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与变革

中国经济发展与变革（共8篇）

1.中国经济发展与变革 篇一

论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路径与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转变

摘要：风雨60载，回首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经济的发展与体制的变革息息相关，本文大致梳理了新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路径，由此也引发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以及每次重大制度变革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的思考，结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来看，其发展历程也同样伴随了经济的运行轨迹，由此也触动我们跨前一步去探索政府职能转变的未来之路。

关键词：经济体制制度变迁工商行政管理

一、建国后经济体制的三次重大变革 回顾我国的经济体制变革之路，有三次重大变革，这三次变革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与走向都影响深远，其内容与后果都值得我们去分析和研究，对今后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有着巨大的借鉴作用。

1、建国初期到1956年，我国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建立起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此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向单一的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当时的动因主要是为了从意识形态上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因此也照搬了苏联模式、不足主要是体现在缺乏经济建设经验，主观上急于求成、片面追求工业发展高速度等。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种阶段性的体制变革在建国初期对恢复国民经济，建设工业化起过积极作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弊端在随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暴露，高度的计划经济缺乏有效的激励制度，逐渐使企业失去活力，在农村则挫伤农民积极性，农业长期发展缓慢，效率低下。

2、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必然会催生制度变革，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开展了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在城市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管理模式，实行政企分开等经济改革措施，从此我国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 1的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转变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制度变革，是第二代领导人客观分析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实际，正确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借鉴外国经验，调整国家战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实行改革开放。

这次重大变革，在当时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状况下，一方面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城市增强了企业活力，工业得到发展，经济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3、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家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进一步认识国情和总结经验教训，决定加快改革开放，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国逐步向全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式经营转变，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把企业推向市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企业的股份制改造，真正建立以市场为主导跟国际接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这一次变革，是在形式之上，从内部机制上入手进行深入变革，是真正的“增强体质、修炼内功”的过程。取得的主要成就有：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人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

二、制度变迁的路径思考

通过对经济体制重大变革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一条相对清晰的制度变迁路径，那就是从由意识形态引起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向切合现实经济发展需要的市场经济模式转变。就制度变迁的过程来看，其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1978年以前的经济发展进程始终深陷姓“资”还是姓“社”的意识形态斗争，曾经带来中国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给新中国的建设者指出有效进行经济建设的正确路径，反而是僵化的教条主导了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这个阶段符合诺思提出的路径依赖理论：制度的初始点偏差，进一步导致发展路径沿着不正确的轨道发展下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断强化这一过程，尽管在左的思潮中也出现了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试图摆脱这种路径的努力，但结果是不成功的，中国经济深深地锁定在低绩效的非理性状态中而不能自拔。

改革开放则从战术角度选择了先从增量开始的策略，成功地回避了现实矛盾，降低了起步的阻力和难度，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发展成效。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先是从回避意识形态争论的基础上开始的，在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的前提下，在全民对政治运动已经深恶痛绝的年代，给了大众对未来更美好生活的良好期待，得到了来自基层群众的热烈响应。从联产承包制开始，启动了经济改革的进程，通过城市经济改革，以及不触动既得利益群体的价格双轨制等措施不断强化对改革收益的认知和期待，逐步使增量性的经济改革路线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轨道，形成了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路径依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有改革路径的边际收益不断减少，改革本身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需要深化改革存量部分，甚至是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必然会影响到既得利益群体，改革有可能触及深层社会结构。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年，增量改革已经差不多走到了尽头，能够改和容易改的方面基本都改完了，对于存量的改革势必牵动众多既得利益者，引起强烈的不满和与改革者的矛盾冲突，而且，政治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入。在改革前期回避这些深层次问题的做法，既形成了目前不可逆转的改革局面，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但也不可回避地带来了路径依赖的影响，似乎增量改革才是必须的，存量部分是不能轻易触动的。政治体制问题是不可以触动的，否则社会就会发生**。无论这些观点是否正确，都已成为不能跳出现有路径锁定的理由。

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每次大的成就、持续的高水平经济增长，都和及时颁布实施的经济新政策有关，从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每次都是不断修正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不断向市场经济逐步逼近，不断地微调，不断地使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的过程。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显然是巨大的。由此也引发我们的思考——如何做好下一步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甚至包括上层建筑范畴的政治体制改革。

进一步改革仍然要紧密联系国情，目前渐进式小幅度改革更切合中国的实际，制度调整主要应针对经济生活的具体层面进行，如投融资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产权保护制度和有助于保证市场经济正常发展的法规体系，这些方面的改

3进，将大大促进技术、资本和劳动等因素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真正的市场经济，在制度的保障下，有其自我理性选择的一面，也有制度引导和政府指导的一面，把握得好，是可以极致地挖掘在现有政治体制下经济发展的潜力的，而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促进，也将为政治体制改革打好物质基础，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有其自主生长的基因，从国外的经验看，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是政治更加清明，社会更加民主，从而最终得以实现中国整体的社会跃迁。

三、工商行政管理的发展历程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上层建筑层面中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部门，其作用也必然是为对应的经济基础所服务，发展历程大致也追随了我国经济形态的变迁过程。

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的改革开放前。

解放初期，各地的工商局作为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全面管理工商业的各项工作，具体包括企业注册、商标监管、广告监管、市场监管、打击投机违法行为等，对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工商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配合做好公私合营的工作。1958年，随着企业登记工作的中止，对工商企业的监督管理也随之消失。1962年，全国各省县一级工商行政管理机构不设局或科，工商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分别由手工业、工业、交通、商业科(局)承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被撤并，企业登记管理工作无法开展，对工商企业的监督检查长期中断，工商企业的开、停、并、转、迁、变失去控制。

第二阶段1978年的改革开放后——1999年体制改革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商部门恢复成立，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78年9月，根据国务院国发(1978)187号文规定，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始对工商企业进行检查监督，制止工商企业违反国家政策、法令等行为，取缔无证经营。这一阶段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行了诸多探索。特别是在对工商企业进行注册登记和监督管理方面取得了全面系统的工作成绩。

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

进入新世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也紧随经济发展的形势变化，不断改革与创新，积极探索综合监管和分类管理、开展政策创新支持经济发展、创新监管手段、探索科学监管，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监管文化与监管理念。此外，工商部门也意识到，随着经济能级的提升，产业结构的升级，所面对的监管对象、监管环境日新月异，需要监管者也不断与时俱进，因此积极努力探索新兴的监管领域，包括对互联网产业中的新媒体、电子商务等领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突破。

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来看，与建国后经济体制的三次重大变革紧密联系，经济体制的变革必然包括相关行政部门的职能转变，工商部门的三次职能转变正体现了我国制度变迁的路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行政部门也随之相适应的逐步调整职能，而职能的调整作为制度层面的因素，对微观经济的运行又产生反作用，这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四、对未来工商部门行政管理职能转变的探讨 通过对制度变迁的路径分析，我们不难得到许多可资借鉴之处，为寻找未来制度因素的变革方向指明了一条道路——制度变革必须在政治体制以及相应的政府行政职能转变中寻找路径。工商部门伴随着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制度变迁的路径也在不断的做着变革与调整，其中核心的市场监管职能从对最初农贸市场为代表的有形商品交易市场的监管到全面监管广义的各类市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处于高速发展的转型期，外部面临着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不断有新的经济主体以及经济行为需要去面对，因此要求工商部门不断调整职能服务经济发展。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讨。

1、加强对宏观以及微观经济形势的学习、研究与分析，在战略高度上更好的把握工作职能与工作方向。

作为微观经济监管职能部门，工商部门同样需要关注宏观经济，这样才能把握好其微观职能的方向与细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以往更多的定位于市场主体与市场行为的监管者，因此塑造了很强的法律意识和严谨的执法思想，这些是工商

5工作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但作为经济管理部门，在监管同时也要提供职权范围内的政府公共服务，现有的人员结构中拥有经济学知识背景的相对较少，对企业以及各类市场经济行为缺乏深入的认识，特别是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新兴的行业与领域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中，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工商部门提升监管水平、拓展监管领域，提供市场主体切实需要的公共服务的瓶颈或制约因素，因此需要系统内加强对经济学知识的学习，加强行业研究与经济趋势研究，以及对现实经济问题的了解与分析，从而为行政客体更好地提供监管与服务职能。

2、研究新的监管机制与监管模式，寻求监管职能的突破性转变。

传统的监管机制适与监管模式应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初级阶段的部分产业，但经济的发展、产业的升级，必然要求监管机制适与监管模式与之相适应。计划经济的模式对企业的束缚太多，而市场经济则重在建立企业信用档案与信用分级制度，同时结合监管信息公示与媒体监督强化监管效能，以柔性方式提升监管效能；社会分工导致各个行业的专业程度越来越高，因此监管应走专业化道路，对不同行业采取科学有效，有针对性的监管模式；当前工商部门的多项职能相互缺乏联系没有形成监管合力，因此应致力于实现工商职能多个环节的有效统一，加强数据共享、信息互通，从而进一步提升监管职能的效率。

3、从服务经济的大局入手，转变监管为主的职能单一性。

对于市场监管职能的重视毋庸置疑，但工商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应进一步强化。目前企业注册登记是工商部门服务职能的重要内容，此外还应在扶持新兴产业发展，促进区域经济产业布局，促进就业，为社会提供经济信息数据、企业监管及信用档案信息等方面加强服务职能，从而使工商部门的服务职能全面化、系统化。服务性职能的强化，可以使工商部门更有效地对微观经济起到制度性引导的效果，充分发挥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2.中国经济发展与变革 篇二

