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的诗词（共11篇）
1.徐渭的诗词 篇一
《墨兰》
醉抹醒涂总是春，百花枝上缀精神。
自从画取湘兰后，更不闲题与别人。
《题兰竹》
兰与竹相并，非关调不同。
氤氲香不远，聊为引清风。
《题水仙兰花》
水仙开最晚，何事伴兰苕?
亦如摩诘叟，雪里画芭蕉。
《兰》
兰亭旧种越王兰，碧浪红香天下传。
近日野香成秉束，一篮不值五文钱。
《写兰与某子》(仙华其号也)
仙华学杜诗，其词拙而古。
如我写兰竹，无媚有清苦。
《兰谷歌》
句践种兰必择地，只今兰渚乃其处，
千年却有永和事，右军墨藻流修禊。
吾越兰谱本如此，只今春来稽山里，
兰花兰叶垂云紫。
近闻楚国之黄州，雄山绝谷通金牛，
苍苍元气秘不得，一夫大嗓鸣天球。
门人归来对我说，正是刘君称彦哲，
于世百物无所耽，谷里种兰盈百叶。
有时几案拂玉光，镇夜管毫僭蕊芒，
古来楚越本接疆，不待风吹两国香。
《兰》
莫讶春光不属侬，一香已足压千红。
总令摘向韩娘袖，不作人间脑麝风。
2.徐渭的诗词 篇二
关键词：徐渭集,谀词,辨析
徐渭在失去生员资格 (因杀妻一事) 之前, 先后参加过八次乡试, 均不售。为了生计, 他于嘉靖三十六年 (1557) 冬开始应邀入闽浙总督胡宗宪幕府, 至四十一年 (1562) 十一月胡宗宪因劾被逮、幕府解散为止, 在幕的时间长达五年。这五年中, 徐渭的职责主要是代胡宗宪处理文字事务, 结果写出了数十篇“谀词, 这些文章与《徐渭集》中的其他作品有所不同, 论者很少关注, 本文略加论析。
一
徐渭在胡宗宪幕府代写了多少文章呢?据《幕抄小序》交代:“予从少保胡公典文章, 凡五载, 记文可百篇, 今存者半耳。”翻检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徐渭集》, 找出相关作品44篇, 跟徐渭说的数目很接近。这些文章包括表、启和祭文三种文体, 内容涵盖了谢官、谢赏、进献、贺寿、祀神、祭亡等。祭文是用来告慰神灵和死人的, 属于仪式的东西, 只要写得虔诚庄重即可, 表、启是下属官员上呈给皇帝或阁臣看的, 里面包含了很多现实的内容, 所以很值得玩味。
研读这些文章, 发现它们跟《徐渭集》中其他直抒胸臆的作品相比, 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都存在着很大差异, 这也成为后人批评徐渭的一个理由。清人方濬师《蕉轩随录》卷七中批评徐渭写《寿严嵩生日启》是“廉耻丧尽”、“谀词满纸”, 并认为这是“文人无行”的一个典范。四库馆臣在《徐文长集》提要中也说:“中多代胡宗宪之作, 《进白鹿》前后二表, 尤世所艳称。其《代宗宪谢严嵩启》云‘凡人有疾痛痒痾, 必求免于天地父母, 然天地能覆载之, 而不能起于颠挤。父母能保全之, 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 无可并名, 名且不能, 报何为计’云云。虽身居幕府, 指纵惟人, 然使申谢朝廷, 更作何语。录之于集, 岂止白圭之玷乎?”点明徐渭在胡宗宪幕府代写的表、启一味逢迎, 格调不高, 不宜收录于个人文集中。
对于代写作品的内容与风格, 其实徐渭自己也非常清楚。他在《幕抄小序》中交待代作的篇数及留存下来的实际篇数后, 接着说其他未被保留下来的文章是因为“非病于大谀, 则必大不工者也”, 同时又强调“存者亦谀且不工矣”。从中知道, 徐渭代胡宗宪撰写的文章特点表现为“谀”和“工”, 说“不工”那只是自谦之辞而已。
“谀”和“工”的特点, 除了从上引方濬师和四库馆臣的话中可见一斑外, 这里又可举个例子来说明, 如《代初进白牝鹿表》:臣谨按图牒, 再纪道诠, 乃知麋鹿之群, 别有神仙之品, 历一千岁始化而苍, 又五百年乃更为白, 自兹以往, 其寿无疆。至于炼神伏气之徵, 应德协期之兆, 莫能罄述, 诚亦希逢。必有明圣之君, 躬修玄默之道, 保和性命, 契合始初, 然后斯祥可得而致。恭惟皇上, 凝神沕穆, 抱性清真, 不言而时以行, 无为而民自化, 德迈羲皇之上, 龄齐天地之长。乃致仙麋, 遥呈海峤, 奇毛洒雪, 岛中银浪增辉, 妙休搏冰, 天上瑶星应瑞, 是盖神灵之所召, 夫岂虞罗之可羁。且地当宁波定海之间, 况时值阳长阴消之候, 允著晏清之效, 兼昭晋盛之占。顾臣叨握兵符, 式遵成筭, 蠢兹夷狄, 尚尔跳梁, 日与褊裨, 相为犄角。偶幸捷音之会, 嗣登和气之祥。为宜会之史官, 以光简册, 内诸文囿, 俾乐沼台。觅草通灵, 益感百神之集, 衔芝候辇, 长迎万岁之游。
这是胡宗宪捕获一只白牝鹿后, 让徐渭写的随白鹿一起进呈嘉靖皇帝的一篇骈文。文章三百来字, 主要写祯祥之物的出现古今罕见, 是皇帝道德清虚、虔诚斋醮所致, 自己平倭获捷也是应时运而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针对世宗好神仙道术的心理和行为所撰的谀词, 但文章对仗工整, 四六句式错落有致, 颇能显示撰文者的文学才华。表文送进宫廷后, “上大嘉悦, 其文旬月间遍诵人口”[1]1339。
徐渭代写的这篇表文能在短时间内传遍京城, 固然与他深厚的骈文功底有关, 但根本原因在于“上大嘉悦”———因为世宗当时“专事焚修, 词臣率供奉青词, 工者立超擢, 卒至入阁”[2]5118, 在京官员如何使自己的文章符合皇帝的阅读口味, 以便平步青云, 这是利害攸关的事, 所以一旦有人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 自然会引起官员的强烈关注。从文章的内容来看, 徐渭确实迎合了皇帝好斋醮的心理, 并且将这种心理与白鹿的出现巧妙地糅合在一块, 因此让世宗看了高兴, 当然胡宗宪本人在沿海抗倭战斗中的频频获捷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二
徐渭明知自己代写的表、启存在“谀”的毛病, 可他仍然坚持把这些作品收入文集, 这是为什么呢?徐渭有自己的解释。在《抄小集自序》中, 他把对文章的热爱与珍惜自比为“山鸡自爱其羽”、“孔雀自爱其尾”, 并且到了“死且勿顾”的程度。在这种观念支配下, 出狱后的徐渭不遗余力地搜购此前散失的文稿, 自然也包括在胡宗宪幕府撰写的作品。尽管这些文章是代人所作, 但跟其他文章一样, 都是个人才学的结晶, 故不能弃置于文集外。在文章结尾处, 徐渭又以韩愈为例, 说自己代撰谀词是“处地然耳”, 人们不能以偏概全, 抹杀其余作品。
对于徐渭的解释, 第一层意思好理解, 因为常人都有敝帚自珍的心理;第二层意思说自己代人作文是处境所致, 没有说清楚。为了了解徐渭当时的处境及其代撰谀词的具体原因, 这里有必要对徐渭进胡宗宪幕府前后的一些情况略作交待。
