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与武汉大学

闻一多与武汉大学（精选10篇）

1.闻一多与武汉大学 篇一

关键词：艺术意识,品读,工具意识,践读,载体意识,探读

课程意识, 它指教师对课程性质以及教育价值的认识。课程意识是课程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中介, 它既是课标中课程性质与课程理念的具体化, 又是课程教学行为的指南。它比课程教学理论层次低, 它具体、明确、易于操作, 又比教学实践层次高, 它概括、简练、易于界定。本文就语文教师应树立的三种课程意识及其相应的教学行为并以《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一文的教学实践, 谈谈个人的粗浅认识。

一、语言艺术意识———引导品读

语文是融语言文字与表达方式为一体的文化课程, 语言文字的表达艺术是语文课程的重要内涵。语文课程的语言艺术意识, 它指教师对语言文字在突出表达效果或感染效果方面的认识, 换句话说, 语言表达是一种艺术。如《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一文, 对于闻一多呕心沥血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动机, 作者仅用了“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一句话来表述, 这是一种比拟性表述, 内涵深刻且形象生动。闻一多将贫弱的中国归咎于文化落后, 因而滋生通过振兴中国文化途径来振兴我们这个衰微民族的研究动机。自上世纪20年代末起, 闻一多先生过了十多年“书斋生活”, 试图从文化上寻找振兴民族的途径。这句话高度地赞扬了他的爱国热情与救国抱负。试想变换一种表述, 估计很难收到这样的表达效果, 这就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性。

持有课程语言艺术意识的教师, 其课程的教学行为重在引导学生对文本的品读。所谓品读, 这里指读者对文章中优美文句、精练词语、精彩片段、表述风格、谋篇思路等方面进行鉴赏性的阅读。在《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的教学中, 教师通常会设计以下系列问题进行阅读指导:“仰之弥高, 越高, 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 越坚, 钻得越锲而不舍”的文句, 其修辞手法是什么?又如“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 炯炯目光, 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的描写表现了闻一多怎样的治学作风?“目不窥园”、“兀兀穷年”、“沥尽心血”、“群蚁排衙”等词语体现了学者怎样的治学行为?文章第一部分对闻一多研究学问的“做”采用了怎样的行文手法?为什么作者有意避开有关诗词的学术性的内容?文章的第二部分有两处写闻一多的“说”, 这两次“说”的描写有何不同?文章前后两部分的内容各自独立, 互不牵连, 然而作者是采用怎样的表述方式使得两部分内容贯通而成为有机的整体?全文最后用“他, 是口的巨人。他, 是行的高标”来结尾, 这十二个文字具有怎样的表达效果?等等。显然, 上面问题不仅有助于学生领悟文章的语言表述效果, 而且有利于提高学生对文本的品读能力乃至鉴赏水平。

为使学生体验文章语言的感染效果, 教师在教学中会着意引导学生对文本整体或片段进行反复诵读。品读是诵读的基础, 诵读则是品读的发展。诵读中通过语气、节奏、强度等要素的调节从而实现与作者在思想或情感上的共鸣, 乃至达到品读的最高境界。通过诵读学生不仅可以加深对文章语言的了解和掌握, 更可以进一步提升学生对语言美的认识和感知, 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其对文学的爱好, 可谓“一举多得”。

二、语言工具意识———引导践读

语言, 包括文字语言, 它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也是人们意向表达或思想交流时不可或缺的技能, 尤其在人类文化与思想传承方面, 文字语言具有超越时空的作用与意义。语言工具意识, 它指教师将语言视为一种工具的认识。他认为, 学生只有较好地掌握语言表达技能, 才能终生获得更好的发展。纵观人类发展史, 大凡有所作为的名人或伟人, 优秀的语言表达技能是他们成功的必要因素。语言作为一种工具, 其运用技能只能在实践中形成。课标明确指出:“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 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 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

贯彻课程的语言工具意识的有效途径在于引导学生践读。所谓践读, 就是指“读中促说”或“读中促写”, 教师将训练学生的“说”或“写”视为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当然, 具有语言工具课程意识的教师也会注重引导学生较好地领悟文本的思想内涵与语言表达艺术, 但更多的时间是用来训练学生的语言表达技能。依据文本的内容, 在《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的教学中, 教师通常会安排如下系列的说写活动。

1.就下面其中一个问题发表你的观点:哪些事情要提倡只做不说?哪些事情又要求又说又做?只说不做的后果是什么?“说与做”是人生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言行观”, 它是衡量每个人的品行与思想的重要方面, 本问题既可以训练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又能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言行观”。

2.“他, 是口的巨人。他, 是行的高标。”这是作者对闻一多高尚人格的总概括, 请你以“他, 是行的高标”为题发表你的演说。文中关于闻一多“行”的素材很多, 将这些离散的素材重新组合并富有感染力地演说, 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口头语言能力与文字组织能力。

3.请你用不超过200字的文字概括全文, 要求前后文句贯通, 主题与原文相同。阅读中的概括能力是最基本的语文素养, 本训练既可以促进学生对文本内容的整体把握, 又可以提升学生在习作方面的谋篇构思能力。

4.以某人或自己的“勤奋学习”或“刻苦钻研”为主题, 撰写不少于200字的文章片段。借助文本片段来进行类似的片段习作训练, 针对性强, 见效快。

5.课后作文:我的说和做。要求内容真实, 可以是自己优秀品行反映, 也可以是自己不良行为的反思, 字数不少于600字。本训练融写作训练与思想教育为一体, 这是实现语文课程教书育人目标的有效途径。

三、语言载体意识———引导探读

课程文本中, 语言是一种载体, 它不仅能体现语言表达方面的艺术性与文本内容的思想性, 而且还蕴含着作者的某种思想或感情以及文本创作的思维过程。课程的语言载体意识, 就是指教师将文本语言看成是思想、情感与思维的载体, 教学中不仅要重视文本内涵的把握, 更要重视作者思想或情感以及文本创作思路的探析。持有这种课程意识的教师, 他的教学行为就是引导学生探读。所谓探读, 就是探析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和“文章为什么要这样写”这两个问题。

