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政策的演变

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政策的演变（精选9篇）

1.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政策的演变 篇一

形势与政策论文

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与中国对外政策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今后5年～10年，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将快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先后崛起，将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与格局演进，多极化趋势将日趋明显。美国经济“双赤字”，使世界经济发展失衡。美元贬值、油价飙升，使全球经济风险加大，但世界经济整体趋势依然向好。

去年，世界经济增长近5％，为近30年来最好。今年，受欧元区和日本经济疲软的影响，全球产出增幅将放缓。

美国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引擎。国际机构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将持续稳健扩张。虽然受到高油价冲击，又面临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但美国经济的内生性强，增长势头不会改变。原因是：

1、企业投资强劲复苏，居民消费持续增长。

2、低利率时代虽然结束，但宏观环境依然宽松。

3、“新经济”虽然缺乏新动力，但活力再现。加之奥巴马政府的持续减税、弱势美元和油价适度回落等等，均有利于美国经济持续扩张。

日本受福岛核危机，经济衰退复苏步履维艰。去年，国际机构普遍看好日本经济。今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处于停止状态，下半年可能恢复增长。然而，日本经济复苏依靠的不是内需而是外贸。因为，目前仅靠内需尚难支撑日本经济复苏。可见，当前日本经济基础依然脆弱。一是油价飙升对经济影响开始显现；二是国内需求依然不旺；三是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

欧元区经济增长缓慢，但复苏势头尚能维持。欧元区经济在连续两年低迷后，去年增长2％，虽低于ＩＭＦ估计的2.2％但仍是近4年来最好的欧元的被动持续升值。油价居高难下，开始影响欧元区经济复苏

亚洲经济增长触顶回落，但仍是全球最快的地区。该地区宏观经济基本稳定，区内合作效应凸显，互利共赢格局正在形成，发展趋势是：东亚地区将持续较快增长，“四小龙”则适度扩张；东南亚经济将稳步复苏，越南成为佼佼者；南亚经济增长势头不弱，印度成为地区领头羊；中亚经济恢复性高增长，但资源型经济风险将增大。在未来数年中，亚洲将在全球经济中保持较高增长，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

发展中国家经济将进入稳定增长期。国际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中长期前景普遍乐观。目前，发展中国家具备空前良好的发展机遇：

1、宏观经济环境普遍改善。

2、国际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

3、南南经贸合作明显加强。亚洲与拉美、亚洲与非洲，亚、非、拉区域合作步伐加快，带动发展中国家间的泛区域、区域和双边合作蓬勃发展。

4、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等发展中大国经济加速发展，在区域经济中起着空前的示范效应和领头作用。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以及对我国的影响：

1、世界经济保持增长，我国外贸市场空间仍较大

2、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我加工贸易影响显著，一般贸易保持高速增长。

3、主要经济体失业率高企加剧了世界经济摩擦的风险，欧美等国对我发起的贸易摩擦多由失业部门发起。

4、油价高企加剧了我国的进口成本，可能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5、顺应世界FDI大潮，调整引资政策重点。将重点转向有针对性地发展部分服务行业，优先发展为生产服务的服务贸易以及重点发展与货物贸易相关的运输和商业分销服务业等出口导向性服务业。

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五个突出问题：

——粮食进一步增产、农民进一步增收的制约因素仍然较多。粮食收购价格继续上升的空间有限。化肥等农资价格居高不下。洪涝灾害偏重发生。

——固定资产投资新开工项目仍然较多，投资结构仍不合理。由于产生投资膨胀的体制性原因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一些地方投资增长仍然过快。

——工业企业利润增幅有所回落。行业效益出现明显分化，煤炭、石油开采、黑色和有色金属等采掘业利润增长较快，建材、石油加工、交通运输设备、化纤行业利润下降较多。

——煤电油运总体形势仍然偏紧。由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能源、资源约束的矛盾仍然突出。

——安全生产形势仍比较严峻。顶风违规生产的现象依然存在，重特大事故频繁发生，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等事故多发。

节能是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国人口众多，能源资源相对不足，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煤炭、石油、天然气人均剩余可采储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6％、7．69％和7．05％。目前，我国又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能源资源的消耗强度高，消费规模不断扩大，能源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今后，随着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会持续较快增加。

因此，能源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瓶颈，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节能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我国富煤少油。在替代石油的化石资源中，煤炭在近中期内可以满足与千万吨数量级的油品缺口相匹配的需要，即通过煤液化合成油实现我国油品基本自给，是目前最现实可行的途径之一。煤可经直接或间接液化两种方法转化成汽柴油。煤直接液化的操作条件苛刻，对煤种的依赖性强。煤间接液化是将煤首先经过气化制成合成气，合成气再经催化合成转化成汽柴油。煤间接液化的操作条件温和，几乎不依赖于煤种。

核裂变能源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相关技术日臻完善，是未来百年内解决能源紧缺问题可行、且可靠的方案。建设、运行、维护核裂变电站及对核材料的开采和核废料的处理等将在未来百年内形成巨大的产业链。核裂变能源的利用受制于地球上有限的核材料蕴藏量和人类对核废料处理的艰难和危险。利用核聚变能可能是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一种最重要途径。太阳光即是太阳中的氢核聚变释放出来的能量。核聚变的主要原料是浩淼的海水中所蕴藏的用之不竭的氘，其产物是惰性气体氦，因此，核聚变既无原料短缺问题亦无核废料或核泄漏等污染问题。

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和平与发展是主流，但是影响和平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例如：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地区冲突，核武器扩散，自然灾害，跨国犯罪，疾病，走私贩毒等。因此要加强国际合作。

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做出判断，应酬好与大国的关系，对我国的外交有重大的意义。当前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国之间呈现出合作与竞争，依赖与牵制等关系。国际局势的总体稳定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我国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我国要处理好与大国的关系，尤其是与美、俄、欧盟、日的关系。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受挫，正在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但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并未改变。我国一方面要扩大合作，增加两国外交中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要坚持原则，维护我国利益。

北约不断东扩，严重影响了俄在欧洲的扩展，俄把目光更多的投向了亚洲。同时俄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能源供应与边境问题上对我国有重要的意义。

欧盟在积极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加强与中国的对话，在大国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协作，同时也看到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巨大市场。

由于日本不能正确面对历史问题，同时在积极扩展和建立其大国地位，积极配合美国牵制中国。中日抗衡比较明显，处理好中日关系决非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中日关系的长期僵硬将不利于我国的发展。

与此同时，要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2.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政策的演变 篇二

自1949年11月第1家旅行社诞生起, 新中国旅游业已走过60年的历程。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旅游业承担着重要的对外宣传中国建设成就、加强国际友好往来的政治任务, 当时的旅游服务贸易规模较小, 结构相对单一, 但对扩大我国政治影响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人民生活仍处于温饱阶段, 国内旅游在该时期并未得到有效开展。总体看来, 从新中国成立至70年代后期, 我国旅游业主要以外事接待即入境旅游服务贸易为主, 是一种“事业型”运营机制。旅游作为我国外交事业的一条重要渠道, 主要开展民间对外交往工作, 还不具备“产业化运营”的条件。

