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猪业现状与展望

中国养猪业现状与展望（共8篇）

1.中国养猪业现状与展望 篇一

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与展望

一、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一向重视教育。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就有了最高学府——太学，并且设置了“博士”。在近代，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落后了，直到19世纪末期才开始出现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在旧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极其缓慢，1947年全中国仅有高等学校207所，在校学生15.46万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不断改革和调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今，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学科门类较为齐全，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互配套，高等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层次完整、形式丰富多样、规模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办学规模有了较大发展。截至1995 年底，我国共有普通高校1054所。在这些院校中，本科院校615所，专科院校439所。1995年各类高校学历教育在校生达到520多万人，其中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290万人、研究生14.5万人、成人高校在校本专科生235万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各种类型的高等非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我国每10万人口中有大学生433人，每百名高中毕业生中有40多人进入普通高校深造。——层次结构趋向合理。1994年普通高校专科在校生占全部在校生的53.6％；研究生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219所，博士授予点约2000个；有硕士授予权的高校471所，硕士授予点约7400个。

——专业结构不断优化。1993年国家教委新颁布了本科专业目录，专业种数由原来的813种减少到504种，拓宽了专业口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专业划分过细，适应性不强的状况。同时，增加了一批经济和科技发展急需的应用学科专业。

——业务培养质量明显提高。通过教学改革，高等学校学生的知识能力结构有所改善，基础知识更加

2.中国养猪业现状与展望 篇二

1 养猪业现状

对于中国养猪业来说, 2007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这一年出现了严重的猪肉荒, 引起了社会强烈关注。中央为此连续出台扶持政策来鼓励生猪生产, 特别是对能繁母猪与规模化养殖进行了大量补贴, 使国内外的一些资本开始进入本行业, 养殖方式迅速转变, 有力推动了中国养猪业的发展。

1.1 养殖模式由散养向规模化养殖转移

“十一五”期间养猪业的波动是历史上不曾有的, 2009年生猪规模化养殖比例超过60%, 其中万头猪场由2006年的1 300家和2007年的1 800家, 上升到2008年的2 500家, 2009年突破3 000家。养猪业由小农户逐渐向大企业转变。

养殖规模是现代养猪业和传统养猪业的本质差异, 也是养猪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随着养猪产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约、由专业化生产到产业化经营的不断发展, 规模化养殖水平也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图1可知, 从2001-2008年, 我国养猪生产规模化程度逐年提高, 特别是2007年以后, 呈加速增长趋势。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2007年政府对规模化养殖进行了补贴, 加之当年猪肉价格高, 使养猪业成为众多投资的目标;二是新一代的农民更加追求生活质量, 不愿呆在农村, 更不愿养猪, 使得农村散养的数量快速下降。因而未来养猪业的规模化程度还会较快提升。

1.2 区域布局由分散向重点区域转移

布局区域化是现代养猪业的重要特征, 也是发挥比较优势、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措施。目前世界畜牧业发达国家大都形成了粮食主产区与畜牧业主产区有机结合的生产布局, 大大提高了畜牧业的整体效益。随着规模化程度的提高, 我国养猪业也有两个明显的区域转移。

1.2.1 由东部发达地区向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

由图2可知, 经济发达地区北京与上海的生猪出栏呈逐年下降趋势, 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四川与云南却是稳步上升, 这主要是因为生猪养殖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大, 同时占地比较多, 单位面积产出不高, 所以经济发达地区一般不支持发展。

1.2.2 由粮食非主产区向粮食主产区转移:

从产业链的角度看, 发展养猪生产最重要的一个限制因素在于饲料原料的供应。为降低成本, 将粮食就地转化为畜产品, 提高农作物附加值, 猪随粮走将成为主要布局趋势。从全国来看, 主要有四大产业带, 一是四川盆地粮食主产区;二是黄淮流域玉米、小麦主产区;三是东北玉米、大豆主产区;四是长江中下游水稻主产区。

1.3 生产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移

20世纪末与本世纪初, 由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我国的猪肉产品质量不容乐观, 多次出现安全问题, 造成消费者恐慌而不敢消费。近年来, 由于国家的重视以及消费者的需求, 猪肉生产正向质量型靠近,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育种上, 部分猪场不再追求瘦肉率、生长速度等指标, 而是将肉色、肌内脂肪含量等肉质指标纳入育种计划;二是在生产上, 饲料中的重金属含量得到有效控制, 禁用药物与停药期也被强制执行;三是在运输与屠宰上, 尽量减少猪的应激, 加强检测与控制。这些措施的实行有效改善了我国猪肉的质量, 增强了消费者信心。由图3可知, 从1995至2000年, 我国猪肉出口一直在下降, 这主要是质量下降引起的, 从2001年开始, 出口数量逐步提高, 一定程度说明质量在逐步改善, 2007年与2008年出口下降主要由于国内猪肉供应紧张, 猪肉被优先满足国内需求。

但同时要看到,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猪肉质量的差距依然比较大, 特别是优质优价的市场体系还未建立起来, 很多养猪生产者没有提高质量的动力, 未来还有待继续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

1.4 生产能力由专业户向大集团转移

随着散养的逐渐退出,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将加剧, 兼并与重组会越来越频繁, 最终大部分企业会被淘汰, 类似于目前的饲料行业。由图4可知, 2001年至2008年1万头至5万头规模养猪场出栏数增加了3.3倍, 而同期规模化程度只增加了2.1倍, 说明大企业的数量在逐渐增加, 未来十年这一趋势会更加明显。

1974年美国有猪场约47万个, 2002年减少到3.5万个, 其中, 规模在5 000头以上的养猪场饲养了全国65%的猪, 并且出现了涵盖了整个产业链的大型集团, 加拿大、澳大利亚也类似。2008年以来, 国内外生猪养殖上、下游企业开始意识到我国生猪规模化养猪的市场机遇, 纷纷宣布巨资进入养猪业, 上游企业主要是大型饲料集团, 如新希望、中粮、正虹科技、宁波天邦、正大等;下游企业主要是屠宰与食品生产企业, 如双汇、高金、雨润、六和等, 生猪规模养殖行业的主要经营模式也在发生着革命性变化, 产业链纵向结合越来越紧密, 规模化、产业化、一体化阶段趋势更加明显。

2 挑战与机遇

2.1 挑战

2.1.1 自主创新能力弱:

(1) 国际因素:据统计, 目前全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凭借科技优势和建立在科技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规则, 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形成了对世界市场特别是高技术市场的高度垄断, 从中获取大量超额利润。知识产权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同时发达国家频频用技术制造贸易壁垒来达到限制进口与增加出口的目的, 比如近年来的发达国家大力提倡“动物福利”, 虽然它在动物保护方面有积极作用, 但同时也被发达国家利用来作为保护本国产业的壁垒。最近, “碳排放”关注度持续升温, 本来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但也给发达国家以借口, 将达不到“碳排放”标准的产品拒之门外。

(2) 国内因素:现代养猪业不同于传统养猪业, 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同时伴有高风险的产业, 企业的利润往往来源于技术上的创新, 并且养猪业越发达, 对技术依赖越强。我国畜牧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虽然从“六五”计划34.0%提高到“九五”计划48.0%, 但整体科技水平依然不高, 主要表现在:一是原始创新少, 以模仿创新和技术跟踪为主, 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国际分工中仍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二是自主知识产权少;三是成果转化率低, 目前我国畜牧业的技术应用效率仅为40%~50%左右, 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70%以上。

2.1.2 食品安全问题突出:

2011年3月, 双汇爆出了“瘦肉精”事件, 再次将猪肉推向了全国舆论的风口浪尖。其实, 熟悉猪肉市场的可能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这已经不是一次二次了, 简单梳理一下:2001广东爆出“瘦肉精”事件, 全国一片哗然;2003年媒体大量报道猪的药物残留与重金属残留, 全国人民闻猪肉色变;2005年四川爆发猪链球菌, 西南地区全不吃猪肉;2006年上海再次爆出“瘦肉精”中毒事故, 浙江也在猪肉中检出了剧毒的“六六六”和“滴滴涕”;2009年, 猪流感席卷全球。可以看出, 全国性的猪肉质量事件平均2年就发生1次, 由于猪肉在国内肉类消费中占绝对优势, 每一次这样的事件都会引起全国关注, 也会对养猪业造成重大打击。

