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的历史演进

公司治理的历史演进（精选8篇）

1.公司治理的历史演进 篇一

学前教育学的历史演进

一、学前教育思想的孕育和萌芽阶段（远古至19世纪初期）

1.在西方，在古代希腊和罗马时期，已有丰富的学前教育思想。

（1）柏拉图在西方学前教育史上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学前儿童的教育问题。他主张儿童公育，并论述了学前儿童的游戏和故事材料的选择等问题。

（2）亚里士多德，在人类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教育要遵循自然”的论点，为人类研究儿童、教育儿童指出了正确方向。

2.近代是学前教育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学前教育思想较集中地反映在众多教育家的教育论著中。

（1）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是一位教育理论家，又是一位教育实践家。他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学前教育纳入其具有民主色彩的单轨学制，并撰写了历史上第一部学前教育专著《母育学校》以及世界上第一本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世界图解》，构建了学前家庭教育的完整体系。他提出的学前教育必须遵循儿童的自然、感观教育是学前儿童学习的基础等教育思想对近代学前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英国的哲学家洛克在《教育漫话》一书中根据培根的“经验论”论证了“白板说”，并提出了儿童体育、美育、德育和智育的具体建议。

（3）卢梭的近代儿童观为学前教育找到了出发点。他在其教育代表作《爱弥尔》中强调教育回归自然，主张按照儿童的自然发展历程来进行教育。同时，他关于生来具有学习能力的婴幼儿不是通过语言文字，而是通过经验并利用自己尚未成熟的器官进行学习的教育思想成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分水岭，对后世学前教育思想的发展有极其重要影响。至此，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强调教育要适合于儿童，而不是使儿童去适应教育机构。

（4）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继承了前人教育要遵循儿童的自然的思想，并以比重的教育实践证明：一切教育都应以感官教育为基础，儿童学习的最好方式是操作，母亲是儿童的最好教师等原则和方法。他著有《林哈德和葛笃德》、《母亲读物》等，还在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教学心理学化的思想，强调教育必须考虑儿童的心理特点，并最早提出了“儿童年龄越小越需要心理学知识的指导”的见解，为学前教育理论步入科学化铺平了道路。

3.我国最初的儿童教育思想散见在谚语中。如“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教儿婴孩，教妇初来”等。

（1）我国一些古书中很早就有关于学前教育的记载。如西汉贾谊在《新书》中记载了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母注意胎教之说，《大戴礼》与《礼记》记载有一些学前教育思想，《大戴礼》、《本命》篇中有关于出生后年龄特点的记载，《礼记》的《内则》篇中提出关于小儿出生后选择保姆的要求及从儿童能食能言时便进行教育，从小教儿童日常生活的习惯、礼节和常识等。

（2）从魏晋南北朝时，颜之推著有《颜氏家训》，南宋朱熹编《童蒙须知》和《小学》等。虽然这些著作中有一些“人伦之教”和“三纲五常”的封建糟粕，但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学前教育思想。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出应注意胎教，应从小教育儿童，他赞同孔子“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及俗谚“教儿婴孩”的说法，重视学前教育的作用。又如朱熹重视胎教，认为孕妇应注意审慎自己的行为，还认为婴儿出生后，乳母必须有“宽裕、慈、惠、温、良、恭、敬”等道德品质，主张对儿童“教之以事”，“从小便养成德行”。

二、学前教育的行成和发展阶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叶）

学前教育学是德国教育家福禄倍尔开始创立的。以福禄倍尔为标志，学前教育理论才从普通教育学中分化出来，出笼统地认识到建立起独立的范畴与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一）西方学前教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1.福禄倍尔

德国学前教育家福禄倍尔继承和发展了夸美纽斯和裴斯泰洛齐的主张，1840年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并撰写了《人的教育》、《幼儿园教育学》等著作，系统地提出了幼儿园教育理论，他对于学前教育学从普通教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对现今幼儿教育实践仍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主要有：

（1）教育应当追随儿童发展之自然。福禄倍尔继承了前人关于“教育适应自然的探索”。他认为，对儿童的教学和训练在根本原则上必须是被动的、顺应的，而不是命令的、绝对的、干涉的，因此，应当谨慎地遵循儿童的本能。他认为儿童有四种本能：活动的、认识的、艺术的、宗教的本能，其中活动的本能是最重要的本能，因此主张幼儿园开展各种活动，让儿童的身心都获得发展。

（2）自我活动是儿童教育的基础。福禄倍尔认为，幼儿的行为是其内在生命形式的表现，是由内在的动机支配的。通过这些行为，幼儿才可以成长发展。保育者的任务是帮助幼儿除去生命发展的障碍，让自我得到发展。命令式的、强调式的、干涉式的教育方法对幼儿的发展是无效的，而必须尊重儿童的自主性，重视幼儿的自我活动。

（3）强调游戏的教育价值。福禄倍尔是教育史上第一位阐明游戏教育价值的人。他认为幼儿是通过游戏将内在的精神活动表现出来的，“游戏是生命的镜子”：他强调游戏对幼儿人格发展、智慧发展有重要意义，“游戏会产生喜悦、自由、满足，以及内在的平安、和谐”，游戏是幼儿“起于快乐而终于智慧的学习”，“能自动自发、用心认真地玩到累了为止的孩子，将来必是个健壮、坚韧、能够牺牲、奉献的人”；他还认为游戏中玩具是必需的，幼儿通过玩具“可直觉到不可观的世界”。他根据儿童的特点，将玩具、教具、教材融为一体，创造了一种操作物——“恩物”，现在仍有很多幼儿园在使用。

2.杜威

美国的杜威是20世纪对幼儿教育理论影响极大的教育家。他的著作主要有《民主主义与教育》、《经验与教育》等。尽管杜威没有专门论及幼儿教育和从事幼儿教育实践，但他的教育理念，实际上成为20世纪上半叶学前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幼儿教育实践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杜威宣扬“儿童中心论”，认为教育就是促进儿童的自然生长，教育就是促进儿童经验的改组与改造，教育的过程就是儿童的生活过程。

（2）杜威强调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在学习中的重大作用，主张儿童在生活和活动中学习，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当今美国开放式幼儿园的教学方法就是杜威教育理论的产物。

（3）他有过分夸大儿童自身的学习能力，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的倾向。3.蒙台梭利

蒙台梭得是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著名的儿童教育家。1907年创办了“儿童之家”，进行了举世闻名的“把教育缺陷儿童的方法用于教育正常儿童”的教育实验，创造了教育的奇迹。1909年发表了代表作《蒙台梭利教育法》，1933年出版了《童年的秘密》，较全面地论述了她关于学前教育的独特观点，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教育方法——蒙台梭利教育法传遍了全世界。今天世界又重新掀起了新的蒙台梭利热，很多幼儿园用她的教育思想、方法以及教具进行教育。

蒙台梭利学前教育理论的要点是：

（1）幼儿自我学习法则。蒙台梭利在教育过程中发现，受生命本能的驱使，所有儿童天生具有一种“吸收”文化的心理，儿童能够自己教自己。她认为，这一发现带来一场革命：第一，儿童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幼小的生物，而被赋予巨大的创造力；第二，这种能力属于无意识心理，而只有通过活动、通过生活经验才能变为意识。因此，她视教育为促进幼儿内在力量自然发展的过程，强调幼儿的自由活动，反对以成人为中心的教育，反对传统的班级统一教学，允许幼儿个别学习。

（2）重视环境和教师的作用。在蒙台梭利教育中，一个有准备的环境是关键。她认为，儿童的发展离开适宜的环境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教育就是给幼儿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这个环境是一个有秩序的、充满生机的、愉快的和自由发展的，有助于儿童创造自我和自我实现的环境，那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为儿童设置的，适合于儿童的年龄特点，对儿童有极大吸引力。在教育中，教师不是传统的灌输知识的机器，而是一个环境的创造者、观察者、指导者。教师为幼儿精心设计环境和学习材料，提供必要的发展手段，保证幼儿能展开自由的学习。教师通过“全神贯注地观察”去发现幼儿巨大的个别差异，对幼儿的不同需要作出恰当的反应，提供必要的帮助。蒙台梭利明确指出，幼儿自由学习的质量是由教师的质量决定的，正是教师才使幼儿的自由得以实现。

（3）强调感觉训练。在蒙台梭利教育中，感觉教育是重要内容。她认为3～6岁是儿童身心迅速发展的时期，幼儿的各种感觉先后处于敏感期，因此必须对幼儿进行系统的和多方面的感官训练，使他们通过与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触发展敏锐的感觉和观察力，为高级的智力活动和思维发展奠定基础。她认为，感觉教育主要是一个儿童依据教具进行自我教育的过程。“感觉隔离”是蒙台梭利感觉训练的一个重要技术特点，其目的是要借此方法有效地保持儿童的注意，以增强儿童对物体特殊性的感受。感觉隔离主要有两种方法：蒙眼和暗室。为此，她专门设计了一套感觉训练教具，如用以辨别各种形状的镶嵌板，辨别粗细、高低、长短的圆柱插板、长短棒，辨别不同声音和音色的音筒，辨别不同气味的瓶子，练习小肌肉活动的纽扣板，等等。这些教具的特点是简单，幼儿能自我纠正错误，教师容易掌握指导时机。幼儿常常自由地选择教具，并专注地和独立地反复进行操作练习，获得自我学习和提高。

蒙台梭利的教育理论也受到不少批评，主要是指责她的教育偏重智能而较忽视幼儿情感的陶冶，忽视幼儿的社会化活动，其感觉教育教具脱离幼儿的实际生活，过于狭隘、呆板，操作方法过于机械等等。然而，尽管如此，蒙台梭利教育对世界幼儿教育的巨大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她的理论的基本精神，特别是重视幼儿身心发展特点、重视幼儿的自主操作练习和学习，重视环境的作用，以及她对教师作用的观点等等，对今天的学前教育改革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学前教育学的建立和发展

我国学前教育学的建立和发展有着自己的道路。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传人，传统的封建教育远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要求，一大批进步的政治家和教育家提出了改革教育制度，提倡西学，设立学校，也提出了实施学前社会教育的思想，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幼儿园。他们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丰富了幼儿教育理论，并对探讨具有民族特色的学前教育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这个时期，比较著名的教育家有： 1.康有为（1）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一个体系完整、前后衔接的学校教育制度，第一次提出在我国实施学前社会教育。

（2）强调早期教育、学前教育，主张男女教育平等，主张实行德、智、体、美诸方面发展教育，反映了改良主义教育者的良好愿望。

2.陶行知

陶行知是我国人民教育家，他在学前教育方面提出了很多进步的教育主张。（1）他强调6岁前教育的重要性，“儿童学者告诉我们凡人生所需要的重要习惯、倾向、态度多半可以在六岁以前培养成功。”

（2）他的办园思想是“中国化”、“平民化”，主张在工农中普及学前教育，并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乡村幼稚园和劳工幼稚园。

（3）他提出幼稚园实施和谐的生活教育，反对束缚儿童个性的传统的教学法。主张通过“艺友制”来解决幼教师资的培养问题等。他在学前教育方面著有《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幼稚园之新大陆》、《如何使幼稚教育普及》等论文。

3.陈鹤琴

陈鹤琴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学前教育专家，在他为中国幼儿教育事业走向现代化而不懈努力的一生中，从理论创立和实践躬行两方面，对儿童成长与发展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实验室探索研究。

