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历史的现实意义

苏区历史的现实意义（共8篇）

1.苏区历史的现实意义 篇一

试论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历史意

义与现实意义

发布时间：2007-04-27 11:47 | 类别：档案资料 | 打印

邹洁予 戴桂康

1944年4月，在延安整风的基础上，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具体指导下，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阐明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地位、方向、任务、组织形式、工作制度和优良作风，使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系统化、理论化了。如果说《古田会议决议》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奠定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标志着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形成。那么，《报告》则是全面总结了《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十五年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对思想政治工作带共性的、规律性的内容进行了理论概括，科学地阐明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构成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比较完整的体系。所以，《报告》标志着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已经成熟，为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牢固的思想政治基础。

《报告》由谭政起草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亲自审阅、修改。毛泽东同志加写近三千字，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军队生命线、关于“王道”、“霸道”的阐述等。《报告》初稿以不同方式多次征求县、团以上几百名干部的意见，进一步充实了内容。最后经中央扩大的书记处会议讨论批准。所以《报告》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报告》的基本内容 

《报告》的基本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1．阐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和地位

早在1934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谭政同志的《报告》首次对生命线的含义作了科学的阐述。指出：“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军队，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战

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军队和其它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可见，生命线的含义：一是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实施党对军队的领导，保证军队的革命性质和方向；二是激发干部和战士的积极性、创造性，为军队完成各项任务提供精神动力。离开思想政治工作，军队建设和各项任务就难以完成。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报告》指出：“拿了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去和革命的军事工作相配合，就成了革命军队的全部工作”。“„„而在军事工作、后勤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上，则应强调彼此合作”。这就明确阐述了政治、军事、后勤三方面工作是相互配合、彼此合作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因此“对于政治工作地位的过分强调是不对的，但是没有必要的强调，没有必要的地位，也是不对的。”这个诊断也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所证明。

2．明确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

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保持革命性质的根本所在。所以，共产党的方向就是整个军队方向，而“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因此，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军队的基本任务与当前的具体任务去规定，不能在这之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具体来说，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用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建设方向；保证军内外的坚强团结；保证提高军队战斗力，出色完成作战和各项任务。

3．完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的原则

《报告》提出，“这里的原则是：凡属便利于组织和发扬广大战士群众的积极性，借以完成一定任务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便应当充分利用之。反之，就不应当采用，已经采用的就应当废止，而代之以新的东西。”根据这个原则，《报告》提出16项改革，包括：精简会议制度与汇报制度；取消连队工作风、政治战士等组织形式；建立连队经济委员会、决定每年农历正月为拥政爱民月等。这些改革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4．倡导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报告》分析了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抓不住中心、重号召不重组织、脱离群众等缺点，指出这些毛病“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爱好空谈，脱离实际；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报告》强调“即使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政治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这些作风不改变，仍然无力完成政治工作的任务。”《报告》要求学习和表扬在长期抗战中产生的体现实事求是和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使整个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更充分地表现其革命性与创造性。

二、《报告》的历史意义

1．谭政《报告》发表后受到党中央很高评价，当时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起草《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中，要求“根据古田决议和谭政报告”对“政治工作作一次普遍的、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造”。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发出文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连级以上一切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应一律将此文件作为整风文件与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并须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全军上下普遍学习《报告》以后，军队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都有明显的进步。

2．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军队建设受到了右的和“左”的干优与冲击，《报告》也经受了历史和考验。

建国以后，特别是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军队建设从战争状态转入和平时期。政治工作还是不是我军的生命线，《报告》所确定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则是否还适用?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1954年7月在审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时，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条例》所规定的党委是统一领导的核心，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教育军队，再次肯定了谭政《报告》的基本精神。

1957年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内容也随之出现错误。特别是1959年林彪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大肆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搞形而上学，片面强调学习毛泽东著作是“走捷径”、“一本万利”。谭政同志根据在《报告》中总结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的规律，抵制了林彪的错误主张，在1960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继续加强系统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讨论拟定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这三门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大纲。之后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责谭政主持的总政治部“政治方向有些偏”，后来谭政同志被批判为“反党宗派集团”分子。到1964年林彪继而提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把政治与军事对立起来，批判大比武是突出军事训练。从此，政治成为压倒一切、冲击一切的中心工作，严重破坏了《报告》规定的政治和军事辩证统一、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关系。1970年毛泽东亲自发起了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批评和斗争。自1972年起，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开始纠正“左。的错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彻底清除指导思想上“左”的影响，使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在总体上重新回到《报告》指引的方向。1978年8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重新发表了谭政《报告》，1983年恢复了被林彪一伙更改的《报告》篇名和署名。谭政同志的冤案也随之得到平反。几十年政治风云的变幻进一步证明了《报告》基本精神的正确性。

三、《报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坚持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重读谭政同志的《报告》对我们加强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仍然可以得到许多宝贵的启示。

1．有助于明确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思政工作的作用和地位。

1989年12月17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纪要中再一次肯定了谭政《报告》对思政工作重要作用和地位的论断，并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指出：“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是几十年革命和建设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报告》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论断不仅对军队建设有指导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有重要指导意义。邓小平同志曾告诫说：“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6页。]”事实表明，在历史转折关头总会有一些人在认识上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习惯以旧观念看待新事物。例如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看作是搞资本主义。也会有一些人借口适应新形势，放弃或淡化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原则。为此，必须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去克服各种错误倾向，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根本性变革。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些新观念，如进取观念、利益观念、民主观念等，冲破了人们头脑中的小生产传统观念。这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创造了充满活力的外部条件。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一些人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自由化思想，党和国家机关的不正之风和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也会膨胀。据统计，党的“十三大”以来，因经济问题被开除党籍的有十五万四千多人，占党员总数的千分之三。要解决这些突出的问题，除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健全法制严明法纪之外，还必须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正确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教育。正如江泽民1993年5月会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代表时所说：“愈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愈要适应新的形势，全面加强和改进全党、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

2．有助于坚持党的领导。

《报告》指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励，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党的领导、政治工作、革命军队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党的领导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保证，是关系整个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一个根