其实国家对猪肉质量安全不可谓不重视, 参照国际标准制订了大量法律法规, 成立了相应的管理监督部门, 但猪肉的产业链太长, 从种、养、加、销有十几个环节, 跨越多个管理与监督部门, 每一环节都有可能引发质量问题, 导致“瘦肉精”之类的事件一再发生。但目前消费对食品安全越来越重视, 猪肉质量是养猪业必须要面对与解决的问题。

2.1.3 原种被国外控制:

种猪位于生猪产业链的顶端, 利润大, 技术含量高, 是养猪业的核心竞争力, 是区分养猪强国的重要标志, 也是我国养猪业最薄弱的环节。我国种猪长期依赖进口, 并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90年代每年数百头, 2000年初每年千余头, 2008年达到创纪录的1.2万头, 2009年虽受猪流感影响下降了31%, 但2010年我国种猪进口计划申报数量较往年又有较大幅度增长, 为世界最大的种猪进口国, 导致我国常年只能充当养猪强国打工者的角色。这其中的原因是固然有发达国家在“长白”、“约克”等几个品种的选育上已进行了近百年, 奠定了难以企及的技术优势与市场优势, 我国要想赶上非常困难,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国长期重引进轻选育, 陷入“引种—退化—再引种”的怪圈, 虽然2010年开始实行全国联合育种计划, 但由于选育周期长、见效慢, 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另外, 我国是世界上地方猪品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地方猪虽然生长较慢、瘦肉率较低, 但肉质好、口感好、耐粗饲、抗病力强, 这些特性正好是下一代种猪选育的主要目标, 因此, 目前应着力对地方猪品种资源进行保护, 有了充足的基因资源, 就取得了下一步发展的主动权。

2.1.4 疫病严重:

我国原有的对猪威胁较严重的疾病尚未得到全面、有效的控制, 如大肠杆菌病、沙门氏菌病、败血型仔猪副伤寒、慢性型副伤寒、猪瘟、口蹄疫等。近年来由于种猪和疫苗的进口, 一些新的传染病也随之带入, 如猪的繁殖呼吸综合征、断奶仔猪多系统衰竭综合征等, 目前尚无有效的防治办法。我国对养猪生产环境中有害微生物和有害气体的快速检测和控制、环境的消毒管理规程、卫生控制的规范、卫生控制标准等还缺乏系统研究。加之种猪交流的频繁和商品猪流通的无序状态, 防疫体系不完善, 疾病的综合防治措施不力, 严重地危害了养猪业的发展。

2.1.5 环保压力大:

随着规模化、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饲养数量及饲养密度急剧增加, 饲养及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排泄物和废弃物对人类、其它生物以及畜禽自身生活环境的污染愈来愈突出, 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污染源。畜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空气污染、水资源的浪费、水污染、森林砍伐、土地和土壤的破坏等几个方面。

养殖业环境污染问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是资源利用重视不够, 不是把畜禽粪便和污水作为资源看待, 而是作为废弃物处理, 处理不及时即成为污染源。包括过去一段时间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粪污处理的角度, 而不是先从利用的角度去考虑如何处理, 有不少项目仍是围绕处理后如何排放, 这样从经济的角度看就没有养殖场会有积极性去配合处理, 所以污染问题总是很难解决。因此, 要治理养猪业带来的环境污染, 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降低畜禽臭气及其他污染物 (如N、P、重金属等) 排放的营养调控技术和饲养技术, 建立资源再生利用、生态型可持续健康养猪新技术、新模式。

2.1.6 饲料资源匮乏:

当前, 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十分严峻。据测算, 2010年和2020年我国粮食缺口将分别达0.83、1.83亿t, 2010、2020和2030年我国饲料用粮将分别占粮食总量38%、43%、50%。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畜产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大, 人畜争粮矛盾日趋突出, 饲料资源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养猪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一方面由于粮食供需平衡的脆弱, 导致饲料原料供应紧张, 尤其是蛋白质饲料资源严重依赖进口;另一方面, 由于在饲料原料应用研究方面投入不足, 可利用氨基酸为基础配方技术推广不力, 非常规饲料资源开发力度不够, 加之我国饲料转化效率偏低, 造成了现有资源的严重浪费。

由于饲料粮紧缺, 我国饲料原料价格一直处在上升趋势, 特别是玉米与豆粕, 近几年几乎上涨了一倍, 据测算, 玉米价格每上涨10%, 猪肉价格将上涨5.3%, 大豆价格每上涨10%, 猪肉价格将上涨7.8%, 据此, 未来几年, 猪肉价格会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2.1.7 劳动力成本上升:

目前, 政府越来越重视劳动力报酬的问题, “十二五”规划更是明确提出“国强”向“民富”转型的思想以及人民收入“倍增”目标, 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在未来几年会大幅度提高。如果就业收入进一步增加, 从事小规模养猪就不如进城务工收入高, 如果这类养殖户不再养猪, 会对市场供应产生很大影响。

2.2 机遇

2.2.1 自主创新条件逐渐改善:

自主创新需要消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 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通常难以承受, 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 综合国力有了极大提升, 已基本具备自主创新的能力。

(1) GDP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 (GDP) 1978年3 000亿元, 2007年24万亿元, 2008年30.067万亿元, 2010年近40万亿元, 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 公共财政实力大大增强:2006年, 我国财政收入3.93万亿元, 2008年5.786 2万亿元, 2010年8.3万亿元, 外汇储备2008年为1.9万亿美元, 2010年为2.8万亿元, 达到世界第一。

(3) 科技人才队伍持续壮大:我国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稳步上升, 2005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3500万人, 2007年为3 700万人, 2008年为4 200万人, 2009年5 100万人, 居世界第一位。研究与开发人员全时当量229万人, 居世界第二位。

(4) 科研经费增长迅速:我国科技经费2007年全社会投入3 700亿元, 占GDP1.49%, 2008年科技 (R&D) 经费支出4 570亿元, 占GDP的1.52%, 2010年占GDP的1.8%, 规划2020年将达到2.5%。不但数量在增加, 而且占GDP的比例也在增加。

2.2.2 国际市场空间大:

到2015年, 世界的肉类需求比十年前将增长25%, 未来20年将增长40%, 未来30年将增长50%, 由于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十几亿人的肉类消费已处于饱和状态, 肉类消费的增长70%将在亚州, 对该地区的养猪生产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2.3 国内市场稳步增长:

(1) 绝对消费量保持上升:目前, 消费者可选择的肉食品种类很多, 猪肉所占的比例正缓慢下降, 但由图5可知, 由于人均总的肉食品消费量快速上升, 猪肉的人均绝对消费量仍在增长, 据测算, 未来30年人口还会增加2亿, 会使总的猪肉消费量增加30%~50%, 未来十几年再增长1 000万t是不容置疑的, 增长绝对量远远高于其它畜禽产品, “粮猪”依然是安天下的主要力量。另外, 目前散养的比例在还有45%, 这部分市场空间会逐渐让位于养殖企业, 因而对对于规模化猪场来说, 至少会有两倍于目前的市场空间, 同时, 饲料产量也会从1.4亿t提升到2.8亿t左右, 发展潜力很大。

(2) 农村市场潜力巨大:中国有7亿农民, 每人每天吃50 g肉, 城镇居民人均每天户内消费不到100 g, 但加户外消费肯定超过100 g,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开展, 农民收入得以改善, 猪肉消费量会有大幅上升。

(3) 猪肉在肉类消费结构中不会有大变化:在谈到肉类消费结构时, 很多人都认为牛、羊、禽肉等逐渐替代猪肉, 猪肉所占比例会逐渐下降, 但事实不是这样, 最近几年, 猪肉的占比下降很小, 而且有逐渐稳定的趋势,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长期以来人们有吃猪肉的习惯, 不容易改变;二是目前牛、羊、禽等替代品的市场价格高于猪肉, 如果不发生大的疫情和食品安全事故, 难以替代猪肉的消费, 相反倒有可能被猪肉所替代。

2.2.4 政府支持力度大: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发展“现代农业”的战略决策后, 国家对现代养猪业的发展大力支持,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在财税、金融、保险、担保、服务体系等方面进行倾斜, 为养猪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3 未来发展方向

3.1 养殖规模上趋向于“适度规模”

虽然规模化养殖是养猪业发展的方面, 但我国人口众多, 国土面积有限, 如果学习美国模式, 建超大型猪场, 从生物安全角度上说, 这些猪肉场之间需要有足够的安全间距, 猪场离居民区也必须有足够距离, 这对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难以实现。因此, 学习荷兰等“人多地少”国家的模式, 发展适度规模养殖是我国的较佳方式, “适度规模”不追求养殖规模, 在有限的空间发展相应规模的养殖, 通过种养结合, 利用发酵、青贮等生物技术, 将中低档饲料原料转化为优质或者可利用的动物饲料, 将动物的粪便等排泄物转化为安全的有机肥, 实现生态循环养殖, 尽管养猪生产水平会略低, 但综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是可观的。