（1）他指出学前教育对于儿童一生的发展至关重要，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他对自己的子女进行三年跟踪观察实验研究，记录了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总结出家庭教育的原则和方法。1923年又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并以此作为幼教实验中心，进行课程、故事、读法、设备等项实验，以探索幼儿教育的规律，促进儿童的成长发展。

（2）他强调学前教育要考虑儿童的特点。幼儿教育的对象是儿童，儿童不是小大人，对儿童的培养与成人不同，不能给他们成人化的东西，而要适应儿童好游戏、好奇、好模仿、喜欢户外生活、喜欢成功的生理与心理特点，做到儿童化，杜绝中小学化、成人化；即使是同一年龄阶段的儿童，在生活经验、个性、兴趣以及学习能力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他倡导要了解每个儿童的个性，多采用小团体的教学法，因材施教，使儿童得到健康的成长；同时，儿童有独立的人格，教师要热爱儿童，公平地对待儿童，做儿童的朋友和伴侣，同游同乐地去玩去教，要启发、诱导儿童，要绝对尊重儿童的人格，不能任意恐吓、打骂儿童，以免阻碍儿童身心的正常发展。

（3）他指出要对儿童进行全面发展的教育，使儿童成为“体魄强壮、品德良好和智力发达”的祖国幼苗。主张幼稚园：一要注意的是儿童的健康，培养儿童卫生习惯，为儿童提供必要的营养，矫正儿童身体缺陷，预防传染疾病，发展儿童各种活动动作，锻炼儿童体格，重视开展课外活动、娱乐和游戏等；二要重视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品质，教导儿童互相谦让、敬爱父母、尊敬师长、遵守纪律，有毅力、勤劳、勇敢，爱祖国、爱人民、爱大自然；三要培养儿童对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的认识，发展艺术才能；四要重视儿童的感觉训练和智力发展，特别是观察力的提高等。

（4）他提出幼儿教育要注意多样性。儿童是在游戏、作业、劳动生活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中等到成长和发展的。教师要竭尽全力为儿童创造良好游戏的环境，并组织儿童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随时随地向大自然、社会获取教育资源。为了充分发挥游戏环境的教育价值，陈鹤琴指出游戏设备要合乎儿童化、坚固耐用、卫生安全、艺术多变等标准，游戏用具要达到使用国货、坚固耐用、式样美观、大小合度、没有危险性等要求。在室内、园内的各种活动中，陈鹤琴最重视的是儿童的室外、园外活动。（5）陈鹤琴坚决反对以教师为中心或儿童中心主义的倾向，强调教师要对幼儿加以指导。而教师指导作用的发挥要和儿童主动性、独立性、创造性的发展有机结合，倡议要让儿童自由集合、自由合作。为了较好地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陈鹤琴指出，必须从政治思想、业务修养、教学技术、优良品质等方面加强对教师的培养和提高工作，他曾创建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实践自己的教育理论。

（6）幼儿园要和家庭紧密配合。陈先生认为儿童教育是幼稚园与家庭共同的责任。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个教育场所，父母是孩子的首任教师，应尽到教育好孩子的责任，幼稚园可以通过恳谈会、报告会、探访家庭等形式，向家长宣传婴幼儿早期教育的重要意义，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普及儿童心理学、学前教育学的知识，使广大家长都能对自己的子女有个正确的培养目标和教育方法，取得家长在教育上的密切配合，使家庭教育与幼稚园教育步调一致，保证儿童得到合理的教养而得生动活泼。

三、学前教育学发展的新阶段

（一）20世纪中叶以后学前教育学的新发展

20世纪中叶以后，学前教育学的发展进入到了提高理论化和科学化水平的新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辩证唯物主义为学前教育学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学前教育学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学前教育学和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一样，必须以一定的哲学作为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和传播为进一步探索学前教育学的科学规律准备了条件，又对教育和学前教育的根本问题作了科学的回答。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教育与社会的生产方式密切联系，为学前教育的目的、任务、内容的研究提供了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是社会总和的诊断，以及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的观点，使人们对遗传、环境和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能作出科学的说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文科学地说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原则指导着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学习和应用。以上这些对科学的学前教育学的建立起了重大作用。

其次，邻近学科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学前教育学提供了科学基础，提高了学前教育的科学水平。

学前教育学研究的对象是学前儿童的教育，必须在了解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才能科学地认识教育的规律。本世纪中叶以来，生理学及神经生理学、心理学，特别是儿童心理学以及社会学、人类学有了较大的发展，为学前教育理论提供了科学依据。如心理学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动力研究，对学前儿童认知能力发展、情感和意志的发展的研究，对学前儿童个性形成的研究，为建立和提高学前儿童认知教育、情感教育和道德教育理论，提供了心理学的基础。

（二）当前教育流派

各国具体国情和教育目的、任务不同，因而当前国外有种种不同的学前教育流派。（1）苏联学前教育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心理是在人掌握间接的社会文化经验中产生和发展的，有明确目的的教育和教学在学前儿童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主张有计划、有系统地向儿童进行全面发展教育。

（2）强调外部刺激的教育理论。这是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为指导思想的一种理论，认为儿童的行为是由外部刺激决定的，通过控制外部刺激和强化作用，就可以形成或改变儿童的形为。在教育中则主张有明确的目的和实施的原则，选择适当的内容直接教给儿童，并给以强化，儿童的活动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

（3）西方开放教育理念。该理论认为儿童自己是学习的主人，自己决定要学什么，如何学，教育的任务在于帮助儿童进行学习，发展他们的智力、情感，以及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方法上大都采用发现法。

（4）认知心理学的教育理论。这种理论主要运用皮亚杰关于儿童思维和学习的认知理论，认为儿童的学习是一种主动的过程，知识是从儿童内部构成的，重视儿童主动探索和主动操作。教育的任务是促进儿童的主动学习，使儿童能够产生最佳的认知不平衡，而成为重新组织认知结构的动力。

2.公司治理的历史演进 篇二

关键词：东亚,概念演进,论争

一、“东亚”的社会或文化概念经历了三个时期的演变

(一)东亚作为一个地理区域自古就存在

东亚是世界伟大文明地域之一,在历史上就产生过一个独具特色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国际体系,即西方学者发明的“朝贡体制”或“朝贡制度”,日本学者多用“华夷秩序”和“册封体制”,比西方人更为深刻地理解古代东亚秩序的真谛。

(二)东亚概念的产生

“东亚”、“远东”属于外来词语,是由欧洲人最早使用的。有学者考证,一位欧洲学者在1897年出版的有关东亚美术史的书籍中首先使用了“东亚”概念,此后这一概念开始流行开来并被广为使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对亚洲的掠夺和侵略中,把对亚洲东部的争夺同西太平洋上的制海权联系起来,形成了“远东太平洋”的概念。欧洲把靠近它的西亚称“近东”、“中东”,把远离它的亚洲东部称“远东”,有时与“东亚”概念混用。当时西方人所说的“东亚”一般包括如下国家和地区:东部西伯利亚、中国、蒙古、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这也是我们今天通常所理解的东亚地理区域,即传统的东亚概念之含义。显然,这些概念以西方为中心,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色彩。

(三)东亚概念的本土化

随着历史的发展,东亚概念逐渐为其所指地理区域的国家和地区普遍接受与使用。特别是在冷战以后,随着区域合作的发展,“东亚”正在从一个外来的概念变成一个代表地区意识和认同符号的本土概念。这是东亚地区意识正在形成的一个重要表现。

二、关于东亚概念的争论

目前,关于东亚概念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亚概念,学者们产生了质疑并引起争论。有学者认为,“东亚”是欧洲人以距离远近为标准,在没有意识到不同国家之间巨大社会文化差异前提下,对远东地区下的定义,并且错误地以为所有东亚国家都是建立在儒教文明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有学者在进一步考察这段时间的历史后发现,“当欧洲人最初向东方远行到达中国、日本和东印度群岛的时候,他们笼统地称呼这个遥远的地方为“远东”。然而,从地理上看,东亚是将亚洲一分为二的那片高山沙漠以东的地区;从人种上看,东亚是蒙古人种(作为蒙古人种分支的因纽特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除外)居住的地区;从文化上看,是植根于古代中国的那种文明所分布的地区。”并且特别指出,“这一地区,除中国以外,还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但不包括也在高山沙漠屏障以东、居民也属于蒙古人种的其他两个地区:一是亚洲腹地,这些地方的游牧民族通过商业、战争和征服与中国居民有着难以分开的历史联系;一是东南亚,其较高的文化大部分源于印度而非中国。”

其次,在东亚概念本土化过程中,学者们对概念所包含的地缘政治版图产生了争议。罗荣渠认为,“东亚,又称‘太平洋亚洲’(Pacific Asia),从地理上讲,指的是欧亚大陆太平洋沿岸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带,包括亚洲东部的大陆、半岛与海岛。狭义的东亚指中国大陆、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台湾岛等;广义的东亚包括东南亚即中南半岛与马来群岛诸国;再扩而大之,甚至可把南亚即印度半岛诸国也包括在内。”张蕴岭认为,广义的东亚地区包括通常地理概念的“东亚”、“东南亚”和“北亚”的16个国家及1个地区,即东亚五国———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蒙古;北亚的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东南亚十一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东帝汶。高连福认为,“东亚”无疑是一个地理概念,它通常指的是包括现今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地理区域。具体来说,今天东亚地区国家共有16个,即东北亚的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蒙古国以及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文莱、东帝汶。此外,在东亚地区还有一些非国家经济体(如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也有人把俄罗斯联邦的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纳入东北亚范畴之中。

最后,与地缘政治概念不同,社会文化视角下东亚概念的解读。有学者认为,东亚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的地理概念,它更是一个社会概念或文化概念。东亚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且这一概念还处于建构过程之中。事实上,现代意义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作用空间也包括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碰撞磨合的地区,这也正是地缘政治的解释盲区。因此,这些因素也导致了迄今为止人们对于东亚所指地理区域范围尚未形成共识。

上述观点分别从大东亚和小东亚的角度去阐释东亚的含义,据此得出关于东亚概念的基本看法:随着历史的发展,单一的地理概念已不能解释东亚所包含全部的意义,东亚概念更多被注入了人文、历史、政治等因素。甚至在深度和广度上,未来的东亚会有更加丰富的解读。从东亚的地理概念出发,许多学者给出了自己明确的界定;从东亚概念的历史演变出发,也有学者认为东亚是社会内涵不断丰富、尚在建构中的概念。不管从那种角度来注解东亚的概念,都至少说明了两个现象:(1)东亚高低纬度的政治安全事件都能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在对某一问题进行阐述时都绕不开对东亚概念的解读,这在学理层面推动了东亚理论的发展。(2)大多数学者根据研究的需要而自由裁量东亚的地缘政治范围,但是东亚概念的核心政治力量一直都受到关注,如中国、日本等。

参考文献

[1]朱阳明.亚太安全战略论[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2]张小明.美国是东亚区域合作的推动者还是阻碍者?[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7).

[3]贾子健.东亚需要共同的语言———访奥地利学者魏格林[N].北京大学校报,2006-4-30(4).

