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周年的思想汇报(9篇)
1.改革开放30周年的思想汇报 篇一
以改革开放30周年为契机解放思想释放发展潜能
人民网淄博视窗电 据淄博晚报报道昨日上午,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深入分析我市一季度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今后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创新思路,真抓实干,努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慧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周清利讲话。
刘慧晏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质量效益不断提高,发展协调性不断增强,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取得新进步,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巩固提高,城乡建设全面推进,实现了全年工作的良好开局。
刘慧晏强调,在当前形势下,要以改革开放30周年为契机,积极开展解放思想活动,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查摆和整改影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充分释放发展潜能。特别是在加快结构调整、推进自主创新、加强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盘活存量资产、统筹城乡发展、着力改善民生、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形成工作合力。
刘慧晏指出,项目建设是科学发展的载体和支撑,要切实把科学发展落实到具体工作项目上。要着力在增加有效投入上下功夫,专业化地盘活存量,持续增加优质增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着力在拉长产业链上下功夫,树立新的资源观,强化产业链延伸、产业配套和终端产品意识,努力打造特色产业集群。要着力在项目推进实施上下功夫,实行项目调度制度、市级领导联系重点项目制度、促进重点产业发展制度,提高项目建设的质量和效益。要切实抓好当前经济运行,重点搞好农业生产,确保夏粮丰收;着力破解要素制约,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着力搞好物资供应和市场监管,切实稳定物价;着力改善民生,进一步提高就业和社会保障水平。(记者沙红翠 通讯员宗禾)
2.改革开放30周年的思想汇报 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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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等 篇三
1978—2008,30年来的变化是非常大的。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数量上的变化,而是一种性质上的变化。这种质变的核心就是,我们开始真正塑造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为此,我刊特设“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专栏,为读者选载一些言论的精彩片断
支撑改革开放30年的关键
谢鲁江
改革开放30年,支撑我们取得成就的关键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个,一是理论建设,二是制度建设。
第一,理论建设。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有了一个更科学、更合理、更符合实际、更符合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认识,所以有了这样一套理论。从一开始讲思想解放、真理标准讨论,到后来探讨中国要不要搞市场经济,一直到后来中国要不要搞股份制等,这一系列理论建设的核心就是解决一个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我认为这个过程主要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思想路线上、认识方法上的理论建设。现在有三句话: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就是一切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就是要不断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与时俱进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路线已经得到全党的认同,也得到了老百姓、全社会的认同。
第二个层次,是具体改革开放路线方针上的理论建设。比如说市场经济理论、对外开放的理论、民主法制建设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都有很多崭新的成果。
第三个层次,是具体操作层面上的理论和知识建设。比如说管理知识、对外开放的一些理论知识、WTO的理论知识、发展产业的理论知识等。我们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比如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里面很多的理论知识从以往的经典作家那里找不到,从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那里也找不到。这样的一套理论知识就要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形成。