要探析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的问题, 首先要让学生较好地了解作者以及写作背景。据此, 教师可以先介绍文章主人公闻一多与作者的师生情谊, 其中重点介绍作者报考青岛大学被闻一多破格录取和闻一多赠送作者《死水》诗集且对作者影响的轶事, 然后重点介绍闻一多的生平事迹, 顺便播放电影《建国大业》中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视频片段, 让学生充分认识闻一多的高尚品行与人格, 同时从内心来体验作者敬仰与缅怀恩师的纯真情感。为促进学生探析“文章为什么要这样写”, 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认识或领略作者的语言风格。如作者报考青岛大学的三句话作文:“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 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 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全文诗一般的语言, 极为精练且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再如作者写的《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中的诗句:“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 我多伟大!’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再看文本文句, “他‘说’了。说得真痛快, 动人心, 鼓壮志, 气冲斗牛, 声震天地!他‘说了’:‘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 前脚跨出大门, 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不难看出, 诗人的作品离不开诗的语言, 精练, 生动, 形象, 有跳跃性, 有气势, 这就是作者的语言风格。在领略作者语言风格的基础上, 教师再引导学生探讨“文章是否可以不这样写”的问题。如对于“人家说了再做, 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 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文章开头, 是否有更好更短的语言开篇?对于闻一多在学术方面的探究过程与成果, 你能否运用朴实的语言进行描述, 然后对比文章的气势或感染力。对于文本第二部分中闻一多的“说和做”, 能否结合《最后一次演讲》内容进行改写?等等, 让学生在尝试变写或改写中领悟原文的艺术性, 同时提升自己的阅读鉴赏水平与习作能力。

探讨“文章是否可以不这样写”的问题, 它是读者与作者的对话, 也是读者与作者之间语言艺术的切磋, 更是读者与作者之间思想或情感的交流, 因此它是语文课程教学的最高境界。没有完美无缺的文章, 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作者, 教师要引导学生敢于打破常规, 树立自己对文章写作的信心和风格, 从而养成独立思考的好习惯。

语文课程教学的基本策略是“以读促写”或“以写促读”, 引导学生品读的教学行为就是“以读促写”, 而引导学生践读或探读的教学行为则是“以写促读”。品读、践读、探读虽是三种课程意识下的产物, 但绝不能割裂地看待, 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 他会将这三种教学行为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以充分彰显语文课程的教学活力, 尽最大努力使学生获益。

参考文献

[1]陈晓瑞, 马建华.试析新课程标准指导下有效教学行为的基本特征[J].教育科学研究, 2006, (2) .

[2]许洁英.课程意识:新课程中教师发展的生长点[J].课程·教材·教法, 2004, (10) .

[3]李淑文, 史宁中.高中数学教师对数学新课程理念认同度与实施度的对比研究[J].课程·教材·教法, 2009, (06) .

2.清华双子星座朱自清与闻一多 篇二

闻一多（1899.11—1946.07）原名家骅，又名亦多，在清华学校读书时名多，湖北浠水人。1912年秋，在武昌考取了清华学校，1922年5月毕业，并于7月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芝加哥美术学院和科罗拉多大学，努力攻研美术，并继续从事新诗创作。1932年秋，闻一多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46年7月15日，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恐吓，在“李公朴先生死难经过报告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横眉怒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会后，在回家的路上，惨遭特务枪杀，时年48岁。

朱自清与闻一多的友谊始于1932年，闻一多到清华园执教，朱自清亲自到城里迎接。由于他们办事、做学问的一丝不苟，对现实的严肃态度，使他们成为知交。闻一多艺术造诣很深，喜欢雕刻，在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亲自为朱自清雕刻一枚印章。闻一多被枪杀后，朱自清异常愤怒，从此以后，凡有关闻一多的集会，他总是出席演讲，每次演讲台下都是掌声阵阵。1946年10月，朱自清抱病着手进行《闻一多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300多万字的文稿，在一年多时间里便编辑完成。

闻一多与朱自清堪称清华园的双子星座，是民国时期一对民主斗士。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称赞说“：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3.《红烛》闻一多 篇三

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

红烛啊！这样红的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 红烛啊！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 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 为何更须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光出？ 一误再误； 矛盾！冲突！红烛啊！不误，不误！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 这正是自然的方法。红烛啊！既制了，便烧着！烧罢！烧罢！烧破世人的梦，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红烛啊！你心火发光之期，正是泪流开始之日。红烛啊！匠人造了你，原是为烧的。既已烧着，又何苦伤心流泪？ 哦！我知道了！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你烧得不稳时，才着急得流泪！红烛啊！流罢！你怎能不流呢？ 请将你的脂膏，不息地流向人间，培出慰藉底花儿，结成快乐的果子─！红烛啊！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这首《红烛》是闻一多诗集《红烛》的开卷“序诗”，而1923年9月出版的这个集子又系诗人公开刊行的第一部诗集，由此可知该诗在闻一多诗歌艺术生涯中的奠基性地位。解读《红烛》，也就为我们破析诗人的内心世界、心理结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起点，须知，闻一多正是从《红烛》时代起步，走上了一位现代诗人的创作道路。

在中国传统诗学的思维模式中，诗人的抒情达志通常都不是无所顾忌的自我喷发，它大多需要假托一定的物象形式，而且这一物象形式又还不是诗人别出心裁的创造，而是千百年来中国诗人的历史遗产。这些诗的“有意味的形式”在中国诗歌长河的波涛里浮动闪熠，赋予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以激情、以灵感。