上文说到中国传统的花鸟画分为两大流派:一是写实的工笔画, 二是写意的水墨画。工笔画是由宋院画奠定的基础。此派以写实为主, 讲究“形似”, 其画法周密不苟, 用笔大多工整细致, 设色雍容典雅。工笔画在宋代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而成熟的艺术体系。宋代作为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全盛时期, 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佳作, 尽管它们的平尺不是很大, 但每幅都充满着生机, 仿佛画中的花鸟栩栩如生。水墨写意则与工笔相对, 它们不求“形似”, 不苟法度, 不施华彩, 以抒发作者的“意气”为宗旨, 在元代以后日益兴盛。

岭南花鸟画之所以可以有所突破和发展, 和它的地理位置有着极大的关系。岭南位于中国的最南部, 地处边陲;秦汉时期、两晋南北朝时期陆续有中原人士南迁岭表, 中原文化开始随之传入, 但是古代岭南的文化发展, 相对中原、江南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地区而言, 一直是落后的, 而其中的绘画部分尤为落后。在明代之前, 岭南画家寥寥无几, 有文字记载的不过是唐代的陈曇、张询, 宋代的白玉蟾三人, 但是都没有画迹存世。当中原、江南等地的画坛名家辈出、繁花似锦, 构成一段段辉煌的美术历史之时, 岭南还是一片沉寂和空白。后来, 岭南画家在中西汇流的时代潮流中, 东渡日本或西行欧美, 不断寻求创立新时代新绘画的道路, 功夫不负苦心人, 最终岭南花鸟画完成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 他们承袭中原、江南绘画, 创造出了自己本土的风格;从吸取中国传统艺术的精华, 到融汇外来艺术的养份;从单一的写意风格, 到各种风格、流派的产生和繁荣, 最终成为中国主流美术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部分。

其中一位不得不提的书画家那便是林良了。关于林良的记载, 最早的文献记载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广东通志》。林良以草书笔法画水墨禽鸟树木, 野逸而天趣十足, 一时有“林良吕纪, 天下无比”之誉, 他成为明代初年最著名的宫廷职业画家之一。林良以花鸟画名重一时, 在继承南宋“院体”画风的基础上, 开创了水墨写意花鸟画的新风气。明代岭南的文化宗师陈白沙曾为林良的花鸟题诗曰:烟飞水宿自成群, 物性何尝不似人。得意乾坤随上下, 东风醉杀野塘春。由此可见, 林良可谓是造诣颇高。

当然, 林良也有自己对花鸟画的创新。他的花鸟画, 既有工笔设色, 又有水墨写意, 两者相结合, 都有很高的造诣。他的大幅作品雄健壮阔, 构图完整, 对繁简、疏密、虚实的处理都非常严谨和出色, 这都是不可多得的。林良存世的画作以水墨画为主, 在花鸟画领域中, 他对水墨写意技法的运用也是非常富有创造力的。林良的水墨花鸟画延续了宋代的“院体”花鸟画, 又汲取了南宋山水画放纵简劲的画法, 兼容草书的气格, 形成了以气势取胜的风格。林良作画不施钩勒, 以墨色的斧劈皴刷、点簇晕染来塑造花草树木、飞禽水鸟的形象;有时则在水墨上罩以极清淡的色彩, 使其画幅墨气淋漓, 墨花飞舞, 黑白变化多端, 意趣盎然。

随着海内外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 在蓬勃发展的中西文化贸易中出现了岭南花鸟画。这更促进了现代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因为这种中西绘画理念与技法的融合, 使植物画别具一种开放的世界性视野, 别具一种新颖的形式美感。岭南植物画新鲜、清朗的自然气息, 雅俗互渗互化的审美趣味, 自由、活泼的近代意识, 是对文人水墨画几乎一统天下局面的逆转, 亦是广东画人开眼看世界的起端。

从绘画的角度看, 在岭南花鸟画中, 大部分的图画是美观悦目的, 而其中的精美之作, 更是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平。绘画造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更不可能“突飞猛进”, 而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长期浸润、长期积累的结果。而宋院花卉画的“写生”传统与西方植物画的“写实”要求又相吻合, 更使广州画人得心应手。画中的花、叶、果的偃、倚、侧的姿态自然生动, 丰满鲜艳的牡丹、淡雅肃静的百合等园花, 清新灵秀的华山姜、山石榴等野花, 形貌各异的单叶、复叶等叶子, 无一不“应物象形”。

岭南花鸟画是兼中西的产物。从材质、技法上看, 岭南植物画是兼采中西的。这些画使用的颜料基本上是中国工笔淡彩颜料, 如藤黄、花青、胭脂等, 加上了响亮而又轻盈的西方的水彩颜料洋红, 在颜料当中又掺上了胶, 从而使之变得非常厚实。其基底材料既有中国传统工笔画的矾宣纸, 又有欧洲出产的水彩画纸, 质地粗糙、有纹理的洋纸。在画法上, 则包括有宋院画的钓描彩染与“没骨”法, 使得画面透明、轻快与滋润。通过中西绘画的材质、技法相互交融, 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画面肌理与视觉效果, 形成别具一种形式美感。

岭南工笔花鸟画, 既有宋院画的文学意味, 又有近代西方的科学气质。这种中西方结合的形式, 造就了现代花鸟画的基本模式。展望当今的课堂, 学生的画作刻板毫无生机, 纯粹的运用传统画法。所以, 在加强专业基础的同时, 结合新式画法, 同时边画边动脑, 使中国花鸟画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1]盛天晔.《历代经典绘画解析---宋代花鸟》2011.6.

[2]栗宪庭.当代问题《重要的不是艺术》.2000.8:110-112.

[3]陈滢.概说.第一位以花鸟画名世的广东人外销欧美的岭南植物画.《岭南1368-1949花鸟画流变》2004.9:7-9 14-25 265-296

3.中国经济发展与变革 篇三

本文结合农村幼儿教育的变革研究，为下一步发展提供趋势参考。

关键词：幼儿教育；农村幼儿教育；发展历程；现状；策略

中图分类号： 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0-0068-02

一、我国农村幼儿教育发展沿革

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普及为主，教育必须着重为工农服务。发展的重点，首先应该放在工业地区企业部门，其次是机关、学校及郊区农村（先取得经验以发展农村幼儿园），主要解决工农劳动妇女对孩子的教养问题。

1956年2月，教育部、卫生部、内务部发出《关于托儿所、幼儿园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指出托儿所、幼儿园的发展方针是“合理规划，加强领导”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调动了社会各方面举办幼儿园的力量，使幼儿园得到了逐年递增的发展。

1958-1960年，全国各行各业都处于大跃进年代，幼儿园也一哄而起，混乱失控，盲目发展。1958年比1956年幼儿园增长42.4倍，人园幼儿增加27.1倍，其中民办园增长4.28倍，人园幼儿增加27.9倍。由于高校师生纷纷下乡办学，还编辑出版了一些农村幼儿园教材、农村幼教师资培训教材以及农村幼儿园办园经验汇编等书籍。

从1961年开始，我国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幼儿教育方面，有条件的就整顿保留，没条件的则撤消，使幼儿园经过整顿得到正常发展。

综上所述，至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的农村幼教事业经历了由逐步发展到大起大落到回复发展的历程，全中国初步奠定了农村幼教的基础。

二、我国农村幼儿教育发展现状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开始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经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过渡的发展时期。农村幼教随着农民的生活和观念的变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事业蓬勃发展，在课程改革方面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20世纪80年代初，教育部印发《关于农村幼儿教育的几点意见》，该《意见》强调：农村幼儿教育的发展，有利于小学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实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应根据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积极创造条件，有计划地发展幼儿教育，首先发展学前一年教育，同时逐步创造条件接收3-5岁的幼儿人园（班）。

（一）幼儿园的曲折发展。

2O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全国幼儿园数逐年递增，稳步发展，保持在17万至18万万处。农村幼儿园的增长也较快，如由1982年的9.18万处增至1992年的11.10万处，增长率为20.9%。农村幼儿园在全国各类幼儿园中占大多数。如1980年，农村园数占全国园数的84%（其他城市和县镇幼儿园仅占16%）；1990年农村园数占69%；2000年农村园数占53%。虽呈下降趋势，但还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

20世纪9O年代起，农村幼儿园虽有递减现象，但幼儿人园数却逐年递增，这是因规模办园的需要将零散的村班集中起来的结果，是一种发展和进步的正常现象。

（二）我国农村幼儿教育课程改革。

为使占我国幼教主体的农村幼儿教育提高育人质量，为改善广大农村幼儿生存和学习条件，我国幼教界始终关注着农村的幼儿教育。要提高农村幼教的质量，关键在于农村幼儿园课程的改革。2O世纪8O年代中期，南京师范大学师生们开始调查农村幼儿园的教育、教学等清况，发现普遍存在小学化、城市化倾向，注重读、写、算，提前学习小学一年级的课本或搬用城市幼儿园的教材；教师按人分科任教或请小学老师兼任；幼儿和小学生同样地只有上课、没有游戏等。针对以上情况我们于2o世纪8o年代后期，深人农村幼儿园，决心建构幼教化、农村化的农村幼儿园课程。

该课程以学前一年为重点，以综合教育思想为指导，以改分科教学为综合教学的形式组织课程，即围绕一年四季和一些重大节日和活动来设计主题，使教育内容更贴近幼儿的生活，更能反映农村的特色，使农村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资源得以充分利用，也使幼儿有目的地、更多地接触周围环境，设计了如“金色的秋天”“可爱的家乡”“美丽的春天”“我快要上小学啦”等主题。经过近2O年的研究和推动，农村幼儿园的课程实施虽有进展，但小学化、城市化现象依旧存在。

（三）我国农村幼儿教育构建体系。

在探索适应农村实际的、迅速有效地发展农村幼儿教育的新途径，使更多农村儿童接受良好的早期教育。该体系包括幼教机构的设置与行政管理、师资培训、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等方面，并通过试验区的整体试验研究，总结概括出促进事业发展、提高教育质量、改善办园条件、建立师训网络、形成管理机制等基本策略，打破了农村办幼教“等、靠、要”思想，构建了一套符合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低投人一、高效益的农村幼教体系的实践模式。

自2003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批转《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以来，许多地方的农村幼儿教育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如浙江安吉县强化管理意识，激活发展机制：每年有50万元专项资金重点扶植农村幼儿教育事业；形成了“一乡镇一中心、辐射行政村”的办园格局；为全县26个乡镇中心园配备专职干部；教师学历合格率达91%；两年间建造了巧所漂亮的中心幼儿园；学前三年人园率达92.6%。可见，只要政府扶植一把，就能引导农村幼儿园走上自主管理和自主办学的发展道路。

三、启示与思考

针对事业滑坡的调整，出生率的减少，规模办园的紧缩，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法规政策上的不健全以及管理上的疏漏等。人们认识的提高，政策法规的保证，行政管理的加强，办园方式的多元化。针汁小学化、城市化现象的改革，缺乏适宜农村幼教的本土教材，农村教师缺乏专业，缺乏辅导力量，呼吁全社会关注和研究，提高农村教师的专业素养，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网络，构建具有农村特色的幼儿园课程。

参考文献：

[1]王敏.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0.