3.2 养殖新技术上趋向于“智能猪业”

智能猪业即物联网在养猪业的应用, 通过智能感知、自动控制、监控预警等技术, 提升养殖生产水平, 提高工作效率, 降低能源与投入品消耗, 可以极大推动养猪业的发展。具体来说, 智能猪业主要有三块。

3.2.1 产品追溯:

通过RFID对猪肉进行全程追溯, 保证猪肉质量。这方面我国前几年已有大量研究, 形成了追溯到头、追溯到批、追溯到场等多种方案, 但还没有一种方案能在市场上广泛应用, 涵盖的全国的追溯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 这是下一步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3.2.2 精细养殖:

根据每一个体所处的生长发育阶段以及生产状态进行个性化饲养, 最大限度提升个体的生产成绩, 由于全过程由电脑自动控制, 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 减少了饲料、兽药等的无谓消耗。目前在部分猪场采用的“母猪自动饲喂系统”即是属于此类。

3.2.3 智能装备:

智能装备在物联网的一个重要领域, 对养猪业而言, 包括智能猪舍、智能饲喂站、智能粪污处理、自动检测与报警等。所有智能设备能通过控制中心进行自动协调与管理, 对提升管理水平与降低管理成本有显著作用。

3.3 养殖理念上趋向于“动物福利”

让动物享有国际上公认的五大自由是动物福利法的基本原则:生理福利, 即无饥渴之忧虑;环境福利, 也就是要让动物有适当的居所;卫生福利, 主要是减少动物的伤病;行为福利, 应保证动物表达天性的自由;心理福利, 即减少动物恐惧和焦虑的心情。

动物福利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早已成为大众话题, 而进入我国是近十年的事情。人们通常认为动物福利会提高生产成本, 这也成为人们反对动物福利的主要理由之一。其实并非如此, 基本的动物福利措施都有助于改善动物的健康状况, 而动物的健康同动物生产性能有着直接的密切联系。而且, 动物福利措施有助于提高动物源性食品的安全, 在健康舒适环境下的家畜会给经营者带来更高的收入。在干净、舒适的环境中, 施以合理的管理措施, 家畜便能充分地发挥遗传潜力, 有助于保持和改善家畜的健康, 提高家畜生产的经济效益。

近年来, 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动物福利保护, 并以此设立贸易壁垒, 限制非动物福利产品进入本国市场, 因此, 实施动物福利, 对动物、对人类健康、对产品出口都有好处。

3.4 环境保护上趋向于“低碳排放”

随着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的举行, “碳排放”开始吸引每一个人的目光, 我国也承诺到2020年每GDP减排40%的目标, “低碳生活”如一股绿色旋风迅速席卷全球各个角落, 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惯有生活模式, 崇尚节能环保型的生活成为一个时尚。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 畜牧业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产业之一, 其氨的排放量就占全球总量的2/3, 其甲烷排放量占全球总量1/3, 在畜禽养殖中, “碳排放”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个养殖场需要消耗能源, 生产这些能源要排放温室气体;二是生产畜禽所吃饲料需要要排放温室气体;三是畜禽呼吸要排放温室气体;四是畜禽粪便的处理要排放温室气体。在不同畜种中, 虽然牛的排放居首位, 但由于中国的猪远多于牛, 养猪业的排放总量也非常大。没有低碳畜牧业, 就没有低碳生活, 解决养猪业的碳排放问题是未来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

摘要：养猪业是我国农业中的重要产业, 对保障肉食品安全供应有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养猪业正由传统养猪业向现代养猪业转变, 无论是养殖模式、区域布局还是生产方式、生产能力都在发生显著变化, 存在自主创新能力弱、食品安全问题突出、劳动力成本增高、原种依赖进口、疫病严重、环保压力大、饲料资源匮乏等诸多挑战, 但也有自主创新条件改善、国际市场空间大、国内市场稳步增长、政府支持力度大等机遇, 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在“适度规模养殖”、“智能猪业”、“动物福利”、“低碳排放”等4个方面。

关键词：养猪业,现状,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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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内地交易所:现状与展望 篇三

Dealogic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上海和深圳两家交易所IPO规模总计721亿美元，首次超过中国香港和美国。同时，沪深两市的股票市值总计达35700亿美元，仅次于纽约证交所。安永（Ernst & Young）的调查显示，2011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仍位居全球IPO融资额和数量之冠。同期，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成为全球IPO数量最多的交易所，上半年交易宗数达到了144宗，占全球的21％；创业板IPO不仅融资额持续上升，家数也首度超过中小板。其中，创业板科技企业和环保企业上市占比最多，中小板以零售和消费品企业上市为主。上海证券交易所（下称上交所）的IPO数量也比去年翻了一倍。

尽管全球交易所并购整合烽烟四起，但深交所理事长陈东征表示，中国特有的国情决定，上交所和深交所不可能合并。陈东征指出，由于我国交易所目前的业务构成相对单一，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交易所没有公司化改制的需求。“十二五”期间，深交所目标每年新增350家上市公司：中小板公司150家、创业板公司200家。

高盛（Goldman Sachs）在其主题为《2020年的上海：亚洲金融中心》的研究报告中，对2020年上海金融中心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该公司预计，2020年中国的股票日成交量将达4550亿美元（包括在香港交易的中国内地公司股票和衍生产品），仅上海证交所的股票日成交量即可达3500亿美元（2010年为470亿美元）；届时中国的股票日成交量约占亚太区的70％，远高于2010年的36％。高盛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模式可能更接近纽约（以国内市场为主导），而不是伦敦（区域性中心）。

多层次的蓝筹市场

201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全球主要交易所中，按新上市公司融资排名第四位，按交易量排名第三位，仅次于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已经成为亚洲最具代表性的主板蓝筹市场。上交所副总经理刘啸东在“上海多层次蓝筹市场建设论坛”上表示，要从广泛意义上定义多层次资本市场：首先，风险比较低的产品，如国债、公司债，这一类是风险比较低层次的市场；其次是股权类市场；最后是衍生品。上交所建设多层次蓝筹市场的落脚点主要在股权类多层次资本市场。多层次蓝筹市场并不仅指传统意义上的大型企业，上交所提出的多层次蓝筹市场还包含规模适度、成长性较高的新蓝筹。

2011年以来，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企业开始更多选择以公司债为代表的债权融资方式，而这也正是今年以来监管层多次提到增加企业直接融资额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了提高债券融资比例，中国证监会已把债券审核独立出来，设立了独立的债券审核流程与债券审核小组。审核流程和股权融资程序完全分离开，大大缩短了排队时间。没有发现问题的公司债券申请，原则上一个月以内可以给予核准。

根据上交所的2011-2020年十年战略规划，上交所战略发展目标是建立一个市场完善、法治健全、技术领先、运行高效、辐射全球的世界一流交易所。为此，上交所将分为近期目标（2011-2013年）、中期目标（2014-2016年）和长期目标（2017-2020年）三个阶段全力推进。

上交所的近期目标是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建设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资本市场：大力推进国际板建设，促进红筹公司加快回归A股，吸引境外优质公司上市。中期目标是成为亚洲主要资本市场，并在世界资本市场中发挥重要作用。远期目标是，到2020年上交所成为全球资本交易中心之一，是全球的资产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具备全天候交易能力，并成为亚太时区主要交易所，跻身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交易所集团之列。

战略规划还包括，上交所将加快债券市场体系建设，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大力发展指数产品、完善指数系列，建立蓝筹市场指数体系。丰富ETF品种，推出沪深跨市场ETF，加快推出跨境ETF产品。抓紧与境外指数供应机构签约，形成覆盖全球、布局完整的指数授权格局。为此，上交所与纽约泛欧交易所合作，搭建数据信息交易平台。纽交所通过该项合作拓展在中国的技术网络，为交易员和投资者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跨境服务。

债券市场互联互通

2010年10月，证监会放开了对商业银行进入交易所债市长达13年的禁令，标志着中国交易所债券市场与银行间债市的互联互通正式启动。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可在上交所挂牌，而企业债既可进入交易所市场，也可在银行间市场中进行交易。由于在上交所进行交易的主体仅局限于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而发债者则更乐意在投资者基础更为广泛的银行间债市中卖出债券。银行进入该市场能给证交所注入流动性，使投资者更容易掌控风险，并改善企业融资的渠道。

