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货币政策

中国当前货币政策（精选8篇）

1.中国当前货币政策 篇一

论当前中国利率政策取向

当前中国的利率政策面临着一个新的选择.本文对中国利率体制的建设和当前利率水平的确定和第8次降息效应的发挥等提供了新思路.指出年是中国利率市场化、遏制通货紧缩回头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一年,应该掌握好政策的`综合力度,以防止中国经济失去重大转机的风险,实现中国经济从重大转机到重大转折的转变.

作 者：姚琼巍 陈岩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27刊 名：求是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SEEKING TRUTH年，卷(期)：200229(3)分类号：F832.0关键词：利率体制 利率水平利率超调 利率政策取向

2.中国当前货币政策 篇二

3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 在世界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而经济方面取得成就的原因, 具体说主要是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持续提高。市场化程度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增长是大起大落还是平稳增长。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极低, 各种商品和服务产品的价格形成几乎完全由政府管制, 市场因素在经济生活中受到极端压抑, 计划体制的管制力量远远大于市场力量, 外在的政府干预因素经常冲击正常的经济周期, 导致经济多次大起大落。近年来, 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 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直接导致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

其次是宏观调控的完善, 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撑, 也就是1998年年中以来扩大内需的政策, 其政策手段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6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政策转向是成功的, 理论分析上也站得住脚。扩大内需的政策能使新一轮经济周期呈现出新特征, 还在于这项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 该项政策组合持续达6年之久。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逐渐淡出, 转向中性的财政政策, 这种转变是很必要和及时的, 避免了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出现, 确保经济稳定增长。政策需要一定的稳定性、连续性, 否则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这方面有个很好的反面案例, 就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财政政策。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 为了刺激经济, 日本政府积极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政策缺乏连续性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考验中国模式

这一轮的经济危机似乎打乱了整个经济周期的波动规律。中国经济一下子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候。但是, 30年来奠定的基础和进一步开发的潜力会帮助我们挺过这个经济的寒冬。一来市场化的力量还在不断地深化加强, 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弊端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 接下来的就是进一步的改革推进市场力量;二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及时性与适度保证了其有效性, 经过了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之后, 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已经大大提高。

毫无疑问, 改革开放30年遗留下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并且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而这次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是放大了这些问题来让国人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中清醒过来。低端的出口加工贸易模式让沿海经济失去光泽, 暴露出经济发展瓶颈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大量持有美元储备却只能眼看其贬值, 意识到中国金融的弱势以及人民币的不对称地位;竭尽全力的促进农村消费来扩大内需, 发现城乡差距的巨大……一连串的问题依然存在, 而所有这些问题的出路只有一条——继续改革。

三、经济改革深水区

强化市场力量, 就是要进一步推进改革, 提高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急需解决, 主要是各个领域和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严重不平衡。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三大领域中, 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最低。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 关键还是要继续深入经济体制改革, 不断强化市场力量, 通过与旧体制力量的不断反复“搏杀”, 市场最终确定自己的统治地位。尤其是资本市场领域, 一定要最大限度淡化其行政性, 还资本市场盈利性的本性。

政策组合也要不断调整和完善。今后一段时间,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总需求, 这几年扩大内需的重点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扩大投资需求, 但是消费需求增长则相对较慢。然而, 消费是最终需求, 投资增长最终必须得到消费需求的支持, 因此, 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总需求的调控中, 未来相当长时间的重点主要是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因此, 今后稳健的财政政策应将重点转向调整收入分配政策, 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

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 财政政策是大有作为的, 最主要的是要发挥财政政策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 调节过高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保障最低收入,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也应作些调整, 前些年过多地依赖财政政策, 今后应积极发挥货币政策作用。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是很直接的, 例如发展消费信贷, 对于扩大消费需求, 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实现消费结构升级, 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为此必须进一步推动金融体制改革, 加快发展货币市场, 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 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进而促成货币政策逐渐增强效果, 直至淋漓尽致地发挥应有作用, 取得与财政政策势均力敌的“显赫”地位。

四、结语

改革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 而现在的经济危机背景正是经济改革的天然时机。美国经济通过30年代大危机得到了结构性的调整, 奠定了其二战后世界霸主的地位。而80年代的经济调整, 又为其在90年代的经济神话打下基础。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凤凰涅木, 危机中求生存求发展, 关键就在于能否继续改革, 延续属于中国的经济神话。

参考文献

[1]吴晓求、赵锡军、瞿强《.经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陈志武《.非理性亢奋》,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8.10

3.当前国际货币格局及中国对策分析 篇三

一、 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

国际货币体系是关于汇率规定、国际收支调节和储备资产供应等问题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总称。历史上的国际货币体系包括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

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制度,其特点是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由各自的含金量比例决定,黄金可以在各国间自由输出输入,国际收支具有自动调节机制。从19世纪70年代至1929年大危机之前,是金本位盛行的时代。金本位制按各国货币与黄金的联系程度,可以分为: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

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市,44国代表商讨重建货币制度,通过的一系列文件规定了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宗旨、决定框架及运行机制,战后国际金融体系因诞生地而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基本特征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以及固定汇率,本质是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先天不足,这就是“特里芬难题”。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美元)如果充当国际货币,则必然在货币的币值稳定方面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客观上要求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美元增加,这只能靠美国通过国际收支逆差、美元流出美国来实现,而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必然使美元贬值;另一方面,作为国际货币又必须要求货币币值比较稳定,而不能持续逆差。正是由于这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促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3年解体。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牙买加协定》,确认了浮动汇率的合法性,形成了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黄金非货币化,即黄金与各国货币彻底脱钩,不再是汇价的基础;国际储备多元化,除美元之外,欧元、英镑、日元、黄金,特别提款权等,成为各国央行储备资产;浮动汇率制合法化,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成为多数国家的选择;货币调节机制多样化,形成了汇率调节、利率调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和贷款调节等多种货币调节机制。牙买加体系摆脱了对单一货币的依赖,国际储备多元化,货币调节机制多样化,货币供应和使用更加方便灵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特里芬难题”。但是,浮动汇率制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和体系的动荡和混乱,套汇、套利等短线投机活动泛滥,先后引发多次金融危机。汇率变化难以预测也不利于国际贸易和投资,调节机制多样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收支失衡的矛盾。

