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看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从马克思主义看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精选8篇）

1.从马克思主义看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篇一

从饮食文化看中国社会变迁

自小我就是一个吃货，我小时候的愿望就是长大了要吃遍世界上的美食，现在想想那时的自己很是单纯，可爱。上了周老师您的课以后我知道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老师的课很生动有趣，我们从不会感到无聊，今天我想用这次期末作业来表达我对饮食的热爱，希望可以用自己浅显的观点来看中国饮食文化的变迁。接下来我会从以下几方面来介绍饮食文化和中国社会变迁的联系。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是众所周知的。古人也云：民以食为天，所以“吃”真的很重要，我从小就立志于做一个资深的“吃货”。近几年来，有个很火的节目是关于吃的，就是《舌尖上的中国》，它的节目制作人说：“该节目是美食和历史的交织参拌，《舌尖上的中国》在呈现各色美食之外，展示的是普通中国人的人生百味。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原有的大家族也在发生变化。通过饮食的故事，来展示普通中国人的人生百味，所以《舌尖上的中国》有了一层厚重的历史感。”中国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的，不同地区的人吃什么，这其中涵盖着历史和文化的因素。一个民族饮食生活习惯的形成，有其社会的根源和历史根源。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各民族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及饮食原料的不同，各民族的饮食习惯就有明显的差异。这些不同地区的饮食习俗都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反映了一个民族的饮食习俗。

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饮食文化也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中华饮食文化的变迁也可以说也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所以，就请跟着我的脚步让我们在饮食文化历史的长河中去感受一下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中华饮食文化的魅力吧。

还记得那是在七十年代，中国人吃的像个人样，中国饮食文化经历了从吃粗粮到吃细粮的变迁。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萝卜、大白菜一度成为老百姓餐桌上的主菜，并代替了粮食。家家户户都在腌制咸菜，似乎只有逢年过节时才会“几近无限量”地包顿饺子。偶尔有重要的客人，也会安排杀鸡杀鸭招待。一般的家庭中，女性仍然没有习惯上桌同客人一道吃饭。尤其是中小型城市，餐桌上只有家里的长辈和男人们。在二十世纪50年代前，健康的标准是“只要求不生病”。二十年后，这个标准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时代还没有那么多的糖尿病，最甜的烤红薯和爆米花也只是孩子们偶尔才能享受的。这个时代的符号很相似：推开不同的门，每张餐桌上的菜肴是相似的；每个房间家具摆设是相似的；人们的穿戴是相似的；对生活的渴望也是相似的。他们的理想很简单：吃的像个人样。

到了八十年代，从温饱走向小康的中国人，餐桌上“逐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盛。尤其到了中后期，在城市居民的菜篮子中，一年四季都可以装满各种各样时令蔬菜水果。从初期的粮油、副食品敞开供应开始，所有的票证都被逐出历史舞台时，也预示着一个新“饮食”时代的到来：以往逢年过节才端上餐桌的红烧肉，已经慢慢开始增多。过去闻所未闻的三文鱼和鲈鱼，也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佳肴。每个人都有一个明显的感觉：生活水平正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化。但虽然如此，能够明显提高身体素质的牛奶，依然还是没有在这个时代中普及。直到中期，全国实施了菜篮子工程，把禽、蛋、奶、水果、蔬菜等等包括在菜篮子工程里统筹解决。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才彻底解决了副食供应紧张的局面。80年代后期，粗粮食品逐渐从百姓的餐桌上淡出，细粮成为餐桌上的主角，而粗粮成了配角。一些粗粮已经被淘汰，与此同时，野味和海鲜也逐渐开始出现在人们饭桌上。从这些“新鲜”的菜肴中人们依稀看到，黎明前的曙光已经到来。

来到了九十年代，从这个时代初期开始，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吃风大长，一年在餐桌上甚至能吃掉上千亿元人民币。鲍鱼、海参开始出现在人们面前，菜肴的品类和档次也开始步入历史顶峰期。在这个时代的餐桌上，尤以鲍鱼为吸引眼球。自古以来，这道菜就是尊贵生活的象征。在各个朝代，吃鲍鱼往往是豪门贵族、帝王将相才能拥有的幸福享受。尽管它的营养成分并不是最齐全的，但它给人的心理满足却非同一般。已经消失的粗粮意外地受到食客青睐，再次回到餐桌，重新成为中国人饭桌上的新宠。与此同时，国人把牛奶从特种营养品的位置摆上了普通的餐桌，中国乳业于是开始高歌猛进，进入一个超常发展时期。随着生活的富裕，中国菜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口味。俄罗斯西餐、法国大菜、意大利比萨、日本料理、韩国烧烤、美国麦当劳等纷纷进军中国，中国人不出国门便能吃遍世界。这个时代的你无论走到何方，大街小巷各种档次和风味的餐厅与酒肆都随处可见。但是随之而来的健康恶果是：不良的饮食习惯导致心血管、肿瘤、糖尿病、肥胖症持续攀升，已成为死亡率较高的疾病。于是，人们就得开始大规模地减肥

如今的二十一世纪，我们是吃并选择着；麻辣小龙虾、香辣蟹、水煮鱼，都是这个时代的餐桌文化。但在二十一世纪初突如其来的一场SARS病毒，以及层出不穷的诸多“黑幕”曝光，让很多都市人群的腹中馋虫都被杀死。人们开始呼应健康主题，对回归自然的“水果蔬菜”重新重视。调查显示，当今一半以上的都市人都把水果纳入每日健康必备品。大批商家针对市场，及时推出各种“自然绿色系列食品”，理由是清新健康。牛奶的发展进入颠峰时期，纯牛奶、脱脂牛奶、加钙牛奶应有尽有，数不胜数。人们在市场上挑剔的目光，越来越多地落在鲜货上，而不是价格上。什么食品有营养，什么食品能防衰老，什么食品搭配能够保持身体的酸碱度平衡，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人的健康观念在二十一世纪的初期，“清醒而及时地”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民以食为天”，随着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我相信在将来会演绎出越来越多的饮食新文化，国家也会越来越强大，成为真的的大国、强国！有一句话说得好：民富则国强，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才能称之“强国”。我们已经有了不输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经济、军事实力也在稳步加强，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美好。

2.从马克思主义看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篇二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

古代儒家崇尚人人平等, 这段话描述了一种安全、和谐的社会, 人人怡然自得, 描述了一种老有所养, 幼有所乐的和谐画面。这种人人平等、文明有序的社会, 是古代人人所羡慕的理想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 没有战争, 人人怡然自乐。在和谐社会里没有私有观念,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 相互之间互相帮助、人人平等。但是, 要形成和谐社会就必须依靠法治, 只有法律上强制的制度才能使社会安定有序, 这种法治和谐社会一直以来都成为中国古代仁人志士的理想。发展到现代, 首先,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入研究, 他说过,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 即是说,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并且毛泽东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对法制建设也提出了很多建议。自199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宪法修正案, 全国人大通过修改宪法,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内容写入宪法。而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法律的效用来适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法制的建设, 就是要建立法制社会, 实现民主专政。

二、依法治国对马克思主义创造和谐社会的影响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 主要反应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法律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党在适应社会主义在中国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相关理论。这些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显著特征, 也表明了社会主义文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依法治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文明, 而制定适合中国的国情的法律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互相联系的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依靠强制的法律政策, 如果没有强制的法律政策作为坚实后盾, 依靠人的内心是完全不能达到使社会的和谐发展的。由于人们存在私有心里, 所以不依靠法律是不能达到和谐社会的构建的;第二方面, 就是制定出适合中国发展的法律政策能有效改变这一现状,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的实现得以成功。而和谐社会, 作为中国人人所期待羡慕的理想型社会, 是需要我们进行共同努力的, 这不仅仅是由党和国家所制定的强制性措施所实行的而且还得依靠人们脑中的道德界限来进行管理和制约, 依法治国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深远意义。而构建和谐社会, 不可缺少的就是法制的强制性要求, 只有拥有法制约束, 人们才能有秩序性的生活, 这样不仅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还能构建和谐的有秩序的文明社会。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依法治国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显著的特征, 是它的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全面论证了实践在哲学中的基础地位, 强调理论依赖并服务于实践, 哲学的任务不只是解释世界, 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而依法治国恰恰体现了其科学性,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是人民当家做主根本保证。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 可以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并且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并且也保证了人民当家做主。

随着我国法律制度越来越完善, 人民当家做主, 社会主义深入人心。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 得出适合中国发展的政策造福百姓, 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而依法治国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与实现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是分不开的。

总结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进去入中国化与中国的社会理论相结合后, 马克思主义逐渐中国化。但是这个过程非常是复杂的, 有着它本身的特征与它应有的内容。在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法制建设中不断发展, 将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而造福百姓, 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践行中国化依法治国的方面中对我们有着深远影响。依法治国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不断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依法治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体现将会越来越充分。

参考文献

[1]李秀娜.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中国化——和谐社会民主法的战略构想[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6年01期.

[2]陈金龙.“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思考[J].教学与研究, 200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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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广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想象力[J].社会科学研究, 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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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洪光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是一部与时俱进的历史[J].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01.

3.从女性主义看中国的“剩女”现象 篇三

关键词：剩女；女性主义；女性意识的觉醒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671-1297（2012）09-0282-01

一 “剩女”的涵义

“剩女”一族，用来称呼大龄未婚女性，尤指那些现代的都市女性，她们中的绝大部分拥有这令人艳羡的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不凡的外貌，但是却找不到自己理想的伴侣。她们或许是职场上的“白骨精”，被冠以“高知女性”的头衔，有着人人称羡的“知性美”，能够对于自己的职业发展计划妥当，她们身边也不缺乏追求者，她们对于婚姻的追求比起一般的女性而言，有着更高的追求与渴望。剩女本身并没有放弃自己追求婚姻爱情幸福的权利，只是她们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满足于现状，只能默默守候。外界对于剩女年龄上的划分，莫衷一是，普遍认为女性过了30岁如果还未婚的话，就应该算作是“剩女”了。

二 女性主义的发展与当代“剩女”

中国的女性主义发展，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这个时候的女性主义主要是反对压迫和争取女性的独立。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国的女性在没有向更深的层次挖掘，也因此中国的女性主义在八十年代以后才又发展了起來。伴随着女性主义经历了上世纪的三次发展浪潮，女性主义开始向实践的层面蔓延开来，女性们越来越重视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当然这其中就包含了女性在婚姻中的权利和地位。总而言之，在女性主义世界范围的发展过程中，其共同性的特征就是：重视两性平等、关注女性的价值、并且不断地积极地争取自我实现的机会等。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当今社会涌现出了如此之多的剩女。秉承着这种精神，剩女似乎已经成为了新社会的一种潮流，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所在，它的出现不仅仅代表了一部分新女性的新的价值观、爱情观、婚姻观，也是女性对于女性主义精神发展的体现。很多大龄女性之所以没有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主要原因是由于自己完全可以追求到更高质量的生活而不用依赖于他人。当今社会，女性有了更加平等的社会地位，她们更广泛地参与到了社会生活与工作中，她们中的一些佼佼者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这越来越多的人将她们与男性相提并论，她们自己也是将自己做为男性的竞争者来看待。这种平等的意识，让她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独立意识变得越来越强，她们更多地自主选择婚姻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她们追求自我而拒绝妥协。

三 女性意识觉醒的表现

1.独立意识PK依靠他人

作为新社会的代表，现代女性的思想似乎更加前卫，她们不再以男人为自己全部的生活重心，她们受着现代的科学教育，教育她们成为一个个有用的人，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了世界级的高等学府，她们更早的接触到了西方的教育理念，这让她们感觉到可以和男孩子一样上学、找工作、成立家庭是一种自然，她们有着自己的朋友圈，丰富的个人爱好，她们以一种比以往更加独立、自信、被尊重的形象生存在这个社会，因而造就了现代女性不论在择偶期、恋爱期还是在婚姻存续期都呈现出了一种更加自我的状态，她们可以不顾他人的眼光去追求男孩子，和男朋友AA制，也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业，自由的去交朋友，相对而言，女性对于男性的依赖就更少了，尤其是那些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的女性们，有很多女性甚至感觉自己可以不依赖男人而活下去，伴随着离婚率的居高不下，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了“等等看”，“也许能碰到更合适的”，“单身也无所谓”。

2.主动选择PK被动接受

中国古代被动选择的女性，往往被限定在不是A就是B的择偶范围之内，因而她们更容易找到自己的另一半。而现代女性在选择自己的另一半时，有着自己的独立思想，她们不再是被动接受他人支配的玩偶，很多优秀的女性都会主动选择自己的另一半，她们不会等待他人来挑选而是主动出击，同时她们也不会主动的降低标准，她们会选择自己爱自己同时自己也爱的人。有人说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优秀的女性辜负了大把的青春，因而成为了剩女。曹植在他的《美女篇》就说到：“佳人慕高义”，怎奈世上贤良难求，众人平庸碌碌，杜甫也认为“不嫁惜娉婷”。

3.追求“自我”PK退后“妥协”

