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动物疫苗产业发展趋势

当前我国动物疫苗产业发展趋势（通用8篇）

1.当前我国动物疫苗产业发展趋势 篇一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趋势及其应对

万宝瑞

《 人民日报 》（2014年03月13日07 版）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困难挑战增多。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对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更为紧迫，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日益尖锐”。科学认识和把握我国农业发展趋势并积极应对，对于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农业发展主要趋势

农民阶层分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初步形成。农民阶层分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出现，表明农村劳动力正在重新布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体现，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经济发展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第一产业的产值和劳动力占比逐渐下降。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农民阶层分化：一部分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镇；一部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保持农户家庭经营模式，或者由传统农民转变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或专业合作社成员；一部分农民成为兼业化农民，农闲时进城打工，农忙时回村务农；还有一部分农民转变为农资供应商、乡镇企业主、农业经纪人或农机作业服务者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领现代农业发展。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和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截至2012年底，我国有家庭农场87.7万个，经营耕地面积达1.76亿亩，占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3.4%；农民专业合作社达68.9万家，县级以上示范社达10万多家，实有成员达5300多万户；各类产业化经营组织超过30万个，带动农户户均增收2800多元；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全国公益性监管服务机构15.2万

个，经营性专业服务组织超过100万个。这些新型农业生产经营者具备一定的现代经营能力和资金实力，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生力军，引领着我国现代农业发展。

农地流转规模化加快，农业生产“非粮化”明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农地流转加快，促进规模经营发展。近几年，农村土地流转加快。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流转面积达3.1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23.9%，是2008年底的2.9倍。流入方仍以农户为主，但向合作社、企业集中流转趋向明显。流入农户的土地面积占流转总面积的62%，流入合作社和企业的面积占近30%。截至2012年底，经营土地面积10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有270多万户，农业合作社30多万家。

“非粮化”日趋明显。近年来，土地租金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快速上涨，粮食生产成本不断提升，种粮效益比较低。尽管国家对粮食生产进行补贴，但生产粮食的经济效益远不如种植非粮作物。因此，相当多新型经营主体选择了种植效益相对较高的经济作物，如蔬菜、果类等。截至2012年底，土地总流转面积为2.78亿亩，流转后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面积为1.56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的56%，低于全国约68%的平均水平。

粮食生产“十连增”，但保障粮食安全难度加大。2003年到201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增加了17124万吨，实现了粮食生产“十连增”，增幅达39.8%。与此同时，我国粮食净进口量逐年攀升，2012年粮食净进口超过7000万吨，创历史新高。保障粮食安全难度加大。粮食继续增产难度较大。耕地面积逐年减少，极端灾害天气频发，病虫害严重侵袭，短期内突破性的增产科技成果不多，粮食在高基数上继续增产难度较大。

粮食消费量快速增长。我国粮食消费总量持续上升，增产幅度赶不上消费增长的速度，粮食自给率逐年下降。粮食消费持续上升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人口增加导致粮食需求刚性上

升；二是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改变，越来越多的农民转移到城镇，由粮食生产者变为粮食消费者，消费结构也随之改变，即口粮消费减少、肉蛋奶消费增加。

工业用粮不断增长。我国工业用粮占粮食消费总量的比重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3年，稻谷小麦玉米等谷物工业用粮为4719万吨。到2011年，谷物工业用粮已达8050万吨，增长70.6%。

农民增收“十连快”，但农业生产收益下降。近10年来，我国农民收入以两位数幅度增长，其中非农收入增长幅度占比较大。由于生产成本逐年攀升，农业生产收益率出现下降趋势。

农民收入增长“十连快”，主要来源于非农收入。从2003年到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622元增长到7917元，年均增长率达13.07%。其中，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由1541元增长到3535元，年均增长9.66%；工资性收入由918元增长到3447元，年均增长15.8%。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由2004年的35%上升到2012年的43.5%。非农收入逐渐成为农民家庭增收的主要来源。

农业生产收益下降，生产成本快速攀升。我国农业已进入生产高成本时代，粮食、大豆、油料、棉花、糖料、蔬菜等农产品每亩投入量的增加快于同期每亩产出量的增加，收益率明显下降。在农产品生产投入增量中，直接生产成本上升是推动农业生产总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种子、化肥、农药、农膜、机械作业、排灌、土地租金、劳动力等成本，占总成本80%以上。

高风险影响农业生产效益。农业高风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产品价格机制不健全，农民几乎没有市场定价权，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不稳定；二是近年来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发，给农户造成了直接损失；三是农业保险制度不完善。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不断涌现和经营规模逐渐扩大，千家万户的经营风险集中到他们身上，并随之放大。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跃上新台阶，但耕地质量恶化。随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跃升，农业资源过度消耗，耕地质量趋于恶化。

耕地质量退化严重。我国农业生产使用化肥存在“一高一低”的弊端。“一高”，是施用量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和消费国，我国耕地面积不到世界的1/10，每年施用的化肥总量却占世界的1/3，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投放量是美国的1.7倍。“一低”，是有效利用率低。我国水稻、小麦和玉米氮肥利用率分别为28.3%、28.2%和26.1%，远低于国际水平。由于过量施用化肥、缺施有机肥，造成土壤板结、有机质土层厚度下降。

土壤重金属和有机物污染加剧。我国耕地污染退化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在华南、华东、东南等矿区和工业发达地区，土壤受重金属和难降解有机物的污染日趋严重。土壤污染直接危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制约了农业可持续发展。

积极推进农业发展转型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掌握集中连片的土地、大型农机具、资金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具有经营头脑和市场意识，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主力军和引领者。各地应因地制宜，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首先，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训力度，包括传授现代农业科技知识、产加销经营思想和市场理念。其次，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提供服务。第三，给予财政支持，允许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承担部分财政项目，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和先进农业科技项目等，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大财政补助力度。第四，给予金融支持，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贷款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从过去十几年的农业发展实践看，农业收益增加80%以上是靠提高价格。应继续加大农业补贴，扩大品种覆盖，提高补贴标准。同时，逐步提高重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完善重要农产品临时收储制度。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力争主产区财力水平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提高单产是今后粮食发展的主要途

径。按世界粮农组织排序，2011年我国谷物单产水平位居世界第二十二位，依靠农业科技支持，粮食增产还有很大潜力。具体可考虑以下三方面：一是加快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我国12亿亩粮田中，中低产田面积占2/3。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提高耕地质量，建设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是未来我国粮食增产的主要方向。二是大力发展旱作农业。我国旱作耕地近10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一半以上。发展旱作农业是充分发挥旱区资源优势、发掘粮食增产潜力的重要途径，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三是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粮食增产。主要是发展良种繁育、粮食耕作栽培、土壤改良、平衡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等技术。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土壤环境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对农产品和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制定修复计划。应尽快组织相关部委，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为依据，根据污染区域、污染物类别以及污染程度制定修复计划。其次，突出重点，研究修复技术体系。建议由农业部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组织全国范围的优势科研单位联合攻关，研究建立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技术体系。应围绕现代农业发展需求，把粮食主产区的土壤污染修复列为重点工作。再次，制定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政策和法规。参照德、英等国污染控制和管理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制定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防止土壤污染情况恶化，把治理土壤污染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

（作者为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

2.当前我国动物疫苗产业发展趋势 篇二

当前农业发展主要趋势

农民阶层分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初步形成。农民阶层分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出现,表明农村劳动力正在重新布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体现,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经济发展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第一产业的产值和劳动力占比逐渐下降。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农民阶层分化:一部分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镇;一部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保持农户家庭经营模式,或者由传统农民转变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或专业合作社成员;一部分农民成为兼业化农民,农闲时进城打工,农忙时回村务农;还有一部分农民转变为农资供应商、乡镇企业主、农业经纪人或农机作业服务者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领现代农业发展。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和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截至2012年底,我国有家庭农场87.7万个,经营耕地面积达1.76亿亩,占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3.4%;农民专业合作社达68.9万家,县级以上示范社达10万多家,实有成员达5300多万户;各类产业化经营组织超过30万个,带动农户户均增收2800多元;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全国公益性监管服务机构15.2万个,经营性专业服务组织超过100万个。这些新型农业生产经营者具备一定的现代经营能力和资金实力,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生力军,引领着我国现代农业发展。

农地流转规模化加快,农业生产“非粮化”明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农地流转加快,促进规模经营发展。近几年,农村土地流转加快。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流转面积达3.1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23.9%,是2008年底的2.9倍。流入方仍以农户为主,但向合作社、企业集中流转趋向明显。流入农户的土地面积占流转总面积的62%,流入合作社和企业的面积占近30%。截至2012年底,经营土地面积10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有270多万户,农业合作社30多万家。

“非粮化”日趋明显。近年来,土地租金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快速上涨,粮食生产成本不断提升,种粮效益比较低。尽管国家对粮食生产进行补贴,但生产粮食的经济效益远不如种植非粮作物。因此,相当多新型经营主体选择了种植效益相对较高的经济作物,如蔬菜、果类等。截至2012年底,土地总流转面积为2.78亿亩,流转后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面积为1.56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的56%,低于全国约68%的平均水平。

粮食生产“十连增”,但保障粮食安全难度加大。2003年到201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增加了17124万吨,实现了粮食生产“十连增”,增幅达39.80%。与此同时,我国粮食净进口量逐年攀升,2012年粮食净进口超过7000万吨,创历史新高。保障粮食安全难度加大。

粮食继续增产难度较大。耕地面积逐年减少,极端灾害天气频发,病虫害严重侵袭,短期内突破性的增产科技成果不多,粮食在高基数上继续增产难度较大。

粮食消费量快速增长。我国粮食消费总量持续上升,增产幅度赶不上消费增长的速度,粮食自给率逐年下降。粮食消费持续上升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人口增加导致粮食需求刚性上升;二是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改变,越来越多的农民转移到城镇,由粮食生产者变为粮食消费者,消费结构也随之改变,即口粮消费减少、肉蛋奶消费增加。

工业用粮不断增长。我国工业用粮占粮食消费总量的比重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3年,稻谷小麦玉米等谷物工业用粮为4719万吨。到2011年,谷物工业用粮已达8050万吨,增长70.6%。

农民增收“十连快”,但农业生产收益下降。近10年来,我国农民收入以两位数幅度增长,其中非农收入增长幅度占比较大。由于生产成本逐年攀升,农业生产收益率出现下降趋势。

农民收入增长“十连快”,主要来源于非农收入。从2003年到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622元增长到7917元,年均增长率达13.07%。其中,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由1541元增长到3535元,年均增长9.66%;工资性收入由918元增长到3447元,年均增长15.8%。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由2004年的35%上升到2012年的43.5%。非农收入逐渐成为农民家庭增收的主要来源。

农业生产收益下降,生产成本快速攀升。我国农业已进入生产高成本时代,粮食、大豆、油料、棉花、糖料、蔬菜等农产品每亩投入量的增加快于同期每亩产出量的增加,收益率明显下降。在农产品生产投入增量中,直接生产成本上升是推动农业生产总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种子、化肥、农药、农膜、机械作业、排灌、土地租金、劳动力等成本,占总成本80%以上。