本问题。根据《报告》中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坚持党的领导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方向的论述，当今坚持党的领导：一是必须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处理好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自觉服从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二是必须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经济上搞私有化、政治上搞多党制，走资本主义道路；三是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民群众，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人民；四是必须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个纲领性的文献，必须认真学习和贯彻。

3．有助于加强两个文明建设。

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②[《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6页。]。“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页]。这一指示精神，可以说是谭政《报告》关于“在一定物质基础这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这一重要论断在当今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根本的是要使人民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才能保证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今年一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宣传思想战线必须牢牢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根本指针，着重做好四方面的工作，就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实践经验证明，凡是这四个方面工作做得好的地区，都象当年学习和贯彻执行谭政《报告》以后出现“充满着战斗热情、生产热情与学习热情的部队，是富于朝气的部队”一样，在干部和群众中出现了建设两个文明的高涨热情。

4．有助于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通读谭政《报告》，给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贯穿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学习谭政《报告》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当前要防止和克服三种倾向：一是强调适应新情况，就认为“老传统解决不了新问题”，一味赶浪头、赶时髦；二是强调发扬优良传统，就忽视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不思改进；三是认为“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明”，有畏难情绪，感到思想政治工作难做，甚至消极悲观。这些倾向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

总之，谭政同志的《报告》是党的和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它所蕴含的思想瑰宝对我们今天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

2.苏区历史的现实意义 篇二

一、解决了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力量根源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古往今来, 一切政治家、军事家为了指导战争取得胜利, 都在不停地寻求进行战争的力量根源。但是, 由于历史阶级的局限, 不同历史时代, 不同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对战争力量根源的认识都存在不足,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 许多军事家看到的是将帅和士兵的力量;在中国旧民主革命时期, 孙中山看到的是爱国华侨的力量;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 许多战略家看到的是新式武器装备的力量。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唯物主义原理, 对依靠力量作出了科学判断, 倡导和发扬苏区干部好作风, 我们便能集聚起人民群众这一战争的伟力, 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 1934年1月,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讲话上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 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 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 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二、解决了革命工作方法与革命中心任务的结合点

战争力量的根源是人民群众, 那么, 怎样把他们动员起来, 使之投身于伟大的革命战争之中?“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 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办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 但是没有桥或是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 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怎样来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干部用行动作了最好的回答———“长冈乡的工作特点, 在于能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 结果能完全实现他们的任务, 并且争取了最快速度。”

1933年7月, 中央苏区发行300万元经济公债, 长冈乡认购了5456元。在推销公债的过程中, 他们采用了大会动员与个别宣传相结合, 领导和骨干相结合, 大力宣传, 把敌人封锁的状况讲给群众听, 耐心细致地做好动员工作。因此, “全是会场认购, 全不按家去销, 全是宣传鼓动, 全不强迫摊派, 经过四次个别宣传, 四次全村大会, 而从开始至销完共只有十五天”, 提前超额完成了任务。在扩大红军的运动中, 长冈乡干部认真做好宣传鼓动, 首先举行党团支部会议, 动员党团员积极报名到前方去, 同时, 发动乡代表会议、贫农团、赤卫军、儿童团一齐活动, 大力宣传“先有国, 后有家, 踊跃当红军, 保卫苏维埃”的道理, 而且双管齐下, 推动优待红军家属工作, 切实解决红军家属生产生活上的困难, 使全乡出现了“母送子, 妻送郎, 兄弟相争上战场”的动人场面, “长冈乡青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了。”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 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 那未, 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 群众的生活问题, 就一点也不能疏忽, 一点也不能看轻。”苏区干部好作风就是处理革命工作方法和革命中心任务关系的重要结合点。

三、解决了谋利于民与革命战争的紧密结合

组织革命战争和改善群众的生活是辨证关系。要保卫革命果实, 就要组织革命战争;要组织革命战争就要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 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 就得关必群众的痛痒, 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 广大的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 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 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 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第三次反“围剿”就是个最好的例子。毛泽东原本有准备在闽粤赣布置战场的构想, 他后来考虑到闽西北是新区, “人民这个条件比较差”, 于是决定千里回师, 返回苏区腹地, 把敌人诱到兴国, 使之无用武之地。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 兴国具有良好的群众条件, 兴国的干部顺民意, 谋民利, 得民心, 兴国的人民群众最支持革命战争, 支持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 兴国举全县之力, 积极支援红军, 打击敌人。有人民的支持, 红军如鱼得水, 而敌人却如盲人骑瞎马处处被动。例如, 当红军主力开始北上准备攻打富田时, 忽然发现陈诚、罗卓英两师已先于红军赶到富田, 这是国民党“进剿”军中最精锐的部队, 毛泽东、朱德断然改变计划, 率部折回高兴圩。毛泽东庆幸地说, 还是兴国人民好啊, 不是他们及时报信, 我们往绝路上走啊!当红军六天六夜取得三战三捷, 极端疲劳, 很需要休息时, 毛泽东再出一步险棋, 从敌人之间约20里宽的间隙山区秘密西行, 来到兴国县的白石, 红军在这里休整半个月, 有兴国人民的支持和掩护, 敌人不知道一点风声。因此, 我们说苏区干部好作风解决了谋利于民与革命战争如何结合的问题。

四、以实际行动反击王明“左”倾路线

王明“左”倾路线在政治上搞“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在经济上, 只强调打仗, 而不管经济建设。他们只讲扩大红军, 扩大运输队, 收土地税, 推销公债, 其它事情如文化教育工作, 经济建设工作不讲也不管。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也不理, 结果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群众连会也不愿来开。兴国的苏区干部反其道而行之, 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给予关心, 因而得到群众热烈地拥护。他们的实践证明, 王明“左”倾路线极其错误, 唯有实行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 一切革命工作才能得到群众支持, 革命才能得到发展。

