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历不能太简

个人简历不能太简（通用3篇）

1.泄露学生个人信息不能容忍 篇一

学生个人信息泄露并非个案。快放暑假了，一些家长的手机会“准时”收到培训班广告；该中考了，家长手机会收到临考培训班的招生电话……各样精准“信息服务”送达的背后，是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手段买卖学生个人信息，并施展狂轰滥炸信息骚扰。貌似“贴心”服务，骨子里是谋利企图，甚至可能借机实施诈骗或敲诈勒索犯罪。

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我国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刑法》修正案（九）增加规定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管理规定》等一批规章也已经有针对性的规定。但现实状况要求，应有一部专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法律。

充分保护公民尤其是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既要不断完善法律规章，扎好篱笆，又要重视落实，严格执法。目前各地频频发生的学生个人信息泄露案件表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亟待加强。

治理学生个人信息泄露，查清泄露源头是难点。电信、教育等管理部门应与公安部门相互配合，形成打击合力，严查学生个人信息泄露背后的非法交易，顺藤摸瓜找到学生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以此为突破口拔掉“根系”，铲除信息泄露、交易存在的土壤。学生家长也应绷紧个人信息安全这根弦，不随意留下个人信息，遇到个人信息被泄漏及非法侵害时应果断向有关部门反映和报案。希望全社会一起努力，为学生个人信息安全多加几道安全锁。

（来源：新华网 欧甸丘 吕梦琦/文）

治理“论文代写”必须铲除利益链和产业链

为强调中国学者发表国际论文的行为规范，中国科协常委会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近日发布《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五不”行为守则》。这“五不”是：不由“第三方”代写论文、不由“第三方”代投论文、不由“第三方”对论文内容进行修改、不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人信息、不违反论文署名规范。貌似是对发表学术期刊的严格要求，但实则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标而不治本。

最近一段时间，国际学术期刊接连宣布撤回中国学者的论文——今年3月，英国BMC出版社撤回41篇中国学者论文；今年8月，全球著名的学术期刊出版集团斯普林格（Springer）宣布撤回旗下10个学术期刊已经发表的64篇论文，这些文章全部出自中国作者。其中，同行评价造假，是这些论文被撤的重要原因，而同行评价造假，又多与委托第三方撰写论文、修改论文、提供虚假的同行评价报告、投递论文有关。这也是此次“五不”行为守则出台的背景。

问题在于，这“五不”究竟怎样才能落实。“五不”针对的只是表象，深层次的问题是，在我国，已经形成论文发表的利益链条和产业链。早在2009年，就有学者研究指出，我国买卖论文交易已达10亿“产值”，请第三方代写论文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其实质就是论文买卖，一些专门的机构和写手，为那些需要发表国际学术论文，以通过课题验收、考核评价的“学者”提供全方位的“一条龙服务”。有的代写者比较重视“商业道德”，保证论文原创，没有造假，学者拿着发表的论文去交差，“请赏”；而有的代写者收了钱却出不了论文，为完成交易，一路造假，直到事发。

从本质上说，只要请人代写论文，就是学术违规、造假，甚至欺诈——拿着他人撰写的论文，充当自己的论文，以谋求学术利益。这是应该严格治理的学术不端行为。但是，目前治理代写论文，十分困难。在目前所有学术不端中，代写论文，还会被认为是“最道德”的方式，毕竟委托代写者，是花了钱的，不像有的领导，自己不从事学术研究，却轻轻松松在论文、成果中署名第一作者；而且，舆论有时也很同情委托代写者，如果不是课题评估、职称晋升、年度考核等那么看重论文，要求必须完成发表什么档次期刊论文的指标，大家用得着这么花心思去弄论文吗？另外，对于把论文作为学校重要办学成果的大学来说，对教师以弄虚作假方式发表论文，也并不会严查，因为，在发表论文这件事上，学校和教师已形成利益共同体。很多时候，高校并不会启动针对涉嫌学术不端的学者的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做出严肃处理，而是睁只眼闭只眼。比如，对于国际期刊宣布撤销论文，按理，这些论文作者所在机构应该立即启动调查，可是，却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铲除代写论文利益链，才能根治代写论文的丑恶学术现象。这关键在于推进学术管理、评价去行政化，实行学术本位管理和學术同行评价。或有人说，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问题就出在同行评价，同行评价还可信吗？这其实是整体学术行政化之下的同行评价，并不是学术独立、自主的同行评价，对于我国学者来说，无论是申请课题，还是在所在单位参加评价，都面临被行政力量主导的问题，包括论文发表与否、发表在何期刊上，作为评价学者的重要指标，就是偏离学术的行政性的指标。真正重视学术成果，不应该以论文是否发表作为标准，而应该针对论文本身，看其创新价值；而重视论文发表，就是用期刊评价代替了学术评价，进而把学者的精力导向论文发表，而不是潜心做研究。因此，论文评价机制还有待调整改善。