高风险影响农业生产效益。农业高风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产品价格机制不健全,农民几乎没有市场定价权,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不稳定;二是近年来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发,给农户造成了直接损失;三是农业保险制度不完善。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不断涌现和经营规模逐渐扩大,千家万户的经营风险集中到他们身上,并随之放大。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跃上新台阶,但耕地质量恶化。随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跃升,农业资源过度消耗,耕地质量趋于恶化。

耕地质量退化严重。我国农业生产使用化肥存在“一高一低”的弊端。“一高”,是施用量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和消费国,我国耕地面积不到世界的1/10,每年施用的化肥总量却占世界的1/3,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投放量是美国的1.7倍。一低”,是有效利用率低。我国“水稻、小麦和玉米氮肥利用率分别为28.3%、28.2%和26.1%,远低于国际水平。由于过量施用化肥、缺施有机肥,造成土壤板结、有机质土层厚度下降。

土壤重金属和有机物污染加剧。我国耕地污染退化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在华南、华东、东南等矿区和工业发达地区,土壤受重金属和难降解有机物的污染日趋严重。土壤污染直接危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制约了农业可持续发展。

积极推进农业发展转型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掌握集中连片的土地、大型农机具、资金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具有经营头脑和市场意识,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主力军和引领者。各地应因地制宜,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首先,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训力度,包括传授现代农业科技知识、产加销经营思想和市场理念。其次,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提供服务。第三,给予财政支持,允许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承担部分财政项目,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和先进农业科技项目等,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大财政补助力度。第四,给予金融支持,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贷款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从过去十几年的农业发展实践看,农业收益增加80%以上是靠提高价格。应继续加大农业补贴,扩大品种覆盖,提高补贴标准。同时,逐步提高重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完善重要农产品临时收储制度。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力争主产区财力水平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提高单产是今后粮食发展的主要途径。按世界粮农组织排序,2011年我国谷物单产水平位居世界第二十二位,依靠农业科技支持,粮食增产还有很大潜力。具体可考虑以下三方面:一是加快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我国12亿亩粮田中,中低产田面积占2/3。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提高耕地质量,建设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是未来我国粮食增产的主要方向。二是大力发展旱作农业。我国旱作耕地近10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一半以上。发展旱作农业是充分发挥旱区资源优势、发掘粮食增产潜力的重要途径,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三是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粮食增产。主要是发展良种繁育、粮食耕作栽培、土壤改良、平衡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等技术。

3.当前我国动物疫苗产业发展趋势 篇三

两个单个的数据可以画两条曲线，一条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月上升的曲线1月份3.2％，2月份2.1％，3月份3.O％，4月份3.8％，到了5月份达到了4.4％，6月份则为5％。另外一条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逐月下降的曲线1到2月同比增长53％，1到3月为47.8％，1到4月是42.8％，1到5月份34.8％，而1到6月已经是28.6％。有消息说，这种投资降速之快是近10年来没有的。

围绕这两条曲线，有关人士解读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一些趋势。说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可能最有感触的就是咱老百姓了，已经退休八年的柳老师，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附近的物美超市购买新鲜蔬菜和生活日用品，柳老师说“像去年这个时候吧，黄瓜、白菜、西红柿、苦瓜等等这些东西差不多都是五毛钱一斤，现在差不多翻了一番。”柳老师拿出记录了十年的账本给记者看，账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了自1994年以来每天的菜价，她说可别小看这本账，它真实地记录了这些年物价的涨跌。她告诉记者，过去的蔬菜品种非常单调，每天都是萝卜白菜，现在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买到新鲜蔬菜和时令水果。同时柳老师也担心物价继续上涨。

据了解，自今年上半年以来，水、电、米、油、蔬菜等生活日用品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这种上涨对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认为”这个问题关键要看经济增长，如果经济增长在9％以上，并且在增长的同时效益指数、企业的利润指标有明显改善或提升，即使物价再略有上升，整个经济的消化和承受能力也能够承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说“根据统计局的统计，在整个物价上涨当中，粮食和食品价格上涨占物价总体上涨的80％，它可能还不是反映总供给和总需求严重失衡的一个表象，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结构性的上涨。只要我们解决了粮食的供给问题，到今年8月份，整个翘尾巴的因素消失了之后，物价继续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就很小了，按照这个判断，全年的ClP的涨幅控制在4％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谈到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曲线，承德钢铁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魏洪如说“建筑钢材在调控之前，已经卖到4000多元一吨，原料也涨的很猛。这么高的价格自然会吸引很多社会资本进入钢铁行业，引发钢铁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国家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减缓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及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抑制钢铁等基础行业投资过热的现象，国家不调控，企业的损失更大。”

4.当前我国动物疫苗产业发展趋势 篇四

一、2002年消费品市场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消费品市场总体保持稳定增长,增速有所回落2002年1～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0886亿元,比上年增长8.8%,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3个百分点。考虑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6%。从全年各月的增长趋势来看,增速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其中在2、5和10月份分别形成三个增长波峰(如图1)。

图1 200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2年1～11期。

2002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继续高于GDP增长,增速差距为0.8个百分点,与上年增速差距2.8个百分点相比,减少了2个百分点。据测算,2002年国内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6%,比上年回落约5个百分点。

(二)消费品市场价格继续保持低位运行格局

从2001年11月开始,特别是进入2002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又表现出新一轮下降过程,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13个月负增长。2002年1～11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累计下降0.8%,其中4月份下降幅度达1.3%,为1999年9月以来最大降幅(1999年8月为?1.3%)。对消费品市场运行影响较大的商品零售价格,2002年1～11月份的下降幅度为1.4%,比上年增加了0.8个百分点。在商品零售价格的14类价格中,除中西药品、书报杂志、燃料3类商品价格比上年略有上涨外,其他11类商品价格都呈下降趋势,其中日用品、家用电器、首饰和食品价格下降幅度较大,分别下降21%、6%、5.5%和4.2%。

(三)供过于求的总格局仍在持续发展

据国家经贸委对国内600多种主要商品供求情况的跟踪分析,2002年上半年市场上供过于求的商品比重达到86.3%,比2001年上半年上升3.3个百分点,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比重由2001年下半年的17%下降到目前的12%。与1999年上半年的情况相比,2002年上半年供过于求的比重上升了14.1个百分点,而供求平衡的比重则下降了13.9个百分点。可见,自1999年以来,我国经济中供过于求的结构矛盾一直在持续发展,且目前已经达到了比较尖锐的程度。

(四)消费品市场发展仍然存在结构差异

首先,城乡市场之间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有所缓和。2002年城市消费品市场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全年实现零售总额为23543.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9%,增速比上年低1.6个百分点;县及县以下消费品市场运行比较平稳,发展速度始终徘徊在6～7%的区间内,全年县及县以下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4051.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8%,增速比上年低0.9个百分点;城乡市场发展差距为3.1个百分点,比上年缩小了1.1个百分点,对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1.1%和28.9%。

其次,消费品市场行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从行业结构来看,2002年1～10月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和其他行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9.1%、16.4%和3.4%,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的增长对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为70.4%和21.6%。上述数据表明,消费品市场零售额的不同行业发展速度相差接近13个百分点,发展差距比上年扩大2个百分点。

(五)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领域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进入2002年以来,伴随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的新消费热点和领域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发展势头,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成为消费品市场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第一,假日消费仍是带动消费品市场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2002年围绕春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等长假期的假日消费活动日趋活跃和成熟,三个节假日所在月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了9.1%、9.3%和9.4%(见图1),成为2002消费品市场运行的三个黄金时段。

第二,新型消费品销售加速发展。2002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出现了加速发展的趋势,带动了住房装修装潢用品、汽车、通信工具、娱乐用品、文化用品等多种新型消费品销售的快速增长。据对1～11月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的统计,汽车销售增长45.4%,通讯器材类商品增长53.6%,石油及制品增长28.8%,建筑及装潢材料增长27.9%,文化办公用品增长17.5%,书报杂志类增长11%。

第三,信用消费呈快速增长势头,成为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至2002年底,全国各类消费贷款余额达到6990亿元,比年初增加2755亿元,同比多增160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5598亿元,比年初增加2282亿元,同比多增353亿元。2002年汽车消费贷款增长最为迅速,以北京市为例,截止到8月末,北京市各商业银行个人汽车消费贷款余额达83亿元,比2001年同期增加64亿元。1至8月累计支持居民购车42106辆,比2001年同期增加30530辆,增长2.64倍。

(六)连锁商业等现代化消费品流通方式正在成为消费品市场发展的新增长点

近年来,连锁商业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发展,经营规模和辐射能力明显增强,是推进流通领域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并成为当前及未来相当时期内消费品市场发展的新增长点。目前全国连锁企业已有1124家,店铺总数为2.2万个,零售总额为1549亿元,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4.1%。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连锁业市场份额已超过10%。如北京2002年1～11月份连锁企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2.9%,高于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14.1个百分点;市场份额达到了17.1%,比上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连锁经营的覆盖领域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目前已拓展到零售业、餐饮业、服务业三大行业的50多个业种。

连锁经营的快速发展,培育了一批大型零售企业,正在成为我国零售市场的骨干与龙头企业。据调查,中国连锁企业销售额前20名企业,2002年上半年销售额为633.32亿元,比2001年同期平均增长44.9%,是同期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8.6%的5倍多。20家连锁企业的店铺总数为5997个,比2001年同期平均增长59.24%。其中有三家企业的店铺数增长超过了100%。

二、2002年消费品市场发展速度减缓的成因分析

在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背景下,2002年消费品市场的稳定发展主要得益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稳定提高、消费结构调整与升级步伐加快、消费环境进一步改善和消费者信心稳定等因素的支持。但增速与往年相比也有一定程度的回落,其成因值得深入分析。

(一)2002年促进消费品市场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

1.国民经济稳步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实现较快增长

在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快速发展背景下,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有所提高。200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7500元,比上年增长9.3%,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0.3%;其中,来自工薪的收入增长迅速,人均达到5287元,比2001年同期增长20%,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上升

到70.5%。200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470元,比上年增长4.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4.8%以上。其中现金收入达到2200多元,比上年增长4.8%。

2.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步伐明显加快

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调整与升级步伐明显加快。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接近37%,比1996年下降了11.5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91个百分点,与1985～1995年10年间恩格尔系数年均下降0.34个百分点相比,下降速度明显加快。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虽然仍在较高水平上徘徊,但近年来也出现了加速下降的趋势,1999～2001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了5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45个百分点,比1990～1998年的年均下降速度加快了1.775个百分点。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调整与升级的主要特征是,消费重点已从基本生活消费品转向了以住、行为代表的新型消费领域。从2002年1～3季度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结构来看,食品、衣着和家庭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比重分别为37.1%、9.3%和6.3%,上述三项基本生活消费支出比重合计为52.7%,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95个百分点。而交通和通讯、医疗保健、娱乐文化教育服务、居住的支出比重为10%、6.8%、16%和11.4%,上述四项支出比重合计为44.2%,比2001年的39%又提高了5.2个百分点。再从支出增长来看,2002年1～3季度城镇居民食品和衣着支出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家庭设备用品支出出现大幅度的下降,降幅为9.2%;而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和医疗保健支出增幅非常大,分别增长了32.5%、26.6%、40.8%和22.7%,可见住、行、医疗和教育已经成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重点。