[2]周玉琴. 青海省湟中县幼儿教育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0.

[3]李飞鸿. 湖南幼儿教育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1.

[4]李少梅. 政府主导下的我国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3.

[5]唐淑. 中国农村幼儿教育的发展与变革[J]. 学前教育研究，2005，06：38-40.

[6]蒋兴旺. 黔西县农村幼儿教育问题和对策研究[D].贵州师范大学，2009.

4.《中国：传统与变革》读书笔记 篇四

暑期读书笔记

——《中国：传统与变革》 费正清是美国也是世界上最有声望的汉学家。他的着作及其主要观点代表着美国社会的看法，对几代美国学者和政治家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号称“头号中国通”。此书从远古的史前文明一直写到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跨度几千年，涉及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及意识形态各个方面的传承与流变。

身为中国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中华文明是何等灿烂辉煌，中国文明是博大悠远，于是小时候的我们莫名得就有了一种身在这片土地的幸运感。当我们随着时间长大才发现，这个可怜的国家其实曾经落后而又贫穷。时间封印住一切，过往的事情已无人能改，但对事情的记述却难免作者的或有意或无意的局限性。西方史学家与我国史学家的一大不同是全球视野。国内史学界一向固步自封，只知埋头钻研故纸堆，却不知放眼世界。费正清等一些西方史学家，擅长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里进行东西方历史的比较研究，从而让我们有更宽阔的视野看待我们的国家。从这本书书中我弄明白了一些问题。为什么中国历史漫漫数千年，却一直以中央集权的政体延续至今？又为什么中国曾经很长时间里，在技术，文化多方面傲视全球，却从来没有发展中今天西方的科学与人文精神？《中国：传统与变革》中有许多讲解。

这本书以类似塞缪尔·亨廷顿的角度阐述了东亚文化圈的起源。即地理上的原因，中亚的荒漠，南亚的茂密雨林，东边的海洋，将东亚在现代西方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一直就作为一个相当封闭的文明圈在独立发展，而其中中华文明又是绝对的主体。上溯自夏商周，甚至更早的历史时期，因为对抗黄河泛滥等自然灾害，以及农业文明对抗游牧文明骚扰的客观需要，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中央集权形式的统治结构。对比之下，也就能理解古希腊城邦及其早期共和民主能诞生在一个气候温和，地势平坦，又多岛屿环海条件下的原因了。历史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往往不是几个偶然会导致。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集权专制特点又受到其他几个因素的推动，比如有一点很出人意料的一点，那就是汉字。费正清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那些不能互相沟通的方言其实已经可以算是

不同语言，其差异程度近似今天的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但中国并没有因为不同语言分裂为像欧洲那样的多个国家，而这正是得益于汉字的特性。汉字兼具表音表意的功能，可以书写差异极大的不同语言。虽然如南方各地方言各异，但如果书信可以交流，政府的政令就能传递，中央政府的统治就能继续存在。

中国的专制机器能如此顽强的存在几千年，期间却从来没有出现过近似西方共和民主及议会这一类的事物，实在非常神奇。这是一个陆地国家，地大物博，经济自给自足，因此没有了与国家之外进行贸易的动力。这又是一个农业比重极高的国家，大量的农民在有限的土地精耕细作，靠水稻这类高产的农作物养活了几倍于当时其他国家人口密度的人口。充裕的人力资源又削弱了人们研究机械及新技术的兴趣，古代西方没有的轿子却多车就是一例。人口繁多，又多是只能温饱的农民，受教育的阶层统治未受教育的另一批人，于是靠高低秩序的体制就一直稳定的存在了下去，又乱到制，从为消失，甚至今天。春秋战国有一个时期百家争鸣，混乱时代下诞生出非常多元的哲学思考，其他文明中出现的法制，语言逻辑，甚至新兴宗教都曾经出现过。但最后胜利还是属于一个强大专制制度下的新帝国。儒学这类强调的等级制的哲学思想也开始占领其主导地位。于是中国从物质上，精神上都愈加开始愈加成熟的中央集权统治。

书中有一段”为何中华帝国得到重建而罗马帝国却一蹶不振，这个问题目前尚无定论。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南朝与希腊拜占庭帝国相比保存了更多的帝制传统，而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南朝对北朝的影响也超过拜占庭对意大利、法兰西诸邦的影响。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由于汉朝的帝制模式要优于罗马帝国。上乘“天命”的中国皇帝受到民众的支持，他通过选拔贤人担任政府职务来实行公正、有道德的统治，这比罗马帝国的法制理念更易为当时的人所接受。汉字可能也起到了希腊字母文字所不能比拟的文化凝聚作用。“蛮夷”们如果想能掌握读写就必须学习汉文，因为汉字很难与胡语通用。此外，尽管中国各地方言各异而且相互之间很难听懂，但中国人却都使用汉字。最后一点是，汉人人口众多，这就使中国比欧洲更快、更彻底地把蛮族吸纳、同化了过来。由于中国农业属于精耕细作型，它生养了更多的人口，而入侵的异族也就越来越快地消失在周围人海般的汉族人口中了。”做了很全面的一些分析。

历史不会重演，但会惊人的相似。历史上这么多次改朝换代，也还只是一个王朝替换另一个王朝，却几乎完全不曾自发得发展出民主之类的火星。当然近代中国被西方坚船利炮叩开大门后，开始绝望的试图转向，实属例外。历史及其懒惰，如果几千年来渗入我们基因，浸透我们文化的都是这样一种中央一统的文明性格。希望中国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汉族文化中心主义”。作者指出这种以中国为世界中心，以汉族

政权为中国正朔的意识形态帮助中国人在遭受异族入侵及统治时保持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并最终成为胜利者。同时，也导致了中国人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憎恶与轻蔑，以及一味关注本国事物的狭隘视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族中心主义思想。他的这一观点，对当今中国很有借鉴意义。民族主义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

5.中国经济发展与变革 篇五

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必要性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主要研究方案

创新点预期成果、经费预算等（可加附页）。

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轨引发了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而社区体育是中国城市社会体育适应经济体制变革的产物，它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体育形态，在中国城市社会体育发展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我国社区体育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社区体育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真正独立地对社区体育展开研究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已有15年历史。本文希求通过对以往社区体育研究做一个阶段性的综合性叙述，为今后的社区体育研究做一个铺垫。本文搜集和查阅了1989-2003年15年间社区体育研究的文章以及书籍共252篇文章，用文献资料法以及数理统计法对1989年以来关于社区体育研究的文章做了一个完整的统计，从数量上看，关于社区体育的研究大约从1989年开始，1992年出现了短暂的停滞，但随后除在1996年略有下降以外，基本上处于逐年上升的态势，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及体育事业的发展，步入21世纪以来，关于社区体育的研究迅速增加，我们认为这一趋势还将继续维持下去。按其研究的内容进行总结归纳，其研究内容基本可分为社区体育基本理论、社区体育的发展和社区体育的相关研究三大部分。社区体育基本理论研究应该是社区体育研究开始阶段的主要集中点，研究内容主要是给社区体育下定义，研究我国特殊环境背景下社区体育的发展模式、特征以及在全民健身中的作用。社区体育的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社区体育的历史发展状况如产生的背景等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对社区体

育未来的发展趋势的研究。第三方面社区体育的相关研究则主要是社区体育的一些边缘研究，如在社区体育发展过程中一些学者从体育大理论角度出发，针对社区体育衍生出的一些概念，如社区体育意识、社区体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通过对以往社区体育研究的总结，基本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社区体育将迅速发展，对社区体育的研究也将逐年增多，但总体上目前对社区体育的研究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的快速的发展以及社区体育发展的实际需求，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加强对社区体育的研究力度，使社区体育的研究能对社区体育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指导和促进作用。2 国外社区体育研究状况

国外社区体育研究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原因与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变革时代有较大的关系。将社区体育作为社会控制的重要形式受到社会高度重视而引发学术界研究的。社区体育研究是社区研究的一个分支,多为应用性研究。从欧、美、日近年来的研究情况看,运用社会行动理论,对社区体育参与、社区体育组织结构、社区体育模式、社区体育方法等方面的研究较为多见。

(1)社区体育参与研究多为体育人口调查和体育活动状况评价,其中体育人口研究不仅就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进行研究,近年来更多采用多层(频度、强度、时间等)研究,不仅对参与者,更注重潜在人口、特殊人群的研究。“日本有学者提出‘参与’理论,即现代社会由于传媒和体育组织的发达,几乎100%的人口都与体育有关系,只是参与方式不同而已。在体育活动评价研究中已逐步摒弃就事论事的现状分析方法,更多地从生活角度研究体育活动与居民生活的关系”。[3](2)社区体育组织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结构和俱乐部研究两个方面。其中组织结构研究多为组织构成、成员关系、关键人物等方面。俱乐部研究多为形态类型研究和俱乐部经营研究。如《国际大众体育信息》2000年第8、9、10期《日本基层大众体育的管理体制》(一)(二)《日本综合型社区体育俱乐部介绍》(上、中、下)(3)社区体育模式主要集中在体制研究方面,但往往以个案研究为主。其中美国的社区公园、欧洲的社区俱乐部、日本的社区公民馆等具有典型意义。

