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女性主义

后殖民女性主义（8篇）

1.后殖民女性主义 篇一

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道教与生态研究

在宗教与生态问题的讨论中,道教相对来说是一位晚到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道教与生态学的关系一直吸引着西方生态学界、宗教学界、哲学界的关注.国外的道教与生态讨论主要在生态哲学家、科学家、基督教神学家和道教学者之间进行.有的学者认为道教能为深生态学提供观念性资源,能修正、调整和丰富深生态学理论;也有学者提醒深生态学在借鉴道教时,应把它与整体的中国文化结合,并应从对道家思想的吸收深入到对道教思想的`挖掘;也有学者出于对文化移植作用的思考、对东方文化影响的担忧、对中国环境现状的不乐观等因素而对道教的可能贡献持谨慎态度.本文试图从后殖民主义语境中,对上述西方学者对道教生态思想的观点略作分析.

作 者：陈霞 Chen Xia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刊 名：宗教学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RELIGIOUS STUDIES年，卷(期)：“”(2)分类号：B9关键词：道教 生态 后殖民主义

2.后殖民女性主义 篇二

一、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与跨国高等教育的早期发展

一般认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是“二战”后跨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由莱维特(Theodore Levitt)率先使用的“全球化”一词,实际上首先指向的是经济的全球化,即资本、商品、劳动力、技术、服务和信息日益加剧的跨国流动。相应的,全球化总是被理解为: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二是西方化或美国化,主要表现为所谓人类价值的普遍化,即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价值被视为人类的共同价值。[4]

如果将全球化进程的起源追溯至地理大发现和随后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与之伴生的则是欧洲国家全球性的殖民活动。在其极盛时期的20世纪30年代,地球上84.6%的土地是或曾经是殖民地。[5]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与过程的殖民主义大致经历了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三种形态或者说阶段。如果说“二战”前殖民主义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非西方国家资源的掠夺,新殖民主义则主要是对人的劳动的掠夺,后殖民主义大致可以归结为对文化与精神的渗透。[6]当然,这三种形态或者三个阶段的划分,仅仅是对不同历史时期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策略、手段主要特征的描述。

新殖民主义是在旧殖民体系解体和非殖民化运动取得成功后,是西方发达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实行间接统治的一种方式或者体系、制度等的总称,是殖民主义在新时期的继续和发展。[7]“二战”后,亚非拉国家蓬勃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得殖民列强被迫放弃了旧的殖民政策,转而采取各种掩蔽的方式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控制、干涉与掠夺,[8]以维护其在原殖民国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除了利用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以获取各种利益和借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活动以维持旧的国际分工,从而强化发展中国家作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产品销售市场的依附地位之外,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欧美国家越来越重视通过国际援助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与教育的控制和渗透,从而推行“西化”或者说“美国化”。[9]也正是在美国自“二战”后开启的国际教育援助的推动下,跨国高等教育才逐渐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新的形态。

据联合国及其他有关国际机构统计,1993年美国的国际援助金额达到创纪录的1,540亿美元,1994年大约在2,000亿美元。[10]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国际援助体现着欧美国家的人道主义那就大错特错了。1993年9月4日,路透社的一则报道就援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话指出,国际援助在发展中国家所能获得的财政收益要大一些,而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谋取较高的利润。据香港《信报财经周刊》(1994年第4期)估算,美国20世纪90年代在亚洲投资回收率超过23%,是其在发达国家投资回收率的2倍。[11]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的金融资本与政治力量不仅以一种共谋的形式将触角伸至世界各地以获取经济利益,而且由垄断资本控制的新闻机构牢牢控制着各种文化与传播媒体,使得主导这一进程的美国的价值观念、市场经济观念与文明在世界范围得以传播。[12]

至为关键的是,“二战”后,为了与前苏联在各条战线上展开竞争以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更是有意识地把教育援助作为保持对前殖民地影响的工具。[13]1946年,美国国会即通过《富布赖特方案》,决定将美国在海外的剩余资产用作美国学生和教授在海外讲学和研究的基金,并设立奖学金计划支持外国学生和学者到美国学习和从事研究。1958年,作为《国防教育法》通过的联邦教育资助项目,一大批高校现代外语教学和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建立起来,主要承担美国与其他国家互派学者进行教学与研究,以及培养外语与国家研究的人才。[14]进入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进一步尝试通过教育援助来培养那些亚非拉国家未来的掌权者,并把给留美学生提供“奖学金”看作是一种政治投资。1961年8月17日,在乌拉圭召开的泛美经济会议上,美国就提出以奖学金形式鼓励拉美国家学生到美国学习。[15]1961年9月4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确认了美国的对外援助计划,并提出要建立一个机构管理经济援助计划。[16]1961年11月3日,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得以建立,专门负责开展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援助工作。1951~1969年间,美国根据教育援助合同对来自75个国家的11,000名人员进行了教育训练,同时派出大量外援人员到亚非拉开展培训工作。[17]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开发署制定的教育援外战略从早期主要是为受援国学生提供奖学金转向与受援国的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如实施“高等教育发展计划”(Higher Education for Development,HED)旨在为美国综合性大学和社区学院与受援国大学院校开展合作提供机会。[18]这些援助与合作计划的实施,不但是跨国高等教育早期的一种实施形式,也成为之后其进入教育服务贸易自由化阶段的一种主要形态。1966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际教育法》,推动美国高校纷纷建立国际事务办公室,制定各种国际交流与合作计划。[19]当然,参与跨国高等教育合作的欧美大学,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应对国内高等教育市场供给不足和自20世纪70年代的高等教育财政紧缩带来的经费不足的局面。最初,他们以吸引更多的留学生为主要手段,这一举措确实为他们高校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如1999年,仅英国79所大学外国留学生带来的收入就高达7亿英镑。[20]1993年,美国以研究生为主的高等教育出口贸易净收入约55亿美元,约为当年中美贸易总额的1/10。[21]由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绝大部分跨国高等教育的输出国和地区在开展跨国教育活动时,开始关注的就不再是如何更好地开展教育援助,而是如何能够从中获利。