国际货币体系看似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安排,又能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始自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济后工业化和虚拟化,使得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其背后的支撑是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贸易逆差从1982年的55亿美元快速攀升到2007年的8000亿美元,美国长期寅吃卯粮,消费着来自世界各国的资源、商品与劳务,旺盛的消费需求造就了美国经济长期繁荣的奇迹。如果不借助美元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美国不可能维系这种过度消费促使经济增长的模式。但是,美元本位制的国际金融秩序,帮助美国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个奇迹。其机理是,美国以贸易逆差的方式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和资源,其他国家卖出产品和资源得到美元又被用来投资于美国的债券等金融资产,美元现金通过经常项目逆差流出美国,又通过资本项目流回美国。在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没有任何政府能凭空造出黄金来平衡国际收支逆差。但在美元本位制中,他们可以创造各种金融工具来实现。可以说,正是美元的霸权地位造就了美国无节制的消费模式,而无节制的消费模式正是次贷危机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中国如何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非常明显,美元在牙买加体系中仍然占据着霸主地位(虽然欧元、日元与英镑也能部分分享国际货币的特权),国际经济活动产生了新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美国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比,正逐步在滑落,美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约为25%,美国国际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1%,但美元目前在国际储备货币中占比为64%,美元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充当国际经济贸易的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事实并没有改变。中国GDP占比为6%,中国国际贸易额占比约为8%,而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比几乎是零。没有反映各经济体实力消长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世界和中国都是一种不对称、一种失衡。中国要进入大国行列,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势在必行。

有人建议把人民币国际化的议题放到改革国际国币基金组织中讨论,试图通过IMF增资,扩大中国在IMF的份额和投票权,来加强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尽管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代表性有所增加,但发达国家在IMF的份额和发言权优势仍相当明显。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仍是IMF份额和发言权最多的5个国家,中国列第六位,印度列第十二位,美国所占份额和投票权比例分别达到17.7%和16.7%。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规定,重大问题例如章程的修改等必须要85%的票数通过,美国现有的投票权确保其拥有一票否决权。因此,中国在IMF的话语权不可能占多大比重。

关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斯蒂格利茨等人2006年就提议:使储备资产的积累和储备货币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相分离,比如每年增发20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DR),这样无需美国维持经常项目逆差,也能够满足全球经济对储备货币积累的需求。周小川行长也认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需求经常产生矛盾,“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因而,类似超主权储备货币的SDR可能是更优的选择。但是,SDR只是等值于美元的“纸黄金”, 只是记账单位,并不是真正的货币单位,无法用于贸易结算,加上其实质会淡化美元地位,与美国全球霸权战略存在一定冲突,这些都决定了SDR短期内很难成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

4.中国当前货币政策 篇四

我们今天就当前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和中国对外政策问题进行交流，三部分内容，一部分是 国际形势 一部分是外交政策，还有一部分是我国的发展形势，为什么要将这三部分放在一起讲呢，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尤其是就对外外交政策的制定，前提之一呢是对国际形势的了解和判断，大局是怎么样，我们在大局里处在什么位子，对自身形势的正确判断和研究，结合实际需求，我们才能正确的做出合理的外交政策。

一、国际形势纷繁复杂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前一些大的国际事件：

9.11事件，我们知道2001年9月11日，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2001年9月11日上午，恐怖分子劫持的4架民航客机撞击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的历史事件。包括美国纽约地标性建筑世界贸易中心双塔在内的6座建筑被完全摧毁，其它23座高层建筑遭到破坏，美国国防部总部所在地五角大楼也遭到袭击，死亡人数达到2974人。

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以来，金融危机的浪潮落到了世界各大经济大国，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被波及到。金融危机这场灾难对于全球经济形势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使全球性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甚至陷入衰退。这就讲到我们的第一点：

1、大危机催化世界大变革大调整 ⑴国际格局呈现多极特征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在继续深入发展。经过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国际力量板块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美国受金融危机和伊拉克、阿富汗反恐战争的拖累，软、硬实力都明显受挫。欧洲近几年受到主权债务危机影响深重，经济的复苏缓慢，其他多国社会发生震荡。日本面临通货紧缩、日元升值、个人消费势头减缓等多重问题，在亚洲的经济龙头地位已受到挑战。因此，像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开始下滑，而像中国、印度、巴西等一批新兴国家加速兴起，新旧力量的相互挤压，推动大国关系的调整呈现更加复杂的态势。当今各种力量对比发生明显改变，我们以前一直说“一超多强”，现在提到更多的是“多强一超”，仍然是“一超”，但“多强”放在了前面，可见这场经济大危机对旧的国际经济体制的影响。

全球性问题大量凸显，任何大国都无力单独应对，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单独的机构能凌驾在这些大国至上，协调各国家之间的事物。这就使得世界各大国的相互需要明显增加，由此带来大国间的互动也呈现出异常活跃和复杂的态势。09年以后，各大国的高层会晤、互访非常频繁，对当前的国际重大问题及各方的利益关切展开对话、沟通。