(4)社区体育方法研究主要包括社区服务保障体系(如社区体育设施、指导研究)、社区推广运动(如德国的家庭奖章制度、日本的“挑战日”活动)等。其中社区服务保障研究近年来在强调志愿者的作用的同时,更注重对社会(含政府)援助的研究,更注重为特殊需要服务(如残疾人的体育参与)。

“欧美的研究多采用大社区(城镇)概念,与我国基层社区概念有较大差异,而基层社区体育主要表现为俱乐部活动,故多集中在小团体研究方面。这说明西方社区管理模式与我国有较大差别,在成果参考方面有一定困难,但西方社会学理论和社区研究理论对社区体育研究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尤其是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所出的问题,也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我国社会, 故从实践角度看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3] 3 我国社区体育研究状况

3·1 我国社区体育活动现象的出现

“我国社区体育活动现象的出现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一些省市由大企业牵头,周围企业参与组成了地区(片)体协。这种组织较为松散,组织的稳定性较差。如:天津的天拖南地区体协等。到了70年代初,城市公园、空地出现了零散和小规模的中老年晨练活动,后发展成为遍布全国的晨、晚练体育活动点。80年代中期,北京、天津、上海、沈阳等大城市出现了以街道牵头组织的体育活动,成立了街道社区体协,大单位牵头组织了一条街体协,打破了行业隶属关系,就地就近开展体育活动。这成为社区体育兴起的标志”。[4]进入90年代,随着居民小区的大批兴建,出现了住宅体协。另外,1997年4月国家体委、国家教委、民政部、建设部和文化部五部联合颁发了《关于加强城市社区体育工作的意见》。至此,全国各个城市社区体育开展得轰轰烈烈,社区 体育活动进入了高潮。3·2 我国社区体育研究的现状

我国社区体育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正直小城镇研究热,由此带动小城镇体育研究,出现了以江苏省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社会学分会为代表的学术团体。80年代后期,以中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为首的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研究,带动了我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社区作为城市的细胞,社区体育作为城市文化也被作为战略措施成为研究对象,从而揭开了社区体育研究的序幕。但真正独立地对社区体育展开研究主要在90年代初期,如1991年国家体委在天津召

开了“全国部分城市社区体育工作研讨会”,其主要内容是对社区体育的概念做了讨论;1993年11月举办的首届全国职工体育论文报告会上,征集到7篇涉及社区体育方面的论文,内容主要集中在社区体育界定、社区体育组织、社区体育现状和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等方面。从研究情况来看,当属于研究框架建立阶段,此后,社区体育研究呈逐年上升趋势。1995年为配合《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出台,对社区体育的性质、功能的研究有所加强。1996年底的首届全国社区体育工作会议,将社区体育作为社会发展和体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标、体制、组织、设施、经费等各方面加以规定,全面推动了我国社区体育研究的发展。1997年在第五届体育科学大会全民健身专题论文报告会上,有关社区体育的论文占了46%。2000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社区体育工作会议征集到论文40余篇,对目前我国社区体育发展模式、基础理论、趋势、存在问题等方面加以研究。2000年12月在第六届体育科学大会群众体育专题报告会上,有关社区体育的论文占了50%,这就形成了社区体育研究高潮。3·3 我国社区体育研究的类型及方向

从研究内容来看,我国社区体育主要分三大类。一是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包括社区体育概念、性质、功能、构成要素等方面。此类研究多借鉴西方社区研究理论和社会学知识,表现出较高的水平。此类研究者较少,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是目前社区体育研究者多为体育工作者,过去对社区、社会学研究不太熟悉,因此反映在研究上成熟性较低;②是我国社区体育起步较晚,且计划经济模式影响较深,社区体育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深入进行;③是我国社区体育研究的总量仍然很少,可参考的资料极少,社区体育著作几乎没有,外国参考资料也不多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区体育研究的发展。目前,此类研究主要以北京体育大学任海和王凯珍和上海体育学院李建国为主,即《对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的探讨》、《北京市社区体育的现状研究》、《上海市社区体育的组织现状研究》和《社区体育的基本理论、现状特点与发展趋势》。二是应用性研究,主要包括社区体育管理、社区体育组织、居民需求研究等。此类研究结合现状调查和对策研究,为社区体育政策管理提供了大量参考依据。但由于是立足于现状制定的对策,其预见性较差,有时跟不上社区建设的发展。另外,由于我国地域广大,即使在一个城市中,不同社区的差异也较大,因此普遍研究意义不大,故这类研究大多属于个案研究。但因为个案研究不仅花费少,易深入,针对性强,且因其个性鲜明,符合多元化发展方向。又由于它具有典型意义,反而(在同类型社区中)借鉴性更强。三是发展性研究,主要包括发展模式研究、社区体育政策研究、社区体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等。此类研究由于有明确发展目标,且多将社会发展作为因素或参考系统,有一定的研究深度,对社区体育发展作用较大。4 小 结

(1)我国社区体育研究比较广泛,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如有关社区体育政策研究、社会转型与社区体育关系之研究。(2)我国社区体育整体性研究较少,大多数属于结合现状和对策的研究。

“社区”一词于20世纪20年代从西方国家传人我国，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在我国重新被提及时，社区体育研究 才逐渐增多。1989年由天津市河东区率先提出，当时是指街 道社区体协开展的各种活动，后来延伸为对所有区域性的若 干群体或社会集团体育活动的统称。1991年7月，国家体委 首次在天津召开的“全国部分城市社区体育调研会”为各种 社区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性建议。可以说，在“社区体 育”概念提出后才开始了其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为了全 面掌握社区体育的研究成果。本研究通过手工检索和电子期 刊2种方式查找到截至2007年5月的社区体育研究论文共62 篇，将其分类归纳，主要涉及到地域性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社区体育服务体系一般理论和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的模式与实 践3个方面的研究。

l 地域性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的研究现状

我国的社区体育研究起步较晚。无论是从其基础理论、模式建构，还是其表现的特征、实践应用都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区域性的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研究很少有人涉及。1．1 关于城市社区体育服务体系

城市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的研究成果相对于其他方面的研 究来说还是较多的，共有18篇，占总数的26％ ；构建模式 方面的成果占30％ ：农村社区体育方面的成果占17％ ；现 状报告方面的成果占10％ ；一般理论、学校与社区体育方面 成果各占7％ ；适合项目方面的成果占3％。地域性社区体 育服务体系的研究对象共涉及10个省份，其中研究对象为江 苏、山东的论文各3篇，研究对象为广东、重庆、澳门的论 文各1篇。吴树斌在谈到澳门社区体育时说：“澳门对社区体 育的研究与宣传十分缺乏，职能部门及社会对社区体育没有 明确的认识，因此不仅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甚至无人专门 负责此方面的工作。”⋯ 裴立新等人于2003年对天津市社区 体育服务体系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指出“建身边场地、抓身边组织、搞身边活动，应当是现阶段乃至今后一定时期 内构建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的工作重点。” 2 王凯珍从研究社区 体育的定义和构成要素人手，对北京市8个近郊区的社区体 协和体育活动站进行了调查，对其组织状况、参加者状况、活动状况、场地经费状况、指导者状况进行了初步研究。陈 瑞玉认为社区体育服务的主体是政府、企事业、体育社团、居民等各种力量共同参与，而不是政府包办。

有的学者以大量的社会调研为基础，分析并勾勒出地域 性的社区体育服务体系发展新思路。吴建婷等人指出长三角 社区发展存在着公益性体育与经营性体育之问发展不协调的 现象，提出了体育主管部门要服务基层，坚持以城市社区为 工作重点，发挥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的作用；鼓励各种社会 机构，跨行业、跨地区投资社区体育。邹师认为： “社区体 育要为弱势群体建立完备的体育服务体系；在强化体育本质 功能的同时，还要侧重在调节心态、情感沟通、信息交流和 满足他们的精神生活方面。” 夏成前分析了构建江苏省城市 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的外部环境，探究了体育服务体系的建构 方向及其要素，并提出江苏省城市社区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 可构架为市场体系和公益体系。1．2 关于农村社区体育服务体系

农村体育方面的研究是目前体育研究的热点问题，因为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一研究热点将在今后的几年持续升 温，原因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是今后一段时问现代化进 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笔者查阅了自1994年至今相关方面的 学术论文，结果发现：有关农村体育方面的文章有1 916篇，其中关于农村体育教师方面的研究有635篇，关于农民与体 育之间研究的有446篇，关于农村中小学生与体育之间研究 的论文有21篇，而关于农村体育服务体系的理论研究仅有 12篇。

其中，王波认为，江阴市在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的全 过程中，对于整合资源，要抓准“三个结合点”：一是与盘 活存量相结合；二是与社会共建相结合；三是与村民共管相 结合。张治军提出了以学校为中心的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简 称“新型社区体育”)，适合目前经济、社会条件下小城镇社 区体育发展需要。周传志等则以地域特征为依据，并依据我 国东南沿海和内地农村体育实际情况，指出了参与主体、地 理条件、历史传统的不同造成两地农民体育锻炼项目的差异。他分析得出影响沿海农民锻炼的因素主要是场地、时问和技 术，而内地农村居民则认为农民锻炼的因素主要是时间、兴 趣和心理。-j 要想发展农村社区体育服务体系，只具备场地、时问和 技术等居民健身因素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具备专业的体育师 资力量及管理人才。苗大培等人经过调研指出，目前我国城 乡社区体育组织配备有专职体育干部的街道办事处、乡、镇 占29．0％ ；配备有兼职体育干部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 占79．0％ ；聘用有体育干部的街道办事处、乡、镇占12 7％，我国有92．0％的市辖区、县级市、县和73．4％ 的街道办事 处、乡、镇已经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我国有25．2％的街道 办事处、乡、镇拥有进行有偿服务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张治 军也认为，山东省小城镇社区中国家级、一级和二级社会体 育指导员尚缺，三级的仅占7．8％。同时还存在着居民体育 场地设施数量不足，质量偏低的现象，并且社区居民对体育 设施的使用率不高。