同样,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处在加速调整的过程中。从农村居民现金支出结构变化来看,一是住房支出稳定增长,1～3季度农村居民人均住房支出为12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其中,用于住房装饰、装修的支出增长了21.3%;二是购买耐用消费品支出扭转了上年下滑的.势头,前3季度人均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支出为2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2%;三是交通通讯费用和学杂费支出增长较快,1～3季度人均交通通讯费和学杂费支出分别为89元和124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5.2%和9.1%,其增加额占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增加额的21.5%和18.7%。此外,由于农民外出务工人数增加等因素影响,农村居民在外饮食消费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19.1%。可见,虽然食品消费仍是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重点,但非食品类的各种新的消费内容已经表现出稳定乃至快速的增长势头。

3.消费者信心稳定与消费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有利于消费行为的稳步扩张

2002年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在高位企稳,全年各月均保持在97～97.5%的空间内,总体水平与2001年相当,但明显比2001年平稳;相比较而言,2002年消费者预期指数比上年有所回落,但也基本稳定在97%的高位空间上,显示出消费者预期更加稳定平实,有利于消费需求的稳步扩张。2002年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国家及有关主管部门先后统一部署了联合打假、整顿文化市场、严厉打击传销、整顿建筑市场、强化税收征管、集贸市场专项整治、加油站专项整治、旅游市场打假打非等17个方面的整治行动。与此同时,出台了《药品管理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安全生产法》、《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等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并开始积极探索建立信用管理体系,如有关部门和一些地区通过曝光不合格商品,建立“黑名单”、企业经济档案等方式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取得了明显成效。

(二)消费品市场发展速度减缓的原因分析

1.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调整与服务价格的不断攀升,对消费品需求有一定的挤出效应

在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调整与升级加快的背景下,消费支出重点已经或正在从传统的基本生活消费品转向新的消费领域。在增长最为迅速的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和医疗保健支出等消费项目中,消费品的消费支出比较有限,而服务性消费则占据了较大的比重。从而形成了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快速增长而消费品市场却增速回落的反差。例如,城镇居民娱乐文化教育支出中,文化娱乐耐用消费品支出仅占20.2%,而教育支出则高达62%;在交通通讯消费支出中,包括固定电话费、移动电话费和上网费在内的通讯费用开支比例为61.5%;在住房支出中,大部分住房支出主要用于房租、买房或分期支付购房贷款、以及水电燃料等方面,而用于装修装饰材料的开支则占比例较小。

另一方面,近年来服务价格持续攀升与消费品价格不断趋于降低的反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品市场的快速发展。与大部分消费品价格不断下降的情况相比,2002年各类服务价格升多降少,除通信服务、修理服务价格有所下降外,其他服务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医疗保健服务价格上涨7.7%,学杂托幼费价格上涨3.8%,文娱费价格上涨3.2%,租房价格上涨3.8%。这种价格反差,不仅加大了城乡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负担,而且也加剧了城乡居民“买涨不买落”的心理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2.就业压力及支出预期增大,储蓄倾向不断提升2002年以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截止11月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8.57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4.6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储蓄倾向的提高,是与当前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以及未来支出预期增大相关联的。从就业压力来看,目前城镇等待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较大,与经济发展能够提供的新就业岗位相比,就业缺口较大。严峻的就业形势,加大了城乡居民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预期,这就使得城乡居民的即期消费趋于收缩,并增大储蓄;从对未来支出的预期来看,近年来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制度改革力度较大,相应增大了个人或家庭的当前以及未来的支出负担,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中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倾向。

3.消费环境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消费需求的扩大

目前我国消费品市场秩序还比较混乱,城乡居民的消费环境依然不尽如人意。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低劣的商品质量没有保障。从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的2002年上半年度全国消费者投诉情况分析,商品及服务质量问题仍然高居首位,占投诉总量的66.2%,其中商品房、家庭小轿车、通讯产品等大额消费品的投诉明显攀升,如商品房投诉比上年同期增长34.5%。消费者由于担心无法获得令人放心、满意的商品,消费行为和愿望仍然比较谨慎。二是缺乏规范的消费环境,价格欺诈、虚假广告、经营者利用垄断地位进行强制交易和制订不平等合同条款等现象依然大量存在,严重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三是消费纠纷不能得到及时解决,缺乏对消费者的法律救济。消费者投诉仍然面临举证难、鉴定难、解决难、执行难的局面,有些消费纠纷久拖不决,消费者四处奔走,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的保障。

三、2003年消费品市场发展展望与政策建议

(一)2003年消费品市场将继续保持稳定快速增长,预计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为10%

由于2002年第二季度以

来美国经济复苏速度的突然下降和此后世界经济出现的一系列不确定性,联合国、IMF等国际组织均认为,世界经济全面复苏的步伐将会延后,但不会再次陷入衰退。国际上普遍认为2003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达到3%左右。据此分析,2003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压力将有所减缓,外贸出口将继续稳步增长,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市场的供求矛盾,并促进市场价格水平的稳定。

从消费品市场运行的国内经济环境来看,2003年我国将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各项政策,国民经济仍将保持稳定快速的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投资规模也将保持较快增长,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会得到逐步改善,就业压力增大的矛盾也将有所缓解,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将得到稳步提高,有利于消费者信心的稳定和提高。

预计2003年中国消费品市场将继续保持稳定快速的势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超过5万亿元,增长速度约为10%,其中城市市场消费品零售额将超过39000亿元,增速约为11%,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额将接近20000亿元,同比增长8%,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将与2002年持平或略有回升。 (二)2003年消费品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表明,消费品市场的发展是经济增长中的最为稳定的因素。因此促进消费品市场稳定发展,对于2003年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是十分必要的。为此,2003年有必要针对当前中国消费品市场发展的特点和增速减缓的影响原因制订和实施一些政策措施,以保障消费品市场的健康、稳定和快速发展。

1.稳定和扩大就业,努力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是扩大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品市场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2003年,一方面要继续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的工资水平,确保低收入基层的收入水平稳定,以带动城市居民收入的稳步提高。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要将扩大就业作为确保城乡居民收入、稳定消费信心的重点。扩大就业的思路主要是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发新的就业岗位,培育社区服务组织,鼓励并扶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同时,采取税费减免、发放小额贷款、统筹帮助安排经营场所等措施鼓励“弹性就业、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

2.采取有针对性的消费政策,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较大已成为一个明显的事实,这就意味着处于不同收入层次的城乡居民,其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是有差别的。因此,需要政府采取有针对性的消费政策,释放不同收入阶层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特别是针对近年来我国消费结构升级开始加速的特点,针对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释放和扩张采取积极措施,使消费结构升级所形成的消费热点成为新一轮消费需求增长的动力。在这方面的政策选择有:一是加快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步伐,特别是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简化累进税率,以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二是借鉴上海及国际经验,对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住房的居民或家庭给予所得税抵扣等税收优惠措施;三是清理针对住房、汽车等消费热点的税费措施,切实降低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负担;四是加快个人征信体系建设,并鼓励商业银行开发适合市场要求的消费信贷品种,促进信贷消费规模的扩大。

针对农村市场近年来消费增长的“瓶颈”,政府应当继续以减轻农民负担为重点,通过减负增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同时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电网改造,尽快普及城乡同网同价,降低农村电价水平,为农村市场各种家用电器的普及创造有利条件。与此同时,还要加快农村市场中流通业的发展,特别是引入连锁经营等现代流通方式,引导连锁企业到县城、集镇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村庄开设连锁店,利用连锁网络为农村市场提供更为质优价廉的工业产品。

3.进一步加大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的工作力度,为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5.当前我国动物疫苗产业发展趋势 篇五

摘要：冷战结束后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等综合实力的提升, 以及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开始大力实施“亚洲政策”，以中国为假想敌，联合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进行军事包围，以达到对中国的牵制。虽然美国挑动了中国周边邻国，让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大动手脚，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频繁的惹出事端，使得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变得复杂，但是中国会以一个大国的处事方法来正确面对这些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金融危机

周边安全环境

安全挑战

正文：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等综合实力的提升；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各国都认识到海洋资源的重要性，都努力争取扩大海洋面积；美国世界主导权受到威胁等各种情况并存。由于美国的搅局，导致我国目前周边环境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越南、菲律宾在南海的矛盾升级；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也兵戎相见；和印度表面上最近看的比较平和，实际上在有关西藏地区领土问题一直僵持着；美国对台军售；朝鲜核问题中国与朝鲜关系也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等等。我国目前周边环境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作为当代青年我们怎么能不关心国家局势，为国家做面临的形式而担忧了？下面就来谈谈我对目前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挑战与趋势的看法与理解。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周边安全逐渐变得不稳定，地区国家之间的关于利益的矛盾更加突出。首先是美日印俄形成包围中国的态势。（1）北边的俄罗斯，最近由于乌克兰问题，欧盟和美国等国家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俄罗斯面临严峻的国际局势。同样的，目前我国由于美国的怂恿，中国周围也表现的不稳定。致使中俄两个大国在政治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合作高度，在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的合作也在加强。近期中国俄罗斯将在东海举行“海上联合-2014”军事演习。这将使中俄合作更上一层，合作信任加强。所以目前我国北部俄罗斯对我国安全环境影响是积极的。

但是由于美国经济在08年的经济危机中受到了重挫，导致美国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地位有所下降。因此，奥巴马连任后，首先考虑的是“亚洲政策”，即以美日同盟为依托，进一步将强与东盟，韩国，印度等国的联系，在中国周围形成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安全局势，试图压制控制中国。最近，很多外国媒体都预测在不久后，中国经济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找回一个世纪多以前中国世界第一的地位。美国越是更加肆无忌惮的鼓动日本菲律宾在中国周边进行挑衅。（2）就东边而言，日本，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更为严重的创伤，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对外政策；一方面，迎合美国亚洲战略政策，加强与印度，越南等国的联系，利用南海问题挑拨中国与东盟和南边各国的关系，而自己则在钓鱼岛上动手动脚。另一方面是依靠美日同盟的关系谋求“政治大国”的幻想。而且，日本在安倍晋三上台后，肆无忌惮的祭拜靖国神社，在国内歪曲历史，右翼势力占据主导权，更是出现买卖中国钓鱼岛的荒诞做法，致使中日关系矛盾激化，一发不可收拾。东边日本对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挑战。（3）南边，近日南海问题不断升温，菲律宾在奥巴马访问之后，以为找到了一个坚强的后盾，在南海不断地对中国进行挑衅。更是做出了抓捕中国在南海正常捕鱼的渔民；同样的，越南由于不满中国在南海钻井开采，越南政府怂恿国内民众进行反华示威游行，那知道局面到了不可控制的局面，最后致使越南政府赔偿中国人员和企业的损失，还在国际上表明越南不是个安全的投资地，这将是越南的一大笔损失。有报道称越南总理将访问菲律宾，共同商讨遏制中国的计划，所以中国南边的形式依然严峻。

