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之交通发展

改革开放30年之交通发展（共7篇）

1.改革开放30年之交通发展 篇一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30年之回顾

一、1982年的行政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行干部年轻化

二、1988年的行政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

三、1993年的行政改革——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四、1998年的行政改革——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

五、2003年的行政改革——目标：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

六.2008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七.2013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行政体制改革

1.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完成新组建部门“三定”规定制定和相关部门“三定”规定修订工作。组织推进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研究制定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意见。

2.简政放权,下决心减少审批事项。抓紧清理、分批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生产经营活动和资质资格许可等事项,对确需审批、核准、备案的项目,要简化程序、限时办结相关手续。严格控制新增审批项目。

总结：回顾近30 年的改革成就，可以用“一个基本判断”和“一个历史性转变”来概括。所谓“一个基本判断”，即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力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所谓“一个历史性转变”，即基本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管理体制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变。尽管改革还要继续深化，深化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尽管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还要经过一些时间，但是，从总体上说，体制转换、政府转型已经取得重要成果。

2.改革开放30年中国动画的发展 篇二

从1979年至1989年,国产动画片受惠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电视事业的飞跃发展,形成了一个长达十年的高产热映期,后来这一时期被许多怀旧动漫迷特别是国产美术片迷称为“国产动画播映的黄金十年”。在十年时间里,一些优秀国产动画片“横空出世”,《雪孩子》、《三个和尚》、《南郭先生》、《天书奇谭》、《黑猫警长》、《鹬蚌相争》等片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中,《三个和尚》继承了传统的艺术形式,又吸收了外国现代的表现手法,在发展民族风格中做了一次全新的尝试;《雪孩子》画面优美富有诗意;《南郭先生》表现了汉代的艺术风格、格调古雅,至今提起来仍为怀旧动漫迷所津津乐道。《天书奇谭》和《黑猫警长》更是这一时期的精品。1983年,上美厂制作的史上第四部动画长片《天书奇谭》诞生,这部片子不仅延续了以往国产美术片浓郁的民族绘画风格,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以往神话题材通常取材于《西游记》、《封神演义》的局限,以《平妖记》中的原始素材为基础进行大胆创作,由于该片的主角“蛋生”再不是以往公众高度认知的孙悟空、哪吒的“脸谱化”人物,无论是人物性格塑造还是情节铺陈都有了很大的延展空间,因此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一经问世便好评如潮。紧接着,1984年上美厂可谓是全面开花。除了在动画电影方面颇有建树外,在系列动画片创作方面可圈可点之处也颇多。这一年最大的亮点莫过于《黑猫警长》的诞生。这部作品彻底跳出了民间传说和古典名著的束缚,紧凑的剧情编排和明快的配乐与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风格十分搭调,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黑猫警长”、“白鸽探长”、“食猴鹰”、“一只耳”、“吃猫鼠”等一批原创卡通形象深入人心,至今堪为经典。这一时期还推出了水墨动画的代表作《鹬蚌相争》、《夹子救鹿》,水墨风格的剪纸片《鹬蚌相争》系上美厂研制成功剪纸“拉毛”新工艺后的首部作品,该片荣获第十三届柏林国际短片电影节银熊奖、南斯拉夫第六届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特别奖、加拿大多伦多国际动画电影节特别奖和文化部1984年度优秀美术片奖。这一片种在国际国内都得到认可,且受到广大观众欢迎。而《夹子救鹿》淡雅而抒情,具有敦煌壁画的古朴风格,意境深远,连成人观众亦称许有加。截止到1989年,中国国产动画片在国际上共获得46个大奖。

时间指向1989年的时候,不会有人意识到这一年将成为国产动画片播映的转折之年,只可惜这之后中国动画逐渐走向低谷,时间更长达十年之久。这段时间中国动画业逐渐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之前一直沿用的“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模式被打破,开始“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模式。使市场需求的动画产品与生产量的矛盾更加凸显,欧美和日韩动画趁机冲入中国动画的供需壕沟,逐渐占据了国内动画电影和电视节目的黄金动画时段。我们孩童时津津乐道的哪吒、孙悟空、阿凡提、黑猫警长等已悄无声息变成了变形金刚、米老鼠和唐老鸭、汤姆和杰瑞等等。而国内动画家制作的动画片仅注重内容的教育性和形式的艺术性,这种单一说教式的动画片缺乏市场竞争力。这段时间,虽然也推出了《葫芦小金刚》、《舒克和贝塔》等系列长片,但反响都远低于预期,口碑也远不及此前几年的原创作品,而单集上乘之作更是寥寥无几,以上美厂为代表的本土动画制作机构出品的国产动画片制作日益粗糙,而低幼化与说教味则日趋严重,作品质量大幅下滑,在此期间面市的《海尔兄弟》、《蓝皮鼠和大脸猫》、《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等幼稚作品遭致广泛批评,令国产动画形象严重受损,从此开始逐渐淡出国人尤其是青少年观众的视野。在1999年之前,整个90年代国产动画片仅有《大盗贼》、《魔方大厦》两部系列作品赚得一些人气,但与80年代国产动画曾经创造的辉煌已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这两部作品均诞生于90年代前期,在此后的的五六年间,国产动画处于严冬中最寒冷的时期。不过,国产动画并未就此一蹶不振,1996年以后,从中央到地方,重振国产动画雄风的计划已在积极酝酿之中。国产动画仿佛是冰雪世界的一枝腊梅,虽然艰难但执著地前行着。

1999年,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中国动画再次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如果说1989年是国产动画由盛而衰的转折之年,那么1999年则是不折不扣的国产动画转机之年。1999年由上美厂历时四年投资1200万元倾力打造的影院动画《宝莲灯》成功上映,这是上美厂在时隔15年后推出的史上第六部动画电影,《宝莲灯》在制作方式与市场营销上与国际全面接轨,大量的使用了二维动画和三维动画结合,它面向的观众年龄也较同时期其它动画有显著提高,特别是邀请了徐帆、姜文、陈佩斯等明星为片中主角配音,更有李玟、张信哲、刘欢等时下一线歌星精彩演绎片中歌曲,可谓噱头十足,最终本片仅在影院播放就获得了约2000万元的票房,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收益。进入新世纪,国家将扶植国产动画产业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2003年12月28日以播出国产动画片为主的央视少儿频道正式开播;2004年,又有湖南金鹰卡通、北京卡酷动画、上海炫动卡通等三家专业动画卫星频道获准开通。同年五一,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动漫节——中国国际动漫节在杭州拉开帷幕,截止到2008年共成功举办五届,国际影响日益扩大,现已成为有效推广国产动画,促进中外动画合作交流的最佳平台。与此同时,国家加快了促进动漫产业基地建设的力度,到2005年,广电总局共批准建立了19个国家级动漫基地。这一系列重大利好直接带动了国产动画特别是动画电影的创作热潮。

