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诗集

竹林七贤诗集（共5篇）

1.竹林七贤诗集 篇一

魏晋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人“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公元241～249年以来，魏齐王曹芳在位。此时，曹氏宗室势力日微，大权渐落到司马氏手中。司马氏为了巩固、扩大自我的势力，一面大肆诛戮曹氏王室，一面屠杀倾向曹氏集团的文人，造成了极端恐怖、黑暗的政治局面。曹芳当时的年号为“正始”，正始作家就以“竹林七贤”为代表，其中以阮籍、嵇康的成就为最高。

阮籍(公元210～260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因为当过步兵校尉，人称“阮步兵”。阮籍崇尚老庄哲学，蔑弃礼教，行为佯狂放诞，对当时的现实极为不满。他曾用沉醉六十日的方法逃避司马昭的联姻要求，以酣醉对付司马师兄弟所宠信的钟会对他的陷害。他平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最后保全了自我，幸免于难。他留下来的作品主要是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诗的资料主要是写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忧生的嗟叹，多用比兴，托意深远。对虚伪的礼教表示了极大的厌恶，对统治者的荒淫腐朽也有所揭露。

嵇康(公元223～262年)，字叔夜，谯国轾(今安徽宿县西)人。少孤，有奇才，美词气。与魏宗室联姻，拜中散大夫，人称“嵇中散”。他与阮籍一样，崇尚老庄哲学，蔑弃礼教。但是，嵇康性情刚直，锋芒外露，公开发表“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言论，直接与司马氏集团对抗，最后被司马昭以“乱群惑众”的罪名杀害。他主要的文学成就是散文，鲁迅辑有《嵇康集》，较为完善。

山涛(公元205～283年)也是河南人，字巨源。在崇尚老庄哲学方面，与阮、嵇同道。他与司马懿有亲戚关系，见到懿与曹爽争权，就隐居不问世事，司马师继位时才出仕做官。做官后，又欲拉嵇康出仕，嵇康就跟他绝了交往。

向秀(约公元227～272年)也是河南人，字子期。曾为《庄子》作注，未成而卒。他的《思旧赋》情辞沉痛，很有名。

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与阮籍并称“大小阮”。善弹琵琶。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也是一个不拘旧礼法的文人。

王戎(公元234～3)是山东人，字溶冲。善清谈，但极悭吝。他广收八方园田，积钱无数，常自执牙筹，昼夜计算。当时人都讥讽他。

刘伶与嵇康都是安徽人，字伯伦。晋武帝时答对朝廷策问，强调无为而治，以无能罢免。他好饮酒，作《酒德颂》，对礼法表示蔑视。曾有一件这样的事：一次客来见他，他不穿衣服。人家责问他。他答道：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中来?怪诞行为，可见一斑。直到这天，名酒还有以刘伶命名的。

阅读精选(2)：

七贤简介

嵇康

嵇康嵇康(223～262)，字叔夜，三国时曹魏文学家、思想家与音乐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竹林七贤”之一，世称嵇中散。善于音律，创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合称“嵇氏四弄”，与东汉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本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先人因避仇迁家谯郡县(今安徽濉溪临涣镇)，因家居侧有嵇山，故改姓嵇。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其罪证之一便是《与山巨源绝交书》。

当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曲毕，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从容赴死，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一样，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于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这首绝唱而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爱好打铁。曾被孙登说：“保身之道不足”。在人生哲学上，他的主张是：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个性凌厉傲岸，旷逸不羁。

搞笑的是，嵇康临刑前，对儿女最放心的安排是，叫他们投靠山涛(山巨源)。而在嵇康死后，山涛一向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一样”的佳话。

阮籍

阮籍(210-263)，三国时期曹魏末年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一样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寄寓情怀，构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A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另据史料记载，因为阮籍才华横溢，在当时名气很大，掌权的司马集团很想拉拢他，但阮籍和司马集团总是若即若离。阮籍以前当过司马集团给他的一个官——东平太守。他骑驴上任，进了衙门便令人拆去隔墙，十几天后又骑驴离开了，好像开一个玩笑似的。之后他又主动要了一个官干，当了一名步兵校尉，其动机就是看上了步兵营中有一位厨师很会做酒，而且营中藏有美酒300斛。在两任官职期间，他也每日只是与刘伶饮酒吃肉，成天醉倒在酒乡里，从不发表任何政治见解。之后，晋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遂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十分大。

其实，阮籍在的成长过程中，他的思想、态度是经历了很大的变化的。幼时的阮籍所理解的是很正统的儒家教育，并未接触过真实社会、只沉浸在书本中的阮籍一向到青年时期都还在受此影响。他的真实想法是，当今世道大乱，唯有依靠儒家的思想教育民众，方可实现救赎，而能做到这些的，又舍我其谁?他的这种思想在他的早期作品《乐论》中可见一斑，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如这天下大乱，世风不古，可透过音乐来救赎人心，美乐至则民心顺。胸怀大志的阮籍走向社会后，透过与一干人等的接触、对社会的观察思考，渐渐认识到，儒家思想只但是是统治者的一个工具，要实现太平、实现自我心中那种完美的愿望已经不可能了。

于是他不得不很悲痛的转投了老庄一派，原因是，在老庄的世界里，在竹林的世界里，虽然不能够“平天下”，却能独善其身，持续自我心灵的自由完美，畅然物外，其亦乐哉。但是阮籍并没有完全的去适应，尤其在司马家发动“高平陵政变”篡夺政权之后，阮籍选取了彻底放纵自我，选取了逃避。他常常自我驱车，任意游走，行至路穷处便放声大哭。他很痛苦。这是一种最悲凉的痛苦。

山涛

山涛(205—283)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于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山涛虽在竹林七贤年龄最长，但是很晚才开始为官。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喙，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晋书·山涛传》他第一次做官大约在正始六年左右没当多久就逃走了。山涛初次入仕时间极短，到正始八年就开始同嵇康、阮籍同做竹林之游。短短的几年隐居生活後，山涛开始了第二次入仕。山涛第二次入仕与婚姻有关，他的堂姑奶奶山夫人的女儿张春华就是司马懿的原配妻子，司马师和司马昭的生母，之后被追封为晋宣穆皇后。他在此後的三十多年的官场生活，还是对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作用，他为当时的晋朝选取了超多人才，在当官时选贤任人，对自我约束甚严，对于贿款而能一向坚守其节，在那时的政治风气下实属不易。

山涛是司马氏政权的骨干力量，所以历代文人从正统观念出发对他有所非议，甚至被後世视为“贰臣”然而就如此断定山涛的评价，不免也失之公平，因为当他在为官期间并未有迫害曹氏成员的记载，更没有杀害过正直之士，而是对有才之人大力提拔，这对社会是有很大的用心作用的。拜赵国相，遣尚书吏部郎，文帝与涛书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念多所乏，今致钱二十万，b二百斛。《晋书·山涛传》由上可知山涛在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并没有像一些官僚那样大肆兼并，生活奢华，而是雅操清明。他为朝廷选拔人才，并不营私结党，而是选举任能。山司徒前後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提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

