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

杜诗（共6篇）

1.杜诗 篇一

关键词：杜诗,尧舜,意象,基因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 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 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本文将结合杜甫的相关作品从以下三方面对杜甫诗歌“尧舜”意象及文化基因做一些浅陋的分析。

一、杜诗中的“尧舜”意象

杜甫青少年时唐王朝“开元全盛日”海内升平、社会安定、经济富庶、国势鼎盛, 人们激扬奋发, 精神振奋, 杜甫的胸襟、志向受到莫大的熏陶和激励, 以“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为美好理想, 希望“立歌要路津”, 对国家和个人前途充满自信, 以辅佐虞舜的两个贤臣“稷契”为立身标准, 要学习先贤爱民如子的美德, 建树显著政绩, 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许身一何愚, 窃比稷与契。”, 《客居》“稷契易为力, 犬戎何足吞。儒生老无成, 臣子忧四番。”可见无论仕途顺利或是坎坷, 杜甫都在都在其诗歌中抒写歌唱尧舜的乐章。如:

《奉赠左承丈二十韵》“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生逢尧舜君, 不忍便永诀。”

《五古·避地》“神尧旧天下, 会见出腥臊。”

《五律·收京三首》“羽翼怀商老, 文思忆帝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杜甫羡慕古代尧舜清明之政, 用了借喻。他想通过“致君尧舜”达到国家昌盛的目的, 杜甫的“稷契”之志无可非议, 他不忍永诀君主也可理解。杜甫的“尧舜”诗是他对祖先“尧”的倾慕与怀念。

二、杜甫的“尧舜”基因

(一) 杜姓的尧族渊源

据《通志·氏族略》尧的后裔在夏商时建唐国, 故址在今山西省翼城西。周成王灭唐国, 封弟弟叔虞于唐, 把原唐国君迁移到杜国, 称为杜伯, 地在今陕西西安东南, 有杜陵。周宣土时灭杜国, 杀杜伯。留在杜城的唐国杜伯遗族以原国名“杜”为姓, 这说明杜姓是尧直系后裔。

(二) 根红苗正的家世

作为杜姓传人, 杜甫有一个非常显赫的祖先, 那就是他的第十三世祖杜预。杜预是西晋王朝的著名政治家, 他博学多才, 精通经济、法律、天文、算学、工程水利, 又以军功、政事、学术闻名当世, 可以说是个全才, 对《左传》的注解至今仍是权威的著作。对此, 杜甫在诗中赞誉他:“尚书勋业超千古, 雄镇荆州继吾祖。” (《惜别行》) 谈起这位祖先, 杜甫心里充满自豪之感, 他心中对远祖勋绩不曾或忘。杜家世代为官, 对家族荣耀的自豪、对血亲关系的认同, 并以此为起点和核心, “孝忠观念”同心圆式的层层放大, 使得杜甫建立起笃友、爱民、忧国、忠君、恤物的基本价值理念, 一生为之践行。

另一个就是他的祖父杜审言。杜审言是一个大诗人, 他对于杜甫的影响主要在诗歌创作方面, 所以杜甫常常说“诗是吾家事”。杜审言年轻时候就已经在诗歌创作上崭露头角, 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 被称为“文章四友”。晚年, 与沈佺期、宋之问相唱和, 是武则天时期最为重要的宫廷诗人之一。杜甫从内心里也为有这样的一个祖父而骄傲, 自道“吾祖诗冠古”。他在《进雕赋表》中写道:“自先君恕、预以降, 奉儒守官, 未坠素业矣。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 修文于中宗之朝, 高视于藏书之府, 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

另外, 杜甫外公的母亲出身也非一般, 她是唐高祖李渊第十八子舒王李元名的女儿, 李元名后来被武后所杀。杜甫晚年的时候, 在四川夔州与唐高祖第十七子的曾孙李义相逢, 为此他还写了一首《别李义》诗:“神尧十八子, 十七王其门。道国洎舒国, 督唯亲弟昆。中外贵贱殊, 余亦忝诸孙。”在夔州时, 杜甫已经远离政治中心许多年, 但是当他看到皇室后裔李义的时候, 仍不禁想起远在长安的唐王朝。

杜甫家族有做官的传统, 荣耀的先祖使他坚守着“奉儒守官”的理想:即通过做官入仕的途径把儒学的精神和传统继承下来, 并且发扬光大。

三、杜诗“尧舜”基因的外化

(一) 精神家园的回归

正是在这种家族血缘思维的深刻影响下, 家族的荣耀和耻辱成为每个人出生之后的所必然继承的遗产。“人从宋后羞名桧, 我到坟前愧姓秦”的感喟便是血缘关系对社会影响的明证。杜甫实际上是在借助诗歌与尧祖进行精神交流。世代儒学传统、饱读诗书、对功名、文学孜孜以求、强烈的家族观念、与尧舜进行精神交流对杜甫都有巨大促进。

(二) 忠君爱民的表现

忠君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杜甫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传统封建知识分子家庭, 儒家思想对他有着很深的影响。正如清人刘熙载所说:“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固。儒家学说的影响熏陶, 加之家庭的传统影响, 杜甫具有及其强烈的忠君意识和爱国情感。杜甫报国爱民的思想在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中有更明确的阐述:

“杜陵有布衣, 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瓠落, 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 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 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瓮, 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 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 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 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 物性固难夺。”

这里说到倘若还未盖棺, 尚有一口气, 他依然希望实现自己济世爱民的理想。一年到头为百姓而忧伤, 虽常为不知者所嘲笑, 他始终矢志不移。

杜甫是忠君的典范, 但是杜甫的忠君不是没有标准的迂腐的忠君, 杜甫是忠于尧舜之君。杜甫“致君”的目的是让君王效仿尧舜成为历史上的圣君。为此杜甫忠于自己的职责, 称许圣君的典范, 劝谏君王违背有道明君的作为。从杜甫是“一饭未尝忘致君”典故开始后世的评论家大都是从正面强调和肯定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的, 如吴乔所说:“夫诗之言志, 而志由于境遇, 少陵元化在手, 适当玄、肃播迁之世, 其忠君爱国之志, 一发于流落奔走之间, 遂为千古绝业。” (《<西昆发微>序》) “诗如陶渊明之涵冶性情, 杜子美之忧君爱国者, 契于《三百篇》, 上也。” (《围炉诗话》卷一) 唐代诗人杜甫为后世尊称为“诗圣”, 其主要原因便是所谓“忠君爱民”, 为了达成符合儒家理想的清明政治,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杜甫也只能以“忠君一匡君一致君”为其政治实现的基本途径。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和人们的思想视野的局限下, 还没有人能够提出以还应该注意到, “忠”的原初意义并不意味着臣下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在杜甫的眼里, 忠君与爱国恤民并无矛盾:国乃君主之国, 民是国家之民, 爱国恤民就是忠君。

参考文献

[1]韩成武、张志民译.《杜甫诗全译》[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2]陈贻掀, 《杜甫评传》,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3]闻一多.唐诗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2.杜诗中的“一字格” 篇二

①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月夜忆舍弟》)