近几年来,国产及合拍动画电影在曲折中奋力前行,市场化运作程度越来越高。在经历了《魔比斯环》票房惨淡的阵痛之后,2005年以后,华语动画电影呈现出稳步上扬的良好运行态势:《梁山泊与祝英台》、《红孩儿大战火焰山》、《闪闪的红星》、《西岳奇童》尽管未取得理想的票房,但在观众中赢得了较好的口碑,令国人心中的国产动画作品印象大为改观。2007年于暑期档公映的真人与动画结合的《宝葫芦的秘密》终于迎来了令业内期望已久的票房大卖,消息的确令人振奋。2008年,重新剪辑的《葫芦兄弟》电影版借助六一档斩获近600万元,表明国产动画在市场运作方面的日臻成熟。不过,从以上影片的题材与内容来看,多是取材民间传说和古典名著,抑或翻拍之作,缺乏原创精神,与国际一线动画电影制作发行公司仍有不小差距。

2009年,中国动画在经历了30年的大起大落,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令人高兴的是,新年之初,《喜羊羊与灰太狼》便以完胜贺岁档的出色表现为国产动画赢得开门红,值得庆贺。虽然本片票房大捷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但却又在情理之中。《喜羊羊与灰太郎》成功上位也可以说是过去十年国产动画电影积极拼争、不断进取的一份回报。《喜羊羊与灰太狼》此前利用少儿频道进行电影广告密集投放,准备工作做足了文章,上映时间则精心安排在寒假之初的春节之前的绝佳档期,从而精准锁定目标受众人群,影片上映后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媒体公关造势,一系列周密的营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本土片商日渐成熟的市场运作能力。《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成功取决于若干因素。卡通形象设计的成功,幽默风趣、老少咸宜的创作风格,长期打造的品牌效应,颇具创意的营销策略,丰富多样的宣传方式……无论从动画产业链的上游——艺术创作,还是到下游——产品终端销售,该片都作出了有益探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开创了中国动画产业发展的成功模式,对我国大力发展动画产业具有诸多有益启示。总之,起步已晚,将要用更多的努力去拼搏,中国动漫需要如米老鼠、唐老鸭、阿童木、哆啦A梦、变形金刚、HELLOKITTY一样世界闻名的形象,而这些形象所具备的特点是:第一、原创的形象;第二、较大的影响力,作品同时兼顾商业性和艺术性,雅俗共赏;第三、取得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动画业作为文化产业可以说它独具魅力,它具有国际化程度高、消费群体广泛、市场需求量大、产品生命周期长、高附加值等特点。发展影视动画产业对于繁荣优秀民族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未成年人精神文化需求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培育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广电影视产业发展,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做强做大的重要举措。综观改革开放30年中国动画的发展,可以看到中国动画始终致力于一条本国特色的道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世界动画的大潮中也未放弃这一宗旨。动画片中洋溢着活泼清新的气息,给人以美的启迪。同时又十分注重教化意义,在动画片的创作中秉承“寓教于乐”,使动画片不致流于肤浅的纯娱乐搞笑。中国动画片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营建了一个动画王国。2009年起,中国动画将迈入又一个全新的十年周期,央视动画公司的处女作《美猴王》,香港意马公司悉心打造的科幻经典《铁臂阿童木》,中日联合制作的大型动画连续剧《三国演义》等都将相继登陆电视荧屏和电影银幕,值得期待。这些新作也将为国产动画的具有纪念意义的2009之旅涂上一抹靓丽的色彩!

注:此文获文化部市场司举办的“中国文化市场三十年”征文二等奖

3.改革开放30年之交通发展 篇三

按照甘办发„2009‟38号文件要求，为配合做好《甘孜州经济社会发展六十年》资料的编辑工作，现将甘孜州1993—2008年对外开放工作有关情况整理汇总。

一、主要成就

据不完全统计，1993—2008年，全州实施招商引资项目累计1329个，引进到位资金累计295.50亿元；引进外资到位累计2273.76万美元，争取到国外无偿援助资金折合人民币904.63万元，到2008年底，全州共引进外资项目6个，实际利用外资992万美元，引进国际政府间无偿援助项目4个，援助资金337.3万美元；到2008年底，全州共有外贸出口企业40家，外资企业14家，有出口实绩的企业达到8家，全州累计出口总额累计达到2818万美元。据统计，甘孜州异地企业共实现工业总产值36483.99 万元，销售收59745.70 万元，利润 4170.22 万元，税收 3184.02 万元，其中，返回州内利润 1026.28 万元，税金 486.60 万元。完成协进协出各类物资总额32514 万元。吸引国内外无偿援助资金、物资达 844.28 万元。

（一）生态能源开发取得新成效。继康定冷竹关水电站、小天都水电站、泸定沙嘴水电站、丹巴陡水岩水电站等项目实施之后，九龙江边水电站、九龙河流域水电开发以及大渡河泸定水电站、猴子岩水电站、雅砻江流域两河口水电站等开发项目相继实施,生态能源开发项目成为招商引资的新亮点。截止2008年底，全州生态能源 1 业招商引资到位资金221.90亿元。

（二）矿产资源开发有序推进。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各县合理开发矿产资源，通过招商引资开发矿产资源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截止2008年底，全州生态矿产业招商引资到位资金累计29.93亿元。

（三）旅游业开发步伐加快。通过引进资金，泸定海螺沟、稻城亚丁及各县景区一批经营性旅游项目加快了开发进程，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较大的改观，旅游接待服务能力增强。截止2008年底，全州旅游业招商引资到位资金累计13.99亿元。

（四）房地产开发成效明显。积极引导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通过招商引资，加快推进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房地产开发带动了各县城镇发展和相关产业发展，全州各县县城面貌焕然一新。截止2008年底，全州经营城市招商引资到位资金21.98亿元。

（五）引资开发农副产品取得突破。积极引进农副土特产品培植、加工和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开发中藏药和绿色食品深加工取得突破。截止2008年底，全州招商引资到位农副土特产品、中藏药开发资金3.09亿元。