1．3 关于域外社区体育服务体系

从社区体育的概念到构建和谐新农村目标，学习国外社 区体育的先进管理与开发经验，将会极大地促进和完善我国 社区体育和农村体育的理论与实践体系。虽然，此方面的研 究成果很少，但他们都从不同的层面对社区体育的发展、构 建与管理进行了论述。

王良民认为，域外社区体育与娱乐计划一起承担社会责 任，社区体育有一整套的法律体系、组织机构、运行机制以 及充足的经费来源和专职工作人员。他认为，发达国家社区 体育经费主要来自政府、家庭、企业、彩票收入4个方面。李加奎提及了美国如何从“recreation movement”的娱乐运动 发展到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并阐述了其社区体育各种 体育活动开展的具体情况。赵澄宇论及了挪威与瑞典北欧国 家的地区体育联合会或地区单项体协之问的体育经费。此文 中提到北欧实施的是由政府与民办团体合作的结合型管理体 制，政府的职责是提供经费，制定基本方针，与民办体育组 织合作，但不具体管理体育事务。陈雁杨在提到我国的香港 社区体育时说，香港体育显示出以保健、娱乐性运动为主要 的活动方式，并具有丰富、科学、广泛的开展特点，它们的 经费走的是多渠道筹集，自己参与自己付款的自助形式。2 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的一般性理论研究现状 2．1 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的内涵

“社区”在20世纪20年代从西方国家传人我国时，被译 为“地方社会” 或“同地区的居民”。新中国成立后，由于 社会学被作为“伪科学” 而禁止，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 开放后，社区的概念才在我国重新被提及。这为我国社区体 育真正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提供了理论发展空间。据电子检 索统计显示，涉及到“社区体育”研究的论文共有1 328篇，而直接论及农村社区体育的却只有2篇。从整体上来看，社 区体育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出现之后，各种学 术观点层出不穷。

苗大培等人认为，社区体育归属于民间组织；社区可划 分为多种层次，可操作性更强；社区体育是在社区生活共同 体内开展的群众体育。沈梅认为：社区体育就是社区开展的 面向社区居民的体育。社区体育与其他体育有所不同，是以 社区内居民为主要对象开展的体育，其包含有家庭体育，老 年社区体育，厂矿团体、机构、政府组织的体育等，兼含有 职工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等方面，是在一定社区地域 内进行的体育行为的总称。李仲明等人对小康地区的全民健 身服务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 “提高认识，形成共 识，是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服务工作的重要前提；组建体系，构筑网络，是发展全民健身运动的必要载体；建立机构，健 全规章，是巩固和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关键和保证。J 张春华认为，社区体育服务内容应因地制宜，从群体健身的 急需项目做起，而且社区体育服务的内容是一个动态过程的 有机整体。高雪峰则主张社区体育具有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健身娱乐3种功能。李建国在《社区体育》一书中也充分确 定了社区体育的概念、作用与特征。2．2 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的表现特征

包雪鸣提出： “社区体育服务的内核是福利性、公益性 的社会体育服务，对象是居民，外延或适应范围是社区，他 完全不同于每天在社区中发生的工商业活动。” 并认为，社 区体育服务业是“以街道、镇、居委会和社区组织为依托，具有社会福利性的居民服务业。” 顾渊彦认为： “农村存在 着参与对象的广泛性和开展活动的艰巨性；项目的随意性和 形式的灵活性；活动的自发性和季节性；体育活动的传统性 和民族地区的差异性。”L6 王峰认为，社区体育具有地缘型、单元型、单位型、集约型和自发型5种主要类型。贺风翔提 及我国社区体育组织的基本特征：公益性、自发性、区域性、平等性和不稳定性。

2．3 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的框架

张文圣研究提到，构建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的的基本框架 可分为：组织保障体系、硬件保障体系、指导人员保障体系、活动内容保障体系和指导思想保障体系，建立时应该从指导 者、管理者、实施者和参与者4个层面人手。苗大培认为，构成我国社区体育组织体系框架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社区 体育协会和社区体育俱乐部。贺凤翔提出了我国社区体育管 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社区划分不明确，管理机制不健全； 街道体制与社区体育难以接轨；社区体育管理组织力量薄弱，维普资讯 第1期 纪铭霞，等：近20年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研究的综述 ·3· 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经费来源、设施建设和维护等不完善。3 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的导向性理论研究现状 3．1 社区体育服务体系项目研究

胡飞燕等人认为在社区全民健身活动中除了常见的运动 形式之外可以创编新项目，并提出了在创编过程中要遵循两 大原则：传统体育项目与地域文化相结合、外来体育项目与 传统文化相结合。虞定海根据上海市多元化社区体育服务体 系的实际情况，研究了健身气功对社区体育设施服务、社区 体育组织服务、社区体育指导服务和社区体育信息服务四方 面作用的同时，又认为“健身气功要形成国家体育总局、上 海市体育局、区体育局和街道(乡镇)四级管理网络，实现 一级抓一级，层层有管理的工作方法” J。3．2 社区体育服务体系模式的构建 佘静芳提到了“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是构建城市社 区体育服务体系的基础；引入市场机制是构建城市社区体育 服务体系的关键；体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构建城市社区 体育服务体系的保证” J。沈梅则对参加社区体育体验的人 群，社区体育活动的内容，社区体育的设施和体育经费的投 入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与论证。夏成前分析并提出了构建江 苏省城市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的基本框架，如组织系统化、筹 资的多元化、形式多样化、人员专门化、参与普遍化、资源 利用合理化。杨英认为构建社区体育多元化服务体系应坚持 政府的支持与社会兴办相结合的原则。林少峰提出了对社区 的不同人群区分阶层发展体育人口，强调社区体育与社区教 育相结合。而樊炳有认为：街道体制与社区体制难以接轨，社区的体育组织与自发性社区体育组织之间缺乏联系，偏重 于对“物”的管理，却忽视了硬件设施投入以及文化教育、公共道德等以“人”为中心的软件管理。他提出了社区体育 管理体制创新要遵循的原则：政府参与行为与社会行为相结 合；社区体育管理与社区体育服务相结合；社区体育经营性 与服务性相结合；社区体育专业队伍服务与群众相互服务相 结合。姜丽提出了我国社区体育发展应该建立政府支持、企 事业协助、群体社团实施的模式；培养社区体育指导员和发 展社区体育志愿者模式；开发群众体育市场模式；社区体育 与学校有效结合模式等多种模式。裴立新等人提出“大城镇 大战略”，要以县城镇与中心镇为突破口，“建立乡镇文体工 作站 积极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构建覆盖广泛的 农村体育服务体系” J。

3．3 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的实施与建议

张文圣提出了构建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必须与经济协调 发展，体育服务体系必须体现多元化特点，构建社区健康的 生活方式和积极推进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的有机结合4个方 面。孙建提出了南京市社区体育多元化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 的总体思路，构建和完善了南京市社区体育多元化的服务体 系，他认为南京市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的多元维度体现在2 种主要的模式、3个不同的消费层次、3种不同的年龄层次和 3种不同的服务方式。聂锐新认为，应切实加强农村体育 的发展、加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力度、完善全民健身运 动的管理机制、切实解决群众体育的场地设施问题、努力丰 富群众体育活动的内容。贺凤翔分析了我国社区体育组织的 基本特征和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4点建立与完善 我国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的建议。裴立新等人强调坚持农村体 育以乡镇为重点，并应以县城镇及中心镇为切人点，发挥基 层政府的积极性；文化与体育部门联手共建文化体育工作站，发挥村民委员会在农村体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扶持农村 基层文体专业户；利用农村学校场地设施开展健身活动，是 缓解场地短缺的有效举措。4 结束语

从目前我国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的整个研究状况来看，众 多研究成果趋向于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的存在现状与问题分析 方面，而有关于农村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的理论研究不多。尤 其是如何完善农村社区体育多元化服务体系的措施与体育组 织网络管理?如何加大社区体育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力度?如 何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如何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 公共服务，满足农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如何在城乡体育协 调发展下，促进农村体育的全面发展，全面实现我国体育事 业质的发展?如何根据我国不同地区农村的实际构建相应的 体育服务体系，使体育惠及广大农民，更好地为建设“乡村 文明”服务?这都是有待研究与思考的领域。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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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传志，杨利平．我国东南沿海和内地农村体育的比较研究[J]．漳 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47(1)：107一l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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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裴立新，周兰君，刘新光．全面小康社会农村体育发展问题的思考 [J]．体育科研，2004，25(6)：1—3．

[1O]孙建．新世纪南京社区体育多元化服务体系探讨[D]．南京：南京 师范大学，2006． [责任编辑江国平]__

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研究状况

一、我国学者对国内城市社区体育研究现状(一)基础研究 1.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包括社区体育概念、性质、构成要素 等方面，此类研究多借鉴西方社区研究理论和相关社会学知识。社区体育概念的界定。概念的清晰是任何研究工作的前 提概念界定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认识程度。有的学 者认为不应对社区体育的区域作明确的限定，有的学者认为对 社区体育概念的理解，应强调社区体育的基础目标和本质功能。社区体育界限的界定明确社区体育的界限，有利于明确 城市社区体育各种管理机构之间的职责、权利和利益的划分，促进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的健康、稳步发展目前，国内理论界 对社区体育在具体界限_仁不尽相同，大多认为社区体育是发生 在一定区域内的社会现象，这一区域便是社区。但在“社区”范 围的规定上有所差异，一部分观点认为应该以整个城市的范围 作为一个社区;有的学者认为应根据实际工作和研究的需要，操作性地确定社区体育的界限;还有一部分观点认为应该以居 民住宅小区作为城市社区体育中社区的界限。一36一