嘉靖三十六年冬, 三十七岁的徐渭受邀第一次代胡宗宪撰文, 次年春正式入幕。在此之前, 他经历了诸多不幸:出生三个多月后, 父亲去逝, 十岁时, 生母被逐出家, 十四岁那年, 嫡母过世;庶出的徐渭只好跟随兄嫂过日子, 长兄徐淮“喜蹴踘烧丹, 又喜施贷, 贷或十百金, 不责券, 人往往负之, 亦不改, 以故渐散其赀, 数千金殆尽”[1]632;次兄徐潞科考失利, 赴贵州谋出路, 后来客死异乡。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徐渭二十岁之前, 不过, 让人略感欣慰的是徐渭二十岁那年考上了诸生, 经亲戚撮合, 次年他入赘于广东阳江一潘姓县簿家。五年之后, 妻子病死, 徐渭只得从妇翁家搬出。徐渭二十五岁时, 长兄徐淮也过世了, 而且就在他死的那年冬天, 不但赀财悉空, 连祖屋也被人占了。
返回山阴后, 徐渭一直租屋而居, 如, 二十八岁时, 寓一枝堂;三十一岁时, 寓杭玛瑙寺。直至入幕府后, 在胡宗宪的资助下买了一处较为宽大的住所, 才算安定下来。除了财物上的帮助外, 胡宗宪又关心徐渭的个人生活, 曾先后两次出面说媒, 为其说合婚姻, 使徐渭在四十一岁时娶了一位张姓女子。此外徐渭在胡宗宪幕府期间, 个性也没受到很大压抑, 这在陶望龄和袁宏道各自写的《除文长传》中可见出来。这些情况, 都是徐渭能长时间在胡宗宪幕府逗留的重要原因。
从上面分析知道, 由于贫困, 徐渭才进入幕府, 代写文章。这一点, 他在《抄代集小序》中交待得很清楚:“古人为文章, 鲜有代人者。盖能文者非显则隐, 显者贵, 求之不得, 况令其代?隐者高, 得之无由, 亦安能使之代?渭于文不幸若马耕耳, 而处于不显不隐之间, 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徐渭“不能避其代”, 是因为“处于不显不隐之间”, 为了解决生计问题, 不得已而为之。
徐渭愿代写文章的另一个原因, 是为了感激胡宗宪的知遇之恩。在进幕府前, 徐渭连续参加了六次乡试, 均以失败告终, 生活贫困加上科场屡屡颠踬, 使徐渭饱尝失意的滋味。入幕府后, 来自胡宗宪的关心和器重无疑会缓解乃至消除徐渭的人生挫败感, 所以当胡宗宪再三为他牵线说媒时, 徐渭遂有“蒙国士之待”的感激言词。徐渭的这种感恩心理, 后来在他自编的《畸谱》中也得到了体现, “纪恩”一栏所列人物除了嫡母苗氏和有救命之恩的张天复、张元忭父子外, 另一人就是胡宗宪。
写诗作文对于文人而言, 本来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事, 但是在代写的情形下, 情况未必会如此。经常代人撰写文章的徐渭在这方面有切身的体会, 他在《肖甫诗序》中说“古人之诗本乎情, 非设以为之者也”, 后世“乞诗之目多至不可胜应, 而诗之格亦多至不可胜品, 然其于诗, 类皆本无是情, 而设情以为之”。文人在应他人乞请而非出于自身情感表达需要的情形下写诗, 当然只会导致“本无是情, 而设情以为之”的结果出现, 徐渭在胡宗宪幕府中代写的表、启显然属于这种情况。
不过, 由于徐渭是怀着感恩的心理代胡宗宪撰文, 所以他会尽力把文章写好, 使之既切合胡宗宪的身份, 又能满足官场谄附的需要。如, 胡宗宪由御史巡按浙江, 到后来的总督沿海军务, 其间得到了严嵩及其党羽赵文华等人的大力庇护。嘉靖三十八年 (1559) , 严嵩八十寿辰时, 为了感激, 胡宗宪置办了不少礼物, 并让徐渭代写一份《贺严公生日启》, 一同奉上。其中有词句云:伏念某官, 河岳储精, 凤麟协瑞, 生缘吉梦, 盛传孔释之徵, 出遇明时, 绰有皋夔之望。历几迁而入相, 同一敬以格天, 四海具瞻, 万邦为宪。……某夙侍讲筵, 幸承余教。自叨节镇, 几动浮言, 曲荷保全, 尚充任使。知我比于生我, 益徵古语之非虚, 感恩图以报恩, 其奈昊天之罔极。
一代奸相, 被比作孔、释、皋、夔, 而且“四海具瞻, 万邦为宪”, 自然是谄谀至极, 说“知我比于生我”对胡宗宪而言或许比较恰当, 但不适合于徐渭。徐渭对严嵩的真实态度是怎样呢?在《哀沈参军青霞》、《与诸士友祭沈君文》等诗文中, 他把严嵩比作曹操、把沈炼比作祢衡, 借祢衡击鼓骂曹操的故事来揭露严嵩残害忠良的行径, 言辞间充满了愤慨与痛恨。因此可以说, 徐渭在胡宗宪幕府中的代作尽管谀词满纸, 但它所代表的是呈文者而非撰写者的态度。
徐渭代写文章, 尽力“设情以为之”的另一个原因是胡宗宪对此十分重视。由于公文中的表、启是上呈给皇帝、藩王或阁臣等贵人看的, 文章的好坏通常影响到人的政治前途, 所以不得不慎重。胡宗宪第一次捕获白牝鹿, 准备进献皇帝时, 让徐渭和其他文人各写了一份进白鹿表, 在自己不能识辨优劣的情况下, “写为两函, 戒使者以视所善诸学士董公份等, 谓孰优者即上之”, 等诸学士“果赏渭作”后才送入宫中, 可见胡宗宪的小心与谨慎。[1]1339另外胡宗宪本人是进士出身, 对于代作的文句是否工整、撰写者有无设身处地地在代写文章, 按常理他是能看出来的, 这使得代写者不能敷衍了事, 只能“设情以为之”。
此外, 徐渭代胡宗宪撰写谀词, 或许又夹杂着自觉的成分。因为当时倭扰遍及东南各地, 人们尤其是像徐渭这样有正义感的士人都希望朝中有人能肩负抗倭重任, 而胡宗宪就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他谋取权力也许是出于私心, 但他率众抗倭取得的功绩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所以在《上督府公生日诗并序》中, 徐渭把胡宗宪比作唐代的郭子仪, 赞扬他“身作长城障一方”。为了平倭, 也为了能保住胡宗宪的总督职位, 徐渭在代撰公文时, 顾忌利害关系和官场的谄附风气, 屡屡出现谀词也就在所难免了。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说, 徐渭在胡宗宪幕府中代写的表、启是“本无是情, 而设情以为之”的产物。这些文章虽然整体上表现出“谀”的特点, 但它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像徐渭自己说得那样“处地然耳”, 所以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德行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一点, 徐渭才不避嫌忌, 将这些代作收入个人文集。这样做的目的, 他在《抄代集小序》的结尾处说得很明白:“故于代可以观人, 可以考世。”提示后人在读他的代作时, 要知人论世, 避免主观地下结论。
参考文献
[1]徐渭集·附录[M].中华书局, 1983.