尽管社会还存在着种种不平等的现象和观念，但是我们不得不说，现代女性在生活中的位置越来越高，这不仅仅使她们在追求婚姻爱情的道路上更有自信，也使得她们更加了解自己，更加懂得自己，甚至有时片面的追求“自我”的满足。她们也许会十分重视感官上的感受，并且有着自己的远大理想和目标，对于传统的一些观念不屑一顾，她们追逐着“自我”是否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不愿意退后“妥协”，因而她们有时候不能够妥协于现实，更不能妥协于不合理的婚姻。

四 小结

大龄剩女中在追求自己的婚姻爱情的过程中有着很强的自我意识，她们主动出击，不放弃自己追寻爱情的权利，然而其中有一部分女性过于自我，也是导致其不能顺利找到另一半的重要原因，诚然，剩女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如果仅仅从女性主义社会学的视角去分析还远远不足，需要我们从更多角度更深层地去挖掘 。

参考文献

[1] 王钦鸿.时尚与权力：社会流行语的文化透视[期刊论文]-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02）

[2] 王晓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女性婚恋观的变迁[期刊论文]-牡丹江大学学报 2007（02）

[3] <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李银河主编三联书店，1997

[4] <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王政，杜芳琴主编三联书店，1998

[5] 《让女人自已说话.文化寻踪》辛小江主编三联书店，2003

[6] 《第二性>（法）西蒙·波娃著，桑竹、南珊翻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7]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8] 《女性主义思潮导论》（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Rosemarie PutnamTong）著；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9] 《女人的声音>（澳）亨利·理查森（Henry Richardson）等著，郭洪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0] 荒林、王红旗主编：《中国女性文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9月

4.从马克思主义看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篇四

摘要：本文通过中国北方一个乡镇村庄选举的个案研究，分析讨论了基层选举这一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特别是在2006年的最新一轮选举中，正式选举制度的实施有了重要突破，镇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干预活动，并在维护程序的公正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村庄选举程序逐渐走上了正轨，选举结果基本体现了村庄的民意。基于这一案例，本文特别着眼于制度变迁的机制和过程分析，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制度变迁不是来自于政府的理性设计，而是由不同领域中互为独立的多重过程在特定时间、地点的互动作用所导致的；第二，中国制度变迁的研究工作应该从理论方法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即关注多重过程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和历史过程，并提出相应的理论解释。

关键词：村庄选举 基层政府 制度变迁

本文的英文稿发表在J.Oi，S.Rozelle and X.Zhou 合编的Growing Pains：Tensions and Op portunities in China ‘s T rans f ormation（BrookingsInstitute Press，即将出版）。本文中文稿由张茂元翻译，张永宏校对，我再次校正增补。这项研究得到香港科技大学、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Hewlett FacultyFund和CEAS Faculty Research Fund的资助。研究过程中，我得到赵树凯、折晓叶、张永宏等同事的帮助和批评指教，特此感谢。除特别注明外，文中提到的事例均来自我的田野观察。文中提到的人名、地名均按研究惯例予以匿名化处理。

一、FS镇的村庄选举：研究背景和课题

2006年的早春，在一个乍暖还寒的清晨，我怀着兴奋和期待的心情来到了FS镇，正值该镇27个村的村庄选举之初。FS镇是位于中国北部的一个农业镇。在过去的两年里，我曾多次来到这个镇参与观察当地村民和基层干部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生活中经历的社会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了当地村民的生活经历、困难以及抱怨的一些情况，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和矛盾都被微妙的社会压力或政府的有意安排压制、转移或掩盖了。研究期间，我住在镇政府内，和镇政府以及附近村庄的干部有着频繁的接触，因而能更多地从这些基层干部的角度了解村庄中存在的问题。虽然我在不同的场合也能接触到普通村民，但这些接触不是系统全面的，很大程度上，村民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也的确一直沉默至今。在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双边关系间，感觉好像在看人们玩扑克牌：一边的牌尽收眼底，而对另一边的牌却茫然无知，现在该是亮出牌底的时候了。村民选举制度开始于1987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此法在1997年修订后得以进一步推行（O ‘Brien，2001；Pastor Tan，2000）。这一制度为中国农村公开、合法的政治动员和更换村干部提供了机会，选举也促使多种多样的潜藏力量浮出水面——如果它们真实存在的话。对于村民们来说，他们或是积极投入，从而影响这一进程；或是继续保持沉默，直到三年后的下一次选举时机的到来。

镇政府大院里弥漫着紧张和焦虑的气氛，平时大家聚集闲聊的走廊如今已空无一人，偶尔有一两个工作人员匆匆走过，压低声音交谈着。镇党委书记那宽敞的办公室现在就像是作战室一样，工作人员来往穿梭，传递正在进行的各村选举进展情况。与此同时，还能听到书记在大声训斥一位在选举中遇到麻烦的村干部。刚放下行李，就有人用摩托车载我去正在举行选举的几个村的现场。所经之地的景象有些类似——人群、标语、红纸包裹的投票箱、维持选举秩序的镇干部，还有那些村干部——他们的各种面部表情反映了他们在选举中的不同命运。

村庄选举的舞台大幕终于拉开，戏剧已经开场，大家都兴奋地期待着选举的结果及其对未来几年村庄治理的影响。

不仅如此，村庄选举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村庄的边界。中国农村一直是社会科学学者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领域，许多重要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也多发源于此（Lin，1995；Nee，1989；Oi，1999；Peng，2004；Walder，1995；2003）。在中国社会经历的诸多制度变迁中，社会科学研究者，特别是政治科学家对村庄选举情有独钟，表现出了巨大且持续的兴趣（范瑜、贺雪峰，2002；肖唐镖等，2001；徐勇、吴毅，2001；英文文献参见Chi na Quarterl y 2000年第162期的“选举和民主”特刊）。就其形式和象征意义而言，村庄选举采用的“一人一票”、公开直接选举的基本形式与西方社会的民主选举制度十分相似。这引发了学者和其他观察家们一系列的猜测、期待和想象：村庄选举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转型究竟意味着什么？村庄选举制度会不会成为中国转向民主政治体制的“特洛伊木马”？或者，这只是一个没有实质内容的象征性举动？学者们对这一正在形成的制度和发展方向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Schubert，2002）。这些研究工作关注了村庄选举不同的阶段和方面：有的着眼于产生选举多样性的原因，有的关注选举的结果。这些研究在方法上既有田野观察、深度访谈，也有大规模的社会调查（Luo，et al.，2007；O‘Brien，2001；Oi Rozelle，2000；Shi，1999）。

基于我在FS镇的田野研究，本文对该镇的村庄选举以及相关的事件、过程和含义提供一个近距离的观察和解析。这项研究的时间及地点——2006年，中国北方的一个农业镇，都值得特别强调。前者指出本文分析在时间上的短暂性，只是对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的匆匆一瞥；后者则提醒读者，这只是中国农村的一个小小角落。时间和地点这两条轴线能帮助读者在中国制度变迁的大历史背景下定位本文的研究工作。尽管这一研究的场所地点是局部的，但关心的问题却是广阔深远的——在中国农村治理中，什么样的过程和机制在发生作用？这些事件对于理解中国宏观层次上的制度变迁过程有什么意义？

本文试图从一个侧面回答以上问题，即从微观角度对村庄选举的若干片段进行细致、深入的观察，从而了解把握制度转型的具体过程，以及村庄选举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本文的关注点是从组织分析的角度解释说明在政府激励设计以及所处环境关系变化的过程中，镇政府在村庄选举中的作用及其演化。

本文的中心命题是：通过展现村庄选举的演变过程，揭示中国制度变迁的几个重要特点。首先，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其演变路径并不总是持续的，也不遵循线性趋势或单调上升趋势。如果研究者沿着这个漫长的过程，在不同的时点插入进去做调查研究，有可能得到不同的经验和结论。其次，制度变迁常常涉及多重的过程，这些过程常常是相互独立的，有着其自身的演化节奏，而且与村庄选举没有直接联系，但这些过程在具体时间和地点上的互动却可能产生相应的制度条件，促进村庄选举的制度化。换言之，导致村庄选举制度变化的深层原因常常不是来自选举领域，而是那些发生于其他的、没有直接关联的领域中的更大过程。因此，如果我们不去认真关注那些发生在不同时点的各种事件和广阔背景，就很难理解制度变迁的机制和渊源。这意味着，要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变迁提出有力的解释，需要采用那些可以捕捉多重过程间互动演变动态的理论概念和分析工具。

在下面的讨论中，首先通过几个具体故事说明在村庄选举中面临的问题及其复杂性；其次，从组织与环境关系的角度研究分析镇政府角色转变及其背后的过程和机制；最后，讨论村庄选举这一制度对中国农村，乃至宏观制度变迁过程的意义。

二、从选举故事看村庄选举的动态过程

我们只有将选举事件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才能真正理解和解释村庄选举制度的演变机制。在这一节，本文通过描述FS镇选举的几个故事片段，来帮助读者了解这一研究的历史背景。首先介绍一下村庄治理结构以及正式的选举程序。在村庄选举制度出现之前，中国农村治理结构是社会主义集体制度。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国家对农村的控制程度逐渐加强，到人民公社时期达到了顶峰（Chan，Madsen Unger，1992；Friedman，Pickowicz Selden，1991；Parish Whyte，1978；Shue，1988），村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都被纳入到生产大队这一组织中，被置于村党支部，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的领导之下。从1970年代后期的去集体化开始，家庭在土地承包改革中成了农业活动中的决策主体。1987年，村庄选举制度把村委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有着潜在竞争性的权威引入到农村治理结构中。在同一个村庄中，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这两个基层权威并存，且有着复杂微妙的关系，这是理解村庄选举意义的一条主要线索。在下面的描述和讨论中，将使用“村支书”和“村主任”来分别指称这两个村级组织（村支部和村委会）的领头人。

在中国的行政结构中，村庄不是一级正式政府，而是在乡镇政府这一最低级别政府领导下的一个自治实体。1980年代后期村庄选举制度的出台，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运用民众的力量来约束乡村干部的行为（O ‘Brien Li，2000）。这一制度的推出时间恰到好处：1970年代后期的土地改革将农村主要决策权归还农户，这样，村政权和村干部的重要性随之大幅度下降。但是，在大多数地区，地方政府（即镇政府）依然强势，这意味着，村庄选举可以被地方政府牢牢掌控，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修改程序、挑选候选人和操纵投票，来获得所期望的选举结果。多年来，FS镇的情况的确如此，直至几年前，该镇的村庄选举还处于镇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

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这一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选举过程中竞争越来越激烈，选举逐渐脱离了地方政府的控制。导致这一趋势的原因是多重的。一方面，多年来持续增加的征税、征地和权力滥用等情况诱发了许多村民的抱怨和冲突，加剧了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农民缺乏能够表达其抱怨和解决问题的制度性渠道，而三年一度的村庄选举为村民通过合法、公开的渠道进行抗争提供了机会，村民可以借此表达他们的不满，挑战既有的权威秩序。由此看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镇政府把村庄选举看作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雷区了。

村庄选举，顾名思义，是以村落为边界的。村庄选举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预选阶段，由村民提名，并投票选出参加第二轮正式选举的候选人名单；第二个阶段是正式选举，村民在多位候选人中投票选出3人～5人作为村民委员会的成员1[村委会人员数目因村庄大小以及不同年份的变化而变化，一般在3人～5人之间].在实际选举中，通常第一阶段更为重要，竞争也更为激烈。选举中的动员和冲突也大多出现在这一阶段。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在同一个镇，不同村庄间的选举也会呈现巨大差异。在有些村中，上一届村委会运转良好，其成员在改选中顺利重新当选；而在另外一些村中，选举过程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动员、对抗，甚至村委会全班人马落选下台。还有个别村，虽然镇政府千方百计推动选举，但村民拒绝配合，要求在选举前解决村庄问题，最终使得选举夭折。

白杨村

白杨村坐落在该镇山区的边远地带，离镇中心大约有15公里。从镇中心来看，这是一个无人注意的偏远角落。在镇政府院子里，无论是平时的闲聊，还是在严肃的讨论中，人们都很少提及这个村的名字和事务。但这个选举季节刚刚开始，这一状况突然改变了。在白杨村的预选中，原来的村领导班子——村支书、村主任和会计这三人均受到严重的挑战。村支书王某参加了该届村委会选举，只是勉强进入第二轮。

而他的搭档——现任村主任，没有赢得足够的选票，不能进入下一轮，这个结果令镇政府大吃一惊。这是因为，近年来这个村的集体权威有着不错的威信，该村在几年前以土地换投资的方式引来了一个投资项目，村里也由此获得了一大笔财政收入。在偿还了集体欠款12万元后，还剩下4万元作为集体资金。在当地大多数村庄集体负债累累的情况下，白杨村的财政状况足以让大家羡慕不已，而且在选举之前村里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征兆。意外的初选结果表明，在村政权之外有着强大的非正式动员力量。镇政府领导们为此忧虑重重，因为新的人选可能是制造麻烦的潜在因素，这些人一旦进入村委会，镇政府就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

这天清晨，令人担忧的第二轮正式选举终于开始了。在我们驱车前往白杨村的路上，政府工作队的队长陈某，一直闷闷不乐、情绪沮丧。

他告诉其他工作队成员说，该村王书记昨晚给他打电话说，村里那个年轻的挑战者近来活动频繁，一直在动员他的家族网络，而且做出诸多许诺来拉票。更为糟糕的是，王书记一家是多年之前搬进村的外来户，所能依赖的家族网络极为有限。面对王书记即将落选的结局，陈队长对村民颇有微词：“他们根本不在乎村干部的工作表现。说到底，他们只是按照他们的家族来投票”。