改革开放后, 旅游业逐渐从外事接待工作中分离出来, 加快了产业化进程。邓小平多次提出:“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 要突出地搞, 加快地搞”, “搞旅游要把旅馆盖起来。下决心要快, 第一批可以找侨资、外资, 然后自己发展”。1984年, 中共中央提出了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齐上, 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一齐上的旅游发展和建设指导方针, 拉开了全方位发展旅游业的序幕。我国国际旅游也在1981-1985年期间得到了全面发展, 进入高速成长期。

1986年, 国务院将旅游业正式写入“七五”计划, 将旅游业确定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支柱产业, 确立了旅游业的国民经济地位, 在国家层面上实现了旅游业由事业型向产业型的实质性转变。1992年, 中央更是明确提出旅游业是第三产业中的重点产业。随后, 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建议》中将旅游业列为第三产业中需要积极发展的新兴产业序列的首要位置。1998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旅游业要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党和政府的全力支持为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氛围。

世纪之交, 我国旅游业的发展面临诸多历史性机遇。第一, 旅游业被确立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之一, 为中国旅游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 各级地方政府普遍重视旅游业对于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纷纷出台旅游业发展的鼓励性政策、措施;第三, 参与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工作的城市数量和规模进一步扩大, 为旅游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第四, 香港、澳门回归, 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等重大活动, 向世界展示了我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良好国家形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旅游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产业形象日益鲜明, 产业规模日渐壮大, 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 同时也是具有明显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之一。尤其是新世纪以来, 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国际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和谐社会建设不断取得进展, 国际形象得到了巨大提升, 旅游目的地国际知名度不断提高, 在WTO的进一步推动下, 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的规模与结构正经历着由粗放型、数量型增长、贸易模式单一向集约型、质量追求型、贸易模式多样化的转型。

二、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路径的时间演变特点

众所周知, 旅游目标客源市场主要包括以下两个部分:一是国际入境客源市场, 二是国内客源市场。一般情况下, 国内、国际两个旅游客源市场都会分别经历从萧条到繁荣的各个状态, 因而, 从客源市场角度出发分析中国旅游业的整体发展路径就可以在二维坐标系中进行。分别以2个市场为坐标轴, 市场发展状态由差变好为坐标轴指向, 这样, 在常态情况下, 2个市场的组合将会有4种 (如图) , 即状态Ⅰ (国际市场繁荣、国内市场繁荣) 、状态Ⅱ (国际市场萧条、国内市场繁荣) 、状态Ⅲ (国际市场萧条、国内市场萧条) 和状态Ⅳ (国际市场繁荣、国内市场萧条) 。状态Ⅲ一般为一国旅游业发展的起步阶段, 而状态Ⅰ则是多数国家所追求的旅游市场运营状态, 即国内、国际市场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旅游业整体市场欣欣向荣。而要达到这种市场发展状态, 一般来说有3条途径:第1条是通过国际入境旅游市场的发展来引导整个旅游市场的整体繁荣;第2条是通过先发展国内旅游市场继而发展国际旅游来繁荣振兴旅游业;第3条是两个市场并重均衡发展从而达到同时繁荣。如果将第3条路径看作是一条通往旅游业发展目标的“最短路径”或“成长大道”的话, 那么, 旅游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往往是偏离“成长大道”的“弯曲大道”, 即“路径一”和“路径二”。

从中国旅游业发展历程看, 20世纪80年代以前, 国人外出“旅游”的意识很模糊, 甚至没有“旅游”的概念, 经历过自然灾害和国外封锁的国人正为解决温饱问题而拼搏, 为生活必需品的缺失而努力探索发展之路。相对而言, “旅游”作为一种奢侈品, 并没有进入多数人的视线, 国内旅游并没有得到大的发展, 出境游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由于国家没有开放, 国外资金不能进入, 因而也谈不上旅游投资或旅游商业。旅游服务贸易的形式基本只有入境旅游1种, 而且还带有强烈的政治交往色彩。因此,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旅游服务贸易乃至整个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路径一”开展, 旅游业只是“单轮驱动”, 即由入境旅游驱动。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旅游”这一奢侈品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 国民旅游意识逐渐增强。国际入境旅游、出境旅游以及旅游内向投资都得到了快速发展, 国内旅游异军突起, 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业绩。中国旅游业发展曾一度出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双轮驱动”的良好增长形势。但随着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国际入境旅游市场出现疲软现象, 良好的发展态势遭到重挫。“双轮驱动”的理想模式不断经历着波折, 路径三的“成长大道”在现实的世界经济背景下很难取得可持续的旅游经济增长 (见上图) 。

新一轮金融危机的深度和覆盖范围前所未有, 对入境旅游市场及旅游投资的冲击尤为严重。为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风暴, 2008年11月, 国家旅游局旅游促进与国际联络司司长祝善忠在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上透露, 由于受金融风暴的影响, 2008年前9个月, 中国入境旅游出现明显下滑, 为拉动国内旅游市场、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 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的“国民休闲计划”将在2009年出台。该项计划采取具体措施倡导针对优秀员工的奖励旅游、针对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旅游、针对学生群体的修学旅游以及针对离退休人员的银发旅游等, 以拉动内需消费。在经历了2次路径转移之后, 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又转移至“路径二”, 即通过国内旅游市场的繁荣渐次达到整体旅游业的大发展 (图1) 。□/毛

从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 1980年以前, 我国旅游业总体规模较小;“六五”期间 (1981-1985年) , 入境旅游有了较大提高, 国内旅游开始起步;“七五”期间 (1986-1990年) , 入境旅游不断发展, 国内旅游则有了较大发展;“八五”期间 (1991-1995年) , 入境旅游取得长足的发展, 国内旅游则异军突起, 这一时期是旅游业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九五”期间 (1996-2000年) , 旅游产业基础逐渐夯实, 旅游经济取得稳步进展;“十五”以来, 在世界旅游业整体负增长形势的影响下, 中国旅游业逆风前行, 但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而在整个发展历程中也经历了几次较大的路径转移:第一次是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初期, 国际入境旅游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而国内旅游正在起步之时, 入境旅游担负政治宣传重任, 而这段时间的中国旅游业大致沿着“路径一”在发展;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期左右, 这段时期中国国内、国际旅游市场都出现了高速增长态势, 以“路径一”为基础的“弯曲大道”正在逼近“成长大道”, 即“路径三”, 但这个时期非常短暂;随着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 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第三次旅游发展路径的转移, 即“路径三”向“路径二”的转移, 再次进入“弯曲大道”模式, 但与第一次不同的是, 中国旅游业的发展逐渐偏重于对内需旅游市场的拉动上, 而不是仅仅倚重于国际市场。

三、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重心的空间演变特征

从空间角度看, 新中国建立以来, 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的重心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南迁”、“东进”、“北上”三次比较明显的运动过程。第一次是“南迁”的过程, 大致发生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这一阶段, 此段时期旅游服务贸易由北方南移至珠三角一带;第二次是“东进”的过程, 主要发生于20世纪末期至本世纪初期阶段, 旅游服务贸易发展重心由珠三角逐渐东迁至以江浙沪为代表的长三角区域, 并在东南沿海一带形成了一个较长的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连绵带, 这条连绵带由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省市组成;第三次是“北上”过程, 主要发生于最近几年, 尤其是环渤海发展战略提出以后, 主要路径表现为经由长三角沿海地带向北发展。

