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觉醒与魏晋风度》阅读及答案（共2篇）
1.《人的觉醒与魏晋风度》阅读及答案 篇一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
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兰亭集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酒是魏晋风度的典型写照。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最典型的便是“竹林七贤”的好酒狂饮。“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刘伶作《酒德颂》，酒无疑成为他生命中的欢乐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中总是有酒，他专门写有《饮酒》，“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萧统《陶渊明集序》）。魏晋名士追求精神的境界，而酒有助于这种境界的创造与形成。酒有助于形神相亲的合一，而艺术境界往往通过酒的刺激来创成。
魏晋人喜欢清谈。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美学散步》中有一篇《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篇末附有《清谈与析理》一文，其中对于清谈这样评价道：“被后世诟病的魏晋人的清谈，本是产生于探求玄理的动机，王导称之为‘共谈析理’。嵇康《琴赋》里说：‘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析理’须有逻辑的头脑，理智和良心和探求真理的热忱。青年夭折的大思想家王弼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宗白华先生对于清谈与王弼给予很高的评价。我认为玄学与清谈的动力在于人文与智慧的融合，是魏晋风度的表现，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有着重要的参照作用。在清谈对话中，因为种种原因的激发，谈者机锋迭出，呈现出一些新的思想，对话中思想突发，感兴相接，已开禅宗妙悟之先河。
2.《人的觉醒与魏晋风度》阅读及答案 篇二
——读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提起魏晋风度，不了解的人总觉得那时候的文人学士是很飘逸和自由的，但是现实是残忍的，对那时的文人学士来说那是一场华丽的梦魇。宗白华曾说过“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
最近有幸读了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这篇文章据《鲁迅日记》为1927年7月23日广州市教育局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当时正是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四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鲁迅的许多学生也被杀，为了表示抗议，鲁迅已坚决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当时他在广州的处境也很危险，按林语堂的说法，国民党政府请鲁迅公开演讲，也有窥测他的态度的用意，鲁迅则在这次演讲中曲折地对国民党暴政作了揭露和讽刺。首先我先大概介绍一下这篇文章，鲁迅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是以时间为线索，从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开始一直到晋末。在时间主线索中又穿插从文章风格写到“建安七子”，然后引出何晏服五石散，接着又伸展到“竹林七贤”与酒。全文语言不乏幽默，结构紧凑，明朗，深入到当时的社会状况，给我们阐述了当时的行文风格，文人吃药和嗜酒的原因。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有很多自己独特的观点，我挺赞同的，因为他是立足当时的社会融合自己冷静的分析，如在文章的第3段“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画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觉得虽然在这时期有“晋之董狐，书法不引”，但是史官的记载有时候的确不能全信，即使是那一时期秉笔直书的史官，也有个人偏好和“当局者迷”的嫌疑，而且很多时候当权者的压力会改变史官秉笔直书的初衷。还有他对于魏晋文人的种种放荡不羁的行为和表面的风光说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却一针见血的道出了当时文人学士不可自拔的无奈。对于魏晋的破坏礼教者，鲁迅先生认为是“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看到这句话时我仿佛能感受因不满当时社会那些表面的和虚假的礼教者，但又无可奈何时，当时文人学士是怀着怎样一种歇斯底里的心痛看着那些“假礼教者”去亵渎礼教，于是他们走上一条看似与自己信仰背道而驰的路。其实在他们心中的信仰是真正意义上的礼教而不是流于表面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就如阮籍在自己母亲故去后，饮酒而后吐血，可以看出阮籍的孝道是内心的而不是表面的形式。除了对鲁迅先生的由衷佩服，我也有对魏晋文人学士吃药嗜酒等一些行为的感慨。
先说一下魏晋时期的背景：从1世纪末2世纪初起，东汉王朝的外戚和宦官交替掌握政权，他们之间明争暗夺，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同时又都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掠夺。终于，激起灵帝刘宏中平元年的黄巾大起义，随而产生献帝初平元年的董卓之乱和以后军阀大混战。经过这些大的战乱，中原形成“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中日行，不见所识，”“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的惨象，人民死亡枕藉，生产严重破坏。这种残破不堪的现实社会和生活于其中的惨痛经历，从逆方向加速了知识分子头脑中人的觉醒，他们唱出了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生何有常，但患年岁暮”（孔融）；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等都是当时心里极度不安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学士在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断高涨，他们蔑视礼法，荡检逾闲，秕康功名利禄，注重自我表现，向内拓展了自己的情怀，向外发现了自然情趣，接受宇宙与人生的全景，体会其深沉的奥蕴，滋生了后世所说的“生命情调”和“宇宙意识”的萌芽。
我觉得魏晋时期的文人士人是深情与智慧兼具的，在他们吃药嗜酒，放浪形骸的背后是沉甸甸的内涵和不可抑制的痛。因为在我看来魏晋朝可以说是一个鲜血淋漓的时期，死亡的黑夜笼罩着这时的天空，所以很多荒诞不羁和不可为的事在这时候反而成为发生了。当时的文人学士有很多死于非命，“建安七子”中孔融和曹操作对，行文讥讽曹操而被杀；与他一同反对曹操的祢衡也被杀；而因与曹操有关系的何晏、夏侯玄也被司马氏所杀；嵇康发议论有碍司马氏办事被杀。到底怎样才能寿比金石？在孜孜不倦的求索中，一道五色的光芒照亮了文人学士的眼睛——道教。道教炼制金丹大药，以求服后不死成仙；即使办不到，退而求其次，服药引导，求得生命的有限延长也行。所以，服散应运而生了。魏晋文人学士吃药始于何晏，他吃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服用五石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引热酒。吃五石散，一不小心，就会毒死。那么为什么明知这样，当时的人还是乐此不疲呢？我想这是不是跟清末的鸦片，现代的吸毒一样，一旦尝试之后就是摆脱不了的习惯呢？或者人们前赴后继地走上这条不归路，首先也不乏是为了治病和强身健体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不是因为当时人们内心极度不安，渴望长生不死的心理寄托呢？这种吃药的习俗也就造成了“扪虱而谈”，与后来的嗜酒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居丧无礼”的局面。
吃药之后，皮肤易于磨破，不能穿新衣服而宜于穿旧，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我想没有那个人变态到觉得身上长虱子还舒服吧，可见看似云淡风轻的“扪虱而谈”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文人学士心里的极度苦闷和不轻弹的眼泪只能放在心里了。
嗜酒，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如阮籍就曾大醉两个月，还有刘伶外出时总会有一人跟在身后拿着铁锹，为的就是喝酒醉死后就地挖坑埋葬。那么是什么促使他们那么爱喝酒呢？在除去吃药需要饮酒以外，我觉得当时的文人学士内心的不满是需要发泄的，而在当时发泄不满一不小心就会掉脑袋，所以需要借助酒，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我觉得还有就是那时的文人学士喝酒，虽然不能消愁，但是可以短暂的逃避现实，或许醉了还能看到自己一直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