当我们抵达村委大院的时候，由现任村委会成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正在忙碌着：拉起横幅标语，刷贴选举口号，设置投票箱。年近60岁的王书记寡言少语、细声低调，和其他村的书记迥然不同。在来村的路上，我已经听到了他的经历：王书记自集体时代起就开始担任大队干部，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基于他的出色表现，镇政府曾经任命他为一个镇属企业的负责人。几年前，镇政府又要求他回到村子，任命他做了村支书。工作队陈队长认为，王书记在位期间工作出色，明显改善了该村村民的生活条件。

投票的时间到了，村委大院里的空气顿时变得紧张起来。我无意中听到一个村民半开玩笑地说，如果谁愿意给他100元，他就投票给谁，周围其他人哄笑附和着。在人群旁的一个角落，王书记独自站着，带着几分听天由命的悲情。当我走近他时，他急切地和我搭讪并低声抱怨说，村民根本无视他多年来为村里所做的一切，他们只忠于各自的家族圈子，所以他的失败已成定局。

整个投票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村民渐渐地散去了，院子显得空旷安静。大约下午两点的时候，投票数超过了至少50%有效投票率的法定要求，于是工作组和选举委员会决定关闭投票箱，开始计票1[对于投票日的投票时间似乎并无正式规定。而“至少50%的有效投票率”这个最低法定要求经常被用作决定投票截止时间的标准。村庄选举通常都是在农忙季节之前的早春。每当投票刚开始的时候，绝大多数村民就会赶过来投票，通常在下午较早的时候，投票就已经结束了。如果选举活动仍然进行或是村民参与度不高，则投票过程会持续下去。有时至半夜，地方干部及其参选竞争者也会不断动员更多人前来投票].选举委员会的成员、镇政府工作队和几个来自挑战方的“热心村民”同时或参与计票过程，或进行监督。每张选票的唱票经由高音喇叭向全村广播。据说，在过去，很多村民都跟着这些喇叭广播各自计票。有时，还有人会赶到村委会去纠正官方计票过程中所出现的错误。

最后的结果是：王书记赢得了绝对多数票，得到了251票有效票中的150票；他的搭档村会计的得票是149票，居第2位；而那位挑战者的得票是133票。3个最高得票者——2个前任干部和1个竞争者一起进入下一届的村委会。得票最多的王书记顺理成章地成为村委会主任。这个结果，对王书记、镇政府工作队，特别是陈队长来说，都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陈队长引用了中国政治术语中常用的一个表述，露出了愉悦、放松的微笑。

林荫村

FS镇中心是由四个相邻的村落构成的，林荫村是其中之一。近年来，林荫村令镇政府深感头痛。几年前，该村支书因滥用权力被镇政府撤职。不过，他依仗着大家族的后盾，拒绝交出象征着权力的党支部印章。镇政府碍于他的影响力，不敢召开村党员大会，一直没有选出新的村支书，村支部因此瘫痪。镇政府不得不依赖村委会刘主任来落实各项工作。三年来，前任党支书的支持者和村主任支持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有时还激化为面对面的直接冲突。

现在，村庄选举为公开合法的竞争提供了机会，两派人马也紧锣密鼓地投入到各自的动员之中。在投票前夕，所有的征兆都绝对有利于刘主任。原村支书的支持者出于对预期结果的绝望，准备孤注一掷，打断选举过程。预选时，几个村民叫嚣着冲进投票现场，撕毁投票箱，扔掉投票箱里的选票„„投票过程被迫中断。但是，村选举委员会在镇政府的支持下，迅速印好新选票并重新开始投票。第一轮的投票再也没有出现新的意外，原来的村委会干部都顺利地进入了下一轮的正式选举。

正式选举的那天风平浪静，没有出现任何波折。也许是因为初选中断事件的影响，参与正式选举的人群远远多于初选。随着进入村委大院的村民越来越多，人们排起了长龙，村民们彼此交谈，笑语朗朗，场面很是热闹。很难想象，几天前在这里曾发生过严重的冲突，出现了损毁选票和投票箱的行为。最后的选举结果是刘主任赢得了总票数的91%，刘主任以后在不同场合里常常自豪地说起这个高得票率。

高投票率和压倒性的胜利，使得刘主任的地位更加稳固，也迫使其竞争对手认输。在选举结束的几个星期之后，举行了正式的党支部选举，选出了一位新的党支书，紧张势态随之平静下来，再没有出现更多的争端。由此看来，这次村庄选举平定了一个争吵不休的村庄政局，为一个公开冲突的过去画上了句号。

三石村

对于镇政府来说，三石村是一个噩梦，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

现任村主任李某，三年前发动村民将当时的村支书及其支部村委成员全部扫地出门，自己当选为村主任。此后，村庄内部的家族派系之间爆发了持续不断的激烈争斗，村庄与镇政府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恶化。在三年前的上届选举中，他用高音喇叭向全村公开宣布，如果他当选，他将带领全村抵制政府税收和费用摊派。在镇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县政府下属一个单位曾许诺投资4万元，资助该村开发一个项目，但最后没有施行。当李主任知道该单位将这个没有兑现的承诺作为政绩向媒体宣传时，他马上找到县政府投诉，并坚持要求那个单位履行承诺。

后来，那个单位在压力下勉强兑现了诺言。李主任在其他方面也经常和镇政府不合作。据一些镇政府干部说，在过去几年里，李主任多次绕过镇政府越级上访。为此，镇政府视李主任为眼中钉，在很多镇政府干部眼里，他跟无赖并无两样。此外，李主任还身有伤残，这时常成为镇干部嘲笑挖苦他的把柄。

不仅如此，几年来镇政府费尽心思，千方百计地削弱李主任在村里的权威基础。这些做法包括：阻止上级政府的援助，截留政策资金，外来投资机会也转引向其他村。例如，退耕还林资金是该地区政府资助农户的重要资源，大多数村的许多土地都得到了相应的补贴，而三石村却被排斥在外。即便是专项拨给三石村的政府资金来到镇里时，镇政府也不愿发给李主任的村委会。当然，镇政府这些行为都有着冠冕堂皇的说法。一位镇领导给出的理由是，这个村的村委会有如此大的问题，我们不能确信这些资金交给他们会得到合理的分配。当然，这里的真实动机是想引发和加剧村民对现任村委会的不满，促成李主任和现村委会在选举中落选。现在，决战的时刻终于来临。我问镇党委书记，三石村的村主任是否会落选？“当然，”他自信地说道，随后又补充说，“村民应该知道他们的利益是什么。在这种人领导下，他们是不可能得到任何机会的”。为了能够得到所期待的选举结果，在选举前夕，镇政府匆忙给三石村指派了一位新的村支书，并提名他为村委会候选人，以挑战李主任。镇政府担心三石村选举会发生激烈冲突，于是谨慎地将该村的选举时间推迟到其他村选举完成之后。

三石村预选的那天早上天气异常寒冷，是这个冬天最后一场雪的前一天。村委大院里挤满了穿着厚厚冬衣的村民，院子里的气氛也异常紧张。镇上派来的工作队比以往的阵容更为庞大：村委大院里停放着两辆标志鲜明的警车，身着警服的警察在院子里站立着；还有工作人员手持录像机，把整个选举过程记录在案。

选举程序刚刚启动，会场上就出现了骚乱。起初是人群中有人大声呼喊，随后两三个人挤到前面，他们指着正在主持大会的李主任，要他向全村解释为什么其他村都有退耕还林的资金，而他没有争取到政府资助。多人指手画脚、高声对骂，随时都可能触发肢体冲突。镇政府干部不得不时常走上前去让双方都冷静下来。在会场上此起彼伏的叫喝声中，李主任低声对他的支持者说：“你们别管这里，赶紧投票去”。

于是现场出现了有趣的一幕：在院子中央，人们仍然在叫嚷争辩；但在院子另一边，投票队伍却排列起来，而且延伸得越来越长，将那些吵闹的人群环绕其中。几个小时后，选举结果出来了——这是镇政府得到的最为清晰响亮的回应：李主任获得了预选中的大多数票（341票中的189票），进入正式选举。几个星期之后，他在正式选举中再次当选，连任村主任。不久，他的挑战者，那位镇政府指派的村支书，辞去党支书职务，卷起铺盖外出打工了。

村庄选举结束后，镇党委书记宣布这次选举是一个巨大成功。的确，这是一个值得自我庆贺的机会：除了一个村子外，所有村子都完成了选举，新的村委会已经组建完毕并正式运转起来——一项艰巨的工作总算顺利完成了。除了个别例外，新上任的村干部大多是过去的熟悉面孔，他们常年和镇政府打交道，镇政府也希望继续和这些人合作。

而且，通过选举，一些村庄治理的难题，如柳树村的村政危机也得到了解决，而且是镇政府感到满意的结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选举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危及“社会稳定”，诸如引发外出上访之类的重大事件。

作为一个外来观察者，我也觉得这次选举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成功，理由却不尽相同。首先，在大多数情况中，选举程序得到严格执行。从成立村选举委员会、选民资格认定、两轮投票，到计票、选票登记密封等，所有这些都严格按照官方指导文件执行。至今我还对一个场景记忆犹新。在一个寒冷的早晨，选举大会时间已到，而村民都还在家里，或者三五成群分散在远处交谈，而村委院子里的选举会场却是空空荡荡。面对几乎空无一人的院子，那个几天前在预选中刚刚落选的村主任，朗朗大声地念起了统一规定的主持会议讲稿。

亲爱的选民同志：

现在，我谨代表村选举委员会，主持今天的选举大会。从年月日开始，我们村就开始忙于村委会选举。通过广泛的沟通、交流和动员，以及选民的充分参与，我们在年月日选出了村委会的正式候选人。今天，我们召开选举大会，就是要选出一个新的村委会。

为了确保选举的顺利进行，我现在宣布今天选举大会的基本程序„„

村主任的声音，通过高音喇叭传遍全村，飘荡在寒冷的乡村上空。

村民在这不停传来的声音督促下，陆续走出家门或街角，走向选举会场。村委院子里渐渐充满了村民相互间的问候声、交谈声和欢笑声。

虽然这些程序大多是带有象征意义的，但这些年的进步确实是实在的、巨大的。在一个村的投票点，一位镇干部指着不远处的一堆石头告诉我：“几年前这个村的选举，我也参加了。那时人们就聚集在那个角落。村民们坐在那里，手里刚刚拿到选票，就有人走到他们中间说，‘来，把选票给我吧，我来帮你填’。人们就把选票交给他，他一个人填写了一大把选票。没有人当回事，也没有人过问”。而此时此刻，就在我们的身后，一间两侧有门的空房成为临时的投票间，里面有三张分开的桌子。选民先经过门前的关口，核实选民资格证，再穿过一扇门，到投票间里的一张桌子上填写选票，然后从另一扇门走出后，将填好的选票投进门口的票箱。在这个过程中，只有镇工作队成员在门口附近或者是在投票间里面，核实选民资格证、指导选民投票，或帮助不识字的选民填写选票。

选举成功的另一个标志是很高的自愿参与率。在很多村的选举中，除了远离村子的打工者外，几乎所有的选民都参与了投票。在去集体化时代，村民关注的是自家的土地，大多只是参与非正式的社会交往，极少参与如此大规模的集体活动。高投票率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候选人的动员，反映了选举的竞争性。即使是在没有很大竞争的村庄，候选人仍用激励的方法来提高投票率，以巩固他们地位的合法性。在大多数场合，大家都踊跃参加，有几个镜头至今仍历历在目。一位中年妇女走向投票间时，对着墙上的标语半开玩笑地说道：“我也来行使行使我的民主权利”。而在另一个场景中，一位老年妇女坐在轮椅上被一辆三轮机动车拉到会场来投票。通过这些具有象征意义，同时又是实实在在的过程，村民感受到了集体行动的力量，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他们在村庄治理中的力量。

最后，选举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镇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有了重大变化。当然，镇政府并不是完全中立的，它为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做了很多工作。但据观察，几乎在所有选举的过程中，镇政府所支持的那些候选人的当选（或再次当选）都不是镇政府操纵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工作表现，或是他们所代表的村民利益。在其他村庄（如三石村），尽管镇政府长期以来试图引发村民对现任村主任的不满，但村民却和镇政府背道而驰，坚持把自己的候选人选上。在另一个村子里，村民要求对村干部的渎职行为进行调查，否则拒绝参与投票。尽管镇政府反复做工作，村民仍然以沉默和不合作的方式加以对抗，最后成为该镇唯一没有完成选举的村子。新的一届村委会没有选出来，上届村委会只能继续运转，但其合法性和效力都大打折扣。

当然，这并不是说FS镇的选举都是完美无瑕的。在选举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对抗、贿选、基于宗族关系的投票和动员以及毫无根据的诬告，1「在一个村庄，选举前一天出现了大字报，指控现村主任贪污、玩女人。村主任并没有受指控的影响，他通过高音喇叭亲自向全村人宣读了大字报上的指控，要求那位匿名指控者前来当面对质。第二天，他以高票再次当选为村委会主任」甚至还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在一些场合中，镇政府干部和村民都提到那些当选的并不总是最好的或者最能干的带头人；还有个别干部当选后很快就辞职了。但总体而言，这是该镇自1980年代末乡村选举制度化以来最为成功的一次选举。