②身世双蓬鬓，乾坤一草亭。

(《暮春题西新赁草屋

（五首第三）》）

③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

(《江汉》)

④万古一骸骨，邻家递歌哭。

(《写怀二首》)

⑤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咏怀古迹第五》)

⑥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

(《秋兴八首第七》)

⑦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

(《狂夫》)

⑧沧波老树性所爱，浦上亭亭一青盖。

(《楠树为风雨所拔叹》)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诗人通过大胆的艺术想象，将“大”和“小”构成鲜明的对比，在对比中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构成了“一字格”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我们深入品读诗句，就会发现：所谓“大”，实际上分为两种意境，一为时间的亘古，如“万古”；一为空间的寥廓，如“天地”“乾坤”“江湖”等。诗人借助“大”来衬托“小”，收到了独特的艺术效果。万古流逝，只此“一骸骨”，令人哭痛不已；千百年来，只此“一羽毛”(诸葛亮)，灿耀古今昊空。“天地”“乾坤”，广袤无垠，唯“一沙鸥”，唯“一草堂”，更见诗人生活颠沛流离、穷困艰辛，更见诗人内心的凄楚与苦痛。“一”数量虽少，却胜许多。诗人正是借助这些“大”“小”意象的反差，创造出或哀婉，或伤感，或欣喜，或褒扬等各种意境；同时读者又可以插上想象的翅膀，在巨大的时空中自由翱翔，领略诗人艺术笔法的高妙。 

其次，“一字格”也往往用到比喻、借代等修辞手法。如“天地一沙鸥”，诗人喻指自己生活漂泊不定，如同沙鸥一样栖飞不定。“万古云霄一羽毛”，诗人借用“一羽毛”代指旷古奇才诸葛亮，三国时代领兵统帅多手执羽毛扇，以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镇定自若的儒将风度。“一羽毛”形神兼备，举重若轻。诗人运用文字之娴熟，刻画形象之鲜明，创造意境之幽远，不可不令人叹为观止。

3.杜诗简介 篇三

姓名

中文名称: 杜诗

又名: 字君公

性别: 男

所属年代: 汉代

生卒年: ?—前38

生平简介

4.杜诗 篇四

20世纪大致可以算做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此期的杜甫研究以1922年梁启超的《情圣杜甫》和1928年出版的胡适《自话文学史》为代表。山于未受政治潮流的影响，此期的研究多能发挥学者学术自山之精神，评论杜诗多有创见，至今仍小失经典之论。例如，胡适的《自话文学史》第四章专章讲论杜甫，认为杜诗具有“诙谐风趣”的风格，且这种风格贯穿杜甫诗歌创作的三个时期;胡适还认为杜甫开创了一种“问题诗”的体式;胡适对杜甫第三时期的“小诗”格外重视，这种“小诗”用自山的绝句体，小拘平仄，多用自话，叙述简单生活的小片段、小故事、小感想，小印象，并且和西方的印象主义艺术相联系。梁启超在“诗圣”之外，誉杜甫为“情圣”，“因为他的感情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小走样子”。梁氏还举例证明杜甫对妻儿、家庭真挚的感情，展现杜甫温柔细腻的另一面。梁氏对杜甫部分诗作“半写实派”的提法，着一字的讽刺手法，杂揉多种情绪而得调和之美的表情方式，将洗练之功发挥到极致的本领等等的分析，都体现梁氏对杜诗艺术风格细致深刻的体认。

可以看出，以梁、胡为代表的上世纪50年代前的杜甫研究，体现出一种“但开风气小为先”的风格，他们首先在现代学术视野中运用现代学术方法观照杜甫研究，既有革路开创之功，又颇多闪光创见。但是，梁、胡多就杜诗的艺术风格、情感意绪做出评论，未专门论述杜甫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在传统学术研究中，学术难逃成为政治的附庸，而儒家思想长期占据政教主流地位，对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捆绑约束毋庸赘言。上世纪上半叶，胡适的《自话文学史》作为一而文学界革新的旗帜，意在将中国文学从旧传统中解放出来，儒家思想首当其冲成为要“去除”的部分。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便小难理解，梁启超为何更愿称杜甫为“情圣”而非“诗圣”了。总之，这一时期的杜甫研究，打上了深刻的革新和启蒙烙印。

(二)20世纪50至80年代末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即新中国建国后至“文革”结束后的三十一年，是政治上特殊而敏感的时期，杜甫研究一度遭遇尴尬。这种尴尬随着“文革”的结束、改革开放的到来而逐渐消散，但其余波却影响至80年代。故此处笔者将文献综述的分期从50年代横跨至80年代来论述。

此期杜甫研究的代表有郭沫若、萧涤非、朱东润、傅庚生、金启华等等。学界一般公认，萧涤非先生的《杜甫研究》以现实主义与人民性作为分析评价杜甫的新标准，代表了50年代杜甫研究的最高成就。关于杜甫的思想，肖先生在《杜甫研究》中明确指出:“杜甫确是一个‘儒家者流’。”并认为“山于杜甫一方而能继承儒家思想的若十优点，同时在某些点上又能突破儒家一些老教条的局限，因而终于成为伟大的人民诗人”。“至于道家和佛家思想，在杜甫思想领域中并小占什么地位……在他的头脑中，佛道思想只如‘县花一现’似的瞬息即逝，特别是佛家的思想”。

郭沫若在1971年出版的《李自与杜甫》一书中，对萧涤非先生的一些观点提出批评。该书在《杜甫的宗教信仰》一章中说: 杜甫曾经以儒家自命。旧时代的士大夫尊杜甫为“诗圣”，特别突出他的忠君思想，小用说也是把他敬仰为孔孟之徒，新的研究家们，尤其在解放之后，又特别强调杜甫的同情人民，认为他自比契翟，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怀抱，因而把他描绘为“人民诗人”，实际上也完全是儒家的而孔。其实杜甫对于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很深，在道教方而虽然他小曾象李自那样成为真正的“道士”，但在佛教方而他却是禅宗信徒，他的信仰是老而愈笃，一自到他的辞世之年。

萧涤非对郭沫若的批评给子回应，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在1980年修订本《杜甫研究》中肖先生进一步指出:“杜甫的主导思想是儒家，说得具体些是孔孟，这几乎已成定论。”并列举六条说明:

第一，杜甫以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为荣;第二，杜甫自始至终都是以“儒家者流”自居(这在书中已举了小少例);第三，杜甫用以教育他的孩子们的是儒家经典，如云“应须饱经术”，并希望他们能成为“七十二贤”式的人物:“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第四，杜甫一贯坚持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和“未达善一身，得志行所为”的从政态度，都是来自儒家的;第五，杜甫作诗的法则也是从儒家来的，所谓“法自儒家有”;第六，杜甫认为唐土朝如果耍恢复过去的业绩还是得用儒术，所以说“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

时间也许是检验真理的利器。1962年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杜甫诞生1250周年时，郭沫若在《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一文中，对他过去所持的观点有所改变，与萧涤非先生的观点更加接近，实际上承认了“扬李抑杜”的偏颇，承认了杜甫“人民诗人”的地位。

