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诗歌的叙事特征

论杜甫诗歌的叙事特征（精选7篇）

1.论杜甫诗歌的叙事特征 篇一

论杜甫诗歌的写景

—杜诗漫卷物景载深情

汉语言文学四班 2008级 蒋颖

摘 要：

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内容丰富，艺术风格更是多样；杜诗也因沉郁顿挫、萧散自然的诗风和独特的写景审美艺术成为华夏诗坛上一株的绚丽奇葩。杜甫诗的景与情达到了完美的融合。他扩大律诗的表现范围和表现手法出神入化地创作出浑融绝妙的意境；来表达他一生“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的壮志和怀亲恋家的桑梓之情。关键词：杜甫；杜甫诗；写景；情与景

杜甫是唐代诗歌的集大成者，被人们誉为“诗圣”。他的思想主要是以孔孟思想为主的儒家思想。作为多产作家的杜工部，为中华文明奉献了一千四百多首诗歌。杜甫诗歌不仅内容丰富，而且风格多样；其诗涉及宴游、羁旅、咏怀、时事等诸多内容，诗风除了沉郁顿挫之外，还有从容优雅的萧散自然之风。

但是，杜甫生在与历代盛世一样富饶和繁荣，而且科举用人制度又完善的开元盛世，这就注定了他一生仕途的坎坷与艰辛。人才选拔是不问门第，士庶同等，“贫穷无有种，富贵不选人”的较完善的科举制度；要完成入仕为官“穷年忧黎元”的壮志谈何容易！实现抱负之年已是盛世摔跌之秋，那“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又如何圆梦？可是在杜甫坎坷颠簸的苍凉人生中，他仍困苦不忘怜百姓，潦倒还思乱国都。这样一位心系苍生、思故念国的苦命文人为唐代的诗空上，增添了一颗怀儒家“仁爱之心”、光与爱都普照万物的绚烂辰星。

品读杜甫的诗歌离不开“情”“景”二字。在《姜斋诗话》中，王夫之有云“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分。神于诗者，妙合无限。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王国维也说“一切景语皆情语”，杜甫诗歌中的写景艺术与情感之间的完美切合就是其诗歌价值的最好体现。

杜甫的诗歌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的创作：一是三十五岁以前的青年读书漫游诸国时期，二是三十五到四十八岁的困居长安求仕时期，三是四十八到五十八岁的西南漂泊时期。在这些不同的生活时期，杜诗的“情”“景”艺术表达均各异。

杜甫年轻的锦绣时代真是唐朝最繁荣的开元盛世。时代赋予了他自信和朝气，怀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卓越抱负；杜甫迈进了自己理想的人生世界。杜甫早期的诗作中就有所反映。《孟子尽心上》中孟子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而杜甫在《望岳》中写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泰山雄风，“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此四句杜甫远望泰山，气势浑浩雄奇；如此开阔壮丽之景，作者胸中盈溢着的更是满腔自信和壮志。年轻的杜甫如孟子所说的孔子一样，有着襟怀抱负、积极进取的泰山之志。诗中“岱宗夫如何”更是对泰山冲霄参天，郁乎苍苍的惊叹，把胸襟抱负，壮志豪言寄予笔下如此之诗境，诠释出了青年杜甫无限生命张力。可见杜甫诗作技巧运用之纯熟而完美。此诗情与景的天然融合突出了杜甫在写景寓情处理问题上有独特的审美艺术。

乾元二年（759）秋，杜甫弃官华州，携家流寓秦州。他兄弟五人，四个弟弟颖、观、丰、占，此时唯杜占随行，其余则散处异地。叛军作乱，形势紧张，自己也衰病困窘，对音信不通的弟弟们倍加思念，在凄清孤寂之秋夜作下《月夜忆舍弟》这首动人且凄楚的忆弟诗。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孤雁失群、月光无人赏，凉秋之景字字忧伤，“雁”、“秋”这两个意象常被诗人们结合起来表达悲秋伤怀之情。一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到出故乡无人赏那皎洁明亮的月亮，但是美丽的夜中月光越是明亮，思乡忆弟之情更切。作者笔下乐景，反衬出的是家愁国难的哀伤之情，作者还用尾联的“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将对战乱的厌恶和对黎民百姓的担忧表现得含蓄蕴藉，深情无限。

在安史之乱前，在漫游列国时先后与李白、高适、严武结下深厚的友谊。至德二载（757），李白参加永王李璘幕府，后李璘因与其兄肃宗争权，兵败被杀，李白受牵连，坐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故杜甫作《梦李白二首（其一）》表达自己对友人对时局的态度。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 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担忧兄弟李白的安危，杜甫忧念成梦，满屋落下的月光照亮了房间，好像在月光中都能清晰的看见李白的面容，转眼即逝的月景不在，但是友人的容貌在落月残光中犹存。“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一句把诗人对友人的想念和担心表现得淋漓尽致；李白之罪因政治的黑暗而起，同时也看得出杜甫对政治黑暗的强烈抗议。诗中“青”“黑”鲜明的颜色对比更加突出诗人对友人的担忧之情。巧妙地色彩运用加之冰凉苍意的月光使整个意境潇然凄凉，精心的创设虚幻意境让感情的表达水到渠成，杜甫的诗物载情递意之功不可谓不妙。

又如杜甫在安史之乱平定以后的诗歌，《绝句四首（其三）》。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安史之乱平定之前的生活使杜甫没有力气再冲天叫出泰山的壮言，剩下也就是忧伤悲凉的忧国思亲罢了。表面看是句句写景，黄鹂、翠柳、白鹭、雪、船构成了一幅淡雅清新、祥和的画卷，美不胜收。该诗的色彩明亮活泼，黄、翠、白、青四种鲜艳的色调组合更加表明了作者开阔舒畅的心境。景中无一字言意，但字字含情，平定安稳的苍生生计，社会祥和、家庭温暖这些不正是杜甫所期盼的吗？与早期的《望岳》相比，此诗消去了不少豪情，却增加了几分谙世的柔肠喜悦，可见，有着不安命运，历经亲人离散、贬谪离家的痛苦后，杜甫已经淡然明知自己的“致君尧舜上”找不到出路了。单就这派生机祥和之景不难看出，杜甫心中的“穷年忧黎元”没有逝去，存在的还是那一直执着爱及苍生的忧国忧民思想。多意象构成作者的情感因子，在湛蓝苍穹里一切都是和谐的存在，诗中情感也溢出画卷，乱后的安定得之不易，作者的喜情快意巧妙地通过小小的黄鹂、白鹭已经传给每位读者了。

杜甫四十八岁以后，在西南漂泊。经历了丧子的悲痛，好友严武之死的杜甫已未老先衰，体弱多病，最后四处漂泊死在湘湖孤舟上。一代文豪就这样凄凉惨淡的境地中陨落了，让后人们难免不心痛。杜甫后期有《春夜喜雨》、《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秋兴》等大量作品。杜甫的诗歌有“诗史”之称，诗歌的内容记录了开元盛世以来的大量时事，大量的作品都是描写战乱，人民疾苦；表达的情感有很强烈的政治倾向。这也根源于杜甫自身的儒家思想，“仁”与“爱”让杜甫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抱负和“穷年忧黎元，叹息场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忧民思想。这些诗作中的写景也是致力于杜甫此阶段的心境的展现。

作者老年的形象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展现得极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归来倚仗自叹惜”，“欺”、“倚”二字把作者年老被人欺，毫无还击之力的窘迫处境刻画尤为深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这“己饥己溺”的仁者情怀感动了古今众人，这种崇高的精神支撑了杜甫所有的细胞，他全身都是爱国忧民的热血在流淌，不论他身处的环境何其艰苦与困窘；杜甫执着于政治追求的信念可以与屈原媲美。而诗中前五句“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这是一处多么苍白之景，秋风萧煞一片乱物被卷走，风无情不止就像岁月刮过脸庞，留下的只有沧桑之褶皱老肤。杜甫人生也似这般茅草一样飘散无依；更无归处，孤苦伶仃；终身没有找到出仕与入仕这两种相对立又相补充的平衡力，“致君尧舜上”是为杜甫悲剧的一生着上了苍白色调而已。伤情与哀景同样寒彻人心，生命殆尽的无奈预示着杜甫一生之景将被历史悲情的夺走。