（六）利用外资取得新进展。在加大国内招商引资的同时，我州也注重利用外资工作，通过不懈努力，2000年利用外资工作实现突破，当年实际利用外资60.86万美元,其中国际政府间无偿援助30.86万美元，康定汇康野生食用菌加工公司与日本“乐口乐”公司合资成立全州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康定玖路幸野生食品有限公司 2 成立。世界知名电力企业、亚洲规模最大的私营电力企业之一香港中华电力投资21.5亿元的九龙江边电站已正式启动。世界领先金属硅生产企业西班牙大西洋铁合金公司总投资8.2亿欧元拟新建年产5—10万吨工业硅和1.5万吨太阳能级金属硅项目已达成合作建设协议。香港贡嘎天域公司全面启动燕子沟景区旅游开发项目。康定国际温泉大酒店与香港嘉里建设和永安集团达成合作协议。这些项目实施后，将大大提高我州利用外资水平，提高我州经济的开放度和外贸出口。到2008年底，全州共引进外资项目6个，实际利用外资2792万美元，引进国际政府间无偿援助项目4个，援助资金337.3万美元。

（七）重大经贸活动取得新成果

2008年10月26—31日，参加了“第九届西部国际博览会”，博览会期间成功举办了“甘孜州招商引资项目推介暨乡城县出口基地推介”会。黄小祥副省长、省商务厅、省招商引资局的领导、州委书记刘道平、州长李昌平、常务副州长刘昌泽、副州长刘坪、部分州级部门、18个县和部分企业负责人以及国内外客商、新闻媒体共计15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共推出招商项目83个，总投资150亿元。会上达成签约项目17个，签约金额40亿元。乡城、康定、丹巴、得荣、雅江、色达、九龙、格萨尔公司等县12家外贸企业还进行了产品展示和宣传对接。博览会期间我州组织了8家企业参加了由商务部、中国商业联合会、省政府共同主办的“四川采购商大会”，签订意向性协议2000万元。取得了良好效果，受到各方好评。

二、主要做法

（一）搭建平台，全力推动招商引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十五”计划以来，我州积极搭建平台，一是充分利用“第四届康巴艺术节暨中国香格里拉国际旅游节”、“康定情歌节”、“海螺沟国际狂欢节”及各县的各类节庆活动，按照“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原则，广泛邀请国内外大公司、大财团来甘孜州实地考察、旅游观光、洽谈项目，推出招商引资项目83个，签订合作项目13个，协议引资26.5亿元，增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二是充分利用全国性和地区性的经贸招商活动，搭建合作发展平台，先后组团参加了“香港—四川合作发展周”、“四川—北京经贸合作周”、第四至八届西博会、第二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第二届农博会等重要活动，并利用这些活动，专题开展了“甘孜藏族自州招商说明会”、“甘孜藏族自治州项目推荐会”，广泛地向国内外投资商宣传我州的优势资源、人文景观，推荐招商引资项目337个，达成合作项目38个，协议引资204亿元，扩大了甘孜州对外开放的影响力，加快了优势资源开发步伐,为全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二）积极走出去，加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合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州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国内开放大舞台。州委、州政府主要领导带队先后到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厦门、深圳等地，加强了与东部发达地区的交流与合作。通过网上招商、中介招商、以商招商等多种方式，积极引进这些地区的企业、技术、资金及先进的管理经验，有力地促进了甘孜州经济的发展。据不完全统 4 计，甘孜州先后与13个省区和县建立了友好协作关系，18个县先后与全国各地相关市县建立了友城关系，为扩大对外开放营造了声势。

（三）携手并进，加强毗邻地区的交流与合作。组团参加了周边地区举办的“西部论坛”、“昆交会”、“川、滇、黔毗邻十二地市州协作会”、“川、滇、藏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座谈会”等区域的协作组织活动。通过这些区域活动，密切了与周边接壤地区的合作，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交通条件，启动了理（理塘）—中（中甸）路的改造建设，打通了稻城、乡城至中甸两条出境线，接通了部分省际、州（市）际之间的断头公路、桥梁。同时，引进了周边毗邻地区的一大批合作开发项目，加快了发展步伐。

4.珠海公安30年之五月花爆炸案 篇四

时间：2010-9-29 9:12:04

一个男人因嫖妓染上性病并因为混洗衣物将性病传染给儿子，在儿子治病过程中对医生产生不满，竟决定自制炸弹进行报复，制造了著名的五月花爆炸案，而该案仅是该男人所策划的系列爆炸案中的一起。案件发生在公共场所，且值澳门回归前，时任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的冯绍明回忆起此案称，警方当时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服务员开酒盒被炸死

1999年10月24日晚6时33分，五月花餐厅的服务员彭晓会像往常一样进福特房，为吃饭的客人服务。当她开启客人吴铁强自带的五粮液酒盒时，“轰”的一声巨响，彭晓会和邻近的一位小朋友被当场炸死。

经查，此案与10月6日广州南方门诊的爆炸案有诸多相似之处，公安部决定并案侦查。根据线索，警方认为案犯应是男性，懂电器、爆破技术，患有性病或前列腺炎，先后在珠海慢病站、广州南方门诊部看过病。根据排查，来自四川的前列腺患者黎时康被发现有重大嫌疑。随后，警方对黎时康在珠海的住处及住过的酒店进行勘查，均发现了TN T炸药的微量成分。

12月1日，黎时康及妹夫陈德顺分别在四川成都、攀枝花落网。经审讯，黎陈二人交代了犯罪事实。

两案犯伤及全是无辜

经查，黎时康患有性病，可能洗衣服时不注意把性病传染给了两个儿子，小儿子经过医治好了，大儿子一直不见好转。“最终让黎时康做出报复行为，是因为他带儿子到华西医科大的附属医院治病，那里的医生说怎么把孩子治成前列腺炎了，原本就是打两针就能好的病。”冯绍明说，黎时康的报复目的其实都没达到，他最终伤害的都是无辜者。至此，五月花爆炸案告破，黎、陈二人以爆炸罪被判处死刑。

系列爆炸案回顾

◎1999年春节前，黎时康在四川老家采用电池、电铬铁、雷管、炸药等物自制一枚包装为“荔枝盒”的拉发式炸弹送给珠海市某医院医生徐某，徐某的哥哥在家中开启该纸盒时发生爆炸，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1999年9月中旬，黎时康和陈德顺制作了一枚外包装为“蛇鞭酒盒”的拉发式炸弹，并带炸弹到广州市南方医院门诊部，送给医生陈某转交罗某。中午12时许，陈某打开“蛇鞭酒盒”时发生爆炸，致陈某等3人死亡，1人重伤。

5.改革开放30年电视剧发展回顾 篇五

导演,王扶林从剧组余下的伙食补助里分到了48 元钱.尽管挣钱不多,作为中国第一代电视剧导演的王扶林,思路却很明确:“我们拍电视就是要搞观众买 票看不到的东西.” 1981年2月5日,《敌营十八年》在中央电视台一播出,果然就像广播里播放的评书一样,引人入胜,令 人每天期待.万人空巷 电视剧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多了起来,这与电视机进入百姓家密不可分.1985年,北京平谷出现了全