从阶级性、人民性角度立论，对杜甫其人其诗进行批评是20世纪50至80年代大陆杜甫研究的普遍模式。尽管萧涤非先生已经做到了那个时代较大限度的持论公允，但也无法完全跳出这个模式。更有激进的“左倾”批评者，认为杜甫“小过是一个趋炎附势，汲汲于想做大官的庸俗诗人罢了。他的一生，并无革命事迹的表现，脑子里充满着忠君、立功、个人主义的思想。”这样的论断在失去了那个特殊的政治背景下立即失去生命力，其偏颇荒谬小待今人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大陆，这种从阶级性、人民性角度研究杜甫的方法，并未随着政治气候的改变而立即改变，而是波及至80年代甚至90年代。例如周春韵的《杜甫与儒家思想》认为杜甫“部分地突破了统治阶级思想—儒家思想”，但是“维护土权是所有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无法突破的局限”。可是“杜甫忧国忧民积极进步的思想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他愚忠等消极落后的思想影响。”周文对杜甫的态度几经周转，比较复杂，既肯定杜甫忧国忧民的积极而，又批判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落后面。

王亚民《杜甫儒家思想论》认为:

杜甫的人道主义有着非常进步的意义，但和革命的人道主义是小同的。比如在解决社会矛后的主张上，他还是要采取山上而下施行仁政的办法来缓和阶级矛后，而小同意实行山下而上的阶级革命。……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诗人小可能认清历史发展的真正方向，他说，“小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忆边老翁错料事，眼暗小见风尘清”，原因正在于此。所以他能清醒地秉儒家思想中积极进步的东西，清醒地批判现实，朦胧地向们未来，而这种批判最终也还是小彻底的。

王亚民的批评更加自接地采用革命战争以及阶级斗一争的思维，俨然混淆了文学和政治的边界，将诗人杜甫完全理解成一个革命立场小坚定的改良派、妥协派人物，将诗歌的内容情感完全等同于诗人的政治觉悟，似乎更加强调了杜甫思想中“小彻底”的那一而。

1997年唐海等的《试论杜甫对儒家正统观念的突破一一杜甫战乱诗新评》一文认为:“他(杜甫)爱国、爱民，但小爱君，因此他也小可能‘忠君’。这一点，是他对儒家正统观念的最大突破。……这就是杜甫其人其诗的人民性一一伟大的、纯洁的、永恒的人民性。”尽管唐文主要论点是强调突出杜甫的人民性，但“忠君”问题，仍然是唐文小愿过多触碰的政治敏感区，因而称杜甫爱国爱民而小爱君。此观点是较为牵强的。

总之，20世纪50至80年代末杜甫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研究视角和方法比较单一，从阶级性、人民性、革命性角度立论成为普遍模式;其二，激进的“左倾”研究者对杜甫进行了较为激烈的批判，将文学和政治混为一谈，对杜甫给子了极小公正的评价，这部分评论随着特殊政治气候的消散而失去生命力;其三，以萧涤非、傅庚生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者，给子杜甫在那个时代最大限度的公允持论，赋子杜甫“人民诗人”的桂冠，在人道主义方而对杜甫的思想给子肯定，但仍小出大的政治背景和研究模式之框架。其四，80年代虽承袭50年代以来的风气余波，但如50年代“左倾”研究者那般猛烈批评杜甫的声音小复存在，褒扬杜甫人民性、爱国爱民的积极方而的声音更多。

(三)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杜甫研究开始跳出阶级性、人民性的框架，运用西方的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等理论，跨学科运用比较、统计等方法，对杜甫其人其诗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而深入的研究，呈现出中西融合，学科交叉的丰富形态。政治气候的回暖，使得儒家思想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对杜甫思想的研究也更能从学术角度给子正常化的研究和公正的评价。此期杜甫研究者众多，代表人物有莫砺锋、张忠纲、祁和晖、葛景春、刘明华、段师炳昌等等。

莫砺锋先生的《杜甫评传》较能代表此期杜甫研究转变的一个侧面。莫先生在本书后记中说道:“所以本书在把杜甫当做一位文学家进行评述的同时，必须着重阐明他在思想方而的建树，而且必须对杜甫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子以特别的关注，而这正是其他的杜甫传记注意得小够的地方。”重视杜甫思想方而的建树，并将他与传统思想文化积极联系起来，是莫氏传记的一个特点。对于前一个研究时期杜甫遇到的小公正待遇，莫氏一针见血地指出:

长期以来，学术界养成了一种习惯:在评论古代文学家时，要小厌其烦地指出其“局限”—阶级的、时代的，等等。似乎这样做便小具备现代意识、体现理论深度。于是，杜甫便常常因“忠君意识”而受到种种责备，更其甚者，有人竞指责他没有为解决封建社会固有的社会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我对此一向感到困惑。……仿佛越是把古人的“局限性”说得痛快淋漓，便越能显示论者自身的高明。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主体诠释和现代意识的极大误解……文学史研究当然是应该体现现代意识的主体诊释，但在具体的诠释过程中却必须时时有着对象的“历史”性质。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做的是用现代意识去理解、诠释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地位，而小应该用现代意识去指责历史人物与现代的差距，因为后者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莫砺锋先生的上述这段话已经分清楚自接地指出前一个研究时期解读杜甫思想的误区。思而知来者，这预示着淡化、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对杜甫思想研究的钳制，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研究杜甫思想，细致、深入、多方位地研究杜甫思想，成为此期的主调。刘明华的《杜甫研究论集，上编》专讲杜甫思想研究，论述了杜甫的忧患意识、批判精神、政治理想、“忠君”表现形态等问题，是在杜甫思想内部的一种细分解读。而赵海菱的《杜甫与儒家文化传统研究》则试图打通杜甫与儒家诗学、美学、士文化、经史传统等的文化血脉，可作为杜甫思想外部研究的一种思路尝试。

除了专著，相关的期刊论文也纷纷涌现。具体篇数因数量庞大小可胜数，笔者聊将知网查到的50余篇相关论文分为若十类型，举其中代表性篇章言之。

1、杜甫与儒家思想文化研究综论性质的论文。这类论文的代表作有吴新生的《杜甫对文化的继承》，莫砺锋的《论杜甫的文化意义》，吴明贤的《杜诗中的儒家情怀》，等等。吴新生认为，“在儒家文化中，对杜甫的政治思想起着最主要影响作用的，无疑要算是仁政和民本思想了。”“崇尚和奉行人道主义，这是杜甫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又一突出表现。”

莫砺锋认为“杜甫的意义只有在文化的大范畴内才能得到比较充分的理解”。杜甫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整个的生命为儒家的人格理想提供了典范”。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杜甫“小但在忧国忧民这种大事上体现出儒家的人格风范，而且在待人接物等日常琐事上也同样体现出儒家气象”。将儒家的道德标准贯穿日用人伦，杜甫用行动证明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可能性。莫文还指出，“杜甫的另一个贡献是他以实际行为丰富了儒学的内涵，尤其是关于‘仁’的内涵”。在民族性格的塑造上，杜甫那种始终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和对小同文化的宽容兼纳的态度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特征。