因为有了这的变化，我们再看各主要大国为适应这些变化，做出的战略调整。我们看：

⑵主要大国着眼多极格局做战略调整

美国：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经济衰退，奥巴马上台，对内出台了大规模的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计划。在国际舞台上，他提出

了“巧实力”发展思路。小布什执政期间举全国之力打了两仗，美国经济严重下滑，民生怨言较多。奥巴马上台执政必须重振经济、增强国力，提出了要在国际舞台上不仅要打军事牌，而是要将经济和军事两手抓。同时与俄罗斯重新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除了美国，我们再来看大国俄罗斯：

俄罗斯：俄罗斯也同样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认清了经济全球化的变革形势后，俄罗斯在外交政策上调整比较大，2009年提出新的概念，要进行“现代化”。对于世界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俄罗斯把握的比较准确。比如说对于新出现的趋势和机会都牢牢抓住，我们提到的“金砖四国”，以前俄罗斯对这个提法是不认可的，“金砖四国”是指发展中国家，俄罗斯是发达国家，怎么能把俄罗斯包括在这个框架之内呢？后来，俄罗斯发现，“金砖四国”里面的一些框架对于俄罗斯是有利的，于是俄罗斯便欣然接受。还有，俄罗斯在对与美国及西方关系的改善，包括间谍事件等，两大国都开始融化彼此冰冷的关系。也与欧洲促进彼此的关系，经济、政治对话往来开始逐渐频繁。并且大力发展与新兴发展国家的长远关系。

欧盟：批准《里斯本条约》，强化对外行动能力。抢抓国际话语权。

当然，除了这些大国，我们的邻居，如印度、日本包括东盟都在进行战略性调整。随着大国的战略调整，随之而来的是大国对这种关系的重新调整和适应。

我们观察在这一轮全球关系的调整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亚洲正逐渐成为新的全球重心。当然亚洲成为重心，是全球长时间的

一个趋势。亚洲权势东移的说法已经出现了二三十年，只不过这一过程始终存在，现在更加明显。

2、亚洲日益成为新的重心 ⑴国际权利中心东移

在此番国际金融危机中，新兴经济体国家，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为度过金融危机、促进全球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经济的贡献率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

因为权力重心在东移，所以刚才那些大国在调整战略的过程中，开始重视亚洲。

这就到了我们讲的下一点：〃 ⑵大国调整战略，加紧角逐亚洲

美国：克林顿执政时期，其政府曾提出关注亚太，小布什期间对亚太关注不够，奥巴马上台后提出，美国是亚洲太平洋国家，他要成为一个亚太国家，并开始在亚太区域范围内开始战略部署，和东南亚国家开始联盟。美国也开始往东盟派大使，动作非常大。

⑶在亚洲的布局当中，我们能看到一些现象，亚太其实是亚洲大陆和太平洋地区。大国布局上有着地域上明显聚焦东盟，使东盟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这是当前国际形势中，非常明显的一点。

二、中国周边的国际状况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再来观察中国的状况。

目前，我们关注的比较多的是日本将属于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国有化”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全国各主要大城市闹得沸沸扬扬的“保钓”游行。大家也看了新闻，拒买日本产的进

口货物、砸日系车、日本在华的生产厂家。那段时间闹得很凶。中日关系一度降至“冰点”。中日的邻国关系为什么闹得如此紧张？其实这与日本当前国内面临的通货紧缩、日元升值和个人消费势头减缓等多重问题有关，而这时日本的邻国--中国的强大使日本在亚洲的经济龙头地位受到挑战，加上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压力，以及当前日本执政党--民主党的强硬对华政策使本处于向好态势的中日关系陷于严峻局面。

近期，中国南海问题仍在持续发酵，去年10月5日的湄公河惨案13名中国船员死亡…等一系列发生在中国周边的传统和非传统领域的安全事件时有发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新变数与新“乱子”的增加，使得中国周边的不稳定与不确定性有所上升。

其实，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可以用“喜忧掺半”来形容。喜得方面，中国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大。随着中国的经济上升和中国国力的强大，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贸易额巨大，是许多周边国家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同时，中国在周边国家的投资也在迅速增长。忧的方面：中国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进一步上升。去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中国的外交自信心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但是，随着中国地位和影响的迅速增大，各种外部阻力与压力也随之增加：一方面，不少国家和外部力量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产生不适应感，一些“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不断出现。一些大国更对我产生明显的战略敌意，使我国面临更多的麻烦和事端。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

关系，是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稳定因素，这在几年前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中已经有清晰的体现。

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一些争议和摩擦连续出现，我总结了一下，其原因有三：

一是因为中国周边地理环境复杂。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疆土，有2.2万公里长的陆地边界线，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有14个。中国还有1.8万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与6个海上邻国的领海相接或相重叠。此外还有非接壤但有着密切关系的近邻国家等，因此，中国被称为“世界上邻国数目最多的国家”。中国不仅邻国数量多，而且这些国家的情况十分复杂多样，这在世界上较为少见。中国所处周边环境特别复杂，决定了在中国与邻国之间发生摩擦的概率要更大一些。

二是因为在中国与近邻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其中包括中印边界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还有南海问题。在这些领土和领海的划界问题上，虽然中国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加以解决，但一些邻国不断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强化对争议地区的实际占领。这反映了周边某些国家的一种机会主义的心态，它们试图利用中国的和平主义政策，造成对中国不利的既成事实，谋取现实的利益，或者强化自身在未来边界谈判中的地位。

三是由于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随着中国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日本东亚经济主导国的地位受到冲击。从发展趋势上看，似乎中国正在逐渐确立自身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日本对这一前景并不是欣然接受，而是试图延缓这一进程，或者通过与其他国家联