社区体育构成要素。社区体育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由 系列要素构成，包括社区成员、社区体育组织、必要的场地设 施、一定数量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各种具体的体育活动和一定 的经费保证。

2.应用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发展模式研究、社尽‘体 育建设目标与发展趋势、社区体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等 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研究_从宏观的角度，我国城市社区体 育应由领导、协调、操作三个子系统构成，街道社区在系统中处 于核心位置。从微观的角度，针对地域特点，确定每个子系统 的目标及各项目的功能性目标。目前，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研究 是社区体育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不同意的发展 模式。

社区体育与社会发展关系。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政 治体制改革的深人，广大体育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社区体育与社 会经济、文化发展关系作了研究，探讨了社区体育与社会上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社区体育社会化、产业化发展道路等 社区体育建设目标与发展趋势。本文认为，构建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成员三方合作，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种资源共

同支持的社区体育建设理论模式及其保障体系，是我国城市社 区体育建设的必然需要。(二)应用研究

主要包括社区体育管理、社区体育组织、居民需求研究等。此类研究多结合现状进行调查，为社区体育管理提供了依据，缺点 是有滞后性。而且，由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因此，通 过调查研究得到的资料往往只代表某一地区的实际情况，具有片 面性。

二、我国学者对国外城市社区体育研究现状

研究集中在介绍国外城市社区体育建设、管理与发展的先 进经验。

(一)社区体育产生原因研究

由于体育活动可以超越语言的障碍进行交流，克服生活中 的不平等进行平等的活动，最为重要的是，通过体育和娱乐计 划的实施，减少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的稳定。社区体育成了解 决这些社会问题最有效的手段。随着社区体育的发展，公众对 其消费日渐增多，体育消费成为了各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对本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世界各国都十 分重视社区体育的发展。(二)社区体育管理体制研究

在国外，社区体育从属于大众体育，因此，大众体育的管理 在某种程度上就包含了社区体育管理。(三)社区体育模式研究

主要集中在社区体育俱乐部研究。俱乐部研究多为形态 类型研究和俱乐部经营研究。研究认为，英、德、日三国社区体 育俱乐部都是大众体育开展最基本、最有效的组织单位，它对 体育人口稳定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三国社区体育俱乐部 的存在和发展有赖于政府的财政支持、政策和法律。(四)社区体育经费来源研究

在发达国家社区体育经费来源中，家庭体育消费是最重要 的渠道。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社区体育的投人一般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0.2%一0.61%之间，其中地方政府的投人远远超过 重要政府。西方社区体育也从各类体育彩票、赛事竞猜等体育 博彩业中获得大笔资金。(五)社区体育服务研究

6.道教的变革与发展 篇六

变革与发展,是历史上的一个永恒的话题.道教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有变有不变.所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这是不变的.;所谓”随方设教,历劫度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是变的.不变的是常道,变的是可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作 者：崔理明  作者单位： 刊 名：中国道教  PKU英文刊名：CHINA TAOISM 年，卷(期)： ”“(4) 分类号：B9 关键词： 

7.中国企业博士后发展的问题及变革 篇七

一、企业博士后发展历史简况

1994年, 我国在上海宝钢集团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开启了企业招收博士后的先例。上海宝钢集团作为我国大型国营钢铁企业的排头兵, “具有优越的物质技术基础, 可以为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起点高、难度大、与生产密切结合的科研课题和良好的科研实践环境及生活条件, 有利于出成果、出人才, 也有利于提高宝钢的科研、生产和管理水平。博管办希望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培养博士后, 推动产、学、研结合, 加强学生交流和促进人才流动, 加速科研成果的产业化, 推动我国现代企业的建设。”[1]

1995年, 先后在深圳、佛山建立企业博士后工作站。1997年, 人事部、国家经贸委、全国博士后管委会 (以下简称“博管会”) 决定扩大企业博士后试点工作。1998年, 博管会办公室、国家经贸委技术与装备司批准36家企业扩大开展博士后试点工作。1999年人事部批准60家企业建立博士后工作站, 2000年又在西部地区25家企业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在其他地区62家企业设立博士后工作站。至2010年底, 全国共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158家。2007年工作站招收数首次突破千人, 达1141人, 2008年招收的博士后数为1275人。1994～2008年, 工作站累计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6398人。

二、企业博士后发展的问题及其原因

企业博士后的发展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 但当前存在的问题也值得思考。

(一) 企业博士后出现“空巢”现象

我国博士后的招收主要由高校和企业承担, 由高校或科研院所设立的招收博士后机构称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由企业设立的招收博士后机构称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在博士后制度的发展过程中, 相比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招收规模明显较小。以2009年为例, 全国2146家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全年累计招收8350名博士后, 平均每站招收3.89人;与此同时, 全国共1674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全年累计招收博士后1743人, 平均每站招收1.04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站均招收人数不足流动站的1/3, 其中不少工作站本年度零招收, 甚至有的企业设站后连续多年没有招收或者招不到, 出现了所谓博士后招收“空巢”现象。

“空巢”现象由来已久, 即使是在企业博士后工作开展较好的地区也存在。据人事部和全国博管会2004年的调查, 天津市企业博士后招收情况综合得分排全国各省市中第二。[2]但2001～2004年, 天津有3年站均招收人数超过1人, 而2002年略低于1人。同时, 北京、福建有两年站均招收人数超过1人, 四川、江苏连续4年站均招收人数少于1人。江苏2002年站均招收0.25人、2003年站均招收约0.5人, 大多数企业工作站连续两年都没有招收到博士后, 见表2-1。

另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查, 2004年全国1018家企业博士后工作站中有400多家为“空巢”, 根本没有招收博士后, 也没有在站博士后。浙江的67家博士后工作站中, 30家成为“花架子”。[4]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部分企业把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作为提升形象的工具, 而不愿做踏踏实实的工作。它们为表明自己的技术实力和管理水平, 以利于今后更好地开展业务, 需要的是招牌, 而不太关心是否真有博士后进站。[5]因此, 它们对申请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抱有极大的热情, 但是一旦申报成功, 热情降温而不踏实地落实博士后招收与培养工作。

浙江大学博士后管理部门还发现, 一些企业招收博士后科研人员主要是出于企业形象的考虑。企业热衷于争取设立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与高校联合建立科研基地。成功获得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后, 大量招收兼职博士后科研人员, 在职单位出具同意其做博士后期间全脱产的证明, 但这部分人员很少是全脱产在企业全职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他们只是利用假期或集中一段时间到企业工作, 一些企业也乐意这样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首先是企业确实招不到能全职到企业工作的合适人选;二是企业为了保住“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这块牌子, 找兼职人员充数;三是企业招收在职人员做企业博士后, 从各级政府部门得到各类资助一分不少, 企业本身还可大大降低博士后日常经费的支出。[6]

(二) 企业博士后与高校“合作”问题

国家在企业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希望开辟一条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新途径, 发挥企业、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各自的优势, 联合培养高水平人才, 推动产、学、研结合, 加强学术交流和促进人才流动, 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 推进我国现代企业建设。同时, 规定了企业与高校在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方面的权力与义务。1997年人事部、国家经贸委、全国博管会联合发文《关于扩大企业博士后工作试点的通知》, 确立了企业博士后的指导原则。文件指出要坚持三项原则。第一, “联合招收, 优势互补”。企业与设立博士后流动站的单位联合招收、培养和使用博士后人才, 充分发挥流动站设站单位在研究条件、学术力量、科研资料和信息方面的优势, 发挥企业面向实践和资金雄厚的优势, 促进企业与流动站设站单位之间的互补。第二, “依托项目, 保证质量”。根据国民经济和企业发展的需要, 选择市场前景好、学术水平高的研究项目, 保证企业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培养质量。第三, “互惠互利, 共同发展”。企业博士工作既要有利于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也要有利于设立流动站的单位学科发展、科研队伍建设和科技成果转化。合作中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有关法规确定各方的技术和经济权益。[1]但经过多年的发展, 设想与现实相差较大距离。

一是企业与大学各自的研究诉求不同。大学的科研行为取向更多体现为“理论研究”与“基础研究”, 遵循理论的逻辑, 以科研论文作为衡量科技产出的标准;企业科研行为取向则更多体现为“生产”与“开发”, 遵循的是实践的逻辑, 以技术、产品和工艺的改进为评价科研成果的标准。大学和企业, 实际上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形成了科学研究性质的分工协作。不可否认, 虽然它们的研究互有交叉, 但更多是互有侧重。所以, 用“科技”这一术语来表达它们从事研究的侧重点是合适的。对大学而言, 它在“科技”中侧重的是“科学研究”, 而企业在“科技”中侧重的是“技术开发”。应该说, “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在社会进步中都十分重要, 没有重要性高低之分, 但大学和企业对它们的作用却有不同的认识, 会采取不同的行为取向。

二是企业与大学的权力与义务不对等。企业申报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大学仅是工作站的合作者。按有关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文件的规定, 大学虽然不需为博士后研究人员支付薪酬、福利, 安排科研课题, 对博士后工作进行日常管理, 但却有是否招收博士后的最终裁定权。大学需要承担的责任主要有两点:企业博士后可以使用大学博士后流动站设站单位的科研资源;向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安排合作导师。客观地分析发现,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高校科研资源面向同行开放, 前者对企业的价值不大。后者才是实质性的, 但却不是免费的。企业要向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站单位和合作导师支付报酬。由于要价不菲, 合作变为企业沉重的经济负担。

