢于去剖析自己所犯的错误。绝对不是轻描淡且就草草了事的。没有感受到心痛的责己是没有用的。也是不能彻底算改过。改过的前提就是要深刻的剖析自己。无论多大的错误哪怕是盗匪，只要知道错，知道悔改，只要反省深刻都是可以改过的，都是可以恢复良知的，也都是可以重新走上正道的。因为人人心中都有良知。

责善：先前很纠结，很怕说别人不好会引起他人的反感，因此很少去指出他人的不好。学习了阳明心学后，我感悟到，责善朋友之道也，这事朋友之间相处应该具备的品质。只要是发自内心没有恶意的责善，再加之正确委婉的方式，所有的责善都是帮助朋友进步。理解了这一点，自己对于别人的责善，也开始从开始的抗拒，怨恨转变了心态去接受，去反思，去诸己。

7.王阳明心学读后感 篇七

有关《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1]的生卒年, 现在学者的多认定是集中在1500年—1580年之间, 由此可以推断出吴承恩一生大概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四朝, 这个时候已经是明朝的中后期,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百姓生活更加丰富, 而统治者在思想与文化方面严酷的高压政策已逐渐失效, 传统的文人文学和适合普罗大众的市民文学蓬勃发展, 出现了许多文学作品, 也产生了许多思想流派, 《西游记》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2]。

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 不可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 也或多或少会受到当时流行的思想宗派的影响。此外, 吴承恩一生虽不至于贫困潦倒, 但一直仕途不顺, 纵观明朝的在科举方面失利的文人, 其人大多有一种疏狂狷介之气, 如唐寅, 如蒲松龄, 吴承恩也是如此。他在隆庆年间与后七子之一的徐子与 (即中行) 交好, 时常“往来酬应, 酒酣论文” (胡适语) , 而前后七子的文学运动正是与王阳明[3]的哲学思想相呼应的, 从这些方面来看, 吴承恩笔下的《西游记》, 有意无意地透露出王阳明思想的影响。

一、四句教

在王阳明心学理论中, 有四句诗概括了其大半生的学术思想, 即: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后人则将这四句诗称之为“四句教”。

在《西游记》中, 将这几句诗中的道理表明得极致的, 便是孙悟空。

提到孙悟空, 人们总简单化的说他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而在作者笔下, 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吴承恩在《西游记》第一回《灵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中写道:这块石头“有三张六尺五寸高, 有二丈四尺围圆……上有九窍八孔……四面更无树木遮阴, 左右倒有芝兰相衬。盖自开天辟地以来, 每受天真地秀, 日精月华, 感之既久, 遂有灵通之意”, 它的高和围圆也不是随便来的, “三张六尺五寸高, 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二丈四尺围圆, 按政历二十四气”, “九窍八孔, 按九宫八卦”。在这样一颗灵石中蹦出来, 孙悟空当然也是一只“灵猴”, 拥有一颗“灵心”。《西游记》一百回的篇章题目中, 就有十六回的题目将“心猿”这个佛教用语作为对孙悟空的称呼。鲁迅也讲道:“……假欲勉求大旨, 则谢肇淛之‘《西游记》蔓延虚诞, 而其纵横变化, 以猿为心之神, 以猪为意之驰, 其始之放纵, 上天下地, 莫能禁制, 而归于禁锢一咒, 能使心猿驯伏, 至死靡他, 盖求放心之喻, 非浪作也’数语, 已足尽之[4]”。

可以说, 从他至石缝中出生, 到他于菩提祖师处学艺归来, 孙悟空的心灵都是处在一种朦胧混沌的状态之中, 对善恶尚没有明确的认识, 随心所欲, 心之所至, 即是他的天地。而这种平衡被打破是在孙悟空学艺归来之后, 得知自己的领地被一自称混世魔王的妖怪侵占, 孙悟空施展所学, 不费吹灰之力将其打败, 始知世上有对自己产生不利的敌人的存在, 有待自己尽心尽力的徒孙存在, 有了这种意识, 他心中也出现了善恶之分。在孙悟空初步有了善恶意识之后, 西天取经途中遇到的妖魔鬼怪使他逐渐对善恶观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这是一个格物致知的过程, 最终, 他与师父及师弟们到达西天, 取得真经, 更被封为斗战胜佛, 这是对这四句诗最好的注脚。

二、致良知和求放心

这是王阳明心学思想中两个重要的概念。“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 “致”是在事上磨炼, 见诸客观实际。“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 知行合一, 而所谓“知行合一”, 并不是一般的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 主要是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

在“三打白骨精”一章中, 处处体现孙悟空的知行合一。见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 圣僧恨逐美猴王》第二段描写:“好猴王, 他在那马前, 横担着棒, 剖开山路, 上了高崖……”在取经途中, 这等最艰难的开山辟路的前锋工作基本是孙悟空完成的。再读下去, “三藏道:‘悟空, 我这一日, 肚中饥了, 你去那里化些斋吃。’行者赔笑道:‘师父好不聪明。这等半山之中……教往那里寻斋?’三藏心中不快, 口中骂道……”这些句子, 都让人感到有点诧异, 以孙悟空自封齐天大圣, 大闹天宫, 玉帝老儿都不放在眼中的脾气, 何至于到赔笑挨骂的地步呢?