悲天悯人的现实主义情怀中有着多少人间喜怒哀乐，或者豪情万丈，或是畅快愉悦，或是壮志难酬，或是思亲念故......杜诗沉郁亦顿挫，命运跌宕也起伏，明调淡景一朝雨，怡画哀情数代风。黄昏、月夜、春雨、秋风等无数的杜诗之景都承载着一代文豪的深情。让我们永远牢记杜甫那为了黎元苍生的满腔热忱，不忘杜甫那伟大的执着。

参考文献：

[1] 张忠纲.杜甫诗选[M].中华书局，[2] 张金桐，刘雪梅.唐风宋韵[M].大众文艺出版社，[3]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 [4] [5] [6] 周进珍.万物之爱与忧国忧民同源—杜甫写景咏物诗的生态情怀及其文化渊源[J],杜甫研究学刊，2009（2）

[7] 田玮莉.杜甫亲情诗研究[J],文学长廊

[8] 加晓昕，冯广艺.杜甫诗歌色彩运用之美[J],平顶山学院学报，2008（3）[9] [10] [11] [12] [13] [14]

2.论杜甫诗歌的叙事特征 篇二

一、抒情的平民角度

杜甫和白居易的诗都是为百姓代言的典型, 这种关心民间疾苦的精神在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细品起来, 同样是忧国忧民, 他们抒情的角度却大不一样。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 他本人写诗也的确遵循着这一原则, 他的诗歌反映现实生活, 讽喻社会, 同情人民, 语言特点也是直白如话, 通俗易懂。这些都和杜甫的诗风类似, 白居易的叙事诗抒情是站在官方的角度, 或以居高临下的旁观者的角度抒发忧国忧民之情, 而杜诗抒情是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上感叹, 以平凡人的视角真切抒情。

《观刈麦》是白居易诗歌中有名的描写事实, 同情百姓, 讽喻社会的诗篇。全诗真实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情绪, 呼喊出了劳动人民的心声。写作的最大亮点是不带任何夸张地、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场景, 揭露了当时统治者的残酷行为, 也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今我何功德, 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 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 尽日不能忘。”这几句是诗最后拔高思想层次的点睛之笔, 诗人反思自己不事农桑、坐享俸禄, 却没有做出任何有利于人民的好事而感到内疚。这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 白居易是站在官方的角度对广大受苦受难的百姓表示同情, 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感慨和哀叹。

而杜甫则不然, 杜甫也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 他也十分关注社会生活, 但是他对百姓的态度与其说是像白居易那样“纡尊降贵”式的同情与施舍, 不如说他是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 对百姓真诚地关心, 与民同苦同乐, 完全站在百姓的生活圈里, 用手中的笔切实地抒发百姓真正的心声。杜甫经常采用的手法是, 通过写自己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 把空大的历史事件具体化, 具体成身边的事件, 然后以小见大, 见微知著, 后世的读者通过杜甫所描述的一时一地一事而做到一叶知秋, 联想到整个社会的实际情况, 使历史不再是空洞的战争胜负和死亡人数, 而是历史事件中真实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 是百姓如何在乱世中苦苦挣扎。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 杜甫既写了自家的切身之痛:“入门闻号啕, 幼子饿已卒。”痛恨自己无能:“所愧为人父, 无食致夭折。”又能够跳出一己的悲痛, 发出“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的控诉和呐喊。相信这种饿死人的状况肯定不是个案, 而是平民百姓经常遭遇的状况, 要不然怎么会“里巷亦呜咽”呢?这种来自民间的真实写照才能经得住时间的洗礼, 在千百年后读来, 依旧可以感受那个时代人们在水深火热里挣扎的痛苦。这样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不是隔岸观火般的描述可以达到的效果。这就是杜诗比白诗更有魅力的原因所在。

二、抒情的感染力及其原因

正因为杜甫是切实站在民间的角度上抒情议论的, 所以他的诗歌比其他人质朴而有力量;因为真实, 所以大众更容易理解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的伟大理想抱负。相比而言, 屈原的浪漫主义爱国情怀似乎太过绚烂, 让人有华而不实的错觉。

如同样是在国家内外交困的环境下, 同样是忧国忧民的思想, 感情抒发上也同样是忧愤深广, 但屈原和杜甫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屈原出生于贵族世家, 接触民间机会少, 写到百姓触及民间实际生活的地方极少而抽象, 故其代表作品《离骚》中表达自己的忠君爱国思想多用比兴象征手法, 如喜用香草美人意向, 汉王逸《离骚序》曰:“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 ……灵修、美人, 以譬于君。”浪漫色彩较浓。杜甫出生于小官僚家庭, 求官多不成, 加之亲历战乱, 一生大多在困顿漂泊中度过, 接触底层百姓机会较多, 心灵受到的震动最真切深刻, 因而其作品充满浓浓的民间泥土味, 其用语极其简易淳朴:“比闻同罹祸, 杀戮到鸡狗。”“莫辞酒味薄, 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 儿童尽东征。”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忧国忧民, 来自草根阶层, 是现实主义的。

总而言之, 杜甫朴实直白的写作手法, 源自他生于民间, 源自他一生流离失所。正是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 让他和百姓同呼吸、共命运, 他的诗是站在民间的立场, 言百姓之所想, 所以杜诗比白诗高高在上施舍式的关怀, 以及屈原式的浪漫忧国要朴实精警得多, 更能引发后世读者的共鸣和感慨。清代才子袁枚感慨:“莫唱当年《长恨歌》, 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 泪比长生殿上多。”[1]大概正是这个意思。杜甫一生漂泊不定, 政治抱负难以施展, 对于杜甫的人生而言, 是一种悲剧, 而对于诗歌而言, 正是他的穷困潦倒磨炼并成就了一代“诗圣”, 留下了字字珠玑的千古名篇。

三、抒情的广泛性

杜诗抒情包含爱国之情、亲情、友情等各个方面, 这些真挚的感情构筑了杜甫理想的人伦和谐的世界。杜甫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知道感慨时局、奉儒守官迂腐之人, 他是一位重情重义的仁者、智者。杜甫笔下的人之间的感情都是美好质朴的, 无论是他的拳拳爱国忠心, 还是家庭和睦的亲情, 还是肝胆相照的友情, 都在他笔下构建着温暖的和谐世界, 这是杜甫人道主义思想指引下的结果。

提起杜甫那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是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 毕竟这是贯穿杜甫一生创作的主旋律。虽然杜甫忠君爱国, 但他并不是愚忠, 而是直言不讳, 向朝廷提出自己中肯的讽喻和批评。他疏救房琯, 才导致“北征”, 以及随后引起的一系列反应:晚年漂泊西南, 居无定所, 贫困以终老, 逝于湘江舟中。这足以说明他是直臣, 与愚忠无关。《毛诗序》说:“诗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论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直抒胸臆, 表达困居长安, 壮志难酬的郁愤, 还是《喜达行在所三首》中描述自己一路从叛军中逃至凤翔的惊险, 到达行在面圣的惊喜, 授官立朝后对社稷中兴的欣喜, 或是《北征》中被墨制放还依旧担忧国事, 渴望平定叛乱、完成中兴的忠心, 总之, 杜甫的爱国之心毋庸置疑, 贯穿他生命的始终。