吴明贤则认为，“儒”小过是杜甫实现理想的阶梯和完成事业的手段，他强烈的事业心建立在对儒家思想的虔诚信仰之上，而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又小断激励着他的功名欲望。笔者认为此说值得商榷。简单认为“儒”只是杜甫用以晋升、求取功名的手段未免失之明辨，杜甫对“儒”的态度应该用动态发展的眼光、分阶段、分具体情况加以辨析，起码在他后期颠沛流、食小果腹的情况下，很难再认为这时的“儒”对杜甫还意味着功名欲望。同时，吴明贤还认为，主张仁政德治是杜甫儒家情怀在政治上的表现。“致君尧舜”的政治思想和“自比翟契”的大臣怀抱是杜甫儒家情怀的又一具体体现。

2、以儒家核心词汇仁、圣、和谐、忧国忧民、民本思想、中庸思想等为核心，探讨杜甫与儒家思想中的某一而的关系。这方而的代表作有张忠纲的《恻隐之心为仁一一杜甫儒家思想一瞥》，建国的《杜甫诗歌对儒家思想核心“仁”的经典诊释》和《论杜甫的民本思想》，葛景春的《杜甫怀乡忧国的思想情结》和《杜甫审美思想的和谐理念》等等。

张忠纲将杜甫得儒家思想上推至孔孟时期，认为“他是原始儒家思想即孔孟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他的阐释和恢复原始儒家道统的思想，远在韩愈之前”。如果说张忠纲之文着重谈杜甫对孔孟儒家的继承，那么建国的论文则从“治人之仁”、“为人之仁”、“待人之仁”三个方而，谈杜甫立足当时的社会历史现状，对孔孟儒学尤其是“仁”学的选择性、创造性阐释，形成自己的一套诗化的“仁学”思想。

5.杜诗 篇五

关键词：杜诗,用典,经,史,子,集

宋人黄庭坚提出了杜诗“无一字无来处”说，对这一说法，韩成武先生指出：“如果从使用既成词语的角度来说，这句话并无错误，同时也毫无意义。一个诗人，如果他不自行造字，不滥造词语，那他所用之字、所用词语就必定绝大多数是见于前代典籍的。”[1]但黄氏的“无一字无来处”并非一无是处，它指出了杜甫诗歌善于从经、史、子、集中汲取营养的特点，从修辞的角度讲，这是用典辞格。而且这诸多用典现象，“自有其特色，不惟超迈六代，在唐诗中也是独辟蹊径，而为后人所宗仰、所师法的”[2]。

一、杜诗中用典的类型分析

杜诗中的用典极其丰富多彩，明人胡应麟就曾指出：“杜用事门目甚多。”[3]从实用的角度看，以下几种分类是比较可行的。

1. 从与现实的关系分，有肯定性典故和否定性典故两种。

一是肯定性典故。这类典故指的是所用典故强调的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相似性。如：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未封侯。（《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汉书·循吏传》载：“文翁为蜀郡守，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吏民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杜甫以文翁比李剑州，赞扬其在太守任上所作出的功绩。《史记·李将军列传》载：“广尝与望气者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广未尝不在，然无尺寸功以得封邑，其吾相不当侯耶。’”李剑州也同李广有着相似之处，两人都对国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但都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认可，李广未得封侯，而李剑州也流落偏僻之地。二是否定性典故。这类典故指的是所用典故强调的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相反性。如：齿落未是无心人，舌存耻作穷途哭。（《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阮籍穷途的典故本意是指路途之艰辛，《三国志·晋书·阮籍传》载：“籍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而在此例中，诗人却以“穷途哭”为耻辱，显然是反其意而用之。

2. 从所影响的范围分，有整体性典故和局部性典故两种。

一是整体性典故。这类典故指的是所用典故所赋予的意义影响到整首诗。如《蜀相》、《咏怀古迹五首》、《湘夫人祠》、《八阵图》等作品的用典均属此类。二是局部性典故。这类典故指的是所用典故所赋予的意义仅仅影响典故所在的诗句。杜诗中的大部分典故都属这一类型。以《秋兴八首》其三为例：千家山郭静朝晖，一日江楼坐翠微。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这首诗用了匡衡抗疏和刘向传经两个典故，分别位于诗歌的五六两句，它们的用处在于使杜甫和两个青史留名的人物相比，从而表现杜甫的穷困境遇。但是，诗的其他部分则大体停留于字面意义，没有受到两个典故的影响。

3. 从来源分，有事典和语典两种。

一是事典。这类典故来自历史掌故和传说。如“虞舜调琴”、“大禹疏河”、“文王获熊”、“仲尼伤麟”、“许由瓢饮”、“原宪居贫”等。二是语典。这类典故指的是典故来自经书、史书、子书或是对前代诗人诗句的化用。经书主要包括《诗经》、《尚书》、《礼》等；史书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子书包括《老子》、《庄子》、《关尹子》、《荀子》、《韩非子》等。至于化用前代诗人的诗句，如屈原、宋玉、曹操、曹植、嵇康、阮籍、傅玄、陶渊明、鲍照、谢、庾信，以及初唐的虞世南、沈宋、四杰等。

二、杜诗中用典的现实意义分析

高友工先生指出：“一个典故有两个极点：一个与现实问题相关，一个与历史事件相关，两个互相比较，而比较的目的则在于显示它们的相似之处，从而提供机会以使诗人描述或评论现实的问题。”[4]杜诗中用典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借典故，讽刺当时时政。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该例前两句用的是虞舜苍梧的典故，《礼纪·檀弓上》曰：“舜葬于苍梧之野。”杜甫以虞舜与唐玄宗对照，以思念古代的圣君反衬对唐玄宗的不满。后两句用的是瑶池日晏的典故，《列子·周穆王》曰：“（穆王）升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乃观日之所入，日行万里。”杜甫用这一典故暗指唐玄宗耽于淫乐的现实。两个典故都表达了对当时政局的忧虑。又如：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贫交行》）《史记·齐太公世家》载：“管夷吾者，颍上人也，常与鲍叔牙游。叔知其贤。仲贫困，尝欺鲍叔，叔终善遇之。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遂进管仲。仲既任政于齐，桓公以霸。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杜甫以这一典故讽刺当时交道之薄的世风。

2. 借典故，抒写自己情怀。

(1）表达自己的远大志向。

如：几时陪羽猎，应指钓璜溪。（《奉赠太常张卿二十韵》）《汉书·扬雄传》载：“其十二月羽猎，雄从，……聊因《校猎赋》以风。”又《尚书大传》载：“周文王至石番溪，见吕望，文王拜之。尚父曰：‘望钓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吕佐检，德合于今，昌来提。’”历史上的扬雄和姜太公都得到了统治者的赏识，才华得以施展，这也是杜甫的志向所在。又如：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汉书·王吉传》载：“吉字子阳，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言其取舍同也。”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原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而去。”贡禹因王吉在位而喜，杜甫亦因韦左丞丈在位而喜，显示出志同道合的一面；而杜甫又不甘于原宪之贫，他希望能得到韦左丞丈的提携而改变自己目前贫穷的境况，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他的远大志向。