五、超越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民本思想

古往今来, 历代政治家、军事家, 都在苦苦求索“爱民之道”, 不少人提出诸如:“爱民如子”, 见其饥寒则为之忧, 见其劳苦则为之悲, 掌罚加于身, 赋敛如取己物”, “不能不爱民, 不能不利民”;唐太宗李世民说:“水可载舟, 也可覆舟”, 宋太宗赵光义干脆刻了25块戒石铭, 分置全国各府, 以为地方官吏之戒, 上书:“尔禄尔俸, 民脂民膏;小民易虐, 上天难欺。”这些观点体现了民本思想, 而民本思想的源头, 至少要追溯至《老子》, 然而老子的根本思想并不是真正的把人民看作根本、根基那样重要, 更不是以百姓的意志为意志, 依据百姓的好恶来对待事物, 而是一种统治韬略, 目的是帮助统治者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老子》四十一章有这样一段话:“即使是百姓不善的意志, 不可信的意志也要当作善的, 可信的意志来对待。“老子以退为进, 以曲求伸的统治韬略昭然若揭。历代封建统治者从根本上与人民群众是对立关系, 因而从没有做到真正的爱民、利民。只有以人民解放为己任的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中国共产党人, 才能真正做到爱民、利民。苏区干部好作风, 好就好在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是实现群众的愿望, 满足群众的需要, 维护群众的利益。因此, 我们说苏区干部好作风, 超越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民本思想, 而且有本质的不同。

六、切实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

得天下要得民心, 得民心要从小事做起, 民心如海, 滴水汇聚成汪洋;民利如山, 寸土累积成巍峨。苏区干部首先这样做, 并且真正做到了。他们在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上表现了高度的责任感。从群众的柴米油盐到生老病死, 从日常生活到文教卫生, 他们都一一过问, 切实解决问题。正如毛泽东所称赞:“长冈乡是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问题。”贫农马荣海家失火烧了房子, 乡政府发动群众捐钱捐料, 三天就帮他盖起了房屋。红军家属刘长秀粮食不够吃, 乡政府和互济会就立即送米上门;小孩生了疮疖, 村代表主任彭国亮就亲自为他寻医问药……他们点滴积累, 打造形象, 树立威望。

我们党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苏区干部好作风, 对于我党在新世纪顺利开展各项工作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正如胡锦涛同志2003年9月在江西赣南视察时所说:回顾我们党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建人民军队, 开辟革命根据地, 建立红色政权的那段峥嵘岁月, 我们深深感到,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不仅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而且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革命前辈们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 对于我们坚定信念, 鼓舞斗志, 做好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 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 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3.创建历史教学网站的现实意义 篇三

一、资源的多样性、流动性、共享性

资源的多样性体现在:表现形式多样,包括图片、动画、影像、音乐、文字五种表现形式。知识结构全面,介绍中外历史和师生的教学情况,网站共分为七个栏目:素材库、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历史百科园、历史题库、学生天地、关于我们。图片素材库中我们收集了十类近四百多张图片;动画素材库里收集了教师自制的课件和下载的动画课件;影像素材库中收集了和教学内容相关的影像片段;音乐素材库中收集了许多历史题材的歌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历史百科园这三个栏目,以文字的形式介绍中外历史,涵盖了与教学相关的一千多个知识点。历史题库、学生天地、关于我们这三个栏目反映了师生教学情况。

网站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学习资源。在网站的建设过程中,师生不仅是受益者,而且是网站的建设者。前一批学生的学习历程,也将是后续学生的学习资源。这种资源流动性势必会使教师的发展、学生的发展和教育信息资源的发展随着网站的发展而发展。通过师生共建到开放共享,最终实现建立一个真正的网上教师联盟和学生联盟。

二、注重研究性学习主题网站的建设

为了应用网站,更好地为课堂教学服务,上课时我们还在教学网站的基础上建设主题网站。

讲《九•一八事变》这节课时,“九•一八”事变就发生在东北,伪满洲国就建立在长春,学生对身边的历史感兴趣,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能力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为了上好这节课,我和学生共建了“九•一八”,主题网站。

课前,我把学生分成四组。第一组同学从我校历史教学网站上下载了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文字和图片资料。第二组同学在历史教学网站和学校三辰影库中查找和本课重点内容相关的影像资料。第三组同学搞社会调查,考察了伪皇宫等伪满时期的历史建筑,并用数码相机拍回照片。第四组同学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刊物,还在书中找到许多丰富的图片。在学生采集资料的基础上,再把资料进行分类和筛选,编辑到“勿忘‘九•一八’”主题网站上。上课时,我首先利用歌曲进行情境导入,使学生产生学习的强烈愿望。随后,我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带着问题利用“九•一八”主题网站自主学习。同时,我和学生在交流室里进行网上交流。如,有学生提出:为什么帝国主义控制的清政府是半殖民地,而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却是殖民地?这个问题比较抽象,我组织学生在交流室里展开讨论,有的同学利用教材上的资料,从伪满洲国毫无主权来分析;有的同学引用溥仪和坂桓征四郎的对话,从日本侵略意图上分析;有一位同学往交流室里输入五幅图片,前四幅是当时日本人居住的长春市中心,第五幅是长春老百姓居住的市郊,通过对比,这个学生认为,从长春城市规划上,也能体现殖民地色彩。在师生交流的基础上,我帮学生理顺知识体系。本课最后,我设计了谈古论今栏目,把下载和摘录的近几年日本反华的热点信息传递给学生,学生看后义愤填膺,认识到,今天日本的侵华野心依然不死。

三、注重学生网上网下活动的结合

实践表明,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学习,实现了网上的信息浏览、热点论坛;网下的课堂教学、实地参观、社会实践、日常生活……网上网下相结合:开展专题讲座、问题咨询、自由交流,从而真正实现了智慧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协同发展。

四、强调信息化学习以人为本的原则

4.苏区历史的现实意义 篇四

摘要：1919年5月4日因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为导火线而爆发的五四运动是北京大学等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前集合，随后举行游行示威，他们高呼“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的宣言。学生的爱国行动虽然受到了北洋政府的严厉镇压，但是它也为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大范围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意义，及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想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也拉开了序幕，这场运动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这场运动倡导的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等五四精神成为中国近代的宝贵精神财富，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应将其继承并发扬光大。