有此可知山涛与其他竹林七贤有其相当的差别在于任官方面，他的用心出仕跟其他人来比的确有一段差距，他曾三次举谏阮咸为吏部郎，虽然嵇康写了与他的“绝交书”，但嵇康的儿子嵇绍之后也是由山涛举谏而进入仕途的。山涛一生的宦途生涯几近似十年之久，从四十岁开始任郡主簿，功曹之职，因预见曹爽的被杀而隐居不仕，但是不久之後又即被召回，以後任官于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的三代政权，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得力助手，他与阮籍嵇康不一样，他的一生鲜少有反司马氏思想，反而紧密的围绕在司马氏政权左右，并成为司马氏晋王朝的开国功臣。在他的职历中最重要的是尚书吏部郎吏部尚书尚书仆射等职，这些都是属于吏部的官职，其职权是以派任官吏人事为主，属于中枢性的部门，这务必通晓官界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同时还需有识人的气度，这对一向以自我的政治器识为豪的山涛来说，正是适得其所。

与其他六贤之差异：山涛虽然年轻时崇尚老庄思想加入了竹林七贤之列，但是本质上他却不是一个浪漫的文学家或忘情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拘守世俗礼法的.彬彬君子。山涛的性格基本上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真能忘情逍遥世外的人，他还是身在红尘之中有野心想立身扬名于世，只但是因他政治上的远识，使他在政争最厉害的时候避世远遁，一旦机会来了他还是会出仕的，他与嵇康阮籍之交也可说是偶有交会迸出的火花罢。所以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到“足下傍通多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所谓“偶与足下相知耳”正道出了这其中的实情。

对《与山巨源绝交书》这一节略做补充。其实，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在另一个层面上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我的好朋友，有了这封绝交书，就不会因为自我不配合政府的态度而连累到好朋友。之后嵇康被杀害，临死前把自我的儿女托付给山涛，留言：“巨源在，汝不孤矣。”山涛为人磊落大度，生活节俭，做官但是多要求什么，对待朋友赤诚坦坦。后世者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牵强附会。

向秀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名教”与“自然”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逍遥”，但“君臣上下”亦皆出于“天理自然”，故不能因要求“逍遥”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他又与吕安同在山阳地方灌园以自给。山阳是嵇康住宅所在之地，可见他们三人交往甚密。但是种田、栽培蔬菜并不是他们的嗜好所在。以田园工作换取生活所需，一旦有了空闲，就相携出游于大自然间，逃脱政治的黑暗樊笼，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虽然他们三人的行止如此亲近，但向秀的性格却是与嵇、吕相异，嵇康傲世不羁，吕安放逸而超迈俗人，向秀则好读书，所以常被他们所嘲笑。三心灵的交流从向秀的《思旧赋》可看出：“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不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

据晋书本传的说法，向秀是喜好老庄之学的，但是从年轻时就喜欢读书的向秀，对儒家思想也是相当有研究的。他二十岁时，曾写过一篇《儒道论》，从他之后的《庄子注》一书中的思想满能够约略猜出，这篇文章大约是想将儒道两家的思想做一调和。(《儒道论》现已失传)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

向秀有感于历来读【庄子】的人虽然很多，但为之作注者却很少，便想替【庄子】作注，完成此工作後，请嵇康、吕安批评，看完之後，几乎给予一致的赞叹。可见向秀的【庄子注】确乎超越了有旧家的注解，而直通庄子的心灵，故颜延年的【五君咏】：“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晋书】本传：“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史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今日向秀的【庄子注】已佚失，其中一些佚文散见于张湛的【列子注】中。向、郭的【庄子注】，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哲学著作，也是当时崇有派的代表作品，其中许多观点是和贵无派对立的。这部著作，力图把道家学说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而且，更多地从儒家观点修正了道家的学说。何晏、王弼的贵无学，主张不要干涉门阀世族的特权，使世家大族的利益得以无限地扩张;而何、王的贵无论，到向、郭崇有论的转变，反映了魏晋时期门阀世族的内部争权及发展过程。

祟有论：在本体论方面，向、郭不赞成贵无派「无能生有」理论，提出了「物各自造」和「造物者无主」的说法。认为万物的构成和变化都是「自我而然」，万有本身就是自足的，在万有自身以外并没有生化万物的独立实体;所谓无，只意味著万有的自生自得;万有都是永恒存在的，虽变万化，终不能归于无。这种学说，否定了道和无生化万物的观点，肯定了万有的实性。但这种学说也同时否认了万有之间在时间上有因果的联系，否认了万物进化的过程。

这种崇有论，表此刻社会问题上，提出了“天理自然”和“安分自得”的人生观，得出了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结论，认为自然和社会的秩序都是自然而然的，人物的各种差异和它们所处的各种地位也都是天然合理的;万物安于自我所处的地位，不追求自我分外的事情，自然就会感到自由和快乐;无为并非消极无所作为，而是所作所为不应超过自我的本分;圣人身居富贵之位，同样能够享受山林隐士的清高生活等等。所有这些观点，在于论证名教并不违背自然，要求社会各阶层都能于自我的等级名分，以巩固已有的秩序。

难养生论：向秀的思想之有异于嵇康，尚表此刻他的【难养生论】一文中。【养生论】为嵇康的作品，文中主张寡欲养生，而向秀却持反对的看法，他的这种思想是将魏晋时已经盛行的老庄思想中尊重自然的想法加以推广，但是从他的表现和论理过程，能够明显地看出他已是站儒家的立场。纵使他对老庄思想有极度的兴趣，但却不曾以此来做为他生活态度的指针。所以，後来嵇康和吕安被处死的事件发生时，他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受到当朝者的注意，准备援引为官。这也是他们思想的歧异之处。曾与司马昭的有过对谈，司马昭当时掌握实际政权。

嵇中散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蹉。(箕山是山名，传说尧要让位给巢父、许由，二者不愿理解，就隐遁在箕山，故箕山之志即隐居之志)，即使向秀在处理实际问题和思想与他的两位好友有很大的不一样，但他们在互相争论中愈亲密，因此他对于两位死于非命的好友，那种痛惜哀伤之情，是发自本心的。自洛阳归山阳嵇康旧居时，忍不住写下了有名的《思旧赋》，文中所表现暗藏的政治黑暗与恐怖，呈现消极抵抗政治的态度，司马昭死後，向秀仍继续做他的官，只是极不得意。晋书本传说：“後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不任职、容迹而已，可看出他仅挂个做官的空名，还能持续这个空有其位的空名罢了。

刘伶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市)人。“竹林七贤”之一，擅长喝酒和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他身高仅一公尺四十，不仅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的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因此也加入了七贤的行列。他在官职方面，做到建威参军。据说在泰始年间，他初上意见书，主张“无为而化”之说，却被斥为无益之策。当时同辈们都得到高第官位，只有他被罢了官。罢了官以後的刘伶，更是日日“醉乡路稳宜频到”，最后嗜酒寿终。反而在那文人动辄被杀的乱世得以苟全性命而寿终，也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

《晋书》本传记载说，他经常乘鹿车，手Y抱著一壶酒，命仆人提著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那有地方能够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最后把拳头放了下来。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W然已醉矣。(有一次，他的酒病又发作得很厉害，要求妻子拿酒，他的妻子哭著把剩馀的酒洒在地上，又摔破了酒瓶子，涕泗纵横地劝他说：“你酒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请你必须要戒了吧!”刘伶回答说：“好呀!但是靠我自我的力量是没法戒酒的，务必在神明前发誓，才能戒得掉。就烦你准备酒肉祭神吧。”他的妻子信以为真，听从了他的吩咐。于是刘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来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

，慎不可听。”说完，取过酒肉，结果又喝得大醉了。)