同“五四”时代的其他一些诗人比较，闻一多显然对中国传统诗学的感情更为深厚，在接受西方诗学营养的同时，他未曾放弃过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研习、摹写，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作品是最能引起闻一多兴趣的中国古典诗歌之一，其传世名句“蜡炬成灰泪始干”当然亦是烂熟于心的，就这样，“红烛”作为中国文人的理想、追求的象征，就被现代诗人闻一多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下来。当他为自己第一个诗集题名作结时，“红烛”也就首先清晰地浮现了出来，这就是《红烛》诗集的取名及《红烛》序诗的缘起。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诗人闻一多在其创作的第一个阶段的心理特征：他不是单纯的自我表现、自我刻画（尽管他对自我表现的《女神》颇为欣赏）。自我表现、自我刻画的西方浪漫主义诗学并没有在他的心灵世界居统治地位；诗人的自我抒写有意识地附着在一定的“模式”当中，他对“模式”的体认与他对自身的体认在同时进行，这些创作心理都显然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有关，所以说，《红烛》意识结构的表层洋溢着传统诗学的余香。

但是，《红烛》显然又不是李商隐《无题》的现代翻版。诗中到处充满了现实的投影、时代的声音，诗人属于“五四”的、属于个体的那个“自我”与属于传统文化的、属于民族心理沉淀的“自我”又是如此错综复杂地绞结在一起，互相有补充、有说明、有申发，但更有矛盾、冲突，由此而诞生了一首奇特的《红烛》。

而这又是现代诗区别于古典诗歌的动人之处。

中国古典诗歌的以物明志，是在物我间融洽无隙的境界中进行的，如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里并没有刻意强调说“春蚕”、“蜡炬”仅仅是外物，也没有在与这些外物相对应的地位上再寻找诗人自己的形象，诗人无所用心地叙述着外物的状态，其实也就是在叙述着诗人自己。李商隐诗歌素以绵密富丽的意象著称，这一特征就更引人注目了。但接受了“蜡炬”原型的闻一多在整体的思维模式中却有悖此道。

“红烛啊！／这样红的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诗人一落笔便超越了古典诗词，他把“红烛”和诗人区别开来，没有把自我直接投入到令入欣羡的红烛中去，自我与红烛取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诗人是诗人，红烛归红烛，这是其“离”；但又要吐出心来比一比，这是寻找两者间的精神联系，是认同的努力，故又可谓是“即”，这一离一即，便奠定了全诗的基本情感方式及文化品格。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这样的奠基性意义：①“离”是诗人意识的起点，“即”是努力的趋向，“离”与“即”的矛盾冲突在所难免。②从“离”到“即”，在矛盾冲突的痛苦中勾勒着诗人的情感走向，也是诗歌的基本格局。③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离”是当代文化的显现，属于诗人的真切体验，“即”则是古典文化的诱惑，属于诗人朦胧中的理想归宿。“离”与“即”将发生的冲突，也就是诗人内在的两种文化的冲突。

接下去，诗人用了整整七个诗节来抒写他对红烛的感受。从总体上看，他主要抓住了红烛的两个显著特征，自焚与流泪。诗人站在一定的距离上观照红烛。思考红烛，发出种种的慨叹，提出种种的困惑，这都不断显示出作为现代诗人的闻一多那顽强的理性批判精神。但每一番的追问之后，诗人又都从不同的意义上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算是一种自问自答，在这样的解释当中，诗人好象暂时放下了困惑，好象理解了红烛的内在精神实质，从而展开了某种程度的物我认同。这时候，“离”似乎就过渡成为了“即”。

对于红烛的自焚，诗人显然困惑不解：“为何更须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光出？”就一个受到“五四”现代文明熏陶的现代人而言，产生这样的困惑丝毫也不足为奇：自我的价值为什么一定要在自我毁灭中去实现呢？个体的独立意义究竟在哪里？以致于诗人还这样的穷追不舍：“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这似乎暗示给我们，个体的命运又决定于某种外来的力量？那么，自焚不就是某种悲剧性的被迫行为么？可见，在现代意识的哺育下，诗人的困惑是深刻的，前无古人的。

对红烛悲剧性命运的疑虑也是诗人不曾直接融入自我的现实原因。严谨审慎的闻一多从不会不经理性的思考而轻率地将他物呼为同类。

当然，人毕竟生活在“文化”之中，民族文化既然是中国诗人的胎教，也将在实际创作中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感情，部分地决定着思考的方向，于是，闻一多在思考中认可了蜡炬自焚的现实“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这正是自然底方法。”尽管这样的解释过分简略了些。困惑既然暂时得到了解决，于是诗人似乎为熊熊燃烧的红烛所感奋、所启示，从中也看到了自身的形象。“烧罢！烧罢！／烧破世人底梦，／烧沸世人底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这又属于闻一多式的现代认同方式：在以物明志的时候，他的自我情绪仍然格外强盛，于是“物”的内涵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燃烧的“红烛”不再是单纯的自我奉献的象征，不是有情人的幽长的情愫，它是力量、是英雄、是时代的呐喊。所以说，从“离”到“即”，或者说从当代文化的体验到古典文化的憧憬，闻一多的心灵世界都是复杂的，当他执着于当代文化的生存感受时，传统文化的光芒不时召唤着他；当他选择着传统文化的理想时，当代文化的品格又照样显示着自己的力量。

解读《红烛》，必须时刻留意于这类意识结构的复杂性。

当诗人为自焚的蜡炬而赞叹、而感奋的时候，新的困惑与疑问又袭上了心头：“红烛啊！

／匠人造了你，／原是为烧的。／既已烧着，／又何苦伤心流泪？”显而易见，诗人仍然不能忘怀于那种属于个体的精神状态，并格外关心个体的行为与其精神状态的内在联系，他在潜意识里仍然怀疑这种自我奉献、自我牺牲的真实性──只是，既然红烛的形象已有所改变，并成为时代精神的化身，那么疏解困惑的理由也就似乎要充分多了：“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你烧得不稳时，／才着急得流泪！”于是，流泪的红烛也就再次以它的牺牲精神而引人瞩目：“请将你的脂膏，／不息地流向人间，／培出慰藉底花儿，／结成快乐底果子！”在这些诗行里，诗人的心情是轻快、乐观的，他仿佛看到了作为意志力、作为英雄主义象征的红烛在焦急的泪水中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人间，这是焦急的泪水，也是喜悦的泪水！在具有“五四”时代特色的乐观激情当中，闻一多又一次与传统文化的牺牲精神产生了共鸣。