关键词：五四运动背景经过历史意义现实意义

一：五四运动

（一）五四运动的背景

(1)政治环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却仍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又在1915年，为实现他的皇帝梦而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中国面临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袁世凯死后，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各派军阀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而国际方面，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革命指出了道路。十月革命帮助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2）经济环境。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在这时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壮大起来了，产业工人的数目由1913年的约65万人发展到1919年的200万人左右。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参加斗争，是五四运动能够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

（3）文化环境。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是中国近代史上未曾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五四运动的发动作了思想准备。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社会情况错综复杂。不久，五四运动就由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作为导火线而爆发了。

（二）五四运动的经过

1919年，当凡尔塞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在5月1日，2日传出后，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在北大集合，决定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从5月4日到6月3日，包括北京，上海，济南，武汉，长沙，广州，南京，苏州，杭州，安庆，南昌，开封等地学生纷纷举行罢课游行，但局限于知识分子范围的运动，并未取得很大成效，北洋政府有恃无恐，大批逮捕请愿学生及各界代表。

6月3日起，运动逐渐开始扩大，上海工人，学生，商人同时罢工，罢课，罢市。开始的“三罢”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

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

6月17日，北京政府电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在和约上签字，激起全国人民更大愤慨，各地掀起了拒签和约运动高潮，各地发给中国代表团要求拒签和约的电报计达7000多封。

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未出席巴黎和会签字仪式，拒绝了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目标基本得到了实现。

二：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1、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虽然中国共产党当时尚未成立，但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显示了伟大的力量，他们在斗争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事实，给与先进知识分子以真切的教育。那些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大衣，开始到工厂中进行那个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而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这样，五四运动就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2，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以此为矛盾，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签订卖国丧权等条约，开创了近现代中国外交史的先例。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世界历史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工人阶级在运动中显示了强大的政治威力，它已不再是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而作为运动的主力军在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因此从世界革命战线看五四运动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

3、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发展，它把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思想由知识分子推广到全国群众。他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时期，使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成为一种风气，也促进了文学革命的深入和广泛发展，开创了中国文学时代的新局面，同时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化艺术领域中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使中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形成巨大推动力量。

四：五四运动的现实意义

这场运动孕育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五四精神，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尤其是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要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青年一代要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牢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以昂扬的姿态和饱满的热情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之中，贡献自己的青春、智慧和力量。因此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如下精神：

（一）要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五四运动的发生，就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续。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要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全民族的共同理想之中，自

觉服务祖国和人民，无私奉献社会，艰苦奋斗，不懈进取，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无悔的青春、永恒的青春。在当今世界作为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中国，要胜利跨入21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真正使中华民族振兴起来，更要大力发扬爱国主义。

（二）要继承和发扬科学精神。在五四运动中，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并重，是反封建、反迷信的另外一面大旗，并有力地促进了民主意识的发扬，反封建斗争的开展。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更加需要发扬五四先驱们倡导的科学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引，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科学文化的武装。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掌握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需要下苦功夫学习。

就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珍惜大好时光，发愤学习，刻苦钻研，打牢人生成长进步的根基。

（三）要继承和发扬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事业，在这一伟大实践中，有大量新任务需要去完成。只有不断创造，不断开拓，事业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青年时期是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体。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要努力培养自己的创造能力，能，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上，勇于创造，善于创造，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参考文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840-1949)》

人民出版社1981

5.苏区历史的现实意义 篇五

在人类历史上，有的思想如同流星般一闪即逝，而有的思想却像恒星一样熠熠生辉。发表于 1848 年年初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不仅没有因为岁月流逝而失色，反而随着实践发展越发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并对人类社会进程产生深刻影响。170 年来，历史见证了伴随《宣言》而来的思想变革和实践飞跃，见证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崭新世界观的公开问世，见证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证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也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宣言》的科学力量和价值魅力在于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条件和现实道路，预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前景，昭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崇高理想。《宣言》不仅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行动纲领，而且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理论指南；它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影响巨大，而且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宣言》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宣言》以其科学的洞见、深邃的思想和磅礴的气势，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科学

理论体系的诞生，开辟了人类思想的新纪元。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在人类思想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宣言》透彻地阐述了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宣示了社会历史观的伟大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5 年至 1847 年间，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重要著作，在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批判地超越旧思想的过程中创立了新的世界观，形成了唯物史观。《宣言》对新的世界观作了第一次集中而简明的阐释，这体现在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中：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唯物史观关于从生产方式特别是经济关系出发来理解社会历史基础进而理解整个社会的思想，颠覆了以往从神、思想观念或政治制度等出发来说明社会历史及其基础的唯心史观。它构成了《宣言》的主线，成为马克思主义大厦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

《宣言》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运动 500 年的历史长河中，存在两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一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二是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宣言》的发表，既宣告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转变，又开启了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向实践的发展。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

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毫无疑问是建立在这两大发现基础上的。《宣言》第一次系统完整、淋漓尽致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摒弃了空想社会主义仅仅诉诸道德情感的空洞说教，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阐明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和依靠力量。《宣言》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比如：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社会，由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工人阶级是历史上的先进的革命的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级力量，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争取自由解放、实现美好生活、建立美好社会的道路。

《宣言》吹响了工人阶级革命的号角，成为革命运动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没有《宣言》的科学理论指导，就没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迅速发展。《宣言》是极具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它熔科学性、阶级性和革命性于一炉，一经发表便迅速地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共产党宣言》是真正的海燕”，它预示了 1848 年欧洲革命风暴的到来和发展的趋势，预示并指导了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宣言》的原则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都已传播得很广了”，“《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

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从 1850 年起，《宣言》的德文版先后在瑞士、英国和美国重版过数次。1869 年以后，又先后被译成俄文、英文、法文、丹麦文、波兰文、西班牙文、亚美尼亚文等。“《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恩格斯逝世后，《宣言》奠定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俄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宣言》的中译本于 1920 年问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一大批革命者，成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或入门老师。正是在《宣言》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巨大成功。时至今日，《宣言》在 170 年间被译为 200 多种文字，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宣言》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科学指南