从这骗取酒肉的事件，我们能够看到他滑稽多智、放荡不羁的一面。不但是人，就连鬼神也不放在眼中。关于喝酒，竹林七贤Y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喝酒，但刘伶却独以酒而闻名，可见他的酒量之多。他的喝酒，或许同阮籍一样，是因为受逼于黑暗的政治，污浊的社会，但他确能沉醉在酒乡的混沌世界中，不像阮籍、嵇康是充满著愤懑之心的，阮籍甚至还在酒后吐了血。他喝酒的方式也是极其豪迈的。伴随著狂饮而来的，自然是行为上的放荡。

刘伶是个醉鬼，他的思想接近庄子。刘伶经常沈湎于酒中，无视礼仪，任性胡为。从嵇康、阮籍那Y学到一些皮毛，放荡荒唐、玩世不恭者有之，学识胆量皆无，终日醉醺醺。他好赤裸身体，时常在家Y脱光了衣服饮酒。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客人进屋找他，假如有人来讥讽他，刘伶大言不惭，他就傲然地说道：“天地是我的房屋，室内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Y来?”)此外他更将这种境地，表此刻他那篇著名的文章DD《酒德颂》中。“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活在污浊的乱世，却又无力挽救当时的社会，刘伶只好放浪形骸，同时阮藉著酒醉的言辞行动，来表示他憎恨虚伪的道德礼教，以及自我内心对自然纯真的追求。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提壶，唯酒是务，焉酒是务，焉知其馀。有贵介公子，|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Z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电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攘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待侧焉，如踝赢之与螟蛉。

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有所谓大人先生者，他将宇宙看做是自我的家，以为一万年但是是转瞬之间而已，他随著自我的意思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行也好止也好，只有酒是他的乐趣，其他的乐趣他瞧都不瞧。贵公子、|绅处士们，听到他的风评，没有一个人怒目相向的，拿礼法来非难他。但先生手中却不停地拿起酒杯，拂去落在髯上的浊酒，陶然醉倒。他不觉寒暑，也没有利欲之情，将这个世上的杂然万物，完全看做是漂流在大河上的浮萍。”这样的人生观，也不外是“齐祸福、一死生”的老庄思想。《晋书》本传说他：“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未尝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颂》一篇。”在文章中，他藉著所谓的“大人先生”寄托了他求追精神自由的心境，并攻击那虚伪的世俗礼教中的贵公子、|绅处士。全文充满了奔放自在的讽刺意味。

阮籍虽然厌恶那个社会，但他却不得不活在魏朝的官僚社会Y，尤其与专权的司马氏有著若断若离的关系，使得他满腔的苦闷，一旦发出来。便成为锐利痛快的怒骂(《大人先生传》)。而刘伶则与之相反，一开始便在官场上不得意，不被那个官僚社会所理解，因此他在《酒德颂》中对于礼法之士所表现的不屑，便尽是一片揶揄嘲笑的态度了。

阮咸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之侄，与籍并称为“大小阮”。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直颈琵琶，直颈琵琶后改称阮咸，简称阮。阮咸不仅仅擅长演奏，也精于作曲，唐代流行的琴曲《三峡流泉》据说就是他所作，李季兰在同名诗中有“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的诗句。195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持阮弹奏的阮咸画像，神情专注。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杆挂大布犊鼻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在七月七日这天有晒衣习俗，阮咸家贫，竟以长杆挂犊鼻裤(短裤、贫贱者之服，魏晋名士夏日喜欢穿犊鼻裤，表示洒脱)于院中，与北阮纱罗锦绮构成对照，自然地表现出阮咸任达不拘礼节，然而亦说明，阮咸虽家贫，而其士族之优越门第和身分并不减。阮咸虽未能免俗，但所作所为亦不一样流俗。这时候的他其实还只是个少年，但作风却也与阮籍不相上下，而那位以“穷途之哭”而著称的阮籍，就是他的叔父，两人合称为“大小阮”。虽然叔侄间有辈分差距，但却不拘形迹，经常像朋友一样共同游息，那种放浪不羁的生活作风，也的确各有千秋。

阮咸和阮籍一样，生平也很鄙视礼法。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崇尚老庄之说，鄙视种种所谓的繁文缛节;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当代权贵们的一种实际抗议。由于此时的政治主流乃是以礼法为主，主张“以孝治天下”，不一样于曹操当时的“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把原本抛弃了的礼法，拿来当成为巩固权位的藉口。阮籍曾愤懑地说：“礼教岂为我辈而设。”而阮咸也在母丧期间，穿著孝服，骑驴去追自我私恋的一个鲜卑婢。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这种超越自古的传统礼制，其实都是对礼法尊严的一大讽刺。因为当时的礼法已经失去它原先的好处。在当时礼法甚严，阮咸纵情越礼，放浪自适、饮酒享乐的行为，或多或少阻碍了他的仕途。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G斟酌，以大Y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读完此文，其实猪也是天地万物所生，又何必区分地位的高低及卑贱。想想仲容与群猪为Y共饮盛况，也能体会他“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那种放达不羁的豪气。且阮咸的“达”是任意而为之，随心所欲，较不一样于阮籍的“达”是因对世俗礼法无奈而为之，这是他们两个不一样之处。然而这些行为，在名教社会，有冲击礼法和解放个性的用心作用。因为在当时，一些礼法之士卑鄙而无气节，名士们的不拘礼法恰好是对礼法虚伪的揭露及抗议。因此，不拘礼法仅只是其一方面的表现，而还有另一方面的表现。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

(晋书阮咸传)说：“山涛举典选，曰：『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这对阮咸是很高的评价，阮咸虽不拘礼法，而能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不为外物移心，这乃是老庄玄学之素养，越名教而任自然。这证明不拘礼法乃其表现形式，而贞素寡欲为其内心世界，此乃名士的精神本质。如果仅有不拘礼法，则但是是狂人，是不能成为真正的名士。只可惜，晋武帝仍以阮咸的沈溺于酒乡，不予以重用。

七贤之中，除了阮籍、嵇康对音乐有深厚的素养外，阮咸也是杰出的音乐天才。他虽然名列“竹林七贤”，但他的文学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反而是因音乐上的成就而为世人所认识。颜延之说他：『达音何用深，识为在金奏』即是赞扬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很高。荀勖善解音声，时论为之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夫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于是伏阮神识。

阮咸的神解，当比荀勖解为高，阮咸是真正了解音韵的，他之所以批评荀勖，本来也是出于好意，期望他能够发现自我的缺点，有所改正。无奈荀勖本人，心高气傲，自以为音乐造诣旷世无敌，应对阮咸的指责，更视为是存心捣蛋，并在晋武帝前进谗言，贬除了阮咸的职位。但也由于这样，而使阮咸在中国音乐史上获得地位。由此可发现，『酒与音乐』正是阮咸生命中的两大精神支柱。

如果说，嵇康是当代的操琴名手，那N阮咸就是当时的琵琶大家。武则天在位时曾有人在古墓中得一铜器，身正圆似琵琶与「竹林七贤图」中的阮咸所弹的那件乐器相似，当朝太常少卿元行冲认为乃晋朝时阮咸所作器也，于是命令属下，改用木头照著这个铜器的形状来制作，弹出来的声音高雅、清亮，再加上阮咸本人善弹此琴，所以这种一度被称为中国琵琶或汉琵琶的乐器，就有了自我专用名称-----『阮咸』。阮咸又分为大、中、小阮，其实都是同一种，只是大小不一样。【阮咸作品选】1.律议运造声高，高则悲。夫亡国知音哀以思，其民困。今声不合雅，惧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长短所致。然金钟磬是魏时杜夔所造。不与月上嘤Γ音声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时人为之，不足改易。注：运造声高：中书监荀孕L乐，依古尺更铸铜律吕，以调声调，则得高音。