(2）表达自己的怀才不遇。

如：茫然阮籍途，更洒杨朱泣。（《早发射洪县南途中作》）《淮南子·说林训》载：“杨朱见歧路而泣之，谓其可以南，可以北。”历史上阮籍和杨朱都曾有过无路可走的痛苦和迷惘，正如现实中一直郁郁不得志的杜甫。再如：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醉时歌》）《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著犊鼻，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又《汉书·扬雄传》载：“雄校书于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收雄。雄从阁上自投下，几死。莽问其故，乃刘尝从雄学，作奇字，雄不知情，诏勿问。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杜甫把自己比作司马相如和扬雄，显示出对自己才华的自信，但司马相如和扬雄，一个于市中涤器，一个从阁上自投下，都极不得志，而杜甫也长期沉沦于社会的底层，过着同二人一样极不如意的生活。

(3）表达对自己才华的自信。

如：壮节初题柱，生涯独转蓬。（《投赠哥舒开府二十韵》）司马相如年轻时题升仙桥柱曰：“不乘驷马车，不复过此桥。”借此以表达对自己才华的自信及满腔抱负，青年时期的杜甫亦如此。再如：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汉代的扬雄曾作《甘泉》等赋，三国时的曹子建七步成诗，才华都极其出众。杜甫自认为扬雄之赋与己相当，而子建之诗也与己相近，显示出对自己才华的自信。

(4）表达自己的旷达情怀。

如：扁舟不独如张翰，皂帽还应似管宁。（《严中丞枉驾见过》）《晋书·文苑》载：“张翰，字季鹰，吴郡吴人也。……会稽贺循赴命入洛，经吴阊门，于船中弹琴。翰初不相识，乃就循言谭，便大相钦悦。问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载即去，而不告家人。”又《三国志·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载：“管宁，字幼安。……征命不就，居海上。常著皂帽、布襦裤、布裙，随时单复。”张翰弃官，管宁避世，都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范，杜甫也曾辞河西县尉不做，而改任正八品下小官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种经历与张、管有几分相似之处，因而诗人以此二人自比，写出自己不得志的遭遇以及对待这种遭遇的旷达态度。

3. 借典故，评价他人功绩。

汲黯匡君切，廉颇出将频。（《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汉书·张冯汲郑传》载：“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也。……武帝即位，黯为谒者。……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又《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严武昔为谏官，与汲黯同；今为节度，与廉颇近。杜甫把严氏比作这两个历史上有名的大臣和将领，可以说是对严氏的极大褒奖。

4. 借典故，以有效地避免潜在的危险。

杜诗用典在这方面的现实意义主要与讽刺时政相关，前面所提到的借典故讽刺时政的例子都具有这一意义。再如：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在这个例子中，诗人借汉武帝穷兵黩武讽刺唐明皇的开边，“在这样强烈、尖锐的讽刺下，再不托之古人，而直言‘我皇’或‘今上’，那就杀头有分”[5]。

总之，杜甫诗歌中的大量用典现象表现出了极其丰富多彩的样式，而且这些用典对诗歌的表情达意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韩成武.杜诗艺谭[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77.

[2]杜仲陵.读杜卮言[M].成都:巴蜀书社, 1986:72.

[3]胡应麟.诗薮 (内编·近体上·七言)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4]高友工.唐诗的魅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161.

6.朝鲜诗家梁庆遇论杜诗 篇六

[关键词] 朝鲜诗家；梁庆遇；《霁湖诗话》；杜诗；研究

[中图分类号] 1312：207. 2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5）04-0026-06

杜甫是朝鲜“最受崇敬，历久不渝”的中国诗人，其诗集于高丽朝初期传人朝鲜，随即产生了巨大影响，“凡为国朝制作，引用古事，于文则六经三史，诗则《文选》、李杜韩柳，此外诸家文集不宜据引为用”。杜甫诗集的流行，推动了杜诗的传播。朝鲜朝世宗二十六年（1444），官方组织注解、编纂的《纂注分类杜诗》刊行，这是朝鲜第一部杜诗注解本，影响甚大，曾九次重印。成宗十二年（1481），成宗命柳允谦等文人翻译、注解杜诗，成《分类杜工部诗谚解》（亦称《杜诗谚解》）一书。王室对杜诗的关注必然会在文人中产生影响，朝鲜诗人以集句、次韵、引用、化用等方式学习杜诗者日多。杜诗也成为诗家竞相批评的对象，“言诗不及杜，如言儒不及夫子”。梁庆遇即是朝鲜研究杜诗的学者之一。

梁庆遇，生于1568年，卒年不详，生活年代大体当中国明代万历间，字子渐，号霁湖、点易斋，有《霁湖诗话》传世，“作诗主张‘尊唐黜宋’”。当今中韩学界关于朝鲜古典诗话论杜诗的研究成果，涉及了崔滋（1188-1260）、李睟光（1563-1628）、南龙翼（1628-1692）、金万重（1637-1692）、李瀷（1681 -1763）等众多诗家，均未论及梁庆遇对杜诗的研究，而《霁湖诗话》63则论诗条目，论及杜诗者计24则，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一、论杜诗扇对格与重押韵

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形式之美体现最为明显的要属对偶、声律二者。上下两句相属成对，是诗歌的惯例。然亦有变通其例者，以隔句相错为对，名“隔句对”，复称“扇对”。梁庆遇曰：“扇对格，或曰隔句对格，以下二句对上二句之谓也。少陵哭苏、郑诗，日：‘得罪台州去，时危弃硕儒。移官蓬岛后，谷贵殁潜夫’，是也。”此诗出自《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扇对格即扇面对，两联之间，出句与出句相对，对句与对句相对。有如折扇，以扇骨为轴，两两相对，故而得名。上官仪称之为“隔句对”，“隔句对者，第一句与第三句对，第二句与第四句对。如此之类，名为隔句对。”这种对偶，在格律诗中较为罕见。杜甫此诗，“得罪台州去”与“移官蓬岛后”相对、“时危弃硕儒”与“谷贵殁潜夫”相对，确是隔句相对。

在谈及扇对时，诗家多以杜甫《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诗为例证。如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律诗有扇对格，第一与第三句对，第二与第四对。如少陵《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诗》日：‘得罪台州去，时危弃硕儒。移官蓬岛后，谷贵殁潜夫。’”朝鲜李睟光《芝峰类说》：“扇对格者，以第三句对第一句，以第四句对第二句也。如杜诗‘得罪台州去，时危弃硕儒。移官蓬岛后，谷贵殁潜夫。’”胡仔、李睟光比梁庆遇更早地看到杜甫此诗是扇对格。对比这些论述，梁庆遇对“扇对”的阐释还略显模糊，但他同时提到了两种称谓，体现出诗家的鉴赏能力。

