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精选8篇）

1.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篇一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关于儒家政治思想的认识

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儒家以其独特的思想，凸显了其对中国政治的独特价值。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学说“仁政”，以及以德治国的方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人处世原则，对中国古代的社稷安稳以及社会的长治久安，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政治思想体系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政治思想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本文通过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了解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和儒家政治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影响，探索儒家政治思想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发，以求得社会进步、时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

儒家政治思想的产生：

儒家学派诞生在战火纷飞、群雄争霸的春秋时期，其创始人为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教育家孔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孔子提出“仁者爱人”，要求统治者体察民情，反对任意刑杀和苛政，提倡广泛理解和体贴他人，以此调整人际关系，稳定社会持

续。提出“克己复礼”，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礼”的准则。其中的“礼”，专指西周时候的等级名分制度。为了能够实现“礼”，孔子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就是按照周礼的制度把当时已经混淆的社会等级秩序矫正过来。另外，孔子还提倡“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用“德”教化百姓。在百家争鸣的大社会背景下，儒家思想成为当时影响力较大的一派，儒家政治思想产生于儒家思想之中。孔子奠定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基础。孟子对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

战国中期，生产力迅速发展；各国为争霸竞相改革，政治变革大为得势，思想阵地极为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方兴未艾，以捍卫孔学的孟子，著书立说，批判各家，参与争鸣。孟子对孔子的政治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继承了孔子的仁政与德治理论，进一步发展成为仁政说、民为贵、性善论。义利观。在仁政说方面上孟子主张“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要订立制度，使百姓有固定资产。主张均平赋税，减轻百姓负担。孟子还主张保护工商业。孟子提出民为贵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体现了国家可变，君可变，而百姓不可变的思想，这是时代的卓见，也是继承和发扬了民本思想。孟子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仁政是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在义利观方面，孟子强调先义后利，舍生取义。孟子要求百姓应该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这样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成为当时的显学。

荀子对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

战国时期儒学的另外一位重要代表荀子将儒学发展到了另一种高度，是战国时期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生于孟子之后，不仅继承了儒家传统，更融合了其它哲学传统，如道家、法家和墨家（庄子，商鞅，墨子等）的思

想，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使之为己所用。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以礼为本、德法并举、德主刑辅、礼义教化与法律强制相辅相成，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创新发展。确立正统地位：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他提出“天人感应”学说，这是董仲舒儒学的基础。他宣扬“君权神授”，为君王统治天下提供了理论根据。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为人伦道德标准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王道之纲”。这些理论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新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汉代粗糙的儒学已经不能再控制人心了。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吸引了许多信徒，儒学的发展出现了危机。，为了振兴儒学，唐宋儒学家不断进行思考与探究，吸收了佛教和道家的思想，是儒学体系得到了丰富和更新。到了宋代，出现了实质为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他们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理”体现在社会上是儒家的道德伦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人性。那么应该如何把握“礼”呢？方法是“格物致知”。就是通过接触世间万事万物，在体会到各种知识的基础上加深对先天存在的“理”的体验。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适应了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变，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增强的需要，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为封建等级特权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适应了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深得统治者的欢心，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南宋时期，一些理学家对程朱探究真理的繁琐方式表示不满，由此诞生了实质为主观唯心主义的陆王心学。陆九渊的主要观点是“心即理也”，认为心就是天地万物的渊源。他提出了“发明本心”的求理方法，认为求“理”就是进行内心的反省，这与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方法产生矛盾。王守仁的核心思想是“致良知”，认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人天生具有良知，只要克服私欲、回复良知就能成为圣贤。这就强调了自我的主动作用、激励了人们奋发立志。陆王心学是天理与人道的和谐统一，是儒学的社会化生活化，是发展是弘扬，由士大夫阶层走向了民间，所以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儒家哲学的生活社会中的落实。

明清时期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批判：

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的科举考试使思想界出现因循守旧、陈腐不化的风气。

在商品经济下社会拜金风气盛行，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明末清初的思想界有识之士发起了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批判。李贽提反对孔孟学说和极力鞭笞程朱理学，反对绝对思想权威，倡导个性的自由发展，认为“万物皆生于二”，批判理学的“天理”学说，摇撼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基础。李贽的思想冲破了封建统治秩序，有利于人民思想解放。王夫之系统的批判了宋明理学，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体系，颠覆了程朱理学“道在气先”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理论根基。黄宗羲从根本上否定了沉浮的伦理纲常，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并提出了种种限制君权的理论和设想，包括言论自由。顾炎武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明清时期的批判，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君主专制统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

近现代儒学的开端 ：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国内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不少仁人志士认为，中国应当采取变法以图强国。然而，传统的被统治者改造的儒家思想又成了变法图强的一大障碍。在当时，要进行变法，就必须从思想上破除“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迷信，打击“恪守祖训”的封建政治势力，辩明变法的合理性，解放人的思想。近代儒学最终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发展为近现代新儒学。戊戌时期维新派开始对孔子和儒家政治思想作正面的清理和公开的批判，孟子的“民为贵”思想为中介，论证儒家的仁政、王政、不忍人之政，与“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治制度近之”。对孔子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作了公开批判，在维新派的笔下孔子成了限制人们思想自由的蟊贼。他们认为

儒家政治思想的最大弊端在于维护封建政治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推到了一个新阶段。

打倒孔家店：

北洋军阀统治前期, 中华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登上政治舞台，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中华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 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播，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北洋军阀（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推行尊孔复古的逆流, 面对中国满布阴霾的天空，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却发动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迷信的同时，对以孔子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维护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树立起了“打倒孔家店”的的大旗。

“打倒孔家店”实质上是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的全面清算。

如何正确对待儒家政治思想

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1）对那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

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儒家政治思想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及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演变史中，儒家思想一直居于核心位置。在当下传统文化复兴热潮，尤其是儒学复兴热中，能充分的认识儒家政治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统一性与斗争性，对于文化传统的扬弃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文明传承了几千年没有中断，它的政治思想、道德、政治心理和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受传统的影响。民本思想在专制统治下虽然重在治民、用民有时甚至是愚民，但其合理内核是不容抹杀的。无论统治者出于哪种目的，最终的受益的都是人民。儒家所主张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个人气节观；以及“未知生，焉知死”、“不语乱力怪神”现世主义态度下的“志于道”，“好学不厌，诲人不倦”，“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

老之将至”的好学精神，在道德修养，人生信仰两个层面上为人类提供了具有永恒价值的思想资源。这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应该学习和发扬的。

作为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政治伦理，它与现代民主法制理论的尖锐冲突是非常明显的。按照儒家政治伦理传统，“有德者宜高位”，“有德者王”，执国家权柄之人都是“奉天承运”、“天命所归”的德高望重的人。在专制制度下，权力越大，他受到的限制就越少，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也越大。官场之人之所以“欲望横流”、“欲壑难填”，其原因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为统治者提供了不断扩张欲望的空间。儒家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主张“性善说”，相信为政者应该具有廉洁的美德，所以对于统治者，尤其是皇帝的要求，便是以圣贤为榜样，注重于自我的修养。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从未出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观念，并非偶然。但是，也从来没有建立起预防腐败的制度。但从历史上看，作为拥有最高权力的皇帝，本身的欲望也是无限的，皇帝的腐败也是绝对的；而整个官僚体系出现腐败现象也是必然的。因此，儒家思想家“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理想一旦付诸于政治实践，大多面临碰壁的窘境。这样，在专制制度下，权力越大，欲望所受约束越少，对社会造成危害就越大。所以，在封建社会中，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皇帝本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权力系统能否顺利运行，所以皇权腐败往往成为整个权力腐败的起点。儒家最求的最高政治境界是“圣人之治”。当皇帝的行为越出儒家设想的政治轨道而恣意妄为，并与他们发生冲突时，代表道义力量的儒生则往往首先成为掌握至上权力的专制君主杀戮的对象。于是，一幕幕焚书坑儒和文字狱的悲剧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不断的上演。