胡婢遂生胡儿。注：此是阮咸致姑书中的一句话，原文无专集可查，只在《世说新语·任诞》中有关此事的记载。又：《竹林七贤论》曰：咸既追婢，于是世议纷然，自魏末沈沦闾巷。逮尽咸宁中，始登王途。而在<阮孚别传>中又有记载：咸与姑书後，姑答书曰：鲁灵光《殿赋》曰：胡人遥集于上楹，可字曰遥集也。可字曰遥集也。故孚字遥集。

王戎

王戎(234—305)，字F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生于大富之家，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在七贤当中，王戎的年纪是最轻的，他比山涛小二十九岁，比阮籍小二十四岁，比嵇康小十一岁。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能够得知，在稽康受刑而死的时候，王戎二十九岁，则王戎九岁的时候便认识稽康，同时还交往甚密。王戎认识阮籍是在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王浑，官任上书郎与阮籍是同事并有亲交。王戎也跟著父亲住在尚书郎的官舍中，阮籍每一次来拜访王浑，谈不到几句话，就转到王戎的房间，这对忘年之交，一谈就是大半天。阮籍这样对王浑说：“F冲清俊绝伦，不是你比得上的。与阿戎说话，比与你说话来的搞笑多了。”虽然这样，但王戎毕竟在气质上，抱负上与阮籍、稽康有很大的不一样。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

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在这一篇文章中，能够得知，王戎比起这几位前辈中，王戎少了他们的思想家，文学家的气质风度，相反的却充满了世俗的官宦之志，所以阮籍讥讽他为俗物。但是王戎也反驳的说像你们这样的人，还有谁能够扫你们的兴呢?能够明白阮籍、嵇康等，这些人不管任何事情其实对他们而言都是无所谓的，也许我们能够明白王戎的性格中可能不是这样的人，在王戎的生长背景中，他是一个富家子，他有理想的抱负，他要晋升仕途，能够得知多少家庭的背景给了王戎影响。

【入世入仕】1、宦海生涯，与世浮沉生在门阀世家，有深厚的家庭背景，自幼又被视为神童的他，又有官宦之志，很自然的便走入官场。魏甘露二年(西元二五七年)，王戎二十四岁时，被司马昭争为相国橼(宰相的属官)，而推举他的，就是那位司马昭前的红人锺会，锺会是明理派清谈的代表人物，基本上是反对七贤的，也就是他使嵇康走上死亡之路，而身为“七贤”之一的王戎竟然理解他的举荐而为官，从那里，我们能够看出王戎的世俗性，使他在波澜起伏的政界中，几次化险为夷，而升到司徒的贵显地位，终以老官僚结束一生。2、由出仕看王戎对于王戎的出仕，其实也是不用过于讶异的，因为从王戎的生长背景来看，生于官宦之家的王戎，从小能够说是耳濡目染，就应也能够说是理解不少父亲的思想，同时也能够说是他看多了所谓的官场冷暖，因此王戎有他一套特殊的保身方法在这个浮浮沈沈的官海之中，也因为这样，王戎的避祸思想，也就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有著很大的影响。

【百善孝为先】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德行篇】在这一段记载中，我们能够明白和峤虽然遵守礼制服丧，但是比起王戎而言，王戎能够说是在精神上比和峤更加的悲伤，王戎的悲伤虽然不必须贴合礼制，但并不是这样就是说他不够悲哀，反而在精神层面上，更胜过和峤一层。是一种精神上的极大悲哀，也就是说他的悲伤已经到了不能用行为去表现出来，甚至已经到了所谓的哭不出来的地步，或许样说有些的悲哀，但是在世说中的记载中我们能够明白，的确是悲伤的过度。框世虚名与实至名归。在魏晋的风潮中，我们能够明白因为九品官人法的影响，因为有许多想要晋升仕途的士子，有很多的人，都有所谓的假孝、假慈、假悲、胜至于假义，已博取是世间的名声，来作为自我晋升仕途的途径之一。因此我们能够明白王戎这个人是一点都不做作，毫不虚假的放开自我的情感，不畏世俗的眼光。

【俭吝】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後更责之。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王戎女适裴Q，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g计。由这四则记录中，我们能够明白王戎极端的吝啬。

元康九年(西元二九九年)，王戎六十六岁，由于贾后想要专权，以致于发生了愍怀太子的废立事件，贵为太傅的王戎却始终持续沈默。第二年，赵王司马伦等又起而杀贾后，这时被视为贾后同党的数十个高级朝廷官员，也同时受到牵连而被诛杀，王戎的女婿尚书左仆射斐Q也是其中之一，王戎因此受到牵连，但是由于他的明哲保身，所以仅是辞职下野，而没遭到生命的危险。此後的八王之乱发生，晋王室面临著空前的危机，王戎虽然也被卷入这政治的漩涡中，但他却是学习著古代君子伯玉的榜样，尽量避免卷入这场风暴中，虚与委蛇周旋著。

王戎一生，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位高爵显，身当国家重任，但却对朝政一无贡献，只是一味的逃避求荣，阿谀求全。对于王戎这个人而言，可惜的是他的以前的政治抱负，在他掌握大权时，却因为一味的避祸，而对国家、对人民，并没有做到贡献，十分可惜;但是我认为，这也许也是在乱世中一种生存的方式吧!就竹林七贤而言，王戎是有些愧于一个“贤”字的。因为王戎之于山涛皆为入仕之人，山涛虽有後人评：“贰臣”，但他为官尽责、选贤与能，此番作为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在这样的时代里，许多人在朝为官只为享受荣华富贵，而他愿意为老百姓的福祉努力实在令人感动，至少为魏晋政治这个黑暗期带来一丝的光亮;所以，相较之下，我是比较欣赏且认同山涛的方式。

2.“竹林七贤”话竹雕 篇二

中国明清时期的竹雕艺术也如书画、瓷器一样，喜爱将历史中那些志趣相投的文人聚会的故事施绘镂刻于竹器上。其中，记述晋代文人雅集的“竹林七贤”是明末至清初康乾盛世时最盛行的一种竹雕的题材。特别是在清代康乾时期，竹雕艺人们缘何都钟爱，甚至流行于雕刻“竹林七贤”这类题材的呢，这个问题说来很有意思，也很值得后人探讨和研究。如今从不少存世的“竹林七贤”题材的竹器来看，我们不难窥见那个时代的古代竹雕艺人和喜爱竹雕的文人雅士追求文人情怀的一种艺术取向，也展露了一种追崇清高脱俗，质朴淡远的思想境界。此外，由于“竹林七贤”的历史故事反映了当时的文人高士那种愤世嫉俗，追求超逸洒脱的情怀，这与竹子的清高绝俗的品质自然又是十分的融合，所以古代竹雕艺人将“竹林七贤图”作为雕刻竹器的主要绘画题材可谓是真正的“情投意合”，两全俱美的事。