有人说, 孙悟空害怕紧箍咒, 这是一个原因, 但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孙悟空对唐僧的尊敬。唐僧将悟空自五行山下救出, 就相当于他的再生父母, 又有在灯下为孙悟空缝制衣裳的行为 (虽然书中没有着力刻画这点, 但在88年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将这一节刻画得相当感人) , 使悟空感到一种从未感受到的来至长辈的亲情关心——尽管孙悟空的实际年岁远远大于唐僧, 但在心智上唐僧则可称为他的长辈。

对父母孝顺, 始终是中华文化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明白了这个道理, 并且将其体现在实际行动之中, 让父母舒适满意, 这便是一种“知行合一”, 悟空完完全全的奉行了。因而, 即使被唐僧责骂后, 他也毫无怨言。

从整部《西游记》来看, 唐玄奘也是“知行合一”论的实践者。在第十二回《玄奘秉诚建大会, 观音显像化金蝉》中, 观音赠唐太宗以简帖, 上书颂子令其差人去到西天取得真经, 朝中百官均无人响应, 只有玄奘“帝前施礼道:‘贫僧不才, 愿效犬马之劳, 与陛下求取真经, 祈保我王江山永固’”;他回到洪福寺后, 众僧人都说“西天路远, 更多妖魔鬼怪, 只怕有去无回, 难保身命”, 玄奘则道“我已发了弘誓大愿, 不取真经, 永堕沉沦地狱。大抵是受王恩宠, 不得不尽忠以报国耳。我此去真是渺渺茫茫, 吉凶难定”。

唐玄奘秉持着忠君报国的信念, 在已知取经路上困难重重, 仍然抱着必死的心态, 踏上征途, 最终取得真经归国, 不得不说, 这是一种伟大的精神, 给知行合一论做了一个完美的诠释。虽然作者为了凸显孙悟空, 偶尔将唐僧刻画得懦弱和糊涂了些, 但总体仍是对唐僧这种精神持以肯定的态度。

在《西游记》中, 师徒五人的种种行为都是为了到达西天, 取得真经, 象征着“致良知”的最终目的即是“求放心”, 即是使受到外界迷惑而放纵不羁的心回归到良知的自觉境界。

将这个道理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反而是五人组中形象最差的猪八戒, 同样是在“三打白骨精”一章中, 他可以说是一个让人讨厌至极的负面形象。在孙悟空前去摘桃后, 白骨精化为一个妙龄女子, 一见之下, 他便“动了凡心, 忍不住胡言乱语”, 等到白骨精花言巧语, 向三人展示了喷香的饭菜之后, 他更是按捺不住, 在未经师父的同意, “不容分说, 一嘴把个罐子拱倒, 就要动口”。及至孙悟空三次打杀白骨精后, 每次都有他在一旁煽风点火, 添油加醋的描绘孙悟空的罪行, 使得本来已经软下心肠的唐僧又是对孙悟空念紧箍咒又是要赶孙悟空走。在书中对猪八戒负面的描述还有很多, 但他还是坚持走到了最后, 完成了西天取经这个对他来说无比艰巨的任务, 终于做了个净坛使者, 虽然比起玄奘悟空两位佛少了一个等级, 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

三、新四民论

虽然在中国传统观念里, 工商业始终是处于一种受人歧视的低贱地位, 但是明代的经济发展使得商人的活动更加频繁, 因而这一时期的工商业者的实际地位也有所提高。而阳明心学因强调人心的作用, 重视人的活动性和创造力, 认为士、农、工、商四者“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 他们“异业而同道, 其尽心焉一也”, 将工商业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王阳明在其著作《传习录拾遗》中便说道:“虽经日做买卖, 不害其为圣为贤”。