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缺乏法制与民主意识。在两千年的封建

社会中，儒家政治伦理在官方话语体系中一直是维护社会不平等现实的理论基础，是为“家天下”专制特权进行强力辩护的工具，愚弄、奴化和奴役普通民众的利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等信条，是儒家留给统治者的政治秘诀和治国妙道。儒家所谓“民本”思想出发点都是基于统治者的利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仅仅实用于平民阶层，统治者则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显然与今天的民主法治是背道而驰的。对权力的约束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现代化改造的关键时期。一些官员禁不住钱权诱惑，卖官、贪污、行贿受贿，情欲泛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很多中国人还没有从儒家传统“权力神圣”的政治伦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没能认识到“权力导致腐败”这一铁律。所以我们更要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建立健全防腐制度，从而更好的杜绝这一系列的有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为。

2.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篇二

关键词：精品课程,《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建设,教学改革

自上海海洋大学2000年行政管理专业开办以来,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专业必修课程开设有十二年时间。目前上这门课的学生分布在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社会工作三个专业, 每届约200人。通过近几年的不断建设, 《中国政治思想史》于2009年获批校重点建设课程, 2012年度获批上海市教委重点建设课程, 同时获得上海海洋大学精品课程荣誉称号。对精品课程《中国政治思想史》建设目标及实现途径的探讨不仅可以进一步促进该课程的建设, 也为其他高校的精品课程建设提供借鉴。

一、建设好一流的教师队伍

“一流的教师队伍”, 就是要建设一支结构合理、人员稳定、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教师梯队。要培养学术造诣高、教学经验丰富、成果显著、年龄和知识结构合理的主讲教师梯队, 并使这支队伍成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主力。

首先, 在教学队伍整体结构方面, 本课程组现有教师5人, 其中副教授3人, 讲师两人;在学历上, 博士研究生5人, 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人占总人数的100%;这种职称与学历的分布情况, 表明本课程教学队伍的科研能力强。教师队伍中全在40周岁以下;平均年龄为32.8岁, 年龄结构合理。在师资配备上, 主讲教师5名, 教师与学生比例为1∶20;师资整体素质高, 充满生机和活力。本课程的师资队伍建设, 计划形成以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为梯队的师资配备, 在师资的专业上能够整合政治学、哲学和行政学等, 形成多学科交叉发展。

其次, 在教学改革和研究方面, 已完成《中国政治思想史》校级重点课程建设, 获“校级重点建设课程优秀奖”编写了1套试题库和阅读资料库;进行了两学时的课程录像;发表了4篇教改论文、6篇学术论文;课程负责人主持了与该课题相关的教研项目1项、科研项目两项;建立一套有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评价体系。

再次, 在青年教师培养方面, 鼓励青年教师到国内外著名高校进修, 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和理念。本课程组一位教师已赴美国杜克大学访学;不定期召开教研室的教学研讨会, 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各种学术类和教学类会议, 通过这些活动, 青年教师开阔了视野, 提高了专业水平、教学水平;通过集体听课, 了解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 发现问题并给予现场指导。通过座谈等形式, 就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经验交流和针对性培训。青年教师之间也相互听课, 取长补短, 互帮互学, 共同提高;通过以上措施, 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培养了一些教学理念先进、业务水平好、专业素养高、教学成果丰实的青年教师。

二、明确课程目标、重难点及相关教学条件

只有明确的目标, 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只有对该课程的重难点有清晰的把握, 才能找到较好的解决办法。与此同时, 还得对该课程现有的教学条件的有所把握, 克服不足, 发挥优势。

首先, 关于课程建设目标。按照国家教育部学科规划, “中外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这门课程在政治学学科中具有重要地位, 是政治学理论专业和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从本系的学科建设看, 这门课程作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必修课, 课堂教学始于行政管理专业招生。本课程的建设旨在提高师资队伍教学理念与水平, 使学生切实理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 掌握相关的历史和政治知识, 了解国情, 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 提升专业知识的系统性和提高思维能力等。具体建设目标是: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加强与国内外大学关于该课程教学的交流沟通, 开阔教师理论联系实践的视野, 增强教师教学、实践与科研能力, 形成一支结构合理、人员稳定、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团队;在教学内容方面, 吸收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前沿理论, 体现现代教育理念和时代要求;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方面, 改进教学观念和方法, 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网络技术, 实现教学与管理的网络化;在考核方式改革方面, 进一步细化量化考核指标, 具有可操作性。我们的目标是将这一主干课程最终能够优化为上海市精品课程, 使之成为行政管理本科教学的基石和品牌。

其次, 关于课程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课程重点主要是了解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 把握历史上主要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特别是这些思想家的基本问题、主要范畴与命题) 。课程难点主要由本课程的性质和教学内容所决定, 本课程对学生关于古文献的理解、把握能力和自身的史学修养要求较高。必须通过与西方政治思想的对比来关照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演变, 因此对学生的西学功底亦有较高的要求。解决办法主要是辅导学生加强对文言文的学习, 掌握古汉语的相关知识。加强中西政治思想史的比较, 凸显中国政治思想的特色。坚持历史主义方法, 把思想家政治思想放到具体历史环境中来加以疏理与解读。

再次, 关于教学条件。本课程已列为上海市重点建设课程项目, 受到了上海市教委的重视并得到了大力支持;本课程已经开设多年, 初步形成了包括政治学、哲学和行政学在内的师资队伍, 专业队伍在年龄结构上趋于合理, 在知识结构、师资配备方面有相当优势, 总体学术水平较高, 是一个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并具相当发展潜力的群体。本课程一直以来重视文献阅读训练, 通过对文献解读能力的训练, 使学生具备从事教学、学术研究的扎实基础, 从而具有广泛的专业适应性, 有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在教材使用与建设方面, 我们使用曹德本主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教材。同时还把萧公权所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吕振羽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学生辅助教材;在图书资料方面, 课程组成员参加学校图书馆的图书采购, 近年来, 购置了大量与本课程有关的图书资料供师生使用。

三、创新教学方法、手段并做好自我评价

首先, 关于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创新。本课程教学主要采用课堂授课形式进行, 辅以课堂讨论、布置思考题、指导课外阅读等。一般内容可由学生自学, 重点内容在课堂上讲授, 并配以多媒体教学演示方法教学。对每一时期的政治思想作总体的介绍, 提示其中的学派特征、各派思想间的内在联系、相互影响及同异比较等方面, 对其中所涉及的一些基础概念以提示参考材料等方式加以解决。这样能够较充分地利用授课的有效时间,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信息量, 从而获得对这门知识的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运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去关注现实。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强化对知识的掌握和吸收, 要补充丰富的形象思维的知识内容。主要方法是, 在电子教材中, 插入实物照片或图片。例如, 讲授帝王的统治思想, 让学生们观看皇宫的图片, 通过形象思维, 使学生能深刻理解贾谊的名言:“天子如堂, 群臣如陛, 众庶如地”。再如讲授孔子, 展示孔庙的照片;讲授政治伦理, 展示关帝庙、关林的照片;讲授李贽, 展示泉州李贽故居的照片等等。以此丰富课堂教学, 提高教学效果。为了优化课程设计, 本课程进一步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和改革考试方式, 反对死记硬背, 加大了读书报告、读书笔记、论文写作等开放性作业和考试在课程考察中的比重, 促进学生独立思考, 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动性, 因材施教, 鼓励创新思维。考核方法:平时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成绩评定:总评成绩=平时考核 (40%) +期末考核 (60%) 平时成绩40分=平时考勤20+小组发言10+平时作业10。