目前，中国内地债券市场的分割非常明显。就监管层面而言，债券发行的审批机构分别有发改委和证监会，甚至也有地方政府。而交易市场同样存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两个市场。即使在交易所市场，还存在上海、深圳这样的分割，以及其他一些柜台市场的分割等。

在2011年“陆家嘴论坛”上交所总经理张育军表示，争取今年所有上市的商业银行都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从而使中国两个债券市场向最终合并的可能性升温。2010年12月，交通银行已经成为第一家进入交易所债市的银行，并在2011年5月初通过海通证券完成了第一笔交易。在现有监管下，银行需通过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席位来实现交易所债券的交易。对进入交易所债市表示出兴趣的银行远不止交行一家。但围绕交易所总规模相对较小、入场者较少及流动性较差的担忧需要得到解决。

银行间债券市场具有不同的优势和特点，目前其70％的债券是银行持有，因此债券风险分担到社会投资人还有一段距离。而交易所市场以个人投资人为基础，有一个最终的社会投资人。打通两个市场“有助形成真正的价格曲线、收益率曲线”，债券市场的发展真正潜力在于以社会信用为基础。

商品期货市场大而不强

证监会国际合作部主任童道驰在2011年“陆家嘴论坛”上透露，在经济发展对大宗商品有大量需求的推动下，中国大宗商品交易量已经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第一。金融期货方面，中国启动了金融期货交易所，并允许QFII投资股指期货。

同样是在“陆家嘴论坛”上，上海期货交易所总经理杨迈军表示，中国大宗商品现货进出已经充分国际化，但由于产品限制，以及人民币还不能够自由兑换，境外投资者还不能够直接参与中国的期货交易，因此“上海价格”仍然缺乏辐射力和影响力。

虽然国内对期货市场的使用在这些年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广泛的参与，但是真正服务于大量机构投资者和实体经济，真正实现市场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的功能，还处在发展的初期。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品种如原油品种，还未能进行期货交易。中国的原油对进口的依赖程度逐年上升，2010年已经超过了55％，而且这个比例还会继续上升。在这样非常重要的、关系国家能源安全的品种上，中国还没有实现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的国内市场。

杨迈军认为，当今经济的全球化、资产的证券化、商品的金融化以及交易的网络化，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推动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影响的广度在进行。参与其中的每个经济细胞面临的市场波动、价格风险都与日俱增。因此，中国需要积极稳妥地发展衍生品市场。

中国资本市场现状

上海目前在法治、国际化、市场化、税收、金融人才、信用环境等方面与国际金融中心都存在明显差距。主要体现在：

第一，中国的司法体系缺乏透明度、独立性，以及对财产权/知识产权的保护。成熟的金融服务业需要透明、可预测、公平稳定的法律体系。20世纪上半叶，上海能成为远东金融中心的重要原因是租界采用的法律制度，尤其是英美的普通法系。此外，上海享有的地方立法权有限，在金融立法上自主权较小。

第二，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条件是信息与资本的自由流动。中国目前对网络访问与资本流动还有着严格的限制，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很低。2003年5月，中国启动了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允许外资购买内地股票。然而截至2010年底，内地批准的QFII投资者不到100家（97家），授予的投资额度不到200亿美元（197亿美元）。只要内地资本不能自由跨境流动，人民币一天不能自由兑换，上海就不可能挑战和取代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第三，落后的股票发行审批制度：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在首届“金海湾论坛”上表示，中国证券领域的改革还不彻底，国际通行的IPO模式是注册制，中国资本市场成立至今仍沿用核准制，实际操作中是审批制。在核准制的直接作用下，二级市场的股价一步到位，缺乏成长性，从而导致国内股市换手率过高（达400％-500％），缺乏长期投资者。中国应该关注证券市场的长期建设问题，尤其是应将保障、养老和资本市场相结合起来。

第四，内地的税收与生活成本高昂：香港实行低而简单的个人所得税，最高为17％；中国内地的税制复杂，而且负担繁重。个人所得税率最高达45％，且不能提供与香港、新加坡等亚太区金融中心同等水平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个税法最新修订后，月收入达38600元人民币（扣除三险一金）以上的纳税更多。在大幅降低中高级人才实际收入的同时，显著增加了生活成本，极不利于吸引金融专业人才。

过去10年来，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房价涨幅超过10倍；奢侈品价格由于进口关税原因，比香港贵20％－30％；高档汽车的价格甚至更高。香港电讯局于2011年5月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上海的手机资费水平是香港的近7倍。同时，外籍人士在上海办理居住证、申请菲佣签证的过程仍相当不便，交通阻塞与环境污染等弱点也有待逐步改进。在吸引金融人才的同时，还要营造一个让他们的家人愿意在此生活的环境。现存的上述各种问题，均使外资金融高管对中国内地望而却步。

4.中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现状与展望 篇四

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

秦贞奎唐光江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有幸参加本次会议与大家进行交流，我感到非常高兴。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秦贞奎先生及本人，对本次由中国农业部、世界银行、荷兰食品安全能力建设项目共同主办，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农业行业分会承办的 “农产食品安全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现在我想利用这次交流的机会，就中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现状与展望谈几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是当今世界上人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每年食源性疾病——因食用不安全的食品而致使数以几亿人患病，造成许多人死亡。因而，食品安全已成为全球公众健康优先考虑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食品工业的带来了大发展，尤其是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食品工业以年平均10.4%的增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食品工业的外部宏观环境和内部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变化，一是来自于社会发展，二是来自于技术进步。其结果，既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引发了一些需要进行积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在诸多问题中，我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食品安全这一世界性的问题。随着食品消费方式的变化向社会化转变，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也从个体、家庭向社会扩大，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食品安全性问题也已超越了国界，变成了世界性问题。

中国由于在食品安全的管理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有一定的差距，国内食品安全问题也时有发生，出口食品屡遭国外限制，困难重重。但是，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中国“十五”发展规划和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建立农产品市场信息、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体系”，首次把食品安全体系写进其中。朱总理在2001年7月视察国家质检总局时指示“要加强检验手段，严格把关”，决不允许具有潜在危害的食品进出国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所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别提及“要狠狠打击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制假、售假行为”，也将食品安全列为首位。在2002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食品安全更成为代表们所广泛关注的问题。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保障进出口食品、化妆品的安全，国务院批准国家质检总局专门成立了进出口食品安全局，负责全国的进出口食品、化妆品安全的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能是：一是研究拟定进出口食品和化妆品安全、质量监督和检验检疫的规章、制度；二是组织实施进出口食品、化妆品的检验检疫和监督管理；三是组织实施相关食品卫生风险分析评估和紧急预防措施；四是调查处理重大进出口食品卫生质量事故等工作。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的成立，体现了国家质对进出口食品和化妆品安全工作的重视，也标志着中国进出口食品安全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中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的法规和标准建设情况

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是我们开展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基础，也是开展和作好工作的依据，我国非常重视法律法规、标准的建设。目前，进出口食品安全的管理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等法律以及配套法规。现正在执行的共有配套法规（如：实施细则、局令、公告）100余件。我局已批准发布了与食品有关的国家标准991项，另外有关部门也批准发布了一批与食品加工有关的行业标准1100多项。同时，质检总局还加快了食品质量安全、卫生标准的制修订步伐。到目前为止，我局已批准发布了食品卫生及其检验方法、食品质量及其检验方法、食品添加剂、食品包装、食品贮运、食品标签等方面的标准986多项，其中约有大部分采用了国际标准（CAC等）。

根据我国的入世承诺，我们已组织对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进行研究、评估、调整，紧密结合SPS、TBT协议等原则要求，对已不适应的进行修改，对缺少的进行完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我国出口食品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三、中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和技术建设情况

在出入境食品的检验检疫方面，质检总局在全国设有35个直属检验检疫局，280个隶属于直属局的分支局，163个检验检疫技术中心，300多个涉及食品检测的实验室，还有两个涉及食品检测、分析的研究所，即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技术研究所和国家质检总局动植物检疫实验所。这些实验室绝大多数拥有气相色谱、液相色谱、质谱、原子吸收光谱等先进的检测仪器,在用设备达10,000余套,直接从事该项工作的专业人员达6000多人。近年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还专门建立了疯牛病检测实验室和23个转基因产品检测实验室等，掌握了国际先进的检测方法并成功地运用于食品的检验检疫工作中。