二、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兴起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剧,尽管欧美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援助活动仍然频繁,但已经开始向教育合作和教育国际贸易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世贸组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不仅视教育为“市场购买品”,进一步确立了教育产业的观念,为跨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合法依据,而且相信服务贸易的合理自由化将有助于国际服务贸易的增长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在高等教育领域更为关注以市场为导向的服务贸易投资。[22]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一系列双边、多边和地区性协议的签署允许各类教育产品和院校进入市场,从而“保证高等院校或其他教育提供者在任何一个成员国建立分支机构,出口学位课程,以最少的限制授予学位和证书,在国外教育机构投资,为其国外风险投资聘任教师,不受控制地通过远程技术建立教育和培训项目等”。[23]

世贸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为全球范围高等教育带来了变化:一是促使各国教育开放,拉动教育的跨境扩展和资源交流,加剧高等教育的竞争与合作;二是为社会提供各种新的就业机会和广阔的劳动力市场,使得人们对传统的学术资格、各种专业资格证书及终身教育所需的各种“产品”的需求显著增长;三是使高等教育的产业属性得到凸显,高等教育服务和产品的跨境流动加剧,形成了无边界、跨国界的高等教育市场,使高等教育机构也有条件像跨国公司那样在全球范围内结盟并提供高等教育“产品”。[24]

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从英国、澳大利亚开始,在推崇市场作用和贸易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公共管理政策主导下,其教育领域的变革就已经开始出现市场化的趋向:一方面是大幅削减教育财政,另一方面不仅开始对本国大学学生收费,而且对国外留学生也从提供奖学金转变为微额收费直到全额收费,并逐渐将留学生缴纳的学费看作财政创收的重要手段。[25]作为较早确立教育为服务贸易和创汇的支柱性产业国家的澳大利亚,为打开国际教育市场,成立了若干或官方或非官方的专门教育推广机构。如,1969年成立的澳大利亚教育国际开发署(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IDP)在全球19个国家设立办事处;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基金会(Australia Internationa1 Education Funds,AIEF)则在海外有近40个办事机构;1993年成立的国际教育司(Australia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AEI)在18个国家设有海外办公室,代表澳大利亚政府就教育培训相关事宜和其他国家进行谈判协商。[26]进入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还为大学的跨国办学活动提供直接的财政支持。1994年,澳政府投入104万澳元,支持26所本国大学与印尼、泰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高校共同开展26个试验合作项目。2003年预算中,又专门拨出1,040万澳元,以保证和提高澳大利亚高校跨国高等教育活动的质量与水平。[27]基于教育服务贸易理念的跨国高等教育的推广,确实给澳大利亚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据统计,1993年,澳大利亚的教育出口收入达30亿美元,2000年,高等教育的年收入中更是有10%来自海外留学生学费收入,比1999年增长19%。[28]

可见,借助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贸易协议框架,发达国家的跨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更为隐蔽的经济掠夺手段。而且,也正是通过长达7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和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运作,欧美发达国家才基本实现了其新殖民主义战略到后殖民主义战略的转变。尤其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后协议第一次列入关于知识产权的条款,使此前多次引发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冲突的知识产权问题,以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形式在世界性贸易协议中确定下来。[29]

应该说,后殖民主义既是发达国家新时期殖民行为与活动构成的历史现象和过程,也是对其殖民策略的概括性分析与描述。作为发达国家于20世纪90年代后在世界贸易组织主导下的世界经济、贸易全球化进程中逐渐兴起的殖民新策略。后殖民主义主要是指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凭借在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时期积累的超强的经济实力和科技优势,高举“普遍主义”的大旗,在全球跨国教育、文化活动中,广泛推销其文化产品和文化价值观念,力图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民族及其文化纳入一个由强势国家和民族及其文化所控制的同质的世界文化之中。[30]换句话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是以资产阶级人权、民主、自由等为灵魂的“文化殖民主义战略”。[31]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实际上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欧洲殖民主义在亚非拉国家的殖民历史及其造成的种种后果。而且,其理论话语的注意力也转向了文化认同的问题。[32]就其对教育领域的意义而言,后殖民主义理论主要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全世界推行其知识产权、高科技垄断和文化渗透进行揭露和批判。或者进一步说,后殖民主义认为,在实行以文化殖民为核心的殖民战略时,发达国家更多地是通过精神和道德诉求,影响、诱惑和说服发展中国家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33]

正是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战略转向主导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渗透与掠夺更具隐蔽性,或者说是隐藏在将发展中国家也深深卷入其中的教育服务贸易和跨国高等教育活动之中,以至于一方面所谓的具有普适性的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通过日益扩大的教育贸易逐步扩展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系、制度与课程教学内容之中;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不仅因处于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劣势而损失了人力资源和经济利益,而且很容易忽视发达国家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力对其未来发展可能带来的损害。

三、中国应对后殖民主义时期跨国高等教育的策略选择

应该说,作为世界现代高等教育的源头,欧美大学的历史传统和对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声誉影响,是强大的教育服务输出能力的保证。实际上,自地理大发现后,大部分非西方国家都有过被殖民的经历,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社会都是按照西方模式被重建起来的,并普遍采用西方大学范式来建立和发展其高等教育。这就为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谋求高等教育、大学的跨国合作带来了便利。也正因此,在跨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的合作活动中,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主动或被动接受一种自身无法主导的学术系统,包括教学与科研的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正如阿尔特巴赫(Altbach,P.E.)指出,“第三世界的大学”是一种“殖民机构”,因为“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建立在某种西方模式上,反映着西方体制下的多种价值观念和组织形式。在许多情况下,教学语言用的是外语,很多教师曾在国外受训”。[34]