关于亲情, 主要表现在杜甫对孩子们的疼爱, 或许会缺衣少食, 但是绝对不会缺少亲情的温暖。“娇儿不离膝, 畏我复却去。”从这不无感慨的诗句中映射出来的是慈父对儿女的疼爱。“遥怜小儿女, 未解忆长安。”这是他被困于长安时对孩子们的思念。“问事竞挽须, 谁能即慎喝?”这是他到家之后对孩子们淘气的宽容。后两句见于《北征》, 是和《羌村三首》同时之作。原来这些孩子们不只是“不离膝”而已, 而且动手动脚, 问这问那, 几只小手都争着来拉胡子。“粉黛亦解包, 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 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 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 狼藉画眉阔。”滤去生活的艰辛和苦涩, 是慈父眼里小女儿的顽皮可爱。

当然, 家庭的和谐不仅体现在长对幼的关怀上, 也体现在孩子的长幼有序、懂事分忧上。在《彭衙行》中, “痴女饥咬我, 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 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 故索苦李餐。”短短三句诗, 既写出了一家人拮据艰难的生活, 又写出了孩子们的乖巧听话。在战乱中, 没有什么比一家人相亲相爱、相互依靠更有力量了, 家是和睦的, 即使有再多苦难, 也会有“囊中恐羞涩, 留得一钱看”苦中作乐的旷达和潇洒。

杜甫基本上一生都在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中度日, 甚至因为贫病交加, 病死在湘江舟中。一代诗圣当时的生活是很窘迫的, 然而, 如果没有杜甫那些至交好友们的帮助, 杜甫一家的日子会更加凄惨。杜甫是个重友情的人, 单看他怀念李白的那些诗就可以得知, 他有多看重朋友, 他盼望着“何时一樽酒, 重与细论文”, 写下了《赠李白》《春日忆李白》《冬日有怀李白》《天末怀李白》《梦李白 (二首) 》等多首诗, 而李白只有《沙丘城下寄杜甫》一首而已。正因为杜甫重情重义, 所以在他落难时会有孙宰、严武等名人官吏的接待和照料, 也有与卫八、田父等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的真挚友情。患难见真情, 从杜甫落难时帮他, 有人会伸出援助之手, 就可以推断出他们朋友间的情谊是何等真挚, 想必杜甫待友人也是相当真诚的。“花径不曾缘客扫, 蓬门今始为君开。”客人没来之前忙碌的准备, 足见杜甫之欢喜和精心准备。杜甫行至彭衙, 又寒又饥, 得到故人孙宰“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的盛情款待, 并发出“谁肯艰难际, 豁达露心肝”的感慨, 赞叹故人间的深挚友谊。与卫八的重逢也是如此, 在战争乱离中忽然相见, 乍惊乍喜, 如梦如幻, 询问旧友, 已半为鬼, 昔日小友, 今也儿女成行, 时光荏苒, 风华不再, 怎么能不“主称会面难, 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 感子故意长。”让后世的读者读来也会被这质朴无华的深厚友情所感染。难怪黄生评此诗说:“写故交久别之情, 若从肺腑中流出, 手未动笔, 笔未蘸墨, 只是一真。然非沉酣于汉魏而笔墨与之俱化者, 即不能道只字。因知他人未尝不遇此真境, 却不能有此真诗, 总由性情为笔墨所格耳。”[2]在《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中, 杜甫只是“步屧随春风”时偶遇一旧识的田父, 便被“邀我尝春酒”, 杜甫很珍惜这种淳朴真挚的感情, 杨伦评云:“情事最真, 只如白话。”[3]

杜甫之所以会在很多篇章里描述各种真挚朴素的感情, 是因为他希望建立一个“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的和谐家园, 而和谐, 需要人与人真心相待, 真心付出, 虽然杜甫一生不得志, 没能使整个社会达到“九州道路无豺虎, 远行不劳吉日出”的境界, 但是他的一生都在身体力行自己的誓言, 可以说, 在他自身周围, 的确建立起了这种人与人之间人伦和谐的生活环境, 虽苦犹甘。

摘要：杜甫叙事诗的抒情性首先表现在抒情的平民角度上, 因而他的诗歌比其他诗人更加质朴而有力量。这一平民角度和民间立场源自于他一生流离失所、颠沛流离的生活道路, 让他能够和百姓同呼吸、共命运。杜甫叙事诗的抒情性还表现在广泛性上, 包含爱国之情、亲情、友情等各个方面, 这些真挚的感情构筑了一个理想的人伦和谐世界。

关键词：杜甫叙事诗,抒情性,感染力

参考文献

[1]李灵年, 李泽平.袁枚诗文选.巴蜀书社, 1990:47.

[2]黄生.杜诗说 (卷一) .黄山书社, 1994:2.

3.论杜甫诗歌风格的嬗变 篇三

杜甫的诗歌在唐诗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说李白是浪漫主义的一座高峰，那杜甫无疑是代表现实主义的另一座高峰。由于杜甫的诗在总体上反映了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变化过程，杜甫在抒写个人的不幸遭遇时，往往与当时许多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相吻合，因此被后世誉为“诗史”。我国诗歌从周朝的《诗经》到两汉乐府民歌，都有写实的优良传统。杜甫的诗自觉地从个人抒情上升为对国家社稷、天下苍生的关怀，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各种大事件和遭受战乱的社会广大民众的生存状况。诗可以证史，甚至补史料之不足。杜甫的代表作如“三吏”、“三别“、《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哀江头》、《北征》、《洗兵马》等诗，继承了《诗经》、《离骚》的爱国忧民精神，而就《月夜忆舍弟》、《秋兴八首》、《登高》、《岳阳楼》等写景抒情的诗也是心系国事，把个人的遭遇融于国家的命运中。

杜甫的诗在现行的人教版义务教育新课标实验教材（初中部分）共选用了六篇，是古代诗歌中入选较多的诗人之一。为了更好地解读杜甫的作品，继承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指导学生取其精华，而了解诗人经历，知人论世是理解古诗的一种重要方法。下面试从杜甫的人生经历阐述杜甫诗歌风格的变化，希望能帮助读者更深层次的解读杜甫的诗。

一、杜甫诗风的两个阶段：浪漫主义时期和现实主义时期。

1、早期鲜明的浪漫主义诗风。

杜甫，字子美。杜甫（712——770）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杜陵布衣。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生于河南巩县瑶湾。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士大夫家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是他年少时崇高的政治理想。他自幼好学，20岁开始游历，漫游了吴越、齐赵等地。既开阔视野，广交朋友，又饱览祖国山川，陶冶情操。受到盛唐时代风气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杜甫乐观自信，奋发向上，吟唱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如《望岳》、《房兵曹胡马》、《洗兵马》等，都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表现了诗人胸怀天下的气概。这是杜甫能成为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的基础。①

2、现实主义诗风的形成期。

当杜甫35岁时，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由于奸臣李林甫从中捣鬼，没有及第，只好在长安围顿十年，终身也未成进士。这期间，恰好爆發“安史之乱”。诗人也卷入其中，杜甫的生活也开始发生转折。诗人的理想不能实现，生活潦倒，政治黑暗，官僚腐败。而战乱又使他妻离子散，颠沛流离，之后被叛军所俘……这些真实的遭遇，让诗人脱离“象牙塔”，接近现实，深入社会底层，使诗人向人民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这些人生际遇促使诗人诗风的转变，写出了许多倾诉不平，揭露黑暗，同情人民疾苦的动人诗篇。从而使杜甫的思想逐渐靠近人民，形成忧国忧民的诗歌基调，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成为伟大的爱国诗人。

客观地说，“安史之乱”的爆发，这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杜甫生活和创作的转折点。仕途失意，给予杜甫沉重的打击，但却在创作上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为杜甫诗风的嬗变创造了条件。

二、杜甫诗歌代表作对比赏析（以初中课文《杜甫诗三首》为例②）

1、《望岳》简析：

望岳 杜甫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唐代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到洛阳应进士考试落弟后，他便开始漫游生活，北游齐鲁，被泰山所吸引。这首诗就写于这次漫游途中。诗人紧扣一个“望”字抒写自己的感受，极其生动形象地勾画出泰山雄浑壮观的气势，表现了诗人热爱祖国大好河山及其奋发向上、积极乐观的旷达情怀。③