三、村庄选举：制度变迁的一个微观过程

上述各村的选举故事，一方面在时间和地点上各自平行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所面临的类似挑战和寻求解决办法方面共融交错，为我们展现了村庄选举这一制度演变的复杂过程。下面，本文基于这些微观层次的故事片断，尝试解释村庄选举制度演变的过程和机制。

我以为，在2006年FS镇村庄选举过程的诸多因素中，地方政府，特别是镇政府的角色演化是理解村庄选举的关键。在已有的英文文献中，有关基层政府在村庄选举中作用的研究十分单薄，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正式过程的实施和村庄层次的选举活动。学者们都承认镇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可能是因为了解镇政府内部运作的困难，镇政府的角色在这些研究中或多或少是一个空白。在这里强调镇政府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其他过程是无关紧要的。但在我看来，这些过程大多与镇政府紧密交织着，把分析的焦点放在镇政府角色上，有助于我们将这些相关的过程编织进一幅有关制度变迁的更大图境中。

在下面的讨论中，本文从组织分析的角度对镇政府作用的演变提出一种解释。我的基本命题是：村庄选举所发生的变化可以从组织与环境关系以及政府激励结构两个方面的变化加以分析说明。组织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组织的行为和变化受到所处环境的约束，并反映着这些环境的特点（Scot t，2003；Wil son，1989）。经济学的组织研究特别强调了激励设计在诱发组织行为中的作用（MilgromRoberts，1992）。这些理论思路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基层政府所处的组织环境和制度设计。如下所述，这些广泛的组织环境可能与村庄选举并没有直接关系（如，基层政府面临的多重任务环境、政府从农业生产中退出、农业税的废除以及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等等），但是这些环境以及科层组织内部的变化却导致了地方政府，特别是镇政府与村政和村干部之间关系的显著改变，从而深刻影响了镇政府在村庄选举过程中的基本取势。

下面的讨论集中于镇政府在村庄选举中的作用。在我所研究的这一地区，镇政府一直是而且仍然是村庄选举中的关键环节。作为最低级别的政府，镇政府承担了村庄选举的组织领导责任。它执行上级政府有关选举的各种部署，确定各村选举的时间安排和先后顺序，派出由镇干部组成的工作队来维持或直接组织各村的选举过程。镇政府官员也幕后策略性地帮助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当选，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如何避免对抗冲突，以保证选举过程的顺利完成。的确，政府官员们是带着无可奈何而又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心态经营着这一任务。对于镇干部来说，村庄选举是他们诸项工作中最具挑战性的任务。1990年代后期以来，多年的过度税收、政策失误或政府工作不力，造成了农村地区的许多方面不断恶化，呈现出大面积的不满和紧张状态，而村民缺乏合法的渠道来表达他们的抱怨。这样，三年一度的村庄选举给农民提供了一个机会去进行合法的公开对抗，清算旧账，表达不满，对现在的治理秩序提出挑战。

从历史过程来看，这种紧张状况并不是一直存在的。始于1980年代后期的村庄选举，在很长的时期里不过是每三年一次仪式性地走过场。这些选举由镇政府全面部署：安排候选人，控制选举过程，选举结果也在意料之中。即使是在情况变得复杂些的近几年的选举中，镇政府仍大多能够通过操纵程序或其他策略性的运作来影响选举结果，而且这种影响通常是决定性的。在很多场合的交谈中，镇政府干部都乐此不疲地描述当年他们为了达成选举目标所采用的各种策略——控制人群、数错选票，或诋毁对手。那时，村委会选举的结果并不总是在村中心投票场所决定的，而更多的是在镇政府的会议室里决定的。

时过境迁，近年来镇政府在选举中的角色发生了重要转变——从选举过程的积极参与者转变为维护程序公正的监督者。这种转变并不是内在的、自愿的，而是因为地方政府所处的组织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组织分析角度，我们可以在镇政府所面临的多重目标、约束和激励两个方面寻找答案。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镇政府所面临的任务环境，即它所面临的各种任务要求所构成的环境压力。我们不妨以村庄选举为例。在这里，镇政府面临多重的、相互矛盾的要求。镇政府首要的目标是把选举任务完成——执行这项自上而下部署的选举任务，让所有的村庄完成选举过程，产生新的一届村委会。这看起来是一项很基本的要求，但实行起来却不是轻而易举的。过去时常发生的情形是，村民之间的冲突对抗可能会打断选举进程，使得选举进程中途夭折。

镇政府第二个目标是想方设法帮助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当选。这里的道理很容易理解：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解决当地出现的问题，镇政府在日常工作中依赖村干部的合作。如果村干部是镇政府使用顺手的、能力胜任的“自己人”，那么这种互动无疑会更为顺利，减少很多麻烦。第三个目标是维护社会稳定，主要是指避免社会对抗，或者是外出上访的事件发生。这个目标在这一地区尤其敏感，因为FS镇距离北京不到3个小时的车程。

然而，这几个目标之间不是一致的，而是相互矛盾的。追求任何一个目标可能会妨碍其他目标的实现。例如，帮助镇政府中意的候选人当选的做法可能会招致村民的不满和对抗，从而危及“社会稳定”这一目标。如何在这些多重目标之间区分优先次序并保持平衡，这成为地方政府工作成败与否的关键所在。对于基层干部来说，这些目标之间次序排列是明白无误的：维护“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这一目标是上级部门明确强调的，也是下级部门全力贯彻的。这在“一票否决”制度上充分体现出来，即一级政府无论在其他领域的成绩是多么突出，只要在“社会稳定”上出现问题，其他领域中的成绩一概弃之不计。管辖范围内出现“社会稳定”严重问题的政府官员，被看做是软弱的、不胜任的和缺乏领导能力的，他们的职业生涯也常常由此停滞，甚至结束。

因此，尽管镇政府有愿望帮助自己所中意的候选人，但这个目标远没有维护“社会稳定”这一目标更为重要——后者的差错极有可能导致官场生涯的终结。这一目标的重要性在政府大院里醒目的“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标语中充分体现出来，那大大的感叹号仿佛在疾声呼喊，呼唤着大家的注意力。

在多重目标的任务环境之外，近年来由各种法律法规构成的制度环境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进一步促就了地方政府的角色转变：1990年代末以来的中央政府再度集权，急剧削弱了地方政府，尤其是镇一级政府的资源，许多基层政府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Oi Zhao，2007）。资源的减少限制了维系镇政府与村干部关系的能力，他们之间的庇护关系随之弱化了。而2005年中央政府废除农业税的举措，更是进一步减弱了镇政府和村之间已经式微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一大的发展趋势进一步为干部轮换政策所强化（周雪光，2005）：因为基层政府的主要领导（如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在一个岗位上的工作只有3至5年，他们所关心的是短期政绩，而不是与村庄干部之间的长期庇护关系。

与此相应的，基层政府官员对待村庄选举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例如，一位镇主要领导这样评论上级提出的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原则：“只要程序公平，选出谁来都可以。如果村民选出一头猪也无所谓。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公开和公平。至于是否公正，那只能看村民自己的选择”。这样，镇政府追求的目标从对村庄选举结果的关注让位于顺利完成选举过程这一目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抗和动荡，或者其他并发症的发生。

当然，镇政府的变化只是这个制度历史变迁进程的一个方面。由基层民众中日益突出的不满、抗争和参与村庄治理的诉求所引起的政治压力是推动国家政策和政府行为演化的另外一个主要动力。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象征性的选举早就出现，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生产队干部的任命通常都经历了象征性的选举过程。所以当村庄选举于1980年代后期首次推出时，人们对选举并没有感到太大的惊奇，也没有把它当一回事，那时的村委会人选是由镇政府决定的，而且村委会的作用更多是象征性的，村里的权力集中在村支书手里。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轮选举过程的展开，村民逐渐学会了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不仅根据选举规则来参与这一过程，而且运用这些规则来挑战镇政府的操纵活动，监督基层干部的行为，争取自身的利益。这些变化特别体现在地方干部与村民的互动中。在我与政府官员的交谈中，他们常常提到近年来出现了许多村民拿着选举条例来质问地方干部操纵安排的事例。一位政府官员这样说道：“有些村民对选举规则比我们干部知道的还清楚。如果你不小心自己的说话或者做法，他们随时都会提出质问”。在2006年选举的不少场合，村民在选举之前要求村委会公开集体收支账目，解释说明账目中出现的不正常开销。

其他村的村委会也很快从中学到教训，主动在选举大会前公开了集体账本，以供村民审核。不同村的候选人之间也在竞选策略上互相学习。

例如，一位刚当选的村主任邀请另一个村的村主任一起吃饭，讨教执政方略。后者鼓励他把村支书职位一并兼任，以免以后受掣于村支书。

这位新当选的村主任心领神会，不久后就公然违反镇政府的事先安排，动员其支持者淘汰原来安排的村支书人选，将自己选为村支书。

特别有意思的是，坚持程序公正恰恰成为镇政府防范“恶性事件”发生、维持“社会稳定”的有力工具。镇政府以“保护程序公正”的口号为武器，威慑那些试图挑战政府权威的人，防范他们扰乱选举过程。镇政府意识到，违反选举程序的做法可能引发村民抗争和上访，所以自选举伊始就小心翼翼地遵循程序。如一位镇干部所说，一方面是防止可能发生的对抗；另一方面是在一旦出现事故，随之而来的上级调查中可以保护自己。正因如此，即使是在面临他们不喜欢的候选人当选的风险时，他们也会强调并维持程序公正。例如在前面所描述的三石村的选举情形中，选举中发生的争吵有可能导致中断选举过程和发生暴力事件，为了避免这些潜在威胁，镇工作队极力维持秩序，确保投票过程的顺利完成，即便这样做的代价是他们所中意的候选人落选也在所不惜。

镇政府的角色转变已经被村民觉察到并接受了。在参加三石村的一次选举委员会会议时，我注意到来自不同派系的成员就选举事项的各种安排发生激烈争论，但所有派系都一致同意让镇政府工作队来负责整个选举过程——核查选民资格、分发选票与协助选民填写选票。

这给镇政府合法介入村庄选举并在其中扮演积极角色提供了机会。的确，镇政府的介入是积极的、全面的，渗透在选举过程的每一步安排之中。这些安排部署有时微妙细致，难以察觉，而有时则是以赤裸裸威胁的方式表现之。在一些场合，如上面说到的三石村选举会场，警车和警察如临大敌般出现在现场，加之不停转动的摄影镜头全程录像，以威慑防范任何可能发生的暴力冲突。而在其他场合，镇政府的部署则更为隐蔽微妙。其中一个常用的做法是精心挑选工作队成员，将他们派到自己熟悉，或有亲近关系能够发挥有力影响的村庄，以便有效消除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一天清早，我和工作队正准备登上一辆面包车去参加一个村的选举，有人招呼我去乘坐一辆小轿车。这辆小轿车归村委会吴主任使用，他被任命为该村工作队的负责人。村委会不在镇政府大院，因此吴主任很少出现在镇政府。为什么他被任命为工作队队长来负责该村选举呢？答案很快就清楚了。原来，该村的前任书记是这次选举的主要威胁，据估计极有可能会挑头干扰选举。但是他正在与村委会合作一个项目。这样，吴主任的出现就能有效制约这位前村领导的行为，而事实正是如此。那天这位前村书记来到村选举中心大发牢骚，并（通过他的亲戚）试图阻止投票，但吴主任通过和他进行持续的有针对性的“闲谈”，使得他不得不有所收敛，无法实现阻碍选举过程的企图，选举过程得以顺利完成。

村庄选举的顺利进行还得益于其他各种不同的过程，这些过程发生在与村庄选举并不相关的领域中，但它们对缓解选举冲突等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比如，随着村干部职位所获利益的减少以及村外机会的增加，村干部这一职位不像以前那样受人青睐。关于这一点Oi和Rozelle（2000）已有讨论。多年来，村庄集体资产已经急剧减少，很多村甚至陷入了债务泥潭，村民欠集体的债务与集体欠村民的债务交织在一起，村庄内的社会关系也因此十分紧张。这些状况使得村干部位置的吸引力大大下降，尤其是在那些贫穷的小村。与此同时，人们的“退出”渠道变得更为开阔，也更有吸引力了。外部机会——外出打工或者自己创业，使得落选者有可能流动离村，从而降低了落选后村庄内部的潜在冲突。例如，三石村支书在村委会竞争落选之后，没有继续与当选的村委会抗争，而是和他的前任一样，卷起铺盖离开了村子。在另一个村，村支书没有当选进入村委会，而且处处受制于当选的村主任。

一年后，他辞去了村支书职务，专心干起了运输生意。

上面的讨论表明，在村庄选举制度化的演化过程中，地方政府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FS镇的显著改变是镇政府所面临的组织环境和政府激励设计演变的结果。这些变化导致了镇政府和村庄权威在组织能力上和资源基础上的边缘化，而且使得村庄选举的结果与镇政府的利益相互分离，从而改变了镇政府在选举过程中的基本取势。