由于曾经同样有过被殖民的经历,作为第三世界理论的提出与倡导者,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在应对欧美国家推动跨国高等教育进程中,始终都保持着谨慎的态度。1993年,原国家教委下发的《关于境外机构的个人来华合作办学问题的通知》就提出,中外合作办学要坚持“积极慎重、以我为主、加强管理、依法办学”的原则。1995年,原国家教委颁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虽未明确提出原则立场,但第一条就明确指出,制定该文本是为了加强管理、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对外开放,并提出了“扩大对外开放、规范办学、依法管理、促进发展”的方针。由此可见,我国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原则立场经历了“慎重开放——促进开放——扩大开放”的变化。[35]2001年,中国加入WTO,在签订的《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时,虽然也承诺有限开放高等教育、成人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学前教育和其他教育市场,并允许中外合作办学,允许外方获得多数拥有权,但同时并没有承诺给予外方国民待遇,也不允许外国机构单独在华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36]

当然,由于重视教育的传统,加之在就业与获得更好的社会经济地位上优势明显,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尤其是接受得到国际认可的海外大学提供的高等教育,业已成为当下中国民众的普遍要求,也成为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内在动力。为满足普通民众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中国政府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为更好地吸引海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进入中国,特别是鼓励一些具有国际声誉的知名大学在中国合作举办高等教育机构,2010年12月,教育部指定北京市、上海市等省市以及12所部属高校作为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的试点地区和学校,以探索高水平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

与此同时,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中国固然要积极应对国际高等教育资源竞争与流动,借助国际上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来提升其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但也必须时刻警惕,与跨国高等教育合作相伴而来的是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及隐藏在各种跨国合作之中的发达国家新的殖民策略。如何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中,既选择性地接受由西方国家确立的世界经济、文化与教育规则,又不丧失自身政治、文化、教育传统的主体价值,是摆在中国政府和所有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实际上,为了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教育机构的办学与项目的实施,不断提高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与水平,2007年4月,教育部即开始重点推进了“两个平台(监管工作信息平台与颁发证书认证工作平台)”和“两个机制(质量评估机制与执法和处罚机制)”的建设,将中外合作办学纳入更为制度化的管理系统之中。2009年,教育部发布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的评估方案,随后即根据具体的评价指标组织实施了对各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评估。持续的监管与认证工作的开展,对于保证中外合作办学的规范性和质量提高而言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但与此同时,还必须注意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在课程建设、教学内容等方面应强调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应强调对隐藏其中的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甄别,形成有利于学生基于中国文化塑造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机制与途径。

3.后殖民女性主义 篇三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 《蜜蜂的秘密生活》

小说《蜜蜂的秘密生活》作为著名非裔美籍女作家苏·蒙克·基德的处女作小说，曾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达两年之久，并且获得了2004年Book Sense年度好书奖、英国橘子奖提名、“早安美国”阅读俱乐部推荐图书奖以及其他诸多奖项。国内外研究者多从原型批评、生态女性主义等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但鲜有人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这一宏大的视野来综合性地研究本小说，因此本论文试图运用后殖民女性主义这一崭新的视角来研究小说《蜜蜂的秘密生活》中典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内涵。

一、后殖民女性主义

整个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萌发是以黑人女性主义的兴起为先锋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与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是促进第三世界妇女觉醒的催化剂。后殖民女性主义将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这两种分别旨在改善处于边缘的殖民地人民和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一系列它者地位的理论结合起来，将种族、阶级、性别等因素综合性地考虑进来，全景地考虑了世界各地的妇女在差异基础上的多元发展方向。反权威、去中心的解构主义是其强大的理论武器。它避免了后殖民主义强调种族而忽略性别、阶级的局限性，同时也避免了女性主义强调性别而忽略种族、阶级的倾向。反性别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差异基础上新的姐妹情谊是其基本内涵。

二、后殖民女性主义基本内涵在小说《蜜蜂的秘密生活》中的体现

1.反性别主义在小说中的体现。反性别主义一直是女性主义的题中之义，但后殖民女性主义中的反性别主义并不仅仅是传统的只服务于中上层白人女性的利益，它对传统的女性主义有了一个新的定义，那就是“女性主义是一场结束性别主义压迫的斗争。”且后殖民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胡克斯指出性别主义的根源在于父权制，因此反性别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反对父权制的压迫。

小说中主人公莉莉的成长历程就是对父权制的脱离过程。从她的母亲与父亲在打架的时候失手被莉莉开枪打死，父权制的恶果已经让四岁的莉莉感觉到了恐惧，因为莉莉的父亲狄瑞是一个特别大男子主义、不尊重女性的典型的父权制的代言人。正因为如此，在他的妻子黛博拉想要脱离这种父权制控制下的婚姻的时候，狄瑞想把妻子继续牢牢地控制在他的统治之下，才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使得惊恐万分的四岁的莉莉失手开枪打死了自己的母亲。在后来莉莉的生活中，这件事就像魔鬼一样缠绕着莉莉，父权制导致的不幸使她的生活充满了压抑与自责。

自从母亲死后，莉莉更是被她那粗暴专制的父亲虐待万分。狄瑞不仅不关心失去母爱的莉莉，还时常对她吆来喝去，莉莉一旦有违背他的意愿的地方，就会被罚跪粗砂石，并会大声说：“只要你生活在我的屋檐下，你就得听我的吩咐。”其父权制本质暴露无遗。面对如此专制的父亲，莉莉虽有所反抗，但她还未和父亲彻底决裂。真正让莉莉决定脱离父亲的导火索是面对罗萨琳的被捕，狄瑞不采取任何营救措施。罗萨琳生活中唯一疼爱莉莉的黑人女性，因此面对父亲的冷酷无情，莉莉终于决定彻底离开残暴的父亲，用自己的智慧拯救了罗萨琳，最后成功地到了蒂伯龙，找到了安身之处。这是她和父权制的彻底决裂，且后来在给狄瑞的信中，她对“Daddy”一词作了这样的阐释：“D（卑鄙的）A（愤怒的）D（失败的父亲，无用的父亲）D（失望）Y （脖子上的枷锁）。”这是莉莉对父权制的公开控诉。