国第一个“彩电村”,此后,每天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成为一种最大众的休闲娱乐方式.生于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观众,大多都会记得播放港剧《霍元甲》,《射雕英雄传》,《上海滩》的夜 晚,想起当时内心燃起的一个个英雄梦想.至今,罗文演唱的《霍元甲》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如在耳畔:“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 眼吧,小心看吧,哪个愿臣虏自认……”《霍元甲》更是一部励志爱国电视剧,激发着无数国人自强不息和 振兴祖国的信心.当年,由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1983年播出的黄日华,翁美玲版《射雕英雄传》至今仍是经典之作.该 剧播出后,剧中的郭靖,黄蓉,一时成为无数年轻人心中的偶像.记者至今记得,当时一到晚上,一听到83版《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就会不管不顾,放下手里的事情, 跑到有电视的人家里,看郭靖和黄蓉,母亲喊吃饭都听不见.放学后,又会围在校门口的小摊前,挑选印着 郭靖和黄蓉的贴画,贴满了文具盒.回到家,和小伙伴藏在屋里,假扮“靖哥哥”和“蓉儿”.当时,翁美 玲是无数观众心里最美的蓉儿.每天晚饭后,还期盼着播放《上海滩》,“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这首传唱至今的《上 海滩》主题曲,和电视剧一起成为一代人无法抹去的深刻记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香港偶像文化在国内 掀起热潮.一到晚上,因为电视剧的播放,常常是万人空巷.目睹着港剧在内地电视剧市场走热,藏在导演王扶林内心的一个梦也开始萌芽.王扶林的梦是,要将中 国古典小说拍成电视连续剧.这个梦想,萌生于1979年.当时,他随中央广播电视代表团赴英国进行了一次 考察.在英国, 王扶林了解到,英国电视台文艺部已经或正在把37部莎士比亚剧本搬上屏幕.其他的著名作家, 如狄更斯,托尔斯泰等的作品也都搬上屏幕,全世界发行,效果很好.然而,中国的四大名著却无缘荧屏.这一点刺激并启发了王扶林拍古典名著的想法.决定拍《红楼梦》,王扶林说,是因为回来后对比四大名著发现,只有《红楼梦》能在室内完成,没有 打打杀杀的场面,觉得好拍.但结果却是,《红楼梦》成为四大名著中最难拍的一部戏.拍摄中,王扶林说:“不敢越雷池一步,尽量保留原著的韵味.”1987年5月2日,《红楼梦》在北京和 香

香港同时播出,引起轰动,舆论赞誉该片是一部“金碧辉煌的巨片”.观众中也一时流行起读《红楼梦》的 热潮.时隔多年,重新回头看这部片子,王扶林自我评价说:“只能算及格,或者说拍得非常不容易,终于拿 下来了.”在众多的评价中,王扶林最在意两个评价:一个是冯其庸先生说的“有史以来的最大普及”,另 一个是周汝昌先生说的“首尾全龙第一功”.王扶林认为,正是通过36集《红楼梦》,将《红楼梦》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范围的普及,并且从头讲 到尾,讲得比较完整.与《红楼梦》有着同样影响力,拍摄6年才完成的《西游记》,自1987年开始,每年暑假也开始在电视 台不断重播.目前,这两部电视连续剧已重播数遍.王扶林说,《红楼梦》和《西游记》的播出,标志着中 国电视连续剧进入了腾飞时期,一直影响到现在.原创剧兴盛 1987年,《红楼梦》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35岁的郑晓龙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主管生产的副主任.郑晓 龙与中心主任李牧正在考虑,拍电视剧如何发挥生产力的优势?怎么走光电技术的路线,降低成本,提高质 量? 郑晓龙他们想到了拍“室内剧”.然而,“拍什么”是个问题.1988年,郑晓龙和李牧,陈昌本,李晓 明住进蓟门饭店,开始策划讨论故事.

他们一边吃着饺子,一边琢磨:观众爱看什么?讲一个女人的故事,漂亮的,贤惠的,传统的美德在这 个女人身上都要有;再将各种磨难放到她身上……每个人发挥想象讨论故事,讨论完,由李晓明回去负责写 一个大纲.结果,李晓明写了个17万字的大纲.后来成为《渴望》的剧本.在准备拍《渴望》前一年,郑晓龙和中心领导做了两件事:一是租了一个篮球馆,并将其改造成摄影棚;二是中心将创作团队送到大学学习,提高文化素质.1989年,《渴望》剧组在北京西山搭景开拍,1990年播 出,引起全国的观剧热潮.看完电视剧,“举国皆哀刘慧芳,举国皆骂王沪生,万众皆叹宋大成”.走在大街小巷,会听到千家万户的录音机,收音机里在播放着“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渴 望》这首主题曲,还有片尾曲《好人一生平安》,几乎人人都会哼唱两句.郑晓龙说:“《渴望》播出后,万人空巷,据说还降低了北京市当年的犯罪率.”因此,《渴望》剧组 得到公安部门的表彰.开创了第一部室内剧苦情戏题材的《渴望》,当年与北京三环路开通一起列入北京市 三件大事之一.《渴望》播出后,好像是立起一个很高的山头,同题材的苦情戏很难再超越,郑晓龙决定再在旁边立起 另外一个山头,改换题材.1990年, 1991年, 郑晓龙张罗了一帮人, 有王朔, 冯小刚等人, 在友谊宾馆策划组织了 《编辑部的故事》.开始打算写17集剧本,由五六个人分头去写.拿到初稿,觉得王朔那两集写得最好,语

6.改革开放30年之交通发展 篇六

两岸经贸政策走向开放与互动的发展变迁

两岸关系的缓和与经贸往来的复苏时期(1979～1987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路线。1979年是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新起点，当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随后又提出“三通”和“四流”(探亲旅游，学术交流、文化交流、体育交流)的倡议。1981年叶剑英提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9条主张，此后，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多次公开表明祖国大陆对台湾的立场和态度，逐步形成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并于1982年将“一国两制”写进宪法。大陆对台政策完成了由“解放台湾”向“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历史性转变。

在此阶段，大陆方面制定的促进两岸贸易往來的政策有，1979年5月，外经贸部颁布《关于开展对台湾贸易的暂行规定》，同年大陆开始主动邀请台湾商参加广交会，台湾货物开始经香港转口输入大陆，两岸经济往来进入恢复时期。1980年6月，商业部颁布《购买台湾产品的补充规定》，对进口台湾产品免征关税，对台商购买大陆货品优先供应。同年，主动派出大型采购团赴港采购台湾产品。1983年4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台湾同胞到经济特区投资的特别优惠办法》，给予台商在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费等方面一系列优惠，允许30％产品内销。