3.寻找徐渭的足迹 篇三
徐渭，字文长，号天池、青藤，别署田水月，明正德十六年二月初四日（1521年3月12日）生，少年时代就在这青藤书屋度过。
作为官绅家庭的院落，这里的一室一池、一草一木都对徐渭日后成为文学大家、书画宗师产生过巨大影响。窗明几净的读书处，助聪颖过人的徐渭成了闻名遐迩的“神童”；14岁学琴有成，《前赤壁赋》一曲当在这里谱成；十五六岁时向彭应时学剑，应该从这里仗剑纵马、结伴出发；16岁时那篇驰名的《释毁》也当在这里援笔写成。园内蒙络青藤、如火石榴、茸茸修竹、浓密芭蕉，成了伴随徐渭一生的绘画题材；屋南神异的“天池”，幽然通泉，常年不涸，成了徐渭喜用的别号。徜徉园内小径，仿佛少年徐渭活蹦乱跳的身影，就在眼前。
园门口的传达室兼售有关徐渭的书籍，一口气购下《徐渭集》《徐渭传》《徐渭评传》《徐渭画集》等专著，回杭沉浸书间，进一步探寻徐渭命途多舛而又才艺卓绝的人生足迹。
命途多舛
徐渭出生在绍兴一个富庶的官绅家庭，“代多豪隽富贵长寿之人”，父亲徐鏓也当过五品官。但是，灾祸也与生俱来，频频缠身。出生百日，父亲就去世了。虽然嫡母苗夫人视徐渭如己出，备加呵护培养，六岁受《大学》，九岁成文章，获得“宝树”、“灵珠”、“神童”之誉，但10岁那年生母苗君被赶出家门，受到巨大的心灵创伤。年14，把所有爱都倾注在徐渭身上的嫡母苗夫人重病，徐渭磕头出血，请求以身代死，三天三夜滴米未入，苗夫人仍然撒手人寰。年20，次兄徐潞在赶考途中患痢疾死于贵州；接着，负责徐渭生计的长兄徐淮因经营不善和热衷炼丹术而使家境日益衰落，并因吞丹而误殇。长兄死后，徐家老屋及资产又被毛氏骗走，尽管徐渭提起诉讼，却是有理无钱，输了官司。因无钱娶妻，20岁那年入赘潘家，好不容易与贤淑美丽的潘氏结为夫妻，不料恩爱六年之后，19岁的娇妻香消玉殒。而潘氏所生一子徐枚，品行不端，成了不肖之徒，让徐渭伤透脑筋。
更大的不幸，是毕生热衷科举功名的徐渭，自恃才高八斗，以为科考上榜如探囊取物，却是八次考试，次次名落孙山。第六次到杭州考试，预考成绩名列第二，正考时却榜上无名。第八次考试前，对徐渭文章格外垂青的兵部左侍郎、浙江总督胡宗宪跟有关官员打过招呼，结果依然落第。
徐渭作为声名远播的“越中十子”中的佼佼者，原本自视极高，眼看朋友们中了举人、进士、状元，自己却考场失意，其内心的愧恨、痛苦可想而知：难道是命运捉弄人吗？难道是上苍有眼无珠，硬要磨灭一颗明珠的光华吗？
1558年，38岁的徐渭受聘入东南抗倭战争中的关键人物胡宗宪的总督府作幕僚，直接参与谋划抗倭战争，为胡宗宪代写了大量表章奏疏，施展了匡世济民的才华和抱负，并以《代初进白牝鹿表》得到嘉靖皇帝的喜爱，受到胡宗宪的器重和奖赏。当时总督府森严权重，文武官吏参见时战战兢兢，不敢仰视，唯独徐渭破巾旧衣随意出入，毫无忌惮。但是，胡宗宪毕竟靠严嵩、赵文华擢升，一俟背靠的大树轰倒，胡宗宪就难免罢官被捕，并于1595年在狱中自杀身亡。45岁的徐渭惧怕牵连，“遂发狂”。而因不堪病狂痛若，先后九次自杀，先用斧击头部，又以三寸长的铁钉贯穿耳窍，“疮血迸射”，却未死成。接着，又因猜疑“红杏出墙”而杀死继室张氏，带来七年牢狱之灾。晚年，徐渭生活更是困难重重，不得不变卖家财维持生计，寄居小儿子徐枳的岳父家，并在73岁那年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一位抱负远大、才华横溢的杰出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就这样在“帱莞破弊”中离开了人世！
文艺全才
徐渭虽然一生坎坷，却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艺全才。他在文、诗、词、书、画、剧曲等方面的成就都堪车载斗量。
他的散文“远得庄子、贾谊之神韵，近取韩愈、苏轼之精髓”，求真绝伪，直抒胸膈，写“己之自得”，一改当时文坛因袭摸拟古人的弊端，开启了文学革新的先河。
徐渭给后人留下1474首诗，其中有充满戎马气息的边庭海隅之绝唱，有英雄末路、不幸遭逢的苦吟，有匠心独运、饱含真情的丹青题写，可谓风采各异，洋洋大观。
徐渭的书法精奇伟杰，成就极高。其楷书学钟繇、王羲之，行草宗宋明诸家。苏轼的朴实厚重，米芾的潇洒放逸、黄庭坚的擒纵自如、张弼的怪伟跌宕、祝允明的舒险俏丽，都被徐渭博学精取，加上他的情感融于书道，因而创作出了晚明最具穿透力的艺术精品，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座丰碑。
徐渭在剧曲领域也造诣深厚，不但有被誉为“明曲第一”的剧作《四声猿》，而且有剧曲史上第一部南戏概论性著作《南词叙录》。《四声猿》意气豪雄，文字奇绝，被澄道人称为“明绝奇文字之第一”。
徐渭的大写意绘画，是中国画史上的开创之举，徐渭曾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但以画对后世影响最大。他以惊人的天赋，神奇的笔墨把握，恣肆汪洋，画情喷薄，“不求形似求生韵”，取得了超越时代的成就。
影响深远
徐渭逝世四年后，明代大散文家袁宏道在绍兴名士陶望龄的书斋里浏览藏书，不经意从书架上抽到一本诗集《阙编》，在灯下读了几首就激动地跳了起来：好诗！急问作者何人？陶望龄说：“此余之先辈徐天池先生书也。先生名渭，字文长，卷轴题额上有田水月者，即其人也。”
袁宏道在安徽老家读过杂剧《四声猿》，见署名“天池生”，以为是元人之作；他还看到过署名“田水月”的字画，格外倾慕。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神交已久的大家正是朋友陶望龄的故交。两人同为进士出身，也都对徐渭仰慕不已，于是兴奋地拿着诗集在昏暗的油灯下读了叫，叫了读，以致把童仆都惊醒了。
接着，袁宏道和陶望龄各写了《徐文长传》的同题文章。袁宏道评价徐谓：“先生诗文倔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陶望龄则说：“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陆务观最善，后则文长。”
八大山人朱耷和石涛都十分推崇大写意画的开山祖徐渭。石涛称赞说：“青藤笔墨人间宝，数十年来无此道。”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由于崇拜徐渭的绘画技能，特刻一印章述怀：“青藤门下牛马走郑燮”。海派大师吴昌硕说：“青藤画，奇古放逸，不可一世。”当代花鸟画巨匠齐白石说得更为动情：“青藤、雪个（八大山人）、大涤子（石涛）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三百年前，或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时至今日，大写意画家高手如云，但没有一位画家不曾沾雨沐露徐渭。徐渭的笔墨光辉照亮了一代代画家的前进之路。