2.反种族主义在小说中的体现。反种族主义是后殖民主义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它是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对后殖民主义精华内涵的继承。欧洲中心论里边就包括“白人中心主义”，在欧洲殖民者看来，只有他们白人才是优等人种，其它的有色人种都是劣等种族。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广大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遭到了最不公平的待遇。“有大量的作家，其中包括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以及帝国的行政官员接受了《东方主义》中对东方与西方的划分，”并且自觉地将东方描述为落后的、愚昧的，而将西方白人描述为优等的、智慧的象征。后殖民女性主义沿袭了后殖民主义这一内涵，强烈地反对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

黑人女性是小说中很重要的人物。首先是罗萨琳为反对种族主义所做的斗争。在黑人投票运动面前，她异常兴奋并积极准备且亲自去履行自己的投票权，却在去投票的路上，遭到了三个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挑衅。面对三个白人男性的侮辱，罗萨琳吐唾沫以示对他们的蔑视，以至于被捕入狱。在狱中，面对白人男性的毒打，她还是不愿意向那些可恶的种族主义者道歉，可见她反抗种族主义意志的无比坚定。在她看来，哪怕挨打，也是万万不能向那些白人种族主义者屈服的。其次是黑人八月，小说中八月聪明、智慧，与传统种族主义偏见下的黑人的粗俗、丑陋、愚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彻底颠覆了白人对黑人的传统偏见。另外，八月面对无处可去的莉莉，热心地收留了这个落难的白人女孩，且给她提供心灵的引导。这种超越种族的大爱是对种族主义的最强有力的解构。

3.差异基础上新的姐妹情谊在小说中的体现。女性主义也强调姐妹情谊，但只强调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之间的姐妹情谊，而把其它种族和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排除在外。著名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者莫汉蒂指出，西方白人女性主义者视“第三世界妇女”为铁板一块，是一个同质的群体，且与第一世界的女性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区分：第三世界的妇女=守旧=传统=无知，而西方=文明=进步聪慧。针对这种情况，后殖民女性主义强调的是世界各国各种族、各阶级的妇女乃至男性在尊重各自的差异基础上形成的相对于传统姐妹情谊的新姐妹情谊。

小说第八章开头的引言中说道：“蜜蜂不仅依赖与群蜂的身体接触，而且需要群峰的社交友谊和支持。若将一只蜜蜂与她的姐妹分开，她很快就会死亡。”在这里，作者以蜜蜂为喻，阐释了姐妹情谊的重要性。小说中月历三姐妹的家，也就是那栋粉红色的房子是缔造姐妹情谊的理想场所。开始有月历黑人三姐妹和扎克、尼尔两位男性以及玛丽亚女儿会的成员们，后来随着白人女孩莉莉和黑人罗萨琳的加入，这个姐妹团体得以最后确立。在这里她们尊重各自的肤色以及其它差异，互相支持和慰藉，就像莉莉所说：“在八月家第一个星期的生活是一种安慰，纯粹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你走向属于你的角落，那里有人在你挨打的生命上怜悯地抚摸着。”在这里，每一个人的悲伤与难过都会在姐妹情谊的力量下得以平复。当狄瑞想强行带莉莉离开粉红色的房子时，八月、六月和其它玛丽亚女儿会的成员联合反抗，最后终于成功地把莉莉留了下来。可见姐妹情谊的力量之强大。

三、结语

《蜜蜂的秘密生活》作为受广大读者喜爱的畅销小说，其中所蕴含的反性别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差异基础上新的姐妹情谊等后殖民女性主义内涵是值得关注的，同时这也是研究此小说的一个全新的视角。互相尊重差异的姐妹情谊基础上的和谐生活也是符合当今和谐世界的理念的，因此用这样的一个视角研究此小说，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三联书店，1999.

[2]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3]林树明.性别意识与族群政治的复杂纠葛[J].外国文学研究， 2002.

4.《后殖民理论》读后感 篇四

在书的第一章，作者叙述的是后殖民研究的成就以及现在通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但是，作者重点叙述的还是来自这一领域内外两方面对后殖民理论的指责，主要部分一般都以其论点来排列，这种论点在政治上与占主导地位的新殖民知识体系交织在一起。这类指责总是声称，后殖民理论产生于西方的学术机构，自然而然地就阻止它能够做出激进的有创见的文化分析。为了说明这些论点，作者讲到以前占主导地位的对文化与殖民主义之间复杂关系所做的那种固有的`分析模式，以此阐明后殖民理论产生的来龙去脉。在接着的第二、三、四个章节当中，作者同时采用“细读”方法和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作者在这本书当中尽可能地评析有关后殖民理论的著作，弄清他们主要的前提，论点以及相互间的关系。然后，在第五章当中，作者继续对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批评的其他领域之间新近出现的分歧重新作出评价。其实，在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书籍当中，我们了解到，现在后殖民理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在更大程度上也是后殖民批评所遇到的，比如说，如何使不同的后殖民社会组合和利益与其所进行的各种批评实践协调一致，同时又尊重他们的历史文化特性，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二者都同时遇到的。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可以看到作者不苟同罗伯特·扬的那种乐观态度，他称赛义德、巴巴和斯皮瓦克等人的著作是“历史著作的新逻各斯”，这些著作的传播会有助于开辟一个勇敢的文化解放的新世界。