3.西方民主理论的历史演进 篇三

关键词：公民参与；民主理论；历史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5-0088-02

西方民主理论流派众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丰富的内容。不同流派的民主理论有些是相对独立甚至对立的，如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有些是一脉相承、互为补充的，后一种理论是对前一种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如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还有些则是彼此包容、相互印证的，内容上差异不大，只是关注的重点或分类的标准不同而已，如代议制民主和精英民主。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和核心命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它指的是在一定的政治体系中，非职业政治性的公民个人或组织为表达和实现利益诉求，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影响政治体制的运行、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政府行为、公务人员的产生与配置等来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公民参与作为实现民主的一种重要途径，自产生以来就与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史交织在一起。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以公民参与为线索，对西方民主理论的历史演进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一、直接民主

早在古希腊时期，雅典城邦的直接民主就已体现出公民参与的思想——全体公民通过参加公民大会以公开讨论和投票表决的方式直接决定城邦的公共事务。公民还可以通过抽签的方式自愿担任公职来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管理。因此，与由单个人掌权的君主制和少数人掌权的贵族制不同，这种直接民主是由全体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而且是直接掌握。但是，实行这种直接民主必须严格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奴隶制。奴隶制的存在使得雅典的公民不需要自己劳动来维持生计，他们只需要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奴隶，所有的生产活动都由奴隶完成，这使雅典的公民能在保证生存的情况下有足够的闲暇和物质投入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决策，奠定了公民参与的基础。二是小国寡民的城邦制。城邦是一个具有特殊地理和人口条件的政治共同体，面积比较小，人口也不多。城邦面积太大，不利于管理和维系，容易导致不稳定甚至解体；人口太多，超过了一定数量，也无法保证所有公民的参与。此外，雅典的政治体制以全体性、参与性、协商性和严格的公民身份为标志，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按规定，只有年过20岁的雅典成年男性拥有公民身份，才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和担任公职。外邦人、妇女和奴隶都不是公民，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利，因而也不能参与讨论和决定城邦公共事务。换言之，公民人数只占雅典人口总数很小的比例，大部分人都被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雅典城邦的“直接民主”是一种“有限民主”。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是倡导直接民主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决策过程中每个公民的个人参与为基础，构建起自己的政治理论。卢梭系统地论述了民主和公民参与的关系，认为“参与不仅仅是一套民主制度安排中的保护性附属物，它也对参与者产生一种心理效应，能够确保在政治制度运行和在这种制度下互动的个人的心理品质和态度之间具有持续的关联性”[1]。卢梭从“人民主权”论出发，认为公民参与是实现人民主权的本质要求，没有公民参与，人民主权就无从谈起，民主政治就难以维系。但是，卢梭主张的这种直接民主受时间、空间、人口等诸多条件的严格限制，难以适用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

二、代议制民主

鉴于直接民主在实践中的局限性，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密尔在其著作《代议制政府》中指出，“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2]55。他这里所谓的“小市镇”同雅典城邦式的“袖珍小国”类似，密尔据此得出结论：“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2]43在代议制下，全体人民始终享有国家主权，他们通过一定程序选举产生代表，并将国家权力委托给代表来行使。可以看出，代议制民主具有间接性和有限性，间接性指的是人民通过代表间接行使权力，有限性指的是人民对国家政治的参与不是全面性和经常性的。在密尔看来，只有全体人民都参加的政府，才能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要求，这也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但由于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现代国家，不可能所有人都亲自参与公共事务，只好退而求其次，把代议制政府作为理想类型。值得一提的是，密尔的代议制民主理论并不排斥代表以外的其他公民的参与；相反，他还特别强调了全体人民对代议制政府的最高支配权，认为每个公民都对权力行使有发言权甚至应该亲自担任公职来参与公共事务。密尔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和深化了卢梭的观点，不同之处在于，卢梭的“参与”是对决策过程的参与，是一种制度层面的直接参与；而密尔的“参与”是建立在代议制框架下的参与，是一种基层地方领域的大众参与，虽然他并不否认决策也要反映大众的诉求，但这些诉求往往由人民的代表提出。

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代议制被证明确实是一种最好的民主形式，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然而它的缺陷也在实践中逐渐暴露了出来。首先，代议制民主弱化了公民的直接参与，认为普通大众软弱无能，在政治生活中被动且冷漠，易受强烈的情感冲动支配和外部势力的左右，因而无法对政策议题作出理性的判断和独立的决定。“典型的公民一旦进入政治领域，他的精神状态就跌落到较低水平上。他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他辩论和分析的方法是幼稚的，局限于他实际利益的范围。他又成为原始人了。他的思想变得易于引起联想和充满感情。”“即使没有试图影响他的政治集团，典型公民在政治问题上往往会听任超理性或不合理的偏见和冲动的摆布。”[3]386于是需要那些训练有素的政治精英代表他们来进行决策，代议制民主逐渐演变成精英民主——政治精英竞争获取权力和由公民投票选举政治领袖。议会（国会）蜕变成职业政治家集团争夺各自利益的“角斗场”，占多数的普通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由于被排斥在议会之外而得不到真实和及时的反映，形成了“社会内部的一个黑洞”[4]。其次，代议机关的职能主要是立法和决定国家重大事项，这是一种宏观层面的参与；在微观层面，涉及公民切身利益时，很难直接回应公民个人的诉求。再次，代议机关作决策通常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当代议机关的人员团体在智力上偏低或出现密尔所说的“阶级立法”的时候，容易出现多数人意见压制少数人意见的局面，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少数人的正当利益往往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nlc202309030533

三、精英民主

马克斯·韦伯是精英民主早期的代表人物，他既强调政治精英在国家政治系统中发挥的作用，又看重公民参与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的影响。但是，韦伯认为卢梭说的人民主权不具有可行性，他对人民判断政治的能力抱有极大的不信任。所以他虽然拥护民主，但却不认为那种公民亲自参与公共事务的直接民主能在现代社会中实现。韦伯倡导的民主是指一种民主机制：“民主并不是那种作为全体公民进一步发展基础的民主，它至多只能被看作确保政治和国家领袖富有效率的关键机制。”[5]同时，精英政治的发展也需要下层民众的支持和人民大众的监督。

熊彼特在韦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精英民主理论，对公民参与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他首先对传统民主的定义——“人民的统治”进行了修正，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3]359，“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3]395-396。显然，在他眼里，民主不是“人民的统治”，而是“政治精英的统治”，公民参与只体现在公民通过投票选举出政治领袖，其它任何时候都不需要也不应该有公民参与。其次，熊彼特对传统公民参与的价值持怀疑态度，认为古典民主理论（直接民主）从人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理念出发建立的“共同福利”和“人民意志”假设是不能成立的。精英民主理论敏锐地察觉和分析了公民参与态度的冷漠、能力的不足以及规模的局限等问题，且不论这些批评是否合理，仅就随后的历史发展事实来说，无疑将西方对民主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参与式民主

出于对代议制民主的反思和批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参与式民主理论逐渐兴起。1960年，美国学者阿诺德·考夫曼最早明确提出“参与民主”的概念，随后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领域；1962年麦克弗森批判自由主义民主已经背离了民主的本质，并提出用参与式民主来进行弥补；1970年美国政治学家卡罗尔·佩特曼的《参与和民主理论》一书出版，标志着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正式形成。顾名思义，参与式民主理论的重点在参与，其认为公民有权展开公共对话、讨论和协商，从而越过议会（国会）直接参与公共事务；而代议制民主的缺陷就在于限制公民参与，这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精神相背离，会走向精英政治甚至陷入米歇尔斯所说的“寡头统治铁律”，并导致公民的政治冷漠。值得一提的是，参与式民主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民主范式，而是古典民主理论的公民参与传统在当代的一种复兴。它试图通过创造一套以参与和对话为核心的新的民主机制，来让公民亲身参与到和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并且也是他们最为熟悉和感兴趣的领域。从政策议题的确定、议程设置、政策执行、效果反馈到政策调适，都有公民直接的、积极的、充分的参与。

此外，本杰明·巴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版的《强势民主》一书，对自由主义民主（代议制民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巴伯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是一种弱势民主，其无论是在理论建构还是在认识论上都存在着严重缺陷。他指出，弱势民主其实并不民主，其通过代议制将公民的参与仅限于选举期间进行投票，实质上是将公民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这会导致公民的政治冷漠甚至极权主义。巴伯由此提出了改革方案，即强势民主——参与式民主的一种独特模式。“它依赖于一种自治的公民共同体的理念，使公民联合起来的不是同质的利益而是公民教育，使其公民的共同目的和互助行动成为可能的不是他们的利他主义和其他美好的性格而是他们的公民态度和参与制度。”[6]弱势民主强调自由、个人权利和精英政治，而强势民主则强调民主、公民共同体和参与，二者互为补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

五、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理论始现于20世纪80年代，是参与式民主理论在更深层次的发展。“协商民主是这样一种观念：合法的立法必须源自公民的公共协商。作为对民主的规范描述，协商民主唤起了理性立法、参与政治和公民自治的理想。”[7]参与式民主的一个重要不足之处在于只关注公民参与的广度和范围，却未对公民参与的过程作进一步阐述，而协商民主不仅认为要将公民参与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还深入探讨了如何在这些领域实施公民参与的问题，提高了公民参与的深度和品质。协商民主理论主张“在多元社会现实的背景下，通过真诚理性的讨论，在公民沟通、交流、表达、妥协的基础上，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其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有理性的、有质量的决策。”[8]

综上，公民参与是民主理论和实践的产物，并在历史的长河中为人们普遍接受。它根植于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借助最初直接民主的形式体现出来，后经代议制民主、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现代语境下，公民参与主要指的是政府通过把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公民委托而行使的部分权力“还政于民”，来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促进政府和公民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M].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2.

[2][英]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M].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吴良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黄明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272.

[5][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217.

[6][美]本杰明·巴伯.强势民主[M].彭斌，吴润洲，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290.

[7][美]詹姆斯·博曼，[美]威廉·雷吉.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M].陈家刚，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

[8]蔡定剑.公众参与，一种新式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1-08-27.

4.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的历史演进 篇四

——锤头还是斧头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红色党旗上的唯一图案标识，是金黄色的党徽。写作本文前，笔者曾就这一课题作过专题或随机问卷调研，其中有两个最简单的测试题：一是用语言简要描述党徽的组成部件；二是用简笔画出党徽。结果，出乎所料，发人深思！尊敬的读者，在您阅读下文前，请您能顺便先默写下这两个在十秒钟之内就能完成的问答，然后再看本文结尾的正确答案。您看后可能感到意外或惊奇，同时，您肯定已经有了新的知识增长和思想收获。

一、以俄为师，把“镰刀斧头”作为中国共产党旗帜上的主要标识 1920年6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8月，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正在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在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俄国共产党考察的基础上，于８月13日、９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中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并提出了具体的建党步骤。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对于时局之我见》，称“吾党”为“社会党”，后又改称为“共产党”。在此前后，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张申府在北京通过信函讨论了党的名称问题，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有了名称后，组织也相继建立，但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还顾不上党徽党旗的设计制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前期这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尚未制作统一的党徽和党旗。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旗徽标识不是在成立时就有的，是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和需要，逐步形成和确定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由于有俄国共产党人帮助建党并参会，党的会议上多用俄共（布）的苏维埃旗帜或马克思、列宁画像。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们，还来不及将一个崭新的革命党应具有的一切考虑周全，一切只能是顺从简便易行的原则。党组织开会，有时需要悬挂党旗，可自己的党旗又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在当时顺理成章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旗自然要与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旗帜一致起来，当时的“老大哥”也就是唯一建立政权的俄国（苏联）共产党，他们的旗帜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共党旗的范本，这也就是在红旗左上角加黄色镰刀锤子图案的苏维埃旗帜（图01）。因此，从中国共产党早期所打出的旗帜式样看，其雏形显然来源于列宁所创建的苏联的旗帜。这种旗帜的含义，普遍的解释是：锤子象征工人阶级，镰刀象征农民阶级，两者组合，是工农联盟的标志，也是共产党的标志。五角星既象征工、农每一只手的五指（劳动力），亦代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红色是革命的颜色，黄色则是革命光芒的颜色。