企业招收博士后, 需要向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工资、福利、住房、保险以及研究经费等, 创造博士后研究人员开展研究的科研条件。但是, 企业却不具备独立招收和培养博士后的资格。因此, 一些企业出钱、出力, 但能否招收博士后, 自己却不能决定。按博管会有关规定, 企业如果连续两年不能招到博士后, 还有可能取消设站权。企业与大学的权力与义务的确存在不对等的关系。

表面上看, 企业招收博士后时, 大学占据主动, 占了企业便宜。但是, 大学也有自己的苦衷。大学与企业合作, 是企业的主动合作, 它是对企业发展的一种投资。如果大学不与企业合作, 不会影响到自身发展。大学有自己的使命与任务, 而派出合作导师是高校为企业提供的一种服务, 理所当然应该支付服务费。何况, 企业招收博士后所产生的科研成果, 除法律规定或约定的合作研究外, 高校不拥有所有权。

由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时, 对“合作”理想色彩太浓。寄予博士后制度来实现产学研是不现实的, 肩负太重的责任只能使博士后制度发展举步维艰。

(三) 企业研发总体投入不足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 我国不少大中型企业建立起自己的科技机构。据中经网的统计, 2000年大中型企业科技机构数为7601个, 2007年增加到11847个;有科技机构的大中型企业数由2000年的6187家上升到2007年的8954家。大中型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从2000年的44万人增加到2007年88.3万人。2006年, 大中型企业科技经费支出额达3175.8亿元。2007年, 我国科技经费筹集额中企业资金为5189.5亿元, 科技成果登记数34170项, 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总产值42426亿元。这是我国企业研发趋势向好的一面, 但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差距不小。

单位:百万美元

表2-2是2004年R&D投入经费世界前25名的企业, 它们全部是欧美和亚太经济发达国家, 其中美国有9家、日本6家、德国4家、英国和瑞士各2家、芬兰和韩国各1家。美国福特公司研发经费高达74亿美元, 排名第一。Merck公司在美国上榜企业中研发强度最高, 研发强度为16.6%。在前25家企业中, 研发强度最高的阿斯利康公司 (Astra Zeneca) 年度研发经费为52.51亿美元, 研发强度达17.7%。亚太国家中日本丰田公司研发投入最高, 为70.52亿美元;研发强度最高的企业是松下公司 (Matsushita) , 研发强度为7.1%。美国著名的信息技术企业微软、IBM、Intel和HP等也榜上有名, 排名第25的HP公司研发投入达35.02亿美元, 而微软的投入高达61.84亿美元。微软2003年的研发经费为77.79亿美元, 研发强度为21.1%, 是该年度投入研发经费最多的企业。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对科研的投入也存在不足, 一些企业难以拿出足够的科研经费, 特别是担心科研投入不能产生及时效益, 往往不愿对博士后进行科研投入。

(四) 部分博士不愿去科研实力不强、地处偏僻的工作站

有些企业, 特别是一些知名度不高的民营企业, 因所在地交通不便、研究条件不好, 对博士后缺乏吸引力。即使一些企业给博士后提供的薪酬较优厚, 但申请进站的人还是很少。一般而言, 博士毕业生更希望到大城市的高校、科研院所或大型企业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不愿到地处偏僻的企业工作。[6]

博士去高校做博士后, 他们认为高校思想活跃, 接近理论前沿, 方便和导师沟通, 有丰富的图书和信息资源, 时间安排方面也比较灵活, 做科研有良好氛围。同时, 还能够发表高水平的论文, 为留校和职称晋升打下基础。而博士去企业做博士后, 一是要按照企业的要求做项目, 企业的要求与自己的学术专长不太吻合, 甚至认为企业的项目学术含金量不高。二是研究会面临较大压力, 企业关注短期利益, 希望尽快出成果。三是一些企业对研发活动的理解不够深刻, 缺乏正确的风险意识, 不愿意对研发投入足够的经费, 影响了研发活动的正常开展。

除此之外, 如果一些企业的博士后招收还没有形成规模, 制度不够健全。博士后要自己去协调和处理与技术部门、主管领导、财务部门、人事部门、后勤部门等的关系, 费时费神而影响自己的研究活动。同时, 去地域偏僻的地方还享受不到对博士后子女读书、户口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三、企业博士后发展的变革

企业博士后发展的改革, 必须基于我国企业博士后发展的国情, 同时兼顾我国产业政策的发展方向。

(一) 企业自主决定与大学的合作

由于企业与大学各自的研究诉求不同, 双方合作招收博士后不仅没有达到优势互补的效果, 而且还造成双方的隔阂与矛盾, 加重了双方的经费与人力投入。要保障企业博士后质量, 需要在企业申请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之时严格评估, 在招收与培养过程中卓有实效地开展两年一次的自评以及五年一次的综合评估, 而不应将合作招收作为保障企业博士后质量的措施之一。

企业可以自主决定与大学的合作, 也可独立招收。企业独立申报设站, 自主招收和开展有关博士后的工作, 它包括自主确定招收人数、博士后待遇、博士后研究项目, 博士后出站评估标准, 并自主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实施自我评估与自我管理。如有研究和工作需要, 企业博士后工作站自主确定与大学及大学教师个体的合作。

(二) 筛选企业设站申请与实施退出机制

筛选的企业一定要与国家提倡的产业政策相吻合, 使博士后制度更好地为国家新兴产业服务。如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提出的11个重点领域:能源、水和矿产资源、环境、农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人口与健康、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公共安全、国防。又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除了国家规定的新兴产业外, 企业博士后设站筛选还要坚持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在大中型企业和国家高新技术开发、科技创业园区等。一方面, 它们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 产业方向比较稳定;另一方面, 更有利于招收的博士后研究团队具有规模效应。

在对企业设置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筛选的同时, 实施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退出机制。博士后退出机制包括制定招收与管理过程中制度措施以及如何实施退出等。它是保障博士后制度健康发展和提高博士后质量必不可少的制度。

(三) 国家对企业博士后实施资助

我国博士后招收类型可划分为“国家资助招收、企业招收和自筹经费招收”三类, 它们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由谁出资招收。目前, 国家资助招收与企业招收的博士后各占25%～30%, 高校或科研院所的自筹经费招收约占50%。

国家资助招收博士后的主要待遇包括每年生活费5万元和租借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如果将住房租金按市场价折合人民币2～3万元计算, 目前国家资助招收的博士后经费为一年8万元左右。假设某一企业每年招5个博士后, 每个博士后在站时间为两年, 那么在站的博士后数量将达到10个。这样, 该企业每年招收博士后需支付福利经费80万。这还没有计算博士后在站期间开展研究需购买的材料、药品、仪器等费用, 更不包括企业建设科研实验室费用。由于企业招收博士后有一定困难, 绝大多数企业已将博士后生活费提高到10～15万元, 但高成本也使一些企业不愿招收博士后。

为减轻企业负担和扶持高科技企业发展, 有必要对企业招收博士后采取保护措施。对于高科技企业招收的博士后, 也享受国家资助招收的博士后一样的生活费资助, 而由企业不低于1∶1配套经费负责博士后的住房等福利。这样, 既可促进企业博士后发展, 又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发展。

实际上, 对企业科研的资助在国际上是通行的做法。它的好处在于, 既可以避免直接补助企业而产生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降低世界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同时又鼓励与促进了新兴产业成长, 能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当前, 我国在站的企业博士后为5000人左右。如果国家为企业博士后的生活费买单, 每人每年资助5万元, 一年增加财政投入2.5个亿, 但它为国家的产业振兴和创造的经济价值却难以估量。因此, 对企业博士后资助不失为一种战略性与策略性措施。

参考文献

[1][7]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博士后工作文件资料汇编 (1985~2007) [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2008:381, 383.

[2][3]杨鑫传, 袁长青, 张晶, 郑巴音.天津市企业博士后工作调查报告[J].中国人才, 2005, (10) :24.

[4]张乐.新增企业博士后工作站为何叫停[J].科技信息, 2004, (11) :21.

[5]冯支越.企业博士工作中的现存问题和改进措施[J].中国博士后, 2003, (1) :23.

[6][9]赵雪珍, 刘继荣.浙江大学企业博士后管理工作实践与思考[J].中国博士后, 2008, (4) :38, 46.