就综合以上的情况来看，目前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面临严峻的挑战，东边日本的频繁动作和南边越南，菲律宾的不断挑衅。所以我国目前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总体趋势是向上发展的，虽然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也该有自信的安全的资本。为什么美国要施行“亚洲政策”？为什么菲律宾越南要不断地在南海挑衅？那是因为中国逐渐变强大了，美国害怕自己一直稳坐的世界第一被中国轻松地夺走，美国在亚洲的一系列小动作，正是表明了我国的快速发展，并且拥有了一定的实力！同样的，中国的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快速提升，菲律宾和越南担心以前窃取中国的领海和岛屿会被中国收回，所以频繁的闹事，企图寻求在国际上的同情，用国际的舆论来压制中国。可是他们打错了算盘，中国用宽容的心态面对他们，提出南海“合作开采”，他们却不断知道事端，就想有些学者的评论，中国完全有实力收回那些岛屿，菲律宾每闹一次事，中国就收回一个岛屿。

中国一惯坚持的和平发展的原则，强大但不会侵略，可是外国媒体的肆意鼓吹“中国威胁论”，这是强加给中国的。虽然中国不会侵略他国，但是对于有强占分割中国领土的，中国绝对不会坐视不管，中国会坚决的予以反对！保留一切做事的权利。这就表示我国目前周边安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局势也将会向复杂化发展，但是中国凭借强大的国力，绝对不会让有意侵略，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经济发展和国民安全的事情发生！

冷战结束后二十多年来，中国周边环境不断发生着变化，同时，中国对周边安全环境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对周边安全环境的要求在不断增高。当前的环境安全，已经从以前的军事安全演变为军事，经济，政治，舆论为一体。所以，面对当前中国面临的严峻的安全环境的趋势，我们需要从军事，经济，政治，舆论等多方面进行构建，来面对巨大的挑战！

参考文献：

6.当前我国动物疫苗产业发展趋势 篇六

2013年05月21日 09:51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6期 作者：郑杭生 黄家亮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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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对全国多个城市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新形势：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群众的权利意识迅速崛起导致政府公信力和权威降低；风险社会的特征日益凸显导致社会安全感下降；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来临导致其双刃剑效应的显现。各地围绕破解在这些新形势下开展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创新的难题，进行了大量各具特色的实践，总体上呈现出五种新的趋势：第一，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体制的复合化，强调合作共治和复合治理；第二，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强调分类治理；第三，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手段的艺术化，强调刚柔并济和情理法兼顾；第四，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机制的科学化，强调信息化管理和网络化治理；第五，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城乡一体化，强调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

【关 键 词】社会管理 社区治理 新形势 新趋势 多元利益统筹兼顾

【作者简介】郑杭生(1936-)，男，浙江乐清人，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学理论与应用（北京 100872）；黄家亮(1980-)，男，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 100083）。

一、小引：以“顶天立地”的境界把握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规律性

党的十六大以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逐渐成为我们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当前，如何提高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科学化水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战略性命题。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结合自身实情积极探索对这一难题的破解之道，并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现在社会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用“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①、站在“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的高度，来看待、研究这一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积淀、有着13亿7千万人口、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这样一个“巨型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的伟大实践。多年来，笔者一直倡导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一定要遵循“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创新话语，创造特色”②的学术道路，要有“顶天立地”的治学境界。所谓“顶天”就是站在世界学术的前沿，要具有世界眼光和前沿意识；所谓“立地”就是深入中国实践的基层，要具有本土立场和草根精神；只有“立地”，才能真正“顶天”；也只有“顶天”，才能更好“立地”③。

本着以上考虑，从2006年起，笔者带领学术团队在全国十多个城市展开了深入系统的实地调查，形成了“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和“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研究报告”两套丛书，相应的也形成了两个系列的数据资源库。目前，前一个系列的丛书已经出版了杭州城市卷、郑州城市卷、北京部门卷，南海城乡卷已经在出版中，很快就能面世；后一个系列的丛书，已经出版了郑州社区卷、广州深圳卷、上城社区卷和上城追踪卷。除了以上8卷涉及的城市外，笔者还比较系统的调查了一些地方的城市发展或社区建设。这两个系列调查虽然是针对我国社会中间(地方和部门)和基层(社区)两个层次的综合性调查，但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内容一直是调查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调查中，我们也逐渐领会到了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建设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目前，这两个系列的调查还在继续推进当中，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在这些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理论体系。二、二维视野下我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新形势

我国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是在整个社会的现代性变迁这一大背景下开展的，是针对社会现代性变迁所带来的危机和挑战而提出的。究竟如何把握我国社会的现代性变迁，笔者和杨敏教授曾提出过“实践结构社会学理论的二维视野和双侧分析”的理路和视角，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的一系列结构性巨变是现代性全球之旅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这两股力量交织纽结而产生的现实结果，因此，对其进行分析时，必须同时关照全球视野与本土特质这两个维度④。从这二维视野来看，当前，我国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正面临着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新问题、新矛盾和新风险。注意突出地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如何统筹兼顾多元利益考验着政府和社会驾驭复杂局面的智慧

从全球视野来看，一般地说，当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各国社会都会面对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这也是社会矛盾最易激化和恶化的高风险期。这一时期的不协调因素和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从本土特质来看，中国社会当前正处在快速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相互交织加剧了社会分化的趋势，利益多元化格局鲜明地摆在人们面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社会矛盾几乎都涉及不同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从“三失”(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破产引发的职工下岗失业、农村土地征用造成的农民失地、城市房屋拆迁导致的居民失房)引发的大量社会冲突，到流动人口、弱势群体利益维护问题引起的大量社会矛盾，到本地人和外地人差别隐藏的诸多社会风险，情况都是如此。

这里以我们最近在广东南海等发达地区调查所看到的农村股权分红引起的激烈冲突为例，这一个区一年可分红的资金达到几十个亿，已有分红权的那部分人要防止没有分红权的人进来，没有分红权的人要想各种办法进去。他们都抓住了政府的软肋——怕群众上访，没有分红的上访，已有分红的也上访。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外嫁女”及其子女问题(原来嫁出去了，现在要回来分红)，还有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农村中自理粮和农转非人员、知青及其子女、高等院校毕业生、“违计人员”⑤等等群体，他们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失去了村里的户口，被排斥在分红范围外，他们为了讨回自己的分红权，常年上访、甚至通过发生暴力冲突事件。整个南海区被股份分红权分割为冲突严重的不同利益群体，经济越发展，这里的利益冲突就越激烈。南海的现状是未来中国的一个缩影，表明了我国当前多元化的社会利益格局下各主体利益诉求内容的异质性和多样性、诉求行动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诉求方式的竞争性和博弈性。这样的多元利益格局如何实现统筹兼顾，绝对不是简单的问题。

(二)群众的权利意识迅速崛起导致政府权威的降低，如何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考验着政府赢得群众信任的能力

习近平同志强调“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⑥、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⑦。然而，当前群众工作的难度已经大大提高了，一些地方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也不那么融洽了。从全球视野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福柯、利奥塔、布迪厄等一大批社会学家都意识到个体意识在全球范围内的觉醒，对个体性格、个体体验、个体权利的特别强调逐渐成为一个时代的特色，以至他们惊呼以理性化为特征的现代性社会的终结和以个体意识为特征的“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从本土特质来看，在中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市场机制无所不在的渗透，个体意识的崛起也是一个明显的趋势。我们曾把它概括为“集体化社会”日渐萎缩，“个体化社会”不断兴起。主要表现为：第一，个体的产权意识逐渐增强，特别是在住房问题上，人们通过市场取得的房产权是外人不可侵犯的，同时，人们在取得房产时也取得了要求社区提供相应服务的权利，如果这种服务没有很好的提供就很容易产生纠纷，近年来大量出现的物业纠纷就是这样产生的。第二，人们的环境意识明显增强，甚至可以说进入“社会环境敏感期”⑧，一旦听到政府想上马可能对环境有污染的项目就会起来维权，甚至用极端的方式强迫政府取消项目，最近的“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就是这样的案例。稍早前，还有厦门和大连的“PX事件”、上海的“磁悬浮事件”等等。第三，个体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区分越来越清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限于公共空间、角色行为的来往。第四，个体的民主参与意识将逐渐增强。总之，随着群众权利意识的迅速崛起，他们对公权力不再是无条件地服从了，动不动就会与政府发生冲突。而在这一次次的冲突中，群众对政府信任度逐渐降低了。

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值得特别警惕的现象，就是群众的“老不信”心态，就是说无论政府说什么、做什么，部分群众总是不信任、不相信。民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蔡永飞曾将这种出现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七种心态——社会焦虑、不公平感、思维惯性、情感转移、情绪发泄、从众心理、逆反心理⑨。从根本上看，这反映的是政府的公信力出现了问题，这种现象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的话，就会出现所谓的“塔西佗陷阱”的恶性循环。所谓“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讲，就是指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⑩。笔者曾指出：“现在我们许多干部都觉得治理社会比过去难多了。为什么难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老百姓信任的缺失。老百姓的信任，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社会资源。老百姓信任，即使社会政策考虑不周全，也能弥补，有矛盾也好解决，大矛盾化解为小矛盾，小矛盾化解为和谐相处；反之如果老百姓不信任，最好的社会政策也难以贯彻，不大的矛盾也难化解，小矛盾甚至被激化为大矛盾。这就是说，鱼水关系好办事，油水关系难办事，水火关系要坏事。所以，现在，重建社会信任的问题，尖锐而迫切地摆在了我们面前”(11)。

(三)风险社会的特征日益凸显导致社会安全感下降，如何应对各种类型的风险考验着政府和社会应急管理的能力

从全球视野来看，“在发达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相应地，与短缺社会的分配相关的问题和冲突，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相重叠”(12)。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高科技的应用，现代社会必然是充满风险的社会，以至于有社会学家说：“古典现代性阶段的理想是平等，而高级现代性阶段的理想则是安全”(13)。而从本土特质来看，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风险社会”的内涵则更为复杂：一方面，是来自“当代到处存在的不稳定性”所带来的“人类困境”(14)，如SARS、甲型H1N1流感那样的新型疾病，不知何时到来的恐怖威胁，全球性的认同危机等；另一方面，则是更大程度上来自中国自身的社会转型带来的“个体安全”问题，包括“现实困境”和“未来威胁”两个方面。