图01

中国共产党的各地党组织成立之后，党旗由各级党组织模仿俄共（布）旗帜的式样自己制作，所以，具体规格式样也就不尽相同。即使如此克隆过来的红色旗帜，在当时的公开场合并没有正式举出。由于强调国共合作，出于形势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直打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次起义是在“主义不变、旗帜不变、纲领不变、组织不变”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由于起义的准备比较仓促，没有打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一面旗帜来。在著名的“八七会议”上，关于要不要继续举国民党的旗帜，共产党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抛弃国民党旗帜的论题，但支持者甚少。会议最后虽然确定了发动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但大多数人依然主张用国民党的旗帜。出于对革命形势的清醒认识，毛泽东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在多次会议上反复提出有关旗帜的问题，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写道：“国民党的旗帜已成军阀的旗帜，只有共产党的旗帜才是人民的旗帜。”强调指出：“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立刻坚决地树立红旗。”

中国共产党真正亮出自己的第一面旗帜，出现在1927年9月毛泽东本人组织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当时，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坚持应该打出一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来，他向工农革命军中的参谋何长工部署了此项工作。何长工后来回忆说：“第一师成立后，我和杨立三同志负责筹办部队的印章、旗帜。这样，我们第一次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红旗。”（何长工：《难忘的岁月》第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这面新设计的旗帜用一大块鲜红的布制作，旗帜两面的中央各缝着一个黄色的五角星，在五角星的中心位置，画着象征工农的镰刀和斧头。在白色旗杆套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图04）。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先有工农革命军的军旗，后有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图04 1927年秋的中国，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代。这时，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的真面目已经彻底暴露，迫使中国共产党必须竖起自己的大旗。9月，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明确宣布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正式提出了建立苏维埃的口号。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中共广东省委第十四号通告：最近工作纲领》，明确指出：“废除国民革命军的名义，改称工农革命军；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第三册，第43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这是中共党的领导机关第一次作出的关于党旗上有“斧头镰刀”标志的正式决定。中共党旗图案“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的范式，基本框定了党旗党徽的轮廓和构成要素（图06）。由此亦见“斧头镰刀”的式样，并非由中国共产党人独自发明，而是移植于俄共（布）或者说以俄共（布）为核心的共产国际。

图06

二、党旗党徽上代表工人阶级的是锤头还是斧头？

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国情出发，在党旗党徽图案设计上曾特意以“斧头”图案代表中国手工业者，以“镰刀”图案代表农民。从1921年7月到1942年4月长达21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及各级组织有过多次明确党徽图案为“镰刀斧头”的规定和决议。但在此期间，又由于受苏联国旗的影响，中共党旗党徽上的图案既出现过“镰刀斧头”，也出现过“镰刀锤头”。在战争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党旗党徽图案一直处在变动的、不规范的状态中。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这是毛泽东1927年在《西江月·秋收起义》词作中描述的情景。这首词，毛泽东在后来作过修改，将其中的“修铜”、“便”、“平浏”、“沉”分别改为“匡庐”、“要”、“潇湘”、“愁”，但对“镰刀斧头”的提法并未作修改，这说明毛泽东对“镰刀斧头”的记忆犹深，也说明当时旗帜上普遍以“镰刀斧头”为主要图案标识的历史事实（图08、09）。

图08

图09 1930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令》：“各级军旗一律用五角星红旗，星内排列镰刀斧头之国际徽，旗用大红色旗，中央为五角星，五角星为白色，中为镰刀斧头交叉排列，镰刀斧头用黑色，旗之右边镶白布长条书写番号。”这一规定，使当时分散作战的红军部队所用的旗帜式样进一步正规化、规范化。这种“三○式”军旗，是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使用范围最广的式样（图10）。由于战争在当时是全党的主要任务，军旗的广泛使用，也深刻影响了党旗党徽式样的演进（图11、12）。

图10

图11

图12

有众多历史文献表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镰刀斧头”可说是党徽的代名词，“镰刀斧头”的说法被普遍认可。著名的楹联“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最早出现在1933年9月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三十军解放四川达县后，军政治部设在一家地主宅院内。红军便在宅院门楼两旁的石柱上錾刻了这副气势恢宏、形象生动的名联（图13），把党徽中的主要元素“镰刀斧头”巧妙地镶嵌了进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宗旨，描绘了红军的英雄气概。后来，红军宣传工作者在长征沿途曾多次书写这副楹联及其他类似楹联（图14）。在四川兴文县，也有红军写的“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的楹联，横批是“变！变！变！”这幅楹联，对广为宣传“镰刀斧头”的形象记忆，有着深刻的历史影响。从红四方面军留存的历史文献看，党徽图案也多为斧头镰刀（图15）。

图13

图14

图15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随着革命形势的大发展，中央苏区相继取得了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2年夏，中央苏区在根据地范围内开始了多次突击发展党员运动。由于党组织建设的迫切需要，从入党宣誓仪式上的党旗，到党员大会的会场布置，党的组织工作者开始关注党旗党徽的式样。这一时期，中央苏区主要传媒《红色中华》报的插图中，刊登有不同式样的“镰刀斧头”、“镰刀锤头”图案。这些在当时被誉为“国际徽”、“国际旗”的图案，成为各革命根据地军民的图腾随处可见，也随时即兴发挥的有些任意（图16、17）。在如此无法规范的情况下，有人提出党旗党徽中的“斧头”不能足以代表工人阶级，应当改换为“锤头”，与苏联的旗帜相一致。1933年4月，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把党旗党徽中的“斧头”图案调整成为“锤子”图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苏维埃群众团体及红军旗帜印信式样》，其中对军旗的式样做了详细的更改说明，并下发了军旗图式，规定旗的右上方为一五角星，旗中间为交叉的“镰刀锤子”，旗的三边有旗须，旗杆处有二寸三分的白布书写部队番号。同时规定五角星和“镰刀锤子”一律用金黄色。这种军旗一般称为“三三式”军旗（图19、20）。此后，中国工农红军军旗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的旗帜，都相应地做了改变。

图16

图17

图19

图20 由于当时战争频繁，不久，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大转移，党旗党徽中“斧头”变“锤子”的决定并未在全党全军得到贯彻执行。以至于在长征路上、在陕北等各根据地，“斧头”与“锤子”仍然混用；以至于在后来的中共中央文件中仍然出现“镰刀斧头”的提法。从历史图片看，在这一时期使用的军旗式样也多为“三○式”而少“三三式”，原因可能是“三三式”旗须的繁赘，不如“三○式”简捷明快。斯诺名著《西行漫记》中，收录有“三○式”军旗的照片。红四方面军、陕北红军等曾较长期使用“三○式”军旗。在1935年长征前后时期，从所举的旗帜式样可区别出红军部队建制的归属。

综合分析各种文献及图片，从总体上看这一历史时期的党旗党徽，是“镰刀斧头”或是“镰刀锤头”？有着三个明鲜的特点：（1）从形成文字的文献字面上看，在党的有关决议中，说明党旗党徽图案是“镰刀斧头”的占绝大多数，而在实际制作中又多以“镰刀锤头”图案为多；（2）从地域上看，中央根据地在许多会议等正式场合多使用“镰刀锤头”图案，闽西、湘鄂西、鄂豫皖、川陕、陕北等革命根据地的党旗党徽图案则多设计为“镰刀斧头”；（3）从美工角度看，抽象时多用“镰刀锤头”，具象时多用“镰刀斧头”。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中共中央曾多次提出关于确定党旗党徽式样的议题，希望能有明确的、统一的规范。1942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对党旗式样作出决定：“中共党旗式样，宽阔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委托中央办公厅制一批标准党旗，分发各主要机关。”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制式党旗随即诞生。当时制作的标准党旗规定为红色，横120厘米，竖80厘米，左上角中间（全旗四分之一处）为黄色“斧头镰刀”交叉组成的党徽图案，其直径为30厘米。旗杆套为白色，宽6.5厘米。旗杆套不包括在整面旗的尺度之内。黄色的“斧头镰刀”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工具，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红色象征革命，黄色象征光明。决定中特别指出，保留象征工农联盟的“斧头镰刀”，去掉原来旗帜上的五角星，是为了与苏联的旗帜相区别。由此也说明，当时中共中央对党旗式样的考虑十分慎重。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确定党旗的式样。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主席台幕布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在画像下方的图案中，中间缀有中国共产党党徽：铁锤镰刀，稻穗和麦穗围绕着它。画像两边，分别斜插着六面红色的缀有铁锤镰刀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图25）。当7000多名代表步进会场时，庄严肃穆的场面令与会代表们为之振奋。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上第一次竖立正式的党旗，从而结束了党从“一大”至“六大”无正式党旗的历史。

图25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三年前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国共产党党旗式样所作出的“斧头镰刀”的决定，但在党的“七大”会场上及在此前后各抗日根据地所出现的中共党旗党徽图案，基本上都统一于“锤头镰刀”，已经鲜见“斧头镰刀”图案。红色旗面、黄色铁锤和镰刀组成的图案，构成了党旗的基本框架，这种基本式样一直沿用至今。

图26 实际上，究竟是用“斧头”还是用“铁锤”，这不只是图案形式上不同，而是涉及到对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性质的理解，更涉及到对“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个命题的理解。斧子和锤子，在相当程度上与不同的生产形态相联系，各自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斧子，主要用于手工业者，如木工、伐木工、消防员等，与大工业的联系不多；锤子，主要用于大工业中的工人，如钳工、锻工、扳金工等产业工人，他们所使用的工具都离不开锤子。所以，斧子是手工业的象征物，而锤子是大工业的象征物，锤子更多地代表着当时的先进生产力。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工人阶级是与大工业相联系的。铁锤代表工人，镰刀代表农民。用铁锤和镰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因此，共产党的党徽应当采用“锤头镰刀”做标志才最为妥当。“锤头镰刀”的寓意，更符合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党旗党徽上的“斧头镰刀”改定为“铁锤镰刀”，更加准确地代表了工农联盟的本义。

三、党旗党徽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 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是党的象征和形象标志，党旗党徽的规范化、标准化是党的制度建设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党的“七大”之后，中共中央及有关部门曾几次讨论研究党旗的规范化问题，考虑重新设计党旗式样，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落实。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的图片文献看，尽管从“七大”之后就有了党旗的正规式样，但各地党组织使用的党旗党徽图案还存在着差异，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化和标准化。

1949年9月，在全国解放战争接近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军委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入党仪式所用党旗尺寸的规定》，其中对党旗的制作确定了暂时规范：“暂规定宽80厘米，横120厘米之红旗，左上角的中间为黄色镰刀、锤头，其直径为30厘米。党旗旗杆左套为白色，宽为6.5厘米，亦即旗面横长1/18强。旗杆式样与矛头与军旗制法相同。”10月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函复军委总政治部：“同意在党旗未统一规定前按暂行规定之式样试用。”