但是，也就在这一时刻，诗人关心个人价值的时代的心灵又一次颤动了起来，流泪的蜡炬为新的人间消尽了一己的心血，而对于它自己，又意味着什么呢？是“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诗人进一步总结道：“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这里的因果关系非常有趣，从一方面看，诗人将“灰心流泪”置于前，将“创造光明”置于后以示突出强调，好象是特别看重创造的意义，但灰心流泪的又毕竟属于最终的“果”，其个体的悲剧性又是难以掩饰的。“离”与“即”的矛盾冲突在这一番心灵的颤动中又表现了出来。

全诗的收束相当简洁：“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既是对全诗所感受到的红烛精神的总结，又是诗人在对个体价值失落的哀思之中陡然扬起的昂奋之情，他努力勉励自己用属于“五四”时代的不恤牺牲、乐观向上的激情扫除了内心深处的阴云，从文化意识冲突的痛苦中振作起来，向悲剧挑战，为未来搏击。于是，这一简洁的收束又显得那么的意味深长。

综合整首诗作来说，“红烛”这一传统诗歌文化的原型意象在进入闻一多诗歌创作并一如中国文人那样被作为诗人人生追求的象征时，其时代的、文化的矛盾冲突就势不可免的发生了。但闻一多又不愿意掩饰、放弃、消泯这样的矛盾，他在忠实于自己心灵颤动的意义上大胆地、生动地展示了内心的波澜起伏，就这样，意识结构的矛盾冲突反倒构成了全诗内在的巨大张力，在意识的张力性结构中，诗的情绪抑扬顿挫，峰回路转，感染力极强。归纳起来，这样的抑扬顿挫大体上经历了七次显著的变化，赞叹红烛的“红”，这是扬；困惑于红烛式的自焚，这是抑；振奋于红烛的创造能量，这是扬，追问红烛的伤心流泪，这是抑；欣喜于红烛的伟绩，这又是扬；最后，掂量着“灰心”与“创造”各自的份量时，感伤之情又隐隐透出，但全诗的收束却又是昂扬向上的。七次变化，四扬三抑，线索清晰，形成了全诗特有的情绪型节奏。

4.闻一多：晴朝 篇四

一个迟笨的晴朝，

比年还现长得多，

象条懒洋洋的冻蛇，

从我的窗前爬过。

一阵淡青的烟云

偷着跨进了街心……

对面的一带朱楼

忽都被他咒入梦境。

栗色汽车象匹骄马

休息在老绿阴中，

瞅着他自身的黑影，

连动也不动一动。

傲霜的老健的榆树

伸出一只粗胳膊，

拿在窗前的日光里，

翻金弄绿，不奈乐何。

除了门外一个黑人①

草，刮刮地响声渐远，

再没有一息声音――

和平布满了大自然。

和平蜷伏在人人心里;

但是在我的心内

若果也有和平的形迹，

那是一种和平的悲哀。

地评稳地转着，

一切的都向朝日微笑;

我也不是不会笑，

泪珠儿却先滚出来了。

皎皎的白日啊!

将照遍了朱楼的四面;

永远照不进的――

游子的()漆黑的心窝坎：

一个厌病的晴朝，

比年还过得慢，

象条负创的伤蛇，

5.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遇害始末 篇五

一、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

1946年7月11日, 著名民主活动家、中国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遇难后, 友人劝闻一多赶快离开昆明, 他很可能就是下一个暗杀目标。但闻一多不愿退避。7月15日, 闻一多不顾亲友的劝阻, 毅然参加昆明学联在云大致公堂的李公朴追悼会。李公朴的夫人张曼筠讲述李公朴的生平与被害经过, 泣不成声, 混进会场的几个特务乘机捣乱。本来不准备讲话的闻一多忍无可忍, 他拍案而起, 走上讲台, 慷慨陈词发表了后来被称作《最后一次演讲》的即席演说。他高声问道:“今天, 在这里有特务没有?你们站出来, 你是个好汉的话, 有理由站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 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闻一多又大声说:“特务们, 你们不想想还有几天?你们杀一个李公朴, 就会有千百万民主战士站起来, 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真理一定要胜利的!反对派的无耻, 就是李先生的光荣, 反动派的末日, 就是我们的光荣, 我们不怕, 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那样, 既跨出了门, 就不准备再回来。”[1]闻一多的报告被一次又一次的雷鸣般的掌声打断。

闻一多也许未曾想到, 他一下讲台, 就被特务盯上了。下午约五时左右, 他的大儿子闻立鹤接父亲回西南联大宿舍, 快要到家门口时惨遭毒手。《闻一多先生遇难真相》对此有比较细致的描述:“……四个特务、两个在西仓坡巷内, 两个在一家居民楼上。当时行人稀少, 等闻教授和闻立鹤走到离家不远的地方, 他们就用冲锋枪扫射, 闻教授当即中弹倒地。十九岁的闻立鹤英勇地救父亲, 扑在闻教授身上挡着子弹, 但凶手仍不放过, 向他们俩连续射击”。四名暴徒行凶后, 即分乘两辆吉普车绝尘而去。从闻一多的身上发现了十多处弹洞, 还有几颗子弹和一些弹片钻进肉里, 没有穿出来。第一枪打中了头部, 闻一多的左手本能地抱住了后脑, 脑浆几乎流光了。闻立鹤身中五弹, 肺部被穿, 有一颗子弹离心脏只有半寸, 右腿被打断了, 伤势十分严重。