其实，“后殖民”概念其内涵不定，近几年来一些评论家已经开始感到焦虑，这一概念可能有内变为一个被任意切割的分析结构的危险。正如作者在书中得出来的结论一样，问题在于“后殖民”这一概念常被变动以适应于不同的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和从属关系以及阅读实践。所以，很多人就把某些地区，时期，社会的政治构成和文化实践看做真正后殖民是否正确产生了日益热烈甚至是激烈的争论。

其实，在一些学者或者是研究人员来看，现在有不少的研究人员甚至用“后殖民”这一概念来表示一种在政治上介入殖民史和现代新殖民时期强制性现实的基本的共谋模式。关于“后殖民”这一概念，作者持有的是一种比较质疑的态度，以至于在书当中，作者对于这一部分研究的标题都是“质疑后殖民”，因为作者认为，若是后殖民批评先已被主要理解成调解、挑战和思考在国家、国家、种族和文化之间经济、文化以及政治上主宰与从属的关系，那么，它依然可以多少看作是一系列不同的解读实践，因此，作者认为，他所说的那种主从关系显然源于近代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同样还继续存在于现代的新殖民主义之中。《后殖民理论》这本书当中，主要是纯粹的理论角度来研究和分析了后殖民这一概念的实践，换句话说就是“后殖民理论”这一理论的语境研究，实践分析和政治运用分析等等。这本书当中的一些专业理论术语很多，并且书中的一些文章翻译似乎是直译的，所以，我读起来的时候觉得很多语句还需要读几遍才能理解，特别是其中的一些语句特别的长而且难懂，所以，要说对这本理论书籍有多么深刻的理解，那于我而言就真的不是这样，我只是读懂了一些简单的语言，对于作者在书中想要传递的一些专业深刻的理论道理，恕我才疏学浅，理解起来真的很吃力啊。希望有机会再读的时候，能有更多的理解和收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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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教案设计 篇五

英法荷的殖民扩张和争夺;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殖民主义的罪恶。

思想教育:

通过学生学习西欧国家的殖民扩张导致相互之间争夺殖民霸权的战争，最后英国获胜成为世界上最大殖民国家。使学生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掠夺殖民地的基础之上的。

能力培养:

通过分析欧洲的殖民活动的影响，培养学生全面评价历史事件的能力。

教学建议

西欧国家的殖民扩张和殖民掠夺是欧洲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通过资本的积累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逐渐增强，逐渐走向前台，成为世界的主角。在西欧国家的殖民争夺中，英国战胜荷兰和法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殖民国家。对今天都有一定影响。

重点分析：

本课重点是英法荷的殖民活动。英法荷的殖民活动在这一时期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后，要求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新航路的开辟为西欧国家的殖民活动创造了条件。了解这段内容，有助于加深对本课乃至本章内容的理解。同时，掌握英法荷的殖民活动，就不能脱离它们侵略亚洲和美洲的史实，当然就要熟练掌握教材的配套地图，这样就可以向学生渗透史地综合的观点。

难点分析：

本课难点是对欧洲殖民活动的评价。在初中学生的心目中，“殖民”“掠夺”是罪恶的代名词，一无是处。如果这样看待问题难免以偏概全，缺乏对历史事件的全面的评价。从而忽视殖民活动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中起到的促进作用。

重点突破方案：

英法荷的殖民活动涉及亚洲和美洲许多地区，这些内容并不很难但很琐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英法荷所占地区按照国家和地区两条线索进行整理。教师通过教学课件中表格进行演示加深学生印象。

在此基础上设问：英法荷的殖民活动有哪些相同点呢?

此题是一道非常典型的比较类型的问答题。通过该题一方面要培养学生解答此类问答题的`能力，要先找比较点，才能思路清晰。另一方面通过对时间，地域和方式的对比。英法荷展开殖民争夺的原因也就迎刃而解了。

难点突破方案：

6.探究新殖民主义论的兴起论文 篇六

一、“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的演变进程

(一)黄祸论

一百多年前,中国清王朝闭关锁国,社会积贫积弱,还处在西方列强肆意宰割的局面。以优等民族自居的西方世界,将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贫弱的国民视为“黄祸”。认为中国无论是强大还是衰弱,中国人的自强,甚至是不怕吃苦的勤奋精神,都会对西方世界构成威胁。历史上欧洲人认为:在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史中,中国在不同场合“被认为是富庶与贫瘠、发达与落后、聪慧与愚笨、美丽与丑陋、强大与虚弱、诚实与狡诈―――西方人赋予她的互相对立的特性的不计其数。”中国更恰如其分的象征是龙,而不是龙。[4]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文明更多的是专制、停滞、堕落、威胁性的邪恶文明,中国人更多的是一个懦弱、愚昧、奸诈、残暴、怪诞的低等民族―一个等待西方“拯救”或“惩罚”的中国。[5]

(二)中国威胁论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封锁制裁中,打下中国现代工业的基础。西方一直担心:在中国红色政权的示范效应下,东南亚国家会产生红色政权的多米诺连锁反应,称中国为邪恶国家,恐怖中心,在国际事务中对中国打击压制。特别是苏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陷入低谷。面对中国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方视为红色威胁,再次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论调。这严重损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中国新殖民主义论