四、从村庄选举看中国改革道路

在思考FS镇的村庄选举诸多场景和意义的过程中，“一叶知秋”这个成语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并不是说，FS镇的经历适用于中国其他地区的乡村，我也不认为这些村庄和地区会遵循相同的变迁路径。事实上，就像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即使是在FS镇，各村之间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随时间发展而不断变化。如果我们依据这一农业镇的经验去推断其他镇、地区乃至全国的模式，这显然是荒谬的。另一方面，我固执地认为中国农村这一角落的变化不是孤立的；相反，它是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大规模变迁的一个缩影。正因为如此，这一小镇走过的道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转型期正在发生的制度变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叶可以知秋。

对于乡村治理来说，村庄选举的重要性究竟体现在哪里？传统的村庄权威中心是村支书，由村里的党员选举出来，然后经镇政府任命，因此建筑在党的领导基础之上。村庄选举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它在村庄中提供了一个新的具有合法性基础的权威——村委会。这两种权威具有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前者基于镇政府从上至下的任命，而后者则基于村民自下而上的支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也是不断变化的。

形式上，政府法规要求的是“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模式，但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内在矛盾。这一模式将党支部书记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使得自治本身成为一个问号。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一权威结构已被村庄选举制度所弱化。村庄选举常常使得村委会领导独立于党支部，甚至与党支部唱对台戏。

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那些同时担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村干部也都意识到，在村庄政治中，村主任这一职位有着独特的意义，因为它的合法性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认同。村支书可能被镇政府直接免职，但合法的村主任则只能通过村民选举才能免职。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其合法性基于大众支持，使得村主任在与村支书的关系中占据上风。

一位村主任这样说道：

我是这样想的。你为什么要做一个村支书？有什么用？

对吧。我现在是村民选出来的主任，你（镇政府）也不能拿我怎么着。我得了五六百张选票。当一个村支书，镇政府可以随时让你下台，但作为一个村主任，如果没有村民的同意，谁也不能把我轰下台。作为一个村支书，如果你工作好，镇书记会表扬你，但如果你第二天工作出问题了，他就翻脸不认人了，会直接把你免职。如果他对你好一点，也就是提前告知你一声，让你自动辞职。如果你们俩相处不好，他就会直接撤掉你。如果我被镇党支部书记表扬、提升了，我就不得不遵从他的指示。但如果我是直接由村民选出来的，那就不一样了，我们走各自的路。

另一位同时担任村支书的村主任，这样回顾他与镇政府打交道时的双重角色：

我作为村主任的职位是由村民选出来的，在这个位置上，镇政府只能提供指导而不是行政命令。几年前，当镇里的一个干部让我为一个政府项目提供义务劳动力的时候，我安排了两天时间，但后来他又要我们多提供一天的义务劳动，我发火了，把他回绝了。我对他吼道：“你没有撤掉我的权力，你要罚我的话我也没有钱。”在那时，我没说自己是村支书，我是村民选出来的村主任，而他没有任何权力将我撤掉。

在中国农村的治理结构中，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村庄治理的合法性一直来自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渠道，村领导由上级部门直接指派（Chan，Madsen Unger，1992；Friedman，Pickowicz Selden，1991）。现在，村庄选举为村领导提供了第二种权威基础——自下而上的村民支持。因此，村庄选举制度为中国政治演变提供了一个新的推动力量，而这一推动力的影响也许需要等许多年以后才能充分体现出来。村庄选举不仅为集体行动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合法机会，而且为执政党和村民间、镇政府和村领导间的互动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舞台。同时，村庄选举也是制度创新的一个突破口，使得不同村庄有机会来解决自身问题，寻求自己的解决方法。比如，在FS镇的一个村里，一个村民（以前的村干部）组成了自己的“内阁”，以一个团队参与竞选，这一做法与传统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这个角度来看，村庄选举提供了制度创新的新的机遇，为中国农村的已有政治秩序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

FS镇发生的这些故事，这些细枝末节和局部背景的微观层次和过程可以帮助我们窥见宏观制度变迁的机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多重过程和机制相互作用下制度变迁的复杂性和微妙性。如本文所描述的那样，即使那些最接近这些过程的人也常常对选举的动态和结果感到扑朔迷离，不可预料。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村庄选举的结果来自于相互独立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那些与村庄选举没有直接关系的领域中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非预期结果。

五、结论

首先，制度变迁需要时间，而时间又是理解制度变革过程的重要维度。以这一地区的村庄选举为例，根据我在实地研究中所收集的逸闻趣事，自1980年代末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村庄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镇政府操纵下的象征性行为。我们看到，几个重要过程的演变——镇政府角色的转变，村民之间的学习过程，镇政府和村之间关系的松散化，这都经过了长时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选举行为有了明显的质的变化。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不同的时点进入这一漫长的过程，将会得到或者过早悲观、或者不切实际过于乐观的不同结论。

其次，制度变迁涉及多重过程，而这些过程大多是彼此独立的。比如，地方政府角色的转变依赖于发生在其他领域中的几个关键过程，有些甚至发生在十多年前。1990年代中期的财政改革，是中央政府实现资源分配集权化举措的一部分，但这一政策实施过程中一个没有预测到的后果就是削弱了地方政府对农村地区的控制力。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一状态促就了地方政府在村庄选举中扮演了一个中立角色。新近的废除农业税的举措也与村庄选举没有直接关系，但却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镇政府从与村干部的庇护主义关系中脱离出来。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农民工流动，以及附近地区商业机会的出现，经济的快速增长，都增加了那些有意进入政治的村民的“退出”激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选举过程中的冲突对峙情形。我们看到，这些过程产生于各自的领域，大多是彼此不同，相互独立的，与村庄选举制度并没有直接关联。

但是，它们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交织则可能会产生推动村庄选举制度化所需的制度条件。

最后，重大制度的变迁通常不是出自于理性设计，而是来自于多种相互独立的过程之间的互动及其始料未及的结果。很明显，镇政府的转变并不是因为官员们有了推动政治改革的意图，而是由逃避责任和避免过失的动机所驱使。但正如本研究所提出的，这些行为的结果的确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变迁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再如“，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是政府设计村庄选举政策的初衷。但是，村庄选举的重心却慢慢地转移到当选村干部身上，从而削弱了现存权威的合法性基础。

由于这些多重、独立过程的相互作用，其结果往往难以预料，有时甚至连那些深深卷入这一过程的当事人也对这些结果感到意外。

这些观察提出了如何分析转型经济中制度变迁的方法论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在调查中采用过程视角。这意味着我们对正在发生中的制度变迁下结论的时候需要耐心。其次，虽然因果关系的理论模型在社会科学中有着独特魅力，但我们所关心的多个过程相互作用及其意外结果意味着，实际的过程可能更是十分复杂。所以近距离的观察和阐释的方法有着独特的优势，使得我们能更好地分析和把握变迁过程的复杂性和微妙性（Zhou，2000）。

在我看来，村庄选举的制度化可能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在现代中国，农村地区经常扮演社会变革催化剂的角色。“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最终使得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执掌政权。在1970年代末，正是农村地区的土地改革启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在我看来，村庄选举的成功制度化极有可能对中央政府的进一步改革提供正面反馈，而农村政权和国家政权之间的松散化，有可能促使独立于国家干预的公共空间的扩大，从而分散改革的政治压力和政治风险，降低无组织的集体行为的可能性（Zhou，1993），为其他领域和城市地区的政治改革拉开序幕。

5.从《说文解字》看中国祭祖文化 篇五

甲

一、绪言

夫天地悠悠、岁月轮转，吾中华大国延续千年不绝者，乃祖宗高明广博之大德、大智、大行庇荫也，而此大德、大智、大行能沿传不息者，则赖于子孙崇孝重祭之功也。祖宗述经典彝伦，有圣德，行天道；是故悠久护佑子孙，中华民族得以万世隆昌。子孙崇孝道、重祭祀，代尊祖宗教诲，谨守祖训家道，方致辈有圣贤，英才代出。师父上人于讲席中开示，恢复祠堂，以复家庭教育；恢复城隍庙，以兴因果教育；恢复孔庙，以弘传统教育。三者恢复，中华复兴指日可待也。万事以孝为本，而祭祀乃行孝之要务，是故中华民族所以繁荣昌盛者，祭祖之功大矣哉。

甲

二、祭祖略述（分五）

乙

一、祭祀简述（分二）

丙

一、释礼

昔在三皇，以道而治，天下大同。迄于周，周公摄政，制礼作乐以为治国化民之用，万邦得以协和、君臣得以相安。礼之用大哉。

礼有多种，祭为之本，亦为之先。《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礼有五经，吉礼，祭祀之礼；凶礼，丧吊救荒之礼；军礼，军制征伐之礼；宾礼，待宾朝见之礼；嘉礼，食射婚贺之礼。诸礼之中，莫重于祭（吉礼），故礼字从「示」，从示表祭祀，「豊」者乃盛放祭品、行礼之器也，「履」言礼乃人之所依也。「行礼」，乃人祭祀祖先神灵以求吉祥福慧，故曰所以事神致福也。此「礼」字之本义。

《说文解字》之中，凡从「示」之字多关乎祭祀。如：祓（音福），除恶祭也；禳，磔禳祀，除疠殃也；禬（音贵），会福祭也；禅，祭天也；禂（音祷），祷牲马祭也；禖（音媒），祭也（求子祭）。上言祭祀之种类。

祠，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词也；礿（音越），夏祭也。以上言祭祀之时也。

斋，戒，洁也；禋（音因），洁祀也。以上言祭祀之诚心。

禷（音类），以事类祭天神；祡（音柴），烧祡焚燎以祭天神。以上言祭祀之方法。

禧，礼吉也；禛（音真），以真受福也；祯（音真），祥也；祺，吉也。以上言祭祀而得吉祥也。

以礼字之说解，可知礼最初为祭祀也。综上述，可知祭祀乃古人日用而不可离者也。而后，礼之种类渐而增多，乃至于《中庸》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者也，然皆源于祭祀耳。

丙

二、释祭祀

《说文》：「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祭之字形，指后人祭祀时以手持肉（祭品）以祭也，故为一切祭祀之称。《说文》，「祀，祭无已也。」祭无已，言祭祀沿传不止之谓也。统言之，祭、祀皆言祭祀；析言之，祭乃当时、当世之祭祀，祀乃指后世之祭祀，代传不绝之祭祀也。

祭祀必有文辞，以告祖先神灵也。《说文》：「祝，祭主赞词者。从示从人口。」乃指祭祀时读告词之主祭人也。此祝字之本义。祭祀之对象有多类，今述其要。《荀子．礼论》云，「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是故历代多有供奉「天地君亲师」者也。此外，祭祀之对象有日月星辰、列星风雨、山林川泽、社稷城隍诸神灵等，所含广而博，乃古人对天地万物之敬重也。祭祀之由，有求子、求雨、求平安、祈福等事。观上可知，古人逢大事必祭祀也。此释祭祀。

乙

二、祭祖略述（分二）

丙

一、释祖

《说文》，「祖，始庙也。从示、且（音居）声。」始庙言供奉始祖之大庙也，祖之古文为且，其形如立于台上之祖宗牌位也。由始祖引申为一切先祖、列祖列宗。「宗，尊祖庙也。从宀（音棉）从示。」段玉裁注云：「《传》曰：宗，尊也。」凡尊者谓之「宗」。尊之则曰「宗之」。尊莫尊于祖庙，故谓之「宗庙」。宗，从宀从示，示谓神也，宀谓屋也。后引申为凡所尊皆曰「宗」；所尊皆重要，故又引申为主旨、纲要。「庙，尊先祖皃（貌）也。」段玉裁注曰：「尊其先祖而以是仪皃之。故曰宗庙。诸书皆曰：庙，皃也。」《祭法》注云：「庙之言皃也。宗庙者，先祖之尊皃也。古者庙以祀先祖。凡神不为庙也。为神立庙者，始三代以后。」

丙

二、释祭祖

祭祖者，祭祀祖先也。《礼记．祭义》云：「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古者祭祖必于庙，《礼记．王制》曰：「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自君王以至于庶民，皆以祭祀为重，君臣崇孝道，重祭祀，民德自然归厚，国家自然太平也。

乙

三、祭祖意义略述（分三）

丙

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云：「孔曰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归于厚也。」当春秋时，礼教衰微，民多薄于其亲，故曾子讽在位者，但能慎终追远，民自知感厉，亦归于厚也。《礼记．坊记》云：「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又《祭统》云：「夫祭之为物大矣，其兴物备矣，顺以备者也，其教之本与。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是故明君在上，则诸臣服从。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故曰：祭者，教之本也与。」 「言君者，以曾子言民德，民是对君之称，盖化民成俗，必由在上者有以导之也。」

丙

二、子孙昌盛，祭祀不辍

《道德经》五十四章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言子孙能重孝道，重孝道则重祭祀，重祭祀则能行先祖之教，守先祖之道，如此则能使后裔延续不衰，故曰子孙以祭祀不辍也。于此可知，中华民族能延绵五千余年者，乃历代子孙祭祀不辍之功也。