2、《石壕吏》赏析

石壕吏 杜甫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石壕吏》是杜甫名篇之一，这首诗写于“安史之乱”时期。由于战事吃紧，唐王朝为补充兵力，到处征兵抓人。杜甫正由新安县继续西行，投宿石壕村，遇到吏卒深夜捉人，于是实录所见所闻，诗中刻画了官吏的横暴，反映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和自己痛苦的心情。他通过写出老妇一家的悲惨遭遇，深刻揭露了战争给人民到来了巨大的灾难。

首先对差役这一形象地塑造采用了空白艺术。从诗题来看，主要人物应是差役，但诗人对他用了暗写，一出场只用了“吏呼一何怒”来点出他的威势，此后就让他转到“幕后”，对老妇则是用了明写，把她所说的话写成了一篇“抒情独白”。其实呢，用心品味一番就会发现老妇的话句句都是差吏逼出来的。大量的空白需要我们根据老妇人的“致词”来想象填充：差吏一进门就问“汝家有男丁否”，老妇答以“三男邺城戍……”；再问“尚有他人否”，又答以“室中更无人……”；最后是差吏仍逼着要人而已，老妇只好“请从吏夜归。”

注释：

[1]于非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上册）[M].高等教育出版社，第370-371页

[2]人教版八年级（上册）[M].P179—181页

4.论李白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 篇四

李白与杜甫所代表是二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形式，李白的诗歌运用奇特的夸张和想象，往往所表达是一种超脱自然的盛世情怀，而杜甫运用写实的手法，在意的是对于客体的一种真实的再现，所以在后人面对这样的二种风格的时候，在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相当的时候，总是想去比较一下谁代表的是盛唐诗歌的最高的艺术成就。

其实，面对二位天才级的诗人，我们后人这样的比较实际就存在着不适当，他们所代表的二种的不同的艺术风格，而且在历史的长河里，经过了几千年的栓选已经证明了他们二人共同所代表的一座后人无法仰及的高峰，对于我国的诗歌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无法替代的贡献。一.李白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妄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充分体现了盛唐人士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他的家世至今还是个谜。大约五岁时，随家碎叶迁居蜀之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其家非常富有，因而他早期受过很好的教育。少年时代，游历青城、峨嵋等地，可想道教给他的一生是有着深刻的影响。18岁时，他往来旁郡，游剑阁、梓州。20岁游成都等地，就是在漫游，任侠中李白度过他的一生。

李白诗歌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感情热烈，气势宏大，想像丰富，语言清新，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李白诗歌形成于唐朝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李白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的又是积极入世的。比如，蜀道雄奇险峻，难以表述，李白却能以变幻莫测的笔法，在《蜀道难》中艺术地展现了古老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用“五丁开山”“六龙回日”等神话传说，写出了历史上蜀道不可逾越之险阻；写黄鹤不得飞过、猿猱愁于攀援，映衬出人在其上行走难上加难；摹写神情、动作（“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险危之状如在眼前；借景抒情(“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使人闻声失色，烘托了蜀道之难；运用夸张（“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极言山峰之高，绝壁之险，渲染了惊险的气氛。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或个人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写愁“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作者的愁不是停留在伤秋悲春之中，而更多的是作者的积极的态度上的基础上的一种豪迈之愁，愁中更有豪气十足。

在诗体上，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言七绝，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

李白推崇“清真”。“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其一》）。这种“清真”，应该是一种自然朴素而又炉火纯青的美。“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王安石评价道：“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渔隐丛话》）与之相对，李白反对字雕句琢的模仿，认为那样便丧失了诗歌的“天真之气”：“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古风·其三十四》）因此，李白的诗作多为感情真挚随口道来之作，读李白的作品，最大的感受就是李白的古诗喷薄而出，一泄不回；李白的近体诗清新朴素，了无杂质。这些都是对他“清真”的美学追求的体现。

二.杜甫

杜甫则是由盛唐转衰的一位伟大诗人。

杜甫（712~770），字子美，京兆杜陵人（今陕西西安市西南）人，生于巩县官宦之家。其家庭有奉儒守素的文化传统，给他很深的影响。他经历唐由盛转衰的过程，使他历尽人生辛酸，看尽生民疾苦，因而关心国家安危。

杜甫的诗歌表现为格律严谨、情感内敛、沉郁顿挫、充满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以及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特征。他的风格逐渐在苦难的生活中形成，特别是安史之乱时期和晚年的生活。杜甫终身的愿望是“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这种愿望有如“葵藿倾太阳、物性固未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使他有博大的圣人情怀和济世救民的执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蜀相》）。杜甫对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和揭露，对百姓有深切的同情。他的“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和《兵车行》都是这样的作品。《兵车行》为历代所推崇，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在艺术上寓情于叙事，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那种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诗体上，杜甫的诗歌各体兼工，以律诗和绝句为主，另外的一方面杜甫突破了乐府旧题的束缚，创造了不少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例如“三吏”“三别”。杜甫的律诗的代表作有《月夜》《春望》《望岳》《秋兴》八首，《登高》《登岳阳楼》诗文无不以沉郁稳健建昌，凝重精美著称，杜甫善于用充沛的感情驾驭精炼奇绝的文字，同时，与李白的浑然天成，不讲究炼字相比，杜甫始终坚持“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风格，其诗歌讲究的是遣词造句，语句常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诗歌精炼严整非常人之能所几页及也。

杜甫则强调“传神”。这个“神”，很多文论家思想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庄子》讲“神．．．．．．．．．遇”，刘勰讲“神思”，而杜甫则明确把“神”的概念用到了诗歌创作上。杜甫的“神”当是指诗歌所蕴含的深厚的精神风韵：“将军善画盖有神”（《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罗宗强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为这个“神”定义道：“惊警而不流于刻板，在惊警中流露神韵”。杜甫讲传神，同时也讲究写实，他最推崇“形神兼备”的境界。为了实现这种传神之美，杜甫一方面强调锤炼，炼字，炼句，苦思，苦学。“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黄庭坚则赞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另一方面，从自然和生活中提炼真实而自然的素材，在作者辛勤的钻研锤炼之下，方能写出传神之作。此外，杜甫讲传神，也讲写实；讲苦学与功力，也不反对一蹴而就的天赋；既赞成感情的自然抒发，又提倡比兴规整；既赞美自然清新的美，也追求悲壮的美。可见，杜甫的诗既反映了盛唐人追求壮美和风骨的倾向，又表现出了中唐人关心时弊提倡美刺比兴的要求。罗宗强的《文学思想史》就认为杜甫总结盛唐，开启中唐，而李泽厚在他的《美的历程》中则认为杜甫的“盛唐”不同于李白的“盛唐”，李白和张旭的盛唐冲决了旧的范式并形成了内容上的创新。

李白与杜甫分别代表着盛唐诗歌浪漫派和现实派的二座高峰，无分伯仲，至于其艺术风格的不同也不是一篇文章所能阐述得清楚，他们的政治理想，生活态度，表现技巧，所受思想的影响等等都存在着很多的不同.总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古长。