《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思想遗产。从社会历史的大跨度来看，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阐述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我们观察和认识当今世界的变化，对我们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对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宣言》亦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 1872 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对于这部经典著作的理解和运用，必须结合具体的实际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我们应该全面深刻地领会和把握《宣言》所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论逻辑，并把它同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历史逻辑结合起来。在当代，《宣言》对我们的启迪是多方面的。

《宣言》深刻揭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真谛和共产党人的初心，有助于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牢记共产党人的宗旨。《宣言》揭示了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最壮丽和崇高的事业，因为共产主义作为理想追求，和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伟大实践，超越了狭隘的剥削阶级偏见，以实现人类解放和幸福为最高目标。1894 年 1 月 3 日，意大利人卡内帕给恩格斯写信，请求他为即将出版的《新纪元》周刊的创刊号题词，而且要求尽量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回答说，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面一段话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这段话脍炙人口：“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人肩负着创造条件，逐步消灭阶级对立、建立能够使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光荣而伟大的使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就是：它从一开始就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的政党，而且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政党。《宣言》无疑是培育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经典教材。

《宣言》是观察和剖析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锐利武器，有助于认识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矛盾和历史命运。恩格斯在晚年指出：“《宣言》十分公正地评价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在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发展，正确认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仍然是很有必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出发，认为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会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阻碍，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并会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这些分析，仍然可以用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危机，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宣言》深刻阐述了世界历史理论，为认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性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

斯用“世界的文学”来指代世界历史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这里的“文学”不单单指文学本身，而是“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世界历史”的延续和扩展，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其中仍然起主导作用，资本和市场的逻辑依然是主导的力量。当然，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时代的“世界历史”相比，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仍然不难发现二者的相似之处。

《宣言》精辟论述了共产党人的当前目标和长远目标，有助于我们明确前进的方向。当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当下的目标和手段与未来的长远的目标和手段之间的矛盾。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后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都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现实目标与长远目标的关系问题。《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共产党人“最近的”目标和“未来的”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宣言》提出的共产党人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消灭私有制”等目标，都体现了当前的现实目标和未来的远大目标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最终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来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文化条件，而不能急于求成；另一方面，在为“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

斗争”的过程中，不能忘记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换句话说，我们既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又要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二者的辩证统一。

6.中央苏区历史文化 篇六

摘要： 1934年四五月间，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闽赣省的首府建宁相继失守。10月初，国民党军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10月上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万多人，先后从福建长汀的钟屋村，宁化西南的大王、凤凰山、隘门、曹坊一带（红九军团从长汀，红三军团第四师、少共国际师1个团、中央直属炮营和红九军团后方机关等从宁化）以及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

关键词：中央苏区 于都 苏区振兴发展 红色记忆

正文：中央苏区，亦称“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指在1929年至1934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赣南和闽西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13块革命根据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块。随着近几年党史界的学者、专家对中央苏区范围的深入研究，中央苏区范围有所扩大。截止2009年5月20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已确认全国共有34个中央苏区县：福建省达20个，江西省达13个，广东省1个。

福建省20个中央苏区县是：建宁、泰宁、宁化、清流、明溪、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永定、武平、漳平、平和、将乐、沙县、邵武、诏安、武夷山、光泽县、建阳。江西省13个中央苏区县是：瑞金、兴国、宁都、于都、石城、会昌、寻乌、信丰、安远、广昌、黎川、上犹、崇义。广东省1个中央苏区县是：大埔。

目前，江西赣州市正在全面推进赣南苏区振兴规划，为了让世人更加了解于都在苏区时期的巨大贡献，以下是于都县党史办撰写的有关材料，以供读者阅读了解。

一：于都对中央苏区的历史贡献

1、在于都诞生了赣南第一支正规的工农武装和第一块红色根据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1926年11月于都建立了第一个中共党组织——中共于都支部干事会。这一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于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于都人民的革命运动在全县城乡迅速蓬勃兴起。1928年2、3月间，于都里仁、步前、桥头等地的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相继举行了震惊赣南的武装暴动（史称“三乡暴动”），率先拉开了武装反抗封建压迫、剥削的序幕，成为全国各地工农武装暴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虽然都失败了，但却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暴动失败后，以暴动骨干为基础组建的桥头游击队，在斗争中发展成了赣南地方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工农革命军第15纵队。并形成了以桥头为中心，跨兴、于、宁三县边界的红色区域，1928年8月中共于北特区委员会和于北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以桥头为中心的于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于都成为了“赣南当时最红的地方”和“群众斗争的代表”[陈毅《关于赣南闽西、粤东红的报告》（1929年9月1日）]（见附件资料十一），成为了兴、于、宁、会、瑞诸县边界革命斗争的大本营。桥头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2、于都是中央苏区的全红县和巩固的后方基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军队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彭德怀率领红五军游击赣南进入于都境内，帮助建立了赣南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于都县工农革命委员会。从而推动了全县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32年1月当于都北部地区的最后一个反动据点——上宝土围被攻克后，于都便成为了中央苏区的全红县（《红色中华》第八期（1932年2月3日））。从此中央苏区也进入了鼎盛的新时期。于都境内的各项事业方兴未艾，蓬勃发展。全县工农群众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以更加饱满的革命热情，积极投身于建设和巩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运动中。在购买战争公债、支前、扩红、参军参战和全力支援红军反“围剿”的斗争中，于都人民积极响应，无私奉献。据统计全县购买战争公债、经济建设公债77.9万元，占全苏区480万的16.2%。（见附件资料十二）仅1933年，于都人民除了完成应缴的土地税外，还捐献了60余万担粮食，钱4万余元，物资不计其数。在于都成立的我党第一个大型国有企业“中华钨砂公司”，至1934年４月共生产钨砂4193吨，折合银元430万元，是当时苏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全县共有67709人参加红军，占当时全县人口的五分之一。支前参战的人数超过十万人次，参加长征的有一万多人，全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的仅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6338人。于都人民为中央红军的壮大发展做出了巨大牺牲，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3、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集结出发地，于都人民为支援红军战略转移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和中央机关、中革军委总部分别从瑞金和不同战场撤离，秘密集结于都，进行休整、补充，准备战略转移。于都县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人民为保证中央红军安全集结顺利出发长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1）积极响应中央猛烈“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的号召，全县青壮年积极报名，踊跃参加红军，在长征出发前的两次突击扩红中，一万余名于都儿女参加红军，先后组成了八个补充团，补充到红军队伍中。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提供了人员保障。