二、闻一多之死震惊中外

闻一多遇害后, 大批的群众涌向云大医院。反动当局害怕群众, 只准备将闻一多遗体停放一天, 迫于外界压力, 才同意停放三天, 但却将停尸房加了锁。愤怒的人群, 流着泪, 敲着门, 高喊着:“我们要看闻先生!”三天来, 悲愤的人流络绎不绝。愤怒的狂潮很快波及全国, 波及海外。从全国各地, 从国外, 纷纷寄来一封封充满悲愤、热情的唁电和慰问信, 表达了誓与黑暗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正在北上复员途中的联大学生, 在万里之外捶胸痛哭, 寄来了满纸的痛楚与愤恨。第十七批复员学生二百一十人自汉口来电说:“……先生为民主而牺牲, 立坚贞于百世, 时日曷丧, 追高风而继起者, 岂徒我辈而已哉。”一群青年寄来了他们的誓言, 这誓言代表了千万人的心声:“闻先生, 安眠罢!无数的青年被您的死唤醒了……国家一天不民主, 不独立, 不和平, 我们无数的青年一天不会停止奋斗的。当我们胜利的一天, 我们会拿着刽子手的头颅, 来祭您在天之灵!”联大师生还上书蒋介石, 要求严惩凶手[2]。

毛泽东、朱德从延安分别电唁闻一多家属, 高度赞扬闻一多“为民主而奋斗, 不屈不挠, 可歌可佩。”周恩来等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从南京发来唁电, 同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在上海各界举行的追悼会上, 邓颖超宣读了周恩来撰写的悼词:“今天在此追悼闻一多、李公朴两先生, 时局极端险恶, 人们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 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 志不绝, 和平可期, 民主有望, 杀人者终必覆灭。”毛泽东还把闻一多的名字置于岳飞、文天祥、瞿秋白、方志敏等仁人志士之列, 高度赞扬“闻一多诸辈, 以身殉志, 不亦伟乎!”

闻一多惨遭毒手, 引起国外舆论的强烈反响。7月17日上午, 受美国总统杜鲁门委托, 五星上将马歇尔, 与周恩来在南京海宁路5号举行会谈, 周恩来谈到闻一多被害的消息, 马歇尔感到十分惊讶, 他说:“国民党应该知道让这种事泛滥会有什么结果。”在这次会谈中, 马歇尔向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正式报告了闻一多事件, 并当即决定向蒋介石提出“调查此事件”的要求。马歇尔郑重指出:“这次暗杀针对了中国最有教养的一群人, 其中许多人是从美国的大学毕业的, 所以美国舆论肯定对蒋不利”。司徒雷登也表示:“最近的谋杀造成的极大恐慌, 已使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对政治思想和行为进行压制的开始。”

三、设计掉包计, 真凶外逃

迫于国内外强大压力, 蒋介石先后派出新上任的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和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等到昆明查办。与此同时, 蒋介石还把云南省警备司令霍揆彰叫到庐山去当面询问, 霍揆彰才不得不承认是他部下干的。蒋介石只将霍揆彰撤职, 嗣由宪兵司令部提出宪兵李文山、汤时亮两人为凶手, 进行公开军法审判定罪[3]。1946年8月15日, 在昆明市举行枪杀闻一多案的公审, 判处李文山、汤时亮枪决, 以了此案。实际上, 这两名宣布被枪决的人也是叫人冒名顶替的。霍揆彰从监狱中拿出两个判了死刑而未执行的假凶手, 顶替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连长汤时亮和排长李文山被枪决。枪决前, 他们先将这两个替死鬼用酒灌醉, 枪决后马上掩埋。这时, 真正的凶手, 奉霍揆彰命令主持这一罪行的警备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王子民和汤时亮、李文山等十多人, 连同他们的家属二十多人, 已由霍揆彰派专车连夜送到大理, 交给了第二军军长兼滇西警备司令王凌云。王凌云把他们安置在大理后山无为寺内, 直到1947年, 王凌云部调往武汉改编为整编第九师的时候, 王子民等人才由继任的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派人接收, 继续保护起来。

四、真凶落网, 告慰闻一多在天之灵

解放后, 经举报, 国家安全局发现李文山、汤时亮两人居然还活着!安全局立刻组织人手, 将两人抓捕归案, 并很快判处死刑。1951年1月20日, 上海《大公报》刊登了一则消息称:解放前在昆明制造杀害李公朴、闻一多血案的直接策划者, 前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王子民, 已于1月10日在成都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这则消息引起了苏北一个读者的注意, 当他看到报上说王子民供称是由蔡文其开枪暗杀了闻一多先生时, 心中产生了疑问:这个蔡文其会不会就是家乡的蔡云祈?这个蔡云祈解放前曾任国民党第十六绥靖区司令部中校参谋, 1946年, 他到上海做生意时见过蔡云祈, 当时蔡云祈吹嘘说:“昆明地方出了乱子, 宪兵无法弹压, 请我到场, 三言两语就解决了。”1950年春, 他在家乡又遇到蔡云祈时, 蔡反复叮嘱他:“过去的事, 请不要说了!”他想, 闻一多惨案发生时, 蔡云祈就在昆明, 如果像蔡自己说的, 那他很可能就参与了对闻一多的暗杀。而报上所说的“蔡文其”极有可能是“蔡云祈”之误。于是, 这名读者立即向家乡的射阳县伍佑派出所报案, 公安机关遂将蔡云祈逮捕。然而, 打电报到成都、昆明等地查询, 皆称查无此人, 只得将其释放。随着肃反运动的深入, 1956年底, 盐城地区公署公安处正式将蔡云祈逮捕并立案审查。经过侦察人员在昆明、大理等地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 获得了蔡云祈罪行的重要证据:1946年, 蔡云祈在昆明国民党第二军预备二师谍报队任上尉组长, 凶残成性, 人称“蔡老虎”;据参与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特务蓝鹏、崔宝山 (1950年4月在昆明被镇压) 等人的口供, 蔡也是李公朴、闻一多惨案的直接参与人。当时的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胥大可亲自担任审判长, 重新组织审理此案。再审判决中认定蔡云祈在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的惨案中, 与王子民等人共同策划, 预谋实施, 且在杀害李、闻过程中, 又是直接行动的组长之一, 遂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并于1958年4月26日执行[4]。这个罪恶累累的特务, 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闻一多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 但是他的伟大人格和爱国思想始终是鼓励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他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响彻云霄的民族正气新歌, 用自己的热血与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鲜血一起汇入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洪流, 染红了共和国的旗帜。他为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坚贞不屈, 直至壮烈牺牲的感人行动以及毕生赤诚爱国, 求索真理和献身真理的崇高精神, 永远值得我们敬佩、颂扬和学习。

参考文献

[1]刘兴育.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的前后[J].神州, 2007 (11) .