—— 模具092班

5.浅论明清小说叙事的诗化特征 篇五

浅论明清小说叙事的诗化特征

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时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形式而言，明清小说更是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广阔社会生活场景、丰硕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明清小说的叙事以情节为中心，虽然在内容的结构编排及语言的锤炼上都比前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其中也出现了一股“复古”的潮流，那就是诗化小说的诞生和风靡。具有诗化特征的明清叙事小说一种追求诗美效果的小说。是小说和诗融合、渗透后出现的一种边缘体裁。从理论上来看，有着诗意美的小说，具有一种从有限的形象画面，升华到无限的思想、理念的升腾力，一种从具体的人物情节提高到普遍的意蕴、诗情的概括力，它既有生活的具体实感、美感，又有引人思索的丰厚、博大的思想内涵。小说家不再让具体事件捆绑、摆布自己的思想，常常在小说中像诗那样运用情绪的流动，内心的独白，放射性的结构，思维空间大大开拓，能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旨蕴意念。它的抒情性的因素突破了严密的结构框架，冲淡了完整的情节密度。将以上比较抽象而又理论化的解释用自己较为简单易懂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作家在叙述故事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自身的联想与想象，运用喜爱的诗歌形式流畅而又大胆的吐露自己的情感与内心，并在具有丰富感染力的渲染下放大和扩宽其小说的抒情特质，从而使小说叙事的环节功能得以弱化，做到能带给人深刻情感共鸣的叙事性。明清小说《聊斋志异》是一部固来以其结构叙事的艺术特征而被大家所推崇的作品。《聊斋志异》小说中将诗词化的语言运用其中，还不乏完整的诗词曲，它不似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那般几乎全数直接引用已有的前朝诗作，也不像魔幻神游小说《西游记》完全是以作者吴承恩的角度来进行描写叙述，纵观《聊斋志异》四百三十八篇短篇作品，蒲松龄很多是按照每个故事的人物来进行特定的创作，而且也与作品中人物的身份、思想、性格以及自身所处的环境等有机结合在一起。《连琐》中连琐的诗“玄夜凄风却倒吹，流萤惹草复沾帏。”被杨生续上两句“幽情苦绪何人见，翠袖单寒月上时”。合乎故事意境和发展的诗词也是连接两位主人公感情衍生的纽带。《公孙九娘》中的主人公九娘原本是一位破落的大家闺秀，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和才学，称是“诗词俱大高”，因于七一案而被举家牵连，与她的母亲一同“原解赴都。至郡，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刭。”她在临淄城郊与莱阳儒生举行冥婚之时，“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乃不成眠，遂占两绝云”：“昔日罗裳化作尘，空将业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初逢画阁春。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忽启缕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站在九娘的生命经历中看，一方面是她画阁生春，阳台作云的新婚之景；另一方面却又有露冷枫林，血染罗裙，白杨风雨绕孤坟的凄凉诡异之感，看似及其矛盾不协调的氛围却交织在了一幅场景中，但不可否认，这也就是九娘的真实呈现，是在考究身份、遭遇及特定的情境下思想感情的复杂融合下看似凸显矛盾却又暗藏合理性的存在。《宦娘》中的《惜余春词》则是极大推动了故事的发展来到。“因恨成痴，转思作想，日日为情颠倒。海棠带罪，杨柳伤春，同是一般怀抱。甚得新愁旧愁，划尽还生，便如青草。自别离，只在奈何天里，度将昏晓。今日个，蹙损春山，望穿秋水，道弃已拼弃了！芳衾妬梦，玉漏惊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说长宵似年，侬视一年比更犹少，过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这首词也成了温如春与良工的红线媒人。《聊斋志异》中的诗词各有其具体的艺术作用，既不是多余的赘述，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修饰，在帮助塑造人物形象，渲染故事氛围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上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语言上匠心独运、精雕细琢，是明清时期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反映了明清时期小说的诗化语言特征。

6.论杜甫诗歌的叙事特征 篇六

学生姓名：赵琳霞

指导教师：

专业年级：2011级汉语言文学

完稿时间：2012年10月5日

从杜甫的诗歌特色看杜甫的人生

摘 要

杜甫和他的诗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世界的东方。在古今中外的诗坛上，杜甫的诗篇别具一格，独占鳌头。无论是在艺术手法上，还是在思想内涵上，都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对于杜甫诗歌的认识，在不同的创作阶段，他的诗歌特色各有千秋。纵观其生活及社会背景，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意气奋发、浪漫张狂的年轻漫游时期。

二、屡试不第、正视现实的困居长安时期。

三、万方多难、忧国忧民的乱世流亡时期。

四、田园草堂、颠沛流离的漂泊西南时期。关键词：杜甫 诗歌 人生

目 录

一、引言„„„„„„„„„„„„„„„„„„„„„„„„1

二、意气奋发、浪漫张狂的年轻漫游时期„„„„„„„„„„1

三、屡试不第、正视现实的困居长安时期„„„„„„„„„„2

四、万方多难、忧国忧民的乱世流亡时期„„„„„„„„„„4

五、田园草堂、颠沛流离的漂泊西南时期„„„„„„„„„„5

六、结论„„„„„„„„„„„„„„„„„„„„„„„„6

七、参考文献„„„„„„„„„„„„„„„„„„„„„„ 7

引 言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杜甫和他的诗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世界的东方。在古今中外的诗坛上，杜甫的诗篇别具一格，独占鳌头。无论是在艺术手法上还是在思想内涵上，他都称得上唐朝诗歌的集大成者，被后人誉为“诗圣”。他的一生和他的诗歌揉合在唐帝国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的时代。在诗歌中既能洞察体现出当时的历史现状，又能反映杜甫的人生观，忧国忧民的情怀及愤慨，并生动展现了安史之乱前后时代的画卷，是用韵律写成一本历史，被称为“史诗”。曾经杜甫也有伟大的抱负，壮志凌云，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仕途的渺茫，使杜甫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弊端，人民的疾苦，促使他写出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名篇，真实而悲壮，慷慨又悲凉。杜甫的诗歌跌宕起伏在他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中。具体说来，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 意气奋发、浪漫张狂的年轻漫游时期

年轻的杜甫少年气盛，虽曾参加进士考试而落第，但当时他对社会和人世的阅历都不深，所以这次落第并没有使他受到多大打击，他对自己的前途还是充满信心，抱有美好幻想。在落第的第二年（７３６年），他照旧开始了又一次壮游。“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生动地反映了青年诗人在当时所具有的那种豪放的胸怀，激越的感情以及高尚的品格，而且还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望岳》诗里，也同样表现了这种格调。这首五言古诗是杜甫诗集中最早的作品。写作此诗时，诗人才二十多岁。“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诗人用设问的句式自然地引出泰山来；又以自答的方式，描绘出泰山巍峨的形象。诗人仅仅用“齐鲁青未了”五个字，就活灵活现地刻画出它那巍然耸立、青翠欲滴而又绵亘天外的浑茫外形来。“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前者是形容泰山凝聚了所有山峦应具的“神秀”，而后者则是形象地衬托出遮天蔽日、高峻峭拔的山峰。在诗人笔下，这座泰山真是既神奇，又雄伟！接着，杜甫以“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两句，进一步描写泰山的景色及其望岳的感受。这两句并非完全写实，乃是诗人的假想。正如王嗣奭所说：“‘荡胸’句，状襟怀之浩荡。‘决眥’句，状眼界之空阔。公身在岳麓，而神游岳顶。”最后，诗人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种充满豪迈气概的诗句为全诗作结。既然诗人面对这座如图如画的神秀峰峦，仰望之中业已使人心胸舒展，神采飞扬，那么何不亲身登上这座山峰之颠，以饱览泰山的风光呢？ “凌绝顶”，正反映了他的远大目光和豪迈气概。这个“凌”字用的极为贴切、传神，将那种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登临决心跃然纸上。这两句诗，杜甫用“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意，不仅进一步赞美泰山的雄伟姿态，而且也是以此抒发自己勇于攀登，必将腾凌绝顶的壮志豪情。从这里可以十分清楚地了解到年轻诗人的坚强信心和自恃态度，这也是杜甫早期积极进取思想的自然流露。

杜甫的少年正逢开元盛世，他在《忆昔二首》之二这样描述此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津津乐道国富民安、政通人和的景象，这也促使杜甫积极入世，想干出惊天伟业。杜甫早期作品留存数量很少，这些诗篇和时代的风气相一致，有着颇为张狂、富于浪漫气质的一面。他的《壮游》诗回忆往事，自称“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在文学上，连屈原、贾谊、曹植、刘桢那样的人物都不放在眼里，可见他是多么骄傲。在与李白、高适等人交游时，他们纵酒放歌、慷慨怀古、驰逐射猎，也很有几分任侠之气，充满自信，带有英雄主义的倾向，而同杜甫自己后来的作品有明显区别。