丙

三、祭为礼本，唯贤能任

《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净空老法师重视祭祖，讲席中屡屡提及此事，蒙老法师及有识之士多方护持，近年于香港等地多次举行祭祖法会，盛况空前，国家、社会皆受其益，参会大众因此而学孝道、复祭祖者多矣。贤公上人每年无论事之忙闲，路之远近，定回乡祭祖，此贤公现身说法，示大众应重视祭祀也。综上述，可知祭祀之有无，关乎国家之兴衰、民族之存亡也。有志之士，当效法古人，崇孝重祭，虔敬行之也。

乙

四、祭祖方法略述（分六）

祭祀之仪程含上香、读祝文、奉献饭羹、奉茶、献帛、献酒、献嘏（音古）辞(福辞)、焚祝文、辞神叩拜等。祭祀之方法、祭器之规制、祭品之种类，皆毕载典籍，此不赘述。若能依古，固善；若无所依，则因时因地因人，或从俗、或从简，或请示通人，若秉承于善，无违于恶，可斟酌用之。以下述其概要。

丙

一、祭前斋戒，以净身心。

凡祭祀，内心当诚敬洁净，祭前应斋戒净心。《礼记．祭义》云：「孝子将祭，虑事不可以不豫，比时具物，不可以不备，虚中以治之。宫室既修，墙屋既设，百官既备，夫妇齐（同斋）戒沐浴，盛服奉承而进之，洞洞乎，属属乎，如弗胜，如将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与！荐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奉承而进之，于是谕其志意，以其慌惚以与神明交，庶或飨之。庶或飨之，孝子之志也。」

《礼记．祭统》云：「及时将祭，君子乃齐（斋）。齐（斋）之为言齐也，齐不齐以致齐者也。是以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则不齐zhāi。不齐（斋）则于物无防也，嗜欲无止也。及其将齐（斋）也，防其邪物，讫其嗜欲，耳不听乐。故《记》曰，齐（斋）者不乐。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虑，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动，必依于礼。是故君子之齐（斋）也，专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齐（斋）七日以定之，致齐（斋）三日以齐之。定之之谓齐（斋）。齐（斋）者精明之至也，然后可以交于神明也。」能竭诚以祭，斋戒净心，则能通于神明，蒙获福慧也。

丙

二、体仪端肃，容貌和缓

凡祭祀，当具足威仪，体态端正严肃，容貌和缓，方能以礼化心，以礼正身也。《礼记．祭仪》云：「孝子将祭祀，必有齐（斋）庄之心以虑事，以具服物，以修宫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颜色必温，行必恐，如惧不及爱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温，身必诎，如语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静以正，如将弗见然。及祭之后，陶陶遂遂，如将复入然。是故，悫（音确）善不违身，耳目不违心，思虑不违亲。结诸心，形诸色，而术省之。孝子之志也。」其此之谓乎。

丙

三、祭则如在，身亲莅之

祭祖不可请人替代，祭祖之时，当如祖在己前，如此则祖宗之教自记，谦恭之心自现也。《礼记．祭义》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称讳如见亲，祀之忠也。」《论语．八佾第三》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此言夫子祭祀之诚意，不使人摄祭，不然，则肃敬之心无由而发也。

丙

四、不数不疏，依于中庸

《礼记．祭义》曰：「祭不欲数（音硕），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凡祭祀，不宜过于频繁，不然，则心烦而不敬，有违于祭祀之虔敬之心矣。然亦不宜过少，少则怠慢而忘祖矣。是故圣人制礼，合乎中庸之道。《礼记．祭义》又曰：「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此四时之祭，后演变为「春节、清明、七月之望、十月之朔」，祭祖之期遂成定例，沿传至今也。

丙

五、心存诚敬，以祭为尊

凡祭祀，心当至诚至敬，祭器祭品当取洁净无染，为己最尊贵者。《礼记．曲礼下》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无田禄者不设祭器；有田禄者，先为祭服。君子虽贫，不粥祭器；虽寒，不衣祭服。」可知宗庙贵与居室，祭器贵与众器，宁贫不卖祭器，宁寒不穿祭服，此古人重祀之谓也。

丙

六、谨言慎行，完善道德。

夫祭祀，不仅行之于祭祀之时，要在平日积功累德，谨言慎行，使己之烦恼习气日有所减，乃至于无；德行智慧日有所增，乃至于全，则可谓为真孝子，真祭祀也。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于亲，敢不敬乎。」是故，完善德行，立身行道，存希圣希贤之心，效大圣大贤之行，则能使祖宗、己身得大利益也。

乙

五、佛弟子祭祖方法略述（分三）

丙

一、积德累功，念佛回向

印祖云：「佛弟子祭祖先，固当以诵经、持咒、念佛为主。若能令慈亲与己，并及家眷，同出娑婆，同生安养，同证无量光寿，同享寂灭法乐，同作弥陀法王子，同为人天大导师。方可尽其孝慈之心，与夫教育之谊。」念佛之功德利益，备载佛经祖论，师父上人时时开示，不须赘述，若能虔诚念佛修德回向，祖先必能获福无量、得真实之利也。

丙

二、祭品用素，勿用肉祭

印祖示曰：「至于丧祭，通须用素，勿随俗转。纵不知世务者，谓为不然，亦任彼讥诮而已。」又云：「仁人祭祖，尚求仁者之粟，今求屠刽之肉，是焉得为诚敬乎。由是言之，杀生以祭天地，是逆天地好生之德，天神地祇，岂以此诸秽物为香洁，而歆飨之乎。盖祭者，欲藉此以食其祭品耳。至于祭祖宗，奉父母，待宾客，当思有益于祖宗、父母、宾客，方为合理。今以极惨酷之杀业，为我致诚敬之表示，令祖宗、父母、宾客同膺杀祸，此之诚敬，是祸害，非诚敬也。而况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不加救济，反为表我之诚而加杀害乎。」

「爱惜物命，不享肉食之祭。凡用素者，则锡之福祉。若用荤者，即示以祸殃。」

「世人只知现世，不知过去未来，故杀彼之身，充我之腹，以为理所应当。若知其生生世世，互相酬偿，及我与此诸物类，互为父母、兄弟、眷属、互生。互为怨家对头，互杀。勿道不敢自食，即祭天地、祖宗、奉父母、待宾客，亦不敢用肉。以肉乃精血所成之物，谓天地神祇飨此，何异诬人食污。祭祖、奉亲、待客，何异杀过去祖宗、父母、宾客，奉现在祖宗、父母、宾客，又令祖宗、父母、宾客，永劫常受杀报乎。且勿谓人畜轮回，渺茫难稽，史鉴所载，多难胜数。即就近见闻，亦复不少。固当深信，勿造杀业，以既造杀业，必受杀报。」

「余姚周善昌，自归依后，不食荤腥。以明年值办二十九世祖柳庵公祭，向之祭品，均有定例，不许改革。彼预与其族叔祖楚瑺公，议其办法。瑺公，乃明理通人，极为赞成。遂于冬至日，聚合族通过，从明年起，以后祭祖，概用素品，不用荤腥，大家通皆允许，永为定例。」

丙

三、大事从佛教，小事从常道

印祖云：「焚化箔锭，亦不宜废，以不能定其即往生也。即定其即往生，亦不妨令未往生者资之以用耳。」又云：「锡箔亦不可废，亦不必一定要烧多少。须知此济孤所用，佛菩萨，及往生之人，了无所用。亦当以佛力、法力、心力，变少成多。若人各得一，纵数千万万，也不能遍及，以孤魂与鬼神遍满虚空故也。若知变少成多之义，则济孤之心亦尽，而且无暴殄之过。是在人各至诚以将，则心力周遍，冥资亦随之而周遍矣。」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言语异声，风俗莫同，难于尽归于一。若祭祀之法之程无害仁善，无违因果，毫无所过者，从当时当地之风俗可矣。

甲

三、结语

6.从马克思主义看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篇六

剧情介绍

一九三零年代，中国武术之都的佛山，武风顶盛，各门各派为广纳门徒，经常集体比斗以显实力。叶问习得一身武艺但为人低调，故未有设馆授徒，只待在家中与友人闭门切磋、钻研武术。

好景不常，中日战争爆发，佛山沦陷，叶家大宅被日军强占，叶问被迫带着妻儿移居废屋。叶问一家生活艰苦，但叶问仍积极面对，一改阔少的态度，到煤炭厂当苦力，自力更生。众中国人默默耕耘之际，一批日军却前来生事，陪伴着日军主任佐腾旁边的翻译官，竟是昔日的佛山巡警李钊！

日本将军三蒲是一名武痴，故以白米作奖赏，邀请中国人到打斗场与日军切磋，藉以观摩中国武术。叶问的好友武痴林于打斗场内侮辱三蒲，被活生生击毙！叶问为寻找武痴林，到打斗场查看，甫一进场即见廖师傅被佐腾无理射杀！叶问遂把心中悲愤于打斗场上发泄出来，以一敌十，痛击日本人！三蒲对叶问的身手大为欣赏，并表示期待与叶问一战。

三蒲带兵至棉花厂捉拿叶问，要求叶问向日军传授中国武术。叶问不甘作汉奸，且欲替中国人挽回尊严，遂公然挑战三蒲，要以双拳唤起中国人的团结心。三蒲自视甚高，为保名声毅然应战。佐腾为保三蒲胜出竟暗设埋伏，叶问未知已身陷危机，以咏春力战三蒲的空手道，二人在擂台上展开激烈生死决战„„

《叶问》是部功夫片，但是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感受到的不是它的功夫，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经济前进的基础上，我们的文化终于在形式上出现了复苏的迹象。这点在近几年的电影尤其是《叶问》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种好现象，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艺术家们自我民族文化意识在逐渐苏醒，越来越的文人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文化底蕴远比西方正在流行的文化深厚百倍，反映中国文化题材的作品，本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匮乏，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早几年的经济落后。但是随着我国国力的逐渐强大，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大潮中，文化复兴已经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国的艺术家有责任扛起中国文化的大旗。在这种风潮的影响下，近几年的文化市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映中国文化的作品，比如《叶问》。

叶问来自广东佛山。历史上，广东是一个保守着传统，但同时决不抱残守缺、拒绝开放的地方。这与北方文化有着天壤之别。北方野蛮、专制而封闭。《叶问》开始的画面，就是佛山武馆街一片繁荣热闹，各武馆广招徒弟，彼此之间和平相处，而顶级高手、武术大师叶问，则过着与世无争的清静日子。但是，这样的美满生活，随着北方武师的挑衅，而开始发生改变。接着，日本人入侵，整个佛山顷刻之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叶问仍然助人为乐，同时，自己开始靠卖苦力谋生，养活家人。只是由于日本人的残暴和滥杀无辜，叶问才一怒而起，予以奋力搏击。最终，依靠自己的精湛武艺以及个人感召力，而唤醒了国人的团结和反抗。

影片《叶问》除了让我们感慨个人命运在国家兴衰面前何等渺小之外，也让我们体会到真正的强大，最终在于人的内心以及你的理想生活图景。叶问只想过自己的小家日子，但是，北方武师的野蛮和傲慢，逼迫着叶问的太太——这个相夫教子、反对丈夫习武的良家妇女，——转而同意叶问出手锄奸。最后，叶太冒着生命危险，在去香港逃生的路上返回，到比武擂台下看自己的丈夫如何收拾日本人。通观整部影片，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历史”。中国文明发端于夏商周，夏代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几乎空缺，因此，关于夏代的历史不属于“信史”的范畴；商代是注重商业的民族，而周代则是一个依靠武力征服中原的民族。春秋战国期间，孔子倡导的儒家学说，直接由周礼而来。所以，儒家学说，一开始，就有野蛮的因素。这是一种不自由的文化。北方民族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而在北方各民族之间，由于文明不发达，因此，彼此征战乃家常便饭。原来比较发达的中原文化，节节败退。而在中国南方，一直存在着一个更加古老而自由的楚越文化，例如老庄哲学。日本文化一开始是北方文化，只是在近现代，开始被西方文明征服，而实现了成功转型。但是，其来自历史性格的侵略性仍然保存了下来。

影片《叶问》中，叶问曾经说：武术不分南北、男女，区别在于你的心态。由于北方武师是抢饭碗的，所以他的武艺不可能取胜。在这里，北方武师和日本人，一个是土匪，一个是军阀，二者之间并无明显差异，都是残害老百姓的。叶问要代表正义的力量，与二者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搏斗的目的，就是争回自己的自由和幸福的生活，而不是杀人。

当然，影片《叶问》有着香港武术电影一贯的刚猛、上进精神，这也是振奋人心的地方。中国社会阴盛阳衰，男不如女，男人说谎，不诚实，而且没有任何创造力，女人在血泪打拼，却赢不到相应的地位，而且还要裹小脚，因此，以致有人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女人的胸脯上的”，所以，是需要这样的一部电影来间接歌颂中国女性了。同时，也需要借叶问这样的真正的男子汉来励志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一个男人如果还要像一个男人的样子，至少应该从向老婆诚实、对家庭负责开始。如此推己及人，中国男人喜欢说谎、畏畏缩缩的个性，中国压抑个性的言论环境，才能发生一丁点改变。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叶问》在武术片的背景下，有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它告诉我们，在中国流传了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不仅滋润着曾经的年代，更对现实中的国人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我们早几年过多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反而忽略了自己独有的文化。这是对民族的失职，新时代的中国人有责任让自己的文化发扬光大，影响世界，否则就是对祖先的不敬。