在竹器上绘刻“竹林七贤”，其展示的主要背景是那一片片的竹林，竹林中那一竿竿绿竹参差密布，幽静而深邃。背景中的七位古代贤士，常会聚于这一片幽静的竹林。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竹人雕竹时所擅长施用的深雕、透雕技艺在一些《竹林七贤》的竹雕笔筒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笔筒上那山涧溪流旁铺展的竹林疏密漏透，层次丰富，那镂空的层层竹林，其间还可容纳游人闲坐，会聚来这山涧竹林的贤士们或竹前或竹后，前后多层的人物布局也突出了层次感和空间透视效果，使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切感。而这种立体的画面又与一节节具有鲜明轮廓感的竹器相映成趣，亦可谓是珠联璧合。

中国清代的“康乾”盛世，各类艺术得到兴盛和发展，竹雕自然也不例外。继明代“嘉定派”竹雕中擅长的深雕和透雕等技艺，后来的竹雕技法又不断有所创新。在嘉定地区如出现了吴之璠的“薄地阳文”雕、“封氏”家族的圆雕、周芷岩的“铁笔深刻绘画法”竹雕等新的一路雕刻技艺。而自康熙年间开始兴盛的这类“竹林七贤图”题材的竹雕，正是逢上了竹艺变革与发展的好时机，所雕刻的作品刀法更为丰富，既继承了前朝竹雕中深雕、透雕等技法，也加入了一些诸如浅浮雕、薄地阳雕、浅刻和毛雕等新技法，使景物和人物的衣著、神态等展现得更为清晰细腻，生动逼真。如有些“竹林七贤图”中的人物，其眉眼毛发，甚至举动间衣著的皱折等都得以细腻地刻划和展现，自然，其各式人等的人物神态也呼之欲出，更使人感觉鲜活而生动。

3.竹林七贤六阮咸高考作文素材 篇三

琵琶是一种乐器。这种乐器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阮咸”。晋以后的一些朝代，干脆将琵琶称为“阮”。

其实，“阮咸”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是阮籍的侄子，也是“竹林七贤”之一。他有两个特点，一是行为上的旷达不羁，二是音乐上的细致入微。由于他对琵琶的制作和演奏都很在行，所以琵琶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可他这么一个情调高雅的人，竟也有“不光彩”的经历：与一头猪同在一个盆子里饮酒！那么，他作为当时很有名望的文人和音乐家，为什么与猪同饮呢？他的处境和心境，又是怎样的呢？

一

阮咸，晋初名士也。他和他的叔父阮籍一样，都是旷达不羁的名士，人称他俩为“小阮”、“大阮”。阮咸讨厌官场的污浊之气，蔑视封建礼教，宁可一人喝酒弹琴，消愁解闷，也不愿与庸人来往，大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超脱与旷达。

当时的洛阳，虽经受多次战争的破坏，但还是比较繁华的，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阮咸的老家在陈留，即现在的开封附近，但他刚刚懂事就很向往洛阳。

他的父亲名叫阮熙，是阮籍的哥哥，曾做过太守，但是不知为何，阮咸家非常贫穷。少年阮咸相貌堂堂、谈吐不凡，但平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这使他有了自卑心理，总是一个人呆在家里，不愿与人交往。

晋初的社会风气非常不好，门第观念很重，谁若是贵族出身，就会受到尊重；若是家庭贫困，又没有贵族血统，大家就瞧不起他。阮咸就常遭别人歧视。

当时有一种民俗，是从汉代流传下来的，就是在农历七月七这天，各家各户都要把衣物拿出来晒一晒。按说，七月的阳光很好，把衣服、被褥什么的拿出来晒一晒，让紫外线把那些霉了的、潮了的衣物消消毒，是很有好处的，但当时人们晒衣物的目的，却是为了炫耀。

炫耀什么呢？大户人家，用绫罗绸缎缝制的衣服很多，拿出来晾晒，就像是举行时装展览，红白绿蓝，随风飘舞，煞是好看。可是，那些贫苦人家，只好把旧衣服熨了又熨，把那些破了的和有补丁的地方都掩盖起来，才勉勉强强地挂出来，心里是非常沮丧的。

话说阮姓是个大家族，好几百号人住在一个区域。住在北边的人都很富有，称为“北阮”，住在南边的人都很贫穷，称为“南阮”，阮籍、阮咸等就住在南边。

这南北的一穷一富，形成对峙，有了矛盾，也就有故事了。

这一年的农历七月七，家家户户又要晒衣物了。一大早，“北阮”的人都高高兴兴地把好衣服挂了出来，并互相打着招呼，炫耀着。阮咸在这边看到了，觉得那些人很浅薄，令人厌恶。他回到屋里，拿出一条粗布短裤，用一根长长的竹竿，高高地挑起来晒到外面。

那短裤皱皱巴巴的，样子很不雅，迎风放肆地招摇着。这是他在示威。“北阮”的人看了，心里不是滋味，觉得自己的好衣服面对着一条破短裤，摆阔有啥意义呢？就不再张扬了。有人过来问阮咸：“你怎么挂了一条短裤出来晒呢？”他回答：“既然这个节日到了，我也未能免俗，表示一下意思吧。”

成语“未能免俗”的故事，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二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对魏晋人饮酒、炼丹、服药等现象进行了剖析，说这些名士赤脚、袒腹、裸体，让自己的身体最大限度地接触大自然，真是各有特点。在“竹林七贤”中，最懂音乐的是阮咸、嵇康和阮籍。三人之中，阮籍喝酒很厉害，嵇康服药很厉害，而阮咸喝酒的方式很厉害。

阮咸喝酒，常常进入一种忘我状态，兴致来了，有酒就喝，一不管酒的质量如何，二不管是谁的酒，三不管身处何种境地。一次，他与族人聚饮，大家嫌用小杯子喝不过瘾，改用一个大盆子代替，正喝得酣畅淋漓时，忽然跑进来一群猪。

那时的酒，类似今天的米酒，有种酸酸甜甜的味道，怕是猪也爱喝。只见一群猪拱着鼻子与大家争饮，众人连忙轰赶这群猪。一群大猪被赶走了，这些人却惊呆了：好家伙，只见留下的一头小猪，正和阮咸头挨着头，一块儿扎在盆子里喝酒呢！阮咸喝得醉醺醺，小猪喝得美滋滋，竟不分彼此了！

众人都笑了，赶紧对阮咸说：快把猪赶跑！它正与你痛饮呢！阮咸却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那意思是说：天地造化万物，原无贵贱之分，为啥就不能让猪喝点酒呢？来来来！共饮，共饮！他热情地邀请小猪，又痛痛快快地喝起来。

阮咸的`这种做法，不但无视封建礼教，也超越了人性的弱点。1700多年前的西晋初期，封建礼教每天都在“吃人”，他这样做，绝不是犯傻或者精神上出了问题，他这是在故意蔑视、反抗封建礼教。

阮咸的勇敢精神还体现在对爱情的追求上。他不像那些封建士大夫，心里想着女人，嘴上却贬低女人，见了女人就躲开。阮咸曾经喜欢一个婢女，这婢女是鲜卑族人，很漂亮。阮咸的母亲去世后，这位婢女要远走他乡了，但阮咸只顾读书，竟浑然不知。当他听说这位姑娘拿着行李走了，赶忙向别人借了一头驴，骑上就追。

这时候他还穿着孝服，人们见他拼命追赶那姑娘，觉得有点过分，就问他：你追一个婢女干啥？他竟回答：“人种不可失！”直听得人目瞪口呆，却不知他说的是啥意思。

三

阮咸还是当时最有名的作家之一，但他的文学作品却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也无法通过文字窥见他的文采。但是，人们在他的墓穴中发现了他的“影子”。