经过多年的努力，质检总局已基本建立了进出口食品质量安全的实验室技术保障体系；配备了能够满足质检工作基本需要的常规仪器设备；通过国内外的技术培训和交流，培养了一支胜任工作的技术队伍，建立并完善了实验室质量保证体系，拥有了一大批通过国际认证机构认可的食品检测实验室。

四、中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的成效

质检总局在食品安全参照国际惯例，依据我国的法律规定，结合国情实际，实施了有效的进出口管理模式。

在进口食品安全管理方面

根据国际惯例和信息资料情报，在风险分析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制定了检验检疫和市场准入政策，加强了对进口食品的检测和监管，发现并处理了不合格食品，截获了大量动植物疫情，取得了严把国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成效。

1、制定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及动物源食品中残留物质监控计划》并建立了相应的实验室，加强了对进出口食品残留的检测。

2、充分发挥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措施作用。发布了《出入境检验检疫风险预警和快速反

应管理规定》，针对在进口食品中检出了大量有毒有害物质，为防止境外有害污染食品流入境内，我局先后发布了多个进出口食品风险警示通报或通告，将有问题的食品有效地抵御在国门之外。对国外从我国出口食品中发现的问题及对进口食品提出的新要求，我局也及时发出了警示通报，要求各地检验检疫局对出口食品的监督管理要从源头抓起，加强管理，确保出口产品的安全卫生质量。

3、对进出口食品的加工厂实施了有效的卫生注册登记制度。严格食品卫生注册登记标准，只有达到标准的，才有资格从事进出口食品生产和经营活动，产品才可进入市场。近两年，我国先后发布了《进口食品国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进口食品国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范》等规章，开展了对国外进口食品厂家卫生注册的工作。

在出口食品安全的检测与监管方面

加强食物链全过程即从生产、加工、保藏、运输、销售出口每一个环节的监控是出口食品安全的根本保障。强化管理，抓好关键环节的控制是根本措施。

1．建立和完善出口农产品安全卫生质量管理体系。

要从源头抓起，推行从养殖场、农田、茶园等原产地到出口离境的全过程监管。规范农药、兽药的管理和使用，指导农场和饲养场能够科学用药，对养殖场、农田实行备案管理。明确对养殖场中饲料、饲料添加剂的使用规定，在生产过程中对农药、兽药污染和残留进行有效控制。建立健全责任兽医、植保员管理体系和责任追究制度，强化对兽药、农药、疫苗使用的管理，建立我国食品的安全卫生监控体系，保障养殖、种植环节的食品安全和质量。

2．建设有规模的出口基地，使更多的农产品和食品打入国际市场。

我们结合地方政府的产业调整工作，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管理规范的出口基地，制定出口工作计划。全面实施农产品认证制度，加大对出口生产加工企业生产加工过程的监管力度，规范出口检验检疫工作秩序，确保检验检疫工作质量，严禁不符合安全卫生的食品出口。对于进口国检出问题或遭预警通报的农产品、食品，认真调查了解原因，帮助企业整改，提高企业自身的质量意识和产品质量。

4．加快进出口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

建立在科学和风险分析基础上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是实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工作、促进国际食品贸易发展的技术基础和保障。目前我国要进一步健全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加快检验检疫、农兽药残留限量、食品卫生、食品添加剂、无公害农产品等方面的食品质量安全卫生标准的制修订步伐，并结合我国国情，积极采用国际标准，特别是国际食品法典的标准、指南和有关技术文件，提高标准水平。满足我国食品加工业的发展和食品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的需要。

5．对出口食品实施有效的卫生注册登记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对生产、卫生、检测等条件符合要求的企业，方允许注册，才有资格从事出口食品生产和经营活动，其生产的食品方可进入市场的资格。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8000多家食品企业获得了出口食品的卫生注册资格，其中有许多家符合国外的有关食品要求，达到了可以和国外先进食品企业媲美的水平，获得了国外官方卫生或兽医当局的注册资格。

6．在出口食品企业积极推行HACCP和良好操作规范（GMP）质量管理模式，以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对食品安全进行有效控制，同时，采取积极有效的出口食品检验检疫措施，确保了出口农产品和食品符合相关的安全卫生要求。

五、存在问题与展望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农产品食品安全的发展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存在一定问题。一是食品污染情况时有发生，农药、兽药、化肥等使用、管理有待进一步完善，食品污染事件时有发生。二是食品安全卫生标准的国际标准采标率仍有差距。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关于食品中农药、兽药、等有毒有害物质的标准达到8000余项，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日本等也有数千项，采标率在80%以上。而我国的食品安全卫生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与之比较还有一定的差距。三是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世界各国对食品安全卫生的要求越来越高，检测项目越来越多，检测技术指标和标准越来越高，需要加强投入。

5.中国养猪业现状与展望 篇五

政治学既是一门历史悠久的社会科学基础学科，又是一门以研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应用性学科，对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有重大价值。因此，政治学在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实际上，在欧美各国，政治学已发展成一门理论成熟、体系完整的独立学科。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DD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

6.中国金融市场的现状及展望报告 篇六

中国金融市场的现状及展望报告

金融保险二班，张进美，0806126044

目前，正在开放中的中国金融市场将面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的考验，各种国际金融大鳄会通过各种方式加大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渗透，国内金融机构也会借助于这种渗透将国际金融震荡与波动传导到中国金融市场中来。尽管目前中国金融市场是一个开放受限制而自成体系的市场，但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今天，依然会受到来自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强势的国际金融机构与金融组织会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方式进入中国，千方百计地分享中国经济成长成果，甚至于会借助于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或不开放的时差，轻易地从中国金融市场获利。同时，弱势的国内居民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却很难分享国际金融市场的成果。

中国可以从促进经济转型和本土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来促成国际金融市场的平衡。目前中国在居民和企业对外投资上的管制已经大幅放松，从趋势看，这种放松的空间还广泛存在。而从长期看，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更为均衡，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国在2008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果从理论上来尝试进行总结的话，中国的金融体系始终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求，而对投机性较高的市场保持谨慎；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对于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特别是杠杆率有着严格的要求，这一点与此次危机中一系列大型金融机构所具有的过高的杠杆率和主动承担的过高风险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预计，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活动时，也会始终持一种服务于实体经济需要、同时相对审慎的稳步推进的策略。

从IMF数据看，2007年全球GDP为54.5万亿美元，经济体规模从大到小依次是：欧盟（15.7万亿美元）、北美（15.2万亿美元）、亚洲（11.8万亿美元，但是除去日本只有7.5万亿美元）。全球的金融资产，包括银行资产、债券和股票，共有229.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421%，其中欧盟的比例最高，为GDP的549%，北美为442%，亚洲接近全球平均水平，为419%，但是除去日本只有370%。换句话说，亚洲金融资产的杠杆水平远不及美欧那么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亚洲的金融市场不够发达。

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下，中国的选择面临不少的挑战。

从特定角度看，这次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新兴市场几十年来第一次没有成为“金融风暴中心”，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家庭、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过度杠杆化：家庭过度借贷和过度支出、金融机构高风险的借贷活动等。这种“过度杠杆化”本质上反映了发达国家实体部门与金融部门的不对称。金融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创新背离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金融工具异常复杂，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长期游离于监管者的视野之外。

然而，新兴市场的状况却恰恰相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等新兴市场实体经济发展很快，国内金融业的发展虽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是依然需要继续发展。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本土金融市场不够发达，才使大量储蓄和国际收支盈余流出到国际金融市场，从而面临“资产错配”和“货币错配”风险。同时，中国特定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以及中国富有活力的增长空间，使得中国可能会在较长时期内面临贸易和资本流入的双顺差格局。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这种国际收支不平衡格局的校正，不可能完全依靠汇率的调整，而更多地需要推动国际收支结构的调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积极推动居民和企业的对外投资，也是一个重要的平衡策略。目前中国在居民和企业对外投资上的管制已经大幅放松，从趋势看，这种放松的空间还广泛存在。

过去的十几年，中国证券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迷惘到坚定、从蹒跚学步到步履稳健的成长过程，其间中国股市经历了针对“赌场论”的大辩论、股权分置改革等历史大转折。

目前，中国股市已经形成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平分秋色、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利益保持一致、交易所上市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的局面。

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朱从玖前不久在中国神华上市仪式上表示，在宝钢上市之前，上证所无超过50亿元的IPO；在中国石化上市前，无超过100亿元的IPO；在中国银行上市前，无超过200亿元的IPO；在工商银行上市前，无超过400亿元的IPO；在神华上市之前，无超过五六百亿元的IPO。