可喜的是，中国的艺术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且体现在了实际行动中，近几年出现了很多像《叶问》《十面埋伏》这样电影就是明证。在次，作为一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通网友，必须向默默传播中国文化的艺术家们致敬，是你们让我们的中国文化出现了复兴的浪潮，更让我们的中国文化再次成为社会时尚，相信在中国经济逐渐强大的今天，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可以再一次席卷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真正的主流。

中华民族的复兴，指日可待！

两个历史人物的一生传奇，两部贺岁大片的重磅出击，《梅兰芳》携手《叶问》08贺岁档登场，成为2008年中国影坛的最后盛事。一个是绝世名伶梅兰芳，一个是功夫之王叶问；一个让华夏戏剧走向世界，一个令中国功夫红遍全球。《梅兰芳》和《叶问》倾情贺岁，讲述两位大师传奇人生，重现中国戏剧和中国功夫的辉煌。日前已经小范围内看过两部大片样片的传媒和电影业内人士一致认为，这两部史诗巨著是2008年中国人必看的贺岁大片。

梅兰芳，举世闻名的中国戏曲艺术大师，其传奇人生倍受百姓关注。由陈凯歌执导，讲述戏剧大师梅兰芳传奇人生的影片《梅兰芳》，将于12月5日隆重推出。该片汇聚章子怡、黎明、孙红蕾和陈红等诸多大腕明星，加之王学忻、英达、安藤政信和余少群等实力演员的倾情加盟，阵容非同小可。《梅兰芳》是否能超越经典巨著《霸王别姬》，给观众留下无限遐想和莫大悬念。

紧随《梅兰芳》之后，由铁三角叶伟信、甄子丹和洪金宝以及国际化制作团队完美打造的《叶问》横空出世，中国功夫的无限魅力将再次让影迷大开眼界。叶问，作为咏春拳一代宗师，培养了世界级功夫巨星李小龙，谱写出中国功夫的神话。而贺岁大片《叶问》气势磅礴，各路明星云集、情节精彩纷呈。男一号甄子丹是红遍全球的功夫巨星，沉稳风格刚柔相济，铁拳出击无敌；日本著名演员池内博之，其硬朗帅气的外表和张弛有度的表现力，把日本军官三浦的刚毅、凶狠和傲慢个性刻画得入木三分；熊黛林，超级名模，风姿卓越，将贤妻良母的形象真实再现；任达华，紫荆影帝雄风依旧，义气当先；林家栋，超强实力派演员技艺不凡；还有炙手可热的武打明星樊少皇，威风凛凛血气方刚。先睹《梅兰芳》梨园传奇，再看《叶问》威震天下，两部大片联袂贺岁，无论错过哪部，对观众而言，都将是08年观影的最大损失和遗憾。

叶伟信的《叶问》，可谓本最成功的华语商业电影。cast实力派，题材情节从框架而言落了俗套但让观众买账，其中的武打很是一流，这些不再赘言。

我想说的是林家栋，或说他演的角色李钊。他所体现出来的行为、人格，还有由他所带动的一系列配角，是真正的中国人精神的体现。这个角色带给林家栋的镜头并不算非常多，在表现上的突出程度逊于任达华、行宇（武痴林）和樊少皇，但实际上，林、任和樊三个人完整地体现了中国人的性格，而刻画最深的，就是林家栋所饰演的李钊。下面是他出现的八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茶馆起纷争，作为巡捕的李钊到了现场，以他的职权和手中的枪趾高气扬，目中无人。叶问出来，用武术使李钊贴服。

第二个场景：金山找来佛山踢馆，李钊一再劝叶问出手，维护佛山尊严。金山找被打败后，被李钊在旁讽刺。

第三个场景：叶问以一打十，击败日本人，以下对话（李钊为叶问和三浦间的翻译）：

三浦：再来吧。

李钊：他（三浦）想你再来。

叶问：我不是为这些米来的。

李钊：他（叶问）说，他会再来。

三浦：你叫什么名字？

李钊：他（三浦）想知道你的名字。

叶问：我只是一个中国人。

李钊：他叫叶问。

第四个场景：李钊来提醒叶问要小心三浦，以下对话：

李钊：你自己以后小心点，我不知道三浦会做什么。

叶问：（打李钊）走狗！

李钊：我怎么是走狗啦？他们的死关我什么事？我只是个翻译！我不用吃饭啊？！我要吃饭的！

叶问：要吃饭？你看着你同胞被人打死，你有没有尊严啊？！

李钊：我没有，你有，你有很多啊。你行你去打呀，把他们都打死！打死十个一百个！打死一千个！我是一个翻译，不是一个走狗！我是一个中国人！（最后一句用日语说，很好地体现了李钊的个性。）

第五个场景：李钊带一日本军队主任佐藤来找叶问，后对张永成（熊黛林）有非分之举，叶问将副将打倒，李钊对昏迷的佐藤泄愤，踢断他的腿。后李钊被日本人毒打，但没有透露叶问的行踪。

第六个场景：李钊回家，带回食物给其家人（母亲、断腿的哥哥和年纪尚小的弟弟妹妹），带回衣物给叶问一家（李钊将叶问一家藏在自己家里）。

第七个场景：三浦来棉花厂找叶问，以下对话（李钊为叶问和三浦间的翻译）：

三浦：我想给你一个机会。效忠日本天皇，教我们皇军中国功夫。那么，你还有半点生存的权利。

李钊：他（三浦）说他很欣赏你，想让你教日本人学功夫。

叶问：我不会教日本人。你这么想看我打，我就跟你打。

李钊：他（叶问）说，他会好好考虑做教官的事。你还想与三浦将军您切磋。

第八个场景：叶问打败三浦，佐藤举枪想射杀叶问，被李钊制住，射偏的子弹打中叶问但伤不致命。副将后被李钊枪杀。愤怒的群众以为是李钊要杀叶问，将其暴打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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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八个场景，很容易就知道，要不是李钊，叶问早就死了，没戏可唱。叶问把民族大义全揽上身，一脸严肃，一骨头的硬和倔。但他不知道他的这种性格会让他被杀，而如果他被杀，意义不会是他维护了民族尊严，有骨气，而是白死。而以他于民众的这种象征意义，他的死将是对民众意志和士气的打击，将会相当消极。

但是，叶问并不代表中国人的精神。纵观全片，仅叶问一人站出来反抗。我说，叶问是个人物，实际上我要表达的是，叶问是异类。叶问甫一出场，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大少爷形象。但武术的天赋和勤奋造就的身板和埋藏在他心底的原则又使他与传统的纨绔子弟不同，让他存在着“觉醒”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在全片的开端，叶问是一个带着玩票成分，物质生活丰腴的咏春高手。而他到片末所体现的“宗师”身份，实际上始于他感受到战乱之苦，加上目睹廖师傅之死和得知武痴林身亡才真正觉醒。至此，叶问开始抗争，对抗屈辱现实，成为宗师。

由于赋予了太多的特殊性，甄子丹所饰演的叶问，并不代表中国人的精神。而在乱世，个人甚至民族的品格是可以很容易被放大的。而处在日本侵华时代的民众，更能体现中国的文化和精神，而其中，金山找、周清泉和李钊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前二者，一个被赋予了很多的莽汉和汉奸形象，一个则是通过开办工厂帮助百姓的商人形象；一种其实已经被说烂了，而另一种，有能力在日占区继续经营，背后的钻营和努力自是不容忽视。他们两个都带给我思考，但他们却并非重点。李钊才是。

描绘李钊这个角色很难，他太复杂，难以给予一个简单的定义。正如叶问被他接济后，也只能说：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李钊很会向上爬，无论他的主子是谁——在国民政府时代，他是一个警察头子，在日占时代，他是日军随身翻译官——他知道自己的用处，并知道怎样利用这些用处；李钊很小人得志，以权凌人——做警察头子时以手中的权威和枪显摆，在叶问第一次打败金山找时以佛山人的身份向金山找嘲讽，成为日军翻译官后尽管自己只是日军下达命令的一个传话筒，他仍洋洋自得。

李钊灵活、圆滑。两次充当叶问与三浦对话的翻译，是他的圆滑使叶问得以保全，他的灵活在于不只是不让叶问的话触怒日本人，他还为叶问留了很大的后退空间。在藏匿叶问一家后被日本人毒打逼问时，他也尽力为自己开脱，才没有被日本人打死。如果是传统爱国教育片，这个人物在被拷问时可能会说的是，我[我说错话了，对不起]知道但我tnnd不说。这种实在可笑。

李钊重义，尽管他所表现出很多所谓小人特质。他由始至终都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尽管恃权凌众，但他在酒楼阻止争吵和劝叶问与金山找，为的是一种秩序，和佛山武术的尊严；尽管为日本人办事，但武痴林的死实际上与他无关，也数次帮助叶问脱险，其中两次没让叶问的言语激怒日本军，一次冒着全家的安全包庇叶问一家，最后一次阻止了日本人杀害叶问，并因此被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悍然打死。

李钊能忍。被毒打也坚决没有透露叶问的信息。屈辱地充当日本人的翻译，背后是他要养的老母、残疾的哥哥和年纪尚小的弟弟妹妹。他说：“我只是个翻译！我不用吃饭啊？！我要吃饭的！”其实，他还负着至少四个人的吃饭问题。

这就是李钊，一个带出了传统中国人的形象的角色。

他卑微，但顽强。中国人委曲求全，李钊也是。中原土地多次被侵略，包括元朝的蒙古族、金或清朝的满族，到后来的多国部队、日军侵华，这是一片是非之地。但每一次，中国人都存活下来了。甚至原来的侵略者被中国的社会文化所同化。历朝历代，分合不断，经历各种苦难的中国人还是一如既往地活着。在变化甚大的社会环境中，李钊硬是活下来了，还混得很可以。他活得缺乏尊严，对一个日本小兵都必须卑躬屈膝，但他活下来了。

他自私，但自私不仅限于自己。中国人为生存而努力着，但中国人重情，重关系。中国人知道如果只有他一个活下来，那生存将失去意义。中国就是人挨着人或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李钊要吃饭，所以可以帮日本人做事，从实质上帮助了日本侵华，他很自私。但他肩负的岂止是他一个人的活命，他还照顾着家人，维护着叶问。如果他自私得只顾着自己，他不会维护叶问。试想，如果在他充当三浦和叶问间翻译时身旁还有人懂汉语和日语并揭穿他，他必死无疑；试想，如果被发现他把叶问藏匿在自家，他要付出的甚至是全家的性命；试想，如果不是他制止并杀死佐藤，使日本军当时有个指挥（甚至只是手枪不在他手上），愤怒的民众可能就无法将他杀死。他大气？不见得，但他的自私却无意间流露出一种大气和仁慈。

他灵活，但缺乏原则。中国人缺乏信仰和原则，灵活地活着却没有方向。李钊很会往上爬，但是他不论是谁的政府，都往上爬。因为“上面”意味着“权力”，虽然这些权力的性质并不相同。中国传统的三纲到现在还影响着中国人。父纲、夫纲、君纲，这是完全的本位主义。这种思想使中国人信奉权力，敬畏处于父、夫和君这些位置的人，当然，这些位置已经延伸到包括官员、商人在内的一切有着公权力或垄断性经营权力的人和机构。但其实质上，中国人敬畏的是位置，以及位置所代表的权力，而不论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是谁。这种敬畏甚至发展成一种对权力的崇拜和贪婪，前者造就奴才，后者导致争名夺利。失去了原则和信仰的人，容易迷失。

他忍受，但更是妥协。李钊对日本人所有的，是恨。李钊面对日本人，在表面上是毕恭毕敬的。日本人的吩咐，他照做不误。被日本人毒打，他默默忍受。中国人面对压迫，很大部分人选择了一味的忍受和妥协，并美其名曰：包容。这与胡适式的妥协不一样，胡适式的妥协是在抗争中为自己争取权力，但在既得利益者之前，还是需要忍让，不谋求一步到位，但争取使自己始终处在具进步空间的位置之上。但中国人把妥协演绎得太极端了，就是不断地忍受，直至忍无可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多起义造反而少改革改制。其实只要统治者不时施舍蝇头小利，把握好压迫的力度，要管治中国还是不难的。

他敢怒，但不敢付诸行动。在叶问打倒找他的日本人后，李钊愤怒地把昏迷的日军主任佐藤的腿踢断。这只是泄愤，有如阿Q式的精神胜利。其实，如果不是在擂台上，叶问根本毫无胜机，有很多时候，中国人在追求一种仅为象征式的凯旋，而非实质上的胜利。

他是李钊，他还活着。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前几天看了场电影《叶问》2，看过一自然对续集也有一些兴趣。

叶问主要讲的是民族气节和中国的武术精神和文化。我记得有人曾经这样讲过国外的诸如日本的武士道、美国的拳击、韩国的跆拳道很讲究礼节和传统，中国的武术虽然门派众多但比较杂乱。殊不知中国武家的传统悠长与历史、礼节、儒道佛三教合一融合贯通哪是国外武术所能理解一二？这使我想起了少林寺的方丈释永信，这位方丈应该是中国近代历史争议最大的CEO和尚了，其他我们暂且不谈，仅就少林寺武术传播这一点我就很佩服释永信。叶问也是一样，他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将中国的武术发扬宏大，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一个出家人一个在家人，有区别吗？区别就在每个人的心里，心态！和尚应该如何如何？和尚首先是一个人，是社会的一份子，作为人曾给这个社会做出过贡献，有益于这个社会，就不曾愧对一撇一捺的人。和尚首先要做好人，行十善才可以行大道，成佛道。关键在于行，释永信首先把行放在了第一位，因此才会将中国的功夫融汇中国的佛教、儒、道同时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向世界展示了真正的中国功夫、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的博大精深。