绍兴归来，再一次造访杭州玛瑙寺。徐渭在31岁那年，在这里为潘釴伴读一年，并借机去岳飞祠观看壁画，受到启发，创作了绘画作品《四书绘》《枯木竹石图》。
翌日，又登上杭州北高峰，观看徐渭书写的苍劲有力的行草题匾“天下第一财神庙”。同时，踏寻杭州古时贡院所在地（今杭州高级中学一带），看一看徐渭八次考试皆落第的伤心地。
又一日，前往绍兴市西南10公里处的里木栅姜婆山，拜谒徐渭的坟茔。坟上芳草萋萋，墓廓砌有四层条石，墓碑为大书法家沙孟海所书“明徐文长先生墓”。坟墓虽然结构平常，却似乎散发出一种不朽的光芒。
4.徐渭经典古诗词 篇四
1.《铜雀妓》
年代: 明 作者: 徐渭
重泉锁玉燕，甗烛绕金蛾。
君销陵柏土，妾断偃松萝。
荐梦无云雨，留香别绮罗。
愿为铜雀瓦，生死托漳河。
2.《阴风吹火篇呈钱刑部》
年代: 明 作者: 徐渭
阴风吹火火欲然，老枭夜啸白昼眠。
山头月出狐狸去，竹径归来天未曙。
黑松密处秋萤雨，烟里闻声辨乡语。
有身无首知是谁，寒风莫射刀伤处。
关门悬纛稀行旅，半是生人半是鬼。
犹道能言似昨时，白日牵人说兵事。
高幡影卧西陵渡，召鬼不至毗卢怒。
大江流水枉隔侬，冯将咒力攀浓雾。
中流灯火密如萤，饥魂未食阴风鸣。
髑髅避月攫残黍，幡底飒然人发竖。
谁言堕地永为厉，宰官功德不可议。
3.《竹》
年代: 明 作者: 徐渭
昨夜窗前风月时，数竿疏影响书帏。
今朝拓向溪藤上，犹觉秋声笔底飞。
4.《王元章倒枝梅画》
年代: 明 作者: 徐渭
皓态孤芳压俗姿，不堪复写拂云枝。
从来万事嫌高格，莫怪梅花着地垂。
5.《某伯子惠虎丘茗谢之》
年代: 明 作者: 徐渭
虎丘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
青箬旧封题谷雨，紫砂新罐买宜兴。
却从梅月横三弄，细搅松风炧一灯。
5.张岱与徐渭 篇五
张岱与徐渭
本文深入考察了徐渭与张岱高、曾、祖三代的交谊和恩怨及<徐文长逸稿>的编纂.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徐渭对张岱及其散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追求个性独立精神自由、鲜明的平民意趣、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作 者：张则桐 作者单位：盐城师范学院 刊 名：中国典籍与文化 PKU英文刊名：CHINESE CLASSICS AND CULTURE 年，卷(期)： “”(3) 分类号： 关键词：徐渭 张岱 编纂 影响6.徐渭《墨葡萄图》赏析 篇六
徐渭（1521—1593年），字文清，后更字文长，号天池，晚又号青藤道人、田水月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文学家、戏曲家、书画家。传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图》轴、《山水人物花鸟》册、《牡丹蕉石图》轴，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等。
徐渭的作品主要是水墨写意花卉，在继承沈周、陈淳写意技巧上，笔墨更为自由活泼，纵横驰骋，淋漓满纸、不受任何拘束，加上题句，以表达他心中的愤懑，对世态的讽刺，并真正发挥了中国画笔墨纸张特殊效果而创立了水墨大写意画法，因此被誉为中国大写意花鸟花派的创派始祖。主要艺术特色表现在：内容上的文人画物质和形式上的水墨大写意技法。文人画物质突出体现在作品的主体化和个性化方面，徐渭擅长绘文人所熟悉和喜爱的四君子、荷花、芭蕉等，尤喜以花木在凄风苦雨中的姿态，来象征他人生的苦痛。牡丹属宝贵花，色彩绚烂，但他却常以水墨绘之，不着意刻画花卉的自然生趣，而是从主观出发，有意改其本性，从而借题发挥，直抒胸襟，抒写自己的怀才不遇。横溢雄阔的才情、变幻莫测的意境、高旷脱俗的情趣。诗书画的三结合也是其文人画的特质。徐渭的水墨写意法，不仅将技巧升华到新的高度，还强化了文人画特色。他笔下的形象，以寥寥几笔，倾倒墨汁的淋漓水墨，浑然天成地传达出物象的神韵，将写意法演变为大写意法，真正达到了“逸品”和文人画所标榜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此诗出自明代著名画家徐渭的《墨葡萄图》的题画诗，作为徐渭的代表杰作，《墨葡萄图》成为研究徐渭不得不提的一幅重要作品。徐渭把水墨花卉大写意推向颠峰并开宗立派。从《墨葡萄图》中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大师的艺术精神之所在。
《墨葡萄图》，纸本，水墨，纯以水墨写葡萄，以饱含水分的泼墨写意法。点画葡萄枝叶，水墨酣畅。老藤错落低垂，串串葡萄倒挂枝头，晶莹欲滴，茂叶以大块水墨点成信笔挥洒，任乎性情，意趣横生，风格疏放，作画状物不拘形似，仅略得其意，重在寄兴遣怀。随意涂抹点染，倒挂枝头，形象生动。画藤条纷披错落，向下低垂。葡萄珠的晶莹透彻之感，显得淋漓酣畅。用笔似草书之飞动，淋漓恣纵，诗画与书法在图中得到恰如其分的结合。茂盛的叶子风格疏放，不法语形似，代表了徐渭大写意花卉的风格，也是明代写意花卉高水平的杰作。
画中的物象不是十分逼真，这正是徐渭的创意所在。他不机械地复写客观世界，也不拘于陈法，提出“不求形似求生韵”的艺术主张，将技法升华到全新高度，且是以“笔”在“意”先来完成作品，追求“舍形而悦影”，以放纵简逸的寥寥数笔，就浑然天成地传达出物象的神韵。其精神境界则真正达到了文人画所标榜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逸品观。恰如清戴熙在跋徐渭《杂花卷》中所云：“争势飘举矣，却善控驭；墨气淋漓矣，却不澡漏。至其才情之雄阔，意境之变化。一气鼓铸，而万有牢笼，真腕存造化者，开拓心脑，推倒豪杰，可为田水月。
《墨葡萄图》作为绘画史上杰出的佳作，充分代表了徐渭作品的特点。从题画诗“半生落魄已成翁”（古人称六十岁左右的人为翁），可以看出，这幅作品应作于徐渭出狱后的几年间。