其次, 关于教学效果。本课程具有良好的师资力量。教师备课认真, 授课尽心, 编写了系统的教学大纲, 制作了完整的课件, 编撰了详尽的教案。教师在课堂中采用多种教学方式, 教学方法生动灵活, 教学过程精益求精, 力图把理论学习和素质拓展相结合, 专业训练和个人成长相结合, 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本课程得到校内外同行专家的充分肯定和较好评价。本课程近三年在学生评教中成绩均值在90分以上。

再次, 关于自我评价。本课程的主要特色及创新点主要在于以下几点:完整与重点相统一的教学内容。本课程以古代政治思想史为主导, 并且尽可能论及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以达到相对完整的目的;较为独到的教学风格与教学方法。本课把课堂讲授与课程论文、课堂讨论结合起来, 把学习教材与研读原典结合起来, 把培养学生合理知识结构与培养学生合理能力结构结合起来, 把教学问与教做人结合起来, 从而使本课在教书育人上发挥了多功能的积极作用;注重培养学生经典文献理解能力的导向。本课通过对于文献的阅读、讨论和在此基础上撰写读书笔记等形式, 加强学生对于思想本身总体把握和深度理解的能力。本门课程在经过校级重点课程建设和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建设的基础上, 形成了较为雄厚的师资力量、相当成熟的课程结构、相对完善的教学内容和多元化的教学风格, 同时也在不断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优势, 特别是在先秦政治思想史的课程教学中, 依托较为强大的科研实力, 本课程教学内容具有较强的前沿性和时代性, 受到学生、同行和专家一致好评。

最后, 本课程目前存在的不足:教材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虽然很多, 但很难说有公认的好教材。我们计划在教学改革成果的基础上, 在2012年内, 争取写出一本适用于教学的教材。已完成了教材的初稿, 目前已进入统稿阶段;尚未有配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史料学”。作为基础教学, 必须培养学生重视经典著作的学习。未来我们将在这方面多加努力;如何更好地发挥本课程的辐射作用, 传播优良的中华传统文化, 提高学生的国学素养, 是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 本课程在这方面还需要做些探索。

四、规划好课程建设步骤

要实现课程建设目标, 并且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建设规划, 根据规划制定相应的措施, 规划在建设过程中根据实际效果作动态的调整。

首先, 关于课程建设目标及措施方面。第一, 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目标:加强与国内外大学关于该课程教学的交流沟通, 开阔教师理论联系实践的视野, 增强教师教学、实践与科研能力, 形成一支结构合理、人员稳定、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团队。措施:派两人参加国内相关课程建设教学研讨会;派两人去国内外高校访学。第二, 教学内容方面, 目标:吸收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前沿理论, 体现现代教育理念和时代要求。措施: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1部;教学大纲及教学计划、修改、增补;课程内容调整、修改、增补;制作、完善电子教案1部;完善课程习题库。第三, 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方面, 目标:改进教学观念和方法, 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网络技术, 实现教学与管理的网络化。措施:发表3篇高水平的教改论文;课程录像6学时;利用网络教学平台, 进行作业的批改和课后指导。第四, 在考核方式方面, 目标:进一步细化量化考核指标, 具有可操作性。措施:制定一套更加完善的考核体系。

其次, 具体时间安排。第一, 2012年下半年需要完成的工作:教学大纲及教学计划、修改、增补;课程内容整合, 调整、修改、增补;制作、完善电子教案;《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出版;第二, 2013年上半年需要完成的工作:发表教学研究论文3篇;提高师资队伍水平, 派两人次教师参加国内相关课程建设教学研讨会;完善课程习题库;第三, 2013年下半年需要完成的工作:课程录像6学时, 并将其放到网上教学平台;根据上面的教学成果, 对网上教学平台中本课程的内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完善本课程参考资料文库。第四, 2014年上半年需要完成的工作:召开课程组总结会, 修改及完善各相关项目;建立完备的学生考核指标体系;撰写课程建设报告;准备课程建设工作验收。

五、结语

《中国政治思想史》精品课程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涉及教师、学生、教材、教育技术手段、教育思想和教学管理制度等。课程建设规划反映了上海海洋大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战略和学科、专业特点。在新形势下, 《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要在现代教育思想的指引下, 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机制和培养一支素质过硬、技术精湛的教师队伍;并在深入开展科学研究的基础上, 建立知识结构合理、整体优化、反映本校的教学特色的课程内容体系;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积极开发网络教育资源等立体化教材, 实现优化教育资源共享;加强实验、实践教学工作, 增强能力的培养;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和教学交流活动, 开阔视野, 为建立青年教师培训机制创造条件。争取在未来的十年内, 将《中国政治思想》优化为上海市精品课程。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36.

[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3]李泽厚.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

[4]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3.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民本思想 篇三

纵观世界历史，差不多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封建时代都置于宗教的统治之下，尤其西方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人类的理性靠上帝的启示和光照，人类理性的目的就是认识上帝的存在，“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安排的”，“天意要对一切事物贯彻一种秩序”。(《阿奎那政治著作选》)他们认为上帝对人的奴隶制度是合理的，谁要破坏这种秩序，便是违背上帝的旨意，要遭到上帝的惩罚。而我们中国是一个例外，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无论先秦老子、庄子，还是宋明时的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都无不排斥和批判宗教，都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社会，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最主要的社会根基，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所以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地位非常突出。本文主要从君民关系上论述中国古代的以民为本的思想。

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最早把它作为治国手段的是周公旦，提出“敬德保民”，意在要求统治者做道德的榜样去感化人民，以仁爱的心去爱护人民。最早明确提出民本思想观点的是《尚书·王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在他所整理的这部书中进一步提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孔子的这一思想被孟子所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他非常明确他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人民、社稷与君主三者比较起来，人民最重要，社稷第二，君主第三。这就是著名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孔孟稍后的荀子论述到：“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荀子·王霸》)这就是得民众得天下的道理。

在论述民、国、君三者关系方面最具典型性的是汉代贾谊，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新书·大政上》)贾谊从民为本、民为命、民为功、民为力等四个方面论述了民为邦本的道理。一是民众决定了国家的安全、君主的威望、官吏的尊贵；二是民众决定了国家的存亡、君主的明暗、官吏的贤否；三是民众决定了国家的兴废、君主的强弱、官吏能力的有无；四是民众决定了战争和政治斗争中的战、攻、守的胜败。归根结底，民众是国家、君主的决定力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力量。

二、民本思想在政治思想上的体现

民惟邦本是传统的为政治国良策，为历代开明的统治者所重视。他的思想源于先儒的“仁”和“仁政”思想。孔子提倡“仁”，“以德治国。”仁的基本精神是重视人，基本含义是“爱人”。在《论语》一书中，孔子讲“仁”有100多处，要求人们把对亲人、家庭的爱推广到家庭以外的人们中间去，把对一个邦国的关怀推广到整个天下，把对家庭的亲情、血缘之爱扩展为对朋友的友爱、对全社会的博爱。孟子则充实和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仁政”的主张，将仁爱原则置于君臣、君民的从属关系之上，使“民贵君轻”思想显示出限制暴君苛政的积极意义。

“仁政”在理论上出自于“人性善”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在实践中表现为个人道德的扩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在执政上要实行“德治”，强调仁义原则是制定政策与法令的依据，只有实行“德治”才能使人心悦诚服，而德治的实现有赖于道德高尚的人充当统治者来感化人民。所以，传统儒家都认为，国家的治乱，礼法的立废，都取决于统治者，特别是君主个人的品德。为此强调，“由己及人”，以身作则，统治者要严格地以礼法“正己”，“其自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孟子也强调“身正而天下归之”，“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离娄上》)因而“惟仁者宜在高位”，也就是品德高尚的人适宜掌握重要的权力，“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尽心上》)这就是“为政在人”的德治思想主张。

民本思想是德治的基础和前提，德治是反对暴政、苛政的。孔子认为“苛政猛于虎。”(礼论·檀弓》)对于治国，他提倡“五美”，即“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子张》)即给百姓恩惠但耗费不大；役使百姓而无人怨恨；追求仁德而不贪图财利；态度庄重而不傲慢；政治威严而不苛刻。荀子也指出“有社稷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荀子·君道》)