据统计，截至今年10月19日，沪深股市总流通市值为87659亿元，总市值为275365亿元；沪深两市拥有上市公司1500家，上市股票1584只。

“2020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可能会达到5000家，市值可能会达到现在的三倍，股指至少会达两三万点。”一个私募基金经理说，“交易所有合并的趋势，应该会出现整合，但是不同交易所可能会有所分工。”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教授谈儒勇勾勒了一幅2020年中国股市的情景：交易所可能改变当前会员制的组织形式，转而实行公司制，交易所的监督职能可能扩大；不仅国内的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公司可能也会“慕名而来”；产品更加丰富，可能会派生很多以股票为标的的金融衍生品，金融工具更加丰富；投资者队伍不断扩大，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进来，随着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转变，商业银行甚至也可以投资股票。

“2020年，中国股市对全球股市的影响或许可以和当今的美国相比，到时候可能全球股市都要唯中国股市马首是瞻。指数很难预测，说不定几大交易所联手推出更具代表性的指数。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股市的市盈率只会比现在低，不会比现在高。”

2020年，证券市场曾经的短板——债券市场也极有可能被补长。“2020年债券市场规模可能会超过股票市场，交易相对活跃、衍生产品多，以债券作为组合的理财和基金也多。”东莞商业银行债券分析员杨鹏说，“企业财务结构的真正需要、银行业务的转型、资本市场的发达以及机构投资者的膨胀，是推动债券市场从低迷走向繁荣的主要原因。”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普通老百姓积累起越来越多的个人财富。相关数据显示，当前居民储蓄已经达到了17万亿元左右。而随着股市等金融市场的繁荣，百姓投资理财热情高涨，截至今年10月初，沪深两市投资者开户数超过1.2亿户；基金资产净值总计已超过3万亿元，基金投资账户数超过了9000万个。

在这种大背景下，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意味着，国家鼓励老百姓除了薪酬收入，还可通过储蓄、国债、基金、投资股市等合法方式来创造财富，给“股民”“基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按照国家统计局专家的解释，“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这涉及到各种投资，比如实业投资、金融产品投资，涵盖储蓄、债券、保险和股票等。整句话核心的实质就是“让老百姓的财富保值增值，让老百姓拥有更多的财富”。

公民财产性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之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公民富裕程度的重要尺度。以美国为例，财产性收入占40%，90%以上的公民拥有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相比之下，中国目前超过1.2亿的投资者开户数，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0%。财产性收入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也较小，约2%左右。

“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法，与在2020年实现人均GDP翻两番、达到3500美元的目标，相辅相成。”一位来自金融系统的十七大基层代表表示。他指出，人均GDP的不断上升，将带来对金融服务需求乃至保险需求的快速增长。他预测，未来满足基本保障需求以上的商业保险需求，会随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多而逐步升温，且相当数量的居民会变目前的被动消费为将来的主动消费。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预测，到2020年沪深市场市值将达到60万亿元到80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而此前也有国际研究机构预计，未来1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将保持在7%-8%，个人理财市场将以年均30%的速度高速增长，成为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个人理财市场极具潜力的国家。

7.中国绿色金融市场的现状与展望 篇七

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现状

我国是较早关注绿色金融的国家之一,早在1981年就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确定》,其中规定了几项“利用经济杠杆”保护环境的政策。我国真正践行绿色金融是2007年以来,国家环保部同一行三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宣告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政策的制定与推行。2015年是中国绿色金融元年。当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明确了建立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

(一)绿色信贷市场的发展

本部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绿色信贷的国际发展

绿色信贷的提出源于赤道原则。该原则于2003年6月由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发起,要求金融机构核查项目融资中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只有在项目发起人能够证明该项目对社会和环境负责的前提下,金融机构才会提供融资。赤道原则是目前全球绿色贷款的主要标准,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绿色信贷市场的发展。其官网数据显示,全球35个国家的84个金融机构已接受赤道原则,其项目融资总额占到新兴市场国际项目融资的70%以上。

2. 中国绿色信贷市场的启动

2007年7月,环保总局、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促进了我国绿色信贷市场的形成。2012年,银监会发布《绿色信贷指引》,对银行业操作绿色信贷的流程进行规范。2013年,银监会推进绿色信贷统计制度。2014年,银监会发布《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评价指标》,超过100个指标对组织管理、能力建设、流程管理、内控管理、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3. 中国绿色信贷市场现状

截至2015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余额8.08万亿元,约为2007年绿色信贷余额的23.8倍;其中21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余额达7.01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6.42%,占各项贷款余额的9.68%;节能环保贷款余额2.32万亿元,支持了2.31万个节能环保项目。

在绿色信贷投放上,多家银行表示出了政策倾斜,为绿色信贷制定了相应产品和战略。2015年,国家开发银行制定了《关于做好2015年绿色信贷相关工作的意见》;中国工商银行印发了《中国工商银行绿色信贷发展战略》;中国建设银行发布了《中国建设银行绿色信贷实施方案》;重庆银行将环保成套设备、新型节能环保建筑材料、传统工业的节能减排技术改造等项目列为重点支持对象,对重庆钢铁集团、重庆啤酒集团等大型企业的环保搬迁项目、城市垃圾处理及污水综合治理等项目持续提供资金支持。

(二)绿色证券市场的发展

本部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绿色证券市场的启动

2007年,绿色证券由欧洲投资银行创新发行。2013年,国际金融公司与纽约摩根大通共同发行IFC绿色债券,绿色金融市场开始蓬勃发展。2015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关事宜的公告》,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绿金委”)发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为市场提供了项目筛选的基本参考工具。此后仅一个月,兴业银行和浦发银行便获准发行共计1000亿元额度的绿色金融债券,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由此启动。

2. 中国绿色证券市场现状

中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Climate Bonds Initiative公布的2016年度《债券与气候变化》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共计6940亿美元存量绿色债券中有36%来自中国发行人、35%以人民币计价。在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爆发式增长这一因素的推动下,2016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的增长可能在60%以上。

2016年7月初,中国银行发布公告称该行卢森堡分行、纽约分行同步发行了等值30亿美元的绿色债券,其中美元、欧元、人民币发行金额分别为22.5亿美元、5亿欧元、15亿元人民币。这是国际市场上有史以来发行金额最大、覆盖币种最多的绿色债券。

我国绿色债券发行主体以非上市公司、央企和国企为主,债券项目类别以清洁交通和清洁能源为主,发行品种以短融、政府支持机构债和中票为主,发行市场以银行间市场为主,发行方式以公募为主,绿色债券发行利率普遍低于非绿色债券。

(三)绿色保险市场的发展

本部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绿色保险市场的启动

绿色保险在国外通常指与环境风险管理有关的各种保险计划,其实质是将保险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工具,以应对如气候变化、污染和环境破坏等环境问题。相比之下,现阶段中国对绿色保险的定义要狭窄得多,通常仅限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即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而应向受害人承担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责任保险。

绿色保险制度在西方国家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而我国还未形成环责险法律体系。我国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有了“环责险”,主要集中在核事故责任及海洋环境责任领域。90年代初,保险公司在大连、沈阳等城市推出了单独运行,即不以附加险形式运行的环责险产品,但由于不具备相适应的政策、法律条件,市场规模很小,到9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国正式启动绿色保险是在2008年2月,国家环保总局和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决定选择部分环境危害大的行业、企业和地区率先开展“环责险”的试点工作。2013年,环保部与保监会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尝试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以政策性文件在涉重金属行业推动强制“环责险”。2015年9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强制“环责险”制度。

2. 中国“环责险”的现状

“环责险”的各个环节主要都由地方政府推动。地方政府从规划投保方案,到选择保险公司,甚至亲自说服企业投保,可谓身影无处不在。虽然政府和保险业界都对“环责险”制度的推行表现得十分积极,但是八年来,“环责险”推行情况不甚理想,目前正处于瓶颈阶段。据统计,2014年全国范围内22个省份有超过5000家企业投保,而截至2015年12月,仅剩下4000多家企业投保,并且其中大量企业没有续保意愿。从保费收入来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年保费收入刚刚突破亿元大关,相对于我国2.5万亿元的保费规模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与美国“环责险”保费每年多达40亿美元相比,中国“环责险”保费收入更显得微不足道。

(四)碳交易市场的发展

以下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碳交易市场的国际发展

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设定的减排压力以及各国减排成本的差异促成了碳排放权的交易行为,碳交易随之兴起,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开始建立碳交易市场。2013年,美国启动碳交易市场,我国启动碳交易试点;2014年,澳大利亚启动碳交易市场;2015年1月,韩国碳交易市场正式运行。在未来,全球碳市场份额可能将超过石油,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焦点。