徐渭天才卓异，但一生坎坷，出生日就丧父，此后灾难接踵而至，长兄经商失败，不久弃世，妻子早亡，八次应乡试未中。后又因恐受胡宗宪的连累，于嘉靖四十四年（时年四十四岁），自书墓志铭，并雇工匠做好棺木，蓄意自杀。曾用利斧击破自己头颅，血流满面，头骨皆折，不死；后又用锤子击碎自己的肾囊，仍不死。如此“九死辄九生，丝断复丝续”。那时，他的精神状态已接近疯狂，最后终因疑心继室张氏不贞，失手将她打死，被捕下狱，监禁了六年。出狱后佯狂益甚，贫病交加，数千卷书籍变卖殆尽，七十三岁时，结束了“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的悲惨一生。《墨葡萄图》上的题诗，正是徐渭才情满腹而不得施展，历经劫难，心中愤懑悲歌的不平之鸣！
整体构图较为工整，是写实风格，但笔墨极为桀骜不羁，有一气呵成之感，仔细观察局部更是能强烈的感受到画家的癫狂之气，完全没有条理，又是典型的热抽象之极，体现了情绪与动作美。作者通过整体的构图形成了整体的意境，将热抽象与写实风格较好的融合到了一起，完成了这幅佳作。作者将水墨葡萄与自己的身世感慨结合为一，一种饱经患难、抱负难酬的无可奈何的愤恨与抗争，尽情抒泄于笔墨之中。
7.徐渭的诗词 篇七
前人对“诗缘情”的提出, 是六朝时期, 表现了那个时代对情感的重视, 是那个特定时代的表现方式。而把“情”作为时代的表现方式的再次被重视、被倡导, 则是在明代。晚明产生一股很浓厚的风气, 就是主情。而掀起这一具有鲜明个性解放色彩的文学主义思潮的正是徐渭。他所主张的“真我”、“善心”、“至情”, 对明后期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 直接导致“性灵派”的出现。徐渭的主情说, 首开风气之先, 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同时也是对陆机“缘情说”的一种发展。
徐渭论诗, 主张自得、自鸣、自适, 反对一切思想的、格调的束缚。也就是说, 情要出自己, 反映自己的情感, 而不是空洞死板的教化。《叶子肃诗序》云:
人有学为鸟言者, 其音则鸟也, 而性则人也;鸟有学为人言者, 其言则人也, 而性则鸟也。此可以定人与鸟之衡哉?今之为诗者, 何以异于是。不出于己之所自得, 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 曰某篇是某体, 谋篇则否, 某句似某人, 某句则否, 此虽极工逼肖, 而已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若吾友子肃之诗则不然, 其情坦以直, 故语无晦, 其情散以博, 故语无拘, 其情多喜而少忧, 故语虽苦而能遣其情, 好高而耻下, 故语虽俭而实丰, 盖所谓出于己之所自得, 而不窃于人之所尝言者也。就其所自得, 以论其所自鸣, 规其微疵而约于至纯, 此则渭之所献于子肃者也。 (《徐文长三集》卷一九)
为诗以“自得”、“自鸣”为贵, 是徐渭论诗的基本原则。徐渭生活在诗歌复古的时代, 前七子的复古潮刚刚过去, 后七子的复古之论正盛行时, 而他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法古的观念, 他所宗者, 只是自己。他的这种宗乎己的观念, 也见于《跋张东海草书千文卷后》:“夫不学而天成者尚矣, 其次则始于学, 终于天成。天成者, 非成于天也, 出乎己而不由于人也。敝莫敝于不出乎己而由乎人, 尤莫敝于罔乎人而诡乎己之所出。凡是莫不尔, 而奚独于书乎哉?” (《徐文长佚草》卷二) 此文是论书之作, 但适于一切文学艺术。“天成”就是“出乎己”, 所论是再确切, 再深刻不过了。
徐渭主张本乎情, 明确反对“设情”以为诗。他为友人丁模 (号肖甫) 诗集作序说:
古人之诗本乎情, 非设以为之者也, 是以有诗而无诗人。迨于后世, 则有诗人矣, 乞诗之目多至不可胜应, 而诗之格亦多至不可胜品。然其于诗, 类皆本无是情, 而设情以为之。夫设情以为之者, 其趋在于干诗之名。干诗之名, 其势必至于袭诗之格而剿其华词。审如是, 则诗之实亡矣, 是之谓有诗人而无诗。 (《肖甫诗序》, 《徐文长三集》卷一九)
徐渭追求真我的原始的真实的“情”, 反对一切虚假的附加的“情”。然作为诗人, 保持本真和清白, 已经是很难了。很难不“干诗之名”, 于是诗歌就不可能再“出乎己”, 而只能是出乎人, 出乎名, 出乎利, 出乎政教, 出乎应酬, 于是失去真我, 就要“本无是情, 而设情以为之”, 就要为诗之名去剿袭前人诗歌之格之词。情出于“设”, 诗的内容和外形上都流于伪, 伪诗还能算诗吗?故谓“有诗人而无诗”。在徐渭关于诗歌的深刻的观念面前, 以往的诗歌都将受到严格的检验, 一切美刺教化的观念, 一切逢迎应酬的做法, 一切法往式古的主张, 都不再有任何价值。
徐渭讲“诗本乎情”, 主“自得”、“自鸣”、“出乎己”, 都是对诗抒情的强调。但徐渭的“主情说”与陆机以来的“缘情说”, 是存在差别的, 是带有鲜明的晚明时代特点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诗缘情”说所重之情, 主要是高人雅士之情;而徐渭所重之情, 更多下层世俗情感。诗赋之作, 都缘于人生哀乐之情。这里的哀乐之情, 寄托了人生之忧思, 命运之沉浮。陆机对此感觉最深, 陈述也最多。《叹逝赋》云:“乐隤心其如忘, 哀缘情而事宅。”《思云赋》云:“悲缘情以自诱, 忧触物而生端。”前者悲亲友凋零, 后者怀归忧思, 感情悲壮而崇高。徐渭所重之情, 是“出于己之所以自得”, “坦以直”, “散以搏”, “能遣其情”, “约于至纯”, 是发自内心的个性情感。徐渭的《谒孝陵诗》“二百年来一老生, 白头落魄到西京。疲骑狭路愁官长, 破帽青衫拜孝陵。” (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第十二) 情感显然综合了自己特有的落魄、讥诮、自嘲和心酸, 自然深刻地反映了人生世态的得失与无奈, 是自己的遭遇和人生经历的真切的感受, 真实而独特, 是世俗况味的真实流露, 不同于以往的崇高忧思等情感。
徐渭作为下层知识分子, 与下层人民情感相近, 其所谓情, 显然具有下层人民情感的内质。他把《诗》中许多作品与俗歌民谣等等齐观, 对山野民歌、市井谣曲特别重视。而这种下层人民的情感, 无论颂美、怨悱, 或爱或憎, 与传统的文士的喜怒哀乐之情都是有区别的。
第二, 传统的“缘情”说是坚持儒家的教化讽喻的, 徐渭的主情说则少了这种约束。也就是说, 传统的“情”总是有意、无意地遵循一定规范的。《文赋》言文用:
