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的观后感

中共一大的观后感（精选7篇）

1.中共一大的观后感 篇一

就在上周，我有幸参加了小组组织的参观一大会址的活动，这次活动使我更加了解党诞生初期的那段历史。

外墙青红砖交错，乌黑的木门配着一对沉甸甸的铜环，拱形的石雕门门框四周由米黄色石条围成。栽满梧桐的马路一度见证来自全国各地的13位代表在此初创伟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来自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明、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及陈独秀指派的包惠僧共十三人，代表全国53名党员出席了大会，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柯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决议，选举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它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思想理论。

漫步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我看到了毛泽东慷慨陈辞，董必武侧耳倾听，李达会心微笑，栩栩如生的蜡像定格了这一伟大的时刻。这些仿佛又让我回到1921年，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段。然而这样的创业维艰并不能阻挡时代前进的步伐，更不能冷却共产党人的满腔热血。当我再次仔细的端详着那些开会现场的小桌小凳，仿佛穿越时光触摸到了一种深邃的力量。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在这简陋的会场立坐而论到身体力行，浴血奋战，指点江山，把一个个纲领宣言变成现实，这是何等傲人的气魄！

我们的党从无至有，经历艰难曲折无数，时至今日，我也更进一步地懂得了什么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无数的革命先烈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泱泱大国所酝酿的巨变将是全人类史的伟大篇章。

时光不再，英雄虽逝，精神长存，犹如黑夜中的明灯盏盏，照亮了党前进的道路，照亮了民族崛起的前程！抚今追昔，我们踌躇满志，我们所接过的使命，是不仅仅对党的忠诚与敬仰，更是令华夏大地世代繁荣的热切期望。

而今的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综合国力大在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党在不断成熟壮大，已经由初期几十人发展到了今天的几千万人。通过这次参观，我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

我作为新时代的晚辈，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要努力学习革命先辈们的奉献精神，要切实地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与条件来规范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争取早日得到党的认可，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2.中共一大的观后感 篇二

一、中国少年志在成有用之才

李汉俊, 原名书诗, 又名人杰, 六岁进私塾, 过目成诵。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让他从未离开对国家和历史的关注。或许, 正是幼年时从父亲口中听来的历次农民起义的故事让他在心底生出了一颗种子, 使他日后最终走入时代深处, 与四亿底层大众走在一起, 与关注底层大众生活命运的理论学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 他与当时很多中国人一样, 看见过列强的军舰游弋在长江水面, 看见过列强侵略的疯狂, 看见过新学堂新知识带来的闪亮之光。积贫积弱的中国与新知识带来的美好景象晃动着中国少年迷茫的目光, 也唤起了中国少年的热情与斗志, 唤醒了中国少年的报国之志。

在民族国家的种种伤口上, 少年李汉俊说道, 我们求学就是要成为“有用之才”, 以便为国家民族扬眉吐气出力。这就是他年少之时的远大志向。他这一远大志向在兴中会成员吴禄贞和同盟会创始人之一李书城的影响下逐渐清晰、牢固, 并一直伴随着他, 直到他的生命结束在反动军阀的手上。可以说, 也正是这一远大志向, 使得他与始终关注无产者前途命运的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 并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二、留学东瀛初体验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近代留学热潮中, 李汉俊在吴禄贞的帮助下, 随兄长李书城踏上了东渡日本的路途。虽然, 李汉俊学的是工科, 但他对社会科学, 尤其对正在西方和日本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十分感兴趣, 他阅读了当时所能看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当时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的影响下, 他放弃了钟爱的数学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在《我的社会主义》 (片山潜) 、《社会主义纲要》 (界利彦) 、《社会主义精髓》 (幸德秋水) 、《贫乏物语》 (河上肇) 、《震撼世界的十天》 (约翰·里德) 、《社会问题研究》 (河上肇) 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中, 以及在《改造》、《黎明》、《新潮》等进步报刊的影响下, 李汉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逐渐深入, 而精通日语、英语、法语和德语, 则为他更科学地阅读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创造了条件。

在日本留学期间, 李汉俊并不是孤独的。他总是和日本那些社会主义者, 如界利彦、河上肇、宫崎滔天和高津正道等保持密切联系, 他总是和中国的激进留日学生, 如戴季陶、沈玄庐等人保持密切联系, 他还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在他们之间, 李汉俊丰富了知识, 开拓了视野, 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 为他日后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妙笔文章万里神州传真理

1918 年, 李汉俊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在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准许日本从中国东北出兵进击西伯利亚协定后, 李汉俊与何公敢、杜国庠、黄日葵等人发起“留日学生归国团”, 并在年底与黄日葵、李达离开了生活了长达十多年的日本, 回到了上海。与当初东渡日本时相比, 他的行囊里多了英、德、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书刊。这些书刊成为他日后在上海从事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撰写马克思主义文章, 以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础。