1951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对华东局关于党旗式样的请示予以批复：“在党中央未正式规定出党旗的统一式样以前，在党的30周年纪念时，各地可按旧例，一律采用红旗加镰刀锤头，不必在旗上加中国共产党等字。”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连续的“阶级斗争”等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特别是“文革”十年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红旗的海洋成为“革命运动”的独特景观，以至于“全国山河一片红”，但那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大旗，而少见党徽闪耀的党旗。尽管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在逝世后的遗体上覆盖的是“镰刀锤头”的党旗，典型的如至今保存在天安门广场上纪念堂内毛泽东遗体上的党旗（图27），但这些党旗却都不是经中共中央正式规定的党旗式样。人们不会想到，建党30周年时所说“党中央未正式规定出党旗的统一式样”的时间会拖得这么长，直到改革开放后又是十多年之后，这个问题才被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

图27 为切实维护党旗党徽的尊严，使党旗党徽的制作、销售和使用规范化，加强管理，1995年4月，中共中央责成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对党旗党徽的制作和使用的规范化问题提出意见，并起草《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1996年9月21日，经中央批准，中央办公厅印发了这个《规定》（中办发［1996］25号），进一步规范了党旗党徽的式样和使用。《规定》共12条，它对党旗党徽的性质、式样、规格、制作和使用等都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至此，党旗党徽有了统一规范的标准式样。

《规定》指出，“党旗党徽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中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根据实际需要，中国共产党党旗可按比例放大或缩小，通常分5种规格，其尺寸分别为：长288厘米，宽192厘米；长240厘米，宽160厘米；长192厘米，宽128厘米；长144厘米，宽96厘米；长96厘米，宽64厘米。党旗的制作法：（1）旗面长宽之比为3∶2，旗面左上方1/4部分缀党徽图案。（2）画旗面长与宽中线将旗分成4等分的长方形，左上方长方形内划出横18竖12等分的小方格。党徽图案切于8×8小方格的正方形内，正方形的上部与旗上边空3格，左侧与旗左边空4格。（3）旗杆套为白色。党旗上党徽两面相对。党徽则可按实际需要按比例放大缩小，并无一定大小规定。

《规定》中关于党徽“镰刀”的式样，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是矩形“刀把”变成了圆形，这是党徽“镰刀把”的重大改变。至此，党徽上的“镰刀把”经历了四种式样：（1）“刀把”上部有凸出圆棱的长圆柱体写实长“镰刀把”。苏联国旗中的“镰刀把”具象写实，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刀把”靠上部有一圈凸出圆棱（图28）。中国共产党初建时，地方党组织在自行制作党旗党徽或一些报刊插图中的党旗党徽，曾模仿苏联国旗“镰刀把”图案，有这一圈凸出圆棱，在图画中常以一短横线示意（图29）。

图28

图29（2）光杆的长圆柱体写实长“镰刀把”。仍是模仿苏联国旗“镰刀把”图案，但“刀把”靠上部有的那一圈凸出圆棱被省略，“刀把”较长是这种样式“镰刀”图案的显著特点（图30、31）。

图30

图31

（3）由写实的长圆柱形到抽象的矩形“镰刀把”。约始于上世纪30年代之后，由长“刀把”演变而来，形成标志是“刀把”尾端由圆变方（图32、33、34、35、36、37）。

图32

图33

图34

图35

图36

图37（4）由抽象矩形到更加抽象、艺术化的“镰刀把”。始于199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特别注明，“将一正方形分为32等分”画党徽，以左下角的五个方格画一小圆，在小圆右上部与“镰刀刀背”两个点相切，“构成镰刀把”（图38、39、40）。

图38

图39

图40 1996年11月19日、12月1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分别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定点生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供应销售有关问题的通知》。1997年7月9日，中央组织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文《关于加强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定点生产、内部销售和使用管理的通知》，规定“非定点企业一律不得生产党旗党徽及相关产品，违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超越经营范围依法处理。”“禁止在市场上销售党旗党徽”。

200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增写了“党徽党旗”一章，作为第十一章。具体分为三条：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第五十二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第五十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要按照规定制作和使用党徽党旗。”（《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增写“党徽党旗”一章，是自建党80多年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第一次。对于维护党徽党旗的严肃性，发挥党徽党旗的感召力，增强党员的光荣感、使命感，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都有着重要的作用。2007年10月21日党的“十七大”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图41），“党徽党旗”仍是第十一章，内容同于“十六大”。

图41

综上所述，党徽党旗的重大历史演变主要有：（1）党徽中代表工人阶级图案的变化，经历了从“斧头”到“锤头”的重大改变。（2）“镰刀把”有四种不同形状：一是具象写实的两端稍细、中间粗的纺锤形长圆柱体，并在“刀把”靠上部有一圈凸出圆棱；二是光杆的纺锤形长圆柱体，去掉了“刀把”靠上部有一圈凸出圆棱；三是演变为抽象示意的矩形；四是再艺术化为更加抽象的球形。（3）党徽党旗的象征含义：前期，中国共产党党旗的红色代表革命，黄色象征光明；而斧头（锤头）、镰刀为工农的劳动工具，象征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自1996年起，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的含义有了相关的解释：红色象征革命，金黄色的锤头、镰刀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工具，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02年版《中国共产党章程》）。

此外，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从悬挂领袖像到党徽也有着耐人寻味的演变过程。从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存资料图片未见主席台有专门的党旗党徽及领袖像布置。1945年的“七大”主席台，开幕式时的主席台后部幕布上方中央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并肩头部黑白素描画像，画像下方图案中有党徽，画像两边分别斜插着六面党旗（图42）；大会后期及闭幕时，主席台后部幕布中央悬挂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并肩头部黑白素描画像（图43）。

图42

图43 1956年“八大”主席台后部没有任何宣传装饰，并排一列放的是十棵绿色的棕榈观赏树（图44）。1969年“九大”、1973年“十大”主席台后部，幕布上方中央悬挂的是毛泽东的彩色头部画像，画像两边分别斜插着十面红旗（图45、46）。1977年“十一大”主席台后部，幕布上方中央并排悬挂的是毛泽东和华国锋的彩色头部画像，画像两边分别斜插着十面红旗（图47）。

图44

图45

图46

图47

1982年“十二大”主席台后部，幕布上方中央悬挂的是“镰刀把”为方形的党徽，党徽两边分别斜插着十面红旗（图48）。这是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在会场主席台上悬挂党徽。此后的“十三大”、“十四大”主席台后方布置同“十二大”（图49、50）。1997年“十五大”主席台后部幕布双中央悬挂的“镰刀把”改为为圆形的“九六式”新党徽，党徽两边分别斜插着十面红旗（图51）。此后的“十六大”、“十七大”主席台后部布置同“十五大”（图52、53）。

图48

图49

图50

图51

图52

图53

通过回望党旗党徽图案的演变历史，再看党章中关于党徽图案是“镰刀锤头”的解说定义，本文认为“锤头”二字的说法仍不够严谨和准确。从工艺学上讲，锤子由锤头和锤把两部分组成，锤头只是锤子的一部分，但党徽上的图案是整个锤子，并非仅是锤头。1996年《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中“锤头的画法”，即有特别注明“锤头”与“锤把”的各自画法。作为生产工具，锤子在现代生产生活中因“锤头”的材质不同，又分为“铁锤”、“木锤”、“橡胶锤”等。所以，把党徽图案解说为“镰刀锤子”也不够准确，正确的解说应该是“镰刀铁锤”，建议今后修改党章时应将党徽图案的解说定义改为“镰刀铁锤”。

最后，话题回到本文开篇所说的那两个最简单的测试题，参与本课题测试的有两百多人，95%是中共党员，其中党务、党史工作者和书籍、报刊编辑者占半数以上。（1）绝大多数人顺口而答的是：党徽图案是“镰刀斧头”。然而，据最新党章，正确答案应为“镰刀锤头”（参见1996年、2007年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2）绝大多数人简笔画出的党徽，误在“镰刀把”的长柄或短柄，那是1996年之前的党徽，甚至更早，正确应为圆形（图54、55）。这种错误，在目前的影视、报刊等传媒中也屡见不鲜。此现象当给我们提醒和警示。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党徽制度，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郑重对待，能够准确理解、解说党旗党徽的图案和含义。毛泽东有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在建党90周年之际，用心认真仰望党旗党徽，真正地牢记曾经面对党旗党徽宣誓时的誓言，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图54

图55

5.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历史演进 篇五

余 红

何 燕

提要：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建党85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面临的不同任务，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对国内外形势及其发展趋向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借鉴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发展理论的成果，立足国情，经过辩证的扬弃和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而又互为联系的生产力发展观、经济增长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本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演进历程进行历史的考察，从而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进历程，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辛努力；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长久追求；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考察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演进的历史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作的不懈努力，从而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 [①]中国共产党建党85年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对中国如何实现发展目标、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思考和探索。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深入探索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先后形成4种各具特色、又密切联系的发展观，即生产力发展观、经济增长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足迹，经历了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经过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和曲折发展，逐步从片面走向全面，从幼稚走向成熟。考察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演进的历史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作的不懈努力，从而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生产力发展观，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基本框架，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理论基石，开辟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发展中国的历史重任。面对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提出符合广大人民愿望和要求的发展观，使中国早日摆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和剥削的命运，尽快发展起来、强盛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苦苦求索中，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金钥匙，即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社会基本矛盾规律的考察，认识到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②]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衡量中国一切政党政策好坏、作用大小的标准的观点，体现了生产力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代表着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变革旧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中国才能够得到较快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求索，寻找到一条经过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作了明确的阐释，强调：“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尽管革命和战争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主题，然而革命的主题中已经孕育着发展的主题。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为了实现夺取民主革命胜利这一总的战略目标，在领导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上，中国共产党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以生产力发展观为指导，在局部执政的环境下，在广大根据地制定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进行了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实践，努力“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④]这些初步尝试，不但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宝贵的物质力量，而且为新中国社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发展的主题凸显出来。然而，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之上，中国的发展道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值得借鉴。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⑤]，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而仍然把生产力的发展同生产关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做出的历史性重大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根据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路径设计，1953年，中国历史进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主题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⑥]。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经过4年富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1956年前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始终把生产力发展同生产关系变革联系在一起。八大对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表述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观点。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党中央首先确定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为尽快改变中国现代工业十分落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状况，毛泽东早在革命胜利前夜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宣布，在革命胜利以后的重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⑦]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将工业化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再次提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⑧]。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1964年，周恩来在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的提出，相对于工业化来讲无疑是一大进步，这是一个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发展战略。在1975年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战略：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

在发展模式上，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仍然将变革生产关系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在政治上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注意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经济建设方针；在文化上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由于受革命战争时期斗争方式和习惯思维的影响，在破除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在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建设过程中，不少时候仍沿用革命的手段和群众运动的方式。

生产力发展观是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独立自主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制定发展战略、选择发展模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基本框架，为中国共产党发展观奠定了理论基石。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条主线，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建国后27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政治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确立了大国地位；经济上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教文卫事业也得到长足的进步，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进行各方面的建设，其发展的历程都远比人们原先设想的更为复杂和艰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上，由于过于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注重从生产力自身特点及其要素上寻找规律，在所有制结构追求纯而又纯，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加上受革命战争时期思维习惯的影响，用政治运动的手段和形式进行各方面的变革和建设，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相统一的原则，使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超越生产力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失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当作“唯生产力论”横加批判，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经济增长发展观，抛弃了用变革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理念，将发展经济作为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核心内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重大转变和历史进步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此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后遗症使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一时难以走上正轨。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及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人们思想空前活跃，加快中国发展步伐、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此时，西方发展理论根据对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认为只有促进经济增长，落后国家才能加快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形成了以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理念。许多发达国家再次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差距正在不断拉大。纵观世界大势，邓小平敏锐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继承生产力发展观和借鉴西方发展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攸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经济增长发展观。