伊兹文之为用, 固乏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 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 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 宣风声于不泯。途无远而不弥, 理无微而不纶。配沾润于云雨, 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 流管弦而日新。
“济文武于将坠, 宣风声于不泯”, 这是文章作用最主要内容的概括。借孔子的典故, 陆机要求通过文章使文武之道永不中断。风声, 即诗教。《毛诗序》:“风, 讽也, 教也;风以动之, 教以化之。”陆机要使诗的教化讽喻作用长盛不衰。至于“配沾润于云雨”和“流管弦而日新”云云, 则是把诗教和诗乐的审美功用融为一体了。
对于这一点, 徐渭同汉儒以来政教伦常、美刺教化的观念大相径庭。他追求的是一种“天成”、“真天机”, 是一种来自于自身的情趣, 没有别的约束和制约。他论《诗》之兴体起句:
《诗》之兴体起句, 绝无意味, 自古乐府亦已然。乐府盖取民俗之谣, 正与古国风一类。今之南北东西虽殊方, 而妇女儿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 若所谓竹枝词, 无不皆然。此真天机自动, 触物发声, 以启其下段欲写之情, 默会亦自有妙处, 决不可以意义说者。 (《奉师季先生书》三首之三, 《徐文长三集》卷一六)
他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 看到兴体起句的本然性质:“天机自动, 触物发声, 以启其下段欲写之情。”不仅如此, 徐渭还对这一类的山野民歌、市井谣曲特别重视, 尤其看重其天机自动, 触物发声, 抒写真情。
徐渭论兴、观、群、怨, 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答许口北》云:“公之选诗, 可谓一归于正, 复得其大矣。此事更无他端, 即公所谓可兴、可观、可群、可怨一决尽之矣。试取所选者读之, 果能如冷水浇背, 陡然一惊, 便是兴、观、群、怨之品。如其不然, 便不是矣。” (《徐文长三集》卷一六) 兴、观、群、怨作为圣人之教, 从来都被看得很正大, 很郑重, 要和政教、伦常的大理相关联, 即使从抒情的角度讲, 也必定会有“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等等的限制。而徐渭论兴、观、群、怨, 完全不顾圣人之教和传统观念。兴、观、群、怨, 他只以“冷水浇背, 陡然一惊”八字尽云, 可见对于诗之抒情, 他所取的, 是非正统的、激烈的、真切的、使人感奋的感情。徐渭自己的诗作, 就是这样的可以使人如“冷水浇背, 陡然一惊”的作品。
第三, 徐渭的文学思想, 是建立在其反理学, 重自由, 主张自然人性, 宣“人欲”的思想基础上的。他发现了“真我”, 推崇“真我”。这个“真我”, 就是真实的、自由的个性。徐渭一生之疾伪, 一生之反对一切礼法的拘束, 就在于保有这“真我”, 他的文学、艺术创作的最突出的特征, 也就是“真我”观的体现。徐渭对于理学, 是蔑视的, 对朱熹也颇为不敬, 这使他打破正统思想束缚, 获得人格的独立和人性的自由。这种“真我”观的出现, 恰恰开启了晚明个性思潮。可见, 徐渭的“主情说”的确是和晚明的时代特点一脉相承的, 是晚明时代对“诗缘情”的折射。
总之, 徐渭在诗学上, 主张自得、自鸣、自质, 反对一切思想的、格调的束缚, 是赋予了“情”新的涵义, 而这又是当时新思潮, 新的时代精神影响的结果。而这一结果, 使徐渭成为明中期掀起的文学新思潮的先驱人物。他的以表现“真我”为主旨的诗学观, 表现出对传统观念的背弃, 却开启了一代新风, 特别对“公安派”之反复古, 主“性灵”, 影响尤大。直至清代, 以对袁枚、郑燮等人非正统的文学思想, 还有影响。
参考文献
[1]吴建民.中国古代诗歌原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2]霍松林.中国诗论史[M].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1月版
[3]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8.浅谈徐渭的“大写意”人生 篇八
明代的中国，美术正处在学习古人与创新两种意识碰撞的特殊阶段。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名家出现很多，技法也不断更新，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他的写意水墨花鸟画，气势纵横奔放，不拘小节，笔简意赅，用墨多用泼墨，很少着色，层次分明，虚实相生，水墨淋漓，生动无比。他又融劲健的笔法于画中，书与画相得益彰，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结合徐渭其身处的时代，可以从他的各个方面解读出时代与个人的交互关系。
一、美术成就
徐渭的作品流传至今的较多，传世的有《墨葡萄图》轴、《山水人物花鸟》册（均藏故宫博物院）、《牡丹蕉石图》轴，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现藏故宫博物院）等。
《墨葡萄图》纯以水墨写葡萄，构图奇特，信笔挥洒，似不经意；藤条错落低垂，枝叶纷披，以豪放泼辣的水墨技巧造成动人的气势和葡萄晶莹欲滴的效果。画上题诗，其书为行草，字势欹斜跌宕，从中可得知此图作于50岁以后，一种饱经磨难、抱负难酬的无可奈何的愤恨与抗争，尽情抒泄于笔墨之中。在徐渭笔下，绘画不再是对客观对象的描摹再现，而是表现主观情怀的手段。他又善于以草书之法入画，此幅用笔，似草书之飞动。淋漓恣纵，诗画与书法在图中得到自如充分的结合。其画面上所呈现的那种乱头粗服的美，较之元代画家的逸笔草草，更具有一种野拙的生机力感。正如他自己所说：“信手拈来自有神”，“不求形似求生韵”。自宋元以来，写意花鸟画就有一定的发展，但真正能够发挥中国画笔墨纸张特殊效果而创立了水墨大写意画法的，应该归功于徐渭。
二、似与不似之间