三、民本思想体现的内容

惠民、爱民、利民，是民本思想原有之义。如何实现呢?我们的先智先哲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有诸多论述，主要思想有：

(一)富民为先

春秋时代的杰出政治家管仲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反之，“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管仲还特别强调：“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要使天下太平，权力握牢，必须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子·牧民》)这四个方面，富民是基础。管子是最早提出富民政策的政治思想家。稍后孔子也提出过“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孔子家语·贤君》)

怎样富民呢?孟子提出—个根本性的措施，这就是“制民之产”，也就是让老百姓有一定的固定资产。他认为，“民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这个“制产”的标准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养)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当时孟子定的民之产的理想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忽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把这些作为“驱民之善而王天下”的基本条件的。战国时期，土地兼并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孟子主张实行“仁政”，首先从划

分和确定土地的疆界开始，甚至主张用法律的手段限制土地兼并。孟子之后，许多政治思想家都提出过“制民之产”的具体方案。汉代晁错曾指出，“圣王”能使民不饥饿，并非要自己亲自去种田织布，而是让百姓安心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和生活。他说：“民贫，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刑重法，犹不能禁也。”(《论贵粟疏》)北魏高祖元宏曾颁布均田令，“遗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劝课农桑，兴富之本。”(《魏书·高祖纪》)等等。

(二)轻徭薄赋，使民以时

官府徭役，不违农时，这在农业社会里是十分重要的。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是管仲，他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管子·牧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荀子·王制》)孔子也倡导“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样就能“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梁惠王上》)

富民，要“薄税敛”，征收赋税要有定制。“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管子-权修》)南朝刘勰从“仁政”的高度来论述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并把它看成是致太平的根本措施。他说：“夫足寒伤心，民劳伤国；足温而心平，人佚而国宁。是故善为理者，必以仁爱为本，不以苛酷为先。宽宥刑罚，以全人命；省彻徭役，以体民力；轻约赋敛，不匿人财；不夺农时，以足民用。则家给国富，而太平可致也。”(《刘子·爱良》)历代开明的统治者都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注重“宽政息役，惠益百姓。”汉初实行“与民休息”，奖励农桑，“三十税一”，形成文景之治；唐太宗在贞观二年对侍臣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菅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贞观政要·务农》)正因为李世民有这样的清醒认识，推行“安人宁国”的政策，历史上形成“贞观之治”就不难理解了。

(三)恤刑慎杀，反对繁法苛刑

孟轲认为重刑滥杀都是“虐政”和“暴政”，主张“省刑罚”，“不嗜杀人。”“省刑罚”即减少刑罚方面的规定，减轻刑罚的危害程度。“不嗜杀人”即慎重地运用死刑，不依靠杀人来维持统治。他说：“杀一无罪，非仁也。”(《孟子·尽心上》)主张大夫可以背叛“无罪而杀士”的国君，士可以离开“无罪而戮民”的诸侯，臣下可以讨伐残害民众的君主。他劝告国君一定要审慎地对待死刑，千万不能只听一面之辞而草率决定：“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上》)孟子的这些主张，是他“民贵君轻”思想的集中体现，而且是对儒家君思想的重大修正，是古代民本思想中具有民主性的精华因素。

(四)富而教之

以民为本者都重视对民众的教育。孔子认为，治者的第一步是使民众富足，第二步就是教育。而“教则易为善，善而从正，国之所以治也；不教则易为恶，恶而得位，天下之所以殃也。”(《李觐集·安民策三》)所得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这一点汉儒董仲舒说得非常清楚：“老百姓追逐利益就好似水向下流一样，不用教化作为堤防就不能阻止。教化建立了，奸邪的人或事都会得到制止，这是堤防完好的结果；教化破坏了，奸邪的人或事都会出现，用刑罚也制止不了，这是堤防破坏的结果。”(译自《全汉文·卷二三》)历代统治者都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们居帝位统治天下，都把教化作为首要任务。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宋明理学家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天理与人欲的对举，都为统治阶级教化百姓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古代特有的书院制度，将教育与训导相结合，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重教化的特点。教化的内容则是儒家一贯倡导的四常，即：礼义廉耻；五常：仁义礼智信。整个封建社会，教化的道德价值取向都是非常明确的。统治者教化民众的目的是使其统治能够长治久安。汉代贾谊说：“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国政得到治理)也。政治，然后民劝也。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新书·大政下》)对人民进行教化，这是传统的治国方策，也是民本思想的体现。设教劝善，效迟功远。

(五)与民同乐

所谓与民同乐，也不仅仅是指同老百姓一道娱乐，更主要的是指统治者要推己及人，施恩于民，关心百姓疾苦忧乐。何谓以民为本，无非是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而已。只有“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后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只有达到此种境界，才是民本思想的体现，才是仁政理想所追求的。所以，历代开明的统治者都从维护根本的统治出发，尊重民间的风俗习惯，如元宵放灯、端午赛龙舟、庆贺五谷丰登、祈求风调雨顺等活动，都是与百姓同乐同忧的。唐太宗把君主分为“苦民之君”和“乐民之君”，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对百姓的态度不同。凡“苦民之君”往往“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蚕织，田荒业废，兆庶凋残，见其饥寒不为哀，睹其劳苦不为之感。”相反，“乐民之君”能够做到“薄赋轻徭，百姓家给，上无暴令之征，下有讴歌之咏，屈一身之欲，乐四海之民。”(《旧唐书·太宗纪》)与民同乐与教化民众一样，在民本思想里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

四、民本思想与现代我党以人为本思想的区别与联系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的这些主张，作为封建社会为政治国的精华，虽然与现代民主不是同样的概念，但其中包含着肯定百姓的某些权利与利益，强调民众的拥护与否决定政权的稳固与否，主张对权力进行限制等，都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但民本思想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维护皇权，调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事实上，封建社会不可能从根本上做到以民为本、民贵君轻。皇权腐败，民生涂炭，司空见惯，哪朝哪代能避免得了呢?是封建制度决定了君与民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牧”与“被牧”的关系。这是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正如黄宗羲明确指出的，封建制度是“家天下”制度，君主凭借权力“以为天下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同时，君主不仅自己终身享用“天下”福利，还“视天下为莫大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这是君主将天下据为己有，集大权于一身，颠倒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从关系。(《明夷待访录·原君》)

尽管如此，民本思想毕竟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重

要作用，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尤其是民心向背、富民为先的思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一直传承至今，也得到了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继承与升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就渊源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江泽民同志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深刻指出，纵观历史，不少政治组织和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的阶段，其政策主张或多或少地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就忘乎所以，骄傲起来，久而久之，就脱离了人民群众，不再代表群众的利益，最后被群众所抛弃。它们垮台的原因尽管很复杂，但人心向背的变化是一个根本原因。‘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人心向背问题。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

八十多年来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目前，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代表全党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小康社会是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社会，是整个社会生产更加发展、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生态环境更加良好的社会。小康社会的目标更加切实地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真正实现了根本意义上的以民为本，体现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所以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我们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一切公职人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都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与剥削阶级维护等级特权相反，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体现了以民为本。

4.中国政治思想史名词解释 篇四

天命不常：所谓天命即是上天受命之意。天命不常意思是上天所授予的大命不是固定的，并不是永远地保佑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王朝。周公在执掌周王室政权期间，详细阐明。解释了夏商周的更替是天命不常的表现。是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第一次在理论上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对于朝代更替的社会事实所做的解释。通过天命去解释社会历史的变革，试图把以往发生的社会历史的变革归结于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一思想 放映了商周之际人们认识水平的进步，对于强化周王朝的政治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性善论又称性善说,由战国孟子所创立的人性论。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善性(“人无有不善”)。善性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他将这四者称为“四端”,即仁、义、礼、智等美德的开端。认为它们是人性中固有的,就象人体生来就有的四肢一样,是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能充分发挥四端的人为“圣人”,不能保持以致丧失四端的人为“小人”孟子的性善说为仁义礼智的天然合理性,人从本性上应该恪守这些规范提供了人性论的根据。孟子以后,儒家人性论一直以性善论为正宗,性善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最有影响的人性学说。