2. 中国参与碳交易的情况

中国早已成为卖碳大国。《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种交易机制,中国的碳交易主要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交易机制进行。早在2008年,中国CDM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交易量就已占世界总成交量的84%。现在,许多承担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都在试图通过中国购买减排量,并对具有碳交易潜力的节能减排项目进行投融资。国外一些投行和从事碳交易的风投基金,如瑞典碳资产管理公司、英国益可环境集团、高盛、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都已进入中国寻找节能减排投融资的机会。

3. 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启动

由于中国碳交易市场一直都依赖国外市场,国际买家往往到欧洲Blue Next市场及美国证交所进行碳交易,使得中国对碳交易的定价完全没有话语权。中国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自2011年起开始有序搭建自己的碳交易体系。2011年11月,国家发改委宣布首批碳排放交易试点省市,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深圳、天津、重庆和湖北7个省市。2014年,7个试点已全部启动上线交易,交易的主体形式为自愿减排。国家发改委《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5年度报告》称,截至2015年8月底,中国7个碳排放交易试点累计交易地方配额约4024万吨,成交额约12亿元;累计拍卖配额约1664万吨,成交额约8亿元;截至2014年底,7个试点共纳入排放企业和单位1900多家,分配的碳排放配额总量合计约12亿吨;试点地区加大对履约的监督和执法力度,2014年和2015年履约率分别达到96%和98%以上。目前,7个碳交易试点完成了数据摸底、规则制定、企业教育、交易启动、履约清缴、抵消机制使用等全过程,并各自尝试了不同的政策思路和分配方法。

2015年9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中、美双方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同时明确了计划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将覆盖钢铁、电力、化工、建材、造纸和有色金属等重点工业行业。下一步,发改委将加快推动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及有关实施细则,强化全国碳排放交易法规的支撑,保证2017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运行。

二、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本部分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绿色金融的法律和监管机制滞后

我国目前没有制定专门的绿色金融法,绿色金融市场缺乏秩序。虽然2007年以来,环保部同“一行三会”相继出台以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绿色金融基本制度框架,但是这些法律文件多为综合性和指导性的,仅停留在部门规章层面,在实践中缺少具体的指导目录和环境风险评级标准,缺乏规范社会行为和各方权责的绿色金融法律制度体系。很多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都是靠此类规范性法律文件来约束,因而实施效率低下。2008年以来,环保部进行的四次环评执法全是通过直接叫停大项目、区域限批、流域限批等行政手段,长期效果十分有限。

政府法律文件漏洞诸多,使金融机构难以制定绿色金融实施细则。现有法律文件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机构重复和职权交叉,政府相关部门关系不明,甚至不同立法文件之间内容矛盾。这些漏洞使具体实施过程中相关规定被不断弱化,金融机构也难以制定相关的监管措施及内部实施细则。立法层次低制约了法律和监管制度的效力。例如,绿色保险中,“环责险”的主要依据仅是国家环保部和保监会联合发布的两份部门规章;排污权可交易的法律地位至今尚未明确。这些绿色金融领域存在的法规不严、监管不力等问题削弱了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力度不够,补偿和激励政策缺失

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的积极性不高,“高碳型”贷款客户结构依然持续。很多金融机构尚未将绿色金融全面纳入其业务经营中。据清晖智库统计,目前绿色金融在中国商业银行资产的比重不足2%。绿色信贷已经是我国绿色金融市场最主要的产品,但商业银行发展绿色信贷的积极性依然较低。《中国低碳金融发展2014年度报告》表明,总资产排名较为靠前的18家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占总资产比例约为1.81%,其中排名第一的兴业银行绿色信贷占比也仅只有3.46%。由于我国产业结构长期以来较为传统,商业银行自然形成了以制造业客户为主体的“高碳型”贷款客户结构;如果商业银行支持节能环保企业和项目,就面临了较长的投资周期、较大的市场不确定性和较高的贷款风险。如果商业银行短期内大幅度减少制造业客户贷款,就势必影响营业收入,所以商业银行的绿色贷款积极性难以提高,“高碳型”贷款客户结构依然持续,制约了绿色信贷规模的扩张。

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缺少政府的支持。商业银行主要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而目前绿色金融盈利较小,很多商业银行自然不会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到绿色金融的业务上。如果希望金融机构加大绿色金融的发展力度,就需要一定的补偿和激励机制。但目前缺少贷款风险补偿金、贴息或奖励政策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的积极性。

(三)绿色金融实践主体和产品类型单一

目前,我国绿色金融产品结构和种类都较为单一,主要依赖于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政策,证券、保险、信托等其他金融机构参与较少。而商业银行现有绿色信贷产品线涵盖的产品品种也较单一,仍以传统流动资金贷款为主,同质化倾向较强,产品创新力度不足。绿色保险因其承担的赔付金额过大、承保的范围狭窄,经营风险远高于其他商业保险,保险公司的积极性低;大多数污染企业没有对污染事故的责任意识,“环责险”的投保热情也不高。专门的绿色证券非常少,也没有权威的绿色债券数据统计,上市公司的环评绩效评估仅在部分地区进行了试点。碳市场发展同样缺乏创新。天大研究院“中国金融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发现,“尽管中国国内金融业在把握气候变化领域的金融创新,如绿色信贷、结构化理财产品、碳基金等方面有许多亮点,但与国际市场上不断创新演进的绿色金融衍生品,如CER/EUA期权、1 CER/EUA期货、CER/EUA互换、承兑CER等相比,这些局部意义上的创新无论从广度、深度还是从规模来看,都与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发展的巨大空间不相适应”。

总体来讲,时下中国绿色金融产品主要面向大型环保类企业和大型清洁能源、节能减排项目,无法满足中小型环保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求,也缺少针对个人、家庭的产品。单一的产品类型导致绿色金融难以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影响力难以增长。

(四)缺乏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

企业对环境信息的隐瞒、谎报现象严重。绿色金融的投资者必须掌握充分的企业环境信息才能判断哪些企业是绿色的、哪些是污染的,从而加大对绿色企业的投资,减少对污染性企业的投资。然而,目前企业对环境信息的隐瞒、谎报现象十分严重。尽管环保部早已于2007年发布《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要求把企业环境信息纳入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但由于该要求缺乏强制性,截至2015年7月,只有20%左右的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大部分企业都没有披露。自2015年开始实施的新环保法第55条要求,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如实向社会公开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接受社会监督。然而只有极少数公司披露了关于废水或废气排放不达标的负面信息,大多数企业“报喜不报忧”;而40%左右的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只是简单陈述,甚至一笔带过,并没有足够的相关数据支撑,根本不能满足银行和投资者对信息实质性的期望和诉求。

环保部、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联通机制。2014年央行征信中心与环保部政策法规司签署了信息采集合作文件,由环保部提供环境信用信息给央行,纳入其征信系统《企业基本信用报告》并在全国范围内共享。可时至今日,央行征信系统内的环保信息涉及的企业范围还很窄,对大多数不属于国家监控范围内的企业,金融机构只能通过实地调查或媒体报道获得其环境信息,有的甚至难以获得,或者难以核实信息的真假。近两年来环保执法力度加大,又出现了一些企业因为污染治理被关停而导致信贷资金无法收回的情况。于是,很多银行主动找到环保部,希望加强沟通,由环保部提供一些重要的环境违法信息。

环境信息披露和共享机制的诸多漏洞阻碍了资本市场向绿色产业的资金配置,金融机构在环境评估、绩效审核、信贷资金发放与绿色金融的预期目标存在较大偏差。

(五)碳市场建设滞后

我国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理应是全球碳市场的主体之一。但是目前我国碳市场建设滞后,缺乏全国统一有效的碳交易市场,在碳金融服务上国内金融机构参与不足,缺乏碳期货、期权等各种金融衍生品和金融服务支持,因而错失了在国际碳市场的定价权和主导权。2011年10月底,国家发改委批准了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旨在为2017年全国性碳市场的启动做好前期准备,却也导致了碳交易平台割据的问题。目前,不同区域之间的碳资产定价差异巨大:根据碳排放交易网的数据,2016年7月以来,成交价最高的北京环境交易所与成交价最低的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之间成交价的差异超过40元。这种分割的碳交易不利于实现碳交易中准确定价、公平分配的要求,会导致高排碳产业在不同地区之间转移,使得市场套利空间巨大,从而使碳交易市场的减排效果大打折扣。