汶川地震的全国救助体制,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优越性。29届奥运会的举办,奋力拼搏,团结、和谐合作的中华民族精神举世瞩目。特别是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危机,致使西方持续低迷,政治不安定因素增多。而中国的经济仍然增长强劲,人民的幸福指数不断增强。这和西方选民对政府无力扭转危机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合作共赢的理念下,中国不断开拓海外市场。在非洲进行投资发展,中国在非洲的发展带来了财运,但是因触及了西方一百多年来在非洲的既得殖民利益,而遭到了西方的指责。将中国在非洲的发展看作是“侵略”,是新殖民主义。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领土的侵占。实质上:这些言论正好道出了植根西方世界的殖民心理。非洲近代以来,一直是西方掠夺廉价资源,然后在返回来倾销高价商品的殖民国。事实上,近十多年,西方对中国参与非洲发展的许多惊慌和恐惧,都是建立在错误信息基础上的,与事实并不相符。中国的对非经贸合作和援助,对于非洲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对非洲大陆的拥抱是战略性的、有计划的、长期的,而且仍未充分展开。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巨龙在基本上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让上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实现了自身的经济发展。中国发展经验本身,是除投资、贸易和援助之外送给非洲的更重要的礼物。[6]

二、如何应对西方的诋毁言论

(一)树立文化自觉、制度自信的态度,迎接挑战

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用世界上7G土地,养活了全球22G的人口,本身这就是对世界的贡献。而且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的`持续健康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对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这就需要我们加大舆论的宣传力度,改变西方世界垄断话语权的局面。向世界展示中国硬实力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交流。从而消除西方世界对新兴中国的负面报道造成的偏见。宣传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为世界创造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广大,经济实力不断进步,提供给世界合作发展的机遇更多。

(二)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推广

要让世界知道:中华民族自古就爱好和平,推崇和谐、合作、和而不同,秉承的是兼爱、非攻的传统文化基因。饱受苦难的中华民族自古奉献给世界推动历史进程的四大发明,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中国的崛起,正是对世界和平注入的和平元素。

(三)掌握世界舆论话语权,塑造中国新形象

针对西方世界垄断世界历史进程,掌控话语权一个多世纪的现实,中国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行正确的、有深度的解析,来指导未来的发展。这就迫切需要我们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自信,及时总结新鲜经验,在学习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的认识和研究,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从而使我们党和人民在世界形势波谲云诡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理性自觉和清醒,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正确的理论航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具有坚实的理论支撑。[7]在国家交往中,中国要注重塑造国际上的良好形象。在与外界交往中,传播中华文化。使得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文化能够融合、一体化。对冲突也有缓冲制衡作用。而人的交往则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和传播者。最能代表中国人的,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形象越来越突出,其走出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最终汇聚成的中国人形象,这是更实在,更具体,更具代表性的形象。[8]中国人的知书达理、善解人意则为外国人称道。

(四)加强“中国机会论”的宣传

7.《紫色》的后殖民妇女主义解读 篇七

一、“他者”身份在后殖民社会中的境遇

贯穿小说的主线就是主人公茜莉的一生。《紫色》讲述了黑人女孩茜莉的成长历程,这一过程中充满了挫折和痛苦,茜莉的勇敢坚强使她从压抑迷失中找到了自我,肯定自我的过程。作者试图从妇女主义的角度给广大的读者诠释了女性被压迫的惨烈现实,并探讨了解决这一问题有效的解决方法。

《紫色》中,茜莉“他者”的处境是种族压迫和性别压迫造成的。种族歧视和压迫渗透着黑人生活的每个角落。在沃克看来,黑人女性所受的压迫首先表现在两性关系上:在男人的眼里,女人被视作生育和劳作的机器,肉体的物化根本只是女性物化很小的一个侧面,是可以交换的商品,黑人女孩茜莉在十四岁就被继父强奸,之后被迫生下了两个孩子,厄运并没有止于此,这两个孩子在茜莉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继父先后偷偷地送人。这一过程,茜莉不仅要独自忍受着肉体上的折磨与摧残,更要忍受着原本不属于自己这个年纪该有的失子之痛。孤独无助的茜莉认为,只有上帝才能拯救自己,因此,她唯一的排解方式就是给上帝写信,除此之外, 在作品中,这种性别压迫被大肆的渲染,占用了相当大的篇幅。例如,茜莉后来被继父像商品一样转给了某某先生,而某某先生之所以会娶她,是因为他家的保姆不干了,留下了四个没人照顾的孩子,就这样,茜莉被转让了。没有被改变的依然是茜莉对生活的恐惧和她苦难的境遇,肆意被殴打和谩骂直至趋于麻木,动作稍有怠慢就得挨皮鞭或拳脚。她连最初的一丁点儿反抗意识都荡然无存。在夫妻生活中,她也只是她丈夫的泄欲工具。男性的压迫是她的身体惨遭摧残, 人格备受剥夺。

性别歧视以外,黑人妇女还要忍受种族的压迫。作品中, 作者将这种压迫突出的表现在了茜莉的儿媳妇索菲亚的身上。索菲亚被市长当面一拳,仅仅是因为拒绝给市长夫人当女佣,从来不受他人侮辱的索菲亚却因为还击一拳被送进了监狱,结局悲惨。她不仅被打瞎了一只眼睛,被打残了一条腿,还在被监禁了数十年之后再次成为市长夫人女佣,始终无法逃脱的命运的捉弄。除此之外,茜莉的亲生父亲是被白人私刑处死的,白人在黑人面前有着绝对的权威,从骨子里蔑视他们。

二、 黑人妇女的反抗声音

要自由,就得反抗,听其自然就会被荒谬恐怖的世界吞噬。为了追求个性的自由和妇女地位的改变,主人公茜莉必须要摒弃自己已经内化的“他者”的观念,排斥客体状态, 谋求自己的解放。反抗一切促进女性成为“他者”地位的因素和整个文明体系,反叛已有的男权中心观念和男权社会。

在小说中,为了争取独立,为了能够开始女性“他者” 地位的反叛过程,作者为主人公茜莉和其他女性设计了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的人生道路,即离家出走。在出走的过程中, 另外一个黑人女性—莎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莎格异于普通的黑人妇女,她不仅是茜莉等广大女性的导师和保护神,还是作者沃克“妇女主义者”的代言人。莎格不仅拥有自己的事业,而且做事稳重大气,比大多数的男人都要优秀。更重要的是,她爱男人和女人,并竭尽全力以这个包括了男人和女人的整个种族的生存和完整为己任。在莎格的带领下,茜莉受到了“妇女主义者”的启迪,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审视社会,最终找到了真实的自我。