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兼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限，大胆变革，极具创造力，别开生面自成一家。其写意画，无论是花卉还是花鸟，皆一挥而就，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对笔下的四时花木，画家运用勾、点、泼、皴等多种笔墨形态，将牡丹之雍容、紫薇之隽秀、竹子之萧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洁的神韵刻画得入木三分，分别舒展九尺与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与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实倒挂枝头，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写意花卉的风格。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艺术的加工，使其蕴含某种内在的气质、精神，这种气质、精神又使欣赏者有如临其境之感。徐渭笔下的南瓜、菊花图，一气呵成，驱墨如云，气势逼人，同时又恰如其分地驾驭笔墨，轻重、浓淡、疏密、干湿极富变化。墨法上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虽然被徐渭自称“戏抹”，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地传达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韵。以其精湛的笔法，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营造出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
9.文言文徐渭明史及译文 篇九
徐渭，字文长，山阴人。十余岁仿扬雄《解嘲》作《释毁》，长师同里季本。为诸生，有盛名。总督胡宗宪招致幕府，与歙余寅、鄞沈明臣同宪书记。宗宪得白鹿，将献诸朝，令渭草表，并他客草寄所善学士，择其尤上之。学士以渭表进，世宗大悦，益宠异宗宪，宗宪以是益重渭。宗宪尝宴将吏于烂柯山，酒酣乐作，明臣作《铙歌》十章，中有云“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宗宪起，捋其须曰：“何物沈生，雄快乃尔!”即命刻于石，宠礼与渭埒。督府势严重，将吏莫敢仰视。渭角巾布衣，长揖纵谈。幕中有急需，夜深开戟门以待。渭或醉不至，宗宪顾善之。寅、明臣亦颇负崖岸，以侃直见礼。
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藉宗宪势，颇横。及宗宪下狱，渭惧祸，遂发狂，引巨锥剚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已，又击杀继妻，论死系狱，里人张元忭力救得免。乃游金陵，抵宣、辽，纵观诸边厄塞，善李成梁诸子。入京师，主元忭。元忭导以礼法，渭不能从，久之怒而去。后元忭卒，白衣往吊，抚棺恸哭，不告姓名去。
渭天才超轶，诗文绝出伦辈。善草书，工写花草竹石。尝自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当嘉靖时，王、李倡七子社，谢榛以布衣被摈。渭愤其以轩冕压韦布，誓不入二人党。后二十年，公安袁宏道游越中，得渭残帙以示祭酒陶望龄，相与激赏，刻其集行世。
【参考译文】
徐渭，字文长，山阴人。他十多岁时就能模仿扬雄《解嘲》，写了《释毁》一文，长期师从同乡季本先生。做学生时，就有盛大名气。总督胡宗宪将他征召到幕府里，与歙县的余寅、鄞县的沈明臣一同担任书记。宗宪猎得白鹿，将要把它献给朝廷，让徐渭起草奏章，与其他门客所起草的奏章一道，寄给跟自己关系好的学士评判，让他挑选其中特别好的一篇，送上朝廷。学士把徐渭所写的奏章进献皇上，世宗非常高兴，越发地宠信、倚重胡宗宪，胡宗宪因此也更看重徐渭。胡宗宪曾在烂柯山上宴请部下将领和官吏，大家喝到酣畅时，音乐响起，沈明臣即席写《铙歌》，有十个章节，其中有“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句。胡宗宪兴奋站起身起，捋着自己的胡须说：“沈生，你是何等人物，写诗竟如此雄浑畅快!”当即下命把沈明臣写的《铙歌》刻在石头上，此后，胡宗宪对沈明臣宠信和礼遇与对徐渭的等同。胡宗宪主管幕府，气势严肃庄重，将领、官吏们没有谁敢仰视。而徐渭头戴角巾，身着布衣，只行长揖之礼，无拘无束地高谈阔论。胡宗宪在幕府中若有紧急之事需要找徐渭，会让人夜深打开大营门口来等待徐渭。徐渭有时喝醉了，来不了，胡宗宪也只是好好对待他。余寅、沈明臣两人也很孤高自负，凭着刚毅梗直的品行受到胡宗宪礼遇。
徐渭懂军事，喜欢出奇妙计策，胡宗宪擒住徐海，诱捕王直，徐渭都参与了其中的谋划。徐渭依凭胡宗宪的权势，很骄横。等到胡宗宪被投入监狱，徐渭害怕灾祸及身，于是装癫狂，竟拿巨大的锥子刺自己的耳朵，深入几寸，还用椎子砸烂自己的.阴囊，但都没有死掉。后来，又杀死了后妻，被判死罪，关进监狱，他的同乡张元忭竭力挽救，才得免除死罪。于是游历金陵，到达宣、辽等地，纵观各个边关险塞，与李成梁的几个儿子结交为友。进入京师后，做了张元忭手下。张元忭用礼法来教导他，但徐渭不能听从张元忭教导，时间长了，(憋不住)，就生气离开。后来元忭去世，徐渭身穿白衣前往吊唁，拍着棺木大哭，哭后，也不告诉主人家自己姓甚名谁，就离开了。
10.落榜生徐渭 篇十
徐渭出生于官宦世家，和众多普通人一样，他也把读书、考取功名、报效国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徐渭幼时十分聪明，“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听。”更难得的是，他十岁时模仿杨雄的《解嘲》，作了一篇《释毁》，“指掌之间，万言可就。”徐渭就是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神童，小小年纪就已名扬四海。不过，后来他的经历却并不顺利，二十岁时才考上秀才（当然也不晚，只是与他的才能不相称）。
在徐渭看来，以他的才华，金榜题名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然而，徐渭错了，大大地错了，他从二十三岁时开始乡试，直到四十一岁，一共考了八次，但没有一次中举，心灰意冷之余，他只好无奈地放弃了。
所谓酒好不怕巷子深，有本事的人从来都不用为自己的前途担心。就在徐渭为科考不第的事郁闷不堪时，他生命中的“贵人”出现了，这个人就是总督东南军务的胡宗憲，此刻他正四处招兵买马，准备干一番大事业。当胡宗宪听了徐渭的种种传说后，他立即派人去请，但让胡宗宪意想不到的是，徐渭竟然拒绝了（看来牛人都需要三顾茅庐）。大家都以为胡宗宪会火冒三丈，但出人意料的是，胡宗宪不仅没有生气，还亲自带着礼品去拜访。就这样，落榜生徐渭成了胡总督的幕僚。