合的方式，制约中国影响力的上升。这就在一定时期内增大了双方发生摩擦的可能性。类似的情况，也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美国在东亚地区，存在着一个同盟体系。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国，此外，美国与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印度等保持着紧密的安全合作关系。特别是，日美同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针对中国的。美国的战略是维持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并试图排除任何一个大国对美国领导地位可能发起的挑战。因此，近来美国的战略东移，试图牵制中国崛起的意图更加明显。

了解了国际上以及我国周边的现状，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国的对外外交政策。

三、中国的对外政策

2009年7月，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召开，胡锦涛书记在会上提出新的外交目标：

和平稳定的国际关系

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

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

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

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

在经济上更有竞争力

在形象上更有亲和力

在道义上更有感召力

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采取的是较为活跃的外交政策。如今，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和国际形势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我国的外交政策将更加开放，中国也会以更主动的姿态展开全方位外交，积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对我国总体有利的外部环境。如，我国2008年北京举办的“奥运外交”、2010年在上海举办的“世博外交”，通过这些平台成功对外宣传我国的新形象，促进了中外相互理解与信任，展示我国开放包容、热情友好的形象。

同时积极开展峰会外交，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如近期，也就是今年9月在俄罗斯召开的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作了总要讲话。国际峰会的规格高，权威性，这既是各国直接表达自己声音的最佳场所，也是有效处理问题和发挥影响力的极好机会。

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如果出现问题，往往会产生损害到自身发展和安全的严重后果。去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压力明显加大，复杂性的一面进一步显现。面对中美关系事端频发的不稳定状态，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承认中美结构性分岐长期存在的基础上，积极化解纷争并且展开高层战略对话和协商，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排除两国关系的干扰，维持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除了与美国的关系，我们在处理中俄的关系上，与其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不断深化，在能源、安全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

同时还保持了与欧洲关系的平稳发展势头，加强双方在国际金融改革、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同

时还保持了中欧关系平稳发展势头，加强双方在国际金融改革、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

面对日本，我国继续采取巩固和发展与日本的战略互惠关系，增进政治互信，改善民意基础。深化同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此外，通过推进多边区域合作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政治上的互信。

5.中国当前货币政策 篇五

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际格局最主要的特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占据全面优势，特别是美国一家独大，同时多强并列，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西”主导了“东西关系”，“北”主导了“南北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超强实力地位和突出作用。当时国际形势大有美国一极化的趋势，但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后，这种美国一极化趋势的国际格局逐渐出现转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

借助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比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积极推进内部改革，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冲击美国霸权地位，导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主导地位的下降。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G8会议向“G8+5”会议的演变。很多全球政治、经贸和环境问题已经不能在G8体制中得到解决，而必须邀请这些新兴经济体参与决策，发达国家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议题、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出现尖锐化和长期化的趋势

美国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立以及在安全上的矛盾由来已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冷战时期美苏矛盾的延续。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更是根深蒂固，是植根于文明、信仰和价值观的冲突。现在出现的新趋势就是俄罗斯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有可能结合，某种程度上形成对抗美国的合力。如果这一结合出现，必然导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

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内部关系发生微妙变化，表现出逆向演变的趋势 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有两大支柱，即强大国力和联盟体系。美国联盟体系中欧洲是最重要的部分，北约一体化组织是最主要的机制。冷战结束后，由于外部共同对手苏联的解体，欧洲对美安全合作的愿望下降，在主要的威胁认知上与美国的差异越来越大。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与被布什称为“老欧洲”的矛盾更加尖锐。另外，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欧盟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的主导力量，对美独立性增强。欧盟正面临着东扩后的内部协调和其他复杂问题，欧洲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自身事务解决和加强欧盟内部团结上，而不愿意过多地承担北约责任，受美国调遣。另外，美欧经贸矛盾有激化的趋势，欧元的崛起势必冲击美国霸权的基石——美元霸权，影响美国利益。

总体上看来，国际格局正经历“一超多强”向多极化转变的趋势，而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和调整，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的消长变化，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大国互动频繁，相互依赖性凸显，合作面总体上升。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起伏跌宕，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进一步交织，气候变化、粮食及能源资源安全、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对国际关系走向的影响增大。中国发展的内外关联度进一步增强，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剧变。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以及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尤其受到广泛关注。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延续着先较量，后合作的传统，但奥巴马却改变了这一惯例，自上台之后就不断向北京释出善意，强调中美合作的必要，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时代出现了高开高走的良好态势。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后，把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确立为白宫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对华政策呈现出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克林顿坚持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勾，人权问题成为当时困扰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

1994年，克林顿签署美国对外关系授权法，公然声称要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1995年，时任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触及中方底线。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的冲击出现严重倒退。

从1996年开始，白宫逐渐调整对华政策。时年5月，克林顿宣布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进而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和北京达成协议，中美关系触底反弹。1998年，连任之后的克林顿延续对华接触政策，并对中国进行了长达9天的访问，中美关系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白宫一度把中国定位成地区安全的威胁和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政策再趋强硬。时年4月，他宣称将竭尽所能协助台湾自卫，并扩大对台军售。而当月发生在南海的撞机事件，更使中美关系再度降至冰点。

9·11事件的发生改变了白宫的对华政策。小布什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少不了中国的合作。2002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小布什明确宣布不支持台独。2005年，白宫把北京明确定位成利益相关者，期待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积极角色，中美关系再度回暖。相比之下，奥巴马上台后的对华政策有着完全不同的参考背景，金融危机的阴霾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令白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

