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纳入城市交通大战略

自行车纳入城市交通大战略（共3篇）

1.自行车纳入城市交通大战略 篇一

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安全发展、和谐发展的重要理念, 这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把安全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理念, 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 是我们党对科学发展观这一理念的不断深化。这一理念包含着深刻的内涵:第一, 企业发展要建立在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安全生产状况持续改善、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到切实保障的基础上, 做到安全生产与企业发展各项工作同步规划、同步部署、同步推进, 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 以人为本必须珍惜人的生命, 要以人的生命为本。人的生命最宝贵, 发展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 不能损害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权益。第三, 构建和谐企业必须解决安全生产问题, 安全生产是当前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既是热点难点, 也是建设和谐企业、和谐社会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只有搞好安全生产, 切实安全发展, 企业才能兴旺发达, 员工才能平安幸福, 社会才能和谐安定。安全文化作为首要的安全生产保障要素, 引领着企业安全生产的发展方向, 体现着企业的安全生产水平, 彰显着企业安全生产的目标。大力推进安全文化建设, 培育全员的安全意识, 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素质和安全技能是当务之急。

胡锦涛同志去年在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把安全文化建设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统一部署。总书记这一重要指示, 不但为安全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也为安全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任务包括:弘扬安全生产的科学理念, 树立以人为本、关注安全、关爱生命的安全思想;普及安全法律, 宣传安全知识, 增强企业全员安全法制观念和安全意识, 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的导向作用和监督作用, 发挥工会等群众组织作用, 维护职工群众和社会公众安全生产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开展各具特色的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活动, 探索安全文化建设的有效方法、途经, 建立安全文化考核评价体系等等。

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是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实现企业本身安全的必由之路, 是一项惠及企业员工生命与健康的重大工程, 需要企业各级领导、管理人员和全体职工共同投入, 全力践行。尤其是企业党政一把手, 都要亲自抓企业安全文化建设, 要切实把安全文化建设纳入企业总体发展战略规划, 纳入安全生产计划和精神文明建设实施步骤中去, 进一步明确安全文化建设在企业安全生产和安全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奋斗目标、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 把安全文化建设列入安全生产的重要工作, 做到与安全生产其它工作同步规划、同步部署、同步推进, 真正使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落到实处、收到实效、上升水平。

2.自行车纳入城市交通大战略 篇二

2005年是很多在华跨国公司的多事之秋。从3月初“亨氏苏丹红事件”持续到近期的索尼“问题相机”，这些曾经是中国人偶像的跨国公司纷纷“走下神坛”。

在接连不断的品牌危机中，跨国公司的危机管理为什么显得如此脆弱?这些危机事件对日益国际化的中国企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重新审视全球品牌

长期以来，跨国公司和跨国公司品牌在新兴市场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因为他们不但是先进技术工艺(品质的保证)的代表，还是先进生活方式(个性与主张)的代表。与之相应，多数中国的消费者对西方文化、西方生活方式、西方审美与消费流行思潮推崇备至。年轻的感性消费者对代表西方文化元素的商品趋之若鹜，理性的消费者对全球品牌的质量坚信不移，渠道对全球品牌不遗余力支持，政府和市场监管机构也对全球品牌信任有加……

这种文化上的绝对强势让跨国公司一度轻易地征服了新兴市场的思想界、传媒、监管部门和消费者，掩盖了它们可能出现的诸多问题。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公众的自我意识和文化信心逐步得到恢复。伴随着“偶然事件”的发生，舆论从极度的推崇变为失望，最终变成对这个群体行为的整体关注和反思。这让公众更多地看到了“偶像们”早已隐藏的诸多问题，跨国公司开始支付企业声誉被透支的代价，甚至出现对这个群落的集体批评。

跨国公司拥有科学的危机管理体系是一个传说

“危机管理”一词原本来自跨国公司，这个领域的引经据典原来几乎都来自跨国公司。但在现实中，多数跨国公司的危机应对都显得如此脆弱，难有作为。

从杜邦特富龙到宝洁的SK-II，皆凸现了系列缺陷：跨国公司的危机公关反应速度迟钝、推卸责任、媒介舆论几近失控、专家意见人士管理缺位、权威支持运用不当、社会心态判断错误等等。