（2）积极筹集粮款物资。为保证中央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期间和长征初期的物资供给，于都人民省吃俭用，倾其所有。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提供了物资保障。

（3）于都地方武装根据中革命军委的统一部署，配合红军牵制和阻击敌人，封锁消息，为中央红军安全集结，顺利出发长征提供了安全保障。

（4）热情慰问集结在于都的红军指战员。中央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休整期间，于都人民不仅把最好最干净的房子腾出来给红军做营房，而且还组织慰问队带着粮食、鸡蛋、猪肉、蔬菜、草鞋等物品慰问红军，组织妇女组成洗衣队帮助红军洗衣服。

（5）帮助红军征集器材、架设浮桥。为帮助红军架设浮桥，沿河两岸的于都人民把家中所有可用材料都贡献出来了，有的群众还拆下了门板和床板。有位年逾古稀的曾大爷，在将家中全部材料献完之后，又亲自把自己的一副寿材搬到了架桥工地，朱德、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曾感慨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17。真正做到了红军需要什么，于都人民就无私奉献什么。

（6）组织运输队随军出征。由于这次战略转移采取的是“搬家”方式，需要大量的民工随军出征。于都人民积极响应中央征调民工的号召，几乎全部承担了这一重任，他们中除少数人在到达陕北后被编入红军队伍。许多人在征途中壮烈牺牲，至今连名字都无法知道。（7）安置、保护留在苏区的红军伤病员和红军家属。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后，仅在于都县内就安置了一万多名红军伤病员，于都人民不仅上山采药为伤病员治病，而且还精心护理，宁愿自己吃糠咽菜，也要把细粮留给伤病员，给了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于都人民还收留了一批红军将士的后代，解决了前方将士的后顾之忧。为保护这些伤病员和红军后代。许多群众还付出了宝贵的生命，用鲜血谱写了一曲拥军优属的悲壮之歌。

4、于都是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的最后一块土地，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起源地

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于都人民在留守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保卫中央苏区的最后斗争，于都成为了中央苏区的最后一块土地。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步步紧迫和血腥镇压，坚强的于都人民威武不屈、百折不挠。于都人民为配合红军转移、掩护留守机关及红军伤病员，遭到国民党的血腥报复，青壮年基本被杀光，据统计，仅长征后的五个月内，全县被国民党惨杀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达3000余人，烧毁房屋5000余间，抢走耕牛5000余头。沙心乡被杀绝的就有37家。经济社会遭受重挫，元气大伤。数十年间，于都处于物尽人乏局面。1935年末，于都县总人口为25.4万人，到1936年10月，人口剧降为17.5万人，到1948年末也仅为22万人，尚未恢复到1935年末水平。然而，英勇的于都人民并没有被凶残的敌人所吓倒，他们在极其艰难险恶的环境中，继续坚持游击斗争，有效地牵制和打击了敌人。留守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除一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历史诗篇。从于都突围到赣粤边的项英、陈毅等红军将士，依托油山坚持斗争，拉开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

二：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战略地位

——全国革命老区扶贫攻坚示范区。集中力量打好新阶段扶贫攻坚战，编制实施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为全国革命老区扶贫开发、群众脱贫致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全国稀有金属产业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稀土、钨稀有金属产业基地。依托本地资源和现有产业基础，大力发展新材料和具有特色的先进制造业。建设世界最大的优质脐橙产业基地和全国重要的特色农产品、有机食品生产与加工基地。

——重要的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依托赣州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加快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和快速通道建设，建成连接东南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商贸中心。

——我国南方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推进南岭、武夷山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加强江河源头保护和江河综合整治，加快森林植被保护与恢复，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切实保障我国南方地区生态安全。

——红色文化传承创新区。加强革命遗址保护和利用，推动红色文化发展创新，提升苏区精神和红色文化影响力，建设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打造全国著名的红色旅游目的地。

发展目标：到2015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在解决突出的民生问题和制约发展的薄弱环节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尽快完成赣州市农村安全饮水、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农村中小学薄弱学校改造等任务；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进一步壮大，城镇化率大幅提升，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接近或达到中西部地区平均水平。

到2020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整体实现跨越式发展。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能源保障体系基本形成；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建立，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均主要经济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明显缩小；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参考文献︰

《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2〕21号

《于都对中央苏区的历史贡献》 于都县党史办

《红色中华》

1934年9月11日

7.苏区历史的现实意义 篇七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概述

“世界历史”概念是黑格尔提出的,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内在的规律性,世界历史是通过冲破狭隘的民族和地域范围,由民族历史融汇成世界历史更替发展的。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指出,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以及交往的扩大,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由于资产阶级创造的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进而消灭了各国、各民族的特殊性,使封闭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不断转变。 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视域阐发了“世界历史”理论,指出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世界历史形成的直接原因在于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建立,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本逐渐冲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原有疆界;提出“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认为正是在资本的驱动下生产力与交往才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使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通过阐发“世界历史”观预示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向,时代性质的一致性决定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方法仍然具有当代性,研究经济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趋向性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以,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客观上要求加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要求人们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结合新的发展现实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唯其这样才能正确认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

二、经济全球化与社会形态更迭

一般而言,社会形态矛盾与民族或国家矛盾不属于同一序列范畴,经济全球化不仅使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趋于复杂化,而且还使得社会形态矛盾附加于民族国家矛盾之上并相互交织在一起,正确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求助于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了解。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剖析是讨论社会形态之间关系问题必须首先获取的前提性思想资源,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对东西方国家之间矛盾的正确把握,还是对社会形态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都要基于对经济全球化的科学分析之上。唯物史观提供的科学方法论在于只有基于世界历史发展总的趋势,才能正确认识民族或国家间矛盾及其发展,只有从关于经济全球化历史趋向性的研究出发才能深化对资本主义大时代民族或国家之间矛盾关系的认识,并获取关于这一矛盾关系的科学判断。所以,将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矛盾放置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之下分析,是对这一科学方法的基本遵循。