当然，徐渭并非浪得虚名，他不但是一个天才艺术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在歼灭浙江一带的海盗和倭寇时他运筹帷幄，屡出奇招，化劣势为优势，瓦解徐海，擒获汪直，为东南沿海的安宁立下了汗马功劳。不仅如此，他还培养了一代名将——李如松，为后世所景仰。然而世事难料，就在徐渭的事业蒸蒸日上时，他的老板胡宗宪倒台了，并死在狱中，有好几个幕僚也受到了牵连。更可怕的是，徐渭从朋友那里得到可靠消息，下一个被整的人就是他。在种种威胁和压力下，徐渭的精神崩溃了，他数次想要自杀，但都没有成功，谁知却在癫狂之中误杀了妻子张氏。杀人者偿命，但朝廷念他抗倭有功，只判了他七年监禁。别人坐牢都哭天喊地，满腔怨恨，而这位仁兄却与众不同，竟然在监狱里搞起了创作。
11.浅析八大与徐渭艺术之不同 篇十一
一、两位疯癫型艺术家
徐渭一生坎坷悲惨, 八大一生亦是颠沛流离, 虽然徐渭与八大生活于不同时代, 但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一生才华横溢、寄情于画, 种种残酷现实打击后变得精神癫狂。然而八大的癫狂于他来说实则是一种避难的方式。他不忍面对现实的诸多不幸, 时而清醒时而疯癫, 时而狂笑时而狂哭。如清人张赓所说:“八大襟怀浩落, 慷慨啸歌, 世目以狂”。八大的“狂”多是真实性情之表露, 与徐渭的癫狂不尽相同。徐渭一心只想走仕途, 热衷于名利, 八次应举, 屡试屡败, 仕途无望使他性情大变, 从而发生一幕幕的悲剧。如:他曾九次自杀, 且自杀方式足以令人嗔目。用斧头击头, 头骨破裂, 血流不止, 不死, 又用三寸长的铁钉刺入耳窍, 耳中鲜血尽喷, 仍不死……由此可见徐渭之狂犹如精神病似的癫狂, 而八大之狂则是无奈的佯装, 并非是精神错乱, 乃是生存避难的方式, 与徐渭完全不同。
二、徐渭与八大的艺术追求
徐渭思想受儒、释、道三教所影响, 他那放荡不羁的心灵中, 实际体现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王氏心学与传统儒学强烈碰撞的状态, 而他正是这大背景下产生的畸形人格代表。他自尊心极强, 并渴望证明自己的才华, 乐于追求仕途, 从他的《墨葡萄》题跋诗中可见, “笔底明珠无处买, 闲抛闲掷野藤中”。不言而喻此处把自己比喻为无处卖的“明珠”, 而造成他一生悲剧的也正是他那偏激、桀骜不驯的性格。观徐渭之画可感受到他作画注重精神自由、个性洒脱、凸显性情, 充满一股纵笔狂挥的激情和癫狂力量。他将人生之痛苦、悲愤、压抑的种种都融于笔墨之中, 使他的绘画从有法到无法, 完全超越了技法和形式而进入到自由狂热、奔放洒脱的境界。
八大思想主要受禅宗影响, 王新伟先生在其著作《超越视觉的艺术》说到:“朱耷艺术的“怪诞”正是其精神分裂与禅宗直觉相结合的结果”。纵观八大的艺术, 虽然早期的花鸟大写意是沿袭了徐渭的程式, 但八大最终挣脱了徐渭狂傲的画风, 形成了自己独特怪诞的风格, 似乎介于“癫”与“不癫”之间的艺术风格。高居翰先生曾言“一位艺术家能画出具有疯狂效果的作品, 并非决定于他是否精神异常, 而决定于他对精神错乱状态的了解是否深刻到可以将他运用到个人的艺术创作中, 以及他是否具有足够的艺术技巧, 运用艺术形式和形象重新塑造这种疯狂经验的艺术面貌。”毋庸置疑徐渭和八大的艺术正是这种经验的显现。
八大笔下鸟乃是白眼向天, 傲然挺立;孤鸟缩颈垂首, 怪石嶙峋, 气氛冷落萧条, 形象简练。八大的艺术是在晚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此时作品特点更为含蓄, 韵味更浓。细细体味便可看到八大与徐渭的艺术追求不同。在徐渭作品中, 我们感受到的是放荡不羁、狂傲、随意涂抹的笔墨, 且画面构图饱满充溢, 爆发力十足。如《雨中兰》题跋诗:“此则不知为风为雨, 粗莽求笔, 或者庶几”。这完全是由徐渭奔放狂野的性格决定, 外显的性格在他的艺术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在八大的画中, 图像和内容都表现含蓄, 似乎有种欲哭而不能哭的情绪。其意境更隐喻, 更有韵味。如他晚年的《孔雀图》, 孔雀尽显丑态, 面目狰狞, 踞于顽石之上, 顽石感觉倾刻可倒, 画面以形写神, 隐喻地表现了对统治者的讽刺。正是这种内敛、隐喻的艺术特点才使八大的艺术魅力到今天仍然不减, 反到使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尽管大写意画派的开创者是徐渭, 但代表这一画派最高成就的无疑是八大山人。
三、结语
在2009年举行的匡时拍卖公司春季拍卖会上, 八大传世名作《仿倪云林山水》以8400万元高价成交, 创全球中国绘画新纪录。而徐渭的作品在以往拍卖会上价格一般都在100万元左右, 和八大的作品价格相差甚远。虽然拍卖行存在着一定的商业炒作, 不能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八大和徐渭艺术上的成就, 但价格也说明了一点, 即徐渭的艺术对后人的影响实不如八大。原因何在?很明显, 正是在于八大的艺术风格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朱良志先生在其著作《中国美学十五讲》中说到:“中国艺术以“隐”为要则, 强调象外之象、言外之意、韵外之致、景外之景, 要含不尽之意在言外。”而八大的艺术所表现的内敛、含蓄、隐喻之美正体现了中国美学的特点, 呈现出了最高的艺术精神。
摘要：徐渭和八大两位艺术家虽处不同时代, 但他们有着相同命运, 同样是寄情于画、才华横溢;同样是精神癫狂、坎坷一生, 所以有着极大的可比性。两位艺术家都可谓是中国美术史上的艺术大师, 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就两位艺术大师的命运与艺术追求进行比较, 凸显其相同与不同之处, 且分析八大的艺术特点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
关键词：八大山人,徐渭,疯癫,比较
参考文献
[1]胡光华.八大山人[M].吉林美术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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