在1919 年至1921 年几年间, 李汉俊借助《星期评论》、《新青年》、上海《民国日报》、《劳动界》、《共产党》和《妇女评论》等报刊, 发表九十多篇文章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其中, 《星期评论》是最为主要的宣传平台。他在这一刊物上共发表38 篇文章[2], 留下了《怎样进化?》、《男女解放》、《强盗阶级底形成》和《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意见》等名篇。

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是李汉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重要方式。以翻译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为标志, 他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而在众多翻译作品中, 尤以马尔西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和洪福利的《我在俄罗斯的生活》等为著名。同时, 他还校译了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 协助李达翻译荷兰人郭泰所著的《唯物史观》[3]。正是得益于李汉俊的广泛翻译, 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更易于为国人接受和理解。

在通过翻译和发表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启迪工人的同时, 李汉俊还亲身投入到工人运动中, 以实际行动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鉴于当时武汉强大的工人力量, 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来领导工人运动, 并成立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 由李汉俊出任教育主任委员来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3 年2 月初, 李汉俊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典礼, 在京汉铁路总同盟大罢工中, 李汉俊奔走于武昌和汉口的各种会议, 商量推进大罢工的新策略。而在林祥谦被反动军阀杀害后, 李汉俊联合了北京与京汉铁路的工人代表, 动员湖北籍国会议员向国会提出弹劾吴佩孚, 并要求公布工会法, 确立工会的合法地位, 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虽然京汉铁路大罢工最终失败, 但马克思主义却在此过程中得到广泛传播, 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觉醒。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就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斗争。这种理论斗争同样延续在20 世纪20 年代的中国, 其中, 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理论论争最为突出。1919 年9月, 张东荪等人借《解放与改造》创刊号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介绍, 并通过发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促进工界自觉性进一言》和《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等文章阐述政治主张。李汉俊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敏锐地察觉了张东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 他先后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等文章, 率先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后来, 他又发表《跑到内地才睁开眼睛么》和《冤哉枉也———抨击张东荪先生的人们》等文章, 继续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展开批评。这一理论斗争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 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4]。

四、应潮流建党伟业功在千秋

五四运动后,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中国无产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在李汉俊看来, 当时的中国已经发生毛病而要根本改变, 而孙中山借助军阀力量搞革命的道路行不通, 应以俄国革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进行社会革命, 而社会革命的成功则有赖于“新兴势力之参与”[5]。这“新兴势力”就是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人。

1920 年春, 李汉俊、陈独秀等人与共产国际东方局威金斯基等人就组建中国共产党形成共识。同年5 月, 李汉俊与陈独秀、李大钊在威金斯基的帮助下, 组织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三个月后, 李汉俊、陈独秀、李达、沈玄庐等七人在上海陈独秀寓所建立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和各地共产主义者的联络中心, 推动各地及时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而李汉俊则是为新成立的党组织起草了党纲草案。后来, 李汉俊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和刘伯垂等人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而北京、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共产主义小组和旅日、旅欧共产主义小组也先后建立。

1920 年冬天, 陈独秀南下广州之后, 李汉俊出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书记, 在编辑出版《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同时, 与李达积极筹备中共一大, 并与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加强联络, 研讨一大召开等各项事宜。1921 年7 月23 日,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 而地点正是李汉俊的寓所, 但他们的秘密行动被法租界的侦探觉察, 在这危险时刻, 李汉俊要求代表们立即转移, 而自己则留下来用法语与巡捕机智周旋, 使大会转危为安[6]。后来, 大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召开, 顺利完成了大会所有议程,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李汉俊在14 岁时便远渡日本留学长达十多年, 没有对当时国情进行深入研究和考察, 而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多来自日本和苏联的翻译作品而非德文原版, 这就使得李汉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难免存在不足。但正是在如此艰苦的理论条件和时代环境中, 方见李汉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

摘要：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 参与组建共产主义小组, 在建党过程中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传播, 他不愧是中共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李汉俊,马克思主义,贡献

参考文献

[1]赵魁浩.李汉俊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J].上海党史与党建, 2007 (12) .

[2]王英.李汉俊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J].兰台世界, 2013 (2上) .

[3]别国庆.李汉俊在建党前夕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J].湖北档案, 2007 (6) .

[4]田子渝.李汉俊是批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最早斗士[J].湖北大学学报, 2000 (2) .

[5]李丹阳.李汉俊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J].史学月刊, 2012 (7) .