3.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政策的演变 篇三

[关键词] 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调整；中国对外贸易；影响

【中图分类号】 F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2-239-1

一、新旧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内涵及其区别

所谓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就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竞相采取非关税措施限制进口的一种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国际贸易自由化程度日益加深，但贸易自由化并没有阻挡贸易保护主义复苏的脚步。在新的全球贸易自由化背景下，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实施者们利用花样翻新的贸易保护政策规避多边贸易体制限制，保障一国就业并保持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在过去，旧的贸易保护主义往往表现为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配额和进出口许可证等等数量限制上，而新贸易保护主义则是以技术贸易和绿色贸易为背景的检验检疫制度、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为主。与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贸易保护主义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的新功能，正式的合法性，多样性的措施，歧视性的目的复杂的技术。其关注重点从传统理论的经济问题延伸到了社会问题，从工业的发展转向了人的本身。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调整及其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从明显性保护转向隐蔽性保护；国内法律适用优于国际条约；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号，利用WTO规则行保护贸易之实；从单纯的贸易政策转向综合的经济竞争政策；从单边保护转向多边贸易体系下的合法性保护等特点。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导向有了新的调整，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以维护劳动者利益为名的社会壁垒日益突出。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失业形势严峻，一些发达国家采取了具有“禁止性” 的劳工标准。以保障工人的利益为借口的新贸易壁垒已成为日益突出的贸易障碍，今后，在全球经贸活动中将形成一个新的贸易保护力。

2.以低碳经济为名的绿色贸易壁垒逐渐盛行。伴随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全球生态环境也在持续恶化，各国的环保意识大大增强，低碳经济成为了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话题。

3.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悄然兴起。当前，国际知识产权战略的新趋势是结合标准化专利技术扩大市场份额。发达国家通过提高常用技术标准，增加检验项目和设置技术转让障碍，一方面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进入其市场，另一方面从客观上推动了先进的替代技术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可谓一举两得。

4.以应对金融危机为名的隐蔽性贸易壁垒大量增加。在发达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应对金融危机的救市政策中，隐含着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调整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当发达国家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義在全球范围内开始盛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正严峻挑战，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也都深受其害，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已成为贸易保护的最大受害者。受经济危机影响，发达国家企业开始排斥中国的廉价商品，使得我国出口市场开始萎缩。而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也使得我国对外贸易摩擦频发。

三、对中国未来对外贸易发展的战略性建议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三年，中国的外贸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面对新挑战、新形势，中国必须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脉搏，提出新发展战略。

（一）推进自由贸易同时重视政府对对外贸易的引导。实行自由的贸易政策并不是完全地排斥任何形式的政府保护，而事实上也不存在完全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在总方针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在具体实施上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这是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普遍采用的一种策略。

（二）重视发展高新技术生产力。中国作为全球对外贸易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仅仅凭借进口技术发展生产力是不够的。要想培植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首当其冲的就是发展科技、发展高新技术。只有中国的出口产品附加值高了，技术标准高了。我们才能绕开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更好的参与国际分工，面对竞争压力与挑战。

（三）培植自身的新的比较优势，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近。今天，当中国一味的凭借廉价劳动力去扩大对外贸易规模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已经被发达国家甩在了世界经济长跑比赛的后头。如今的比较优势已经不单单指的是生产要素上的优势的，强调更多的是一国在发展经济同时对国际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因此，中国如果想要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就必须要勇于改革内部体制，勇于接受国际社会的指责，在障碍面前不退缩，态度积极的去解决问题。这才是一个大国应有的姿态。

参考文献：

[1]海闻，P·林德特，王新奎.国际贸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冯岢.外贸政策与经济发展[D].郑州：郑州大学，2010.

[3]郭少坤.关于我国外贸依存度的探讨[J].商场现代化，2011，（11）.

[4]俞抒羽.金融危机下外贸面临的挑战与机遇[J].国际市场，2009，（5）.

[5]Cliff Stevenson.Global Trade Protection Report[J].DATA & ANALYSIS，2007.

4.第2章中国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 篇四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不精确的人口统计数据为4～5亿人，当时还没有提出一项明确的生育政策，人口发展处于盲目的自发和无计划状态，出生率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在保护妇女身心健康的口号下，国家卫生部门于1950年4月和1952年分别发布了“禁止非法打胎”的规定和严格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的规定[7]。不仅国内限制销售计生药具，并且禁止从国外进口此类药物。这些规定的出发点虽然是保护妇女身心健康，但在客观上却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这些有关规定使本来想要节育的妇女失去了节育的可能性。同时，一方面，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其作用并不能及时反映出来。另一方面，由于革命的胜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大批失业人口纷纷就业，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141.5万的城市失业人口，这使得政府部门认为人口众多带来的问题并不是那么难解决的事情。另外还有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多子多福的观念，以及新时期的人多好办事等传统观念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促使人们认为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好的事情。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文章也提到，“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8]。这句话让人们都以为毛泽东是鼓励生育、多增人口的。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在当时国际政治环境下，中国政府被迫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对苏联学术界的人口理论、政府的人口政策导向也全盘移植过来，而不顾中苏两国国情的显著差异，把对学习苏联的态度，提升为政治态度来对待。

于是，苏联鼓励人口增长，奖励多子女母亲的政策和做法，得到了中国政务院卫生部的全力支持并广为舆论传播[9]。新中国的成立使我国社会秩序日趋安定，工业和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从而为我国人口的生育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和生活环境以及社会环境。从1950年至1953年，我国净增人口三千四百多万，形成了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期。从50年代后期起，虽然一些有远见的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了人口带来的压力和负担，提出了进行人口控制的倡议，1

中央政府也允许有条件的采取人工流产和使用避孕药具，但这时候人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也未能形成政府的一贯指导思想。2.2政策转变酝酿阶段（1953-1959）

1953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总人口突破6亿大关，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3‰。由于人口数量增加过快，青少年升学和城市住房问题开始紧张，妇女避孕节育的要求更加强烈。猛然增加的人口与自然资源、环境资源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对此，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都先后

在不同场合发表了关于实行计划生育的观点。1954年5月，邓颖超同志就部分妇女的避孕要求写信给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邓小平阅后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并要求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10]。1954年12月，由于党内外对节育问题方面的议论较多，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座谈会。在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他代表党中央明确指出：“党是赞成节育的”，“说节育不人道，这不对”，“如果不节育”，人口“增加还要快”，“人口增加后有没有困难？有困难，困难很多，父母、家庭、小孩子本身都困难，社会和国家也困难”[11]。

1956年底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在代表中国政府所做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12]。这是我国控制人口的思想首次正式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公布于众。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人士，如邵力子、马寅初等也以不同方式陈述了自己关于节制生育的思想。从节制生育思想的提出到逐步传播，是在不断与鼓励生育思想的矛盾斗争中开展的，同时为我国制定限制人口增长的生育政策奠定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然而，在1957年，中国节制生育政策向前发展的脚步由于反右派斗争而停滞不前了。一些主张制定和落实生育政策的学者被打成右派分子，原本是积极思想的控制人口增长的主张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1959年，各种宣传节育思想的文章与活动都消失了。关于人口政策方面的工作一时陷于僵硬状态，既没有任何正式 2