二 屡试不第、正视现实的困居长安时期

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沉郁顿挫”，是在安史之乱的前夕开始形成，而滋长于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苦难之中。因此，流响于刚刚过去的年代中的充满自信、富于浪漫色彩的诗歌情调，到了这里便戛然而止。在飘零的旅途上，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这种深入社会、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的创作倾向和由此带来的语言表现形式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三十五岁左右，杜甫来到长安求取官职。开始，他满怀信心，“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并相信自己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滞留十年却一再碰壁。这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而把持权柄的李林甫杨国忠对引进人才采取阻碍的态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变得艰难起来。杜甫在长安滞留了将近十个年头，在此期间，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多方奔走，直到这年年底才得到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天宝后期，唐代社会虽维持着表面的繁盛，却已处处埋伏着危机。处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现实中的弊病，当一场大崩溃即将到来时，杜甫透过个人的不幸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宝十一年（即752年），杜甫写下了他的名篇《兵车行》，以严肃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下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这首诗标志了杜甫诗歌的转变。

这首诗大约作于天宝十年（751），诗人的这篇长歌表现了唐玄宗好战喜功，穷兵黩武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诗一开始，就给读者展现了一幅震人心魄的送别画面：兵车轧地，响声隆隆，战马奔腾，昂首嘶鸣。披挂着弓箭的士卒，夹杂在车马中，开赴边地战场。漫长的队伍旁，是众多的亲人，男女老少，在纷乱地哭喊、拽拉、捶胸、顿足，跑着为士卒悲恸地

送行。车马行人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淹没了横跨渭水的咸阳大桥。“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原来是唐王朝最高统治者为开拓疆土，不惜用人民“成海水”的鲜血频繁地发动侵略战争。控诉之矛直指皇帝唐玄宗，使我们看到一位胸怀正义的伟大诗人，对不顾人民死活的统治者是何等地愤慨！接着诗人用“君不闻”三字领起，又将人们的视野从“行人”及“边庭”的眼前引向“山东二百州”的“千村万落”这一远处世界——华山以东的广大地区，人烟萧条，田园荒芜，见不着男劳力，即使有一些妇女在把犁耕种，也难改变“禾生陇亩无东西”的局面。这一层是由“点”到“面”、由“近”到“远”地揭示出“点行频”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役夫长年在外征战不息，家中却还遭官府催租之苦。“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是反问句，以往人民是不敢申诉心中的怨恨的，但是现在愤怒的火焰终于喷涌而出：“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且如”二字，意思是且举一例，以见其余。一句反问，犹如一柄利刃，一下子就击中了统治者那无人耕作而还要缴纳租税的荒谬逻辑。征夫的两次反问都是含蓄的，但后一次更显得柔中有刚，义正辞严，体现出他们的恨之切，怨之重。“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的，然而无休无止的战争却把人们早已被扭曲的思想再来个弯上加弯，这就更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兵役的繁重及其罪恶。篇末进一步通过描写战场的悲惨景象来诅咒拓边战争。这四句是全诗的高潮，也是“行人”对这次出征的前景形象化的预测。通过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对“山东”大地的纵览和对家庭濒临破败的预感的描述之后，断定 “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义的战争必败。“行人”这撕肝裂肺、令人战栗的“瞻望辞”，是对统治阶级穷兵黩武战争的愤怒诅咒。诗歌结尾这令人心惊胆寒、毛骨悚然的恐怖场面与开头人声鼎沸的画面相对照，则更显示出“耶娘妻子走相送”这生离死别场面的悲惨。《兵车行》是杜甫的代表作之一。它如同一页“诗史”。说它是“史”，因为它具有“春秋”史家纪事的客观性、真实性。特别是“耶娘妻子走相送”与“哭声直上干云霄”两句与《资治通鉴》中“于是行走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记叙的巧合，则更见出其“史”的价值。此外，从“道傍过者”与“行人”的谈吐中也可见杜甫“史笔”的严肃性。“道傍过者”是诗人，但他的动作只有一“问”，且连问的内容都只字未提，这就更使诗的思想主题具有了客观性。至于“行人”的回话中的“边庭流血成海水”，也与史书中“士卒死者六万人”，“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之记载相合。

《兵车行》的另一显著特点就是寓情于叙事中。这首诗无论是第一段的场景描写，还是第二段的答话记述，都充盈着诗人“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的忧心如焚的“非战”思想感情。

此后，他又写出《前出塞》九首，继续对灾难性的开边战争提出质疑；写出《丽人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而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更把统治阶级醉生梦死的情状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锐的对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阶级矛盾，长诗极尽杜甫沉郁顿挫之风。

三 多灾多难、忧国忧民的乱世流亡时期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但坚决不做安禄山的伪官，虽身处乱世，却有极强的民族感情。后来只身逃出，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罢相而触怒肃宗，后于乾元初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唐肃宗至德二载（７５７年），杜甫由凤翔（今陕西凤翔县）出发，回鄜州（今陕西富县）探望在战乱中离别经年的妻子儿女。这时，“安史之乱”发生已将近两年，唐肃宗的抵抗政权虽已进驻凤翔，准备收复长安；但局势仍非常艰难，广大人民正在饱尝着战争的苦难。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王朝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和艰难。而他的诗歌创作，因了血与泪的滋养，达到了颠峰状态。诗人秉着忧国忧民的襟怀，面对惨酷的现实，以历史见证者和人民代言人的身份，将旅途中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他诗集中这首最长的五言古体诗——《北征》。这是他的力作，堪称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史诗。诗的开头叙述“拜辞阙下”的忧虞不安的心情，用婉转曲折的语言表达了内心的郁结。杜甫当时在凤翔政府中担任左拾遗的官职。拾遗虽只是八品小官，却是皇帝的近侍，对国家大事可以进谏。在军事紧张时期，他离开职守回家探亲，必然会产生复杂的心情。因为“维时遭艰虞”，诗人更深切地关怀人民和国家的命运。接着描写“北征”旅途中的经历。在夹叙夹议的语言中蕴蓄着愤怒与悲伤。宁谧的自然和纷乱的战争局势恰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立刻引起了诗人的联想：山中苦果，经过雨露，还能结出果实；而自己奔波了半辈子，又有什么结果呢？诗人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得到的只是颠沛流离。而后，诗人以经过战乱，弄得满头白发、憔悴容颜回到家中，又悲又喜地与离别经年的亲人会面了。整段文字用团聚的情趣掩盖悲凉，描写深刻而又细致。写出自己一家的遭遇，更加真切地反映了乱离时代人民的苦难。继而杜甫高度赞扬了回纥出兵助唐这件事。时局对敌人不利，国家命运出现了重大的转机，人民有了安定生活的希望了。杜甫宣扬这种有利形势，是为了给自己、也给同受苦难的广大人民以安慰。最后杜甫以满腔的热忱祝愿唐王朝中兴，光复唐太宗所创建的基业。诗人虽然叹息：“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繁华的景象暂时销歇，但在改弦更张之后，“煌煌太宗业”是可以“树立甚宏达”的。这的确是一首富有现实意义的战斗性的诗篇。在这战乱年代里，杜甫把他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热情，转变成为“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的焦灼，诗中充满着爱祖国、爱人民的精神。并且，他对国家前途抱有坚定的信心，即使在时局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在诗篇中洋溢着乐观情绪。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在这些诗篇里，我们感受到诗人对受难的人民的极其真实深切的悲悯之情。

四 田园草堂、颠沛流离的漂泊西南时期

上元元年春，杜甫离开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来到鸟语花香的成都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得到了暂时的休息，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了许多歌咏自然的诗歌。他歌咏的对象，往