三、推动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建议

推动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提出以下七个方面的建议。

(一)推动绿色金融立法,加强执法

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绿色金融制度。我国绿色金融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未来应参照赤道原则并借鉴国际银行的做法,制定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碳交易市场的业务实施细则,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绿色金融制度。一是在对《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相关法律进行修改时,加入“绿色”元素。二是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明确并加大环境污染者的法律责任。在国家立法为主的前提下,鼓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因地制宜制定绿色发展的地方法规,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按照民事责任为主,刑事、行政责任为辅的原则,强化有关责任部门的执法权力,加大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激发企业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的内在动力,促使金融机构自发地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和推行绿色金融。加强执法,提高企业违规成本,让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自2015年开始实施的新环保法被公众评为“史上最严”环保法,真正发挥新环保法的作用需要“史上最严”执法的配合,从而为绿色金融的发展开创良好的法制环境。

(二)建立绿色银行体系,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

由政府作为发起人之一组建一家专业从事绿色投资的银行,并逐渐形成全国性的绿色银行体系,从而分担私营企业的投资风险,鼓励社会资金进入绿色产业。应该在三个层次上建立我国的绿色银行体系。首先,在国家层面建立“中国生态发展银行”;其次,在地方层面积极试点建立民资控股的绿色银行,以形成全国范围的绿色银行体系;最后,在现有机构层面,大型银行可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股份制银行及中小银行也可以事业部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绿色专项信贷。一方面,金融机构应加强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梳理发达国家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经验,通过贷款、股票、债券、理财、担保、租赁、信托等多种金融工具,投入充足的人力、物力,形成更加多元化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另一方面,政府应提供相应的培训和技术支持,扩大市场参与主体,鼓励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深入参与绿色金融业务。

(三)完善绿色金融项目的优惠机制

综合运用财税、费用补贴、市场准入等方面的优惠,合理分散金融机构对绿色项目融资支持的信贷风险。适度降低商业银行在绿色金融项目中的营业税税率以及相关所得税税率,健全财政对绿色贷款的高效贴息机制,简化审批流程,引导社会资金进入绿色产业。

(四)建立有效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共享机制

通过立法强制性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虽然国家已经发布了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文件,但这些制度在一些地区形同虚设。因此,应在修改证券法的过程中,强制性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首先要制定详细的、可量化的披露标准,可以先在污染性行业试行,然后逐步覆盖其他行业。

推广绿色评级、绿色指数体系。商业银行和央行征信中心应研发绿色评级系统,为绿色企业和项目提供更有利的评级,以降低其融资成本。一些公益性的专业机构可以发布一些绿色指数,从而既鼓励了绿色企业,又督促了污染企业。

建立公益性的环境成本核算体系,共享数据库。英国公司Trucost提出了“自然资本负债”(Natural Capital Liabilities)的概念,通过建立环境模型和专业测算来量化大气污染排放、水资源消耗、垃圾生成等造成的环境成本。政府可参考Trucost公司的做法,将环境成本核算体系引入环境影响评价、企业环境管理、排污许可证发放等环境管理机制,并将环境成本核算的结果数据库公之于众,降低投资者对绿色项目的评估成本。

构建金融机构、环保部与金融监管部门的环境信息共享平台。及时沟通企业环境信息、环保技术信息、行业标准等,将环保认证、清洁生产审计、限期治理、环境违法等信息纳入金融部门征信系统,使金融机构能有效评估企业的环境风险。

(五)建设绿色股票指数体系

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工企业在我国主要股票指数的构成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机构投资者自然将同样大比例的资金投入到了高污染行业,加剧了污染型的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为了引导资本市场更多地投资绿色产业,应该建立绿色企业占比较高的股票指数体系。

(六)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碳市场

在加强立法和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合理规划配额和交易机制,充分发挥价格对减排者的激励作用,提高市场流动性。在重点流域和大气污染重点区域、试点跨行政区域排污权交易,建立污染排放总量与环境容量匹配性的定期评估与调节机制。研究推进碳期权期货、绿色金融租赁、节能环保资产证券化以及与碳资产相关的理财、信托和基金产品、节能减排收益权和排污权质押融资等。

(七)加强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

为了确保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国际绿色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国家利益,我国应积极参与绿色金融相关国际合作项目,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共同制定全球统一的绿色金融制度,联合组建国际性的第三方环保评估机构,共同培育绿色金融产品的国际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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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养猪业现状与展望 篇八

关键词：农村 素质教育改革 义务教育

一、我国农村教育状况

多年来，我国农村教育主要以应试教育为主，以填鸭式课堂教育、题海战术、死记硬背、严格严酷的教育方式甚至体罚学生、本本主义等落后的教育模式为主。这种落后的教育模式虽然可以使大部分学生遵纪守法，“认真学习”，掌握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且在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但是这种落后的教育模式，会极大地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意识，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还处在身心发育不完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渐形成之际，会严重固化学生的思维模式，我国现行的学校教育是打着：努力地培养“学业智商高”的人才的口号，而忽视了培养社会所需的多层次创造性人才。

二、素质教育改革的提出

中共中央于1994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基础教育必须从‘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又明确提出，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这就以法规性文件的方式，确立了素质教育在基础教育改革中的地位。

三、我国农村素质教育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虽然中国农村素质教育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全国性的素质教育改革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但是由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思想、文化的千差万别，使得素质教育改革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问题和困难。

（一）农村教育观念落后，对素质教育的理解产生偏差

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在地域上、经济上、文化上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使得教育观念落后，对素质教育改革缺乏全面完整的认识。多数学校只是形式上应付上级教育部门要求的改革方案，但实际上仍以应试教育为本，以学生的升学率和考试成绩为考核教师教学成果和水平的唯一标准，忽视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发展，创新能力、想象力和创新的思维模式的培养，阻碍了素质教育改革的推进，严重背离了素质教育的轨道。

（二）农村基础教育教学软、硬件条件的不足

当前，农村教师队伍师资力量较为薄弱。教师年龄老化，教学水平和知识水平落后，难以引进高水平的年轻教师，音、体、美、德育、英语、计算机等学科专业教师普遍缺乏等现象广泛存在。同时，在硬件方面，校园设施陈旧落后，缺乏基本的素质教育教学设施等问题依然突出，尽管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但是在硬件条件方面相比城市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基础教育教学软、硬件条件的不足阻碍了素质教育改革的进程。

（三）农村家庭教育的缺失和不合理

在目前广大的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大量存在，许多中小学生由爷爷奶奶照顾，且大部分家长文化水平低，不懂得正确的引導孩子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普遍存在溺爱、放任、严酷管教、体罚等不正确的家庭教育。且大部分家长并未认识到家庭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认为教育是学校的事情，把孩子教育的责任全部推给学校。这种落后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思想认识，极大地阻碍了素质教育改革。2013年，在山东农村一所小学，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学生小明和小东在课余时间玩耍，小东不小心将小明的手夹到，经过医生检查后并无大碍，但小明的家长却经常去学校里闹，要求赔偿，最终事情以老师赔偿2000元告终。由于家长的溺爱和放任，本身道德知识水平有限，造成学生养成了大量的坏品质，老师之间也形成了不敢教，不敢管的气氛，当然这是少数，但这部分学生的成长更大程度上受家长教育和文化水平的制约，因此，应该在村里通过海报广播等途径宣传有意有利的道德观价值观。

（四）农村素质教育改革的副作用

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自身身心还未成熟，自制力低下，在宽松的教育环境下放任自流，造成了懒散、傲慢、以自我为中心、道德品质下降等问题，不认真学习，逃课，沉迷网络游戏，荒废学业，甚至出现违法犯罪等行为，这是目前农村素质教育改革主要出现的副作用。

四、我国农村素质教育改革现状的反思和展望

目前，我国农村素质教育改革出现的问题和困难正是改革带来的阵痛，面对困难，我们不能退缩，要积极寻求改进方法，来攻克当今农村素质教育改革带来的问题。

（一）改进农村素质教育改革方案

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广泛征询基层教育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广泛考虑学生，家长的意见，对素质教育的具体实施方案进行有益的改进和调整。

（二）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软硬件条件

国家需要大力提倡和引导杰出的青年教师和优秀的师范生到广大的农村去工作，缩小城乡教师薪酬待遇差距，并且为农村教育工作者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和发展通道，提高农村基础教育师资力量。

（三）提高农村家庭教育的水准

家庭教育在孩子的成长阶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农村地区家庭教育落后，农村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开展大量的讲座、宣传杂志、广播等形式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进行培训，并且进行后期跟踪交流等形式不断提高农村地区家庭教育的水平。

（四）引导农村中小学生利用素质教育平台提升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