8.中国经济变革可能超越外界预想 篇八

悲观论者的三个派别

中国国内和外界的悲观论者按观点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派别。一种被称为“经济犬儒派”，他们认为改革的困难太大。这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太多。例如，正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房地产泡沫更加恶化。中国官员解决经济减缓问题的办法还是离不开促进出口这老一套，而由于发达国家的需求下滑，中国的老办法当前已经举步维艰，难以为继。

进一步讲，这些悲观主义者认为，即使中国新的领导人敢于大胆改革，但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严重到如此可怕的程度，以至于会压垮新的领导团队，使他们无法在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上达成一致。举例来说，据中国国家审计署的数据，全国乡、县、地区和市级政府共欠大约11万亿元（1.8万亿美元）的债务。这一问题将导致新一轮坏账的爆发，也许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迫使银行和垄断的金融部门不得不进行改革。

第二个派别，被称为“社会灾难预言家”，他们认为，不良的政策和低水平的管理助燃了空前的社会危机——据估计，每年全国发生的抗议事件有10万多起。这种观点坚持认为，由于保持政治稳定是中国政府的首要选择，所以不会推动事业体制的改革，以避免造成经济混乱和激化社会矛盾。

这一派的观点认为，中国领导人目前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如果改革的力度太大，将会引发更多的不满与反抗；如果改革的步伐太小，则又无法降低引发社会不安的潜在风险。对于后一种困境，经常被列举的例子是一些地方的环境污染和土地征用，这方面的问题往往是中国人走上街头的诱发因素。但是地方政府宁可不惜代价地推动经济的增长，也不愿意增加环境治理的投入。除非中国政府把中央财政权移交给省级和市级地方政府——而这方面任何程度的改革都将非常艰难——并且必须改变唯经济增长是论的政治激励机制，否则地方官员将继续依赖土地的征用和销售来增加财政收入。权衡上述两种选择，这一派观点认为，政局稳定方面的考虑将束缚新领导人对改革的决策。

另一个派别被称为“政治怀疑派”，他们怀疑新领导人是否有决心战胜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这些既得利益者对改革持抵制态度。特别是那些国有企业，对改革的态度更加消极。这一派的观点认为，那些强大的国企经营者集团将阻碍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以提高国民家庭收入为目标的举措，他们的抵制会使中央要求国有公司上交国家更多利润用于改善社会福利的计划付诸东流。

上述三个派别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北京新领导人目前所面临挑战的严重性。但是，这些悲观论者忽视了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个历史性的启示——至少就新的政治团队部分成员而言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各种必要因素的组合与恰当的时间结合在一起，改革就可能成功。

推动改革的真正动力

事实上，中国已经经历过一连串重大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在1990年代晚期朱镕基总理任职期间，改革的进展尤其显著。这一时期的经验证明，当这样三个条件同时出现的时候，大胆的改革就能够成为现实：一是国内政治信任危机，二是海外金融危机的冲击，三是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对改革机遇的把握能力。

今天，北京确实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并且构成这些障碍的因素错综复杂，有的甚至根深蒂固。但是，当上述三个条件都在中国出现时，就有可能转化成为切实而持久的推动经济改革的动力。

信任危机

先看第一个必要条件：国内的政治信任危机。在1990年代前期，北京当时也遇到了民众支持度的严峻考验，如何应对80年代以来的政治挑战，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当务之急。而且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经受着来自政治和财政方面的双重压力。由于承受着省和市的财政负担，加之税收的减少和免除，中央财政日益吃紧。

在80年代，包括放开价格在内的一系列改革使中国从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模式，转换到了更多地依靠市场的方向上。这些变革也引发了一波通胀压力和严重的社会不满，最后酿成1989年的风波。

这场风波之后，改革一度实际上处于搁置状态。直到1992年，北京又开始了为恢复经济势头和民众支持而进行的努力。到1990年代末期，富有魄力的朱镕基总理开始着手重组疲软和僵化的国有经济部门，改革银行系统，不过也付出了令成千上万国有企业工人下岗的沉重代价。

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对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是有所启示的——那就是压力会上升为对变革的预期。社会的不平衡和民众的不满，会促使领导者重新发现并设法弥补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差距。而现在的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新任主席习近平，已经意识到中国当前在这方面存在的风险。随着社会不公、食品安全、贪腐，以及中产阶级期望值上升等一系列问题的加重，中国的国家治理承受着空前的考验。而且，将来政府的权威和信誉的建立不能仅仅依赖于经济增长的实现，政府领导人有足够的理由把改革作为解决社会分化和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的手段而加以关注。

外部经济冲击

推动中国1990年代改革的另一个因素与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有关。这次冲击暴露了中国经济在应对危机方面固有的弱点。朱镕基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利用这次危机提供的机会，实现了中国加入WTO这个谋划已久的目标，他们成功地推出了一个可靠的一揽子改革行动，这套改革方案既为中国公司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机遇，也对外国资本流入打开了大门。简而言之，外部的危机为中国改革派提供了推动经济和体制变革重大举措的机会。

上次改革的经验对于今天中国处理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具有特别的借鉴意义。尽管中国经济比其他任何别的主要经济体更早地摆脱了危机而且表现强劲，但是中国经济仍然有两个方面相对脆弱：一是中国经济不可以长期依赖出口来支撑，二是中国缺乏灵活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工具，而这些金融手段有助于抵制通货膨胀和抗击下一次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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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已经安然度过了最近这次金融风暴，其主要手段是注入巨额资金以及更多的银行贷款，这一举措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避免了大规模的衰退。但是这些手段产生的效力在未来若干年中会减退。而且政府不能简单地依赖不断刺激的手段来推动经济，这样的手段只能加深中国经济不平衡的问题。中国的GDP增长率在2007年达到13%后 ，近五年来已经显著下降，现在中国领导人确定的目标是更加平衡的7.5%。

领导意志

1990年代中国改革的成功，得益于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他们不仅审时度势，对中国经济的问题有准确的评价，而且有坚强的政治决心来实施得力的措施。例如朱镕基总理就曾严厉指责地方官员的错误和低效——他的强硬做派得到了北京同事们的支持。现在的习近平主席和新上任的李克强总理，他们已经表现出了与前任明显不同的行事风格。不仅如此，而且通过他们提出的规划和发表的演讲已经表明，至少他们已经准确地把握了当前困扰中国经济的问题。现在看来，他们已经规划出了许多正确的解决方案。李克强在三月份上任总理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有二十多次提到“改革”。

但是，要让这些意愿和决策得到切实的贯彻将会有更多困难。中国新领导人上任之际，面临的是一个失去原先增长势头的经济形势，人口老化与国际市场的疲软拖累了中国经济。与此同时，许多国有公司仍然缺乏竞争力，有些受国家财政补贴的公司，则可能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

此外，被忽视了的中国经济结构方面的弊病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尽管正如前任总理温家宝指出的，中国经济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但是之前的中国领导对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促进增长这一固有模式上。事实上，进入200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成就确实非常显著，以至于在前任领导看来，这种势头作为过去几十年改革的红利，将会继续保持下去。

但是，尽管中国经济在整个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一直保持了迅速增长的势头——这主要依赖于基础建设的投入和出口贸易的飙升——但在根本的意义上，中国经济实力还有待进一步壮大。由于国内需求不足，中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波动的能力还不够强。资本密集型和出口拉动型经济模式所付出的代价现在看来太明显，以至于谁也无法对之忽视或掩盖。例如，据最近的估算，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代价至少有2300亿美元，占全国GDP总值的3.5%。

毫无疑问，习近平和李克强完全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所以改革已经不是要不要的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别无选择的课题。改革所涉及的范围、规模和深度最后将取决于中国新领导层所表现出来的胆略和紧迫感，而这些正是1990年代能够推出雄心勃勃的决策所必不可少的因素。

中国特色的权力下放

经济改革的标志是什么？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几方面的动态是改革进程的重要象征。最重要的标志，是通过把财政和预算决定权向地方政府转移来减少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程度。这一方面的改革包括把基础设施项目的审批权移交给地方政府，大力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理环节，特别是要禁止地方政府自行增加征收行政管理费用。

权力下放的举措首先有望体现在财政领域。1994年的税制改革以来，一些主要税种收归中央，造成许多省的地方财政萎缩。现在省级地方财政预算的亏空依赖于来自中央财政的调拨。当这些调拨不能满足时，地方政府通常会向开发商出售土地和利用灰色借贷通道筹措债务来补充税收的不足。由于中国缺乏成熟的地方债券市场和强大的地方独立税收基础，这很容易导致地方财政的混乱——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向地产开发商大举出让土地——这已经造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过热。

另一个领域是能源价格，这方面的改革时机也已经成熟。在整个中国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北京始终牢牢地控制着能源价格，这是因为在中国的资本密集型经济模式中，能源是最关键的投入。由于北京一直担忧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政府常常通过干预电力和煤炭价格，来保持整个能源市场价格的总体稳定。但是在事实上，便宜的能源价格意味着中国工业缺乏提高效率的积极性。相反地，许多国有企业已经成为耗能大户和环境杀手。通过提高价格来体现能源的真实成本，这有利于促进中国企业提高效率，也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推动环保型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个领域是社会福利体系，特别是医疗保障和养老。中国的医疗改革始于2009年，脆弱的医疗保障系统已经逐步得到整合，有望在本届政府领导下进入新的阶段。同样，分散而资金短缺的养老保险制度也需要摆脱当前国家大规模集中管理下资金没有着落的状态。北京如果要解决老龄化社会的问题和从预防性储蓄中吸引消费需求，医疗保障和养老系统的改革都是当务之急。

北京之梦

孤立地看，上述每一项改革都是温和的变革，但是它们的叠加效应可能会非常巨大。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国当前经济的现实考虑，经济改革应该是平稳与温和地进行——毕竟中国现在已经成长为具有8.3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巨人，与15年前比要更加成熟也更加复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中国经济改革与1990年代相比，必须建立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不能靠侥幸贸然行事。

但这些只是中国新领导人所面临的一系列改革课题中的一部分。在中国，制约改革的因素从来不是智慧——中国有大量优秀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涉及广泛的创新理念。主要的障碍仍在于政治。1990年代改革给予人们的启示是，国内促进因素的组合和国际环境的挑战同时存在这样一个机遇，加上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正确决策，重大的改革就会成为现实。

现在，类似于1990年代的一系列因素又重新出现。据最近的报道，中国长期改革的议程已经启动，而且有望在今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期间公布。（据认为，涉及的内容可能包括资本市场改革，诸如扩大使用公司和政府债券的范围，进一步放宽境外资金投资的限制等）如果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选择三中全会这样一个时机宣布新的改革举措，这可能具有政治的象征意义：正是在1978年的那次三中全会上，中国市场经济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主张赢得共识，引领中国发展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的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顾名思义，改革将是对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调整。不过，既然中国新领导集体决心振兴中国经济和实现万众瞩目的“中国梦”，那么深化经济改革就势在必行。新任总理李克强说过“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人们将拭目以待。

（本文摘自《外交》杂志。作者Evan A. Feigenbaum与Damien Ma分别是芝加哥大学鲍尔森学院副主席和资深专家。译者：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