在此时期，台湾对大陆的经贸政策从“拒斥往来”，逐渐调整为默许两岸间接贸易。1977年台湾“行政院”公布《取缔“匪伪”物品管理办法》，规定大陆货物中除中药材和某些农业原料可经香港进口外，其余一律不可进口。1985年7月，台湾当局宣布两岸贸易三原则：不得与中共直接贸易，不得与中共机构或人员接触，对于转口贸易的基本立场不干涉。这标志着台湾对两岸贸易往来的政策从“拒斥往来”，正式调整为默许两岸间接贸易。在此期间，台湾虽不干涉普通台湾货物输往大陆，但对大陆输入台湾的货物却予严格限制。

两岸加快政策开放与经贸关系的深化发展时期(1988～1991年)1987年是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转折点之一，台湾当局于1987年11月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台商赴大陆投资逐渐化暗为明，1988年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台湾民众赴大陆人数迅速增多，两岸经贸交流活动逐渐活跃。针对这一形势，大陆制订和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法规与措施，加强鼓励台商对大陆投资与开展两岸贸易活动。1988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对鼓励台商到大陆投资首次提出了系统的规定。此后，国务院批准在福建省马尾、杏林、集美、海沧等地设立台商投资区，有关部门专门为台商投资设立专业配套资金。

在此阶段，台湾方面以民间、间接、渐进方式逐步开放两岸经贸政策。1987年台湾当局正式公布开放27项大陆商品输入台湾。1988年台“经济部”公布了对大陆从事间接贸易不予追究的三项原则，即岛内厂商从事第三地区间接贸易，不予追究；岛内厂商属于贸易层面的商务接触，不予追究；岛内厂商自国外输入的机器设备里含有中国大陆的半成品，不予追究。1990年实施《对大陆地区间接输出货物管理办法》和《对大陆地区从事间接投资或技术合作管理办法》，进一步放宽了对大陆的贸易和投资限制。

两岸经贸政策的法制化与经贸关系的兴盛时期(1992年以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祖国大陆掀起了第二次改革开放的高潮，经济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1994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胞投资保护法》，这是第一部专门就台胞在大陆投资制订的法律，标志着大陆对台政策走上法制化轨道。1999年12月国务院颁布《台湾同胞投资法实施细则》，明确了台胞大陆投资的范围，规定台胞投资者投资的财产、工业产权、投资收益和其他合法收益，可以汇回台湾或者汇往境外。2000年12月，为应对两岸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外经贸部颁布《对台湾地区贸易管理办法》，就对台贸易的指导原则、管理方式、纠纷解决等进行了规范。这一时期大陆对台经贸政策不断完善，并趋向法制化。

在农业合作方面，2005年商务部宣布对15种台湾水果实施进口零关税。2006年大陆继续出台15项政策措施促进两岸农业合作和经贸交流。涉及农业合作方面包括：对台湾水果检验检疫准入品种由18种扩大到22种；对11种台湾主要蔬菜品种检验检疫准入，并实行零关税；扩大台湾捕捞和养殖的水产品在大陆销售；开放台湾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新设立两个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新设立两个台湾农民创业园等。

在台湾方面，1992年以来对大陆的经贸政策的方针经历了由初期的“导禁结合，以导为主”到1997至2001年8月期间“戒急用忍”方针的反复，在2001年8月后走上了“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路线。1997至2001年8月期间李登辉全面推行“戒急用忍”方针，否定了前一阶段制定和实施的逐步开放大陆经贸往来的政策。提出“两岸投资规范趋严、明确”，实施赴大陆投资审查标准，规定单一项目最高不得超过5000万美元。2001年后台湾对大陆实施“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经贸政策，两岸重新向开放合作迈进。此后两岸在“三通”方面也取得一定进展。2000年]2月，台湾当局批准《试办金门马祖与大陆地区通航实施办法》，即所谓的“小三通”。在空中通航方面，从2003年春节开始台湾包机经停港澳往返接送台商，这是50多年来台湾飞机首次循正常途径停降大陆机场。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台湾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利于两岸经贸继续发展的政策因素。例如，台湾当局对投资祖国大陆仍然进行较严格的审查和管理，并诱导台商回台投资，到目前为止，制约台商两岸合理布局的40％投资上限依然存在，高科技产业投资大陆和两岸完全“三通”等仍然没有完全实现，两岸间的贸易和投资往来仍然以间接形式为主，截至2006年底，台湾当局仍限制大陆2200多种产品对台出口。

两岸贸易关系的发展变迁与特点

7.改革开放30年之交通发展 篇七

（一）科学性与价值性

自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学的众多问题中，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母题，它涉及到一系列子题：社会学是否是中性的或“价值中立”的学科？社会学是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的纯科学？社会学是否只有科学性没有人文性？等等。在这些问题上，把不完全正确甚至错误的东西，当作不言而喻正确的东西，来加以接受，并作为用来评论他人的观点是否“科学”的标准，是中国社会学界曾经出现过的不成熟性的表现，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大大改观了。

1、社会学与价值性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曾被当作不言而喻金科玉律，当作评判懂不懂社会学的试金石。其实，“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因此，对它极有必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把它夸大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全盘否定，将它说得一无是处，连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认了。“价值中立”总体上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学与价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价值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倾向，这使它在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统一的社会科学中成为不可能实际遵循的东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摆脱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合理因素，但这种合理性是以推向极端的形式存在的。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不仅被看做普遍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被用来规定整个社会学的性质，于是社会学被说成说一门“价值中立”的学问。其实，世界上本来就找不出来所谓“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早在1960年代，美国米尔斯就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批判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价值中立社会学”。在1970年代初，《西方社会学即将来临的危机》一书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甚至把“价值中立”的社会学称为一种神话。吉登斯则在1982年指出：“社会学不可能是一种中性的知识活动，它不能不关心对其研究对象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笔者在1989年也指出：“有一种意见认为，凡科学不能涉及价值，凡涉及价值就不能是科学。因此持这种意见的人把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当作不言而喻的真理接受下来，并把科学精神归结为“价值无涉”的精神。我认为这是不确切的、似是而非的。”稍后1990年，笔者还指出：“社会学定义是客观性、科学性同价值性的统一”；“企图建立的‘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是不可能的，根本做不到的”。同样，就我国的情况来说，中国社会学也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正如笔者在总结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时指出的：“中国社会学是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产生、而发展，目的都是以不同形式为现实服务。这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在中国，从来没有那种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社会学。这对两大系社会学来说均是这样。”

“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的衰落，除了它们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解释力越来越弱，还与1960年代以来社会学思潮的变化有关，这就是实证主义思潮的魅力不再，人文主义思潮的逐步增强，因此，作为实证主义思潮产物的“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