当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概念时,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逐步展开。深入剖析这一历史现象会发现,经济全球化具有逐利的自觉性与传播文明的不自觉性的双重特性。经济全球化逐利的自觉性主要体现在掠夺和榨取,“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马克思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的猎获黑人的场所,恰是这一切成为象征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的标志物。对于西方资产阶级而言,殖民地的价值只是保障其销售市场和原料来源,促成资本主义国家大工业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已。经济全球化不自觉性主要体现在传播先进的生产方式,这尽管不是资本善良的本性,然而它确实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显然,资本主义确实无意间担当起了文明的使者。

经济全球化自觉性的一面可表述为殖民化的一面,不自觉性的一面也可表述为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殖民化主要表现为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矛盾,而现代化则主要表现为社会形态之间的更迭。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全球化自觉性的一面是主要的方面,还是不自觉性的一面是主要的方面,民族或国家矛盾和社会形态矛盾究竟何者为主要矛盾,这是当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需要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创立之初是新兴的、进步的社会制度,而封建主义是死亡着的社会制度,由此推及的结论是将社会形态更迭置于民族或国家矛盾之上。强调以世界历史的眼光考察经济全球化的研究方法值得倡导,但在对待东西方之间矛盾关系的认识上无疑片面化了。倘若从社会形态角度审视,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确实反映出了先进社会形态和落后社会形态之间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西方资本全球扩张所产生的一个历史现象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是只强调西方社会形态的先进性,而轻易地否定发展中国家的反侵略斗争的正当性就未免过于武断:一方面,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社会形态矛盾是由民族或国家矛盾所引发的,近代的中外战争无一不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被动应战的状态;另一方面,东西方国家之间民族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因由西方以文明的方式传播现代文明而引起的,而是侵略和掠夺所致。

基于以上两点分析,就自觉性与不自觉性的关系而言,自觉性的一面无疑是主要的,西方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对东方的掠夺和剥削是主要的方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毛泽东在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的同时,一语道破了西方的目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所以,经济全球化促进发展中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的方面,与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制和排斥的方面相比,后者无疑居于主导性的方面,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人们既不能简单地把社会形态矛盾凌驾于民族或国家矛盾之上,更不能用社会形态的比较优势作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反侵略战争的正当性等问题在内的依据,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并不能直接地推导出反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拒斥。两者之间不仅不存在着对立的关系,恰恰相反,两者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而且“不完成反帝国主义的任务,也不能完成反封建主义的任务”。因此,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社会形态矛盾的解决依赖于民族矛盾的解决,民族矛盾的解决是调节东西方国家关系的杠杆。

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发展道路的抉择

基于唯物史观一般的理论逻辑,努力谋求现代化是人类历史的大趋势。经济全球化不仅是东方国家社会变革的外部环境,而且从社会技术形态上也决定了东方国家社会变革的走向。东方国家社会变革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把西方国家所创造的具有人类文明的一般性的成果转化为自己的社会基础的过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发展,这是人类在广度和深度上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现代化一旦在某一国家和某一地区出现,其他国家或地区为了生存和自保,必然采取现代化之道。换言之,现代化本身具有一种侵略的能力,而针对这一侵略力量能做的最有效的自卫则是以其矛攻其盾,尽快实现现代化” 。资产阶级国家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当作自己争取摆脱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开始缔造的;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 ,有学者据此认为发展中国家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可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国家主权部分丧失的基础上成功实现现代化吗?西方资本主义之成功在于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因为在资本的力量还相对弱小时无法获得国家的支持和保护,资本不仅自身难以增值,更难以跨出国门。正是依托国家的强有力的支持,西方资本才实现了跨越千山万水、远涉重洋的梦想。所以,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独立国家是现代化的主要承载者。

马克思始终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寻求现代化与民族独立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民族独立处于优先的地位,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充分表明国家独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和根本。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 。恩格斯更是明确地指出,“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每一个波兰的农民和工人,一旦从自己的闭塞状态中觉醒起来参加为共同利益进行的斗争,首先就会碰到存在民族压迫的事实,它到处都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只有在波兰重新争得了自己的独立以后,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 。毛泽东对此也深刻地指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 。所以,没有民族独立,寻求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

经济全球化从诞生之日起,生产力发展的日趋国际化与生产力诸要素日益被少数发达国家所垄断的矛盾就未曾改变过。在这种矛盾的作用下,生产力国际化发展的历程必然反映为西方资本强行打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使大多数相对落后的国家直接或间接地从属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从现代化的起源及其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角度看,尽管资本主义与经济全球化恰巧有一段“重合”的历史过程,但是经济全球化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作为现代化实现方式的普遍性意义。因此,国家独立是现代化的前提,实现国家独立的革命性质决定了现代化道路的方向。20世纪初,中国第一次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就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是否走西方式的发展道路引起了中国先进分子们的质疑,究竟是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还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问题浮出水面。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昭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只有走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实上,当俄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后,现代化的实现途径就以一种非西方的道路呈现出来,这条道路就是用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方法来谋求现代化。历经磨难的中国人民只有沿着十月革命的方向,才有可能拥有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社会条件本身塑造的历史进步的唯一可能性。为了取得民族独立,除了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当中国为了民族独立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也就由此换取了另一副模样。因此,必须警惕西方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范式”,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一旦“现代化范式”居于主导地位,不仅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被轻易地否定,而且国家独立的优先地位也必然会在“现代化”的迷雾中丧失,中国就可能在经济全球化中成为西方资本的捕获物。