3.中共一大的观后感 篇三

陈公博7月21日从广州经香港到达上海。除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各自住在上海家中之外，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刘仁静等代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住进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唯有出身豪门的陈公博住在上海南京路第一流的大东旅社。尤为与众不同的是，陈公博携新婚之妻李励庄一起来沪。

7月23日，当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汉俊家举行开幕式时，陈公博拿出陈独秀交给他的亲笔信，陈独秀在信中谈了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四点意见，即“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路线”。

7月30日晚上，中共一大在李汉俊家举行闭幕式时，突然闯进一个侦探（现已查明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中国科科长程子卿），说是走错了门，旋即离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即决定中断会议，代表们分头疏散，只有陈公博及屋主李汉俊留了下来。过了十几分钟，大批法国巡捕赶至李公馆。陈公博陪同李汉俊应对法国巡捕，直至夜深法国巡捕因搜不到可疑证据走了，陈公博才回到大东旅社。翌日陈公博没有去嘉兴南湖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而是与李励庄前往杭州旅游。

陈公博对于中共一大的最大贡献，在于此人笔头甚勤，为在秘密状态下举行的中共一大留下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解读陈公博文章中的“暗语”】

就在中共一大结束之后10多天，陈公博刚刚回到广州，就写了一篇关于出席中共一大的散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可以说，这是最早的关于中共一大的文章。令人惊讶的是，这篇文章竟然公开发表在1921年8月出版的《新青年》九卷三号上。

由于中共一大是严格保密的，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不得不设下“障眼法”，在开头写道：

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去年我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7月14日起程赴沪……

正因为陈公博打了“埋伏”，所以读者读了此文，并没有看出写的是中共一大。这一“密码”直到1961年才被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李俊臣破译。笔者拜访李俊臣先生，他说当时他在工作之余，正在通读《新青年》，在读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时，想及1921年7月陈公博曾去上海出席中共一大，顿时眼前一亮：那“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学社”会不会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那句“结束我未完的手续”，会不会是指他赴沪参加中共一大？

这么一来，就能势如破竹，清楚解读此文的种种“暗语”。文中记述了“我和两个外国教授去访一个朋友”。那“两个外国教授”被侦探“误认为俄国共产党”——其实指的便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至于那位被访的朋友，文中说是“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中有“英文的马克斯（作者注：即马克思）经济各书”——这“李先生”不就是李汉俊吗？

李俊臣不由得拍案叫绝，此文正是最早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回忆文章！由于文章写于中共一大刚刚结束之际，可以排除种种时隔多年的记忆错误。

这篇文章表明，陈公博离开广州的日期是7月14日，抵沪是7月21日。抵沪的翌日，与两位“外国教授”见面，即7月22日。如此这般，可以推知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在7月22日或稍后……

李俊臣在革命博物馆的讨论会上，谈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引起很多同行的兴趣。

当然，也有人提出疑义，因为九卷三号的《新青年》标明“广州1921年7月1日发行”，所载文章怎么可能是记述7月1日之后召开的中共一大呢？不过，核查当时《新青年》的出版情况，误期是经常的，这期《新青年》实际是在8月才印行，也就排除了这一疑义。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详细记述了法国巡捕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情形：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那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一直等他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自此之后便有一两个人在我背后跟踪……

陈公博在文章中还写及：

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四十二号发生。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当时，大东、东亚、远东和一品香是上海设施最好的宾馆，人称“三东一品”。1918年9月5日，永安百货公司在上海南京路开业，之后该公司附设在永安百货大楼里的大东旅社开业。在大东旅社发生的这一凶杀案，翌日（1921年8月1日）见诸上海《新闻报》报道《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还有上海《申报》在第14版所载新闻《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陈公博文中提及的大东旅社“谋杀案”，重要的不在案情本身，而在于发生案件的时间——“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因为这一案件是陈公博从李公馆遭到法国巡捕搜查之后回到大东旅社发生的，由此可以准确推定中共一大遭到巡捕干扰的日期是7月30日，而中共一大在第二天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闭幕式，因此中共一大的闭幕日期是在7月31日。

【美国发现有关中共一大的论文】

陈公博对于中共一大的记述，不仅仅是写了《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而且还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这篇論文是在大洋彼岸——美国发现的。

一大代表们都记得，一大曾通过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显然，这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并未正式发表过。在那样动荡的岁月，这几份手稿能够保存下来吗？沧海横流，何处寻觅?

早在1937年——中共一大召开后的第16个年头，美国女作家尼姆•韦尔斯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便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问起了一大文献的下落。在尼姆•韦尔斯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第一卷《红尘》中，记述了董必武的回忆：

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一年又一年流逝，中共一大文件遍寻无着。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最后在万里之遥的美国发现了。那是1960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名叫韦慕庭（Ｃ．Ｍartin Wilbur）的美国人，处于极度兴奋和忙碌之中。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曾和华裔美国学者夏连荫（Julie Lien-ying How）编过《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文件，1918—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颇有研究。

霍华德•林顿先生告诉韦慕庭的消息，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哥伦比亚图书馆最近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一篇1924年1月该校的硕士论文。论文用英文打字机打印，作者署名“Chen-Kungpo”，而论文的题目令人注意——“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1924年1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怎么会写出这么一篇硕士论文?