经济增长发展观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生产力发展观的基本观点，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地位。邓小平多次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⑨]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著名论断。同时，对如何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快提高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实力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思考。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还比较低”的现实出发，明确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⑩]，告诫全党要排除干扰，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立足中国国情，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是党在新时期面临的首要任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伟大创举。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1]。党的十二大再次明确：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总结了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共同认识，首次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12条有深远指导意义的原则。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是实现发展目标的路径要求。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基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发展基点的准确定位，党的十三大充分表述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发展战略上路径选择不但适合中国国情，尊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解决了我国在发展观上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问题。

在发展模式上，相比于毛泽东一再通过意识形态论争来追问经济建设手段的合法性，经济增长发展观更强调以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来论证发展目标和发展的终极理想的科学性。经济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建设作为发展的核心内容，第一次正式提出要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把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最大目标，将GDP作为衡量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指标。为了尽快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破除一大二公三纯的僵化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允许国家、集体、个体、合资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在十三大上正式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科学地总结了经济增长发展观的基本原则，提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生产力发展观的再次升华，体现了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统一。

经济增长发展观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全面解答，从而使我国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变革生产关系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唯一手段的误区，消除了人们在发展观点上的争论和疑虑，解决了长期困绕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经济增长发展观的指引下，全党上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速积累了巨大财富和物质力量。到1992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20059.5亿元，进出口总额达1359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增长17.5%，综合国力上升为世界第十位，国家经济实力得到极大增强。但是，这种经济增长发展观是在整个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远未完成根本转型的条件下形成和实施的，它对发展理解多为物质层面，以单纯的GDP增长作为考核发展的重要指标，较少关注自然及人的发展，因此出现了高增长下的收入差距拉大，生态压力加大，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协调同步的现象日益显现。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突破了单纯依靠经济增长实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理念，将发展视野从经济社会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领域，深化和完善了经济增长发展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传统发展观向现代发展观的重大转型

20世纪90年代，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社会经济飞速发展，高新技术异军突起，然而，各国在获得经济空前繁荣时却遭遇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挑战，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当代与未来的发展关系。国际上在对工业文明所走过道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针对传统发展观和工业文明模式的局限性产生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将发展的内涵由经济、社会拓展到自然界，要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面临着沉重的人口压力，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与经济快速增长相比，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严重，权力腐败、道德失衡等现象滋生。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展观进行重新审视。沿着邓小平“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基本思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2]，在世纪之交提出可持续发展观。“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13]要求在发展经济、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观明确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9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及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发展目标，充分反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原有的发展战略已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要求，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即：在“九五”期间，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新的发展战略具体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各领域的阶段目标，在原“三步走”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在发展模式上，面对着我国发展进程中来自经济、社会、环境各方面的压力，可持续发展观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力图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调一致，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从而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协调发展。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上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并在此基础上规划了新型工业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耗费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新型工业化道路构成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支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传统发展理念向现代发展观的重大转型。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突破了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第一标志，把发展视线从经济与社会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领域，确认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差异，解决了中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这一发展观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考虑到子孙后代的发展问题，更符合世界潮流和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到20世纪末，中国顺利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总体到达小康水平。但是，可持续发展观更多强调的是经济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能涵盖人类发展观的全部，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发展内涵；在实施过程中侧重论及在发展中如何解决环境保护问题，而未及构筑人口、社会、资源与环境统一于发展的复合系统。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和内涵。

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将经济社会的发展统一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和目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日趋成熟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新世纪之初，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3.6万亿元，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6.7%，达到了1.1万亿美元，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六位。然而，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矛盾也充分暴露出来，资源、环境和技术瓶颈制约日显突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加剧，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就业形势严峻，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社会冲突频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认识到，单靠一般的政策调整，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发展观的高度应对和处理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树立对发展的全新认识。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确认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提出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增长服务。在总结国内外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对新世纪新阶段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明确“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发展观”的概念。

科学发展观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规律，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发展的要求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发展的内涵有了更全面的概括。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再次明确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战略上，科学发展观延续了可持续发展观提出的“新三步走”战略，并明确指出，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一五”又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发展模式上，确立了“循环经济”这一新的发展模式。党中央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强调自然资源也应该形成循环，在消费的同时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改进GDP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这一发展模式有助于遏制高消耗、低效率、高排放的粗放经济泛滥；有助于制约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伪造数字的不良政风的蔓延；有助于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建设。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出的进一步的回答。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发展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这一新的发展理念成为中国发展进步的主题，它蕴涵着崇高的人文精神和深切的人文关怀，体现着世界观、真理观、价值观的有机统一。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贡献是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强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努力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协调，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共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经过85年的实践、探索和对丰富经验的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对社会发展的领导更加成熟。

五、结论和启示

1、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进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辛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果断地选择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然而如何走好这条道路，经过了几代人的曲折探索和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先后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的萌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深化和趋于成熟阶段。每一种发展观既继承了前一代人发展观的合理内核，又根据不同时代的要求进行了创新发展，是一种不断扬弃的过程，最终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与世界发展观逐步接轨，使中国的发展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潮。因此，立足国情，实事求是，寻找适合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选择适当的发展模式，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2、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重大目标。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奋斗不懈的理想和目标。在85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展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把发展作为实现国富民强的重要途径。几代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发展观点，并将之切实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为我国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任何国家如果不加快发展步伐，就要处于竞争劣势地位。因此，一心一意谋发展仍然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3、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提出符合人民群众愿望和要求的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基础是否巩固的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把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终身的理想和追求，邓小平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内容，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胡锦涛进一步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全过程。无论是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以国家民族的发展为已任，谋求中国最快最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尽管走了一些弯路，但其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强烈愿望和伟大实践可以光照日月，昭示世人。因此，提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发展观，既是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4、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主张，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而建设时期的重点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变革生产关系这一惟一的途径，当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提出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时急于实行变革，其结果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反而破坏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离开经济增长空谈发展，只能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没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力量作保障，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衡量我党政策措施的标准，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以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

5、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经过近百年来中国无数先进分子和几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真理性结论。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不管提出什么样的发展观，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只能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选自《云南中共党史研究》

[①] 2004年2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65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页。

[⑥]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12]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6.南海岛屿之争的历史演进及对策 篇六

一、分析课题自古以来,中国对于南海群岛拥有毋庸置疑的主权,然而由于南海特殊的战略位置以及其海下丰富的自然资源,周边几国都觊觎着南海这个宝地,目前又发生了中非黄岩岛之争，使得中国在南海的主权遭到损害,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中国政府早在上个世纪就针对相关的争端问题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但在实践中,却不断遭到挑战。如何突破各国对于中国的围攻,如何保卫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完整及其渔民的合法利益和生命安全。将是对中国在如此复杂及敏感形势下的一大考验。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中国南海之争，表面上看是岛礁之争，实质上是资源之争。越、菲、马等国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40个岛礁和大片海域，并加紧寻求侵占的法理依据和政治支持，不断强化军事占领，抛出各种否定中国主权的解决方案，还企图使美、日等地区外大国卷入以遏制中国的行动。南海岛屿之争总体上属于政治军事与法律学科，涉及的是岛屿主权的争端问题，主要研究南海岛屿的长期争端历史及中方将采取的对策。涉及到的相关概念主要有：海岛、岛屿、历史、岛屿争端、对策等名词。其可以检索的检索工具范围主要有：中文数据库，如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通过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检索相关的涉海网站获得相关海洋信息，如国家海洋局网站、中国海洋信息网等；在外文文献中可以检索Science Direct等数据库。

二、选择检索工具或者检索系统

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搜索引擎——百度文库

外文数据库——ScienceDirect

三、构造检索策略

1、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检索方式：初级检索

检索项：关键词

检索词：岛屿争端

点击“检索”按钮进入检索结果页面

2、搜索引擎——百度文库

检索方式：分类检索

“文库首页”→“教育专区” →“南海岛屿之争” →“搜索文档” 点击“搜索文档”按钮进入检索结果页面

3、外文数据库——ScienceDirect

检索方式：高级检索

Content Type:Journal

“All fields”——“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disputes”——“Search”

四、获取信息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搜索结果：

1、刘自利直击我国海洋岛屿争端纠纷铁军.2012/03；

2、马菡若中国南海岛屿主权争端问题及对策探析思想战线.2011/02；

3、杨凡惠钓鱼岛问题及其影响下的中日关系学理论2011/02；

4、赵婧关于南沙群岛争端解决的政策研究法制与社会2 010/02；

5、曲波有效控制原则在解决岛屿争端中的适用当代法学2010/01；

6、陈洪波南沙问题研究宜春学院学报2006/01；

7、朱凤岚中菲海岛争端及其解决的前景当代亚太2005/07;

8、李先波从国际法看中菲黄岩岛争端时代法学2004/03；

9、郑一省东盟国家间领土边界争端的成因及影响郑一省2005/02；

10、张万彬中日东海争端的现状新西部(下半月)2007/04；

五、文献信息分析

经过检索，获得相关文献1400多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5篇。纵观这些文献信息，“南海岛屿之争的历史演进及对策”的相关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一）南海岛屿是中国的领土：我国政府对西南中沙群岛行政管辖和行使主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至迟在唐宋时期，南海诸岛就在我国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

文献（1）大量历史材料可以证明，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经营开发的岛屿。但是由于地处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而且远离中国大陆，所以在管辖力量方面中国很是被动，因而常常遭到领国的主权侵犯。

文献（2）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根据国际法理论来分析，南海岛屿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周边国家之所以强抢南海岛屿，主要是看上该地方的渔业资源丰富、海底矿产资源丰富。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在主权上取得绝对的肯定基础上，和平的和其他国家一起开发，那国际关系就会好转起来。

文献（8）中菲两国之间有关黄岩岛的争端主要涉及岛屿主权归属和资源争夺方面。从国际法的原则来看 黄岩岛的主权属于中国。中国最先发现并获得其主权 ,菲律宾强行占有是根本不可能的。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以及国际司法判例 ,黄岩岛不应享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 ,亦不具有划界效力。菲方在黄岩岛上的举动是套而无功之举。

文献（10）本文从历史与国际海洋法的角度,分析中日东海争端的缘由,阐

释两国在东海划界问题上的不同主张以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划界中的效力问题,并结合目前中日东海争端的现状,探讨解决该问题的前景。

（二）中方对岛屿争端的对策：和平共处，共同开发，主权完整。

文献（3）钓鱼岛从来就属于中国,对此无论是从历史的事实,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均能予以确定,而钓鱼岛争端的始末过程,也更加明显地显露出日本对钓鱼岛的非法窃取性。钓鱼岛问题已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两国同为亚洲大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只有相互携手,才能开创亚洲美好的未来。

文献（4）从主权方面来说，中国将会重视积极争夺海洋权利，积极与周边国家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希望通过和平共处的原则解决岛屿争端问题。

文献（5）南海问题的解决方法，认为应该先解决越南，因为越南跟中国陆地接壤，我们可以打陆战，还有就是越南制服之后，菲律宾就会无条件屈服于中国。

文献（6）我觉得至少在咱还活着的时候打不起来 战争是个复杂的问题。国家要顾虑很多 战争是最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更何况，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发生大战也不太可能。顶多就是局部地区小争端。毕竟不是每个国家都跟美国一样财大气粗不畏惧世界势力想为之则为之。