重押韵，即用相同的字押韵。杜甫《园人送瓜》诗：“江间虽炎瘴，瓜熟亦不早。柏公镇夔国，滞务兹一扫。食新先战士，共少及溪老。倾筐蒲鸽青，满眼颜色好。竹竿接嵌窦，引注来鸟道。沈浮乱水玉，爱惜如芝草。落刃嚼冰霜，开怀慰枯槁。许以秋蒂除，仍看小童抱。东陵迹无绝，楚汉休征讨。园人非故侯，种此何革草。”这首诗的“爱惜如芝草”句与“种此何草草”句同用一“草”字作韵脚，似与押韵规则不符。梁庆遇曰：“凡押韵，一字有二义，则叠押无妨。杜诗《园人送瓜》诗既日‘爱惜如芝草’，终句又曰‘种此何草草’。韩诗则纵笔大篇，叠押甚多，亦不择字义同异，此则不可为法。”梁庆遇认为两个“草”字意义不同，故重押韵。“爱惜如芝草”句的“芝革”，植物名，仇兆鳌引《瓜赋》、《广雅》“晋嵇含《瓜赋》：‘其名龙胆，其味亦奇，是谓土芝。’《广雅》：‘土芝，瓜也。’”后指出，“芝草，言其贵。”“种此何草草”的“草草”，仇兆鳌引《诗经》“劳人草草”释为“草草，劳心也”。通过诗意及仇兆鳌的分析可见，“爱惜如芝草”与“种此何草草”的“草”意义确是不同的。

对于杜诗重押韵的情况，中国诗家亦多有言及。宋代王观园《学林》日：“《园人送瓜》诗日：‘沉浮乱水玉，爱惜如芝草。’又日：‘园人非故侯，种此何草草。’一篇押二字也。”王观园接着列举了分别押二“梁”字、二“日”字、二“旋”字、二“虚”字、二“厉”字、二“旋”字、二“陵”字、二“骞”字的《上后园山脚》、《北征》等诗，指出杜诗重押韵者颇多，但不是杜甫本人任意为之，而是“效古人之作”，《文选》和曹植、谢灵运、陆士衡、江淹等的诗文均有类似情况的作品。南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古人用韵，如《文选》、《古诗》、杜子美、韩退之，重复押韵者甚多。……子美《饮中八仙歌》押二‘船’宇、二‘眼’字、二‘天’字、三‘前’字，《园人送瓜》诗押二‘草’，《赠李邕》押二‘厉’字，《赠汝阳王》押二‘陵’字，《喜岑薛迁官》押二‘萍’字。”王观园、蔡梦弼关于重押韵均提到了《园人送瓜》诗，从时代上都早于梁庆遇，但蔡梦弼只列条目，王观园亦未做深入剖析，而梁庆遇则对重押韵的原因做了解说，显然比王观园、蔡梦弼更进了一步。南宋朱弁在《风月堂诗话》中也曾对为何重押韵有所阐释：“诗之重用韵，音同义异者，古人用之无嫌，老杜《夔府书怀》诗用二‘旋’字，即其例也。”

二、论杜诗的用字

诗人多有专好之字，屡屡用之不倦。诗人用字之癖，莫若老杜为甚。此情况，诗家多有论及。《艇斋诗话》云：“老杜诗中喜用‘秦’字，予尝考之，凡押‘秦’字韵者十七八。”《巩溪诗话》卷七亦云：“杜诗有用一字凡数十处不易者，如‘缘江路熟俯青郊’、‘傲睨俯峭壁’、‘展席俯长流’、‘杖藜俯沙渚’、‘此邦俯要冲’、‘四顾俯层巅’、‘旄头俯涧瀍’、‘层台俯风渚’、‘游目俯大江’、‘江槛俯鸳鸯”’，此为多句用“俯”字是也。宋代洪迈《容斋随笔》“杜诗用字”条例举了杜诗中“自”字对“相”字、“自”字对“谁”字、“共”宇与“独”字对“相”字的诗句。宋代孙奕《履斋诗说》在评赏杜诗时，也揭示了杜诗屡用一字的现象，多用“过”字、“破”字、“一”字、“信”字、“生”字、“觉”字等。梁庆遇亦指出了杜甫诗中的常用字，有“自”、“日”、“还”、“更”、“亦”、“浮”、“仍”、“细”、“兼”等，并认为“老杜为万古诗祖，其造句法，自有定式，学者勿为放过。每于造句安字处，寻索玩味，自有长进之益”，对后世学诗作诗者的指导性意义十分鲜明。

“喜用‘自’字，‘风月自清夜’、‘舟人自楚歌’、‘鹭浴自晴川’、‘殊俗自人群’、‘虚阁自松声’、‘吾徒自漂泊’。”这几句诗分别出自《日暮》、《将晓二首》、《江边星月二首》（其二）、《南极》、《腾王亭子》、《宴王使君宅题二首》。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也曾对杜诗喜用“自”字有所论述：“老杜寄身于兵戈骚屑之中，感时对物，则悲伤系之。如‘感时花溅泪’是也。故作诗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饮》诗云：‘步屎随春风，村村自花柳。’《遣怀》诗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忆弟》诗云：‘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日暮》诗云：‘风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园。’《腾王亭子》云：‘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言人情对境，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无情之物也。”这些诗句中的“自”字，都是虚词，所承载的多是自然景物的自在状态，但在葛立方看来，它也蕴含着诗人与自然自在状态之间情感难通的无奈之感，大有风景依旧、人事全非之慨。如梁庆遇与葛立方均提到的《日暮》一诗，这首诗作于大历二年（767），杜甫流寓夔州期间。原诗如下：“牛羊下来久，各已闭柴门。风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园。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头白灯明里，何须花烬繁。”“自”、“非”二字是本诗诗眼，“自”本应用平声，却用了去声；“非”字本应用仄声而用了平声。晚上清风徐徐，明月当空皎洁普照，江上依旧美丽，却不是故园。一“自”一“非”，隐含着浓郁的思乡之情和无可奈何之感。能在虚词中灌注强大的情感力量，确是杜诗魅力之所在。

“喜用‘日’字：‘天时人事日相催’、‘不堪人事日萧条’、‘归朝日簪笏’、‘江山日寂寥’、‘川陆日悠哉’、‘虚殿日尘埃’、‘大树日萧萧’。”这几句诗分别出自《小至》、《野望》、《将晓》、《归梦》、《龙门》、《上白帝城二首》、《故武卫将军挽歌三首》，句中“日”字所在诗歌有五言诗、七言诗。五言诗中，“日”字位于诗句的第三个字；七言中，“日”字处于诗句的第五个字，各自位置是相对固定的。细察之，字的用法、意义在诗句中基本相同，均为名词作状语。

也有所用字的位置相同但是意义不尽相同的例子。“又喜用‘还’字：‘侵凌雪色还萱草’、‘可怜后主还祠庙’、‘飘零还柏酒’、‘卷帘还照客’、‘鸡鸣还曙色’。”这几句诗分别出自《腊日》、《登楼》、《元日示宗武》、《十七夜对月》、《江边星月二首》（其二）。“还”字在诗句中所处位置，和上面提到的“日”字是相同的，但是意义却不完全一样，试简要分析之。“侵凌雪色还萱草”之“还”，是恢复、返还之意，“可怜后主还祠庙”之“还”，是回到之意，两者都作实词用。“卷帘还照客”、“飘零还柏酒”、“鸡鸣还曙色”之“还”都作虚词用。同一字，在不同的诗句中词性不同，用法不同，足见老杜酌句炼字之妙。