于是，上任不到一年，这位立志变革的美国总统在气後变化，清洁能源，中美贸易，国际金融秩序，以及地区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上寻求与北京对话，并不断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从上海到北京，不论是与青年学生的互动，还是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奥巴马的首次中国之旅尽显平和与谨慎。除了在经贸和人权等问题上不愿多作让步之外，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展现出别样柔情，中美关系也呈现出更为密切的发展态势。展望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在下述几个重要方面将会逐渐有较好的提升和发展：

一、美中两国战略经济对话将继续保持下去，而且会更有绩效，更有实质性的提升，而不存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可能被奥巴马政府中止的可能性问题。

二、美中战略(政治)对话，也将会在更高、更新的层面上向前发展，对话的层级将会仿效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提升到国务卿级别。

三、美中战略军事对话，也将提上日程。可以预料在加强和提高美中军事交流程度和层级的基础上，势将逐渐过渡到美中国防部副部长级定期对话，并顺势最终实现美中战略军事对话的部长级层次。

四、奥巴马政府会如奥巴马本人所说的乐见一个强大和平的中国的崛起。虽然奥巴马也曾说过中国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是竞争者，但是奥巴马本人及其政府的对华认知和对华政策，势将因上述三大关系的改善及改进，必将会演变成：中国既不是盟国，也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是可靠的可信任的合作伙伴。为此，奥巴马政府将会希望、要求、请求中国同美国一道承担更多的世界大国责任，发挥更大的全球大国作用。

五、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美中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奥巴马政府将会在布什政府的台湾政策基础上，回归克林顿政府的“三不政策”（一、不支持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二、不支持台湾独立，三、不支持台湾加入需要会员国身份的国际组织)。而且也自然会把对台关系纳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框架内，逐渐减少对台武器供应，并尽力促进两岸和平

解决分歧，乐见两岸和平发展。这一点既是由中国的对美政策、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排除台独后，两岸已经进入良好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所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也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实力地位的显著上升。进入21世纪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只在世界排第七位，GDP约1万亿美元。21世纪的头8年，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名次，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或2010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第二，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军事上，20多年来中国海军、陆军、空军等的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令全世界华人骄傲，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可，成为不少国家试图仿效的样板。国际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汉语热，也说明中国的地位上升了。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发展模式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世界各地“中国热”持续升温。正确认识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就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胡锦涛同志在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的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既要正视我国全球性影响日益扩大的现实，同时又要坚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定位，要坚持承担与我国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

6.中国当前货币政策 篇六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也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目标的选择，它指导并规范着具体的政策目标，为公共政策的执行提供行动导向。

二、我国收入分配政策公共性偏离的表现

当前在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出现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一）政策的公平价值缺失

长期以来的收入分配政策使我国从一个平均主义严重的国家逐渐成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国家，具体来说，这种不公平主要体现在：

1。分配起点的不公

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起点不公平主要表现在我国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的起点不公平。教育收益最多的是穷人，因为教育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使得受教育者在未来的就业方面获得均等的竞争机会以及更高的收入，可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分配公平。

2。分配过程的不公

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过程不公主要体现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这主要造成了人的发展机会不公、进入市场的机会不公。我国初次分配领域采用重效率轻公平的政策，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3。分配结果的不公平

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的结果，究其原因是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起点不公和过程不公造成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政策。1981年，我国基尼系数仅为0。292，那时还属于收入分配高度平等的国家。

（二）政策的不当倾斜和偏好

收入分配政策会因为某一时期的特殊需要而有所侧重，目前存在于我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拉大现象，也是政策不当倾斜和偏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1。经济政策的不当倾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改变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我国把经济建设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2。发展政策的偏向

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采取了偏向城市的发展政策。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城市过度倾斜。为了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国家通过实行“工农业剪刀差”的政策手段把一部分农村财富转移到城市，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农村和农业的剩余、资源的过度汲取，城市偏向的公共物品供给使城市居民不用花费力气就可获得公共服务，但是农村居民的获得就非常有限，再加上城市优先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影响了农业资本的投入，给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带来了障碍，从而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造成农村发展缓慢，使城乡之间的差距 “鸿沟”越来越大。

3。区域政策的不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遵循了不平衡的发展模式，工业相对于农业优先发展；文化、教育、科技等较为发达的东部相对于西部地区得到了更多的政策倾斜而优先发展；经济基础好的城市相对于贫困落后的农村而优先发展。

（三）政策体系的不完善

一项政策对于解决庞大复杂的利益交错的问题往往功能是有限的，为了使各项政策相互衔接和配套，政府应通过制定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政策组成一个政策体系，例如整合教育、就业、地区发展、行业发展、社会保障政策等等，以此发挥政策体系整体协调和相互配合的功能，形成政策合力。

1。税收政策不完善

税收是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政策和手段，主要通过对高收入人群征税，对于低收入或者无收入人群少收税或者尽量不征税，以此缩小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又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平衡收入差距的作用。

2。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不健全

社会保障政策是调节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尤其对低收入者来说是一种保障。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存在着严重缺陷，使得其在再收入分配方面的调节作用大大减低，甚至出现相反的效果。

3。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乏力

我国的转移支付手段是实行分税制改革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均等化。但我国采取的单一的纵向转移支付手段，显然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再加上法律和制度的滞后等原因，横向的地区间转移支付制度还没有形成。

4。政策监管体系缺失

公共政策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还依赖于政策监管体系的完善和健全。目前由于监管体系的缺失，造成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尤其是垄断性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的收入畸高，这是造成竞争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使得我国的行业差距越来越大。国家对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缺乏有效的政策监管。