文献（7）中日两国间在东海问题上的争端主要包括东海海底油气资源、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归属以及东海海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之争.这些争端之间虽然盘根错节、互相制约,但并非无解决良策。通过国际舆论的力量把俩国的针锋压住，然后和平处理双方的矛盾。

7.战略管理理论的历史演进线索 篇七

一、早期战略思想阶段

早期战略思想阶段的时间跨度是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企业战略的思想是随着西方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在18-19世纪, 伴随着产业革命及其扩散, 在美国、法国、德国分别活跃着具有奠基人地位的管理大师, 即泰勒、法约尔以及马克斯·韦伯。这一史称“古典管理理论阶段”的研究侧重于组织内部活动的管理, 从管理职能、组织方式等方面研究效率问题, 还没有涉及到组织活动的效果问题———企业战略理论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全世界出现经济大危机, 美国罗斯福政府从宏观上对经济实施管制, 管理学者们则开始从微观上研究造成企业效率下降的影响因素。1938年, 巴纳德首次将战略的概念引入管理理论, 他认为, 把战略因素局限于管理活动和交易活动的某些方面是没有必要的, 在需要做出决策的任何情况下, 企业组织应该遵循的原则是相同的, 都必须考虑到战略因素。但他还没有形成战略理论的框架体系。

一般认为, 真正为企业战略下定义的第一人是钱德勒, 他将战略定义为:“确定企业的长期基本目标与目的, 选择企业达到这些目标所遵循的途径, 并为实现这些目标与途径而对企业重要资源进行的管理”。这一定义虽然侧重于企业成长方法和资源管理, 但为企业战略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传统战略理论阶段

传统战略理论阶段的时间跨度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 全球性竞争加剧, 人们也认识到未来是不可预测的, 环境是不确定、不连续的, 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战略管理理论关于未来可以计划、可以预测的思想。这时, 以环境变化分析为中心的战略理论便占据了主导地位。1965年, 安索夫出版了第一本有关战略的著作《企业战略》, 成为现代企业战略理论研究的起点。从此以后, 很多学者积极地参与企业战略理论的研究,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理论学派。

1. 设计学派

设计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安德鲁斯, 其在1971发表的经典著作《公司战略概念》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公司的战略思想问题, 阐明了制订与实施公司战略的两阶段战略管理模式。安德鲁斯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战略制定的SWOT分析框架。设计学派认为:战略制定是一个有意识控制的思想过程。企业的经理是企业战略的唯一制定者, 其战略制定过程是简单而又非正式的一次成型过程, 成型之后即付诸实施。另外, 其认为最佳战略应具有创造性和灵活性。

2. 计划学派

计划学派以安索夫为主要代表, 另外还有斯坦纳 (《最高管理层的规划》, 1969年) 和安东尼 (《计划与控制系统》, 1965年) 。安索夫在1965年出版的《公司战略》中对企业发展的基本原理、理论和程序进行了研究, 初步形成了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理论框架。另外, 安索夫在1976出版的《从战略计划走向战略管理》及1979出版的《战略管理》书中, 系统地提出了战略管理的模式。计划学派认为:战略构造应该是一个有控制、有意识的正式计划过程。战略计划的实施则应通过目标、项目、预算的分解来进行, 具体制订和实施计划的人员必须对高层管理人员负责。战略行为是企业对其经营的外部环境的适应过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企业内部结构化的过程。

3. 定位学派

定位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波特。迈克尔·E·波特《竞争战略:分析行业与对手的技巧》 (1980年) 在战略定位问题的基础上明确提出, 企业在考虑战略时必须将企业与所处的环境相联系, 而行业是企业经营的最直接环境;每个行业的结构又决定该行业内部的竞争状况, 结构力量 (五力体系) 决定该行业的平均利润率, 从而决定了行业内各企业的潜在利润水平。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中的许多思想被视为战略管理理论的经典, 比如五种竞争力 (进入威胁、替代威胁、买方侃价能力、供方侃价能力和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 、三种基本战略 (成本领先、标新立异和目标集聚) 。该理论基于成熟的产业组织理论,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 同时又融合了建立竞争优势的具体途径, 贯穿了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 因此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备受理论界和产业界的青睐, 在全球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处于主流地位的企业战略理论。

后来, 定位学派的思想有两个重要发展:其一, 卡尔·夏皮罗等人认为战略经营单位 (SBU) 在产业中的地位难以持久, 因而定位很难实现, 战略实际上是一场不断定位、不断争夺的游戏;其二, 波特在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拓展了定位的概念, 认为定位不仅要考虑产业的经济特征, 还要考虑环境的文化、制度、外协等各个方面的因素。

6企业改革与管理2011年第6期

4. 企业家学派

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著作有:奈特《企业家精神:处理不确定性》 (1967) 、克林斯和摩尔《组织的缔造者》。该学派认为, 具有战略洞察力的企业家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战略形成主要集中于企业领导人, 他们依靠智慧、经验及洞察力进行直觉判断, 以决定企业活动领域和发展方向。

5. 认识学派

认识学派最早起源于Simon等的研究, 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该学派认为:认识是无序的;认识是信息处理的过程;认知是制图过程;认识是概念形成过程;认识是构建过程。认识学派认为了解战略形成过程, 最好了解人的心理和大脑, 从这个意义上讲, 该学派研究内容对认识心理学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但对战略管理研究贡献是有限的。认识学派从认知心理的角度出发, 认为战略制定不仅是一个理性思维的过程, 而且也包括一定的非理性思维, 并且后者常常更为重要。因而, 战略的形成是一个精神活动过程。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有:赫伯特·西蒙的《行政管理行为》 (1945年) 、《组织》 (1958年) 和《思想模型》 (1979年) 。

6. 学习学派

该学派代表及其著作有:查理·林德布罗姆的《“蒙混过关”的科学》 (1959年) 、赛耶特·马奇的《公司行为理论》 (1963年) 、奎因的《应变战略:逻辑渐进主义》 (1980年) 和彼德·圣吉的《第五项修炼》 (1990年) 。学习学派认为, 战略是通过渐进学习、自然选择形成的, 可以在组织上下出现, 并且战略形成与贯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战略形成与发展就是思想与行动、控制与学习、稳定与改变相结合的艺术性过程。由于战略的过程导向, 不仅企业最高领导需要学习, 领导集体都必须学习。领导作用不再是预先决定战略, 而是组织战略学习过程。

7. 权力学派

权力学派把战略形成看作是一个协商的过程, 强调在战略形成过程中, 必须考虑权利即政治方面的因素。权力学派认为, 企业内外存在着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利益团体, 他们会利用各自的权力对企业战略施加影响。因此, 战略制定过程是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利益团体运用权力、施加影响、不断谈判、相互控制和折衷妥协的过程。战略制定不仅要注意经济、行业及竞争因素, 而且应当注意决策过程中的政治因素, 注重均衡考量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同时, 在战略制定与实施过程中, 化解和排除来自组织内外部的个人或利益集团的牵制和干扰。权力学派的代表作主要有:麦克米兰的《论战略形成:政治概念》 (1978年) 、普费弗和萨兰西克的《组织的外部控制》 (1978年) 。

8. 文化学派

文化学派将战略形成看作一个集体思维和社会交互的过程, 它把个体的集合连接到组织这个整合实体之中, 着眼于共同利益, 确立了组织风格与个人风格的同等地位, 有利于建立整体观念。该学派认为, 文化是社会成员随着时间推移而创造的一种共享意向, 它的形成不仅通过纯粹的社会活动, 还有赖于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所使用的资源。该学派指出, 企业文化及背后的价值观念, 对于战略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观念植根于集体意向之中, 并在深藏着资源或潜能的组织模式中反映出来。文化学派赞成战略管理的连贯性, 强调传统的传承性、变化的丰富性和舆论的复杂性。文化学派的代表作主要有:艾瑞克·莱恩曼的《长远规划的组织理论》 (1973年) 、罗伯特·沃特曼与汤姆·彼得斯合著的《追求卓越》 (1982年) , 及博格·沃纳菲尔德的《资源为本理论》 (1984年) 。

9. 环境学派

环境学派把战略的形成过程看作是企业对外部环境的反应过程, 环境作为一种综合力量, 成为企业战略形成过程的中心角色。该学派将注意力转移到组织外部, 重点研究组织所处外部环境对战略制定的影响, 注重描述特定环境与组织特殊属性之间的关系, 应用组织生态学、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研究企业战略理论。环境学派以源自“权变理论”的偶然性理论为核心, 强调环境对于企业战略的至关重要性, 认为企业必须适应环境, 并在适应环境中才能找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位置。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是Hannan和Freeman, 主要研究组织进化过程、组织种群的变化与环境选择的结果。

1 0. 结构学派

结构学派将战略的形成看作一个变革的过程。该学派认为, 企业战略应从两方面去定义, 才能真正反映企业战略的性质和特点。一方面, 战略在一定时期需要稳定, 形成某种需要从多个角度认识的架构;另一方面, 战略变革又穿插于一系列相对稳定的战略状态之间, 因而战略架构也需要变革。结构学派提供了一种调和不同学派的方式, 认为不同学派都有自己的时间和位置, 由此为战略管理的研究带来了秩序。“选择合适的结构程度是一种复杂的平衡行动, 经理们必须避免平庸和避免结构太少的混乱, 同时还不能过于迷恋结构”。结构学派的代表作是:普拉迪普·坎德瓦拉、亨利·明茨伯格和米勒合著的《“里卡洛斯”的悖论》 (1990年) 。

三、竞争战略理论阶段

竞争战略理论阶段的时间跨度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随着企业战略理论和企业经营实践的发展, 企业战略理论的研究重点逐步转移到企业竞争方面,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 西方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一直将企业竞争战略理论置于学术研究的前沿地位, 从而涌现出了三大主要战略学派:行业结构学派、核心能力学派和战略资源学派。

1. 行业结构学派

主要代表是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 (1985、《国家竞争优势》 (1990) 。他认为, 行业吸引力是赢利性的主要决定因素, 企业的恰当定位是获取竞争优势的基础。构成企业环境的关键部分就是企业投入竞争的一个或几个行业, 行业结构极大地影响着竞争规则的确立以及可供企业选择的竞争战略。因此, 行业结构分析是确立竞争战略的基石, 理解行业结构是战略制定的起点。该学派建立在定位学派基础上, 其应用也受行业边界模糊性、行业结构稳定性差的局限。

2. 核心能力学派

波特的战略管理思想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如何制定竞争战略和取得竞争优势, 但由于他着眼于从企业外部环境出发, 对企业的内在因素未做深入研究, 不能突破把企业视为“黑箱”的局限, 给人留下了一定缺憾。为了克服波特战略思想的缺陷, 80年代中后期开始, 以汉默尔、普拉哈德、斯多克和伊万斯等人为代表的核心竞争力学说受到理论界的青睐, 战略管理思想由波特的结构观转向了能力观, 即从企业外部转向了内部。

能力观强调组织内部的技能和集体学习, 以及

企业改革与管理2011年第6期7

对它们的管理技能, 认为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组织内部, 新战略的采取受到公司现有资源的约束。该学派认为, 核心能力是“组织积累的新学识, 特别是如何协调不同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认为企业间绩效差异源于知识不对称和由此导致的企业核心能力的差异。核心能力学派的代表作有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的《企业核心能力》1990年) 和《竞争未来》 (1994年) 。