1. 叛逆的索菲亚

《紫色》中,最早质疑自己逆来顺受态度的是茜莉的儿媳妇索菲亚。索菲亚是一位勇敢、独立和意志坚定的黑人妇女。当她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就使茜莉看到了一位完全独立, 敢于和父权制作斗争的妇女。

为了与这样一个“黑人男性控制家庭”的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着重将索菲亚的反抗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她从不屈服,始终反抗权威的父亲、深爱的丈夫以及白人市长。 在此过程中,索菲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它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打不到也打不垮的精神值得敬佩,由此,茜莉意识到了她的经历和索菲亚的经历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后来, 索菲亚“大胆地”还击哈伯的殴打更是刺激茜莉深刻的反思了以前自己所受到的压迫,并从心底欣赏索菲亚的行为。索菲亚的反叛给茜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为她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并唤醒了茜莉争取经济和政治独立的意识。

2. 妇女主义者的代表——莎格

小说中另外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她丈夫的情人—莎格,她是一位自信、独立、敢于反抗的布鲁斯歌手。最初, 她来到茜莉的家里养病时,根本瞧不起茜莉。茜莉的真诚、 善良深深地打动了莎格,最后她们建立起了亲如姐妹的友谊。在与莎格的接触中,茜莉慢慢地受到了莎格的影响改变了固有的世界观,她深入骨髓固有的男权至上和白人上帝观的思想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洗涤。回顾自己的人生,茜莉难过地意识到,上帝从未倾听过她的倾诉,也并没有改变她的惨境,一向习惯了逆来顺受服从命运的茜莉开始向至高无上的上帝权威发出了质疑:“上帝究竟为我做了什么?他一切的行为举止就像我认识的其他男人一样轻薄、健忘而卑鄙”。 这些被普遍认为的“大不敬”的不逊之语代表了茜莉性格发展和自立精神的第一次飞跃。对上帝权威发出了的挑战,更是对以上帝为代表的男权思想发出了挑战。茜莉的思想禁锢由此得到了解除,在莎格的带领下,茜莉来到了孟菲斯以缝纫为生,开始了进一步自立自强的生活。最终成立了“大众裤业有限公司”,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

得到新生的茜莉,摆脱了性别、感情和精神的虐待,获得了再生,从此拥有了自由、尊严和完整的精神世界。正是莎格将茜莉从传统的思想束缚中解救了出来,帮助她找到了被丈夫藏匿的来自耐蒂的信件,为她树立的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使茜莉重获希望,得到了升华。

3. 精神的引导着——耐蒂

耐蒂,茜莉的妹妹,也是茜莉的第一个朋友。她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意识到摆脱压迫的唯一途径就是变得比别人聪明,也深知姐姐为了保护她而牺牲了自己。耐蒂竭尽全力帮助姐姐摆脱父权的压迫。在继父剥夺了茜莉受教育的权力后,耐蒂便将学到的知识全部传授给姐姐,全力鼓励姐姐认识到自我的价值,帮助姐姐反抗某某先生的虐暴。后来, 茜莉的丈夫藏匿了耐蒂的所有信件,但执着的茜莉坚守着耐蒂还活着的信念,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尽管小说并没有提及茜莉所受到的种族压迫,但是却在耐蒂写给茜莉的心中展现了这一惨状,耐蒂信中描述自己目睹的所有的歧视都激发了茜莉对种族压迫的深恶痛绝。茜莉和耐蒂之间的姐妹情谊不仅给茜莉带来了力量和希望,也刺激茜莉开始对自身价值进行探索。

三、结语

独立自强的茜莉再次回到她曾经出走的家庭时,善良使她宽恕了丈夫所有的劣行,茜莉也与上帝和好,称其为“亲爱的上帝”,由此,茜莉开始重新正视了上帝的本质并赋予上帝一切自然的特征。即,上帝融于万物,一切平等,一律享受大自然的美好和和谐。茜莉与上帝和解,与男人和解的行为反映了她成功彻底地摆脱了“他者”的地位,成为了一名政治、经济和人格上彻底得到解放的新女性。

8.后殖民女性主义 篇八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女性解放；中国女性；符号化

随着第三世界女性、以及殖民地女性、黑人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妇女解放运动中来，在斗争的过程中，传统的西方女性主义显露出其专断性，单一性。白人女性把自己争取性别解放的方式生硬地推介并强加给第三世界女性，更多地显示出了一种新的文化暴政。而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研究把女性的命运放在民族的视角下来研究，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特色，每个民族都是在各自不同文化域中滋养成长，同样各个民族的女性在选择自己的解放之路时，也应该考虑其民族性等因素。

一、国内外女性主义研究现状

（一）国内女性主义研究现状

目前在女性主义研究方面国内最具代表性的是罗钢和刘象愚编写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理论》，中国的女性主义专家李银河尽管著有《女性权利的崛起》，但文中仅仅描述了少量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情况。在中国的期刊中，对女性主义探讨也主要集中在具体文本的分析层面上，被大量用来做分析研究的女性只存在虚构的文本在中，比如《喜福会》、《女勇士》这样的美国华裔女性主义的作品中。而且大部分的女性主义研究都是以西方人的视角来打量东方女性，大多集中在对黑人女性的处境及出路研究方面，而阿拉伯世界的女性或者第三世界的女性，并且整个东方女性在以西方人角度来论述的所谓的以女性解放为主题的女性主义都处在集体失语的状态。