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时代。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江汉》一诗作于大历三年（768）正月，杜甫自夔州出峡，流落湖北江陵、公安等地。此时他已五十六岁，北归无望，生计窘艰。此诗以首句头两字“江汉”为题，正暗示流离漂泊。尽管如此，诗人匡世济国之心未已，忠君爱国之心不改。“江汉”句，叙写诗人客滞江汉的窘境。“思归客”三字饱含无限的辛酸，因为诗人思归而不能归，成为天涯沦落人。“乾坤”句包含“自鄙而兼自负”这样两层意思，妙在“一腐儒”上冠以“乾坤”二字。“身在草野，心忧社稷，乾坤之内，此腐儒能有几人？”（《杜诗说》）。“片云”二句紧扣首句，对仗十分工整。通过眼前自然景物的描写，诗人将他“思归”之情表现得很沉郁。他由远浮天边的片云，孤悬明月的永夜，联想到了自己客中情事，仿佛自己就与云、月一样孤远。这样就把自己的感情和身外的景物融为一片。诗人表面上是在写片云孤月，实际是在写自己：虽然远在天外，他的一片忠心却象孤月一样的皎洁。“落日”二句直承次句，表现出诗人积极用世的精神。次句的腐儒，并非纯是诗人对自己的鄙薄。上联写了永夜、孤月，本联的落日，就决不止是写实景，而是用作比喻。黄生指出：“落日乃借喻暮齿”，是咏怀而非写景。落日相当于“日薄西山”的意思。“落日”句的本意，就是“暮年心犹壮”。就律诗格式说，此联用的是借对法。“落日”与“秋风”相对，但“落日”实际上是比喻“暮年”。“秋风”句是写实。“苏”有康复意。诗人流落江汉，面对飒飒秋风，不但没有悲秋之感，反而觉得“病欲苏”。这与李白“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的思想境界，颇为相似，表现了诗人身处逆境而壮心不已的精神状态。这两联诗的意境，苏轼曾深得其妙，他贬谪岭外、晚年归来时，曾有诗曰：“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次韵江晦叔二首》），表明他不因政治上遭到打击迫害，而改变自己匡国利民的态度。“孤月此心明”就是从杜诗“永夜月同孤”和“落日心犹壮”两句化用而成的。“古来”二句，再一次表现了诗人老当益壮的精神。“老马”是诗人自比，“长途”代指驱驰之力。诗人写道，古人存养老马，并非取它的力，而是用他的智。我虽是一个“腐儒”，但心犹壮，同老马一样，并不是没有一点用处的。其中的言外之意是：莫非我真是一个毫无可取的腐儒，连一匹老马都不如么？此诗用凝炼的笔触，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不平之气和报国思用的慷慨情思。诗的中间四句，情景相融，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历来为人所称道。

面对清风明月，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宝应二年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以为有希望回到洛阳，脱口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迸发出内心的欢悦，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乐的高歌。诗中突出地抒发了一个“喜”字，从闻喜讯，到流喜泪、观喜容、呈喜态、唱喜歌、思喜归，无处不喜。杜甫的诗一向以“沉郁顿挫”著称，这首诗却一反往日的风格，而以爽朗明快取胜。八句诗似脱口而出，水到渠成，极其欢欣鼓舞，轻快跳宕。因此清人孙沫评这首诗说：“一气旋折，八句如

一句，而开合动荡，元气浑然，自是神来之作。”除第一句叙事外，这首诗后七句全是抒情；除前两句不对仗，后六句全对仗。这种内容与形式毫无拘束地完美结合，更加增强了诗的感染力。

结 论

杜甫一生历尽沧桑，饱经磨难,但少年时代的他也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凌云壮志,只是生不逢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杜甫在早充观国宾之时未能如愿以偿。而他的“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忠君爱国之志，又在他期盼已久的主上顷见征之时，沉入无底深渊。历史的灾难与沉重成就了杜甫，而杜甫则承载着它，使其被一代一代的后人所知晓，所明了。杜甫浪漫的绝望，只能锁定伤心的现实。他紧握手中正直的笔，注视着所有悲哀，透过繁盛的表象他看到腐败的实质，拨开历史的风尘，沉郁顿挫的诗句和着缓慢踉跄的脚步把深藏于富丽堂皇中的大唐撬上尤如明镜的万里晴空，险些把世界压塌。

当青色的衣衫再也抵挡不了朔风的吹刮,当坚毅的脸庞再也经不住岁月的蹉跎,当崇高的灵魂再也容不下战争的吞噬,杜甫满腔的爱憎如旭日东升,喷薄而出。历史没留给杜甫任何一道门,即使一道狭窄的小门,而杜甫却成就了不凡。杜甫的诗犹如大唐由盛到衰可悲历史的一面镜子折射着他不同时期的真实景观和社会生活矛盾。又如一个历史宝库，包含着浑涵汪洋、千汇万状的丰富内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和“百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的忧国忧民的深衷和“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个惊人死不休”的鸿鹄壮志，形成了他沉郁顿挫的独特格调和精益求精的诗艺，也铸就了这位彷徨者无数铿锵凝练脍炙人口的绝妙好辞。于是他便成了诗中的圣人。他的人格魅力便得到了更艰难的提纯，直升一个令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境界。贯古玉今的文人墨客中又有几人欤？

杜甫已离我们远去，淹没于黄尘古道，荒芜在烽火边城，岁月却带不走他那个早已铭记世人心中的姓名；长江有情化作泪，长江有情起歌声，历史的天空有一颗星，人间的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

结论应与论文内容相关，是对全文的总结、提炼，而不是漫无边际的抒情。请紧扣论体，概括出杜诗特色与人生的关系。结论重写。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 230页-245页

2、张忠刚《杜甫诗选》

中华书局

2009年

7.论杜甫诗歌中的人道主义精神 篇七

关键词：杜甫；儒家思想；人道主义精神

一、杜诗中人道主义精神探源

杜甫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揭露和批评。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是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的，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常常充满沉甸甸的政治关怀和道德意识。

（一）儒家“仁爱”思想的产物

杜甫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他自幼苦读儒家经典，非常崇尚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统治思想，平生之志乃通过当官来行儒家匡时济事之道。其祖父杜审严是唐初著名诗人，父亲杜闲曾任奉天令，他们使儒家“仁者爱物”、“饥溺关心”的思想深植于杜甫的诗中。书香门第的传统，使杜甫在盛世文明的教育下，成为一名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他和早期盛唐诗人们一样，对人生、对朝廷、对前途充满了乐观向上的遐想。然而仕途的不顺，终其一生并未使他踏上从政的道路。时代的变动，生活的流离所失，贫困、饥饿使他与人民群众发生较密切的联系，与人民大众共苦难、同命运，内心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深入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它使得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仁爱精神、恻隐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并用感情强烈的诗篇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儒家的“仁爱”思想，几乎成为杜甫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

（二）经历乱战，现实感悟的结果

杜甫的一生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成长及南北漫游时期——长安觅官时期——离乱为官时期——蜀地漂泊时期。第一时期他写的诗很少。从第二时期开始，玄宗昏溃、朝丞弄权，外戚骄奢，边将骄纵……他自己屡试不第，饱读诗书，欲济天下的杜甫遭遇了落弟的失意，献賦求官未成，使他出仕济世的幻想破灭，使他对唐王朝的统治堪忧。政治上的失意使他的生活日益窘迫、仕途的挫折给了他思考，使他开始正视现实，使他唱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

安史之乱后，长安沦陷。杜甫目睹了叛军的暴行，饱尝了国破被俘的离乱之苦，有着九死一生的经历。杜甫晚年，长安再度沦陷，他经常捱饿受寒，日子过得很悲苦。他身在两川，心系故国，却又始终不得返京。无奈之下，他乘舟出游，漂泊在岳州，衡州、漳州等地，度着浮家泛宅的凄凉岁月。最后，这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在贫病交加之中，怀着满腔遗恨，冻死在一条破旧的木船上。