三、完善公共政策体系，科学调节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是由于收入分配政策的公共性偏，离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矛盾趋向尖锐化。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形成规范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公平一直是人类对社会的诉求。如果一个国家“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样的收入分配结果不但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心理上的不平衡性也会越来越明显，最终这种巨大的差异将导致社会**。合理划分市场、政府和社会在收入分配当中的职责，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使它们相互协调，才能实现在“效率优先，注重公平”的基础上实现公平分配。

（二）协调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协调城乡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要站在经济社会全局发展的高度，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机制。

（三）实行均衡发展的区域政策，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的非均衡发展政策，导致了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应该及时调整和转变收入分配政策导向。借鉴发达国家的区域政策和反贫困政策的经验，当前要改进我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金融投资力度，大力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一方面，要将国家投资重点逐步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央要适当给予中西部落后地区政策倾斜和优惠，如在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银行信贷、外汇、对外贸易、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

（四）完善税制结构，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弥补市场机制下初次分配在公平方面的不足是经济发达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做法。但是在我国，利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发挥还不充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出现了“逆向调节”的现象。

（五）建立多元化、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全民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有助于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处境，缓和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当前我国需要建立以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福利制度，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扩大各项社会保险覆盖面，增强保障能力，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六）完善促进教育机会均等的公共教育政策，确保教育公平

努力为全民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缓解收入不平等的根本、长远途径。尤其是要加大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缩小社会不同成员间、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中国可以在借鉴经济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当前的公共教育政策，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有效克服因教育机会不均等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首先，要坚决贯彻执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7.我国当前货币政策思考 篇七

关键词：货币政策工具,数量型工具,价格型工具,利率政策

我国货币政策由宽松转向稳健乃至从紧已经有半年时间。半年来, 央行收缩流动性的举措频繁推出。已经八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截至2011年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 的高位。自2010年1 2月26日存贷款基准利率由降转升、出现拐点后至今已有三次加息。这些货币调控举措的推出。都与经济运行态势密切相关。

当前突出的问题是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行、通胀预期增强、实际负利率扩大。2011年3月 CPl同比上涨5.4%, 创出本轮通胀以来的新高4月CPI同比上涨5.3%。和目前的CPI数据相比, 居民储蓄明显处于负利率状态。政府强调, 控通胀仍是当前宏观政策的首要任务, 货币政策仍需保持必要的力度。可以预见, 央行仍然有进一步从紧的举措推出, 加强流动性管理的决心不会动摇。

1 货币政策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的比较分析

央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 其工具大体分为数量型与价格型两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有共同点, 也有诸多的差别。一般来说, 两者都能通过收敛货币乘数效应达到减少流动性、进而防止通胀和抑制经济过热的效果。但作为数量型工具。存款准备金率主要针对的是货币供给方, 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方法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 是一种较为直接的控制货币供给的方法。而加息则是主要作用于货币需求方。通过提高信贷资金成本的方法, 减少市场对货币信贷的需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针对商业银行实施的货币政策工具。加息针对的是企业融资成本和居民资产配置。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不能有效影响金融市场资金价格并引导资金流向。在当前金融体制和金融生态环境下, 银行出于多种考虑, 往往会将信贷资金优先投放给国有企业及具有政府背景的项目。由此, 存款准备金率提高约束的是银行可贷资金规模, 而受影响的多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市场经济条件下, 最有效率的方式是由价格机制来引导和配置资源。利率是资金的价格, 提高利率, 就是提高资金的使用成本, 经济上缺乏效率或者盈利水平低下的项目就难以承受资金成本的提高, 总体而言资金会优先流向最有效率的投资, 从而优化了投资结构。同时, 提高利率也可以起到紧缩货币信贷的作用。

然而实践中, 央行更倾向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 而谨慎使用利率工具。其原因还在于流动性总量的形成因素, 外汇占款是第一来源。中国国际收支顺差态势不会根本改变, 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渠道被动投放大量流动性, 而央票余额大幅增加难以为继, 不断提高准备金率来对冲外部流动性就成为央行必然的选择。

当然, 也不排除央行还有其他间接的考虑, 一般认为低利率可以更好保增长,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避免加重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据有关测算, 目前地方融资平台上的总债务规模有4万亿以上, 这就意味着利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地方债务就会增加400亿元以上的负担。这无疑会使地方财政雪上加霜, 也使银行的债务风险较快显现。而且, 地方政府某些项目本身可能存在的低效率对政府、对银行乃至对社会都是一个风险隐患。再从当前融资体系看 在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体的融资体系下, 央行在较长时间内都无法放弃货币信贷目标制, 为了调控货币信贷量, 准备金率是不可或缺的见效快的调控工具。在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利率等传统政策工具中, 准备金率无疑是对货币信贷影响最大以及效果最为明显的工具。而且, 准备金工具具有强制性和低成本性的特点 央行在运用该工具的时候面临的阻力较小, 对冲成本相对低廉, 央行可以通过降低甚至取消准备金存款利率的方式进一步削减对冲成本。因而准备金工具便日益成为央行的常规性对冲工具。

但是, 任何一种对冲工具都是有使用空间的 存款准备金率也不可能无限制地上调。首先,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收缩流动性的有效手段, 可是它并没有有针对性地对付形成过剩流动性的源头即外汇占款。本质上说是错位的, 是治标而非治本。国际收支一直双顺差, 外汇占款就一直新增, 准备金率就一直要被动提高。如何改善国际收支结构进而改善经济结构才是根本之策。

其次, 提高准备金率是通过收缩货币信贷的方式对冲过剩流动性, 但是无论经济增长在什么速度上定位, 信贷规模的调整也只是在增量上做文章, 不可能真正压下去。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之下, 信贷被压缩到一定程度负作用增大, 烂尾工程增多, 会制约经济发展。