“Chen-Kungpo”这名字，跟“陈公博”同音。稍知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此人乃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过“立法院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在汪精卫死后，他起而代之，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此人怎么可能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论文？也许是与“陈公博”同音的“陈恭伯”或者“陈功柏”吧？

韦慕庭教授赶紧调阅学校的微型胶卷档案。从《注册登记簿》第三卷查到了“Chen-Kungpo”其人，有三次注册记录：

第一次，1923年2月28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是“1891年8月28日”，“生于广州”。第二次，1923年9月27日注册，他填写生日为“1891年9月29日”。第三次，1924年9月注册，生日只写“1892年”。

真是个怪人，他的生日怎么在不断“变化”着，每一回都不一样。

赶紧去查日本1941年出版的《日本名人录，附满洲国及中国名人》，查到陈公博，生于1890年，广东南海人。这表明陈公博很可能就是那位“Chen-Kungpo”：他的生日不断“变化”，是因为他大约不会把中国阴历换算为公历。他的生日可能是阴历8月28日，头一回写的是阴历。第二回则换算成公历而又少算1日——应是9月30日。第三回也许是笔误，也许又一次算错，写成“1892年”。至于把出生地写成“广州”，是因为广东南海的名声太小，美国人不熟悉，干脆写成“广州”。

那么，陈公博怎么会写起《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呢？韦慕庭仔仔细细读完文章，认为这篇论文倘若不掺杂虚假信息的话，将是一个重大发现：此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极为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历史文献——写于中共一大之后的第三年。

此文的重要性还不在论文本身，而在于它的附录。附录全文收入六篇文献：

附录一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

附录二 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1921年）

附录三 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附录四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1922年）

附录五 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

附录六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

在这六篇附录中，附录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连中共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

【陈公博留下的“秘密文献”终于走出“冷宫”】

作为历史学家，韦慕庭搁下手头工作，全力以赴来考证这篇1924年的硕士论文。他把论文交给了多年的合作者夏连荫女士，请她对论文本身进行初步评价。他自己则集中力量，考证那个陈公博……

韦慕庭拜晤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唐德刚博士。几年前，唐博士曾一次次访问当时侨居美国的胡适，为胡适录音，撰写《胡适的自传》。唐德刚熟知中国的情况，何况胡适当年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哲学系，1915年至1917年)。唐德刚迅速地向韦慕庭提供了许多关于陈公博的背景材料，并读了那篇论文，对文中一些疑难之处作出了解释。

从纳撒尼尔•B•塞耶先生那里，韦慕庭得到了日文的关于陈公博的材料。他从中得知，陈公博写过一本回忆录《寒风集》，内中谈及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

韦慕庭千方百计寻觅《寒风集》。虽然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洛氏大楼顶层收藏有许多中文书籍，但没有《寒风集》。他求助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也找不到这本书。当他得知堪萨斯大学正与住在香港的中共一大代表張国焘联系出版回忆录时，韦慕庭给张国焘写了信，问他有没有《寒风集》。张国焘跟陈公博一样，最初参加过中共一大，是中共早期重要活动家之一，后来也成了中共的叛徒。（张不得不在1949年冬躲到香港栖身。）他给韦慕庭寄去了《寒风集》。

韦慕庭以急切的心情，赶紧打开1944年10月由上海申报社所印的《寒风集》。此书分为甲篇、乙篇两部分。甲篇是陈公博写的自传性回忆文章：《少年时代的回忆》（写于1935年）；《我的生平一角》（写于1933年）；《军中琐记》（关于1926年北伐的，写于1936年）；《我与共产党》（写于1943年）；《改组派史实》（写于1944年）；《补记丁未一件事》（写于1944年）。乙篇则是陈公博的文学作品，收入《我的诗》、《偏见》、《了解》、《贫贱交与富贵交》、《不可为的官》、《上海的市长》、《海异》。

韦慕庭的目光停留在甲篇的《我与共产党》一文。这篇文章可以说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Chen-Kungpo”即陈公博。在此文前言中，陈公博写道：

这篇文章我本来决定要写的，但我同时希望藏之书橱，待身后才发表。我不是想自己守秘密，我曾参加过共产党，并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公开的事实，就是日本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也有这样的记载……

文中陈公博详细记述了他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写及“一连4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开会”。陈公博还谈及，中共一大曾就纲领和决议案进行激烈的争论。“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作者注：仲甫即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但被选为书记）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是由陈公博带到广州去的，他当然有可能抄了一份留在自己手头。另外，陈独秀“决定不发”，使中共一大文献没有发表，于是留存于世的唯有手稿——正因为这样，此后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的文献。

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还写及“在民国十二年2月12日随美国总统号赴美”。他说：

抵纽约之后，我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院（作者注：似应为文学院），那时我又由哲学而改研究经济……

我抵美之后，接植棠（作者注：即谭植棠，北京大学毕业生，1920年曾与陈公博一起在广州办《广东群报》。1921年初在广州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曾任中共粤区委员）一封信，说上海的共产党决定我留党察看，因为我不听党的命令，党叫我到上海我不去，党叫我去苏俄我又不去。我不觉好笑起来，我既不留党，他们偏要我留党察看，反正我已和他们绝缘，不管怎样，且自由他。但我和共产党绝缘是一件事，而研究马克斯又是一件事，我既研究经济，应该彻头彻尾看马克斯的著述。我一口气在芝加哥定了（作者注：即预订）马克斯全部著述，他自己著的《资本论》和其他小册子，甚至他和恩格斯合著的书籍都买了……