“现实困境”是个人生活中已经遇到的实际困难或问题，如贫困、失业、失房、失地，党群、干群、劳资关系的不协调或紧张，社会不公平、社会治安不力等，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社会成员的安全感。在当前，“现实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又集中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问题上。“未来恐惧”是指可能对个人生活造成的威胁，因为风险本身就是一个超前性、非事实性概念，是未来可能发生的对人类安全的威胁。目前我国社会处在剧烈变迁的时期，各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容易被激发，社会成员对风险的潜在威胁也很敏感。譬如，公共突发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生产事故、食品安全事故、水污染等)造成的恐慌，资源短缺(“电荒”、“煤荒”、“油荒”、“水荒”等)引发的各种紧张现象，公共物品(如教育、银行、通讯、交通、医疗等)的涨价，个人生活中可能发生的非预期性事件(如失业、意外伤害、疾病、残疾)，以及个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和养老负担等，这些潜在威胁都有可能降低安全指数，导致社会成员的“预期性焦虑”(15)。如何应对以上种种社会风险，缓解“人类困境”、“现实困境”、“未来恐惧”等多重压力，给人们足够的安全感，是我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要面临的重大问题。

(四)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来临导致的双刃剑效应，考验着政府和社会如何驾驭虚拟社会、如何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

“数字化生存”已成为信息时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16)，而且，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说：“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17)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出生、生活、学习、工作、生产、消费、梦想、奋斗或是死亡的方式”(18)。因此，他将现代社会称为网络社会(the network society)。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完全改变了传统上的时空内涵和形式，在地理限制几乎终结的同时，对时间限制的突破也达到了极致，社会事件更为频繁地从特定时空形式以及组织实体中抽脱出来，社会关系日益与“面对面的互动情势”相分离。这使得当代社会生活更趋向迅速流变、动荡不居。我们在理论上将这种状况描述为“轻盈”、“灵动”、“流畅”等等。在这种趋势下，社会现象往往是“无形无像无痕”的，一些难以察觉的迹象可以快速扩散蔓延，发展成为重大的社会事件，因而这一过程也更难以预料、捕捉和把握。其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是，各种失谐因素极易得到激活，形成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社会动荡(19)。

目前，我国的微博用户已达3亿，网民高达5亿。网络使个人领域社会化，私人领域公开化，甚至使隐私领域公众化，一旦有违背规则、违背公德的事件被曝光上网，就会触发网络上敏感而兴奋的“神经”，经过网络媒体的裂变式互动传播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送至每一个网络终端，形成网络社会现场围观，并很快造成失控局面。因此，有人提出，领导干部要学会在“玻璃房”中工作(20)。我们看到，近些年来的群体性事件当中，手机、网络等新技术手段推波助澜作用不可小觑，最近的“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都是在网络的现场直播下发生的。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最近北京的“7.21”洪涝灾害中，网友们也自发组织私家车队到首都机场去义务接送被困的乘客。

可见，信息化、网络化是一把“双刃剑”，应用得好是可以造福人类，但控制不当，也会加剧社会的失序。在作为各种思潮汇集点的当今中国社会，在价值观多元开放的时代，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这种双刃剑效应更是如此。敢于用、善于用，网络就能对社会生活起到积极的作用，如增进社会凝聚力、社会和谐；不敢用、害怕用、消极防御，不会用、不善用、或用得不得法、不得体，它就可能对社会生活起到消极作用，甚至破坏作用，如恶化社会心态，为错误思潮的放大推波助澜等。网络对共产党的执政来说，同样是柄双刃剑。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的党员干部，要是敢于用、善于用，就能把事实真相及时告诉群众，化解许多因为群众不了解情况而引起的误解、矛盾。例如，我们在实地调查中，碰到一位区委书记——他是一位敢于用博客、微博，善于用博客、微博的领导，在他带动下，该区形成了利用政务微博推动政民互动的良好局面。我们团队调研时，正好碰到在他们辖区发生一件引起全国网民关注的事件。那位书记在自己的博客、微博上说明事件的真实情况，说明区委区政府对待事件的态度以及采取的措施。这就在第一时间发布了真实消息。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个事件就可能在半天时间内在不真实消息基础上迅速发酵，造成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

三、实践创新中显示的我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新趋势

正是在应对以上各种时代挑战和考验过程中，各地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实践，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以下五种新的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五化”，即体制复合化、方式多元化、手段艺术化、机制科学化、城乡一体化。

(一)合作共治与复合治理：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体制的复合化

体制问题是制约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各地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实践都企图寻求体制上的突破。综观各地近年来的创新实践，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从行政力量的一元化管理或单一部门的碎片化治理转向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与复合治理。这是与西方理论所倡导的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所不同的。

1.从政府的行政化管理到“政府—市场—社会”合作共治

我国过去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体制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就是政府一家独大，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极为薄弱，甚至缺席，这导致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过度行政化。就社会管理来说，过度行政化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模式过于单一，导致整个社会的僵化和低效化，而且在社会冲突中把自身置于矛盾的焦点地位、引火烧身。就社区治理来说，过度行政化，不仅影响了社区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与社区居委会自治组织的法律定位背道而驰。所谓合作共治，主要是指在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大部门各种组织的优势，使它们形成合力，共同管理社会和社区公共事务。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杭州市近年来开展的社会复合主体实践和各地开展的社区去行政化实践。

构建社会复合主体是杭州市提出的城市发展的整体战略。其基本做法就是在城市发展中，构建一个个由多个、多层、多界和多域行为主体联合或结合而成的复合型社会组织。具体说就是以推进社会性项目建设、知识创业、事业发展为目的，社会效益与经营运作相统一，由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等不同身份的人员共同参与、主动关联而形成的多层架构、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创业主体(21)。我们曾经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剖析：认为从基本内涵来说，所谓“社会复合主体”是指，在行动过程中，多个社会主体形成相互关联，其各自的主体性发生重叠或复合，使得这些原本不同的多个社会主体成为一个社会主体，也即社会复合主体。社会复合主体的外延是指，社会主体的复合性所呈现出的各种具体性，这些具体性表现了社会主体复合性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譬如，社会复合主体的成分复合、结构性复合、功能性复合、机制性复合、结构性与功能性复合、功能性与机制性复合等多样性，以及社会主体复合的程度、形式、目标、效果等差异性。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是社会运行和社会组织结构的重大创新，是经济运行和社会创业机制的重大创新，是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治理的重大创新，是形成和谐社会主体建设的“杭州模式”(22)。

围绕着社区去行政化和增强社区的自治功能，各地展开了丰富的实践探索，一个最基本的做法就是在社区设立服务平台(有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社区事务代办站、社区居民事务办理站等不同叫法)，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党组织、居委会、服务站、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辖区单位等社区内各主体协调合作、各尽所能的社区复合治理体系，让它们共同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优化社区秩序，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如北京市按照“一分、三定、两目标”的总体思路，理顺了社区党组织、居委会、行政组织之间的关系，实现了“把自治的部分还给自治组织”和“把行政的部分还给行政组织”(23)。杭州上城区倡导的社区治理中的“大党建”、“大服务”、“大治安”、“大信访”、“大调解”、“大稳定”和“大文化”等模式，以及“三位一体”的社区管理模式、“协和式自治民主”的社区自治思路、“三个联动”和“九力合一”的社区运作机制、“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等都非常清晰地体现了合作共治和复合治理的理念。(24)

2.复合治理：从“碎片化政府”到“整体型政府”

所谓政府管理的“碎片化”(fragmented)，是指政府部门内部各类业务间分割、一级政府各部门间分割以及各地方政府间分割的状况(25)。韦伯的分析已经表明，现代政府必然是基于专业分工原则的科层制模式。但是，过细的职责分工和机构分割又必然导致了政府职责交叉、多头指挥、流程破碎、本位主义、效能低下、无人负责等碎片化弊病：第一，分工过细导致流程破碎、组织僵化。第二，部门林立导致本位主义、互相推诿、整体效率低下等现象。第三，管理驱动导致服务意识不强、服务效能不高(26)。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反思，西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整体型政府”(Holistic Government)理念。“整体型政府”是相对于之前所流行的“碎片化政府”(fragmented government)来说的，按照克利斯托弗·波利特(Christoppher Pollit)的经典概括，“整体型政府”的深刻内涵是“排除相互破坏与腐蚀的政策情境，更好地联合使用稀缺资源，促使某一政策领域中不同利益主体团结协作，为公民提供无缝隙而非分离的服务”(27)。构建“整体型政府”需要从机构、业务流程、信息资源、服务与沟通渠道等方面加以整合。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南海区的镇(街)综治维稳信访中心(28)。

基层治理的碎片化是影响社会矛盾有效解决的重要原因(29)。因为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集聚性和传导性，一个小的矛盾错过了最佳化解时期，就有可能变成大的矛盾，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局面。当前，我国利益纠纷以井喷式的速度大量涌现，需要政府快速作出回应，以把矛盾遏制在萌芽状态，但我国基层矛盾处理机构则是条块分割严重、力量分散，造成“领导批来批去、部门推来推去、问题转来转去、群众跑来跑去”的现象。这种状况不仅使每一个部门陷入单兵作战、管理手段单一的困境，而且容易贻误矛盾化解的最佳时机，不仅不能及时化解老百姓心目中的怨气，反而使其更加激化，使一些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个体问题演变成群体问题、群体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要提高基层治理的效率，就必须对这一传统治理模式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以把有限的基层治理资源有效整合起来，发挥最大功能的综合效应，形成一种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新型治理模式。南海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正是在这方面进行了创新。

所谓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就是将综治、信访、司法、劳动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集中到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统一办公，为群众提供“一站式”高效服务。中心一般分为接访厅、调解室、联席会议室、办公室四大功能区，各部门相关人员在接访厅统一接访、现场进行案件分流，然后现场安排相关人员进行调解，如果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现场召开联席会议解决，能当场调解结案的当场调解结案，不能当场调解结案的，由中心值班领导视个案性质分流给相关职能部门办理并督办反馈结果。这样，真正实现了“四个一”的运作方式，即“一个窗口服务群众、一个平台受理反馈、一个流程调解到底、一个机制考核监督”。通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南海区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整合：首先，通过建立以联合为特征的组织结构形式，实现了基层治理的机构整合；其次，实现了信息资源的整合；再次，实现了服务和沟通渠道的整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通过再造以协同为特征的行政流程，实现了业务的整合。南海区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之所以能够高效运行，有效实现政府各部门的业务整合关键在于其实现了行政流程的再造，围绕公众的服务请求政府各部门、上下级和岗位之间形成相互咬合、自行调节运行的“服务链”，具体来说就是他们建立起了统一的矛盾纠纷的“扇形”调解流程图。通过现场调解、分流调解、职能部门调解、综治办主任牵头联合调解、仲裁或诉讼过程调解的“六步工作法”，使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得到有机衔接，实现了群众诉求的“一条龙”服务(30)。

(二)类型分化与分类治理：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方式的多元化

综观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实践，在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和复合治理的总体原则之下，根据治理对象的类型差异进行分类治理是一个突出特征。这主要表现在对不同社会组织的分类管理和对不同社区的分类治理上。