第三, 由于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存款支付的利息甚至可能不予付息, 因此当准备金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 如果无法覆盖存款利率, 会使商业银行出现经营困难, 这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都没有好处。还应该看到,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尽管是起到对冲外汇占款的作用 本质上是针对流动性过剩的一种调节手段。但如果流动性不过剩, 货币信贷总量适度, 即使外汇占款规模不小, 也不需要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现在准备金率已提高到20.5%的历史高位, 进一步提升的余地很小。因此, 央行货币政策应该改变过于倚重准备金率工具的倾向。下一步的调控措施应该在利率上多加考虑。

2 低利率政策长期化的弊病分析

实际上信贷需求旺盛和通胀预期, 既来自于过剩的流动性, 也来自于较低的实际利率。负利率人为降低投资的资金成本, 加剧了对信贷的需求。对于资金剩余方而言, 负利率无法覆盖当前金融风险敞口, 从而逼迫过剩流动性通过囤货炒作商品和通过资产价格泡沫运作等手段规避负利率下的风险敞口。所以, 低利率的弊端往往容易被低估。

长期的低利率政策, 必然会鼓励投资冲动, 加剧通货膨胀。低利率政策总是伴随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超发和低利率是导致通胀的主要因素。低利率意味着资本的低成本, 大量超发货币进入资本品领域, 导致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 城镇的生活成本和商务成本随之提高, 引致通胀的自我循环。

低利率政策使投机性交易盛行, 助长资产泡沫。低利率是一种保投资从而保增长的扩张思维。低利率政策助长信贷需求, 客观而言总有部分流入资产部门。低利率促使经济中流动性过多, 资产价格不断攀升。

低利率政策使投资成本低估, 加剧产能过剩。利率是资金的价格, 当价格信号被人为扭曲, 就会扭曲资源配置。一方面造成低效投资形成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又挤压了有效投资的生存空间。低利率刺激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 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行业, 这些项目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低利率导致投资过度扩张, 最后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低利率情况下的投资有时又是事与愿违。被人为放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人工成本也相应上涨, 投资成本上升最后发现原来的投资项目是无利可图的。即使对一个项目本身的开工过程而言 所需资金难以在现有利率下一次筹备完成。那些完全因利率较低而执行的项目, 一旦利率上升, 将变成错误的投资决策。因此, 人为低利率政策是目前国内许多错误投资及资源浪费的一个重要诱因。

低利率政策导致出口产品要素成本低, 不利于产业升级。多年来, 中国外贸出口态势强劲, 原因在于出口产品要素成本低, 产品价格竞争力强。这里的要素有土地、劳动力及资金等, 资金的低成本即为低利率。对中国而言, 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要素价格同样被极大压低。企业在享受到本国高额储蓄和低廉资本的同时, 把这种好处廉价折进出口产品中, 创造巨额贸易顺差。要素价格被人为低估, 使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 也成为其他国家企业利润和居民福利贡献中心。

低利率还形成了不合理的财富转移效应。人为压低的利率是把社会财富进行了再分配。资金使用者生产成本降低, 资金提供者利息收入减少。对于目前国内巨量的居民储蓄存款, 如果以市场化民间信贷市场利率计算, 一年财富转移非常巨大。即使不以这种市场化利率来计算, 储蓄存款利率上升2个-3个百分点 (纠正负利率状况) , 一年的转移财富也是相当可观的。社会财富向少数使用这些资金的资金密集产业转移 (如房地产等) , 使居民财富相对减少。

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导致资本替代劳动效应, 不利于就业问题解决。资金密集型行业相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利润高, 在资金价格严重低于均衡水平时, 企业倾向于使用资本而不是劳动, 即低利率时, 国内大量资金涌入资金密集型行业, 产生资本替代劳动现象。我国资本本来比较昂贵, 土地也比较昂贵, 但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把资本变得很便宜, 有些地方为吸引外资, 人为压低土地价格, 使资本进入门槛进一步降低。资本替代劳动使我国的人力资源被极大地闲置与浪费。

可见, 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弊端明显, 既损害经济发展也影响社会稳定。

3 货币调控下一步应更多使用价格型工具

几乎所有不合理的经济政策背后都可能存在某种似是而非的理由, 低利率同样如此。有人认为, 在人民币名义汇率看升的情况下, 如果利率水平高于国外会导致热钱的进入。这个逻辑的内在假定是热钱进来是为了在我国银行账户上获得利息。其实, 银行利率只是投资的机会成本。资本流向考虑的是投资报酬率而不是单纯的银行利息, 无论是房产市场还是股票市场只要能获得更高的报酬, 资本就会趋之若鹜, 如果我们的政策目标是阻挡外资热钱的进入, 或者进行资本管制或者设法降低投资报酬率, 这显然是不现实也是不可取的。实际上, 低利率阻挡不了热钱, 热钱进入主要不是赚取利差, 相当大一部分是用于股票投资和实物投资, 其中也包括房产市场和证券市场投资等。而房价与股市通常与利率是反向波动的, 利率越低, 房价和股价越高。可见, 低利率反而是热钱进入的较为有利的机会。

在紧缩政策实施的半年时间中, 央行根据“相机抉择”的方法, 更频繁地使用了货币数量工具而非价格工具, 更多地是从维护金融安全、保持经济稳定发展、政策效应比较清晰的角度考虑。但货币政策的使用, 既要有调控目标的权衡, 也要有在工具使用上的利弊权衡。通货膨胀是综合因素形成的.但主要还是需求因素。考虑到最近美联储决定维持量化宽松政策, 而2010年以来我国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实际增长有所抑制, 货币供应量增速尚处在可控状态。

经过半年多的高频率的货币调控, 其效应陆续开始显现。2011年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 总体看, 稳健货币政策促进货币信贷增长向常态回归。2011年3月末, 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75.8万亿元, 同比增长16.6%, 增速比上年末低3.1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7.9%, 增速比上年末低20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2.24万亿元, 同比少增3524亿元。因此在通货膨胀不出现明显继续上升态势情况下, 货币政策应当张弛有度, 可以短期维持稳定观察, 也让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进一步消化。如果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仍然显示有进一步紧缩的必要, 则可以在价格型工具即利率调控上采取措施。由于负利率的缺口不小, 也是给货币政策留下了较多的运作空间。考虑到防止经济的过分减速, 对称和不对称加息, 都是可取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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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殷剑峰.货币、流动性与通货膨胀[J].中国金融, 2010, (23) .