陈公博在1923年2月12日从日本横滨赴美，而哥伦比亚大学档案表明他在2月28日注册，完全吻合。他在美国研读马克思著作，而且“倏忽三年，大学算是名义上研究完毕了，硕士学位已考过”，这也与那篇硕士论文的写作相吻合。

韦慕庭越来越意识到那篇在哥伦比亚大学“沉没”多年的硕士论文的重要性——当然，这也难怪，在1924年那样的年月，美国的教授们谁会注意一个20多岁的中国学生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文呢？

韦慕庭着手详细考证论文。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关于中共党史的参考书：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合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通过何廉教授的介绍，韦慕庭访问了陈公博在美国的一位家庭成员，得知关于陈公博更加详尽的身世。

由于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赞助，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收入韦慕庭的绪言和陈公博36年前的论文。韦慕庭在绪言中指出：

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保存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所产生的文件；董必武认为所有的文件都已丧失……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献终于在大洋彼岸被发现。陈公博沉寂了36年的论文，走出了“冷宫”。

尽管陈公博后来成了汉奸、历史的罪人，但是大可不必“以后来论当初”。他为中共一大留下珍贵的文献资料，还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2011年5月3日于上海沉思斋

（作者系文史学者）

4.中共“一大”幕后的故事（共） 篇四

在目前较新版本的党史书籍中，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有这样的文字记载：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出席会议的共15人(包括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会议的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并结束了全部议程。

短短几十个字的介绍，看似简单，但其考证过程却并不简单。由于“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几乎没有留下原始的文献资料，加之年代久远，具体情节在当事人的记忆中也模糊了，因而给考证工作带来不小的难度。 从一桩命案查证“一大”召开日

通过分析代表行踪，党史研究人员初步确定“一大”于7月下旬召开，但具体是哪一天开幕的，还是个谜。后来，研究人员在深入细致地考证中，发现了一个不太为人关注的细节，正是对这一细节的考证揭开了谜底。

当年参加过“一大”的陈公博和周佛海，后来投奔了国民党，并当了汉奸。陈公博、周佛海都回忆说，“一大”在上海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的当天夜里，陈公博夫妇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写道：“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在睡梦中忽然听到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那案子直到下午六点多钟才被发觉，凶手早已逃走。”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提到过这件事：“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夜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陈公博的文章中最为关键的7月31日这个准确日期让研究人员怦然心动，如果能证实这个日期，就能据此推断出“一大”的准确召开日。于是，研究人员就此展开调查，他们很快找到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的《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的消息，以及8月2日的后续报道《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后面这则消息称：“日前有一男子，挈一妇女在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投宿，该男子自称姓张，当赁定四层楼32号房间，迨至昨日(即7月31日)上午，张只身出房外„„至夜十时，犹未归来，茶役乃起疑心，设法将32号房门开启，进内见妇人已被谋毙。”上海《申报》1921年8月1日第十四版则是这样报道这件案子的：大东旅馆被害者为一华丽少妇，名叫孔阿琴，起因并不是奸杀，而是带有情杀的性质。原来这个孔阿琴是同一个洋老板的跟班私奔，因二人感到无出路，便决定双双殉情。男人带了一支手枪和她住进旅馆后，在凌晨先开枪打死了孔阿琴，自己却突然又不想死，于是离房逃走。

《新闻报》和《申报》的报道，虽然在对案件性质的判断上有些出入，但就案件发生的时间为7月31日凌晨这一点来看，两则消息还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从这一命案日期往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当然，对这个日期的确认，研究人员还从其他一些渠道进行了考证。比如对法国巡捕搜查会场事件的调查以及对解放后来自国外，特别是来自前苏联的重要文献的考证。当研究人员将这一研究成果上报到中央后，得到了当时主管中央宣教工作的胡乔木的称赞，中央书记处还专门讨论了是否修改建党纪念日的问题。但中央考虑到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再加上当初毛泽东只是确定“七一”为建党纪念日，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不予改变。不过在1981年庆祝建党60周年时，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7月23日。 巡捕搜查“一大”会场

1921年7月30日晚，党的“一大”第六次会议在位于上海市望志路李汉俊的家里继续召开。晚上8点多钟，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陌生人的出现，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当即有人问道：“干什么的？”“我找社联的王主席。”来人含糊地回答。

接着，来人又说是找错了地方，表示抱歉后，匆忙退了出去。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时就十分机警地说，这个人一定是个“包打听”，并当机立断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会场，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

现在，研究人员已经查清当年闯入“一大”会场的中年男子名叫程子卿。因与黄金荣结拜过把兄弟，得以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先任巡捕，后升为政治探长。1956年在上海病逝。