”不能不面对越来越强烈的批判。1960年代，除了美国的米尔斯，还有欧洲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等人在1964年召开的纪念韦伯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动的关于“价值中立”的论战；在1970-1980年代，继古尔德纳之后，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的m.英格在《论反文化》一书的前言中直截了当地申明，他“不能‘放逐价值’，在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论时，也不佯装骑墙。”到1990年代，对“价值中立”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扩展到相邻学科。一些权威人士，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指出：“研究的客观性不能仅仅通过试图排除价值观念来解决。相反，社会问题的每项研究，无论范围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社会政策的资深学者蒂特姆斯也指出：“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由于受到持续的批判，“价值中立”的影响在国外受到不小的削弱，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事实上，近20年来，从事社会科学理论或哲学研究的学者，很少会再认同实证论的观点了。社会研究必然会有价值介入这个论点几乎成为他们的共识。”中国社会学在“价值中立“问题上的成熟度的提高，总的来说，与国际社会学界的趋势是一致的。

2、社会学与意识形态性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消极后果是，人们由于厌恶那时的过度政治化和极端意识形态化，而导致较为普遍地对一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厌烦和远离。西方社会学的“价值中立”正好给了这种较为普遍的情绪以学理的支撑。这是“价值中立”1980年代在中国社会学界以及其他学界盛行的社会原因。

其结果是人们“有学理根据”地把社会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影响广泛的“惯性思维定势”：似乎一涉及政治、一涉及意识形态，就不再是社会学，不再是学术。所以，“这不过是政治”，“这不过是意识形态”，成为杀伤力很大的话语，用来否定不合自己口味的观点和理论，用来认同符合自己口味的东西，甚至用来判定谁是真正的社会学家，用来造成一种排他性的不正常学术氛围，名之为“社会认可”。这种惯性思维定势、这种充满贬义的话语，至今还影响着一些教师和青年学子。

但是，事实一再表明，主张价值中立的的人，价值性往往是非常强的，字里行间时时露出他自己坚决反对和深恶痛绝所谓种种价值，给我们提供了提倡价值中立的人价值并不中立、甚至很不中立的例子。

为什么这样？道理并不复杂。这是因为，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不可能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因此，结果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选择、奉行符合自己胃口的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这里选择是一种价值，不选择也是一种价值。声称没有价值似乎显得很“清高”，很有“良心”，实际上，清高就是一种价值，良心同样是一种价值。所以主张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的人，一定要在逻辑上、在实践上陷入悖论或自相矛盾。逻辑上的矛盾是主张摆脱一切价值，却选择某种价值，结论与前提矛盾；实践上的矛盾是主张价值中立，实际价值并不中立，言行矛盾。

吉登斯2007年底中国广州讲学之行，应该给那些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人一些启发。据网上报道，吉登斯自称经历过学术上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只想语出惊人、在学界出头”，此后，他开始意识到写别人看不懂的书“不靠谱”，社会学家“不该只呆在大学这个象牙塔里埋头苦干”，更重要的是要走出象牙塔，用理论去启发大众。因此在过去的15年间，吉登斯开始介入政治，他建议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应该走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将理论付诸实践中，否则，经不起实践考验的理论，也不可能有多大的说服力。“社会学家不仅需要理解世界，更需要改变世界。”难道能说由于吉登斯介入政治——在我看来应该说是深度地介入政治，他就不是、不再是社会学家了吗？

在社会主义低潮的背景下，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其实际结果往往是摆脱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往往是西方价值、西方政治、西方意识形态的乘虚而入。所谓的“非价值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正是西方推行他们那一套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遮眼布和挡箭牌，他们要“非”的是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让你的社会陷入根本目标的失范，价值观的失范，意识形态的失范，抽掉你社会的精神支柱，让你的社会成为一个没有脊梁骨的社会。他们这一套在前苏联、东欧得手过，但是在中国不那么容易。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十七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远意义。

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继承先辈服务现实、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表明它不可能成为“价值中立”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区的建设，要研究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探索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社会制度和社区制度的方方面面，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现在该是结束那种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幼稚病的时候了，该是澄清那种贬低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时候了。

3、社会学与人文性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社会学尚未充分成熟，根本的一点在于过分重视科学性，而忽略人文性或没有扩展到人文性。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并真正达到人文性这一层次，是中国社会学成熟的必经之路。

这是费孝通先生在其“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中提出来的，是他逝世前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做的又一重大贡献。他在肯定“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的大前提下指出：社会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由科学性决定的“工具性”，“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费老认为：“‘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含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一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

这一理论的提出，可以看作是费老对世界社会学反思、重建的潮流所做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回应，它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他以前提出的“差序格局”论、小城镇理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等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可以这样说，为了国强民富，孜孜不倦地探讨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是费老学术生生涯的追求，也是他学术生命的实质。费老达到的这一境界，毫无疑问应该看做是中国社会学日趋成熟的一种标志。费老的观点，在把社会学当作经验科学、以某种新面目出现的实证社会学实际上占主流地位的中国

社会学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一些人不了解，过去费老针对当时的情况强调科学性和实证风格，是有时代的理由的，而把费老误解为仅仅为是科学主义的，实证风格的。现在他又针对新的情况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更是有的放矢的。费老提出的观点正在迫使许多人重新进行思考。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费老的观点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二）经验性和理论性

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思潮，不仅把科学性和价值性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科学性，否认价值性，而且也把经验性和理论性对立起来，只认经验性，否认理论性。实证主义的著名口号“拒斥形而上学”，就把价值性和理论性都当作“形而上学”拒斥掉了。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著名美国社会学理论评论家乔纳森?特纳所著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一书中。该书提出了一个包含“三个拒斥”的思想，这就是拒斥哲学、拒斥元理论、拒斥社会学理论，他说：

“思辨理论的框架本身并非是解释具体事件的理论，而是解释一个理论必须提出的基本问题。”“我认为思辨理论通常沉陷于重大的哲学问题，而使理论的建立停滞不前。我想，旷日持久的哲学问题将存在下去，因为它们是无法解决的。”“更重要的结论是：大量的社会学理论事实上是思辨理论的活动”

从这些评论中，可以归结出特纳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思辩理论是对“理论必须提出的基本问题”进行解释的理论，也就是说，思辨理论是元性质的理论；第二，这类元理论通常陷于“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理论的研究因而也就“停滞不前”；第三，“大量的”“社会学理论”是这种元理论，即哲学“思辩理论的活动”，不是社会学理论。根据特纳的逻辑，不仅对哲学的思辩理论予以拒斥，而且将阐释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即元理论）当作了哲学的思辩理论予以拒斥，进而将“大量的”“社会学理论”归结为了哲学的思辩活动，予以拒斥。这三个拒斥是特纳社会学实证主义立场表现。这本早在1980年代翻译成中文的书，在普及西方社会学理论方面起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把他主张的拒斥理论性的实证主义思潮带给了读者。