性恶论：我国古代哲学家荀子关于人性的一种观点。荀子反对天赋道德论,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好利”而“恶害”。并指出如果顺从这种自然本性,“必出于争夺”。强调后天的教化,主张“化性起伪”用“师法之化”、“礼义之导”使人改造为善。荀子的这种经验的道德论比之孟子的先验的道德论,更加深刻,更加合理。荀子敢于说出尧舜和桀跖的本性都是相同的。圣人也是性恶的,圣人之为圣人,只是后天努力的结果,这等思想不能不说是当时思想的一大解放。荀子的性恶论,有着时代的进步意义。

弱用之术老子的思想之一。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老子,通过对宇宙万物的观察,提出了新的宇宙本原———“道”。道的运动规律是“反”,道的基本特征是“弱”,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以“弱”为道之“用”,其最终目的在于“强”。根据“反者道之动”的原则,他认为刚强在发展中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柔弱则是使事物达到目标的绝妙手法。所以老子采取逆向思维的方法,提出用“弱用之术”来解决世间矛盾,确定了“柔弱胜刚强”的论点。老子通过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洞察推断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同时他认为“物壮则老”,事物壮大了就会走向衰老和死亡。所以强者将死,弱者将生,只有“贵柔”才能胜强。老子通过对世间万物的洞察,提出了一种与儒家思维方式背道而驰的方法来解决世间矛盾,他为世人开辟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思维之路，对中国古代辩证法和思维方式的发展无疑有重大贡献。

性三品说中国哲学史上的一种人性论。以西汉董仲舒和唐代韩愈为代表。董仲舒认为，由于“人副天数”，天赋的仁(善)与贪(恶)两性落实到具体的人身，由于配合和比例的不同形成了三品(三等)，即先天性善、不教而成的上品圣人之性；先天性恶，教亦不能善的下品“斗筲之性”和先天有善有恶、教而后能善的中品“中民之性”。董仲舒性三品说的基调仍是性善，先天性善(善质)是为了维护纲常人伦的绝对性，后天性善则是为了说明君主统治和教化的必要性，二者缺一不可。这就从人性论上为道德的至上性和君主的权威性作了论证。唐代韩愈把“性”和“情”联系起来,进一步发挥了“性三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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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出于自然 三国魏时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的伦理观点。玄学贵无派思想家为挽救当时名教所面临的危机,以道家崇尚自然无为的道德理论,代替了汉代的神学迷信欺骗,来论证名教的合理性,提出此说。王弼说:“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以善为师,不善为资,移风易俗,复使归于一也。”又说: “五教之母,不皦不昧,不恩不伤。”认为真朴之德是名教百行的本源,自然是名教之母。主张贵名教之精神实质而不要贵名教之繁文缛节,守“自然”这个“母”,存“名教”这个“子”,最终会有“仁义可显,礼敬可彰”的效果。“名教”出于“自然”的思想,是具有对立倾向的儒道两家伦理思想的初步融合,把封建秩序说成是自然的秩序,美化了封建制度及其道德

名教即自然 魏晋玄学家向秀和郭象提出的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的道德观点。他们反对玄学放达派“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力求论证“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郭象说: “夫仁义自是人之情性,但当任之耳。”认为名教就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他还把封建名教给人们规定的等级名分说成是人天生而就的“性”和“命”,不可逃,亦不可加。人们应各安其性,各守本分。只要人们都能任各自天性之“自然”,就能达到“贤愚袭情,而贵贱履位,君臣上下,莫匪而极,而天下无患矣。”任了“自然”,也就是遂了“名教”,尽了名教所规定的义务,亦即尽了自然之性。在郭象那里,任自然的“神人”和名教的“圣人”是合一的。提出“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从而泯灭了“自然”与“名教”的矛盾

越名教而任自然 魏晋玄学中以阮籍、嵇康为代 表的旷达派的政治伦理主张。嵇康反对司马氏集团提倡的虚伪名教,尖锐地指出儒家经典所宣扬的礼法名教本身束缚人性,违反自然,甚至是社会上一切伪善、欺诈等恶浊现象的根源。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与名教相对抗。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即不为名教所拘束,求得精神上的自由。强调“心不存于矜尚”、“情不系于所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憧憬“大朴未亏”的古代社会。嵇康对名教及社会上存在的丑恶现象的揭露和批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天地之性 亦称天命之性、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对称。北宋张载在《正蒙·诚明篇》提出: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认为天地之性是“太虚之气”的本性,它清彻纯一,是无不善的。“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物一也”他所谓“天地之性”,实际上就是“天理”、“天性”。朱熹继承了张载区分“天地之性”和 “气质之性”的思想,并认为“天地之性”是至高无上的,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天地之性”无不善,但表现于具体的人身上则要受到气质之性的影响,于是产生了善恶的差别。程朱一派的理学们的,正是以这种人性论为依据,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

气质之性张载提出的人性论命题。与天地之性相对。张载把人性区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他说: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正蒙·诚明篇》)意思是说,一个人出生后就有了具体的本性,即“气质之性”,这种气质之性体现了人们的生理特征和需求。人与人之智愚、圣凡不同,是由气质决定的,由于气禀的昏明清浊之异,产生了人的品质的偏差。人们要想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要进行道德修养,克制自己的欲望, “变化气质”。张载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 2 / 4

出了比较完整的、适合地主阶级需要的人性学说。南宋朱熹高度评价了他的“气质之性”说,说他“有功于圣门”, “有补于后学”

格物致知儒家所倡导的认识方法及道德修养方法,指穷究事物的道理而求得知识.最早见于《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汉郑玄注:“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此致或至。”程朱学派论述较详。南宋朱熹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这种“即物穷理”的说法,把与事物的接触看成是认识事物的条件,因而有其合理之处。与此不同,陆王学派认为格物致知纯然是内心的事。明王守仁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认为,“格物”与“致知”是两种认识方法,前者是广泛接触事物和古今知识,后者是进行抽象思维,二者两辅两成。清颜元则解释“格物”为“犯手实做其事”,并认为欲求真知,必须实做其事,行先于知

存天理灭人欲宋代程朱理学伦理思想的重要命题。“天理”指仁义礼智的封建纲常伦理;“人欲”指违背“天理”的意念和衣食住行等生活欲望。《礼记·乐记》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二程和朱熹把封建秩序说成是不可侵犯的“天理”,是道德的最高原则,宇宙的最高主宰,认为它是不变的、至善的,以此来证明封建伦理道德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把“人欲”视为一切恶行的根源,人们道德修养所要消除的蔽害。天理和人欲的关系是水火不相容的,“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程颐把“男女尊卑之序”比作“天理”,把怕寒挨饿比作“人欲”,谓寡妇贫穷不能改嫁,“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他们看来,一切道德修养的目标,是为了达到 “存天理去人欲”。要人们放弃一切生活欲望的追求,绝对服从封建伦理教条,甘作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致良知明王守仁伦理学说的基本宗旨和核心思想。“良知”原出于《孟子》,指一种“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观念。王守仁从“心外无理” 的立场出发加以发挥,认为“良知”即天理,达到本心的良知,也就达到了对一切真理的认识。人心中因有之良知常常受到私欲的障蔽,必须通过内省的功夫格去私欲,方能恢复本心之正。还要推及自己的良知于事事物物,“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将本体论、认识论与道德修养论统一起来,强调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可能性,强调道德意识的能动性、自觉性,有其合理因素。但却无视于道德的历史性,否定了道德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把道德看成是人先天具有的、亘古不变的东西,把道德修养仅仅看作反省内求、个人自我完善的过程,则是错误的。这些唯心主义观点,后来受到王夫之等人的批判。