文件说明提倡节育是错误的，国家政府也没有出台任何新政策鼓励人们生育。

2.3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1959-1969）

1959～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把人口增长过快问题再次提到人们的面前。因而，1962年12月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发出了正式文件《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批示》，在文件中明确宣布:“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

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13]。这样，有计划的控制人口增长首次被提到国家政策的高度。该文件明确提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计划生育工作列入工作日程，安排定期进行讨论和检查；有关各部门和群众团体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宣传倡导节制生育工作，做好宣传教育，通过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技术指导、供应避孕药物以及研究新的科学避孕措施等方法，积极贯彻落实节制生育政策。

1963年10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上，对计划生育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要求中央和地方都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具体带头做好这方面的工作。1964年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着手进行试点工作，以便取得经验，逐步推广。随即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普遍开展了节制生育的实际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在城市和部分农村的试点工作，生育率有了明显的降低，1968年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为20.85‰，比1963年的44.05‰降低了23.2个千分点，农村人口出生率也降低了6.48‰，由此可以看出节制生育政策是十分有效的。

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刚刚萌芽，建立起来的相关人口机构刚开始工作不久，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又降临中国大地，计划生育机构的工作基本停顿了，人口控制工作再次被迫停顿，更谈不上采取任何控制生育的措施，我国的人口再次处于任意发展的态势。人口持续高速增长，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人口问题日益突出，人口压力更加严重。60年代末期，我国总人口已突破8亿大关，比建国初期增 3

加约3亿人口，形成了我国的第一个生育高峰期，人口的年均出生率都在34‰以上，每年增加的人口在2000万左右。2.4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阶段（1970-1986）

2.4.1实施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阶段（1970-1980）

70年代初，毛泽东发出“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指示。我国政府和领导人也提出要特别注意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把人口发展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工作需要重点研究。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也在各地相继成立，人口指标开始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铺陈开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晚、稀、少”为中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即“鼓励男女青年晚婚晚育，鼓励夫妇拉长两胎之间的间隔，鼓励一对夫妇少生子女”，具体内容为晚婚女性为23岁，男性为25岁，一对夫妇最好生育一个孩子、最多两个，生育间隔必须在3年以上。“晚、稀、少”政策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尽量采取群众自愿的原则，既满足了有生育意愿妇女的生育要求，又可以让不想继续生育的妇女采取避孕措施。该政策达到了控制人口数量的目的，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8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2下降到1980年的2.238，净增人口数由2321万降至1163万，自然增长率由2.88%大幅度下跌到1.19%[14]。城市总和生育率为1.15[15]。这表明在提倡生育一胎，允许生育二胎的生育政策下，城市地区做到了基本上只生一胎。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该时期生育政策的可行性。

2.4.2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阶段（1980-1986）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和经济发展目标相适应，国务院明确提出了20世纪末力争全国总人口不超过12亿的人口总目标，以实现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控制人口的生育政策。1980年9月，国务院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务院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在今后二三年内，必须在人口问题上采取一个坚决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 4

1211亿”[16]。有关方面根据1979年我国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总和生育率的计算、研究和预测，我国要实现在20世纪末人口不超过12亿的目标，必须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才能实现该目标。

在上述背景下，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公开信》指出：为了争取在20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中央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的号召，并且积极负责地、耐心细致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16]。在《公开信》中，表明了控制我国人口增长、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且还对此种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将来可能带来的问题做出了合理的解释，认为该政策在未来可能引起的人口老龄化和对子女的压力都能适当的解决。《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我国独生子女人口生育政策的正式出台及全面实施。在未经试点与未考虑是否具有可行性的条件下，激进的实施尽可能的只准生育一个的生育政策，加上当时的各种社会因素，使本应下降的生育率，转变为回升的趋势。1981年和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分别回升2.63和2.86，第一、二个小孩出生间隔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农村总和生育率回升到2.93和3.20,城镇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40和1.58。峰值生育年龄段仅3年时间就反弹为20～24岁[17]。由于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使本来加大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实际效果与主观愿望背道而驰。使本来已经逐步下降的生育政策又突然升高。紧缩政策使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空前的困难，群众的工作十分难解决；党和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也越来越僵化。1984年，党中央及时地下发了《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的七号文件，以山东“开小口堵大口”的经验，即适当放宽农村群众生育第二胎的政策(开小口)，减轻计划生育工作的压力，但严防超计划的二胎和三胎及以上生育行为（堵大口），从政策高度加以完善，实践反复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18]。开小口堵大口政策的尝试，虽然使出生率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回升，但是却在某种程度上稳定 5

了群众和干部的紧张关系，也挽回了计划生育工作的紧张局面。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开小口、堵大口的做法，比较全面而又符合实际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以计划生育为人口控制方式的经验。

2.5我国现行生育政策（1986-至今）

1986年5月中央转发了《关于“六五”期间计划生育工作情况和“七五”期间工作意见的报告》的13号文件，强调了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精神[19]。根据中央的文件精神，从1986年起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先后颁布了地方计划生育条例，基本上稳定了八十年代中期的生育波动现象。至此，我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得以形成，其具体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可以有计划地安排间隔几年以后再生第二胎；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第三胎；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做法可由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20]。

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我国农村人口的生育政策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同时严格按照规定条件照顾生两个孩子，照顾生二孩的比例不超过10%，实行这一政策的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四川五个省、市；第二种类型是照顾独女户可生两个孩子。河北、山西、辽宁、浙江、山东、河南、湖南、陕西等18个省、自治区实行这一政策；第三种类型是基本允许生两个孩子。宁夏、云南、青海、广东、海南实行这一政策[16]。从民族划分的角度看，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人口超过1,000万的壮族，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多胎；第二种类型是人口在1,000万以下的少数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不准生育四胎，但由于各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不同，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个别的也可生育四胎，甚至在人口较少的几个少数民族中不实行计划生育[21]。

2001年12月29日我国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2002年9月1日施行)，将原有的政策性规定法律化为：“国家稳

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 委员会规定”[22]。

表2.1是根据有关资料整理而成的我国人口的变化情况。从表中可见，2004年底全国总人口与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由11.337亿人增加到13亿人，14年13零4个月共增加了1.663亿人，平均每年增加1190万人，而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国人口由5.88亿增加到11.3亿，年均增加1465万人。由此可见，多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以使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地控制，我国人口已基本实现了从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总人口数量的增加趋缓。

资料来源:1.人口和计划生育常用手册(2003)第49～51页

2.2003、2004年数据来自2003年、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2000年总和生育率来自五普资料图2.1是根据1949年至2003年中国人口变动表绘制的走势图。

由图可以看出，1950年到1954年出生率、总和生育率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我国当时正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的时期。1959～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从图中看出，该时期无论是出生率、死亡率、自增率都急剧下降。而从1970到1980年，是我国实行“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该时期的出生率稳中有降，恰好证明该时期的人口政策是非常适中的。1985年的时候由于我国采取了紧缩的生育政策，出生率出现了一个小高峰，到90年代才有所下降。到了90年代，由于我国采取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水平的提高，使得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大幅度下降。