3. 战略资源学派

战略资源学派认为, 企业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培育企业独特的战略资源, 以及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这种战略资源的能力。企业战略资源及其运用能力方面的差异, 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 是造成企业间业绩差异的重要原因。1990年,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在对世界上优秀公司的经验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竞争优势的真正源泉在于“管理层将公司范围内的技术、技能等整合为使各业务能迅速适应变化机遇的能力”。该学派认为, 企业竞争战略的选择必须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培植和发展企业的战略资源, 而战略管理的主要工作就是培植和发展企业对自身拥有的战略资源的独特的运用能力, 即核心能力, 而核心能力的形成需要企业不断地积累战略制定所需的各种资源, 需要企业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不断超越。只有在核心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后, 企业才能通过一系列组合和整合形成自己独特的、不易被人模仿、替代和占有的战略资源, 才能获得和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

四、动态竞争战略理论阶段

动态竞争战略理论阶段的时间跨度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随着21世纪的到来, 全球众多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更加趋于变化和难以预测。面对竞争环境的快速变化、产业全球化竞争的加剧、竞争者富于侵略性的竞争行为以及竞争者对一系列竞争行为进行反应所带来的挑战, 传统战略管理的理论方法无法满足现实商业生活中企业战略管理决策的需要。于是, 近年来一些管理学者提出了新的战略理论, 即“动态能力论”和“竞争动力学方法”。

1. 动态能力论

动态能力, 是指企业保持或改变其作为竞争优势基础能力的能力。Teece等学者认为, 具有有限动态能力的企业, 不能培养竞争优势并使竞争优势的来源适应时间的发展, 企业最终会失去其生存的基础。而具备很强动态能力的企业, 能够使它们的资源和能力随时间变化而改变, 并且能利用新的市场机会来创造竞争优势的新源泉。该理论的提出主要基于以下的认识:过去的战略理论是由从企业战略的层次上对企业如何保持竞争优势的分析构成的, 而对企业怎样和为什么要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建立竞争优势却论述不多。动态能力论则主要是针对基于创新的竞争、价格/行为竞争、增加回报以及打破现有的竞争格局等领域的竞争进行的。该方法试图解释企业的成功和失败, 建立关于企业行为的更好的理论, 并指导管理实践。它强调了在过去的战略理论中未能受到重视的两个方面:第一, “动态”的概念是指企业重塑竞争力以使其与变化的经营环境保持一致的能力, 当市场的时间效应和速度成为关键、技术变化的速度加快、未来竞争和市场的实质难以确定时, 就需要企业有特定的、对创新的反应。第二, “能力”这一概念强调的是战略管理在适当地使用、整合和再造企业内外部的资源和能力以满足环境变化需要。该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企业用以积累影响学习与研究进程的机率和方向的机制上。它秉承了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思想, 认为企业只有通过其动态能力的不断创新, 才能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

2. 竞争动力学方法

竞争动力学方法是在竞争力模式理论、企业能力理论和企业资源理论的基础上, 通过对企业内、外部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主要因素———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参与竞争的企业质量、企业的竞争速度和灵活性分析, 来回答在动态的竞争环境条件下, 企业应怎样制定和实施战略管理决策, 才能获得超过平均水平的收益和维持竞争优势。

8.中国民族政策的历史演进 篇八

关键词：民族关系；民族政策；土司制度；和亲

一、我国古代民族政策产生背景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处理民族关系曾经是各个朝代、各种政权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各个朝代和政权的统治者在作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决策的时候，都不得不着重考虑这个问题。于是，便有了民族政策的产生。我国历史上民族政策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照顾民族利益，使各民族和睦相处，使社会健康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有歪曲民族关系，实行民族压迫，使各民族纷争不已，使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教训。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从古代开始以汉族作为主体民族。这种汉族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历史格局，构成了千百年来中国民族关系问题演变发展的基本动因，也成为历代王朝制定民族政策、协调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特定的基础。

二、我国古代民族政策资源丰富

随着我国的历史悠久，有关于统治者对其他民族的统治方式也很是丰富。

（一）歧视、压迫政策

中国传统上一直强调和重视“定分”。“定分”是指首先把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民族，基于统治民族或主体民族的歧视概念，分为尊卑、贵贱不同的社会地位，然后使其定格于国家和社会内，及通过法律等使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确定下来并不得逾越。即把一国内各民族按照统治民族的意愿分为若干不同的等级或等次，然后赋予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实行民族对民族的统治。

早在中国民族形成过程中和产生后不久，就从最初的民族差别和我族与他族不同的观念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华夷之辨”。这是指把主要由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为首的民族演化而来的民族称为“华族”，而把中国周边地区演化而生的民族称为“夷”族或“蛮”族，就是所谓的“西夷”和“南蛮”。在最初的民族划分上，已经朦胧的萌生了民族歧视的概念，因而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各个朝代的汉族统治者所实行的民族政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把各民族化为不同的等级，没有把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归入卑、贱的社会地位并用法律或制度确认和固定下来。这可能跟中国的民族多寡悬殊、汉族始终处于主导的或统治地位有关。在这样的民族背景下，汉族逐渐滋生和形成了大民族主义。

相反，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自然不具有这种优势地位和迫使其他民族臣服的力量。所以一旦他们凭借好斗狠勇和一时的军事优势取得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地位，为了保持本民族的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把原本卑、贱的社会地位强行提升到尊、贵的地位，则往往需要把各民族的社会地位通过划分和确定等级重新作出安排。

例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汉族以外的民族建立和实行统治的封建王朝-元朝。元朝继承了原在中国北方建立的金朝实行的氏族等级制度，也对全国的民族分类依次排出等级，但又与之存在不同。他们认为民族有四类：第一类也是最高等级理所当然是蒙古、第二类是色目人，这些是原在汉族统治的王朝中属于卑、贱的“夷狄”；第三类第三等级是汉人，汉族从统治地位降到第三等，元朝统治者原是处于弱势被统治地位加之人口较之又少，君临天下自然会引起汉族的不满和顽强的反抗，大幅度降低汉族的地位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第四类是较晚征服的南人。

（二）怀柔、同化政策

中国绝大数少数民族现在居住在边远地区，分散在荒漠、高山峻岭之中，就是历史上汉族的统治者长期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结果。他们以“天子”自居，要各地夷狄诸蛮族八方朝贡，臣服其治下，稍有违拗，动辄举兵来伐。民族压迫的结果，不仅造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贫穷和不发达的历史状况，而且还造成了各民族间，特别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思想感情上的不信任、疏远的隔膜，甚至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对立、敌视的情绪。

在这种条件下，历史上的不少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秦“属邦律”就开创了王朝政权运用法律手段治理少数民族的先例，其中确立的中央监督下的民族自治、保障少数民族酋领法律特权、和亲通婚以及民族同化等成为历代王朝制定民族法律所遵循的基本制度框架。

当然经受住历史考验的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国古代民族政策，则是从羁縻政策到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羁縻政策的发展，又是羁縻政策的完善。所谓羁縻，抛开咬文爵字的若干解释，实际上就是自先秦至宋王朝时期推行的比较宽松的民族政策，即以怀柔安抚为主，武力镇慑为辅，恩威并施的政策。这个政策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逐渐演化，随着中央集权体制的加强，宽松也逐渐变得强硬，最后发展、演化成一套有较严格管理规则的土司制度。羁縻政策则是土司制的雏形。

土司制度滥觞于元代，盛行于明代，到清代逐渐衰落，然而它的最后消亡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民主改革时期。

羁縻政策的基本特点是：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是通过少数民族的酋长、头人来实现的。封建王朝封授少数民族酋领以某种官职称号，世长其民，只要对朝廷表示臣服，即可不过问其内部事务。这就是“因俗而制”、“以夷制夷”。尽管历史上封建王朝的民族政策具有民族压迫的性质，体现了阶级压迫的实质，然而它还有另一方面，即怀柔羁縻。总的说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策所呈现的是羁縻怀柔、和平交往为主，武力镇慑为辅的特点。

土司制度的基本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土司制度主导核心是中央政权，中央封建王朝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假以爵禄，宠以名号，赋予世袭的权力，使之仍按旧俗管理其原地区，即通过土著首领对民族地区实行间接统治。

第二，各少数民族地区首领服从中央王朝的领导，听从驱调，并须按期上交数量不等的贡纳，即承担一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义务。

第三，在管理制度方面更趋于完善、规则和严密。中央政权借助土司统治，维护了民族和边疆地区的稳定。土司制度在历史上形成，也在历史上消失，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

“民族同化”是指民族国家或民族社会通过政策、制度或法律有组织、有目的地实施的同化。这个同化是在强制或半强制中进行的。例如“胡服骑射”和清朝末期实行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其中少数的开明统治者确定制定和执行过一些民族和解和睦邻友好的政策，通过各种方式促进民族间的友好往来，和平相处，从而加速了各民族间相互融汇、自然同化的进程。

特别是隋唐时期作为古代民族法制发展的重要节点，奠定了运用法制手段调控民族关系的初步基础。其一，确定了相对平等的民族法制指导思想。其二，在职官选任上，不搞厚汉薄藩，甚至还刻意选拨少数民族贤良干才担任中枢要职。其三，唐廷在承袭秦汉属国制度的基础上，对归附民族推行羁縻府州体制。主要包括三项内容：1、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县令均由归附民族酋领担任，且职位由其子孙世袭。2、各羁縻府州隶属大唐版图，应对唐廷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政治上，奉唐“正朔”并遵守朝廷纲纪；经济上，定期向中央进奉朝贡；军事上，须服从唐军调遣与节制。3、羁縻府州在政治、财税、司法方面享有较大的自治权，可依本部族的传统方式处理内部事务。其四，对迁居内地的散居少数民族，唐律体现了对其习俗规范的充分尊重。凡涉及民族案件，唐律优先考虑适用本民族习惯法裁处，只有异族相犯时才适用国家法律。

（三）和解和睦、友好政策

在人类的民族关系上，从古至今充斥着以武力征服、强迫同化、民族灭绝等一系列的压迫悲剧，但其间也有和睦相处，友好来往。上述的羁縻政策也可以被分为此类。在中国古代，体现民族和解和睦邻友好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和亲”。

在和亲方面，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文成公主入藏，嫁给松赞干布。和亲的历史作用并不局限于民族间的友好亲善，它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首先，和亲创造了安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各民众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其次，和亲可以使汉族主居的平原地带和少数民族所在的边疆地区在经济上相互交往，互通有无。再次，外加的公主一般要携带一些工匠和特种艺人等随嫁。最后，随着和亲带来的民族睦邻友好、社会安定和互通有无的贸易需要，会在少数民族地区边界处产生特殊的“茶马互市”，这对促进民族间的经贸往来和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以和亲来促进各民族间的来往，维护社会稳定，加快经济发展的方式贯穿于多个朝代，虽然主观上不能否认是一种违背女性意愿的迫害，但客观上它对各个朝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三、结语

自古以来，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是多民族构成的，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会制定和实施自己国家或地区的民族政策。民族政策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依据自己不同的民族构成和各自的历史民族文化传统，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制定和实施一定的民族政策，对国家和地区是否繁荣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民族政策并不是中断的，单独成为一个体系，它是一种承上启下的过程，也是不断发展的政策，它们相互影响，一些古代的民族政策至今影响着我国民族区域制度的实行。

【参考文献】

[1]温起秀.中国民族政策的历史对比[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9（02）.

[2]谢本书.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策[J].思想战线，2007（06）.

[3]唐志君.中国民族关系格局演进的历史启示[J].新疆社科论坛，2012（06）.

[4]刘振宇.中国古代民族法的历史演进及其精神特质[J].法学杂志，2012（06）.

[5]李宝奇.民族区域自治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