程子卿闯进“一大”会场看似是偶然事件，其实并非偶然。原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莫斯科绕道欧洲来上海，他的一举一动早已被几个国家的警方掌握，并相互致函通报，载入档案。几乎是从马林一进入上海开始，租界巡捕就进行了跟踪，尤其是7月下旬马林频繁出入李汉俊寓所，引起了巡捕房的警觉。程子卿闯入会场当然不是偶然。

果然，十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警车便在望志路停下，车上冲出十多人包围了李汉俊的住宅，并开始搜查。 巡捕问：“你们在这里开什么会？那两位外国人来这里干什么？” 李汉俊回答：“没开会，我们邀请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和学生，在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两位外国人来自英国，是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交流学术。” 巡捕又问：“为什么家里会有社会主义书籍？” 李汉俊坦然回答：“我是教师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翻译，必须要有大量图书作研究参考之用。”

接着，巡警又问了陈公博的职业、籍贯和来此事由，陈公博也一一做了回答。最终，巡捕房没有发现政治活动的证据，又得知此处是李汉俊的哥哥，曾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的李书城将军的公馆，紧张气氛才有所缓和。

当晚12时左右，多数代表集中在老渔阳里二号李达的住处，商讨下一步大会如何进行。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虽然未造成直接的损失，但是会议已不能再在上海继续开了。 “一大”闭幕日是哪天

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考证，党史界对于党的“一大”召开的日期和7月30日是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这两点，取得了一致共识；而对嘉兴南湖的闭会日期则存在较大分歧。综合起来，大体上有四种观点：一是7月31日说；二是8月1日说；三是8月2日说；四是8月5日说。

第一种观点，也是最为流行和最具说服力的一种观点。支持这种观点的文献资料很多，比如多位“一大”出席者均回忆，7月30日，在上海召开的第六次会议，因法租界巡捕房搜查而被迫中断后，第二天即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董必武在1971年回忆：“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是由李达的老婆王会悟租了两只船开的。”包惠僧在1953年回忆：“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明天到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次日黎明，我到了火车站，约10点左右我们到了南湖，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

不赞成此观点的研究者的主要理由是：第二天开会，时间太仓促，来不及安排。但有研究人员分析认为，这条理由站不住脚。因为据查1921年7月沪杭铁路行车时刻表，早上7时35分上海有快车至嘉兴，10时25分到达，而且在上海开会的代表所住地点相距都不远，当晚完全来得及会商第二天开会事宜。总之，与会代表完全有可能于第二天在嘉兴南湖开会。 第二种观点主要来源张国焘等人的回忆，“在上海第六次会议受到搜查后，第二天即停会，隔了一日再到南湖将会开完”。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大会闭幕日期为8月1日。但据1921年8月3日《申报》报道，8月1日下午嘉兴南湖曾是阴云密布，狂风大作，南湖中游船有四、五艘被吹覆。显然，这样的气象条件不适合在湖面游船上开会，此种观点难成立。

第三种观点来源于李达爱人王会悟的回忆，但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并未能提供出令人信服的印证材料来，所以，这一观点也存在疑问。

第四种观点的来源是据苏联公布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但由于斯穆尔基斯并不是与会者，当时他本人也不在中国，因此，这封信件的资料来源本身就成问题。

党史研究人员经过分析后认为，在未发现新的确凿的原始文献之前，仍应以7月31日为党的“一大”闭幕日为宜。 对出席人数的考证

长期以来，有关出席党的“一大”的人数问题，一直有不同说法。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有12人和13人这两种说法，其中争论最多的是包惠僧是否为“一大”代表，另外，也有人对何叔衡的代表资格提出过异议。 研究人员在考证中得知，“一大”出席者中的多数曾对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数和代表姓名作过回忆，这些回忆一致肯定包惠僧的确参加了会议，但对他是否为会议代表有不同看法。如1971年董必武在一次谈话中说：“‘一大’代表，上海、济南、湖南、湖北、北京各是两个人。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当时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一大’代表有的讲是12人，有的讲是13人。”后来，李达和刘仁静的回忆，也说出了同样的看法。但也有代表回忆认为包惠僧是“一大”代表，如张国焘1966年回忆说：“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周佛海在1943年回忆说：“汉口(代表)是陈潭秋、包惠僧。”毛泽东1936年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说过，出席“一大”的人物中有包惠僧。陈公博在1935年的回忆中说，他是在出席“一大”时与包惠僧认识的。

研究人员在分析了包惠僧的简历后认为，从包的初期经历来看，他参加了党的发起工作，是一个地区负责人，又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党的发起骨干有着多方面的联系，所以，他是有可能以“一大”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至于包政治立场不坚定，后来还脱离了党，那是另一回事。