图2.1 1949年～2004年自然增长率等变化趋势

[7」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M].北京: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0.[8〕土胜今.中国人口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川土胜今.人口社会学「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38-139.[10」姚新武，尹华编.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 44.[11」尹豪.人口学导论[M].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 336.[12〕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09一1517.[13〕汤兆云.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评价「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2).[14〕汤兆云.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3,(3).[1别汤兆云.新中国人口政策的演进历程「J].世纪，2003(5).[16〕汤兆云.新时期中国人口政策研究综述「J].怀化学院学报，2004(2.[17〕汤兆云.中国现行人口政策的形成与稳定.中共党史资料.2008(2).[18]冯立天.中国人口政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J]，人口研究，2000(4.[1川曾鸿.新时期人口政策应有新思路[J]，问题研究，2003(5).[20〕金小桃，9

5.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政策的演变 篇五

蔡小如

摘要: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并从中能够了解我国毕业生就业政策的历史,及以后的发展形势,为高校毕业生的顺利就业作出政策性的引导。

关键词: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 3791(2008)03(a)-0134-01

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是指导在校毕业生正确就业的政策依据,是毕业生就业的指引航标。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也随之改革,现在就以历史的角度,共同探讨我国毕业生就业政策的历史演变。大体上我们可以把它视为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包统分”就业政策

“统包统分”即指大学生就业由国家负责,按照计划统一分配。从建国初期到80年代中期,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经济建设的任务是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的,作为经济建设的新生力量——大学毕业生,则是作为“新鲜血液”,同国家集中调配,就业于国家最需要发展的工业领域及其他行业。因此,在建国初期及以后几十年中,大学毕业生基本上是由国家统一分配,实行有计划的统筹安排。从招生到就业,无不打上了“计划”经济的历史烙印。我们通常把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称为“统包统分”模式。这种就业模式就是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实行由国家负责,按照计划统一分配的制度。其特点是“由国家包下来分配工作,负责到底”;执行的是“统筹安排、集中使用、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的大政方针。应该说高等学校毕业生由国家负责按计划分配的制度,是伴随着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产生和完善的,这种分配制度与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它保证了国家建设对人才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地区之间人才需求不平衡的状况,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人才流向,有利于社会安定。这种制度虽然使毕业生普遍就业,但隐患也很多,如专业不对口、学校培养的人才地方上并不需要,而且“一分定终身”,人才不能流动,使人才造成极大的浪费。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就业制度的局限性就大于他的积极意义,需要进行改革。

二、改革开放后的“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统包统分”的大学生就业分配制度对于人才的合理配置,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校的办学积极性,及用人单位择优选才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亟待改革。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我国对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改革的重要标志。而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是《决定》的重大决策之一,它明确指出,对于国家招生计划内的学生,其“毕业分配,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制度”。这项决策为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对传统的“统招统分”制度逐步改革,形成了以“供需见面”为主要形式,以“双向选择”为指导目标的就业政策。“双向选择”毕业生就业政策顺应了教育体制改革对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新要求,适用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全过程,有人形象的称“双向选择”毕业生就业政策开创的是一种“自由恋爱”的新模式,以区别于计划经济“双向选择”毕业

生就业政策实施的结果,对广大高校大学生和用人单位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双赢”。它实现了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扩大了用人单位选才的自主权,有利于用人单位择优选才,促进了用人单位尊重知识,珍惜人才风尚的形成;扩大了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促进了学校的教学改革,增强了学校适应社会需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扩大了高等学校毕业生择业的自主权,有利于学生发挥自身的素质优势,有利于学生发展成才;转变了在校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提高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竞争意识;打破了过去在单一计划分配体制下,大学毕业生那种“包上大学,包当干部”的思想,使在校大学生有了危机感,学生感到没有真才实学就会找不到工作单位,这从根本上为端正高等学校的校风和学风起到了推动作用;保证了企事业单位的人才需要,增大了毕业生到基层的比例,充实了基层科研、教学、生产的第一线的人才需要。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下的“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就业政策

以“双向选择”为主要特征的毕业生就业制度只是过渡性的就业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建立以“自主择业”为主要特征毕业生就业制度已经势在必行。1993年2月13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是“自主择业”就业模式的政策依据,它明确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采取综合配套、分步推进的方针,加快步伐,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以《纲要》为政策依据而确定的毕业生就业政策改革目标是: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的就业制度,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由学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即除少数享受国家奖学金、专项奖学金、单位奖学金的学生,实行在一定范围内就业外,大部分学生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通过毕业生就业市场“自主择业”。在这种就业体制下,大部分毕业生将按照个人的能力、条件到市场参与竞争,而不再依靠行政手段由国家保证就业;用人单位也只能用工作条件及优惠待遇吸引毕业生,不能等待国家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给予保证;而高等学校作为就业工作的中介,主要为毕业生“自主择

业 ”提供服务。尽管国家已经提出了“自主择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政策,但到目前为止,“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仍是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基本政策和主要模式,这是因为“自主择业”的大学生就业政策还需要一个过渡过程。

6.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政策的演变 篇六

发布时间：2013-08-10 10:07 来源：房贷计算器 浏览： 151 次

[摘要]个人住房贷款制度自在我国建立以来，贷款制度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追溯贷款政策的变化历史，细数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的发展演变。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的发展演变

1、在1988年第一次住房体制改革会议召开后，1991年住房信贷业务开始了起步，各...个人住房贷款制度自在我国建立以来，贷款制度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追溯贷款政策的变化历史，细数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的发展演变。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的发展演变

1、在1988年第一次住房体制改革会议召开后，1991年住房信贷业务开始了起步，各项住房信贷政策出台。1991年建设银行、工商银行都成立了房地产信贷部，办理个人住房信贷业务，并制定了职工住房抵押贷款管理办法。

2、由于住房体制改革进展较慢，并在1992年出现了房地产热，1993年着手进行控制。

3、中国人民银行于1995年8月颁布了《商业银行自营住房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从而标志着我国银行商业性住房贷款走上正轨。但当时的条件是比较严格的，一是要求有提供双重保证即抵押（质押）担保与保证担保，二是最高期限为10年，三是要求借款人先有存款，存款金额不少于房价款的30%，存款期限必须在半年以上。

4、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个人担保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这一办法对原暂行办法进行了修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要求双重担保。二是没有明确规定存款期限。三是利率政策上明确规定按同期固定资产贷款利率减档执行。期限为5年的，执行3年期固定资产贷款利率，期限为5年以上至10年的，执行5年固定资产贷款利率，期限为10年以上的，在5年期固定资产贷款利率基础上适当上浮，最高不超过5%。四是贷款使用范围是公积金建造的普通自用住房。五是贷款发放主体是223个实施安居工程城市的商业银行和烟台、蚌埠住房储蓄商业银行。

六、规定贷款的处理时间是三个月，即在三个月内银行完成贷款评估、审查工作，并向申请人做出正式答复。

5、1998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出了《关于加大住房信贷投入支持住房建设与消费的通知》、随后颁布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1998年颁布的《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和1997年4月份人民银行颁布的《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办法》相比，主要有以下不同：一是扩大了贷款可用于购买 房贷漫画