[2]闻黎明.美国对李公朴、闻一多被刺事件的反应与对策[J].江汉论坛, 2006 (11) .

[3]冯欢.闻一多:一个人倒下去, 千万人站起来[J].三月风, 2009 (5) .

6.“鱼雷”闻一多 篇六

在“故纸堆里讨生活”

闻一多生前曾对臧克家说过：“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毒的芸香。虽然两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

闻一多的著名，因为写新诗，因为被特务暗杀，两件事都具有轰动效应。而容易被人忽视的，是他的做学问，是他对古典文献所做的考订工作。静下心来做学问，从来就是一种缘分，不是什么人都能获得这份荣幸。闻一多算不上科班出身，留学前，他学的是外语，去美国留学，学的是美术，业余的兴趣则是写新诗，所有这些准备，和后来一头扎在古文献堆里做死学问，似乎挨不上边。

一个人最终是否有所作为，开始时学什么并不重要，闻一多的有趣，在于他做学问的极端。考察他的生平，写新诗和投身民主运动，时间都不长。大多数的时间里，他都是个地道的书虫，是在“故纸堆里讨生活”。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文学院落脚蒙自，闻一多在歌胪士洋行楼上埋头做学问，除了上课、吃饭，几乎不下楼，同事因此给他取名为“何妨一下楼主人”。按照我的想法，闻一多所以会走做死学问这条路，多少和他赌气有关。闻一多从美国回来，先担任中央大学的外文系主任，后来又任武汉大学的文学院长，任职时间都不长，其中重要原因，和这两所学校的保守学风分不开。一个写新诗的人在大学里没有什么出路，在老派的教授眼里，仅仅会几句外文和弄劳什子新文学，都是没有学问的表现。

闻一多显然想让那些老派的教授们明白，新派出身的人研究古典文献，不仅可能，而且会做得更出色。他身上的矛盾十分突出。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的旧书中压根就没有一点值得保留的东西，声称自己深入古典，是为了和革命的人里应外合，把传统杀个人仰马翻。在一些文章中，他甚至把儒家道家和土匪放在一起议论：“我比任何人还恨那些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他身上保持着真正的五四精神，始终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和什么样的东西断裂。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是那样让他如痴如醉，其痴迷程度和任何有考据癖的学者相比毫不逊色，为了深入研究，他走的是最正统的学术道路，从训诂和史料考订下手，为一个词一个字大坐冷板凳。

做的是死学问，下的是死功夫，面对的是永恒的死亡

闻一多对神话的研究，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对唐诗尤其是杜甫的研究，都达到了前人所未至的境界。这也许和他留学接受西方教育有关，他似乎一直努力寻找蕴藏在传统中的现代根源。他计划写一本具有独到见解的《中国文学史稿》，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留下许多未完稿的笔记。文学发展中的民间影响和外来影响，是闻一多关注的焦点，他不但研究文化人类学，而且还用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来研究中国的原始社会，在方法上，既有最地道的朴学传统，又不缺乏世界最新的人文研究成果。朱自清先生对闻一多的评价很高，认为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年龄仿佛的专家学者，很难有人能与之相匹敌，可惜英年早逝，被暗杀时才四十八岁，正是最应该出成绩的年龄。

说闻一多是一名斗士，应该没有问题。他似乎对“死”有着特殊的兴趣，做的是死学问，下的是死功夫，面对的是永恒的死亡：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闻一多一定非常喜欢涅槃这个词，在此境界，贪、嗔、痴，与以经验为根据的我，都已灭尽，不复存在，于是达到了寂静、安稳和常在的状态。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一头扎进古典文献，在绝望中获得永生，在枯燥里获得快乐。他在给臧克家的信中，曾说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他浑身疼痛，却没有能力炸开那禁锢他的地壳。他写诗，做學问，后来投身民主运动，都是为了获得爆发的能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闻一多始终是一名斗士，生命不熄，战斗不止。

在闻一多的世界观中，天赋人权，不可侵犯，是可忍，孰不可忍。李公朴被暗杀以后，很多人告诉闻一多，他已经被列入黑名单，形迹可疑的特务就在他家门前闲逛，而且派人送了恐吓信进来。闻一多如果理智一些，就不会去出席李公朴的追悼大会，但是他并不承认这就是中国的铁定现实，不愿意在面前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一直埋头书斋，是中国最传统的读书人，与世隔离，现在，沉寂的火山突然爆发，他拍案而起，成为最激烈的民主斗士。在李公朴的追悼大会上，闻一多定有一种寂寞之感，他没有料到偌大的昆明，只有他一个教授来出席这样的纪念活动。据目击者说，那天本来不准备安排闻一多说话，可是他很激动，跳上台去，言辞激烈地说了一通，演讲辞后来被收进了中学课本。

闻一多在会上的演讲成为民主的绝唱，他离开会场不久，就被暗杀在大街上，凶手对他连开几枪，其中一枪击中头部，白色的脑浆流得到处都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一位著名的教授，光天化日之下被打死在大街上。

7.闻一多经典语录 篇七

青年永远是革命的，革命永远是青年的。 闻一多经典语录

尽可多创造快乐去填满时间，哪可活活缚着时间来陪着快乐。

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

青春像只唱着歌的鸟儿，已从残冬窗里闯出来，驶放宝蓝的穹窿里去了。 闻一多名言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个人之于社会等于身体的细胞，要一个人身体健全，不用说必须每个细胞都健全。

8.闻一多：太阳吟 篇八

太阳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阳!