反观中国一些本土大企业的危机处理，则不乏精彩之笔。如蒙牛针对竞争对手的对抗公关危机、创维的陆强华事件与最近的黄宏生被传讯事件、海尔、TCL对质疑的反应等。他们的反应速度、媒介预警能力、舆论议题和方向的把控能力都已经远在跨国公司之上，扁平快速实效的危机处理架构也超过了跨国公司的组织保障。

事实上，跨国公司拥有科学的危机管理体系仅仅是一个传说。和本土企业相比，不少跨国公司一直是中国市场的宠儿，没有面临过这些企业经常面临的恶劣生存环境和复杂的发展局面。很多国际大品牌和知名企业高层头脑里，防微杜渐的风险意识越来越薄弱。

直到这次大面积危机之前，很多跨国公司负责危机管理的高层都是分管政府关系背景的，而不是媒体关系专员。因为，此前很多跨国公司习惯性地认为，在中国出了问题，政府一锤定音就解决了。

这样的思维模式，10年前也许在中国行得通，但今天已经不是这样。

建立高端公信力

但是，最近的一系列事件同样在提醒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本土企业一如果在全球其他地区的中国企业面对同样的危机我们的表现能更出色吗?

一种观点认为，今年跨国公司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搞双重标准，不尊重中国的消费者造成的，而中国企业在走向西方时不会存在这方面的潜在危机。

但事实上，尽管本土企业走向全球市场时可能“更加尊重”西方的消费者，但依然会因为双重标准面临更多的危机。

对大多数西方人而言，中国市场是不成熟的经济体，不但消费者不成熟，连技术、标准、检测方法甚至企业的公信力都不如西方。WTO谈判时，美国代表甚至提出经过美国监测的肉制品在进入中国时不需要监测，理由是中国的监测肯定没有美国严格。

在今年的一系列事件中，很多跨国公司一再宣称他们执行的是“国际标准”，不少公司的声明透露出这样的言下之意：我们的产品在欧洲、美国、日本都没有问题，在中国有什么不放心的。这种心态下，自认为自己代表先进，代表潮流才是关键，不尊重当地消费者导致危机只是表象。这样的心态同样会让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面临诸多的潜在危机。

所以，进入全球市场的中国品牌必须做好准备，必须为赢得认同付出更大的沟通成本和时间。

以舆论为中心

如果说跨国公司以政府为中心的危机公关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的步伐，那么中国企业在进入西方市场时更应该建立多重沟通的组织保障，尤其是与媒介舆论相关的沟通能力。 尽管联想、海尔、中海油等公司已经开始了建立海外媒介关系的尝试，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家中国公司在海外成功地大规模运用舆论支持来获得自己商业计划成功，更不用说将公关纳入战略管理的范畴，全面建立起全球的媒介预警能力、疏导能力、议题引导能力等关键公关能力。

中国公司在西方市场遇到问题时，绝大部分精力依然用于政府主管部门的公关，比较忽视影响政府决策的舆论力量。韩国的三星电子曾经和中国企业处于同样的位势，但三星在美国舆论对自己不利时，大规模开展了和美国主流财经杂志的灵活合作，包括《财富》、《商业周刊》等媒体的封面文章不遗余力地大力传播三星变革战略的成就，成功地将三星塑造成为一家令美国主流商界尊重的企业。

进入全球市场的中国企业也应该开始着手设计让全球财经界认同和尊重的策略，应该开始与国外的传媒、专家、公关专业机构、企业信息发布机构等开展更多的联系和交流。

3.部属国企纳入大国资委? 篇三

近年来，中央企业业绩突飞猛进，但关于国进民退及垄断的指责不绝于耳。指责之外、焦点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与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相对应的部属国企。

财政部日前下发的《关于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归口管理的通知》(下称《通知》)让一直以来默默无闻的部属国企浮出水面。据悉，这类企业数量很多，但大多数经营状况不好、规模较小。对这些部属国企如何监管和改革，着实是对决策层的一个考验。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部属国企不包括铁道、邮政、烟草等部门和企业，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民航局所属企业和国防科工局等军工部门所属企业。

纳入监管权宜之计

《通知》强调，部属国企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按照企业“出资人”性质分别归口财政部行政政法司和教科文司管理。财政部相关官员称：“现在还无法说清楚将来会采取什么样的监管方式，但可以肯定的是与国资委监管央企有很大不同，考核办法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均与国资委管理央企有区别。”