二、杜甫诗中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

（一）忠君爱国

1.诗人对皇帝的忠诚

杜甫一生忧国忧民，他的爱国思想和忠君交织在一起，根深蒂固。他把皇帝看成国家社稷的化身，把国家成败的希望全寄托在皇帝的身上，对皇帝是一味的忠诚。从早年的志向直到临终仍在惦念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希望以丞的身份辅佐国君。

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开篇就描写忠君爱国之情，怀着济世的思想，执著地求索国泰民安的路径，诗中他表明心迹：“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他以葵藿向日自喻，称自己对皇帝像向日葵那样忠诚；以稷契自许，表明希望做稷契一样的贤丞良相，辅佐君王治理天下，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南征》中：“者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诗人去世前一年，抱病漂泊时仍对皇帝感恩戴德，忠诚不舍。

2.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歌颂

杜诗现存有一千四百余首，都是围绕诗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诗人自身遭遇而作的。他的诗中有很多是描绘祖国美丽河山，名山大川的诗篇。从二十岁起，他先是南游吴越，后又北游齐赵，过了八九年“裘马清狂“的生活，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年寄寓京华，晚年漂泊各地，足迹所至均有诗作。岱峰的高耸，剑门的险峻、锦江的秀丽、山峡的奇峻，尽在笔下。

杜甫赞颂祖国不同于其他诗人，在赞颂祖国山河的美丽之中，结合社会现实，抒发对祖国命运的悲切之情。在《登高》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悲壮景色，引述了诗人万里离乡，多年漂泊，暮年多病，国事不宁，返乡无日的忧伤。又如长安“春望”，则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正是因为他对祖国执着的爱慕之情，才写出了如此壮美的诗句。

（二）“仁爱”精神

杜甫号称“诗圣”，乃诗国之圣人，恰似孔子、孟子，乃儒家之圣人。其诗名垂千古，荣膺了各种美誉和桂冠，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既是由于其思想艺术成就的无与伦比，还因为诗人用其毕生心血，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熔铸到了诗歌之中，成为诗国中儒家思想文化薪火的重要传承者。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论语·颜渊》中记载孔子的弟子樊迟向老师请教什么是“仁”，他回答说“爱人”。孔子为推广自己的“道”而周游列国。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也”。杜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仁爱”精神。他对亲情、友情的眷念，对天下寒士的同情，对自然的怜爱，都无不体现他至仁至爱的思想。他的“仁者”之心，使他在与人交往之中，表现出无限的真诚和无私。

1.诗人对家人的亲情

动乱中生活的困苦使杜甫时刻为妻子和儿女能否过上安乐的生活而担心，为儿女挨饿乃至死去而伤心痛苦。例如：《北征》、《述怀》等诗篇都表达了诗人浓浓的骨肉情深。

然而杜甫的仁爱精神绝不仅限于此，他还将爱推及一些与己无关但和自己有同样命运和遭遇的人。晚年，他逃避战乱，深感“乱世少恩惠”（《宿凿石浦》）；然而他仍然是：“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并没有因为个人的苦难而减少对他人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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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诗人对邻居、友人的真情

杜甫对自己的邻居老夫体贴入微，他在把房子借给姓吴的亲戚住时，特意写了《又呈吴郎》一诗，他叮嘱吴郎不要干涉贫困孤苦的邻居老妇来门前扑枣，可看出他对老妇人的同情和关爱。

《春日忆李白》中写道：“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当时诗人自己身经磨难，但当李白生死未卜的传闻传到他耳中时，他忧心忡忡，对朋友思念无比。在得不到李白的任何消息时作了《不见》：“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怜。”“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杜甫还在《遗怀》、《赠李白》等篇中，表达了对朋友李白浓烈诚挚的友情。

3.诗人在战乱中对黎民百姓的同情

诗人一生颠沛流离，仕途不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饱受贫困和流离之苦，他目睹了统治者的奢华无度，战乱中统治者横征暴敛下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妻离子散的痛苦。他以深处民间的深刻感受，从现实生活出发，把仁爱之心推己及人，常常在诗中流露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写下了不少反映统治者横征暴敛下黎民百姓悲惨生活的诗篇。

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杜甫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种种苦难，写下“三吏”、“三别”等不朽诗篇。《石壕吏》通过对这一家的苦难遭遇，以及官吏抓人的凶恶相的刻画，反映了人民灾难深重的真实情况。《新安吏》中诗人同情人民的痛苦遭遇，揭露官吏强行征兵拉夫的行径。《垂老别》写了一个“子孙阵亡”的花甲老人被征从军，他告别老妻子，毅然而上战场的悲壮场面。

《茅草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夏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乎！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诗中的狼狈处境，触起了他对于战乱以来所尝痛苦的记忆，进而又联想到天下和自己一样不幸的“寒士”。杜甫推己及人，把百姓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由自己的苦难而想到天下人的苦难，他在遭遇苦难时往往能想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仁爱”精神在他的诗中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4.诗人对骄奢淫逸的统治阶级的批判讽刺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之情

杜甫亲眼目睹了由于民族矛盾达到尖锐化时所爆发的连年战争中人民所遭受的痛苦生活。“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丽人行》），写出了杨氏姐妹显赫的地位和繁华的宴饮。“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等尖锐的指出了贫富对立。这些诗句对统治者进行了鞭挞，对平民百姓充满了同情，客观上反映了贫富悬殊对立的社会现实。

因为长期困苦生活的特殊境遇使他对民间的疾苦有着更切身的体会，所以杜诗更多的是从民的角度为民请命，呼唤仁政爱民，他是怀着深厚的同情心为百姓呼号呐喊“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食戍》）。“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喜雨》）。这些诗句真切地勾画出了杜甫为了天下百姓甘愿呕心沥血的仁者形象。

可见，杜甫是由自身颠沛流離、怀才不遇的悲苦人生，去关注和思考平民百姓的疾苦、整个社会的前途和命运的，这成就了杜甫诗歌的主旋律。

5.诗人对天地万物的仁爱之情

杜甫的仁爱精神不仅表现在对人的关爱，就是对大自然的景、物，他也倍加关爱。如《缚鸡行》中“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仁解其缚。鸡虫得失无了事，注目韩江椅山阁。”诗人同情鸡的被缚。《病马》中写了一匹衰老的马仍然在为其主人尽力，全诗表现了杜甫“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精神。《过津口》中当鱼儿的生命垂危时，诗人不禁产生了同情之心。《枯棕》中叙述棕榈树受到的种种摧残，由感叹枯棕引出对于人民苦难生活的感叹。《楠树为秋风所拔叹》中诗人用拟人化的写法，写了老楠树极力反抗挣扎和被风吹倒的惨象，倾诉了对它的同情和惋惜，其中寄寓了作者的深深感慨。

诗人对自然中那些被损伤，被遗弃，被践踏的“弱者”表现出了深厚的同情，寄托了无限的哀伤和怜悯，流露出的是真挚的人道主义情怀。

三、杜诗中人道主义精神对后世诗人的影响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他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仁者爱人的广博之心，在他的诗篇中充分的表现了忧囯伤时、同情民苦的真挚感情，向世人展示了其高超的艺术成就和伟大的人格魅力。历代的人们，包括许多杰出的古典诗人在内，莫不向他拜倒，把他的诗歌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诗人，曾经像杜甫拥有这样多的追随者。

杜甫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在思想情操方面。他的情感之中饱含着大仁大爱，尤其体现为对国家前途强烈的忧患意识。他的系念国家安危，同情生民疾苦，为历代士人所崇仰，在士人人格的形式上，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陆游就曾在诗中说：“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北宋爱国将领李纲在《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中说杜诗“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南宋爱国将领文天祥兵败被俘后，在燕京狱中每天读杜诗，有《集杜诗》二百首，《序》说：“凡我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民族英雄的话，有力地证明了杜诗所具有的崇高的思想内容。杜甫的影响直至现代也历久而不衰。

参考文献：

[1]吴庚舜，董乃斌.唐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徐放.杜甫诗今译[M].人民日报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