这个“影子”，是一把琵琶，殉葬品，铜制的。这把琵琶伴随他长眠地下，经历了从西晋到唐朝400多年的岁月。这把琵琶出土的时候，正是唐玄宗开元年间，天下歌舞升平，所以对乐器是非常重视的，唐玄宗让弘文馆学士元行冲对琵琶进行鉴定。元行冲鉴定后指出：此物正是阮咸的遗物。

经过400多年的锈蚀，琵琶已经满身铜锈，不堪使用了，宫廷乐匠只好照着样子仿制了一把，所用材料不再是铜，而是上等的木料。琵琶仿制出来后，经过实验，人们发现其音调激越清雅，就称其为“月琴”。

唐德宗统治时期，著名学者杜估指出：既然“月琴”是依据阮咸的琵琶仿制的，大小、形状以及音色都与原来的琵琶差不多，为啥不将月琴命名为“阮咸”呢？从此，我国的琵琶有了“阮咸”这个别名，以纪念这位有着鲜明个性的音乐家。

现在想想，那把埋在墓穴里的琵琶，不知隐藏着多少风流故事。我们虽然无法目睹阮咸怀抱琵琶的风姿，也无缘聆听他的演奏，但可以肯定他那颗心绝不会与琵琶同朽！阮咸本人也像他的琵琶一样，有着金属般的质地，掷地有声！

阮咸的音乐天分很高，很小的时候就通音律。少年时代，他听音乐时的表现便与众不同，可以做到“神解”。所谓“神解”，就是乐声只要钻到了他的耳朵里，是高，是低，是清，是浊，他都能分清楚，而且丝毫不差。这样说，可能有人不相信，说他会恁神？其实，古人的本领，是万万不可低估的。

三国时期吴国的俊朗人物周瑜，就有这种本事，别人演奏时，他在一旁饮酒聊天，但只要有一个音符错了，就别想瞒过他的耳朵。“曲有误，周郎顾”，当时流传的俗语，说的就是这事儿。

这样一来，阮咸就要得罪人了！他得罪的，竟是执掌全国乐礼的最高长官荀勖。据《世说新语》记载：荀勖主管乐礼，位高权重，对音乐也很精通，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已经是天下无双了，但实际上他的音乐才能不及阮咸。一次，荀勖自造新律，请阮咸来欣赏，阮咸认为新律不合乎古韵雅乐，难以表现音乐里“中和”的境界，就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荀勖一听非常恼火，认为阮咸是对他妄加指责，是存心捣乱，就向晋武帝进谗言，革去了阮咸的官职。

阮咸当时的官职是“散骑侍郎”。你看，当时的官衔里不知为啥有那么多“散”字，嵇康被称为“嵇中散”，最后弹了一曲《广陵散》，飘逝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而阮咸的这个官职，“散”字后面又加上了一个“骑”字，就更浪漫了！似乎可见阮咸骑马而来，轻弹琵琶，无拘无束，一路高歌地行走在天地之间。

荀勖进了谗言，使阮咸遭贬之后，却发现自己错了--原来，有人在掘地时挖出了一把玉尺，是周代的，这种尺子号称“天下正尺”，被认为是最准确的尺子。荀勖如获至宝，马上用来校对新律。他这才发现阮咸当初的指责一点儿不错，新律都比正尺稍微短一点！荀勖羞愧难当，知道是自己错怪了阮咸，深知阮咸的才能是被埋没了。

看来，阮咸遭受的不仅是政治上的压制，在乐坛上，他的才能也不能得到正常发挥，他常为此感到愤懑。据说，他的琵琶有时会自动鸣响一个颤音，那颤音听起来很凄美，像人的哭声。这当然是人们的杜撰。不过可以料想，阮咸一生都很压抑：写了那么多好文章，没有保留下来；弹奏了那么多美妙乐章，流传下来的也很少；就连有的书上介绍他的生平时，竟也写着“生卒年不详”。

4.竹林七贤诗集 篇四

论文摘要：魏晋时期，战争频起，政权动荡。继曹不代汉之后司马氏篡位，因朝中官宦立场复杂、心怀各异，司马氏以残暴血腥手段维护自己的统治。无论文坛还是政界，都弥漫着一种恐怖气氛。当时的有识之士大多不愿意违心仕晋，就选择一条归隐的途径，“竹林七贤”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其中领袖人物阮籍和秸康才华横溢、人品高洁、内心正直，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尽力保持着自己的人生信仰。他们身处黑暗的政治环境，却不因此丧失生命的色彩。他们追求精神自由以超越现实的痛苦和无奈，用自己精彩亮丽的生活方式给后人留下了千年美谈。

论文关键词：竹林七贤 阮籍 稿康

献帝建安十年(205)，当时虽名为汉室，实则权归曹氏。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几十年间逐渐确立威名。三足鼎立之势虽持续数十载，后终究归于魏。曹王代汉，司马炎篡魏，朝代频繁更替却不逾百年。司马鳅崛起于魏室鼎盛之初，朝中多魏之仕臣，而司马欲夺魏室，必定大开杀戮，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魏晋之际确是整个魏晋南北朝社会矛盾冲突最为尖锐集中之时。时代环境的险恶多变，使刚刚觉醒的士大夫阶层为其思想信念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晋书・阮籍传》中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状。司马氏的胜利夺权，使天下一时“名士减半”。“竹林七贤”恰恰生活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虽然他们生存在最黑暗、残酷、虚伪的改朝换代之际，起初仍然可以活得很潇洒。他们悠游山林、饮酒唱和、琴箫相谐、傲视世俗，为自己的诗意人生泼墨着色。司马氏的强权政治终究迫使他们分道扬镰，但竹林七贤却依然最大限度地保持着自己的人生信仰和思想自由。他们所确立的名士风流，永远飘逸在士林的心灵世界，千秋不息。

为了摆脱当时的政治旋涡，一些清醒的有识之士渐渐远离仕途，归隐林泉。其中，以阮籍、稽康为代表的在野名士集团“竹林七贤”，名重一时。《三国志・王集传》注引《魏氏春秋》说:y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温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娜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后来，阮籍、向秀等被迫人仕，但在一定程度上仍不失名士本色。

阮籍出身陈留著名士族，生于建安十五年(210),是魏时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中阮璃的儿子。阮籍幼孤，不到3岁时父亲去世，由母亲抚养成人。阮籍自幼资质出众，8岁时已可成文，其族叔魏清河太守阮武曾赞赏他“以为胜己”。《晋书・阮籍传》载:“(阮籍)容貌环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终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阮籍出身名宦，形伟貌丽，才华横溢，名噪一时。初仕于曹爽集团，然其慧眼早已识得曹爽之徒不能济事，故隐退之。后被司马氏笼络，因碍于政治压力被迫屈仕于司马。有记载表明，在阮籍的最后十几年中他亲眼目睹了司马氏的一次次屠杀，其惊骇恐怖程度可想而知。在阮籍的《咏怀诗》第33首中，真切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由此可见，阮籍在身心两方面都是极端痛苦的。但是，他的内心却又时刻保持著名士气节，不愿和血腥的当权者司马氏同流合污。他向往着信仰的自由和精神的超脱，但又不可能脱离现实政治的压力，于是他曾几度委婉地争取自己的自由精神空间。《世说新语・任诞篇》传曰:“籍放荡有傲世情，不乐仕官。晋文帝亲爱籍，恒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籍尝从容曰:‘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愿得为东平太守。’文帝悦，从其意。籍便骑驴径到郡，皆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清宁，十余日，便复骑驴去。复闻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为校尉，于是人府舍，与刘伶酣饮。”阮籍视官禄为游戏，他不愿为官，也只好用另一种方式与之抵抗。