第二,制度建设。一是经济体制,二是政治体制。这里主要强调经济体制建设。
我国最大的经济制度建设,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在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下面,有一系列小的制度建设,股份制就是其中的一个。股份制是今后经济发展中一种主要的企业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是自由流动的,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对经济发展来讲,它要求的不是人治而是一种制度的治理,需要给企业发展提供一个长久的制度保障。在政治建设上有一个从人治到法治的问题,在经济建设上也有一个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问题。这种转变,就是股份制,股份制是一个比较好的法律框架。
改革开放30年来从经济制度建设来说,比较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市场经济体制,二是股份制。市场经济解决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体制问题,股份制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微观机制问题。邓小平同志就特别强调,要把改革开放的成果用制度的方式巩固下来,坚持下去,并不断完善。
(作者系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官员每套低价房都是一封举报信
孙瑞灼
签订购房协议时,以不足市场价一半的价钱购得住房一套,重庆市合川区规划局原副局长杨军被控受贿30余万元,一审判处有期徒刑4年。
一套价值53万余元的住房,仅以20万元的低价购买,杨军为这30余万元的“便宜”付出了应有代价,受到法律追究,罪有应得。杨军一案印证了一句话,官员的每套低价房的背后几乎都隐藏着腐败。
以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的房地产商,给这些政府官员高达几十万元的购房折扣,个中原因不言而喻他们看上了这些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以小惠换取更大的利益。
近年来,~些政府部门的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向开发商低价购买商品房的现象并不少见。曾有报道说,在某地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段所建楼盘售罄数年后,由股东纠纷引发的举报显示,约400户业主中,50余户曾获得一成以上的折扣,其中22名买家折扣高达三至五成。折扣买家多出自房管、规划、工商、公安等政府部门,显示了楼市里官商互惠的生态。所以,官员的每一套低价房都无异于一封举报信。
当前,房地产领域是事实上的腐败重灾区。“楼市已成为权力寻租的温床”,这绝非危言耸听。大量腐败案件显示:在房地产开发各个环节的腐败中,我们都不难看到官员的身影。据全国政协委员郭松海统计,近年来落马的贪官大部分都与房地产领域腐败有关,众多高官的落马,无不与房地产业的黑幕有关。2007年,曾有媒体报道,一位多年从事楼盘开发的房地产开发商坦言:“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开发商能够拿到其中40%的利润,余下40%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掉了。”
公众更关心封存公车如何处置
王毅
国管局、中直管理局10月11日下发通知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一是要减少车辆使用,自觉做到封存公务用车30%,按车牌号尾数每周停驶一天,职工私车每周少开一天。
这无疑是一个可喜的开始,但人们或许更关心的是,中直各机关部委的公车究竟能封存多久?众所周知的是,封存一天两天,是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但若是能持之以恒地坚持封存下来,那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事实上,公众对中直各机关部委的公务用车如此关注,除了对公务用车改革一直不断地呼声;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倘若公务用车能长期封存,那么何不对封存公车进行进一步的处置呢?
道理并不复杂,倘若中直各部委机关只是应景于上层的通知要求,不得不暂时封存公车的话,那么对封存公车进行处置,自然是不妥的,倘若再考虑到私家车也为净化北京的天空做出了相当大的牺牲,那么应景式的公车封存难免会令人怨声载道。
当然,更大的可能是这30%的公车会被永久封存,这自然是件好事。这一是印证了公务用车的确应该进行改革与精简:二则说明,公务用车倘若永久封存,则必须对封存公车进行及时处理,不然的话,长期封存岂不是造成新的浪费?
由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信息:10月底前将所有“黄标车”分别移交国管局、中直管理局统处置。不知道这“黄标车”算不算是被封存的那部分公车,倘若是的话,那么中直该如何处置这部分公车就显得犹为重要。
其实,中直方面不妨如同正式公布封存公车的制度样,在处置封存公车时也采取公开透明的处置方式,中直机关部委的运作,其实也应该更透明更直观一些。要知道,采取更为透明的处理方式并不意味着中直丢人,相反,却是中直机关部委阳光政务的个良好开端。
莫把贪婪当金融危机替罪羊