还有所处诗句的位置完全不同，意义亦不尽相同的例子。“又喜用‘细’字：‘桃花细逐杨花落’、‘细动迎风燕’、‘寒江流甚细’、‘忧国只细倾’”，这几句诗分别出自《曲江对酒》、《江涨》、《夜宿西阁，晓呈元二十一曹长》、《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桃花细逐杨花落”原作“桃花欲共杨花语”，后杜甫“自从淡笔改三字”，由拟人手法改为描写手法，“细逐”极写落花轻盈无声。“细动迎风燕”的下句为“轻摇逐浪鸥”，“动日细，摇日轻，因鸥燕之得趣，亦若水使之然。此于无情中看出有情。”这几个“细”字用法相近，无论是状落花之态，还是绘流水之形，都是极力描摹动作、情态的状态，无疑增加了语言的表现力。

亦有字词所处诗句位置不同，但用法相似的例子。“又喜用‘浮’字：‘天阔树浮秦’、‘乾坤日夜浮’、‘赤壁浮春暮’。”“天阔树浮秦”诗出《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地平江动蜀，天阔树浮秦”。“乾坤日夜浮”句出《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赤壁浮春暮”诗出《奉送苏州李二十五史丈之任》，“赤壁浮春暮，姑苏落海边”。梁庆遇所举“浮”字各自在诗句中的位置不同，分别位于第四字、尾字、第三字，但用法相似，均为诗句的诗眼，是杜诗炼字的体现。“地平江动蜀，天阔树浮秦”，“动字，写汹涌之状。浮字，写缥缈之意”，“动”与“浮”用词讲究，寓情于景。“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眼之所望，到处都是无边无际的洞庭水，仿佛整个苍穹及天地万物都被湖水漂浮起来。三个“浮”字，使诗歌境界宏阔，意境大开。

梁庆遇通过对比，指出杜诗用词所取得的艺术效果：“杜诗《北征》诗日：‘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两‘或’字，令人咏赏有三叹之音。韩愈《南山》诗，衍为五十一‘或’字，亦似支离。诗欲精妙，不要斗富。”历来诗家拿杜甫《北征》、韩愈《南山》两诗作比较者颇多，批评《南山》者有之，《北征》与《南山》两尊者亦有之。批评者如赵翼《瓯北诗话》：“世间名山甚多，诗中所咏，何处不可移用，而必于南山耶！而谓之工巧耶！则与《北征》固不可同年语也。”两尊者如方东树：“《北征》、《南山》，体格不侔。昔人评论以为《南山》可不作者，滞论也。论诗文政不当如此比较。《南山》盖以《京都赋》体而移之于诗也。《北征》是《小雅》、《九章》之比。读《北征》、《南山》，可得满象，并可悟元气。”对于韩愈《南山》诗连用五十一个“或”字，亦褒贬不一。褒扬者如《唐宋诗醇》：“叠用‘或’字，从《北征》诗化出，比物取象，尽态极妍。”再如清代顾嗣立：“公以画家之笔，写得南山灵异缥缈，光怪陆离，中间连用五十一‘或’字，复用十四叠句，正如骏马下冈，手中脱辔。”贬斥者如清初蒋之翘：“连用‘或’字五十余，既恐为赋若文者，亦无此法。”梁庆遇对杜甫《北征》诗两个“或”字的运用是赞许的，而对韩愈《南山》诗连用五十一个“或”字是持批评态度的。

三、对杜诗词语的注释

诗歌作品的欣赏在某种意义上是读者的艺术“再创造”活动，那么，在对具体作品的赏析时，也常常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差异性。鲁迅曾说：“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梁庆遇对杜诗的词语或作表面以至深层意义的阐释，现举几则诗话分析之。

“杜诗曰：‘不分桃花红胜锦。“不分’之意，人多未晓。安于心者为分，不分者犹言不安于心，即‘嫌’字意也。以故杜诗与‘生憎’为对用。”

诗句出《送路六侍御入朝》，颈联为“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于棉”。梁庆遇认为“不分”与“生憎”对用，应理解为“嫌”之意，从“安于心”与“不安于心”句意看，梁庆遇分析中的“分”字应读作fèn，甘愿、满意之意。不分即不满、嫌恶，“生憎”犹言偏憎、最憎。梁庆遇为了坐实自己的理解，又举苏轼《癸丑春分后雪》颈联“不分东君专节物，故将新巧发阴机”后认为，“据此两诗，可明其义矣”。苏轼此诗颔联为“应惭落地梅花识，却作漫天柳絮飞”，结合颔联、颈联，“应惭”与“不分”相对，“却作”与“故将”相对，“不分”确应是不满之意。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注释此句时，观点与梁庆遇不同。仇兆鳌认为：“不分，不能分辨也”，可见仇兆鳌分析中的“分”应读作fēn。仇兆鳌也举出了佐证之例：“徐摛诗：‘恒教罗袖拂，不分秋风吹。’张正见诗：‘不分梅花落，还同横笛吹。’”查《康熙字典》释“不分”之一义，为“不分者，不平之意，与‘忿’同”，事例即为杜甫《送路六侍御入朝》此联。结合此诗尾联“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考察，梁庆遇的分析更契合诗意。“桃花红胜锦”、“柳絮白于棉”，于此明媚的风光，引起诗人的情感态度却是不满与憎恶，他恼怒春色之“无赖”，只因春色使他这个“愁人”愁上更增添了无尽的愁。

“杜诗曰：‘沙头宿鹭联拳静。’唐人诗中用‘联拳’处甚多。联拳者，群鹭离立之貌，非谓联其拳也。以故杜诗与‘拔刺’为对。今之诗人或以‘接翅’作对用，误甚矣。”

诗出《漫成一首》：“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刺鸣。”鹭，即鹭鸶，一种水鸟。梁庆遇认为“联拳”，指群鹭并立的样子，与“拔刺”相对。“拔刺”，鱼“跳跃声”。从“联拳”的词义及诗句的诗意来看，梁庆遇的解释存在不妥之处。“联拳”之“拳”当通“踡”，有屈曲、弯曲意。“联拳”即为“联踡”，屈曲貌。此句指鹭鸶屈曲着身子，成群聚集、没有声息地在沙滩上夜宿，属于静态描写。下一句写鱼的跳跃声，属于动态描写。以动写静，动静结合，艺术效果强烈。梁庆遇认为“联拳”非“联其拳”，即非足与足相连，并且指出诗中“联拳”与“接翅”对用是错误的，这种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梁庆遇认为“联拳”是“离立之貌”，显然是不准确的。离立，并立之意，并立而宿与曲身而眠的意思是不一样的。通过考察鹭鸶的生活习性以及诗句之意可知，屈曲身子群聚而夜宿的理解显然是正确的。

“唐人为诗以‘余’为‘残’，每当用‘余’字，必代用‘残’。如《洗兵马》曰‘祗残邺城不日得’者，其时贼所据城邑皆已复旧，只余邺城，而当不日可复矣。又如‘犹残数行泪’、‘南纪残铜柱’等语何限。”