吴承恩显然受到这种先进的思想的影响, 在《西游记》第九十八回《猿熟马驯方脱壳, 功成行满见真如》中, 阿难, 伽叶二尊带领师徒四人去取出藏经时, 扭扭捏捏不肯将经传给众人, 说什么“圣僧东土到此, 有些什么人事送我们, 快拿出来, 好传经与你去。”因唐僧未曾备得人事, 居然将无字经书传给师徒一行。后来如来为此辩护道“……经不可以轻传, 亦不可以空取, 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保他家生者安全, 亡者超脱, 只讨得他三十三升米粒黄金白银, 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 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在吴承恩笔下, 此刻的如来佛祖已经不是佛经中威严神圣不可侵犯亵渎的形象, 反而更像个斤斤计较的商贩。这是对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的一种挑战, 吴承恩将如来勾画出一副“做买卖”的轮廓, 将商人的形象与佛祖等同于一起, 不得不说吴承恩的大胆, 也是当时王阳明思想影响之大的一个体现。

注释:

[1]关于《西游记》作者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 本文采取的是由鲁迅和胡适论定, 被大多数学者承认的观点, 即《西游记》的作者为明朝的吴承恩。吴承恩 (约1500年—约1582年) , 字汝忠, 号射阳居士, 淮安山阳 (今江苏淮安) 人。

[2]《西游记》的成书其实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历史时期, 从这个方面来探讨王阳明心学思想对《西游记》影响是难以说明的, 因而本文所有的探讨都是建立在吴承恩版《西游记》的基础之上的。

[3]王阳明, 即王守仁 (1472年—1528年) , 字伯安, 号阳明, 浙江余姚人, 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 精通儒道佛三家, 且能统军征战, 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页。

参考文献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版, 115页。

[1]陈先行点校:《李卓吾点评西游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年版。

[2]竺洪波:《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8.王阳明心学读后感 篇八

有人说： 稻盛和夫是当代的王阳明，不过是东渡日本罢了。稻盛哲学是现代商业社会的阳明心学。这话有道理，但既然是哲学，就超越了商业。稻盛和夫出身是科学家，出名是企业家，但本质上是哲学家，而且是彻底追求正确思考和正确行动的哲学家。

稻盛24岁时，在精密陶瓷领域，就有划时代的发明创造，他和他的团队创造了“又一个新石器时代”。更重要的是，稻盛在成为全世界行业首屈一指的科学家的同时，已经开始建立他的哲学，成为哲学家，因为他思考并解决了有史以来所有科学家，包括牛顿、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在内，都没有认真思考过的哲学问题。

稻盛27岁创业，到了30岁，他已经相当完整地、非常清晰地建立了他的哲学。稻盛的所谓哲学，核心只有一句话：把“作为人，何谓正确”作为判断一切事物的基准。换句话说，判断和行动的基准不是利害得失，而是是非善恶。这句话也叫敬天爱人。敬天爱人是稻盛京瓷公司的社训。这句话换一种说法，就是“致良知”。所谓致良知，就是把良知发挥到极致；所谓“把良知发挥到极致”，就是事事对照良知，对照“作为人何谓正确”，做出判断、采取行动。

稻盛的“敬天爱人”和王阳明的“致良知”完全是一回事。稻盛2013年答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我在中国古典思想中学到的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致良知，就是达至良知，按良知办事。“良知”在日本叫“良心”，用我的话叫“真我”，真正的我就是良知。遵循良知判断事物，这是绝对性的东西。达到良知的境界，将良知付诸实行，就是我事业成功的最大的原因。

稻盛和阳明是一脉相承。

稻盛认为，只有心灵纯粹才能看清事物的真相，只有心灵纯粹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才能看到自己过去没看见的东西，包括科学真理、技术诀窍、商业模式、经营哲学等等。

在强烈的愿望和纯粹的心灵的状态下，灵感就会源源不断。

那么，所谓纯粹的心灵具体是什么呢？稻盛先生这么说：在人的心灵里，同居着利己之心和利他之心。一般情况下，利己之心占着上风，无意识的判断，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面子等等，这就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而抑制利己心，发扬利他心，接近纯粹心灵，就能看清事物的本质，就能对事情做出正确的判断。

阳明先生这么说：“此心无私欲之蔽，即为天理”。“心静如水，良知清澈，自能临事不乱，应变无穷”。

稻盛、阳明隔着时空对话，两人心心相印。

哲学原点——致良知

稻盛创业时28人中，除自己是一名地方大学的毕业生外，20名是初中生，有几名高中生，都是极为普通的人。为了鼓励大家，为了说明能力平凡的人也能取得不平凡的成功，稻盛想出了一个人生方程式，又称成功方程式：

人生·工作结果=价值观（-100～+100）×努力（0～100）×能力（0～100）

能力许多是先天的，比如智商、健康、运动神经、音乐细胞等。从白痴到天才可从0到100打分；能力由意志决定，从懒汉到劳动模范也可从0到100打分；价值观（又称思维方式、人格）从负100到正100打分。

这个方程式的特点是成功三要素是相乘而非相加；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又称思维方式、人格）有正负。