事实上，正如笔者指出的：任何有价值的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包括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都是这样那样从大量的现实经验事实材料中概括出来的，否则只能是苍白的。反过来说，经验研究尽管是基础，但仅仅停留在经验上，还不是理论。所以，轻视理论、理论研究同轻视经验、经验研究一样，都是片面的、错误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必须保持平衡，相互促进，相互得益。两者的关系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正确处理经验性与理论性的关系，也是对中国社会学真正成熟的一种考验。必须注意的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不能低估。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失衡的根子，就在于这种思潮的负面影响。正如有学者正确指出的：中国社会学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明显的理论滞后现象。其表现是：一方面，大量的经验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或明确的理论前提，以致许多课题重复开展，缺乏学术的积累性和递进性；另一方面，简单运用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很多经验研究往往是对某些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的粗浅证明，对处于深刻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解释常常流于表层。

轻视理论思维或理论建设的原因，首先是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开始，受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太大。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学陷入了我称之为“强势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困境”这样一种不利态势。这种强势社会学中的弱势，突出地表现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失去了平衡，这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理”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对实证主义思潮的追求和癖好。可以认为，理论与实证的失衡是世界社会学中心开始重新向欧洲转移的根本原因。美国人自己也很早意识到这个困境，甚至说得更严重，叫作“危机”。米尔斯、古尔德纳的一些著作，可以说都是在批判这种困境。默顿“中程理论”对美国社会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进一步推进了美国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进一步造成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失衡，制约美国大社会学家的产生。所以，应当对美国社会学采取分析的态度，正确认识它的优势和弱点。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当然是必要的，美国社会学在实证研究的方法方面、在学科的规范化方面，等等，是有优势的，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但是实证过度，理论和实证失衡，是不可取的。正确认识美国社会学，接受它的教训，减少盲目性，增加科学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要否定美国社会学。当前，中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范式虽然还没有发展到美国社会学那样“危机”的程度，但如不未雨绸缪，后果也将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美国社会学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等。更不用说欧洲社会学了。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在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人一样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给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

美国社会学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和中国社会学所可能面临的危机，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在当前形势下，社会学知识如何创新的问题。笔者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知识演进的轴心和根本线索，是社会学发展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在当前社会学面临危机的条件下，要实现社会学知识的创新，必须抓住这个既是根本的前沿问题、又是我国社会快速转型中的焦点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结合的研究，走出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社会学，又不同于欧洲社会学，但又吸取欧美社会学各自强势的学术路子来。

（三）建设性与批判性

建设性和批判性的关系，涉及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者对待中国社会、社会现象的取向问题、态度问题，涉及中国社会学正确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实现自己崇高使命的问题。建设性和批判性是互补的、相互促进的，在这两方面都是不能走极端的。这个问题也同样考验着中国社会学的成熟性。笔者在2007年中国社会学长沙年会上所做的主题报告，提出了“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这一命题，正是为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所谓“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指我们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分析研究要有这样一种精神或态度，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少社会代价。这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它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这里，反思和批判并用，是想强调两者的某种相对区别，反思主要是对我们人和人类自己的反思、检讨；批判主要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审视。人和人类，社会现实，既有真善美的一面，又有假丑恶的一面，需要通过反思批判，来发扬光大前者，抑制减缩后者。

提出这个命题，主要原因有：第一，这是由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社会学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的基本性质决定的。它是一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学，总体上属于建设维护型的社会学，这与它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况不一样，那时它总体上属于一种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早在1985年，我在英国留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社会学文章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维护建设型社会学。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作为维护建设性的社会学，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社会学的本性使然，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这是由中国社会学实际情况决定的。在后现代解构思潮否定性、极端性的影响下，我国社会科学各个学界都有一些学者着重破坏而拒绝维护、强调摧毁而失于创建，使得批判性精神发生了严重的倾斜，褪变为了一种抨击性的仪式，进而固化了非理性的思维方式，酿成了一种影响极深的消极的社会习性。这些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学者对社会、对青年学子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我认为，学者的学术责任是理性地思考，而不是感情用事。学者的根本责任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而不是相反。学者的社会责任之一，是推进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引导不甚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而不是去迎合不甚健康的东西。这样的迎合，可以取得廉价的赞美，可以热闹一阵，但是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我的一位朋友说得好：学者不能只解构不建构，只务虚不务实，只求异不求真。这些情况也提醒我们的青年学子——他们是中国社会学的未来的希望，只有增强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他们才能茁壮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对中国社会学有所贡献的社会学者和社会工作者，成就自己的事业，前途无量。

第三，这是总结前两个世纪的经验教训决定的。最近，我们从四个维度研究了19世纪、20世纪的学术思潮。这四个维度就是作为主体和历史型塑者的“大写的人”，作为现代知识体系的成型标志的“大写的理性”，作为普遍历史模型的确立象征的“大写的历史”，以及作为不同政治主张升华的“大写的意识形态”。我们的分析研究表明，19世纪“大写建构”具有片面性，而20世纪“大写解构”则具有极端性，当进入21世纪的时候，人类的思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大弯道上。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21世纪应该如何站在新的起点上，如何超越上两个世纪。我们认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避免19世纪“大写建构”片面性和20世纪“大写解构”极端性的康庄大道。现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越是接近这个新起点的时候，越要承接从上游奔腾而下的各种思潮的冲击力。当代中国成为各种思潮的汇集点。这是我们现在就感受到的。只有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才能正确对待我们必须面对的各种思潮。

（四）传统性与现代性

“传统和现代”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历史看，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理解，在古典时期，是社会学创始人和实际奠基人创建社会学立论的重大根据之一，在现代和当代，它们仍然是没有那位社会学家能够避开的重大课题之一。从理论看，传统和现代、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成为社会学分析的两种理想类型，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传统和现代，又是广义社会转型论的核心概念。类似地，要理解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含义，也离不开这两个基本概念。同时，“传统和现代”，又是一个充满歧见的领域，对何谓传统，何谓现代，如何理解两者的关系，都有不同观点，并连带产生出一系列其它问题的分歧。所有这些，也使正确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成为考验中国社会学成熟性的重要标志。