2.校长不能把个人爱好当学校规则 篇二

学校以打坐代替午休，校长说效果很好，但多数学生大喊“吃不消”，尽管现在“孰是孰非”还不得而知，但有两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一是需要午休的是全体学生，而不只是校长一个人；二是对校长有效的午休方式，未必对学生有用，尤其是把盘腿打坐当做休息这种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行为，拿到全体学生中推广，未免有些荒唐。

面对外界的质疑，这位校长表示自己练习打坐20年了，觉得效果很好，所以才在学校推广。但是，当前不管是小学生还是成年人，仍然是以躺着睡觉作为主流休息方式，为什么要突然改变呢？再者，这位校长说自己用了20年时间去练习现在才感觉效果良好，但是这些学生在小学读书的时间也不过五六年，他们如何有20年的时间来改变自己的午休方式？

最经不起质疑的一点在于，这位校长自己觉得打坐休息效果很好，就认为对别人也很好，这本身是不符合常理的。先不说孩子的睡眠时间本来就比成年人要多，就是不同的人，对于午休的方式、时间也是不尽相同的。有的人可能靠在椅子上小睡半个小时就能够保证下午精力充沛，而有的人可能要躺在床上睡足一个小时才行。对于绝大多数小学生来说，最有效的睡觉方式仍然是躺在床上，而不是盘腿打坐。

对于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我们倡导个性和创新，但是校长把个人爱好当做学校的规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创新，实则是违背事物客观规律的做法。哪种午休方式对学生最为有利，就应该选择哪种方式，这是最基本的规律。从目前学生们的反映来看，他们不喜欢“打坐午休”这种方式，因此该校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另据报道，学校还以自己午休条件差、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推行打坐午休，那就更加经不起推敲了。学校需要做的是想办法尽快改善自己的办学条件，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午休环境，而不是推行所谓的新午休方式，搞“本末倒置”。对于当前课业原本就较为繁重的小学生们来说，中午休息不仅关系到下午学习的精力、效果，还关系到他们身心的健康成长，作为一校之长，实在没有理由把自己的爱好强加给学生。

（责编 欧金昌）

3.个人简历不能太简 篇三

不久前，陈春花向媒体道出真相，称2010年新希望六和重组时刘永好曾邀请她，“当时学校工作很忙没答应，这次六和整个团队希望我去，也就没有推脱的理由了，但上市公司董事长不能兼职，我又不愿意放弃教师职业，只好请刘永好再安排一个信任的人，也就有了让媒体意外的组合”。

相对于1960年出生的陈春花，1980年出生的刘畅不管是理论基础还是管理经验都比较稚嫩。作为华南理工大学的教授，陈春花与传统学院派有着不同经历。1999年，她就曾与山东六和有着紧密联系，最初的角色是战略顾问，2003年3月出任山东六和总裁。她的管理能力令人刮目相看，一年多时间就把六和销售额从28亿元增长到74亿元。2005年，新希望入主六和，陈春花不再担任总裁，但仍做两家公司的顾问。