又逼走了游子的一出还乡梦，

又加他十二个时辰的九曲回肠!

太阳啊，火一样烧着的太阳!

烘干了小草尖头的露水，

可烘得干游子的冷泪盈眶?

太阳啊，六龙骖驾的太阳!

省得我受这一天天的缓刑，

就把五年当一天跑完那又何妨?

太阳啊――神速的金乌――太阳!

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

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

太阳啊，楼角新升的太阳!

不是刚从我们东方来的吗?

我的家乡此刻可都依然无恙?

太阳啊，我家乡来的太阳!

北京城里的官柳裹上一身秋了罢?

唉!我也憔悴的同深秋一样!

太阳啊，奔波不息的太阳!

你也好象无家可归似的呢。

啊!你我的身世一样地不堪设想!

太阳啊，自强不息的太阳!

大宇宙许就是你的家乡罢。

可能指示我我的家乡的方向?

太阳啊，这不象我的山川，太阳!

这里的风云另带一般颜色，

这里鸟儿唱的调子格外凄凉。

太阳啊，生活之火的太阳!

但是谁不知你是球东半的情热，

同时又是球西半的智光?

太阳啊，也是我()家乡的太阳!

此刻我回不了我往日的家乡，

便认你为家乡也还得失相偿。

太阳，慈光普照的太阳!

往后我看见你时，就当回家一次;

9.闻一多课堂拾趣 篇九

闻一多先后在国立青岛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等学校任教。他学识渊博,见解独到,再加上他的人格魅力,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年轻学子,在课堂上也留下了诸多趣事。

“哪位吸?”

闻一多在清华大学是个很有个性的教授,人家上课都是正规时间,上午几点到几点,他却要求安排到晚饭以后上课,认为这样有气氛,容易讲得精彩。上课时,闻一多往往抱着一大叠自己写的稿本,昂首阔步走进教室,学生起立致敬坐下后,他也在讲台上坐下,然后慢慢掏出一包烟,对着学生笑一笑,绅士般地问:“哪位吸?”学生一阵笑,当然没人吸,他自己便点上一支,开始讲课。

“你可把我考住了。”

闻一多潜心教学,他满腔热情、爱憎分明,他的讲授充满诗意,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每次他上课的时候,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除了本系的以外,外系的、甚至是外校的都来听,连走道里、窗户外都站满了人。有时讲得兴致盎然,闻一多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光洒满校园的时候,才踏着清凉的露水回到他的“一多楼”。他欢迎同学们提问,能当场回答的就及时回答,不能当场回答的,常常笑着说:“你可把我考住了,这问题等我想一想,查一查资料再谈,行吗?”照例,下一次上课一定带来答案或有关的资料。闻一多的課都不考试,学期终了,仅要求学生每人交一份读书报告。

“比汪曾祺写的还好!”

在西南联大上学时,汪曾祺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上课从不记笔记,但颇具歪才,善胡诌,很得闻先生欣赏。汪曾祺曾替一个低一班的同学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闻先生看了这篇读书报告后,对那位同学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其实汪曾祺写李贺,只写了一点: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这也是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趣事,闻先生的笔记本很大,长一尺有半,宽近一尺,笔记是写在特制的毛边纸稿纸上的。字是正楷,字体略长,一笔不苟。他写字有一特点,是爱用秃笔。别人用过的废笔,他都收集起来,秃笔写篆楷蝇头小字,真是一个功夫。

10.闻一多与武汉大学 篇十

一、青春年华心系国运, 困难重重再觅新机

早在20世纪初期,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 他就表现出了浓厚的国家主义思想及与之相伴随的深切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一时期的中国在形式上推翻了封建帝制, 却依然蒙受着西方帝国主义强加的欺辱, 也遭受着国内反动军阀的压榨, 民众仍然深处水深火热之中而苦不堪言。众多爱国青少年对此无比激愤, 也无比焦虑, 闻一多即是其中之一[1]。当他1912年为求真理、求知识而从家乡湖北北上来到清华大学读书时, 他风华正茂, 血气方刚。学业有成之后正值五四运动爆发, 这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将闻一多的思绪推到了极度亢奋的高潮, 让他感到五四运动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一切都无比新鲜和明媚, 像自己这样的爱国热血青年只需努力就一定会给国家带来新的希望。他不仅在清华校园里积极宣传爱国进步思想, 而且还活跃在校外许多爱国进步宣传活动中。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 这一时期闻一多的国家主义思想获得了极大鼓舞, 也让他更加深入地思考着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未来[2]28。

然而, 尽管五四运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但由于反动势力顽固、进步势力相对薄弱, 很多事关国家前途的问题和民族发展的任务仅仅是被提到了台面上, 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因此运动在席卷全国之后很快便转入了低潮。当然, 很多问题积重难返, 难以在短期内根本解决, 这也为闻一多等爱国进步青年打开了继续寻找新机遇与新天地的大门[3]。

二、海外受辱不忘自强不息, 服务祖国不丢忧患意识

1922年7月, 闻一多赴美国芝加哥留学, 第二年春天, 赴美留学的清华大学学子数十人组成了一个通信团体, 相互加强沟通与联系, 闻一多即在其列。1923年秋天, 这个通信团体成立了旨在改革清华校政、交流国内时局看法的大江学会。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壮大与探索, 大江学会更名为大江会, 明确将组织宗旨定为“用积极协作之法、忠实诚恳之心、自强不息之精神来改造国家”。由此可以看出大江会以国家主义为信奉理论的政治色彩。而闻一多也正是在大江会的平台上发展和完善了他的国家主义思想[4]。