当时的司马氏血腥篡位，却仍然大唱“以名教治天下”的高调，给自己戴上儒教虚伪的面具。阮籍等竹林七名士明于世事，在政治之外仍保持着自己的超脱。《文选》卷21有撰:“阮籍嫂尝归家，籍相见与别，或以礼讥之，籍日:‘礼岂为我设邪?”’《世说新语・任诞篇》又日:“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坊酣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阮籍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蔑视俗礼、自我解脱，虽有尽车辙坳哭而返的痛苦，但亦有“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的排忧方式。他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人生的升华。

如果说阮籍的政治态度较为谨慎，稽康则更为鲜明犀利。秘康生于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小阮籍13岁。《三国志・秘康传》记载:“(稽康)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以为神仙者，察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论，可以养求而得也……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稽康之妻为魏武帝子沛穆王林孙女长乐亭主，因此稽康曾经仕魏迁郎中，拜中散大夫，此后一直拒绝司马氏的招用。秸康的朋友山涛升职后举荐他代己之职，稽康愤作绝交书以示决心。书中公开批评当时权者“非汤武而薄周孔”，致使司马氏极为恼怒，后借吕安事件将稽诛之。稽康的个性比阮籍更加张扬与峻厉，这也导致了他一生坎坷。秘康与魏室通婚，在政治上也和曹氏关系密切。对于司马氏篡位，他的立场彻底倒向了曹氏。稽康曾作《太师篇)),《管蔡论》、((卜疑》等论，都涉及对司马氏行为的指斥及表明自身不与之并世而立的志节。

稽康并没有以姻亲的便利作为自己显身扬名的阶梯，也不因司马氏的政治压力而屈身于仕途。相反，他却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态度，修身养性，明志无为。他的《养生论》、《释私论》也表达了自己的志向。稽康不为官职所束缚，他超然地悠游竹林、鸣琴唱和，所以“京师谓之神人”。“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秸康在《答二郭》中有云:“但愿养性命，终己靡有他。良辰不我期，当年值纷华……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也是稽康对自己精神追求的表露。

秘康虽有志于养生，但司马氏的残暴使耿直的`他无法保持沉默。当司马氏贰杀曹髦之后，播康终究还是写下了《难自然好学论》如此峻切的篇章，公开嘲讽司马氏集团的虚伪说教，同时还无比尖锐地讥刺了那些名教礼法之士。他在文中有言:“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看见在种种黑暗面前，秘康的铮铮铁骨和傲然不屈的伟岸风姿。他在痛苦中选择了超脱，于是诸多怪诞行为由此而生，这不仅是对丑恶现实的一种反抗，也是对自身的一种救赎。

稽康文采斐然、博学多闻，确是魏晋名士的佼佼者。《世说新语・容止篇》有云:,秘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异。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宁。’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康别传》注引:“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是非常之器。”秘康有这般形貌，“风姿爽朗，天质自然，虽不修名誉，而名誉自来矣。”在竹林七贤中，稽康确是一道明亮炫目的景致。

秘康与阮籍是“竹林七贤”的领袖，从其游者还有阮咸、王戎、刘伶、山涛、向秀诸人，他们虽不似阮、播二人美姿博才，却也各有风致。“竹林七贤”大都喜纵酒，任性放诞。在那个荒谬的年代，他们以荒唐来对抗黑暗现实。他们是痛苦的沉醉者，也是勇敢的反抗者。

5.竹林七贤书写一代风流 篇五

魏齐王正始六年，刚刚升任太中大夫的嵇康迁居此地，意趣相投的好友阮籍、山涛、刘伶、向秀、阮咸、王戎就追迹而至，七人便在竹林间临水赋诗、纵情酣饮、高谈阔论、抚琴吟啸，为朝野传扬一时，遂成“竹林七贤”之风雅。

设若时值太平盛世，七贤竹林之游必定会发散出令人心神愉悦的闲情逸致，然而历史却将时钟指向了动荡血腥的魏晋易代之时。

汉末董卓之乱如一股强劲的旋风拉开了又一次战乱动荡的历史大幕，近四百年间诸侯混战，三国纷争，魏晋易代，五胡乱华，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这的确是一个似乎茫无归宿的乱世，深重的生命危机感和透骨的悲凉之雾浸淫着文化人敏感的心灵，即便英雄如曹操之辈，也发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无多”的浩叹。面对乱离之世抒发人生短暂的哀叹，“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风骨因此也就渗透了挥之不去的悲剧色彩，但他们却从不曾放弃表现心灵深处高扬的政治理想和强烈的个性抒情——建安时期的文人仍因袭着秦汉时代的抱负与胸襟。

这时的阮籍、嵇康之辈已非坐拥王权三曹式的英雄，甚至和能够进入权力核心的王璨、孔融等人也无法相比。竹林七贤只是一群连自己的生命都掌握在别人手中的文士，时代终究没有给他们任何施展抱负的机会。他们生活在一个已经彻底没有了英雄的乱世，从魏文帝曹丕到晋武帝司马炎短短几十年间，政权六次易主，两次篡位，一次弑君，曹魏与司马氏之间的明争暗斗更是伴随着一次次的宫廷喋血和无数文人士大夫的人头落地。欲要忠君，国君被杀；想要建功立业，战场早已转向宫闱之间；讲仁义礼智信，朋友早将自己出卖；该尽孝之时，家族早已被屠戮殆尽。竹林七贤的生命历程一直被阴郁压抑的时代苦闷所包围，敏感而脆弱的灵魂只能在山阳竹林间借助流连山水的风雅意兴和抚琴歌啸、纵酒阔论的狂放姿态得以暂时的解脱，而他们心底的悲苦愤激又时不时遏抑不住地迸发出来，于是我们便看到了他们一次次惊世骇俗的风姿：

嵇康：这位身长七尺八寸，容貌奇伟，天质自然，不假修饰，人称”龙章凤姿”，当时公认的美男子，只因娶了并未进入权力核心的曹氏宗室之女而备受司马氏当权者的排挤打击。诗歌、论文、书法、绘画、音乐各方面都堪称天才的嵇康，自然看透时事，无意官场仕途。于是他锻铁洛邑，灌园山阳，与阮籍等人忘情地流连于山水之间，纵酒歌啸，“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一面是崇尚老庄，恬静寡欲，另一面却嫉恶如仇，锋芒毕露。他断然拒绝了司马氏的拉拢，甚至对举荐自己的故友、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也一怒绝交。为了支持朋友吕安，他甚至不惜得罪权贵锒铛入狱。既好老庄，又尚奇任侠，焉得无祸？与名教、权贵势不两立的立场，再加上小人构陷，即便有三千太学生联名上书相救，嵇康终为司马炎所杀，一曲《广陵散》顿成绝响。