知行合一明代王守仁提出的认识论与伦理学范畴。这一范畴的提出,主要是针对程朱理学末流带来的知行脱节流弊而发,力图从意念、动机入手,破除人的“妄思”,把人的思想和行为统一到封建纲常伦理上来。“知行合一”的知,主要指对封建伦理的认识,行则是对忠孝等的践履实行。王阳明把两者看成是一体的,互相包容的,没有知的行是“冥行妄作”,没有行的知是“悬空思索”,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知行。他认为行需知的指导,知需行来完成和深化。“知行并进”,道德才能不断提高。王守仁批评那些道学家,只把纲常名教讲给别人,自己却不作,这样的人就不是真知。知行是合一的，这种观点有合理因素。但把二者完全等同,则是错误的

童心说明李贽重要伦理学著述之一。载《焚书》卷三。从阳明心学的根本立场出发,认为童心是人的道 3 / 4

德本性,是人们天生的本然的道德良心,至善的“真心”。保存得童心的本来面目,则“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童心焉者也”。闻见道理“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认为封建的道德教条不是出于人的道德本性,反而是对童心的妨害。同时又强调童心的自然朴素,不假修为,“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学习、修养只是为了“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以童心为一切道德现象的根源,衡量事物的道德价值。指出儒家尊奉的六经、语(《论语》)、孟(《孟子》)并非出自童心,而是史官属臣、迂阔弟子的阿谀赞美,啜唾拾遗的产物。揭露“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表现出对封建道德传统的叛逆。实质上是以“绝假纯真”的童心提倡自然朴素的道德,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的道德价值。

道统说 儒家关于传道系统的学说。《论语·尧曰》载孔子历叙尧舜传授之言,为儒家道统说之所本。孟子自命继承孔子正统,提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唐代韩愈为了抬高儒家在历史上的正统地位,与佛教“法统”传法世系相抗衡,仿照佛教诸宗的祖统,在《原道》中首先提出儒学之“道”的传授系统。韩愈以孟子继承者自居,表示决心肩负起卫道重任,与佛老进行坚决斗争。南宋朱熹则以周(敦颐)、程(颢、颐)上承孟子把韩愈排除在外。道统说为唐宋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遵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思想的渊源

5.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篇五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史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给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古田会议继承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总结了红军两年多的建设经验，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解决了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农民、小资产阶级占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把党建成无产阶级政党、如何使军队成为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

井冈山会师后，随着根据地的不断发展与红军的日益扩大，部队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造成部队和党的干部队伍组成较过去变化很大，使得错误思想有一定的市场，另外红军中相当一部分成员来自旧式军队等原因使得红四军党内出现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与非组织观点以及绝对平均主义与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与流寇思想等错误的思想观念，针对这些错误的观念及种种问题，毛泽东根据中央的“九月来信”于1929年11月28日在福建长汀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共同研究了党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统一了思想认识，并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便正式解决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问题。

1929年12月底，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的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简称《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共有九个部分，分别是：（1）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2）党的组织问题；（3）党内教育问题；（4）红军宣传工作问题；（5）士兵政治训练问题；（6）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7）废止肉刑问题；

（8）优待伤病问题；（9）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这九项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规定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了对部队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原则与方法；阐明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规定了正确处理红军内部、外部关系的原则；规定了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和要求；论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及对主观主义的批判等。其基本思想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部队，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在学习贯彻古田会议精神的过程中，毛泽东为了解决部分干部对部队的管理

教育缩手缩脚，甚至不知该从何处入手的问题，提出了七条方法，即：

1.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毛泽东指出，当了干部就高人一等，那是旧军队的作风，是不可取的。

2.干部要关心、体贴战士，毛泽东指出，这是检验每个革命干部有没有群众观点的标准。

3.干部要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毛泽东指出，这是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

4.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毛泽东指出，要充分的运用群众的斗争经验，用群众的创造来教育自己，管理自己。

5.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我们用不着“激将法”。

6.说服教育重于惩罚，毛泽东强调，革命要靠自觉，不能强迫命令。

7.赏罚要分明，毛泽东指出，应赏必赏，该罚则罚。

毛泽东的这七条方法，对贯彻古田会议精神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的过程，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运动，从而使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思想觉悟有了普遍显著的提高，不可否认，它是中国共产党一场非常成功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对我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着重要的启示：

1.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实事求是，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

古田会议之前还有一次鲜为人知的“新泉整训”。毛泽东集中精力搞调查研究，他召开党内军内各级别、各阶级的座谈会，在轻松坦诚的会议气氛下，大家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揭露了很多问题，也讨论了相关的解决方法，最终由毛泽东执笔，起草九大的决议草案。可以说古田会议决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遵循了实事求是的作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整个决议透露出朴实无华的文风，认真分析问题的研究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纠正方法都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解决党内矛盾，实现党内的大团结 古田会议是党内团结的典范，当时红军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尤其是在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问题上党内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经过“中央九月来信”的肯定，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达成一致并分工合作，从而为统一党内

各种思想做出了良好的榜样，热烈、紧张、团结、和谐的氛围激发了与会代表畅所欲言，所以解决党内矛盾，还是应该以团结教育为主。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也在会上带头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揭露问题。我们要多向革命老前辈学习，“因为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纠正党的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的有力武器，是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重要法宝，也是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武器。”

3.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古田会议根据当时的革命斗争环境，强调要特别重视做群众工作，不仅消灭敌人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战争之外，还要领导群众学习。在《决议》中阐述红军宣传工作意义问题时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还有如上门板、捆禾草等项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应当好好地去执行。以上都体现了党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因为只有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党放在心上，党要真正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4.坚持对广大党员进行先进性教育，提高综合素质，加强队伍建设

6.论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 篇六

——从对中国官僚政治的影响角度解析

冀宝光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研究生部，沈阳 110004)

摘要：官僚政治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统治得以运行的主要支撑，其本身的产生与发展同样需要某种思想的论证加以支撑。中国官僚政治自秦代产生之日起，其一步步发展壮大的背后是儒家思想的包装，儒家思想中的“重农”、“选贤举能”、“大一统论”、“纲常教义”等思想不仅为官僚政治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某种思想上的便利条件，而且“民本思想”、“人治思想”等在官僚政治的实际运行中为防止官僚政治自身恶性毒素的扩散起到了某种矫正作用，虽然官僚政治在现在的中国已经失去其存在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但官僚主义作风依然盛行，由官僚政治引发的“官”与“民”的对立、“官本位观念”、“权力崇拜”等问题依然存在，这一些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政治生态建设中的流毒，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今天讨论儒家思想对政治生态影响的主要意义所在。关键词：儒家思想；官僚政治；政治生态；官僚主义作风

习近平指出：“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结合我国的世情、国情和党情来看，摆在“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面前的拦路虎就是官僚主义问题。官僚主义一般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领导作风，是我国官吏作风建设中的首要问题，官僚主义解决好了，那“四风”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四风”问题解决好了，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就不远了。

一、官僚政治的含义及其在中国的产生

政治学家拉斯基把官僚政治定义为：“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1]而中国学者王亚南认为官僚政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这里我们重点论及狭义的官僚政治，他认为：“应该从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来看待官僚政治，一方面，技术性的官僚政治指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交代，一味被动的刻板的应付，一味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诿。”[2]另一方面，社会性的官僚政治是指真正把官僚政治当作一种社会体制来看待，这种社会体制只允许存在于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