目前中国充斥了太多的舶来品，尤其文化的侵略无处不在，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所占比例之小让人震惊！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电影电视，尤其最近的新《三国》电视剧，真的是不堪入目。我只能说那是戏说《三国》罢了。我们如此戏说下去如何对中国的下一代交代呢？中国需要对历史负责、忠实于历史、传播历史的传道士，不需要妄加评论的评论家，与其坐而观，不如站而行。

叶问二传播的精神是最主要的，究其细节每一部电影都会有些问题，看电影主要看传播的精髓与文化。中国需要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屹立不倒的骨气！这种骨气被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才能使日益强大的中国愈加强大。我们的国家是存在很多的问题，每一个国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有问题、因为他的不甚富有与强大我们就放弃了吗？母亲只有一个，无论贫穷无论富有她终究是我们的母亲，如果连母亲都舍弃其人可堪称为人吗？这使我想起了中国最危急的时候回国的留学生们和而今学成回国回到家乡的学子们，让我由衷的感佩！中国需要民族精神的建立，不需要天天指指点点挑刺的说客，需要的是行动说话的身体力行的中国人。尤其中国的科学研究更需要严谨认真的态度和民族气节，中国的脊梁需要我们每一个去支撑才能永远屹立！

周末连看两场电影---《非诚勿扰》和《叶问》，感慨良久。

从现阶段中国的电影水平来看，还算不错。该笑的，观众笑个不停；该酷的，有隔邻观众叹曰：叶问倒下的姿势很酷。

这就是目前中国电影现状，喜剧就只剩下扯淡，除了扯淡什么都没有，扯完算数。小心翼翼规避各种禁忌，最后剩下的就只是扯淡。所谓的武打片，其实拍个一部两部，作为奇葩来猎奇是可以的。成千上万，就恐怖了。每天充斥在屏幕上的都是打打杀杀，鲜血四溅，有意思吗？整天沉浸在虚无的英雄主义世界，接受陈旧的江湖规矩熏陶，能产生什么现代英雄？

好莱坞也有很多凭空想象的东西，如钢铁侠、忍者神龟、蜘蛛侠、星球大战等等。但，第一，这些影片所占比例并不高；第二，人家的想象是在现实基础上望将来想的。咱们的，是在想象基础上望过去走。唉，意识形态的压力也不至于压得不能拍星球大战啊！

现实不能讲，很多真相不能言说，精英们一经自我阉割，也就丧失了真正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了。

《非诚勿扰》非常单薄，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好片，但也就那样了。最多不过《疯狂的石头》，也就是老百姓自娱自乐罢了。《叶问》之类的武打片真是意淫得够可以的，再这样下去，整个民族都会变质！

7.从马克思主义看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篇七

1 引进海外节目对中国文化安全的影响

1.1 降低文化原创力

一档成功的节目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事先设定好,才能保证万无一失,但由此也引发了诸多问题。例如,我国在引进海外综艺节目版权时不加思索,将不适宜本国土壤的西方文化照搬过来,以为高投入制作、大手笔包装就能够打造出符合市场口味的新奇节目。创作团队人才的匮乏、对创作机构设置的不重视、相关资源的短缺等都会造成文化原创力不断降低,只能停留在模仿阶段。

1.2 垄断综艺节目发展模式话语权

《文化安全》一书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主要指人们认为自己所属‘国家-民族’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特性’不会在全球化大势下逐渐消失或退化的‘安全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节目模式经历十多年的精心打磨,已经到达成熟的水准。一旦被大规模引进,电视综艺节目的文化背景必定呈现明显的西方化特征,节目发展朝向带有西方思想观念的方向发展,话语权被版权方所掌控,中国的观众只能够被动接收节目所传达的价值观。

1.3 导致文化价值观混乱

文化全球化(特别是与政治全球化相关的文化全球化)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被制度、习俗、传统所束缚的文化原创力,但同时也正面临被同质的全球化及各种压抑性力量所吞噬的危险。电视节目不仅能够陶冶人的性情,也能够起到整合社会价值、传播主流价值观的作用。引进海外节目扎堆,不仅造成市场的急剧缩小,更造成价值观的混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需要立足中国国情,符合中国观众需求和本土化的审美习惯,而现在大量的引进海外节目带有明显的西方价值观,与中国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存在一定偏差。

2 文化安全的应对策略

2.1 从政策、资金和资源上支持原创节目

发展本土原创节目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从政策上要做出规定,要求各省台、卫视增加原创节目的数量,从资金上援助电视台开发本土特色节目,并提供资源和技术支持。传媒也要积极参与构建中国文化安全观,曾强自觉维护文化安全的意识,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将各种各样的文化霸权和文化领导权滥用现象揭示出来,动员各阶层和民族的人民一起保护和维护自己的文化权利和合理的国家文化主权。在原创电视节目中积极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加强文化传统的保持与延续,防止其他国家的文化渗透。

2.2 限制引进海外模式节目的数量

观众在大量同质化综艺节目面前难免会审美疲劳,如果一味重复引进雷同的海外节目模式,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还会使电视节目的形式不断走向夸张和煽情的极端,丧失其艺术审美的功能。观众在几档相似的舞蹈节目中能记住《舞出我人生》是因为该舞蹈节目不拘一格,添加了新的元素,满足了观众不断变换的口味。这样的舞蹈节目在同类型节目中有一定的区分度,不会被淹没在大量的引进版权节目中。舞蹈类节目等节目形态也要提高引进门槛,严格限制引进数量,防止国内媒体丧失创作动力,扩大原创节目的空间。

2.3 以文化创新发展文化产业

文化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前进的动力。弘扬本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的同时,吸收借鉴外来的优秀文化元素,在有机融合的过程中加以本土化,使内容和形式和谐统一。原创节目《舞出我梦想》之所以能够获得市场的肯定,是因为它的文化内涵符合本土化特征。舞蹈从一种表演性质的个体行为,上升到一种被赋予了家庭责任和社会人文关怀意义的深层社会行为,个人的公益理想汇聚成整个社会的相互扶持,使节目的思想内涵有了巨大的飞跃,给观众美的感受。观众一边惊叹于舞蹈的美轮美奂,一边感动于舞者身后一串串令人辛酸的故事,一边宣泄内心对于梦想长久的渴望,甚至能够在舞者圆梦的过程中收获一份自我价值的认同感。

3 结语

在中国电视节目市场上要争夺话语权,牢牢把握住属于自己的价值观传播平台。大量原创电视节目的成功,是我国的文化竞争力强大的体现,所以传媒需要加大创新力度。综艺节目模式的背后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应引领中国电视文化的前进步伐,体现出积极向上的活力。我国传媒要主动出击,加大研发新的节目模式的力度,传播本土特征的价值观,从电视节目的制造转向创造,在渗透本土文化的过程中张扬个性风格,使受众放松娱乐的同时,收获有价值的思想观念。

参考文献

[1]彼得·卡赞斯坦著,宋伟,刘铁娃译.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整治中的规范与认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6-241.

[2]苗棣,徐晓蕾.西方电视节目样式引进的本土化问题[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100-105.

8.从作文题目看中国社会的变迁 篇八

有网友看了民国时期各大学的作文题目，直呼：如果穿越回去，他们或许都考不上大学哩！

[民国各大学的高考作文题概览]

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宋子文在欧美大借款，试述其事实而评论之。

——国立中山大学一九三三年

现时培养建设需要人才当以何为最急，试详陈所见。注意：须用文言，以三百字为完卷。字体勿潦草。

——国立北洋工学院一九三三年说明农村破产之原因并筹救济办法。

——河北省立工学院一九三三年

五谷丰登，粮价低廉，农村之好现象也，而丰年适以成灾，谷贱反致伤农。社会病态，竟见于吾国之今日，症结所在，试详论之。（文体不拘）

——河北省立农学院一九三三年

读书志不在温饱论。（文言白语不拘）

——辅仁大学一九四一年

政府在抗战期间对于诸生不征之使从军而招之使求学，其意义安在？试申述之。

——国立武汉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国立东北大学一九四二年

拟以改善中学国文教学法上教部书。

——国立武汉大学一九四七年

[1977年后高考全国卷历年作文题概览]

1977年：《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北京卷）

1978年：将《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一文缩写成500_～600字

1979年：将《第二次考试》改写一篇《陈伊玲的故事》

1980年：读《画蛋》有感

1981年：读《毁树容易种树难》，写一篇读后感。

1982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983年：看图作文《毅力与恒心》

漫画《这下面没有水，再换个地方挖》

1.写一段300字以内说明文字

2.写一篇议论文，800字以内

1984年：有同学说：“每逢写作文，自己常常感到无话可说，只好东拼西凑，说一些空话套话，甚至编造一些材料。”有的老师说：“每次学生作文，我都辛辛苦苦地批改讲评，但是学生往往只看分数，不注意自己作文中存在的问题，所以提高不快。”

请针对上面两段话所反映的情况联系自己和周围同学的现状，以对中学生作文的看法为中心，写一篇800字左右的议论文，题目自定.

1985年：以“澄溪中学学生会”的名义，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写一封信，反映情况、申诉理由、呼吁尽快解决（化工厂排放废水、有害气体、污染）文题《给（光明日报）编辑部的信》。

1986年：作文题《树木·森林·气候》，请从现实生活中选择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全文不少于600字，副标题自定。

1987年：根据材料写一篇简讯《育民小学办起了游泳训练班》；结合以上材料。就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这个问题写一篇短文，题目自拟字数400至600字之间。

1988年：《习惯》

1989年：你的好朋友是某重点中学高三年级里中上水平的学生，他想立志报某重点大学历史系，班主任、父母各持己见。他为此感到困惑、苦恼，他写了一封信，想听你的意见，你给他写封回信。

1990年：母亲带着两个女儿去玫瑰园，一个女儿告诉母亲。“这里不好，每朵花下都有刺”，另外一个女儿告诉母亲“这里真好，每个刺上面都有花”。根据这一材料展开描写，写一篇议论文。

1991年：老9币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要求学生写想象作文。他举例说：比如，你可以把这个圆想象成一轮满月。再把这个画面用文字描述出来就是想象作文。圆是可以想象成很多不同的物体的。请你根据这位老师的启发，把这个圆想象成另一个物体，写成一条200字左右的想象作文。

某班开辩论会一方的观点是“近墨者黑”，一方的观点是“近墨者未必黑”。请你选定一方，写一篇发言稿参加辩论。

1992年：《动口与动手》

1993年：《梧桐树下的对话》

1994年：以《尝试》为题写一篇记叙文，不少于700字

1995年：任选寓言诗中的两种鸟，展开想象，以《××与××的对话》为题（例如《麻雀与燕子的对话》《黄鹂与鹦鹉的对话》等），写一个200字左右的对话片断

1996年：仔细观察下页《给六指做整形手术》和《截错了》两幅漫画：

1.两幅漫画分别说明，文字不必平均分配

2.说明画面内容时，不要编故事

3.要求内容完整准确，条理清楚，语言简明

以《我更喜欢漫画（）》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1.把你喜欢的那幅漫画的标题填写在作文题目的空白处；2.议论时要有比较，要充分说出自己的感受和理由；3.不少于600字

1997年：《乐于助人》

1998年：《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

1999年：请以“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为作文内容的范围，写一篇文章，文体不限。

2000年：请以“答案是丰富多彩的”为话题写一篇文章。只要与这道题引发的思想感受有关都符合要求。文体不限，题目自拟。

2001年：请以“诚信”为话题写一篇文章，可以写你的经历、体验、感受、看法和信念，也可以编写故事、寓言等等。所写内容必须在“诚信”的范围之内。

2002年：请以“心灵的选择”为话题写一篇作文，所写内容必须在这个话题范围之内。

2003年：请就“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这个话题写一篇文章。

2004年：请以“相信自己与听取别人的意见”为话题，自定立意，自选文体，自拟标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全国卷I）

请以“快乐幸福与我们的思维方式”为话题。自定立意，自选文体，自拟标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全国卷11）

请以“遭遇挫折和放大痛苦”为话题，自定立意，自选文体，自拟标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全国卷III）

请以“看到自己与看到别人”为话题，自定立意，自选文体，自拟标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全国卷IV）

2005年：《出乎意料和与情理之中》

2006年：《模仿》（全国卷I）《读书》（全国卷II）

2007年：《帮助》

2008年：《汶川地震》

2009年：《生存的本领》

2010年：全国卷一《有鱼吃还捉老鼠？》漫画作文：

2011年：《彩票》

2012年：《放下顾虑》

2013年：《同学关系》全国卷（大纲版）《经验与勇气》全国卷（新课标版）

2014年：《两人过独木桥》（全国卷I）《喂食动物失觅食能力》（全国卷II）

2015年：《女儿举报老爸》（全国卷I）《谁最有风采》（全国卷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