住房的范围。原《办法》规定，个人住房贷款只能用于购买用公积金建造的自用普通住房，而新《办法》规定，个人住房贷款可用于购买所有自用普通住房。二是扩大了贷款的实施城市范围。原《办法》规定，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只在安居工程试点城市实施，而新《办法》则取消了这一限制，即所有城镇均可开展个人住房贷款业务。三是扩大了办理个人住房贷款的金融机构范围。原《办法》由于规定个人住房贷款只能用于安居工程试点城市居民购买用公积金建造的自用普通住房，因而实际上只有工、建、农3家银行可以办理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新《办法》取消上述限制条款后，实际上所有银行均可办理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四是利率更优惠。规定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按照法定贷款利率减档执行，即期限5－10年个人住房贷款执行3－5年一般贷款利率，期限3－5年的执行1－3年一般贷款利率。五是加快了处理程序。由原来的三个月时间缩短为三个星期。

这一政策的推行直接刺激了住房贷款的增长，1998年个人住房贷款比上年增加了324亿元，1999年又增加了858亿元。

6、1999年，人民银行下发《关于鼓励消费贷款的若干意见》，将住房贷款与房价款比例从70%提高到80%，鼓励商业银行提供全方位优质金融服务。同年9月，人行调整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和利率，将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从20年延长到30年，将按法定利率减档执行的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调10%。同时，对公积金贷款期限也作了相应调整，5年以上的公积金贷款利率按4．59%执行，5年以内的按4．14%执行。贷款比例的上升，期限的延长和利率的下调，贷款人要筹备的自有资金减少了，期限的延长和利率的下降意味着每期还本付息压力减轻了。因此，2000年住房贷款增长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新增贷款的一半用于个人住房贷款。

7、2002年2月21日开始，中国人民银行降低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水平，5年以下（含5年）由现行的4．14%下调为3．6%，5年以上由现行的4．59%下调为4．05%。

8、2003年6月13日，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此《通知》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贷款有一些新的政策规定：商业银行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的贷款，只能通过房地产开发贷款科目发放，严禁以房地产开发流动资金贷款及其他形式贷款科目发放。同时，规定商业银行发放房地产贷款，只能用于本地区的房地产项目，严禁跨地区使用。同时，此《通知》再次重申，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银行贷款，其自有资金应不低于开发项目总投资的30%。在个人住房贷款方面，《通知》指出商业银行的贷款应重点支持符合中低收入家庭购买能力的住宅项目，对大户型、大面积、高档商品房、别墅等项目应适当限制。《通知》规定，对购买第一套

住房按揭贷款

自住住房的，个人住房贷款仍执行现行的优惠住房贷款利率和首付款比例不低于20%的规定，而对购买高档商品房、别墅或第二套以上（含第二套）商品房的借款人，商业银行可以适当提高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款比例，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执行，不再执行优惠住房利率规定。另外，《通知》规定商业银行只能对购买主体结构已封顶的居民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9、2005年3月，央行发布《关于调整商业银行住房信贷政策和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的通知》，将贷款利率的上限打开，并再次重申下限利率为基准利率的0.9倍。同时，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的城市或地区，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可由2成提高到3成。

10、2006年5月，央行发布《关于调整住房信贷政策有关事宜的通知》，规定从2006年6月1日起，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成；但对购买自住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下的仍执行首付款比例2成的规定。11、2006年8月，央行在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同时，为了进一步推进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市场化，将其利率下限由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扩大到0.85倍，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保持不变。

12、2007年9月，央行和银监会共同发布《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规定对购买首套自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下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20%；对购买首套自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上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对已利用贷款购买住房、又申请购买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4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的1.1倍。

13、2008年，央行发布通知决定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下限扩大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

14、国务院2010年4月17日下发房贷新政，要求严格限制各种名目的炒房和投机性购房。即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购房者，采取贷款首付比例不得低于50%，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1.1倍的操作标准。商业银行可根据风险状况，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与此同时，部分银行已经暂停了对“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放贷业务。、2012年6月8日和7月6日，央行连续两次宣布降息，5年期以上贷款的基准利率将从年初的7.05%降到6.55%，累计降了0.5个百分点。由于多数银行的住房按揭贷款利率按“次年调整”的方法计算，即从利率调整后的第二年的1月1日起，按上一年末12月31日当天的新利率执行。所以多数老贷款购房者下月起能享受到降息之后的实惠。

2012年4月，为了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国务院颁发《国十条》要求金融机构对个人住房贷款实行差别化信贷：对购买首套自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下同)，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

7.论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篇七

由于外国服务提供者进入市场,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够有更多的机会选择质优价廉的服务, 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发展中国家能够进口经济发展急需, 而本国又不能满足需求的生产性服务, 从而有利于解决生产发展与服务业落后的矛盾。外国企业的竞争将迫使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企业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 吸收国外先进服务技术与经验, 努力降低成本, 提高质量和竞争能力, 走向世界市场。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是双重的, 一方面, 由于发展中国家减少对服务进口的限制, 短期内可能导致进口大量增加, 造成国际收支恶化;另一方面, 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自由化的国际环境设法扩大自己的服务出口。由于能够采用优质价廉的进口服务, 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降低其物质产品的成本, 提高质量, 增强货物出口的国际竞争力, 从而增加收入。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较低, 劳动密集程度高, 劳动力素质差, 向其他部门转移较困难。因此, 服务贸易自由化可能使本国服务业和与之相关的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状况恶化, 而且对发展中国家尚未成长起来的高新技术服务部门, 如远程通信服务、法律专业服务、金融保险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等等可能造成损害, 从而影响这些服务业的发展与国内就业。服务贸易自由化可能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性, 其原因在于, 首先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承诺会使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部分经济决策的自主权,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至关重要的服务行业, 如通信、金融和交通运输业等可能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控制和支配而损害东道国的主权。其次, 外国服务的竞争可能会抑制发展中国家弱小的新兴服务业, 特别是高新技术生产性服务以及与之相关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使它们难以改善自身的产业结构, 从而在高技术服务上依赖发达国家。对经济发展稳定性的影响。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是与独立性相联系的,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高度的对外依赖都会影响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此外, 服务贸易自由化还通过以下两方面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一方面, 服务贸易自由化鼓励一国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自身具有相对优势的服务业, 这就有可能增强某些发展中国家对某一单一服务部门的依赖, 不利于这些国家形成对国际市场的应变能力;另一方面, 银行业等金融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市场联系在一起。一旦国际金融市场发生强烈动荡, 将难免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冲击。