5.中共一大讲稿 篇五

中共一大简介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共１２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５０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而后，又因有法国搜查人员介入，逮捕。会议被迫终止，转至嘉兴南湖一艘船（红船）上进行，最终圆满落幕。中共一大召开的背景：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进行了英勇不屈的奋斗，其中包括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但都相继失败了。历史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且在不断发展壮大，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经发展到200万人左右。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是经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三个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和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是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政权，第二个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领导的资产阶级俄国临时政府，为1918-1920的俄国内战和1922年苏联成立奠定了基础。）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桥梁。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1920年5月开始首先在上海（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小组建立。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其主要成员有陈独秀、陈望道、李达、李汉俊、施存统、沈雁冰等）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并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中心发起组，分别在北京（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在北大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武汉（1920年10 月的一天，由刘伯垂召集，李汉俊，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等齐聚武昌抚院街董必武 张国恩寓所，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广州（1921年春，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共产党”分道扬镳后，陈独秀等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陈独秀、谭平山先后任书记。）、长沙（1920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济南（1920年底至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等各主要城市，酝酿和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同时旅居日本（1920年秋，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为负责人。）和法国（1921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张申府为负责人）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并同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进行了论战。他们还通过出版工人通俗读物、举办劳动补习学校、组织工会等方式积极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同时各小组积极做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的准备工作，这就大大加快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步伐。

到1921年夏天，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日益成熟。维经斯基回国不久，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的书记处派尼柯尔斯基来到上海。两人立即取得联系。马林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 了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筹备工作。代表大会预定在1921年6月20日召开，李达向各地党的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法国共产主义小组因为路途遥远未派代表参加）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毛泽东、何叔衡、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董必武、陈潭秋、陈公博、周佛海。他们代表着53名党员。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陈独秀因当时在广州任职，未出席大会，他委托包惠僧参加大会，并提出了一个“共产党应该是民主集中制，应该是信仰共产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共产主义”的党纲，交大会讨论。由于当时革命活动处于秘密状态，所以，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统一安排居住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临时租借的私立博文女校内。中共一大议程和议题：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共开了７次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马林后来又出席了第六次会议）。他们代表共产国际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马林还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情况。接着拟定了会议日程。在２４日的会议上，各地代表汇报了工作，并交流了经验。２５日至２６日，大会休会，由党纲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２７日至２９日，大会继续进行，连续３天详细讨论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３０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有一 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当询问他时，他答称走错了地方。其实这个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暗探。他的行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场，但一无所获。当晚，代表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在李达夫人（她是浙江嘉兴人）的提议下，决定到嘉兴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７月３１日，代表们来到南湖，在一艘游船上举行了第七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至此，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主要内容有：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党的组织方面的规定为，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等。

“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领导工人运动，对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任务、方针、政策和方法都提出了规定或要求。

“一大”选举的党的领导机构为中央局。陈独秀虽然没出席大会，但由于他当时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的影响和威望，以及他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作的贡献，大会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的另两位领导人 是李达和张国焘，他们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全文：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原件系俄文，题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所编译局译成中文）(一九二一年七月)

一、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我们党的纲领如下：(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2)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4)联合第三国际。

三、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

四、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五、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如下：被介绍人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大多数党员同意，始得成为党员。如果该地区有执行委员会，必须经执行委员会批准。

六、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份都应保守秘密。

七、有五名党员的地方可建立地方委员会。八、一个地方的委员成员，经当地书记介绍，可转至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

九、不到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只设书记一人管理事务；超过十人者，应设财务委员一人、组织委员一人、宣传委员一人；超过三十人者，应组织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章程另订。

十、各地在党员增加的情况下，应根据职业的不同，利用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组织，在党外进行活动。这些组织必须受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导。

十一、1

十二、地方委员会的财政、出版和政策都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

十三、在党员人数超过五百，或已成立五个以上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应选择一适当地点成立由全国代表会议选出之十名委员组成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如果上述条件尚不具备，应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应需要。有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详细规章另订。

十四、除为现行法律所迫或征得党的同意外，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但士兵、警察、文职雇员不受此限。2

十五、本纲领需经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的代表通过修正案时方可修改。1 英文版原注：陈的稿本上没有第十一条，可能是他在打次页时遗漏了，也可能是由于他把第十条以后的号码排错了。英文版原注：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中共一大的历史意义：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党的生日为什么是7月1日：

6.参观中共一大会址有感 篇六

赵飞

12月1日，我有幸参加了公司党委组织的参观中共一大会址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参观“一大会址”,以前对一大的认识停留在革命史教科书中的印象，这次参观使我更加了解了中共诞生初期的历史。

外墙青红砖交错，乌黑的木门配着一对沉甸甸的铜环，拱形的石雕门门框四周由米黄色石条围成。中共一大会址位于上海兴业路76号，一处普通的石库门两层老楼，底层的18平方米房间就是“中共一大会址”。

栽满梧桐的马路一度见证来自全国各地的13位代表在此初创伟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来自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明、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及陈独秀指派的包惠僧共十三人，代表全国53名党员出席了大会，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柯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决议，选举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它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