阮籍：本有大志的他和嵇康相比，少了后者身上那种中桀骜不驯之气。他一直小心谨慎地应付着现实，实行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策略，让做官时便去做官，尚书郎、参军、太傅，从事中郎、关内侯、散骑常侍一路做来，只不过但居其位不谋其政。他本是个能说会道之人，激起谈兴时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然而言谈内容却清空奥妙，玄远得让人摸不着边际。表面的从容淡定终究无法驱散内心的恐惧、彷徨，苦闷和压抑与日俱增，终于发而为种种怪举：他嗜酒荒放，裸袒箕踞，以青白眼目雅俗之人；为逃避司马氏之婚姻，他大醉数月不省人事；他也会主动跑官要官，只因为当地贮有美酒三百斛，酒尽之时立即辞官还乡；他蔑视礼教，母丧之时仍饮酒食肉，主动和归宁的嫂子话别，醉酒后竟卧于邻家少妇身边；兵家有女未嫁而亡，不识其父兄的他却前往大哭，伤心欲绝；他还常一人率意独驾，信马由缰，无路可行时就恸哭而后归。

阮咸：阮籍之侄。他精通音律，至今仍有乐器以其名字命名。其狂放之态直追乃叔，醉酒之时曾和群猪争饮，母丧期间因爱上一鲜卑族侍女连夜骑马将其追回，一时传为笑谈。

向秀：曾与嵇康一起在洛阳打铁，在山阳种地，嵇康死后作《思旧赋》成为传世名篇。

山涛：他虽为人圆滑却老成持重，酒量惊人，一次可饮八斗不醉。嵇康临死之前曾将儿子托孤于他，山涛不忘绝交之辱却将之抚养成人。

王戎：七贤中年纪最少者。自幼聪明，15岁时与阮籍成忘年之交，最有经济头脑。

刘伶：一生嗜酒如命，曾作《酒德颂》传世。每饮必醉，常驾鹿车，手携酒壶，一路痛饮，还带着童子，命其扛锹，并曰：“死便埋我！”可谓旷世之举！

中国文化的发展,在国家意志与个性发展的对立两极间,似乎一直遵循着一种大开大阖、循环演进的模式。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西周礼崩乐坏后个性发展的典型，那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议定儒学独尊则从文化上结束了这一思想自由的时代——历史用几百年的时间完成了一次大开大阖的轮回。两汉儒学至汉末已黯然失色，魏晋时代的社会大动乱更宣布了儒学体系的“不周世用”和思想之虚伪。至此，对人生意义的探求替代了汉儒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的恢弘理想，他们进而将品评风物、寄意山水、自由思辨的玄学思想引入魏晋风流。中国文化再次步入大开大阖的命运转换时期，而诗与酒在其间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不知道华夏先民是不是最先造酒的民族，但将酒与诗联在一起肯定是中国人所创。西方文明一直将爱与死作为永恒的主题，翻开一部卷帙浩繁的中国文化史，我们在字里行间看到的却是美酒和泪水一直形影相随，满纸烟云尽是诗酒风流。

然而，真正开诗酒风流先河的却是汉魏六朝时期。曹孟德酹酒临江、横槊赋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知建安风骨是不是以美酒酿成的深沉感慨？接下来，竹林七贤便汇聚在山阳清溪之畔，临水赋诗、抚琴吟啸、纵情酣饮、放浪形骸，他们绝世清赏、仙姿绰约的风采从此卓然独立成不可磨灭的魏晋诗酒风流，并散发着跨越时空经久不息的魅力。然而竹林七贤饮酒绝非纯粹为了寻欢作乐，对文士来说，那个充满阴谋与血腥的时代早已没有任何欢乐可言，恶劣的政治环境、权贵间的勾心斗角以及随之而来的杀戮已迫使他们不敢再随意书写性情。——他们的酒杯中盛装了太多的压抑、苦闷、无奈和感伤，醉酒竟成了他们躲避灾祸、保全性命、麻醉灵魂、超越苦难现实、求得暂时解脱必需的生存方式。

我一直在想，倘竹林七贤生于太平盛世，流连于竹林清溪赏玩山川美景后或许真的会一醉方休，而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无论阮籍怎样不省人事、刘伶如何烂醉如泥，他们果真能够一醉方休吗？休得了吗？德国哲学家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这样说道：“艺术家不应当按照本来的面目看事物，而应看得更幸福、更单纯、更强健，为此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就必须有一种朝气与春意，有一种常驻的酒意。”尼采笔下的艺术家为了清醒而醉酒，对于竹林七贤来说却恰恰相反，他们清醒的头脑无需饮酒即看透了那个动荡的时代，然而只是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才不得不烂醉如泥，他们是欲醉不能！翻一翻阮籍的《咏怀诗》，读一读嵇康的《忧愤诗》，看一看刘伶的《酒德赋》，即使是向秀的《思旧赋》，哪里有半点醉意？

可是，竹林七贤硬是将醉酒作为自己最好的招牌悬挂在世人面前，你看，山涛八斗未醉，嵇康醉时如玉山将崩，阮籍醉后不省人事醒来也白眼向人，阮咸醉时与群猪争饮，刘伶赤身裸体躺在鹿车上烂醉如泥，身后童子荷锹相随正准备死即埋之，何等惊世骇俗！比醉酒更彻底的是千奇百怪的生活方式：嵇康与向秀锻铁洛邑、灌园山阳，阮籍独驾出游穷途恸哭而后返，山涛在嵇康被杀后居然不计前嫌抚养嵇氏遗孤，王戎卖李钻核而售……今天看来似乎不能接受的一切荒谬在当时居然被视为风神俊秀、翰逸灵飞的魏晋风度传颂至今。

竹林七贤以最惊世骇俗的生存方式向那个荒谬的时代发起了最猛烈的抨击和最彻底的否定，他们以形式的荒谬超越了时代的压抑和苦闷，以清醒的醉态诗化了苦难的人生并使其升华为一种人格理想和哲学追求。这才是用诗与酒，再加上竹林七贤的血和泪铸就的不朽的魏晋风流。

嵇康一曲《广陵散》后慷慨赴死，阮籍随后抑郁而终，阮咸、刘伶也终于长醉不醒，聪明的王戎投靠权贵，向秀迫于威势走进洛阳，山涛在位极人臣后完成了嵇康的托孤重任或许还能给后人些许慰藉，然而竹林风流却成了难以追寻的遥远的绝响。竹林七贤的后代虽然也多少因袭了父辈的些许风韵，然而毕竟已是时过境迁。至于后来依附于权贵贾谧的所谓“二十四友”如石崇、欧阳建、潘岳、陆机等辈，其中卑琐谄媚者比比皆是，与竹林七贤相比简直是东施效颦，实在令人作呕。

直到王羲之兰亭唱和、陶渊明采菊东篱、李白举杯邀明月、苏轼把酒问青天之时，竹林七贤时代的魏晋诗酒风流之气脉才得以重新接续上。看惯了杀伐征战和动荡乱离，王羲之寄山水于书法，陶渊明归隐田园，他们已可以重新对人生做出选择，在山水、田园中开拓出一片自己的精神家园，褪去了竹林七贤的生命焦虑，在诗与酒中半醉半醒，自然逍遥，物我两忘。盛唐时期大一统帝国所展现的开放胸襟和包容精神使李白的整个生命都化作一场欲醒不能的沉醉大梦，他斗酒诗百篇，他举杯邀月对影起舞，他抽刀断水举杯消愁，他醉眠长安市上天子呼来也不上船，一派仙风道骨，这风神气度不正是当年竹林七贤心中可望而不可即的诗酒风流之神韵吗？多少年后，苏东坡把酒问青天，不知道他当时所见的明月是否还与当年嵇康月下抚琴时一样的皎洁如玉？又是多少年后，给自己取号梦阮的曹雪芹创作《石头记》时又举起了酒杯，不知道那杯中的酒是否也和当年阮籍饮下的一样清冽甘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