不管陈春花与新希望六和有着怎样的渊源，职业经理人都是她的特定身份。而陈春花本人，也定义自己是“研究学者”并非企业家。在与新希望六和的三年合约任期内，她说可组建一支成熟优秀团队，三年后在与不在公司都能良性快速增长。三年后的刘畅能否成为完美接班人，也只能用时间来验证。

记者：你身在学界，为何又愿意承担职业经理人的责任？

陈春花：我们中国所有的管理知识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些知识，对启蒙整个中国企业的成长有很大帮助，但中国企业有很多问题，是西方管理理论涵盖不了的。特别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成功，很多是源于一些机会或企业领导人的个人特质。可在管理研究领域中的大部分学者，只是从书本里得来理论，很少有人从企业实践中获得经验。所以，在中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理论和实践是两张皮。我一直立志做一个理论跟实践相结合的人，从担任企业顾问就和企业的贴入程度很深，因此2003年才可以直接接任山东六和总裁，并把这家公司带到行业领先位置。新希望和山东六和重组后，两家企业文化有冲突，导致2013年上半年经营出现很大下滑。我这次重新回来，也是希望公司保持领先位置。上任后大力做变革和调整，并取得良好效果，2013年的年报比我预估的还要好。

记者：你说的变革和调整具体是哪些方面？

陈春花：首先是从组织上的调整，内部称之为组织激活。公司业绩出现下滑或增长不明显，很大原因是组织不适合企业发展。在管理学中这是基本判断。外部环境没办法控制，就必须靠内力。内力就一定要调组织，所以我首先做组织变革。再就是要让当期业绩成长，最重要的是激励基层管理人员。因为所有当期业绩都是由基层管理人员实现的，把他们的潜力激发出来，产品品质和销售额才会被呈现出来。不懂管理的人常会把激励重点放在高管上，高管对战略有很大影响，解决当期绩效一定要激励中层和基层。

记者：你对刘永好是什么样印象？

陈春花：他是非常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思想开放，对创新很敏感，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很深入，对农业见解也很独到。他的整合资源能力非常强，新希望除农业也进入了金融等领域，在他领导下新希望国际化做得不错，一直走到这个行业的领先位置上。

记者：你对刘畅又是怎样的印象？

陈春花：刘畅愿意承担责任，还是在没有多少准备的时候，我很钦佩。大家都知道，接一个企业和接一笔钱是两回事，接一笔钱很容易，但有几个人敢接一个涉及几万人还要保持行业第一位置的企业？我见到刘畅时就跟她说，非常佩服你敢去接这个责任。所以，在股东大会与大家见面之前我就跟她说，你就讲责任，因为你确实把责任承担下来了。

记者：刘畅是未来可以带领新希望继续向前走的人吗？

陈春花：相信她会是整个团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因为未来不光是新希望，几乎所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不能只靠一个人，一定是靠一个团队。

记者：你是否是辅佐刘畅的角色？

陈春花：目前来讲，董事会日常工作刘畅可以做，但怎么经营怎么提升，就要我带领团队来做。她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是学习。在管理决策中，如果一个人拥有所有资讯能够承担责任，一个人做决定的效率和结果是最好的。但涉及到重要决策，不主张一个人去决策，因为重大决策结果不是为了决策有效，而是风险最小。多人决策时因角度不同，看问题方法不同，就会把各种问题都想到。也许最后的决策不是最好的，但一定是风险最小的。

记者：你把新希望定义成家族企业还是公众公司？

陈春花：定义成公众型公司。虽然刘畅是刘永好的女儿，但她成长起来对公司是好事。我反复跟团队讲，大股东把最信任的人安排在这儿，就是表明了对我们的信任。新希望六和所有治理结构和安排都是按公众公司走，未来治理结构也会更清晰。

陈春花，中国著名企业文化与战略专家，先后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与贸易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博士后。同时担任南京大学外聘教授、厦门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研究员等。她是集教授、企业家、作家于一体的传奇女性，2013年5月22日，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宣布，陈春花为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