事实上。财政部一直是部属国企的监管部门，但从原来的国资局撤销成立国资委，将100多家中央企业划归国资委监管后，财政部对其余中央部门所属企业有管理弱化的现象。《通知》可以看做财政部监管职能的同归。

不过，管理部属国企肯定与过去财政部主要管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有很大不同，后者是基础管理，而部属国企毕竟是企业，有其自身特点，管理办法也将有很大不同。财政部的监管可能只是权宜之计。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财政部监管很容易造成改革有回归之嫌的印象。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一再强调的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出资人职能分开。财政部是政府的公共管理部门，承担的是公共职能。国资委是一个特设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监管国有经营性资产。不过，考虑到部属国企的现状，政企分开等综合因素，暂时没有让国资委监管是出于现实的需要。

“根据国务院的委托授权经营，部委下属的企业资产，财政部和有关部委暂时监管也是可以的。不过，这只是一个过渡和权宜之计。从改革的角度来讲，这些政府部门也是公共管理部门，也要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实现政资分开。现阶段的管理模式，是出于现实等各种因素的考虑，但不是改革的方向。企业的改革、国资的改革，是没有止境的，即改革再改革、重组再重组。我们一定要把现状和改革的方向及目标分清楚。”李保民表示。

全面摸底分类改革

国务院曾明确规定，中央部委不允许办企业，现在的部属国企是中央部委下属事业单位所办或行政单位后勤服务中心成立的企业。

据悉，从部属国企的数量、资产负债情况和经营状况等基本信息人手，财政部已开始对这些企业全面摸底。首先，確定数量。部属国企到底有多少家，要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数据。其次，明确部属国企有关产权登记、产权界定、资产评估、清产核资等申报(备案)资料一律报送财政部行政政法司或教科文司。全面摸底将为财政部在未来工作中找到合理有效的工作和管理方式提供基本依据。

全面摸底后，将是分类改革。一些部属国企之所以留下来，部门又肯要，或者是有利益，或者说有特殊经营的问题，或者有政策因素。这样容易造成部门利益权力化、法律化。在这样的企业内，资源没有优化配置，要么宁肯闲着，别人也用不着，要么没有市场化，别人去不了。

李保民告诉本刊记者：对于部属国企的分类改革，有多种路径：职能回归；合并同类项，非主营业务向主营业务集中；市场化改革，通过上市公司把资产处置，—部分企业还可以挂牌出售。

带行政职能的企业，回归部委就行了。这些单位承担了公共职能，或者政府衍生职能，应该纳入财政预算。这部分单位比较少，在这方面也有实践。之前，长江口航道建设有限公司划归到国资委旗下，主要任务是疏通航道。这在国资委监管下不合适，2006年就把它又交还给了交通部门，变为现在的长江口航道管理局。

一部分企业可以通过合并同类项、向主营业务集中，产业链条延伸，纳入到中央企业或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如果不交给国资委也有别的办法，国有股权可以先交给部委新设立的国有资产投资控股公司。

市场化程度比较强的企业可以通过改制重组完全走向市场。以部委下属物业公司改革为例，过去，许多部委都有行政处，慢慢演变成物业管理公司，对这些物业管理公司来说要逐步社会化。

大国资委改革向前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中央企业实现利润10021.8亿元，其中82个中央部门所属国企只有1679.1亿元，其余8342.7亿元由126家央企实现。两相对比，反映了央企与部属国企力量的悬殊，也反衬出国资委领导下央企改革的成效。

央企业绩盛况之下，隐忧依然存在。李保民告诉记者：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资产布局比较分散，行业内集约化管理程度不够。之所以成立国资委，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国有资产多头管理、五龙治水或者是九龙治水的问题。现在国资分开管理，从导向上看，是不合适的，不能都搞小而全、大而全。因为分头管理是不经济的，何况是行政部门分割管理。从资产角度来说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对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也非常不利。

应该说，部属国企完全可以交由国资委监管，因为国资委是监管国有经营性资产的特设机构。设立国资委的—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实现政企分开，政企分开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政资分开。实践证明，政资分开有力地推进了国企改革。现在社会上广泛议论的国进民退的问题，垄断的问题，国企税后利润分红的问题，等等和国资监管体系的建立是密不可分的。而国资监管体系本身就是国企改革的成果，同样是我们深化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的成果。

“从探索意义上讲，大国资委效率是最高的。”李保民表示，十六大提出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三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三统一”(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三结合”(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被认为突破了长期以来束缚国有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诚然，大国资委并不会一蹴而就，需要充分的条件和必要的基础。