进入馆内，我立刻被庄严的氛围所感染。鲜红的党旗像一片火焰般布满了我的双眼，感觉是那样的神圣和高尚，让我发自内心地崇敬和激动。我们翻阅了80多年的历史画卷，感悟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在这里每一位参观者都放慢脚步，眼眸中饱含着追思和敬仰，用心去体会、去品味一件件展品中铭刻的光荣与辉煌。屏幕上是一大会址中展出的一部分实物，从泛黄的报纸到保存完好的旧照，以及先辈穿过的旧外套无不让我们感慨万千。空气因为历史的重负变得凝重和肃穆，我那年轻的心随着参观的脚步越加凝重平添了一份责任。那栩栩如生的蜡像定格了这伟大的时刻，这些仿佛又让我回到了1921年。

一大会址纪念馆的二楼存放着数百件珍贵的历史资料，向人们展示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不同的阶级都没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民主和独立，是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走向民主和自由。我仔细地瞻仰了这些真实记录着党和国家发展历史的重要文物，使我对革命先辈为共产主义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事迹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刻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会址按纪念馆原貌修复,室内布置维持了当年的原样,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念馆内还辟有三个陈列室展出我党创立时期的史迹和文物。几百件珍贵的历史文物映入眼帘：土炮、手枪、匕首、警棍……还有那“一大”会议的场景、南湖的游船，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我一边观看展出的实物，一边细读一旁的文字介绍。对中共“一大”会议的重要性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句家喻户晓的话，而共产党便是在这个地方诞生的。1921年7月21日，当时还只是个几十个人的组织，但是由于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共产党注定要给中国带来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风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诞生的意义是让当时黑暗中国、处于苦痛之中的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继失败，中国进入了黑暗的军阀混战时期，民不聊生；幸而五四运动等一系列爱国救国运动如火如荼地在神州大地展开了，而共产党同时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成立了。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它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而今的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综合国力大在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党在不断成熟壮大，已经由初期几十人发展到了今天的几千万人。看过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再想想今天的党，不禁感叹，这一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背后是多少鲜血、汗水，有多少艰辛困苦，我们今天能后进者身份的骄傲和自豪有多少背负和责任！通过参观，我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

7.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 篇七

1918年，王尽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被推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之后，他被发展为通讯会员。同年11月，他与邓恩铭等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任主编。《励新》半月刊探索解决各种社会问题。1921年春，他与邓恩铭等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他们一同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为此，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尽美，并写下一首诗：“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抒发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信念。

参加党的一大归来后，1922年1月，他和邓恩铭等人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次代表大会。同年6月，为适应工人运动发展需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建立，王尽美任主任。7月，王尽美被中共中央调往上海。同毛泽东、邓中夏等人共同起草《劳动法大纲》，成为这一时期党指导工人运动的纲领。同月，王尽美出席了党的二大，参与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后。党中央派陈为人来山东指导工作，8月，在陈为人指导下。建立了中共济南支部，王尽美任支部书记。

按照党的指示。他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副主任身份，到山海关、秦皇岛等地领导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10月，在他直接领导下，京奉铁路山海关工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取得斗争胜利。紧接着，他作为总同盟罢工指挥部重要成员之一，参加领导秦皇岛开滦五矿工人总同盟罢工斗争。同年11月，他领导建立了秦皇岛第一个党小组。1923年1月，他领导建立京奉铁路总工会及山海关分会，任总工会秘书。同年2月，被反动军警逮捕，后被工人营救获释。之后，他根据党的指示，回到山东继续主持山东党的全面工作。10月，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王尽美任委员长。

党的三大后。王尽美根据党的决议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于1924年1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2月，去北京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国民会议运动讲演大会。归途中，在天津饭店受到孙中山的接见，并被孙中山委以国民会议特派宣传员。这期间，他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奔波于济南、青州、潍县、青岛等地，指导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积极建立与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并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的组织，使山东党的工作迅速发展。1925年3月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王尽美任委员。

长期的忘我工作和艰苦生活，使王尽美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1925年春节前夕，因疲劳过度吐血晕倒，进院治疗。时值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他毅然出院，抱病赴青岛投入战斗。他与邓恩铭等一起组织领导胶济铁路全线、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并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4月，他又与邓恩铭等一起领导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迫使日本资本家签订了9项复工条件。同年6月，因肺病复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回到家乡养病，后到青岛治疗。病重期间，他请青岛党组织负责人笔录了他的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8月19日，王尽美在青岛逝世，终年27岁。

王尽美烈士故居位于山东省诸城市枳沟镇北杏社区原北杏村这里原为地主“冠山堂”家做仓库和养牲口的三间东厢房，为土墙草坯木梁结构。1965年划为诸城后，又进行了多次维修。

2005年，中共诸城市委、市政府筹资40多万元，对王尽美烈士故居进行了扩建维修，并将故居确定为诸城市红色旅游线上的一个重要景点。

王尽美烈士故居，1977年由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下发国发(2006)19号文件。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7年，诸城公布为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解放以来，先后接待中央领导、外地来宾和本地党员群众约40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