梁庆遇指出唐诗的一个惯用现象，即作诗时把意为“余”字的代写成“残”字。“祗残邺城不日得”诗出《洗兵马》，“祗残邺城不日得，独任朔方无限功”。邺城，今河南安阳；朔方，指节度使郭子仪。梁庆遇是从史实角度分析指出“祗残邺城不日得”之“残”为“余”意。仇兆鳌注“祗残邺城不日得”句曰：“祗残，但余也。”“犹残数行泪”出自《登牛头山亭子》，“犹残数行泪，忍对百花从”。“南海残铜柱”诗句出《偶题》，“南海残铜柱，东风避月支”。仇兆鳌赏析《登牛头山亭子》曰：“上四叙景，下四感怀，八句皆整对。凭高遥望，故城照日而见其孤，谷含风而觉其远。世乱无家，止余数行之泪，忍对此百花丛中乎，伤心甚矣。”从仇兆鳌的赏析可见，对于“残”字，他的理解也是“余”之意。通过分析诗意及考察其他诗家的阐释可见，梁庆遇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杜诗‘堑北行椒却背村’，世多误解‘行椒’之‘行’音‘杭’者，非也。凡树之沿途列立，望之如人之行者谓之‘行树’。张说之《入秦川路》诗曰‘汉家行树直新丰’，杜诗五律又曰‘塞柳行疏翠’，言行其疏翠也。”

诗句出自《绝句四首》（其一），“堂西长笋别开门，堑北行椒却背村”。梁庆遇认为世人都误读了“行椒”之“行”的读音，不该读“杭”音，而应读“形”音，并详加说明。据梁庆遇分析，树在道路两旁耸立，看上去像人之行者，所以称为“行树。”“汉家行树直新丰”句出唐代张说《奉和圣制初入秦川路寒食应制》，“汉家行树直新丰，秦地骊山抱温谷”。“塞柳行疏翠”句出杜诗《雨晴》，“塞柳行疏翠，山梨结小红”。仇兆鳌注“堑北行椒却背村”之“行”、“塞柳行疏翠”之“行”均音“杭”，“行椒，椒之成行者”。

“行”究竟该读何音，需结合词语本义以及诗意做具体判断。《辞源》释“行”（háng音）为“道路”，所举例证为《诗经》“女执懿筐，遵彼微行”句。邹晓丽《基础汉字形义释源》释“行”日：“十字路口之形，本意是道路，名词，读音háng。”再考“堂西长笋别开门，堑北行椒却背村”的诗意，堂西茂盛的竹笋挡住了屋门，堑北葱郁的椒树一行行，隔开了村落。据此可证，“堑北行椒却背村”之“行”应该读作háng。再察《雨晴》“塞柳行疏翠，山梨结小红”句意，稀稀疏疏成行排列的柳树与红艳红艳结果实的山梨，交相辉映。“塞柳行疏翠”之“行”也应读作háng。显然，梁庆遇的解释是不正确的。

四、论杜诗的影响

杜甫对朝鲜诗坛的影响是巨大的，梁庆遇作为一代诗家，自然会论及到杜诗之于朝鲜诗人的影响。在论述朝鲜诗人时，梁庆遇看到了论述对象对杜诗的承继与借鉴。

“权教官辑，号石洲。成癖于诗，不事科业，其诗祖老杜。”权韠（1569-1612），号石洲，朝鲜朝中期著名诗人，“是一位杜诗癖”。权辑的诗爱国忧民，风格沉郁，与老杜诗风相近，“在其诗文中处处散发着杜诗的遗香”。如《读杜诗偶题》“杜甫文章世风宗，一回披读一开胸。神飚飒飒生阴壑。天乐嘈嘈发古钟。云尽碧空横快鹘，月明苍海戏群龙。依然步入仙山路，领略千峰更万峰”，表达了对杜甫的高度评价和敬仰之情。《贼退后入京》诗：“故园荆棘没黄埃，归客空携一影来。千里河山流战血，百年城阙有荒台。南天画角何时尽，西塞鸣鸾几日回？独向松郊寻归路，断云乔木有馀哀。”此诗作于日本侵略朝鲜的“壬辰战争”（1592年）后，诗人饱含深情地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此诗与杜甫《春望》的意境、情感较为相似，都描写了战乱后的破败景观及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抒发了诗人沉痛的心情，以及心系国事、百姓的伟大情怀。

“荪谷诗有曰：‘弄荷闲摘叶，临水独题诗。’松溪评之日：‘盖闲摘荷叶，题诗其上之谓也。以一句而成两句，诗中之妙法，观者详之。’余读杜诗，至‘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知荪谷之工于袭取也。”

荪谷即李达（1539-1612），字益之，号荪谷，与白光勋（1537-1582）、崔庆昌（1539-1583）并称为“三唐诗人”。梁庆遇指出李达“弄荷闲摘叶，临水独题诗”句源于杜甫《重过何氏五首》（其二）“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杜甫对李达诗歌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止个别诗句之取法。如《夜泊大滩》诗：“夜缆泊滩下，水村霜气凝。枯楂拾沙渚，爨火乞渔灯。病客孤舟梦，寒江十月冰。辞家今几日，黄帽是亲朋。”此诗与杜甫《登岳阳楼》意境较为相近。

“卢苏斋五言律酷类杜法，一字一语皆从杜出。其‘诗书礼学末，四十九年非’之句，世皆传诵。实出于老杜《咏月》诗：‘羁楼愁里见，二十四回明。’可谓工于依样矣。”

卢苏斋即卢守慎（1515-1590），字寡悔，号苏斋，著名诗人。梁庆遇指出卢守慎“诗书礼学末，四十九年非”出于杜甫《咏月》（即《月三首·其二》）“羁楼愁里见，二十四回明”句，卢守慎的五言律诗皆诗法于杜甫。亦有其他朝鲜诗家持相似论调，如金昌协（1651-1708）：“卢苏斋诗在宣庙初最为杰然，其沉郁老健莽宕悲壮，深得老杜格力。后来学杜者莫能及。”

梁庆遇不仅论述朝鲜诗人对杜甫的承袭，他还把杜诗作为注释朝鲜诗歌的依据。“湖阴郑公杭州图诗颈联曰：‘湖舫客归花屿暝，苏堤莺掷柳荫浓。’近世传诵。或曰：莺掷之掷字，未知古有否也。莺飞柳上掷金梭者，是儿童联句也，湖阴岂用此联句中文字耶？人多疑之。余阅《唐百家》，忘其名，有‘林明露掷猿’之句。又杜诗《树鸡栅》诗曰‘织笼曹其内，令人不得掷。’盖掷者，跳掷也，足以破其疑矣。”湖阴即郑士龙（1491-1570），字云卿，号湖阴。“林明露掷猿”句出唐代李咸用《庐山》“草短分雏雉，林明露掷猿”，“织笼曹其内，令人不得掷”句出杜甫《催宗文树鸡栅》。梁庆遇以杜甫的诗句解释郑士龙之诗，破除了世人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