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的闻一多品学兼优, 获得了学院的诸多奖励, 原本可以按照学院的规定赴意大利或法国继续深造, 但他却被剥夺了赴欧深造的权利。闻一多的画作深得教授他的老师赏识, 却在每一次送展时都未能获奖。毕业典礼上, 美国白人学生也都不愿意和黄皮肤的闻一多同台领取毕业证书。所有这些种族歧视行为令闻一多都感到强烈愤慨, 在一封家书中他愤然写道:巍巍中华有五千年美术、文学、礼俗、政教之传统积淀, 除了没有制造出用于杀人掠夺的机器之外, 我们的文明成果比西方不知多多少, 现在竟被西方人蹂躏、藐视, 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在美留学的青年志士若还不知为国家之振兴而发奋, 那真是与呆蠢的木头无异[5]。可见美国的种族歧视极大强化了闻一多振兴国家的决心和他的民族自豪感。其实早在赴美之前, 闻一多就对自私自利的文明形态嗤之以鼻, 并认为正是这样的文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赴美留学后, 他又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极端个人主义基础上美国民主自由的本质, 因此他也对西方的国家强权保持着越来越强烈的警惕之心, 同时也认识到像中国这样的弱小国家唯有强化民族精神才能反抗西方侵略、振兴国家民族[6]。

闻一多这一时期的国家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国家主义, 是在中西方历史文化比较之上、强化国家认同的国家主义。闻一多的国家主义思想放在这一时期国家独立需求与民族解放需求的背景下有充分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国家在军阀混战与西方侵略中处境危急, 闻一多以及大江会的众多成员在坚持民主自由和维护人权的呼吁中既反对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 又反对国际主义对世界大同的空谈。闻一多曾说,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犹如细胞与身体, 身体的健全并不一定需要每个细胞健全, 但如果有细胞发生病变形成瘿瘤之疾, 身体就很可能被彻底拖垮。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 个人的独立与自由应在合理限度之内, 不能孤立地脱离社会而存在[7]。闻一多的国家主义源于中国国家与民族的危亡, 同时也有对由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民主自由转向极端个人主义的隐忧。此外, 中国传统文化也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闻一多的国家主义思想。例如曾担任过闻一多老师的蔡元培就以美育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结合解释了西方友爱、自由与民主等观念, 使闻一多以公民道德之心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理念深深根植。

三、大江会扛政改救国大义, 作文学表国家主义理想

前文言及的大江会, 其骨干成员在学成归国之后大多走上从政之路, 有的甚至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教育部等部门担任要职。回国后的闻一多也一度政治热情高涨, 他一方面代表大江会积极参加在北京的国家主义联合会活动, 一方面又不断催促尚未回国的大江会骨干成员梁实秋回国与之一起投身大江会在国内的发展壮大。在写给熊复西、梁实秋等人的信件中, 闻一多曾说:我们的《大江》刊物在北京颇受欢迎, 销售量与日俱增, 其中的拙作都如此吸引国人, 我等应赶紧抓住时机扩大大江会在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8]。此时的闻一多满腹浪漫主义激情与国家主义信念, 他的轻信与狂热让他显露出在政治上的些许幼稚。他反对国民党所谓的民族主义, 同时也不满共产党提出的共产主义, 只有爱国冲动和政治热情的他并未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

这或许与他一生坚持独立的学者人格与厌恶政党政治有关。因此, 回国后的闻一多大多时候是在提倡国家主义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 而他的政治热情与爱国情怀也主要是借由诗歌等文学形式来表达的。在闻一多的诗歌中, 中国是一个山川秀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完美而理想的国度。由此可以看出, 闻一多只有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历史中沉浸下去才能激发他浪漫、热情的国家主义理想, 国共的政党冲突在他看来对国家的未来没有太多益处[9]。

四、探索国家主义内涵, 终成民主主义斗士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 民族矛盾日益加剧, 振兴华夏大地、彰显国家精神成为日益紧迫的现实任务。身处战略大后方西南联大的闻一多看到国民党政府在民族危急关头不团结民众、齐心协力一致抗战, 却以民族国家为幌子中饱私囊、歌舞升平, 因而重新认真思考他一贯坚持的国家主义思想。尽管他仍然坚持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自由的基本观点, 但开始从现实出发, 重新认识国家与民族的关系, 特别是注意将一国当权者与普通民众相互区分, 以阶级分析法探索国家主义的新内涵。

1944年, 闻一多发表了《复古的空气》、《什么是儒家》、《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等一系列学术文章, 成为他国家主义思想新变化的标志。此时, 他开始在思想上、心理上和政治上都接受共产党的存在并接近共产党组织, 他还饶有兴致地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著, 很快便以阶级分析法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看待国家时局[10]。他还从文化和政治思想层面予以国家主义全新的定位, 从而使他的国家主义与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爱国统一战线有机结合起来, 真正成为维护国家民主自由、反对专制、反对内战的国家主义、民主主义斗士。

1946年7月15日下午, 闻一多在参加完李公朴的追悼大会后被昆明的国民党特务枪杀。他牺牲的时候只有47岁。尽管如此, 他短暂而辉煌的人生正如一颗璀璨的流星, 在历史的天空中轰轰烈烈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闻一多的一生经历了从诗人到学者最后到民主斗士的转变, 在其人生的每一个转折阶段都有国家主义思想的进步与完善相伴随。闻一多的国家主义思想时至今日依然闪烁着民主、自由与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

参考文献

[1]杨大远.闻一多国家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D].中央民族大学, 2011.

[2]张恩和, 张洁宇.闻一多:从国家主义到民主主义[J].清华大学学报, 2003 (2) .

[3]孙德高.再论闻一多的“文化国家主义”[J].贵州社会科学, 2005 (3) .

[4]王向阳.文化国家主义的诉求[J].名作欣赏, 2007 (4) .

[5]潘皓.闻一多“文化的国家主义”再读解[J].江西社会科学, 2002 (3) .

[6]刘川鄂.一个“文化国家主义者”的自卫[C].闻一多学术研讨会论文选, 1999.

[7]孙德高, 陈国恩.论闻一多的“文化国家主义”[C].闻一多研究集刊, 2004.

[8]唐鸿棣.闻一多的“中华文化国家主义”[C].闻一多学术研讨会论文选, 1999.

[9]何报琉.也谈闻一多的“国家主义”问题[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 1987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