现在，对传统和现代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认识到现代或现代性是成长的，而传统是被发明的，简要地说，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以及两者的不可分割性。这只要看看传统与过去、与现在、与将来的关系就清楚了。第一，传统是保留在现代人的记忆中、话语中、行动中的那一部分过去，因而是对现在仍然起着作用的那一部分过去；第二，传统是被现代人从过去之中精选出来的，由于现代人的选择这部分过去才得以留存下来，因而它同样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第三，由于现代人的反复实践和应用，这些留存的过去获得了传统的意义，影响、制约某一地区、某一群体的社会成员及其家庭的行为和生活。这种传统往往以该群体的亚文化的方式、习俗的方式出现；第四，现代人通过对过去“重构”或“新构”的方式生产出传统，而这是一个集体的和社会的行动过程。这种“重构”或“新构”可以有不同的指向，不同的指向会对现在，甚至未来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传统源于过去，是“活着的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而作为活着的过去，传统也是“现在”，甚至会是“未来”，因为它们往往会蕴生出更为长久的社会趋势。

从上述观点，可以知道，所谓社会转型，广义地说就是社会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在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又不断产生自己相应的新传统和更新的传统；也可以了解，现代性的基本含义之一，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的有机统一。

新布达佩斯学派伊亚尔、塞勒尼、唐恩斯利等人主张的狭义转型论或所谓“新古典社会学”，把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研究视为已经过时而一笔勾销，代之以从现代向现代的转变这个新议题。这种对传统与现代的割裂，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说不过去的。这也正是我们主张的广义转型论与他们的重大理论分歧之一，也是他们的重大理论缺陷之一。这一点也迫使我们探讨现代性进程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应对这种学术挑战，对他们进行学术剖析。

（五）本土性与国际性

中国社会学界自1979年恢复和重建以来，就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这就是：学术发展也和整个国家的发展一样，不能闭关自守，一定要走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或者说，本土化和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否则，学术就要永远落后，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的社会学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也难以改变。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同样是中国社会学走向成熟不可回避的课题。

1，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所谓本土性或本土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首先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特别是抓住当前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机遇，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并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从中国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中，从中国悠久的优秀学术传统中吸取养料。这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本土性或本土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才能真正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

所谓国际性或国际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要自觉学习、借鉴欧美强势社会学的精华，使自己能够用世界的眼光，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养和提高同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并在改变学科和学术的话语权一直由西方垄断的局面方面做出中国社会学家自己的贡献。这就是中国社会学国际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也才能真正具有得到公认的国际性，能够为世界社会学贡献自己独有的一份。

无论是社会学的本土化还是国际化，都离不开本国学者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这也是我们前辈社会学家给我们提供的一条基本经验：没有主体意识，就既没有社会学中国化，也更谈不上国际化。现在的问题是，确实存在一种与主体意识相对立的“边陲思维”，即那种对欧美社会学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而对本国社会学及其历史则采取看不起甚至虚无主义态度的思维。这种“边陲思维”，是不成熟的表现，也是阻碍社会学中国化和国际化结合的，更是与中国正在从地区性大国走向全球性大国的背景不适应的。

只有沿着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的方向进行艰苦的探索，理论创新才有可能，某种具有原创意义的新进展也才会出现。

2，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的继续中国社会学在自己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在这曲折的过程中，它无时无刻、自觉不自觉地在处理着与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学术传统特别是中国历来的社会思想、与外国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的关系，并且正是在这种处理中实现了并且还在实现着自己的创新作用和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的。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社会学百年的发展轨迹，可以简明地概括为四句话，这就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所谓立足现实，就是中国社会学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所谓开发传统，就是中国社会学注意吸取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当然是立足现实，同时也是与开发传统分不开的。所谓借鉴外国，就是中国社会学界注意借鉴国外社会学，其中包括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所谓创造特色，就是在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进行自己的创造。这里，“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是统一的整体，不能相互分割。缺少其中之一，就会这样那样影响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和成熟。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继承。这里，本土化着重说的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国际化着重说的是“借鉴国外”。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着重说的是“创造特色”。因此，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不仅有历史的导向，而且有现实的走向，还有未来的取向。

3、顶天立地与两维视野。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可以有多种表达，如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相结合，如“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等等。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通俗地说，还可体现为一种精神境界，这就是顶天立地精神。笔者不久前指出：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两条特别重要：第一是站在国际社会学的前沿，把握社会学理论、方法、历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趋势；第二是深入到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实践，特别是在社会重心下移的今天，深入到基层的社区建设的实际，把握住制度创新的脉络。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必须有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这里“顶天”，就是要追求前沿，要有世界眼光；“立地”，就是要深入基层，要有草根精神。顶天立地，就是要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这里，无论“顶天”和“立地”，都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来指导。顶天立地把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具体化和通俗化了。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学理地说，更可体现为一种有方法论意义的视野，这就是两维视野或双侧分析。在“实践结构论”中我们曾指出，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包含着两种力量，具有两个维度，这就是第一，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第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我们曾經指出，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说，那些左右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动态变化，那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离不开这两股力量，是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现实效果。这两个维度所发生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称之为“二维效应”。对于上述客观的两种力量、两个维度、“二维效应”展开社会学分析，我们称之为“双側分析”，而它们作为社会学视野或视角，我们称之为“二维视野”或“二维视角”。

用这种两维视野来分析中国经验，我们就能知道，“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总结，才有价值和意义；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提炼，才能运用和推广。“只有本土化，才能国际化”，其前提是有世界眼光。不能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是狭隘的、单极思维的本土化，是没有前途的，只有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才是真正的、两维视野的本土化，是有广阔前景的。而世界眼光也只有不断用本土经验加以丰富、充实，不断对本土经验进行概括、提炼，才能成为不断激活本土经验的新的灵感，不断提供分析本土经验的新的视角。总之，中国社会学要不断增强自己的主体意识，把本土性与国际性、本土特质和世界眼光结合起来，沿着前辈开辟的“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轨迹，以顶天立地的精神，创造自己更加美好的明天。

小结

上述对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的正确把握，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因此，我们对中国社会学成熟性的追求也不会停止。因为停止追求，意味着正确把握会这样那样让位于片面把握、错误把握。

要正确把握上述这些关系，要避免走极端，片面强调一个方面，错误就不可避免。它们既有“非此即彼”的一面，又有“亦此亦彼”的一面，这就是这些成对范畴的辩证性。忽视这些成对范畴的辨证本性，中国社会学就不可能健康成长，不断走向成熟。同样，我们在处理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个人和社会关系问题时，在处理这一问题的丰富多彩的展开形式（即社会基本问题的设问形式）——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个人私欲与社会公益、个人个性与社会准则、自主行动与公共制导，以及这些设问形式在当代的丰富表现。如意义与支配（吉登斯）、生活世界与系统（哈贝马斯）、惯习与场域（布迪厄）、肉体与权力（福柯）等等，都不能忽视它们的辩证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那里挽救了那种打破二元对立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恩格斯把黑格尔“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称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按照这一伟大的基本思想，“人们对于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也不再敬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