发展中国家服务产业结构的最大弱点是生产性服务不发达, 因此最需要从国际市场引进生产性服务, 而信息技术生产性服务恰恰是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最大的领域。发展中国家如果完全任其自流, 就难免在这方面依赖于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生产性服务上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危险, 不仅在于压抑本国高技术服务的发展, 使发展中国家难以改革落后的服务产业结构, 而且还在于这可能会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信息资源的再分配系统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当发展中国家在数据处理方面依赖于进口时, 就可能形成由发展中国家提供未经加工的原始数据, 而由发达国家进行处理的格局。在这种交换中, 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支付数据处理费用, 另一方面无偿输出了原始信息资料, 而发达国家则在赚取信息加工附加值的同时还获得了无偿的信息。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依赖从发达国家进口信息技术生产性服务, 另一方面又依赖传统服务业的出口来换取外汇, 平衡国际收支。服务贸易自由化很可能促使这种格局固定化, 这种服务贸易格局的实质是发展中国家用附加值低的服务来换取发达国家附加值较高的服务, 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相交换。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已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转化为更高的价值, 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格局局限在低增值的水平上。这种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服务贸易格局一旦长期延续下去, 就会使发展中国家永远无法改变自身的落后地位。

8.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政策的演变 篇八

关键词：支线飞机 战略性贸易 发展前景 现有状况 分析

中图分类号：F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11（b）-0003-01

干线飞机特指速度偏快、距离很远以及载客偏多的飞机。而支线飞机是指速度较慢、距离较近以及载客较少的飞机。飞机兴起后，我国极力打造干线飞机。近年来，我国敏锐地觉察到支线飞机对出行的现实意义。于是，近10多年的时间，我国竭力打造干线飞机。

1 支线飞机的发展简述

在我国，支线飞机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喷气飞机，另一种是涡桨飞机。在我国，涡桨飞机兴起时间比喷气飞机更早。尽管涡桨飞机与喷气飞机相比，技术性能更落后于喷气飞机，但当今的短程航线中，涡桨飞机盈利仍然是最高的，所以我国依然在使用涡桨飞机。喷气飞机是从1999年左右兴起，喷气飞机不仅比涡桨飞机性能更好，而且环境也更舒适，因此越来越多的飞机乘客青睐喷气飞机。在我国，喷气飞机在近15年左右的市场份额已远远大于涡桨飞机。所以，喷气飞机理所当然替代涡桨飞机成为支线飞机的主流。

2 我国支线飞机的现实市场状况

2.1 支线飞机利用率偏低

据调查：2007年，我国打造的支线飞机总数是1142架，实际利用的支线飞机总数为1028架，实际利用率接近90%；去年，我国累计的支线飞机总数量为1487架，实际利用的支线飞机总数量为1103架，实际利用率降至74%左右。虽然支线飞机总数在这7年内上涨了459架，但是实际利用率却从2007年的90%左右降至去年的74%左右，下降率高达16%。这表明支线飞机利用率已呈现出极为严峻的形势。分析飞机利用率飞速下滑的原因发现：我国各城市依然没有摆脱过分看重干线飞机的现状，很多本该由支线飞机实际营运的航班被干线飞机替代，使得支线飞机不但无法实现高利用率，反而呈现出连年下降的状态。

2.2 支线飞机载客量偏低

数据显示：2007年，飞机整年的总载客量为8.3万人，而支线飞机整年的载客量是0.7万人，仅占总载客量的8%左右；去年，飞机整年的总载客量上升为34.3万人，而支线飞机整年的载客量是1.4万人，仅占总载客量的4%左右。虽然，飞机的普及让选择乘飞机的居民呈现年年增多的趋势。但是，支线飞机实际载客比例却从2007年的8%降至去年的4%，下降比例为4%。分析这里面的原因，一是上述的干线航班替代不少支线航班，让支线航班实际营运机会减少，自然载客数量也随之降低；二是不少城市对于支线航班重视不够，据了解全国仅有四分之一的城市能做到支线航班在每天往返一次，班次的大幅下降，也是载客比例急剧下降的重要原因。

2.3 中等以下的机场利用率过低

调查显示：去年，全国机场总数量是203个，大型机场总数仅有46个，中等以下的机场总数量高达157个；去年整年的载客量为34.3万人，大型机场运送了29.8万人，占载客总量的87%左右，剩余13%左右的载客量由中等以下的机场运送。从数据来看，中等以下机场总数远超大型机场，但载客量却远落后于大型机场。这是由于中等以下机场通常容纳支线飞机，支线飞机又呈现过低的利用率，干线飞机又难以在中小机场中起飞，于是中小机场被闲置的非常多。

3 我国支线飞机的前景展望

3.1 我国政策倾向于拓展支线飞机市场

我国航空营运环境在近些年不停地完善，同时旅游业迅猛发展，使得航空运输业呈现出继续增长的趋势。干线航线常年保持很高的载客量，所以干线航线内部的竞争凸显。某些航空公司敏锐觉察到支线航线的竞争潜力，把支线航线当成航空公司以后的战略目标。另外，国家为缓解干线航线的现实竞争状况，同时为了扶持当下并不景气的支线航线（不超过100座级），去年的9月17日，国家出台了关于支线航线的某些优惠政策。例如：降低支线机场的一部分建设以及管理费用。再例如：从政策上对支线航线的具体票价做了一些放松调整。

3.2 支线航线的拓展跟地域的关系

虽然国家极力支持支线航线的拓展[3]。但东部区域跟西部区域现实的航运状况不同。因此，在对东部区域跟西部区域具体规划支线航线网络的时候，要充分依据两个区域的现实情况。西部区域较东部区域各方面都更为落后，人口也比东部区域更少，运输方式也没有东部区域那么发达，所以可以筹建以某城市为中心再辐射到其他城市的支线网络。相反，东部区域各大城市距离都不远，人口流动也比西部区域更大，而且不少省会城市建立了直航航线，所以支线航线在西部区域的规划更应侧重于建立中转支线航线。

3.3 支线航线的拓展带动机场的利用

虽然中小机场占到了机场总数的八成左右，数量远超过大型机场，但载客量却仅占载客总量的两成左右，远落后于大型机场。这就造成了中小机场被大量闲置的现象[2]。现实中，干线飞机又很难在中小机场中起飞，所以只能用提升支线飞机（最好是不超过100座级）现有的利用率和拓展支线航线的办法来解决闲置机场偏多的现实问题。

4 结语

综上，该文首先简述了支线飞机由涡桨飞机到喷气飞机的演变。然后，分析了支线飞机在现实中的市场状况，明显存在着载客量偏低、利用率过低以及中小机场闲置偏多的问题。最后对支线飞机做前景展望，一是我国政策力挺支线航线的拓展，二是支线航线规划跟地域的关系，三是拓展支线航线对解决闲置机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刘佳，康增奎，谭慧萌，等.商用支线飞机可靠性维修性指标的确定以及初步预计的研究[J].中国工程科学，2010，3（8）：53-58.

[2]陈一竖，潘文林，王琛，等.高楼万丈平地起，从支线飞机成长足迹探寻ARJ21的历史地位与作用[J].航空档案，2012，5（12）：32-40.