这是一个对于成功、对于人生的、美妙绝伦的诠释。

稻盛先生说：这个方程式是我的哲学的核心，我一辈子就是按这个方程式做事的，也只有这个方程式才能解释我的事业为什么持续成功。

稻盛先生有时会把方程式中的价值观置换为“判断基准”，这个判断基准从利己到利他也可以从负100到正100。

稻盛27岁创业成了经营者，需要判断决断的事情陡然增加。怎样才能对接踵而来的问题不断地做出正确的判断呢？

没有人可以请教，自己没有经营的经验，也没有经营方面的知识。稻盛大学的专业是有机化学，他没学过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哲学等等。

在烦恼困顿中，稻盛纯粹的心灵中又冒出了灵感：既然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做基准，我就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来做判断的基准吧，如果这可做基准的话，我能够掌握，因为父母老师从小教导过我。

用一句话说，判断事物的基准就是“作为人何谓正确”。

具体来说，作为人：应该正直而不应该虚伪；应该勤奋而不应该懒惰；应该谦虚而不应该傲慢；应该勇敢而不应该卑怯；应该知足而不应该贪婪；应该乐观而不应该悲观；应该自利也利他而不应该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等等。

更具体来说，就是“经营十二条”、“会计七条”、“京瓷哲学78条”等等。这都是各种场合下的“作为人，何谓正确”。

换句话说，以是非善恶、不以利害得失作为判断一切事物的基准。这可以做到吗？可以！ 因为“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知善知恶是良知”。

阳明先生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也”。

稻盛先生所说“把作为人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以正确的方式贯彻到底”。就是阳明所讲的所谓“格物”，“为善去恶是格物”，也就是“致良知”三字。

用“致良知”转变经营理念

稻盛先生创办企业的初始目的是“技术问世”，就是将自己的技术发扬光大。但是，经历11名高中生辞职事件后，对照良知，用何谓正确的判断基准衡量，稻盛认识到：“技术问世”听起来不错，其实只是显耀个人的本事，这种狭隘的个人愿望，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私欲。京瓷公司不是显耀稻盛和夫个人技术的场所，更不是经营者一个人发财致富的地方。而是要对员工及其家属现在和将来的生活负责，京瓷公司应该成为全体员工共同追求幸福的场所。当然，作为社会公器，企业还必须对社会做贡献。

于是，他把企业的经营理念确定为：在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

我认为，这是一切集团理念中最高贵的理念。

稻盛说，这一理念的转变，为公司的腾飞打下了基础。

良知即天理，致良知必得天助

稻盛先生40年间赤手空拳创建了京瓷和KDDI二家世界500强企业；78岁出马拯救了破产的日航，日航也曾是世界500强之一；培养日本首富、世界500强“软银”，孙正义当过五年盛和塾的塾生。现在全世界盛和塾的企业家塾生已超一万人，这也是史无前例。

稻盛著作畅销一千万册，还在迅速增加。

阳明先生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为天理”。就是说，心中的良知即为天理，遵循天理，必得天佑。

稻盛先生说：至诚通天。看到我为社会、为世人全力以赴、全神贯注、一心不乱、奋不顾身的样子，上天、神灵、自然、或者说某种伟大之物（Something Great）因感动而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日航不可思议的成功，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这不过是天助而已，仅仅是我无私的心灵和纯粹的行为感动了上天而已。

“致良知”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国人最伟大的智慧。只有在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中突出“致良知”这个简单明了的核心，才能更好地古为今用。

（本刊记者根据曹岫云先生在首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演讲整理，有删节，未经主讲人审阅。）

9.《王阳明》读后感 篇九

王阳明是谁?首先他是明代有名的大臣，其次，他是一个文坛大家，是一位用兵如神的将领，是被称为中国上下五千年两个半“完人”中的一位，是孙中山、蒋介石等人心中的偶像。书中令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王阳明所提出的“知行合一”的理论。在提出这个观点之前，王阳明曾反复实践了朱熹所提出的“格物致知”，他勇敢地反驳了这个观点，也随即提出了“知行合一”。 什么是“知行合一”?便是知识不仅仅是在理论上有它的意义，还要到生活中实践，才能够体现出它的真实价值。朱熹在儒家学术地位极高，王阳明提出了这个超过朱熹的观点，在当时令所有儒家学子难以接受，他是冒着死提出并坚持的，他的勇气和对真理的执着令人赞叹。

我也要学习王阳明先生善于思考的品质，在学习中思考在生活中实践，做到真正的“学以致用”。

另外，作为一个学生，我还应该学习的是王阳明不放弃、不气馁、昂首苦读书的精神。王阳明曾经两次考进士落榜，他却说“世人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他在挫折面前不畏怯，凭借自己的努力战胜失败，向下一个困难发起挑战，最终获得金榜题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