8.当前最需要关注货币政策趋向 篇八

当前货币政策沉默 自从2007年二季度以来，在每月宏观经济数据公布的前后，总会牵动货币政策的变化，这已成为央行与市场之间一种微妙的默契。在这种默契下，货币政策的动向很容易观察。“利率政策看CPI，汇率政策看顺差，准备金率看外储，公开市场操作看流动性，信贷看增长”，基本可以概括此前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模式。

但是，这种默契在今年7月份被打破了。毫无疑问，“双防”转向“一保一控”是打破这一默契的触发点。从7月份的PPI和CPI数据看，一忧一喜，一方面，PPI创下12年新高，另一方面，CPI却强劲回落。在悲观预期弥漫的氛围下，人们的偏好会倾向于通胀加重而非减轻。于是，在PPI公布的当天和次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央行机关报《金融时报》分别刊文引导市场预期。两文的标题也几乎一致，前者是《正确看待工业品出厂价格的较快上涨》，后者《如何看待PPI涨幅达到10.0%》。这或许说明，管理层希望通过货币政策之外的手段引导通胀预期。当然，也说明货币政策紧缩的可能性在降低。

从操作工具看，在央行3大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中，目前两个受限（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一个松动（公开市场操作）。现在，信贷阀门也被冲破。因此，撇除一些无谓的争议，事实上“从紧”已死。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如此，货币政策的存量效应仍将继续发挥作用。高达17.5%的存款准备金率，升值幅度已高达20%的人民币汇率，都将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行为产生影响，企业利润水平的改善短期内难有较大改观。

接下来，货币政策的焦点应该不在“从紧”，而在于何种程度的“松动”上。而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已经决定了，“松动”将以“微调”和“局部”的形式出现，迅速转向宽松的概率相当微小。 一方面，全球央行的货币决策明显分化。发达经济体偏向宽松（即使是欧洲央行，也已经停止了升息的步伐），新兴经济体则偏向紧缩，而中国恰恰处于双方的交叉点，偏松和偏紧都需要谨小慎微。近期美元和油价的走势向我们表明，一些被人们认识固化的经济问题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逆转。因此，在全球经济金融形势诡异莫测的前提下，中国央行的次优选择是以静制动，静观其变。

另一方面，国内通胀利剑依旧高悬于顶。虽然CPI的高点已过，但并不代表通胀压力随之减轻，食品价格的回落掩盖了非食品价格上涨的风险。目前来看，通胀只是暂时被赶出了CPI。同时，由于我国CPI在权重设置上存在一些众所周知的问题，能源价格的变化很难反映在CPI之中，因此，仅仅通过CPI很难看出社会整体通胀水平的变化。这一点，人们可以从CPI指数的两个细项数据看出：一是交通和通信类的“车用燃料及零配件价格”，二是居住类的“水、电及燃料价格”。前者从1月份的6.8%攀升至7月份的22.2%，后者从1月份5.5%攀升至7月份的9.1%。从这一点来说，目前货币政策也以底下继续做些小动作，大面上保持缄默为宜。

货币政策重归“稳健”可期

种种迹象显示，央行货币政策在未来一段时间重归“稳健”是可期的。在日前央行发布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通篇不愿提及“从紧”一词，而在一季度报告中，这两个字被报告撰写者一再提及，合计13次。其实让央行表述“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基本就等于是将“稳健”一词重新拾起。央行货币政策需要师出有名，如今通览形势，也不外乎凡事求个“稳”字。国内农产品和食品价格涨势已经基本可控，而国际油价也在7月以来出现连续下跌走势，无论本轮通胀是国内因素多一些还是国际因素多一些，那么，当这些情况出现后，央行紧绷的神经是可以暂时歇一歇，投入更多的精力关注宏观经济运行。防通胀，从来都不是中国央行一以贯之的目标，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发展才是要务。

事实上，由于价格扭曲和行政干预的存在，中国当前的物价回落的基础并不稳固，如果没有2007年四季度以来的“从紧”，通胀压力未必能如此迅速的缓解。客观地讲，在回笼多发货币、控制物价上行这个问题上，从紧无论在方向还是力度上都没问题。

从紧之下，宏观和微观问题的出现，更多在于货币政策之外，包括瓶颈约束、金融机制、外需放缓、产业导向等。这也正是央行二季度报告，开篇不久就对眼下颇受关注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表达看法。“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不是暂时现象，而是历史上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当前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并非单纯的融资困难，既是其经营出现困难导致资金紧张等现状的反映，也是现阶段我国乃至全球经济调整中诸多矛盾的综合体现”。央行应该不是在推卸责任，而是较为客观的认知。

货币政策从来就不是调结构的，但从紧却把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再次“逼”出来，尚不清楚这是“一功”还是“一过”，如今看似乎是后者。无论如何，当经济增长从过热回归中性、甚至有失控下行风险的时候，从紧的方向就明显不再是宏观调控所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