9.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政策的演变 篇九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进出口额从1978年的200亿美元增长至2004年的10000亿美元以上。制成品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从早期的不到一半上升到2004年的90%以上。制成品出口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除传统的纺织品、轻工业品外,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也迅速增长,在全部出口中所占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0%上升到2004年的42。9%。外贸主体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早期国有企业几乎支配了全部外贸发展到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格局。至2004年,外资企业在全部出口中所占比重已从1985年的1%上升到超过50%。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国家战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其中包括外贸体制的改革。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放开部分贸易经营权(包括对外资企业),以及贸易公司自主化改革,其中又分为三个分阶段。(1)1979年至1987年间,政府根据政企分开,外贸实行代理制,工贸结合,技贸结合,进出口结合的原则,下放部分外贸经营权,开展工贸结合试点,简化外贸计划内容,实行出口承包经营责任制。(2)1988年至1991年期间,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地方政府,外贸专业总公司和工贸总公司向中央承包出口收汇,上交外汇和经济效益指标。承包单位自负盈亏,出口收汇实行差别留成。(3)1990年12月9日,外贸企业出口实行没有财政补贴的自负盈亏,以完善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了配合外贸企业改革,国家采取了放宽外汇管制,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外经贸部下放部分权力等一系列配套改革的措施,增强了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宏观经济的能力,并为外贸企业利用市场机制,自主经营创造了外部环境。

1992年开始,中国贸易政策体系的改革已经不限于贸易权和外贸企业等内容,伴随着1986年中国要求“复关”开始,中国的贸易政策改革已经开始以符合国际规则为导向,涉及到国内管理的各个方面。

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所作报告中提出了“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尽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的新型外贸体制。”符合国际贸易规范,也就是要符合关贸总协定的规范,因此中国提出改革方向是统一政策,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以建立适应国际通行规则的外贸运行机制。

进出口管理:1992年中国取消进口调节税;1994年取消进出口指令性计划。此后中国进行了多次的关税降低,整体关税已经与国际平均水平大为接近,与世界市场更加接近。此外,中国的进口配额及其他的非关税措施数量也在逐年减少。

以国民待遇原则和非歧视原则开放外贸经营权:中国进一步推进了外贸放开经营,加快授予具备条件的国有生产企业,科研院所,商业物资企业外贸经营权。加入WTO之前,中国国内已经有30多万家企业获得了贸易经营权。并且加快转换外贸企业经营机制,在外贸领域推行现代企业制度。

服务贸易:1992年之后,中国服务贸易领域逐步向外资开放。国家在金融,保险,房地产,商业零售,咨询,会计师服务,信息服务,教育等诸多领域积极进行试点开放,并陆续颁布了一些短期或者过渡性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管理。随着国内服务业改革的深入,中国的电信等敏感部门也开始同外资合作。外汇管理体制改革:1994年,中国进行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为核心综合配套的新一轮外贸体制改革。中国实施汇率并轨,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的可兑换,取消外汇留成制和上交外汇任务,并建立外汇指定银行间的外汇交易市场。

法律法规建设及透明度:中国于1994年颁布了第一部《对外贸易法》,开始了系统地完善外经贸领域法律法规的改革阶段。以国际规范为目标,在货物贸易,外资,知识产权,反倾销等各个领域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同时政府的政策透明度也不断加强。

这一轮外贸体制改革的实施,加强了市场经济机制的调节作用,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市场化的进程。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至今,中国在市场准入,国内措施,外资待遇,服务贸易等各个领域均较好地履行了自身的承诺和义务,得到了WTO,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高度评价。这一阶段的最明显特征就是,中国的贸易政策体系改革已经与国际贸易体制接轨,发展同步,政策变化的动力由单纯的内生或者外生转变为内外协调。这种变化最根本的动力来源是中国经济贸易本身的高速增长,并且中国有着市场容量庞大,与发达国家经贸互补性明显,政策稳定性强并对国际高度负责等优点,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良性影响也逐渐加大。目前许多国际学者称中国“经济增长带动论”已经成为主流,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威胁论”趋于式微。

影响中国外贸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政府在1978年开始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为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在体制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出口提供了持续的资源及动力;在政策方面,政府的出口鼓励政策及汇率贬值为出口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其次,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香港、台湾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内地的转移,为80年代中期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起飞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最后,中国政府在90年代初推行的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而这些投资的很大一部分又是以再出口为目的的。这样,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又成为推动中国出口的一个重要力量。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出口额已经从1979年占世界出口总额不到1%上升到2004年的6.5%,居世界第3位。2004年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3以上。尽管如此,从

人均角度来看,中国在贸易发展水平上仍居于发展中国家,因而仍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过去几年中,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崛起,使得中国必须承担起对整个世界经济的一种大国的责任。这样,在未来的10—15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将沿着什么样的轨道运行,不仅对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而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都将产生重大的和深远的影响。

中国对外贸易是改革开放政策最成功的领域之一。贸易的成就集中地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1)贸易的增长速度显著地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开

放:(2)出口增长速度显著地超过世界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3)出口主要由工业制成品组成;在工业制成品出口中,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占主导地位,这同中国在要素禀赋方面具有的比较优势是一致的;(4)以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取得了显著的进展;(5)进口主要是由出口支持的,而进口又主要由用于支持投资与技术进步的设备及工业原材料组成,这对于推动资本积累与生产率的提高都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尽管取得了异常迅速的增长，但达到“稳态”增长水平尚有很长一段距离。2004年，中国出口额在世界总出口额中所占比重为6.5%，而中国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重为五分之一，即中国的人均出口水平仅为世界人均出口水平的四分之一，而发达国家人均出口水平则数倍于世界人均出口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出口增长潜力仍是非常巨大的。按世界出口贸易每年增长5%，中国出口每年增长12%计算，则中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比重达到20%还需大约15年时间。或者说，至少在未来15年内，中国仍有可能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然而，要实现巨大的出口增长，中国政府必须要做出许多重大的、困难的政策调整。首先，如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清楚地看到的，由于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动，一些传统的贸易促进政策或者已不能继续使用(如汇率贬值)，或者其作用已显著衰减(如出口退税)。事实上，从:199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上保持稳定，并且自2002年后一直面临着升值的压力，而出口退税也已经达到了财政支付的极限。另一方面，简单传统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在许多方面达到了一种“饱和”状态，并且面临日益严重的保护壁垒。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在新的形势下，政府应当和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手段来促进贸易的持续、健康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国政府下一阶段努力的重点应当集中在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来促进出口结构的转型，借此保持出口高增长的势头。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加工贸易一直占着很大的比重。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从这一点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在出口中占较大比重应当说是合理的。然而，加工贸易存在着三个严重的缺点:第一，国内附加值低;第二，国内产业链联系较弱:第三，不利于培养国内劳动者的专业技能。一般说，随着人均收入与人均资本水平的提高，加工贸易比重将逐渐下降，机械类贸易比重相应地将逐渐上升，最终取代加工贸易而占据主导地位。从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来看，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持续高增长的时间大致不超过30年。韩国和中国台湾在60年代初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加工贸易也占着重要地位，但从70年代开始，机械类出口比重迅速上升，到90年代初，韩国和中国台湾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已达到或超过了50%。[5]中国劳动密集型

制成品出口高增长时间已持续了20年，在国际市场上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份额，进一步扩张的潜力总体上今后将呈递减趋势。因此，今后10-15年对于中国实现出口结构转型将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而出口结构转型对于在未来15—20年内继续保持出口高增长是绝对必需的。从目前中国的出口结构及未来中国增长前景来看，中国未来出口增长潜力最大的领域将主要是:(1)高质量轻、纺产品:(2)传统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冶金、机械、汽车等等);(3)高新技术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