（二）国外女性主义研究现状

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黑人女性，她们利用文学作品揭露并痛斥了黑人女性遭遇到的一系列不公平的待遇，其中芭芭拉·史密斯的作品《迈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成为思考黑人女性主义的理论标志，黑人女性主义首先提出对白人主流女性主义的质疑，她们意识到西方白人女性主义主要根据她们自身的民族特点提出适合女性斗争的方式和途径，但对于身处不同文化，不同境遇当中的黑人女性，这些主流的女性主义存在一些弊端和不适应性。 她们纷纷结合本国的文化特点及现状展开了适合本民族女性的文化研究，这些研究都被归结为后殖民女性主义，从而涌现出大量相关的论文，代表人物有G.C 斯皮瓦克，默罕迪等。其中，默罕迪的著作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默罕迪的《越界的女性主义》以及《第三世界妇女和女性主义政治》中有大量详实的来自第三世界女性和民族运动结合的描述，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起着指导性作用。文集中通过第三世界女性的切身经历，把性别解放置身于更宏大的民族性，阶级性当中，批判了第一世界白人女性对第三世界女性的单一定义。尽管西方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已经开展的如火如荼，但是在研究的整体性方面还有些欠缺。

二、被符号化的中国女性

（一）中国女子缠足行为和取消缠足行为中被符号化的女性

中国女子缠足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尽管说法不一，但综合各种说法，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女子缠足的做法和男权中心主义有很大的关系。

缠足在古代受到普遍欢迎，并非现代一些人所说的“陋习”、“丑恶”。男人更是对三寸金莲非常痴迷，对于女性来说，缠不缠足直接关系着自身的未来幸福，而帮助缠足的人，不是别人，通常是自己的母亲。 从中男性对女性的审美，使这一奇怪的行为在中国流传了上千年，而女性在缠足行为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缠足行为的起源充分展示了女性解放需要抗争的性别歧视。

但是取消缠足行为远远比缠足行为的起源复杂的多。首先提出取消缠足的领导者多为男性，少有女性的发言权，最重要的是，提出取消缠足的背景发生在民族命运受到威胁的时刻。在清朝末年， 使清政府看到了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差距，认为要赶上并超过西方，首先应该模仿先进的西方国家，让中国妇女禁止缠足来解放足，才有可能一步步强健国民身体最终达到增长国力的目的。于是，开始大力开展“放足”运动。 而后孙中山先生等一步步地提高禁止缠足的强度，以及到新中国毛泽东同志彻底禁止女性缠足，和政权的更迭都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和政治斗争有明显的联系，从这个层面上，中国女性缠不缠足 成了国家政治斗争的一个场所，一种符号。妇女去不去掉裹脚布，被新的政治力量看做是和旧的政治势力斗争的胜利与否的一个符号。为了进一步阐释女性缠足和国家政治和民族命运有关系，成为一种符号，我们不妨用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来补充说明一下。民国甫立，男性长辫子的去留问题已不仅仅是个人的发型选择问题，辫子被看做清政府的象征，“断发”则象征着新政府新气象，因此男人的辫子而成为新旧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符号。这两个例子可以清楚地体会到每个身处于民族背景下的个体，都会受到各种权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对女性主义来说也是一样，在解放自己的斗争过程中，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性别带来的歧视，还有诸如政治斗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等等多层因素需要考虑。

（二）当代人口政策中被符号化的中国女性

最初提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是基于当时的生产力低下而我国人口数量过大，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了计划生育政策，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计划生育政策的确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从女性本身来考虑，这个政策限制了女性的生殖权力和自由，所采取的上环和结扎措施，是对女性身体的一种暴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女性的身体和国家经济，民族命運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样，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本世纪中国的发展又遭遇到高龄化的严重影响，中国女性的身体又一次成为了国家缓解“银发社会”危机的工具。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中国女性，子宫成为国家调节经济的一个工具我们看到中国女性的身体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符号，生育的自由被权力机构操控，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凌驾于女性权力之上，此时，中国女性面临的不仅仅是和男权的抗争，还需要考虑来自国家和民族的压力和操控，中国女性乃至第三世界的女性解放斗争应该是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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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试探索适合中国及第三世界女性的解放之路

在探寻适合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女性等的解放之路的过程中，16岁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在联合国青年大会上的演讲给我们诸多启示。

首先，任何寻求女性解放的方式要和男性联合，共同努力，换句话说，女性解放之路需要男性的支持和帮助，而不是对立，更不是对抗。在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中，更多时候男性是我们的伙伴，而不是敌人。

其次，马拉拉在其演讲中反复强调教育，在抗争各种主义时，最强大的武器是知识，是课本和笔。两百多年前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就提出只有受教育的民族才能保持自由的活力。妇女如果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必须先赋予她们自由的灵魂，而自由的灵魂首先来自女性对事物的判断和认识。事物的发展有其内因和外因，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西方女性主义再怎么呐喊都来自外部世界，第三世界女性包括中国女性需要通过接受更好的教育来形成自己对女性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最终保护自己，捍卫女性权力。

第三，利用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的指导，结合本国的文化特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本国的语境来寻找自身的解放。在解放自己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声音，从西方女性主义霸权下的失语状态中走出来，让世界听到第三世界女性的需求，而不是让西方白人女性从外部，从西方的语境中来拯救我们。相信拥有集体话语权的第三世界以及中国女性通过结合自身语境下探寻出的解放之路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四、结语

人类一切的解放运动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妇女的解放运动也是如此，后殖民女性主义意识到传统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些误区，并及时提出了女性主义斗争的多元性，既意识到世界女性解放的共性，也认识到来自不同世界女性的民族和文化语境的差异性，从理论上给世界女性的解放运动以指导，但在实践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提升，尊重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语境下的妇女，听听她们的心声和意愿，最终找到最适合别解放对象自身的方法和途径，以逐步把妇女从各种形式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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