李保民认为，我们现在提大国资委这个概念，一定要摆脱部门权力之争、利益之争，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全局高度和全球市场高度，来考虑资源优化配置，让国有资本服务好国民经济。大国资委，对国资委的监管能力、监管模式、运行规则、绩效考核、人员要求必然提高。国企改革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市场上锻炼出了一大批懂经营会管理的企业经营管理者。

“作为特设机构，国资委要特在机构、特在人员、特在管理方式上，要特在监管和营运机制上，要突出出资人代表的特点和特色。”李保民向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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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很大的划拨

部属国企数量很多，但大多数经营状况不好。当初划归国资委监管的100多家央企主要由原经贸部、经贸委等管理的企业和一些部委的大企业以及军队办企业，划走的都是盈利好的。财政部科研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向记者介绍说：财政部在未来监管中难度并不小，毕竟中间还隔着平行部门的部委。财政部的监管可能更为宏观、粗放式和指导性。财政部明后年摸清家底后。会考虑出台有关办法。

天强管理顾问总经理祝渡善则告诉记者：“这些企业之所以一直能留到现在，绝对服务于部委的某些方面的需要。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部属国企的存在，对市场体系的建立是最大的破坏。这些企业离政府太近了，在市场中的行为容易非市场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成为权力寻租的主体。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却披上了企业的外衣。”

反映了改革的不彻底

划归财政部监管，反映了改革的不彻底。

祝波善告诉本刊记者：部属国企纳入财政部监管出发点是好的。某些职能如资产管理职能的归口管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效果不会是最佳。

国企改革到今天。还保留相当可观的部属国企，这本身就说明改革的不彻底。很难想象，在社会化服务化水平这么高的情况下，国家部委还有内部的服务机构，其出发点无非出于方便或某些情况下的需要。

祝波善表示，财政部归口管理的手法仅仅是纠偏。问题的根本在于对这些企业的监管权，不论在财政部还是原来的部委，实际上都是政企不分，是管理模式的倒退。10多年来，我们谈现代企业制度，首要问题就是政企分开。

在各级国资委成立之前，上海等一些城市探索在财政局下面成立国资办，效果不是很好。因为这些企业划归财政部门后，存在亏损怎么办、是否需要财政拨款等问题，容易造成企业特别是国企的不平等。

祝波善告诉记者，从监管效果上来说，财政部仅仅能起到有限的监管作用。这些企业从属于有关部委，没有统一的架构，也很难用统一的监管模式来解决。对这些企业想做一些探索，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前提不存在，即产权没有划转。

遗憾的是，《通知》对财产处置权、人事安排权、经营考核评价权这三个权利并没有涉及。将来真正实现有效监管就要有引导的问题，经营考核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不过困难重重。因为这些企业依然服务于有关部委，或者实现有关部委的某些职能。

划归国资委难度很大

祝波善表示：国资委在资产管理上摸索出一条新路子。经过6年多的运行，国资委的管理模式应该说初见成效，表现为出资人的意识不断加强，对资产和人员的管理以及经营业绩考核不断完善。而纵观中央部委所属企业改革，明显滞后于地方，地方国资企业相当一部分已纳入国资监管体系。虽然现在的国资监管还不完善，但成立国资委就是要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在联系政府和企业层面，这个界面不应该再多了。

祝波善告诉本刊记者：仔细分析部属国企，大体上可分三类。第一类，服务类，如物业公司职能相关的服务。第二类，某些政府职能延伸。第三类，据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别需要成立的企业。如水利部下属投资公司。

第一类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合并同类项解决。这类企业不仅可以纳入国资系统、国资参与改革，还可以走社会化民营化的道路。第二类企业，要加强监管，防止权力寻租。可以参照国外对非营利机构的监管，财政部应该管的是这块，当然国资也可参与监管。第三类企业，理想角度是特殊立法保证。因為对这些企业简单拆分也有问题。

祝波善向记者坦言：“部属国企即使现在一时进不了国资委，也可以分别打打包，归归类。可以在国家层面组建资产经营公司，国资委和财政部分别行使权力，日常权力在国资委。否则，国资法就变成一纸空文。因此，将来国资委本身的功能应该完善，不仅涵盖的企业数量、类别增加，还要解决干部的管理权限，用现代企业制度的精神去接纳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