1.社会组织的分类管理

有学者用“分类控制”这一概念来概括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策略，认为“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根据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31)。我们调查发现，在实际运作中，政府通常将社会组织划分为若干类型，对其进行分类管理。如深圳市将社会组织分为公益慈善类、社区服务类、文化体育类、促进就业类和维权类五种类型，对前四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民间养老服务机构是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其发展，对维权类组织则重点是规范限制其发展(32)。又如北京明确提出社会组织分级管理、分类负责，重点培育公益类、服务类社会组织，同时，加强对社会组织涉外活动和网上社会组织的监管，严厉打击非法社会组织及违法活动。对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等四类社会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由民政部门协调联系业务主管单位，基本解决了社会组织找业务主管单位难的问题。同时，民政部门建立“一口审批”绿色通道，完善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等服务承诺制度，提高行政效率，将受理社会组织成立审批的时间从法定的60日缩短为10日。同时，政府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制度，以项目合作的方式，广泛开展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开辟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社区治理的新模式(33)。

2.社区的分类治理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社区的类型非常复杂，不同类型社区之间在人口结构、人际关系、资源结构、文化积淀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很难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来对所有的社区进行治理，更不用说把西方社区的治理模式简单移植过来。因此，分类治理成为我国社区治理的必然选择。从大的方面，可将我国社区分为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城中村社区、城乡结合部社区四种类型。而城市社区又可分为传统式街坊社区(老居民区社区)、单一式单位社区(单位型社区)、演替式边缘社区(村居混杂社区)、新型住宅小区社区等不同类型。农村社区又可分为一村一社区、一村多社区(自然村)等不同类型。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探索针对不同类型社区的不同治理方式。

(三)刚柔并济与情理法兼顾：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手段的艺术化

社会管理作为一种服务、协调、组织、监控的过程和活动，本来就应该是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的。其中除了监控以刚性管理为主外，服务、协调、组织都是以柔性为主的(34)。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燃点多”、“燃点低”，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难以控制的局面，因此，要尤其强调刚柔并济。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矛盾化解中的情理法兼顾

矛盾纠纷化解是一门艺术。在这一过程要防止两个极端：

第一，无原则的妥协。当前，由于我国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以及维稳问题一票否决制的政绩考核制度等原因，基层官员压力非常大，总是害怕“出事”，尤其害怕越级上访和群体性事件；而老百姓在掌握政府这个“软肋”之后，反而更加偏好通过“闹事”和上访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基层政府为了“不出事”往往选择“和稀泥”，甚至无原则的妥协，通过花钱来买“摆平”，即“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这种行为取向反过来又鼓励了群众用“闹”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于是，基层治理陷入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恶性循环。从长远来看，这种花钱买稳定的做法是极不可取的，它直接损害了政府的威信，也恶化了基层的秩序生态，让守纪守法的老实人吃亏。

第二，粗暴机械地执法。有些地方官员不考虑老百姓的接受程度，强行推行政府的意志，即使是老百姓处于理亏的一方，这种方式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它造成了矛盾的激化。正确的做法应该做到情理法兼顾，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情合理，让老百姓心服口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南海的“外嫁女”纠纷。按照国家法律，这些“外嫁女”可以选择把户籍保留在娘家，继续从娘家村庄分红，而且，其子女也可以选择户籍随母，从而也享有娘家的分红权；但是，按照我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妇女一旦嫁出村就不再是村里的人了，其在本村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都会自动解除，所以她不再享有在本村分红的权利了，更毋庸说其外姓的子女了。对于这些传统习俗，绝大多数群众是认同的，不少“外嫁女”的家人甚至这些“外嫁女”本人也是认同的，而且，在不少村庄，这些习俗还通过村民大会上升为村规民约了。老百姓的传统观念很难一朝一夕就改变，这时候，如果粗暴的按照现代法律来执行的话，成本会非常高，甚至可能激起群体性事件。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必须采用更加艺术的手段，更多地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教育、协商、疏导的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做到情理法兼顾。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笔者过去常举的武汉按照“依法行政、友情操作”的理念开展的取缔“麻木”实践，既在短时间内成功实现了“禁麻”的目标，又兼顾到了“麻木主”这一弱势群体，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35)。

2.从社会成员“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国富”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然而，近些年来，另外一种趋势也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普通老百姓所得的实惠与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越来越不成正比例，相当大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得到明显提高。相反，人们感受到的是市场经济陌生人世界中的冷漠无情，价值观开放多元时代里的分歧纷争，社会分化加剧情势下公平正义缺失，社会重心下移情况下民生举步艰难，滥用自然资源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三大部门关系的越位错位缺位虚位，等等。所有这些都影响居民安居乐业，造成生活幸福感不强，似乎经济增长与己无关，甚至相当多成员有“被增长”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综观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执政党和政府的社会政策如果不给老百姓实惠或少给老百姓实惠，社会就不可能和谐稳定。单靠刚性的强力的手段来维稳，成本很高，收效甚微，甚至造成越维稳，群体性事件越多的困境。必须有新的治本的思路。这就是增加民生福利，特别是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收入，以实现从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向“有感发展”的转变(36)。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北京的“大民政”实践(37)。

所谓“大民政”，一个重要的涵义就是扩大传统民政的覆盖范围，推进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使民生事业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特别是老弱病残等弱势人群、农村人群、外来人群。近几年来，北京市在“大民政”理念的指引下，出台了200多项惠民政策，每一项都需要投入。例如，就北京市65岁以上城乡居民享受公交免费、公园免费这一项就要支出82亿。其实，财政的钱是留不住的，不是花在这，就是花在那，而最值得的是花在普通百姓身上，减少或推迟那些与民生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开支。当然，这也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并且把有限的钱用好。现在的问题，不是不能做，而是没有想到做或不想做。想做，就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标准。北京大民政两年多来的实践已取得了效果证明了这一点。“大民政”实际上是一种大管理，是一种治本维稳的社会管理，同时也是一种柔性的社会管理。加大民生投入是对社会管理从“以刚性管理为主”向柔性管理为主推进的一种强有力的支撑。

3.注重思想引导和共识凝聚

社会的柔性化管理还有赖于老百姓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和共识的形成。当前，制约我国社会管理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社会共识的缺失，用迪尔凯姆的概念来说就是社会失范。在一个失范的社会中，建立社会秩序是很困难的。因此，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都不是单一的和孤立的，还依赖于文化建设等其它方面的努力。目前，社会各界都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如近年来，中央开始大力倡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文化建设；各地方、各部门也在努力打造自己的核心价值，如军队系统确立起了“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政法系统提炼出了“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北京市提炼出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北京市民政系统提炼出了“民本、务实、平等、奉献”的首都民政队伍核心价值观。武汉提出了“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当然，一个社会的共识凝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长期艰辛的努力。

(四)信息化管理与网络化治理：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机制的科学化

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信息化、网络化是我国当前开展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

1.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对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提出的命题

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在中国社会的迅速普及，如何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进行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这一问题越来越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实际上是由两个相关的命题所组成：

第一，如何应对信息化、特别是网络化带来的挑战。对社会管理来说，互联网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使得社会管理不仅要面对现实世界，还要面对虚拟世界，要面对数以亿计的匿名网民。近几年，随着博客、人人网、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的兴起，中国社会已经快速步入“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拥有信息发布权和话语权，政府稍有错误就会成为网友嘲弄、责骂的对象。而且，由于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网络上的各种信息、观点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旦发生了突发性事件，网络谣言满天飞，这都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对于社区治理来说，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M.Albrow)所说的“脱域的共同体”(disembeded community)问题(38)，美国社会学家尼葛洛庞帝所说的“数字化生存”或我们经常所说的“网络化生存”带来人际关系的冷漠化，等等，都对社区共同体的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第二，如何利用信息化、特别是网络化对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所带来的机遇。信息化、网络化可以提高资源整合的效率、增加沟通的便捷性。如果应用得当，能够大大提高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水平。如近年来，全国各地普遍流行“政务微博”——据统计，截止到2012年8月，通过新浪微博认证的各领域政府机构及官员微博已超过45000家，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开微博是一个大趋势，这是践行阳光党务、政务，增加政府公信力的一个有效途径，而且还能促使政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使执政理念向执政为民方向转变，成为“网络时代新群众路线”的载体(39)。

2.虚拟社区与智慧城市建设

在创新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尝试管理和服务的新技术、新手段，打造与实体社区相对应的虚拟社区以及以数字化、感知化、互联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城市已经成为各地近年来的一个突出亮点。如我们调查的杭州上城区，在这方面就是典型。

上城区在社区建设中，通过构建“二化四网六平台”为主要内容的社区信息化体系，形成了实体维度的社区与虚拟维度的社区的有机统一。“二化”是指社区管理信息化和社区服务信息化；“四网”是指“e家人”社区事务管理网、社区电脑服务网、社区电视服务网、社区电话服务网；“六平台”是指社区事务管理平台、居民互动网络平台、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社会志愿服务平台、居家养老服务平台、为民服务联盟平台。“二化”是思想理念，四网是发展基石，六平台是推动条件，通过“二化四网六平台”，最终达到的目标就是任何人(Any one)、在任何时候(Any time)和任何地点(Any where)，通过任何方式(Any way)得到任何的服务(Any service)的“5A”社区服务目标。应该说，这整个架构的设计是非常严密、自成一体的，不仅开发了新的网络系统，也将上城区已有的信息化资源都整合起来了；不仅实现了社区管理的信息化，大大提高了社区管理的效率，也实现了社区服务的信息化，大大提高了服务的质量；不仅体现了尖端的科学思维，也处处散发着人性的光辉(40)。此后，上城区又不断把更为高端的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引入到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之中。如推广“生命旅程”软件，这一软件以人生的整个历程为主线，按照少年、青年、壮年、老年四个生命年龄阶段和公共服务、自助互助服务、便民利民服务、服务信息需求四个类型，提供了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所需的几乎所有办事程序。最近，他们还开展了构建全媒体信息家庭新生活工程，以电脑网络、电视网络、电话网、城市宽带网为依托，打造三网融合、“天地合一”(有线与无线合一)的全媒体信息家庭新生活(41)。

除上城外，在我们调查所收集的案例中，利用信息化技术推进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案例还非常多，如佛山市提出建设“智慧佛山”的口号、宁波市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郑州则提出要建设“三化两型”城市，即现代化、国际化、信息化与创新型、生态型(42)。又如北京市的清华园街道在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方面也非常具有新意，96156社区信息化服务平台则在整合社区资源方面做得比较成功，东城区则在推进社区的网格化管理方面具有开创性贡献(43)。

(五)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城乡一体化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和乡村是一种二元分割的格局，二者在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体制上都有很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乡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总的趋势朝着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在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方面，这种趋势也比较明显。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佛山市南海区的农村综合体制改革和北京市推行的村庄社区化管理实践。

1.农村综合体制改革

由于集体经济的发达，当前，南海区面临着一种特殊的城乡结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倒城乡二元结构”，即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加富裕，人们纷纷争夺农村户口——“有车有楼不如农村有一户口”。而且，由于大量激烈的利益纠纷，使得农村熟人社会发生了异化，出现了“熟人的陌生社会”现象；同时，又由于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和各种利益纠纷的博弈，出现了“陌生人的无序世界”现象。面对种种剧烈的利益纠纷，南海区启动了农村综合体制改革，企图探索一条“城乡互动、融合并进”的协调发展之路。