中国社会形态的局部跨越是中国道路的第一个规定性,现代性的内在超越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第二个规定性。对于中国社会形态的局部跨越所建立的新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方位,人们需要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高度予以深度把握。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人类历史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第二层含义是人类普遍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经济全球化注定要经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时代,这两大历史阶段之间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在时间的规定性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历史的辩证法在于在资本全球化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社会主义就开始生成,其标志是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起来。需要说明的是,由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所决定,在这一历史时代出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不仅在其发展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不会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作为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仍然显现出较强的不完善性,反映为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展开的条件下跃上世界历史的舞台的,也只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的条件下不断发展和成熟起来。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实现现代化的具体方式与西方国家有着显著不同,更在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实质是实现现代性的内在超越。当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现代化时,无论在实现方式还是在历史任务上都发生了与西方根本不同的变化。就新中国而言,现代性内在超越的同义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基于社会形态和现代化的双重视角,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解读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不是注重发展生产力,而在于是不是以人为本,是不是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由此,这种新的现代性就其实现方式而言,要求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有效限制和克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严重扭曲,克服各种社会公害的普遍流行;要求社会各阶层的每一个成员在现代化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普遍享受到实现现代化所带来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现代化绝非是向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而是向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转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它起步起就担当起实现超越目标的历史任务。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限内,中国现代性的内在超越将始终是不充分和有限的。由于中国是在市场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但在广度和深度上未充分展开的条件下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既缺乏西方所具有的物质基础,又要面对来自西方的巨大压力。总体而言,现代性内在超越的不充分性是与中国社会形态局部跨越的不充分性分不开的。无论从空间存在还是发展程度上,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大时代还处于非主导的地位,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都仍然处于不充分的状态,这些因素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中国现代性内在超越的有限性将是一个长时期的存在。因此,从社会形态和现代化的双重视野回眸,中国道路的探索历程的意义即在于此。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着两个重大课题:一个是如何实现国家独立,一个是如何实现现代化,对这两个重大课题的科学回答离不开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认识到民族独立与现代化的一致性,以及认识到社会主义与经济全球化的一致性,是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探索发展道路进程中的两次理论自觉。社会形态的局部跨越与现代性的内在超越构成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两个基本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向性中加以认识和把握。

8.苏区历史的现实意义 篇八

关键词：伤痕文学；历史价值；现实意义

伤痕文学带来的读者效应是非常巨大的，伤痕文学成功再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苦难，是对当时社会的深刻批判，毋庸置疑的是，伤痕文学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是巨大的，那么这究竟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一、伤痕文学的性质分析

伤痕文学与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此类作品深刻的揭示出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知情、受害官员的悲剧性遭遇，其中的代表有《班主任》、《伤痕》、《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怀念萧珊》、《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我该怎么办》等等，这些作品宣泄出了一种愤恨之情，是对文革期间历史的书写。伤痕文学作家们关注的并非文学本身，而是当时社会的变迁，他们以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感肩负起重任，他们用自己的亲历诉说苦难，极富说服力。

二、伤痕文学的历史价值

伤痕文学做大的历史价值就是激发出了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激情，读者之所以给予伤痕文学极高的评价，正是由于自己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获取到自己的期待。而伤痕文学之所以可以在当时的文坛获取到霸主地位，并非由于采取了行政与暴力手段，而是由于这些作品可以真正打动读者的内心，读者认为，伤痕文学谈论的问题能够让他们感动，与他们的所想、所思可以保持一致。伤痕文学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可以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这也是其最大的历史价值。

三、伤痕文学的现实意义

在现代社会，文学失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大多数人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根本原因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人们可选择的消费渠道日益增多，严重分流了书籍的读者群。在伤痕文学时代，书籍分流的渠道是很少的。但是，在进入90年代之后，部分作家将文学作为商品，创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作品中获取到利润，而为了提升市场份额，他们过于追求书籍的技术层面，用各种噱头吸引读者眼球，丧失了应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利益的驱使下，作家对于作品的理解逐渐发生偏差，这既是作家的悲哀，更是文学的悲哀。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都市，但是，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成功的标准不应该是这部作品能够带来怎样的利润，而是其是否关注社会大众，是否反映出人性中深层次的问题。

文学作品只有依赖读者才能够生存下来，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应该得到读者心灵上的认同，而不能凭借读者的窥视与猎奇来哗众取宠，作家必须要重新认识到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真正的关注社会大众，只有这样，才能够赋予文学新的生命，这也正是伤痕文学最显著的现实意义。

四、伤痕文学的叙事技巧分析

伤痕文学的叙事模式有着鲜明的特征，作者们并没用布置悬念迭起的故事，也并不过分的追求写作技巧和文字表达，其追求的核心就是“朴素”。例如，在《我应该怎么办》中，作品讲述的是我得知前夫死亡的消息之后打算自尽，但是幸运的被自己的中学同学搭救，经历了几年的困难与温馨生活，两人逐渐的产生感情并结为夫妇，这种故事简单，但是却非常具有震慑力。在故事的结尾，“死去的前夫”又出现在了主人翁的眼前，将主人翁的心灵创伤表现的深刻非常。作家并未宣传什么、也未回避什么，他关注的是任的艰难、孤独与困境，用这种细节感动着一个个的读者。

伤痕文学一个基本的手法便是融抒情、写景与叙事为一体。作家们在小说中尽情地诉说孤寂、悲哀、苦闷，赤裸裸地袒露自己的所感、所思、所欲，无所顾及地诅咒、愤恨、批判社会。就抒发情绪的手法看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直抒胸臆，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借抒情自白披露人物的内心世界，完成人物性格发展历史的重要环节。这种方式不仅大量用在以第一人称创作的作品中，而且在第三人称创作的作品中也是如此。这种抒情直白的力量是强烈的，它有时直接表达了人物内心深处的声音，比一般的心理描写更能打动人。

五、结语

伤痕文学是文革时期的特定产物，作品的内涵与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伤痕文学更加关注读者的心灵体验，重视情感的抒发，伤痕文学”就以伤痕为中介，以被践踏的情感和人类普遍的道义感为支点对不受约束的政治暴力进行批判，以人们心中最深沉的情感和人类普遍的道义感为支点的私人领域对公共领域的拒斥，更多的还是表达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普遍的社会情绪，有着深刻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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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发有. 潮流化仿写与原创性缺失——对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片面反思[J]. 当代作家评论. 20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