官僚政治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产生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某种封建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中国的官僚政治之所以自秦代就产生了，主要基于两个条件，一为其产生的经济条件，商鞅变法破坏了世禄、世官、世业秩序，凡有军功和努力耕作者皆可获得私有土地，使得秦朝的经济生产方式由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转变，由此产生了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地主经济；二为政治条件，既然官僚政治是当作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那么我们就要找到专制政体是从何时开始的。谭嗣同语：“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史学界已经公认专制政体始于秦代，其后历朝的政治形态皆无重大变化。而儒家思想为官僚政治在中国的产生、运行、发展和延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官僚政治的影响

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想，其对作为传统政治主要表征的官僚政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这些影响，一直贯穿于官僚政治的产生与发展的各个阶段。

（一）儒家思想为中国官僚政治的产生营造了有利环境

第一，“重农主义”强化了官僚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官僚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是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又是地主经济下的一种生产方式。而“重农主义”政策的实行则为小农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为以成例办事、缺少机动的官僚政治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政策上的鼓励不仅在实际中强化了作为官僚政治产生土壤的小农经济，而且在人们的意识中无形地为接受官僚政治扫除了其他障碍。

第二，“选贤举能”在某种程度上为官僚政治的产生扫除了贵族政治的阴影。官僚政治产生以前，统治阶层的官吏一般是由贵族阶层担任的，而官僚政治下的官吏则是选自下层有文化的优秀人才。自孔子之后，“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学在民间”在下层民众之间培养了大批的知识分子，这势必会导致国家选任用人才观念的转变，《论语·先进》中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3]大致意思是说：“如果要我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用杨伯峻《论语》译文）表明孔子反对以出身、门第和血统来选用人才，而应以贤能、真实才干为标准。经孟子、荀子等人的发展，儒家的“选贤举能”思想打破了选拔人才中的等级限制，把选拔的范围由贵族阶层扩大到了庶民阶层。这些为官僚政治中的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提供了一个新的依据，官僚下的为官制度就是要选拔出优秀的人才，为自己所用，为维护这个官僚体系而用。

（二）儒家思想为维护官僚政治的存在及运行进行了思想论证

第一，“大一统”思想为官僚政治的存在及运行提供了思想资源。《书经·大禹谟》中说：“皇天眷名，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意为天下万事万物，皆为天子所有。由天人感应得出天人合一，再推到天一统、国一统，统于中央、统于一人，孔子认为天命最高主权不可分割，主张“尊王”，主张恢复西周那种“礼乐征伐出自天子”形式上的大一统，而反对各霸一方各自为政的乱臣贼子。这种理论正是专制的官僚政治所需要的，用来维护其中央集权的独占局势。《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中国政治理想是要求实现由一位公认的皇帝在中央统治着一个统一的大国，他的皇权的合法性不容许受到另一个敌对政权的挑战。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理想并在实践中维护它，中国的历代政府都认为必须求助于宗教的和文化的权威力量。”[4]而“大一统观念”正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最佳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大一统观念”被视为一种拥有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的理想统治观念，尽管它在政治上不太现实，但是“大一统观念”对稳定专制政体和官僚政治有着巨大的作用。

第二，“纲常教义”为官僚政治的存在及运行奠定了现实基础。儒家纲常教义主要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它们维系了传统社会的基本伦理原则，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扫清了思想障碍。任何一个专制君主都不会希望他的臣下效仿他夺天下时的名义来窃国，为解决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局面下因版图而产生的治化矛盾，自汉武帝起，开始推行纲常教义。纲常教义的重心在三纲，表面上看，只有君为臣纲具有政治之间的关系，而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只关乎家族。但正如《大学》所讲：“物格而后知至，······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5]它们之间存在一定政治上的逻辑关系，通过三纲，国家可以把治理民众的重任通过家族、家庭分给为人父、为人夫、为人族长和家长的去分别承担。这样国家就可以把自己的统治权威施加到每一个人身上，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官僚政治下为防止臣民窃国的问题就可自行解决。

（三）儒家思想对官僚政治偏失的矫正作用

第一，“民本思想”对官僚政治中官吏心态偏差的矫正。所谓“民本思想”指的是以百姓为根本的统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中统治阶级明确地将“以民为本”作为统治思想，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家的“以民为本”的思想一方面保证了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社会上的特权，并使君主在实行统治时可以公开宣称自己代表民众的利益以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另一方面又为广大官吏和民众提供了一定限度的利益和权利上的思想保障。只有这样，统治阶级才能巩固其统治。另外，儒家学说包含着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思想，这为规范君权和维护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使官僚政治在一定的轨道里合理运行。

第二，“人治思想”对官僚政治中政策执行偏差的矫正。儒家思想中的“德治”、“礼治”“仁政”等思想归根结底是“人治”，即以人来实行治理。“人治思想”首先对官僚政治下的官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他们在执行政策时想到的是“德”“礼”“仁”，不至于超出儒家的伦理框架。在论及“人治”和“法治”的关系方面，儒家的“人治思想”虽然把“人治”作为统治的核心方式，但同时用“法治”以配合和制约“人治”。梁启超说：“英雄圣贤固大有造于国家，然其所以能大有造于国家，非仅持英雄圣贤之力，更赖有法以盾其后也。”[6]他认为，儒家在侧重“人治”的同时，也讲刑罚，而刑罚即“法治”，以“法治”作为“人治”的后盾。官僚政治下的官吏在行使自己的权力时，一方面受到自己心中那个“仁”、“德”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会受到同时期所颁布的“法”的制约，从而使官僚政治的运行更合乎制度、更合乎民意。

三、儒家思想与官僚政治对我国政治生态的启示 官僚政治能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与儒家思想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国家稳定、政局稳健、社会和人心安定离不开社会教育、思想和文化的保障作用，良好的政治生态需要依靠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

（一）打造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

第一，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儒家思想就适应了官僚政治的运行及发展，与其紧密结合，共同塑造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官僚体制。中国要保持国家的持续稳定、政局的持续稳健和人心的持续安定，就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批判中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不断的汲取外来先进文化，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传统与现代文化对抗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营造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与国情相符的社会主义文化环境。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相继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一系列指导思想，今后还要不断摸索、与时俱进，不断地与国情、世情、党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

第二，驱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位流毒。俞可平说：“官本主义是长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尤其是官吏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与社会主义文明是背道而驰的。”[7]为解决官本主义，一方面，加强对广大公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破除对权力的崇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头脑。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政治社会，留给我们最大的思想弊端之一就是官本位观念，而官本位造成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是看其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形成社会范围内的“唯官是求”，仅从每年的公务员“国考热”现象，就可看出官本位观念带给人们的痛处。所以，解决官本位问题，要从源头治理、从思想着手，驱除人们的官本位观念，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在我国政治体制内存在着“唯官是从”的现象，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在单位中，所有事务要围绕着领导走，领导的事再小也是大，其他事再大也是小。要杜绝这类事情，就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立健全国家法制法规，用“法治”代替“人治”，使官吏按照程序办事，从而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二）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

刘云山强调：“建设良好政治生态,人人是环境,个个是生态。”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官”与“民”的关系，其次，要解决好官僚主义问题，官僚主义解决不好，良好的政治生态就不可能实现，更不可能达到“山清水秀”。

第一，调节“官”与“民”矛盾，营造和谐社会。官僚政治的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直接造成了“官”与“民”的对立。等级分明是中国专制政体中的一个典型特征，官吏间的权力等级之分、民与民之间的财富等级之分、官与民之间的等级尊卑之分成为阻碍官民和谐的重要因素。李治安说：“在以官为本位的等级制度下,它颠倒了“官”与“民”的正常关系，使官僚由社会上的公仆，异化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老爷和主人。而真正的主人——庶民百姓，却被长期置于受管制、受压迫的地位。”[8]所以，一方面，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树立各级官吏，特别是基层官吏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所以，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当中，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端正自己的思想，牢记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要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切切实实为百姓谋利益。目前，我国存在“办事难”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行政体制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要积极推动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打造出官民和谐的社会主义大环境。