近年来，南海区通过“村改居”、股权固化、政经分离、构建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平台等一系列举措，逐渐将改革推向深入，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这一系列改革的核心就是通过把国家的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村地区、理顺农村体制机制，达到逐渐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44)。

2.村庄社区化管理与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改革

虽然，在法律意义上，村庄和城市社区都属于基层自治组织，但实际上，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和农村在基层管理体制上有很大区别。随着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如何创新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难题。北京市的“村庄社区化管理”试验，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找到了突破口(45)。

所谓“村庄社区化管理”，是指借鉴城市社区管理的模式，对村庄进行管理。这一管理模式最初是在治安管理创新中提出来的。农村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使得既有的治安管理模式已远远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如何进行管理模式的创新，以实现有效的社区管理，成了至关重要的难题。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大生庄村最早尝试了村庄的社区化管理。该村是大兴区人口倒挂现象较为严重的村之一，有流动人口2400多人，与常住人口比例为7比1。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治安问题，大兴公安分局于2006年在该村进行了村庄社区化管理试点。此后，全村连续3年实现刑事案件零发案，村内秩序良好。具体措施包括：村庄建围墙、安街门，封闭不常用的路口，在村庄主要出入口处设立岗亭，人员和车辆持证出入。同时，该村还成立了包含警务站、巡防站、流管站、调解室等多个部门的综治中心，设立了一套包含全村每一户每个人基本信息的电子台账，村民必须与流管站签订安全协议后，才可出租房屋。这一模式的创新管理，提高了村庄管理水平，已经在北京农村地区推广。

目前，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在全国铺开，成为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举措包括：第一，治安领域的村庄社区化管理；第二，广泛建立农村居民自治组织农村社区居委会；第三，成立标准化、一站式服务的农村社区服务站，承接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当然，从总体上来看，这些还处于起步阶段，要理顺各主体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从而建立起能够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消解社会矛盾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还任重而道远。

四、结语

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体制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但其核心问题是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在这一个根本问题上，西方的理论无法解释更无法指导我国的实践。根据西方流行的理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建设一个与国家和市场对抗的公民社会，即让国家(政府)走开，也让市场走开，让“社会”，即“公民社会”、“能动社会”，来主导整个社会的秩序。而我国各地的实践则表明，将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是行不通的，这既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实践，又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在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既是一种历史常态，也是一个现实困境。在古希腊城邦制度中已经初见端倪，“现代”以后，二者的巨大张力似乎有增无减，一定时期甚至势同水火。因此，在西方理论中，一直充斥了极端的二元对立，要么为市场张目、为国家立言，要么呼吁保卫社会、解放社会，构建一个完全独立于国家并具有抗争和制衡力量的社会，认为这是解决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一剂良药。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则完全不同。无论是钱穆的“四民社会”概括还是费孝通的“双轨政治”论述，都表明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并没有西方理论中所界定的那个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相反，国家与民间的理想形态是融合一体、上下整合，而非相互斗争、彼此消解的。1949年后的30年，中国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走向了与西方把国家与社会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即把市场和社会都消灭了，一切由国家来主导。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逐渐改变这种局面，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型态(46)。在实地调查中，处处都显示，在中国，“社会”无时无刻不是在处理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运行着。离开了国家(政府)和市场，社会几乎寸步难行。相反，凡是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合作得好的地方，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也搞得好。而所谓社会自治、社区自治，也只是处理好社会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合作三维的一个方面，但无疑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方面，其中基层的自治和治理是尤其重要的。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是一项方兴未艾的伟大实践，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大背景，以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把分散的经验材料提升为较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形态，为其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撑，这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使命。反过来，中国社会学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对学科自身发展极其重要的新鲜经验，切实抓住中国社会变迁赋予我们的理论创新的机遇和挑战，实现“理论自觉”，把握学术话语权，从而使社会学学科的理论之树常绿常青，为我们的时代做出相应的学科和学术贡献。我们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一队伍中来。

注释：

①郑杭生：《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中国社会学美好明天——在中国社会学2007学术年会上主题演讲》，后以《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为题发表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

②郑杭生：《把“理论自觉”全面落实到中国社会学的各个领域》，在2010年中国社会学会银川学术年会上的致辞，《宁夏省委党校学报》即将发表。在这8个短语中，最后两个短语，有时也表述为“总结‘中国理念’，概括‘中国道路’”。见郑杭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使命——在中国社会学2011年学术年会上的主题演讲》，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1(4)。两者的意思和实质是一样的。

③郑杭生：《基层社区调查中应当坚持的准则》，《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④郑杭生、杨敏：《中国社会转型与社区制度创新——实践结构论及其运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⑤即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员。

⑥习近平：《群众工作室社会管理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共产党员》，2011(3)下。

⑦习近平：《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独特优势》，《求是》，2012(15)。

⑧郝洪：《“环境敏感期”的新考题》，《人民日报》，2012年7月30日。

⑨蔡永飞：《公众“老不信”心态分析》，《人民论坛》，2012年6月(中)。

⑩张音、张新苗：《网络语境与创新社会管理：破解“塔西佗陷阱”的舆论怪圈》，《人民日报》(2012年6月26日14版)。

(11)郑杭生：《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新特点及其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6(4)。

(12)(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15页，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3)(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96页，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14)(德)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250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15)杨敏，郑杭生：《个体安全：关于风险社会的一种方式及研究对策》，载《思想战线》，2007,(7)。

(16)(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该书英文原著出版于1995年。

(17)(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434页，夏铸九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18)(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28页，夏铸九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19)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趋势——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社会科学》，2006,(10)。

(20)宫秀川：《领导干部要学会在“玻璃房”中工作》，《学习时报》，2012－05－02。

(21)王国平：《培育社会复合主体，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载《杭州通讯》，2008(2)。

(22)郑杭生、杨敏：《“社会复合主体”的追求：生活中更高品质的创新和创业——社会学视野下“杭州经验”的理论与实践》，载于郑杭生、杨敏等：《“中国经验”的亮丽篇章——社会学视野下“杭州经验”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3)所谓“一分”，就是设立社区服务站，并把社区居委会与社区服务站的职能分开。前者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主要行使自治职能；后者作为街道办事处在社区设立的工作站点，专门办理各种公共服务。二者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所谓“三定”，就是定事、定人、定钱，明确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的编制、经费、任务，确保人员到位、经费到位、工作到位。所谓“两目标”，一是把北京的社区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型社区；二是培养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社区工作队伍。参见：郑杭生、黄家亮，《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东岳论丛》2012(1)。

(24)参见郑杭生、杨敏、黄家亮等：《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的“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上城经验”的一种社会学分析》，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陈微、马丽华主编，《中国和谐社区——上城模式共建共治共享的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实证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

(25)谭海波、蔡立辉：《论“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及其改革路径——“整体型政府”的分析视角》，《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26)参见谭海波、蔡立辉：《论“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及其改革路径——“整体型政府”的分析视角》，《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27)Christoppher Pollit, Joined-up Government A Survey,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03(1), p.135.(28)本案例的具体分析参见郑杭生主编：《多元利益诉求统筹兼顾与社会管理创新——来自南海的“中国经验”》中黄家亮执笔的部分：《利益纠纷化解：情理法交叠的南海基层治理》。

(29)韩志明：《公民抗争行动与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对于闹大现象的描述与解释》，《人文杂志》，2012年第3期。

(30)张学伟、邓少君：《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和维稳体制机制构筑大综治大调解格局——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综治委副主任梁伟发接受中国平安网专访谈广东省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载于中国平安网httpGB102616392692.html。

(40)本案例的具体分析参见郑杭生、杨敏、黄家亮等：《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的“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上城经验”的一种社会学分析》，第159－243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

(41)详细介绍和分析参见郑杭生、杨敏等：《合作共治的“上城模式”——从新型社区迈向创新社会管理的“上城经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版，第76－79页。

(42)郑杭生、赵君、杨敏等：《“三化两型”城市：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体现——以郑州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世界图书出版社，2010年版。

(43)详细介绍和分析参见郑杭生、杨敏等：《大民政的理念和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夯实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北京经验”》，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

(44)对本案例的详细介绍和分析参见郑杭生主编：《多元利益诉求统筹兼顾与社会管理创新——来自南海的“中国经验”》，出版中。

(45)对本案例的详细介绍和分析参见郑杭生、杨敏等：《大民政的理念和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夯实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北京经验”》，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第327－329页。

7.当前我国动物疫苗产业发展趋势 篇七

1.1 建筑装饰施工技术

随着我国装饰企业市场意识的增强, 一些国外的先进技术不断引进, 像被栓系列、石材干挂、金属幕墙、石材毛面铺设整体研磨, 等等,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行业的发展, 使高科技元素在装饰行业不断涌现, 改变了装饰施工的发展方向。采用这些技术, 具有很强的时代感, 这些先进的装饰材料和施工技术, 在工业建筑行业中, 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和发展, 满足了工业建筑的发展需求。

施工中, 连接和固定是装饰施工中必须面临的两个重要问题, 而各种高黏度性能的黏结剂的出现, 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改变了传统的连接和固定方式, 在保证黏性强度的基础上, 消除了刚性黏结的弊端。免漆饰面工艺和环保油漆在该领域的应用, 从根本上改变了现场给工作人员和环境造成的各种化学污染, 这种工业不但保证了施工人员的健康, 也避免了由于产生有害气体而耽误下一个流程的施工。在施工过程中, 很多防火性材料和绝缘材料的施用, 使得建筑的防火性能和防雷电性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这提高了建筑物的寿命和耐久性。

1.2 清水混凝土施工技术

建筑施工过程中, 为了获得更好的生产空间, 很多工业建筑逐渐向高层施工方面发展。在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中, 就涉及了清水混凝土技术。这是一项新的混凝土施工技术, 这种方式, 是将原来的浇筑面层作为建筑装饰性的表面, 能够节约很大的成本, 同时对建筑的外观起到了一定的装饰作用, 能够体现人类对于恬静自然心态追求的理想。

1.3 防水混凝土结构

这种结构主要是指施工之后, 自身的重量和密度通常比较大, 密实度高从而具备了很好的防水能力, 也是一种整体施工方式的混凝土结构或者钢筋混凝土结构。该种施工方式的好处是, 能够承载较大的负荷, 同时还具备相应的抗渗透功能,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建筑的抗腐蚀性要求。这种结构与卷材防水层相比较, 具有施工材料便宜、来源广泛、施工工艺简单的特点。采用这种结构, 可以有效地改善劳动条件、缩短施工周期、节约施工资金, 后期维护也比较方便, 在工业建筑中经常被应用。

1.4 防水材料的更新和发展

防水材料已被广泛应用。水泥基渗透非晶防水材料的防渗性能优异, 防水性能持久,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化学物质的腐蚀, 并能够对钢筋结构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这种材料环保、无毒, 施工和使用过程中, 不会产生额外的有毒气体, 对复杂混凝土结构的适应性较高, 能够解决一般防水材料不能解决的问题, 应用前景广阔。

2 现代工业建筑施工技术的发展趋势

2.1 高技术化发展趋势

现代建筑施工技术和新成果不断向建筑领渗透和应用, 而这种应用, 又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工业建筑施工技术向着更广的领域发展, 使得建筑施工、分工更加精细化, 功能更加趋于多元化, 布局更加合理, 操作逐渐向自动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建筑材料, 也逐渐向高技术指标、构件多样化方向发展。在这种发展趋势中, 工业建筑的施工技术也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不断进步, 并利用这些先进的施工技术和理念, 使得整个施工周期内, 各种施工方式更加趋于合理、高效, 这也是未来工业建筑发展的主要方向。

2.2 更加环保的发展趋势

生态化不断促使建筑施工技术向着高质量、低耗能、长寿命和无污染的方向发展, 这就要求设计目标、设计过程及建筑工程的未来发展方向, 都要充分考虑到施工技术对环境的影响, 并将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还应该提高建筑物的使用寿命, 使建筑物与建筑周围的环境和谐统一。在这种发展趋势中, 建筑的灵活性将成为未来建筑施工技术首先应该考虑的因素。另外, 在建筑使用价值结束之后, 建筑物本身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也要在建筑施工技术的考量之中。

2.3 工业化的发展趋势

工业化是现代工业建筑发展的重要方向。施工中, 力求把互换性和流水性引入到建筑活动中, 以标准化和工业化的施工技术, 改造传统的建筑施工方式。从建筑物的外部施工所需要的各种构建, 到脚手架等, 都可以由工业生产完成, 以高标准的方式开展施工工作, 为以后工业建筑施工技术的统一化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3 结语

工业建筑施工技术的发展方向,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但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取决于生产需求、科技的进步和生态的要求。只有满足工业建筑施工技术的需求, 才能更好地为工业建筑服务, 才能向着高科技化和统一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勇.建筑用钢筋的发展趋势[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1, (16) :25-36.

[2]冯大斌.混凝土及预应力技术发展研究[J].施工技术, 2010, (03) :88-90.

[3]周浩, 魏诗雅.混凝土及预应力技术发展研究[J].大众商务, 2010, (14) :77-99.

[4]于金华.浅析现代工业建筑的发展趋势[J].山西建筑, 2011, (02) :80-87.

[5]郑刚强.通过设计艺术原理探讨装饰行业的发展趋势[J].国外建材科技, 2010, (03) :29-37.

[6]张文, 谢凌海.关于建筑施工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应用[J].经营管理者, 2010, (05) :76-82.

8.当前我国动物疫苗产业发展趋势 篇八

一、当前国际贸易壁垒发展演变的趋势

１、国际贸易壁垒不断增多，花样不断翻新。当前，国际贸易中贸易壁垒不断增多，尤其是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标准、质量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限制、配额限制、社会责任等，种类不断增加。据统计，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共计８５０多项，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达到３０００多项。

２、传统贸易壁垒的作用有所弱化，新贸易壁垒的作用日益加强。随着ＷＴＯ作用的加强，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各国关税税率不断下调，以关税为主的传统贸易壁垒的作用进一步弱化，同时传统贸易壁垒中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壁垒也有愈演愈烈之势，而新贸易壁垒在不断发展并加强，将成为国际贸易壁垒的主体。

３、贸易保护从国家壁垒转向区域性壁垒。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现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据有关资料，目前，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有１５０多个。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或正积极寻求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因为加入一体化组织可以增强整体力量，很好有效地保护一个国家的利益，促进经济发展。

４、贸易壁垒影响的产品更加广泛，但影响程度有高有低。由于传统贸易壁垒的作用不断弱化，更多的产品受到了非关税壁垒的影响，尤其是技术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反倾销、反补贴等的影响更大。初级产品受到绿色贸易壁垒、反补贴等影响较大，而制成品受到技术贸易壁垒、反倾销等影响更大。

５、贸易壁垒更加隐蔽。目前，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纷纷采用隐蔽性较强、透明度较差、不易监督和预测、且变化无穷的技术贸易壁垒，给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造成很大的障碍。可以说，技术贸易壁垒是当代国际贸易中最隐蔽的一种贸易壁垒。

６、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合理合法。更多的国际贸易壁垒以保护国家的整体利益为借口，以国际公约和国别法律、法规等公开立法为依据，表现形式合理合法。但是，在当代国际贸易中，一些合理合法的贸易壁垒被滥用，使得这些贸易壁垒又具有不合理的一面，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

７、贸易壁垒实施效果具有较大的歧视性。各个国家在构筑贸易壁垒时，往往是根据本国的资源条件、技术水平、国内生产者、消费者的需要和利益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一些限制性措施是专门针对某些国家或出口商制定的，具有明显的歧视性，违背了公平贸易的原则。

８、贸易壁垒将越来越高，越来越复杂。随着世界贸易组织基本原则、规则的广泛实施，以及各国贸易政策的不断完善，各种贸易壁垒也将不断完善，其措施越来越具体、细化，实施起来更加复杂，要求越来越高。

９、贸易壁垒由政府层面向民间扩展。世界贸易组织是管理政府贸易行为的，而对民间贸易行为世界贸易组织则鞭长莫及。因此，一些国家对政府不便设置的贸易壁垒，则鼓动、支持民间去搞。

１０、贸易壁垒国际化趋势加强，发达国家是实施国际贸易壁垒的主体。目前，虽然各国实施的贸易壁垒差别很大，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贸易组织基本原则、规则的广泛实施，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都学习借鉴别国成功的贸易限制政策。同时，也都积极地参与国际公约、国际标准的制定，使贸易壁垒的国际化趋势加强。另外，发达国家是实施国际壁垒的主体。一方面，发达国家实施的贸易壁垒数量较多，现在很多贸易壁垒起源于发达国家，同时，许多国际贸易壁垒（如技术标准、环保标准）都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制定并实施的；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是国际贸易的主体，自然而然，发达国家也就成为实施国际贸易壁垒的主体。

二、我国应对国贸易壁垒的对策建议

１、充分了解、掌握各国的贸易政策和限制措施。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不管是政府，中介组织，还是企业都应采取有效措施，搜集各种信息，了解、掌握各个国家的贸易政策和限制措施，尤其要重视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政策和限制措施，加强对这些政策的分析、研究，区别不同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有的放矢地开展对外贸易活动。同时，应分析、研究各国贸易政策和限制措施的发展变化趋势和规律，结合我国外贸的实际情况，制定应对措施。

２、充分利用ＷＴＯ原则，积极参与国际公约的制定。ＷＴＯ是维护各国经贸权利和义务、促进公平贸易、解决贸易争端和纠纷的多边贸易体系。因此，首先应充分利用ＷＴＯ的基本原则和规则，解决与ＷＴＯ成员之间的贸易摩擦与纠纷，促进公平贸易，以维护我国经贸利益。其次，用足、用活ＷＴＯ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优惠待遇，争取到更多的经贸利益。再次，加强国际经贸规则的研究，制定与国际经贸规则相接轨的法律、法规。第四，积极参与国际公约的制定，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参与其中，充分反映和争取我国的经贸利益和要求。

３、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在党的十四大上把建设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战略的重要目标。为此，政府对旧的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目前我国仍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仍然有很多国家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所以，在贸易上设置了很多障碍和限制措施，引起很多贸易摩擦和纠纷，影响了我国外贸的发展。因此，一方面，我国应加快改革的步伐，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加强与其它国家，尤其是没有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的谈判与对话，争取其它国家尽早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维护公平贸易环境。

４、建立贸易壁垒的预警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建立贸易壁垒的预警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是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重要措施。其一，应建立、健全预警和快速反应机构，配备高素质人员。其二，建立、健全预警和快速反应的各种规章制度，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其三，政府、中介机构、企业均应建立数据库、信息网，了解、掌握国际贸易及其壁垒发展的动态、方向，尤其是各国对华贸易的政策和法规的发展动向，同时，政府、中介机构、企业相互之间能够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渠道。其四，建立健全国际贸易壁垒快速、敏捷的反应机制，一旦遇到贸易壁垒的限制，政府、中介机构、企业应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启动快速反应机制，与有关国家谈判协商，采取对应措施，以维护我国的经贸利益。

５、加强产品技术标准、质量标准的研制、认证工作。目前，国际技术规范大部分都为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和控制，尤其在高新技术领域，而发展中国家只是适应和应对这些规范，这对发展中国家外贸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我国应采取相应措施。首先，应加大对科技研究、开发的投入，增强科研开发能力，提高科技水平。其次，加强产、学、研协作，努力开发、研制技术标准、质量标准。再次，引导、支持科研部门、企业等，加快技术标准、质量标准的制订，并将这些技术标准尽快纳入法规。第四，政府有关部门及科研部门、企业等应采取措施，加强技术标准、质量标准认证，并努力将我国的技术标准、质量标准推向国际市场，使其成为国际标准。

６、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标准体系。据有关资料，我国目前采用国际标准率不足５０％。因此，应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其一，政府要引导、鼓励、支持企业采用国际标准生产。其二，应建相应的机制，强制推行国际标准，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提高我国国际标准的采用率。其三，加快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步伐，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其四，及时了解、掌握国际标准的发展变化情况，使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对接，并使国家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７、建立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工作机制。面对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壁垒，为了保护我国的贸易利益，应建立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工作机制。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建立政府（包括中央、地方政府主管部门）、中介机构和企业相互联动的工作机构；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分工协作，快速反映。政府主要负责制定政策，协调、引导、支持、鼓励，并提供各种信息，中介机构起桥梁作用，帮助支持企业，企业则是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主体，企业应提高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主动性，遇到国际贸易障碍，应及时向政府主管部门、中介机构通报，争取他们的支持、帮助。

８、调整外贸发展战略，规范出口经营秩序。面对贸易全球化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我国应调整外贸发展战略。一要加大科技兴贸战略的实施力度，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二是调整外贸结构，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外贸中的比重，同时要不断创立自主品牌，尤其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自主品牌。三是变外贸粗放经营型为集约经营型，禁止粗制滥造，禁止低价外销，尽快实现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效益增长的出口战略转变。四是改变传统的经营观念，增加进口，要摒弃一味追求外贸出口扩大的传统战略。五是整顿规范出口经营秩序，使外贸经营有序地进行。

９、建立健全贸易救济体系。学习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健全和完善我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法律体系，使我国的贸易救济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１０、提高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主动性。对于众多的国际贸易壁垒，我们应理性看待，积极主动地应对，依法应对，理性应对，要依法论事，依法办事，不能向过去那样，动辄将贸易壁垒问题、技术问题政治化，认为是对我国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国际贸易壁垒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又是有歧视性、不合理性。因此，我们要认真分析研究各种贸易壁垒，提高应对的主动性，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各种贸易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