第二，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坚决杜绝官僚主义作风。习近平指出：“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9]而官僚主义高高在上，脱离基层，“官僚主义”问题解决好了，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可迎刃而解。反对官僚主义，首先，在思想上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观念。其次，要建立健全关于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制度规章，用制度来严格防范官僚主义作风。最后，要加强对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监督，从党内监督到政府自身监督，再到社会监督，形成一套合理有序的监督体系。

四、结论

儒家思想能在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中成为主流思想，与它独有的兼容、整合国家意识的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需要一种思想来整合，新形势下用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人民群众的信仰追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教育人民，尽快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从而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

参考文献

7.中学思想政治教材上的“中国梦” 篇七

“中国梦”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梦, 是人民的梦, 更是广大青年学生的梦。中学思想政治课承载着思想教育的重要责任, 理应担负起引领学生追寻“中国梦”的光荣使命。要充分挖掘中学政治教材中“中国梦”的知识, 引领学生去追寻、实践伟大的“中国梦”。

“中国梦”是国家富强的梦。实现国家富强的梦想, 就是要不断地提升综合国力, 经济要发展, 总量要增加, 环境要保护, 人民要得实惠。《经济生活》强调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呼应了上述要求。政治要民主, 党和政府要为人民所信赖。《政治生活》围绕此内容, 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性质、宗旨、执政方式以及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从政府的基本职能、政府工作的基本原则、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等方面论述了要增强政府权威。文化要繁荣,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重要内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发展先进文化, 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文化传播与文化引进的关系, 这些内容《文化生活》都有详细述说。

“中国梦”是民族振兴的梦。民族团结, 各民族共同繁荣, 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梦想。《政治生活》从我国的民族关系、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民族政策以及党和人民在维护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中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积极引导中学生从身边事、身边人做起, 承担起维护民族团结、实现民族繁荣的义务。《文化生活》强调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的, 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文化生活》中所倡导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是团结中华56个民族的精神纽带, 是激励56个民族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动力源泉。《民族理论常识》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的民族知识, 突出强调了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深刻地表达了“中国梦”正是民族振兴之梦。

“中国梦”是人民幸福的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常委见面会上的演讲道出了“中国梦”的实质, 也说明“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扩大人民民主, 这是“中国梦”在政治上对人民的承诺。《政治生活》开篇就直言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随后的篇章中具体阐述了如何保障人民主体地位, 确保各项民主权利的实现。这些都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提出的“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扩大人民民主, 推进依法治国,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 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 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完全一致。在文化上,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 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 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文化生活》中引领人们追寻“中国梦”的精神食粮。“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 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讲话, 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实现“中国梦”需要运用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等哲学思维引导学生认识到“中国梦”的实现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 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 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8.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篇八

关键词：“中国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0 前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一直在遵循“中国梦”战略思想，构建了富含时代性的话语体系，根据我国社会发展方向及规律建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目前，我国很多企业、院校都在文化建设、教育教学中引入这一战略思想，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尤其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更是增强了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有效提升了教育效果。

1 “中国梦”内涵简述

“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其主要内涵包括国家富强、社会和諧、人的全面发展几个方面。国家富强主要是针对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中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等问题予以解决，以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们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国家整体实力增强，最终完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和谐则是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解决人们最关心的利益问题，如教育、医疗、养老等，使人们拥有一个良好的生活、发展环境，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们生活质量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基于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对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身体素质等各方面素质的全面培养提升，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快速发展。

2 “中国梦”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2.1 深入挖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教育资源能否有效开发利用，直接影响着教育教学效果。“中国梦”这一构想的融入，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深入挖掘。“中国梦”思想中包含着其内涵、意义等多个方面，其中蕴含的科学思想都可以运用在高校思想教育中，作为思想政治课程学习、教育活动的教育资源。在加深大学生对“中国梦”认识的同时，通过不断地实践，创新教育方式、载体等，深入挖掘更多的教育资源。

2.2 坚定大学生信仰

现阶段，大学生普遍存在信仰缺乏、以自我为中心、冷漠自私等问题，导致价值观、道德观逐渐发生偏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坚定其信仰的重要途径。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中国梦”能够更好地改善现阶段大学生缺乏梦想、深陷物质欲望的情况，以科学的思想激发、满足大学生的精神需求，重新塑造其道德观、人生观。同时，“中国梦”是一种价值追求。[2]在大学生坚持信仰、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中国梦”会对其各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其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巩固理想，坚定追求目标，从而完善价值观、提升思想道德水平，有效克服信仰危机。

2.3 强化大学生的爱国情怀

一直以来，对大学生爱国情怀的培养都是我国各级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尤为重要的内容。长期以来，中华儿女为了实现“中国梦”不断努力奋斗，其中饱含着国家和民族的梦想以及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诉求。而要想实现“中国梦”，其主要核心便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中国梦”，有助于强化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其中蕴含的强大民族凝聚力和号召力，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作出贡献。

2.4 形成集体主义价值观

受多元化思想的影响，很多大学生的价值观也出现了多元化形态，学生愈发注重物质方面的满足，逐渐摒弃了集体主义价值观。“中国梦”倡导集众人之力，共同建设和谐美好社会，不仅强调实现个人价值，同时也强调实现国家的整体目标，要求个人发展服从国家整体发展目标。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中国梦”，能够使学生正确认识个人与国家、集体的关系，从而形成良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

3 “中国梦”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途径

3.1 以思想政治课程为主要实践途径

思想政治课程是各大高校普遍开展的一门重要教育课程，将其作为“中国梦”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实践途径，能够有效借助传统教育课程体制，实现“中国梦”战略思想的有效融入。首先，高校应对现有的思想政治课程内容进行补充，在教材中增设“中国梦”相关知识内容的专门章节，并将其渗透在整个教学内容的各个方面，使其真正进入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部分，教师应着重向学生讲解“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和意义。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部分，教师则应着重向学生讲解“中国梦”的重要作用及地位，使这一战略思想贯穿于整个思想政治课程中。其次，应对传统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方法进行创新。传统的思想政治教学较为枯燥，学生学习兴趣较低，不利于“中国梦”战略思想的渗透。因而，教师应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运用案例法、讨论法、情景创设等多种方法对学生进行教育，增强教师的课堂自信，提升学生兴趣和教育实效性。

3.2 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

目前，新媒体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巨大，使其思想行为发生了变化。据调查表明，现阶段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为网络媒体，占其所有获取信息途径比例的70.6%，由此可见新媒体在大学生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中国梦”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充分发挥新媒体作用，能够为教育教学提供新的教学视角和方式，更有利于转变学生的认知，将“中国梦”思想融入其生活、学习中。例如，在实际教育教学中，高校可以运用校园网站、微博、微信等，向学生宣传“中国梦”战略思想，并将相关学习资料上传至网络平台，实现学生随时随地对“中国梦”理论的学习。同时，了解本校学生应用各类网络平台、即时沟通软件的频次，选择大学生广泛应用的平台、软件，建立校园公众号，并构建学校自己的交流平台，鼓励大学生针对“中国梦”理论进行交流探讨，形成良好的舆论气氛，从而提升“中国梦”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3.3 增加“中国梦”社会实践活动

实践是增强大学生对“中国梦”认识、提升“中国梦”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重要途径。因而，高校应围绕“中国梦”战略思想主题，组织开展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认清形势，获得改造主观、客观世界的能力。[3]例如，开展“中国梦”思想学习活动、助力大学生完成梦想活动、“中国梦”宣传讲座等。

4 结论

“中国梦”战略思想对我国人才、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梦”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得到各大高校的重视，通过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新媒体的利用、实践活动的开展等，使大学生正确认识这一构思，形成良好的价值观、道德观，实现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建利，华玉武.“中国梦”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与路径探析[J]. 思想教育研究，2013，7（7）：37-39.

[2]李卓成，蒋平.“中国梦”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的路径选择[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5（25）：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