徐锋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世界一片愕然。在这种愕然的氛围中,一种论调横空出世——“人性的贪婪是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这一论断起于最近一期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题为《贪婪的代价》。此言一出,和者云集,没过几天,已然流行,学者竞相借用。
最近听着电视上一些专家长篇大论地对人性的贪婪展开批判,以事
后诸葛亮的恍然大悟,条分缕析地分析、指责华尔街“为了满足自身的贪婪而贩卖金融衍生工具并声称它们绝对安全”,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就在几年前,当这些专家中的很多人大声疾呼中国应加快发展金融衍生品时,华尔街模式还是他们口中念念不忘的完美范例。很显然,当年在华尔街繁荣昌盛莺歌燕舞之时,心悦诚服的专家们是没想过要去批判所谓“人性贪婪”的。
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复杂的成因,警醒我们重新审视诸如经济全球化、金融衍生品、会计制度等各个方面;用历史的眼光看,它还是经济周期的某种规律性反复。用“人性之恶”来简单总结,实在难有说服力。甚至,人们大可以怀疑,一些国外的政治、经济界权贵之所以附和这种论调,似有转移指责目标、推托监管责任之嫌疑,我们也不可过于天真信以为真。
一个无需证明的结论就是:人性中的自私(更中性地说是“利己”或“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与生俱来的,而且至少已存在数十万年,谁都无法更改。试问,如果将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归罪于人性的贪婪,那么算起来,人类历史上哪一次人为灾难的发生,不与这种“贪婪”息息相关呢?道德批判是取巧的,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同样,用批判人性的方式来试图解读、解答一次复杂的金融危机,恐怕也只能于事无补。
事实上,人性的这种所谓“贪婪”(更准确地说,是利己和逐利心理),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客观上恰恰起到了“助推剂”的神奇功效。正是绝大多数个体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孜孜不倦地努力和奋斗,才以百川归海的合力,客观上推进着人类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一切方面的成长成熟,也增加着人类社会的总福利。
当然,这一切利己行为之所以能推动社会正向发展,一个必要前提是:它们必须在一个约定俗成、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框架内活动。这个框架就是制度,在华尔街则是金融监管的法规。人性如水,当华尔街的“框架”有所扭曲时,水当然会随其形状变化而充盈其间。但这错误的根源首先在“框架”,而非“水”。
因此,在今天金融海啸扑面而至之际,尊重人性的两面性、贴近现实的补救之举更显价值。与其将危机简单归咎于人性弱点而奢谈空论,莫若对我们素来顶礼膜拜的某些市场游戏规则稍作反思,进而切实有所补漏,方为亡羊之后的理智之举。
用国家现代金融体系,为农民发展输血
童大焕
2008年10月9日至12日,以农村改革为重点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众多媒体和专家学者均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土地改革上,相比之下讨论和研究农村、农民融入现代金融体系的少。
今天,中国农民收入中的大部分已经是来自城市打工收入,人均一年只有400元左右收入来自农业本身。即使公司加农户等现代农业使农民的农业收入增加10倍、20倍,单纯的农业收入也远远赶不上城市居民收入。因此,新一轮三农改革意在农村农业农民,功夫却在城市。除了要保证农民手中有地,还应该保证他们手中有钱。有钱才有创业资本,不论是经营现代农业还是进城创业,都是如此。如果说,土地改革为未来中国发展奠定产权基础,那么,金融改革使农民、农业融入现代输血机制,则是尽快使农民、农业摆脱国民经济弱势地位的外部保障。
如果光有土地制度的改革而没有现代金融体系的支持,将很难产生农民自发自主的现代农业,农民的命运就是等待外来大资本“兼并”。这是因为,单靠农民内部的金融合作,无法为现代农业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因为农民总体上太穷;单靠农民内部的土地流转与合作,也不足以使农民真正富裕起来,因为人均土地太少而组织化成本太高。
钱从哪里来7就从现代金融体系中来。现代金融业的本质就是“信用”——要获得金融支持,就必须有相对应的“信用”,抵押、担保、盈利能力等等。因此,要在中国的农村推广现代金融体系,最重要的就是增强农民获得“信用”的能力。首先,就是要让农民的资产转变为金融资产,让农民的土地、住宅可以抵押贷款,对于这种抵押贷款,只要是用于务农的,国家给予政策扶持。但单纯这种办法还是无法解决农民的发展资金问题。那就应该考虑第二种办法:让农民在农村盖房拥有和城市居民平等的按揭抵押权利,取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首付”二三成、贷款8.5折优惠的待遇。这样的贷款优惠利率,是目前最优惠的一种,平均年息才百分之六点几,比农村信用社扶持下岗工人的月息1.06%还优惠许多。
值此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面前、信贷紧缩的当口,正是启动农村金融改革的好时机。一来可以适当扩大放贷规模,缓解银行存款压力;二则此时银行对资产的价值评估更加谨慎,有利于规避风险:三来通过信贷支持农民创业,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内需。通过土地、农房及宅基地抵押等形式,将农民纳入现代金融体系,不仅是农民实现其平等国民待遇之需,也完全有可能成为抵御和缓解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的一个重要杠杆和支点。
政府考察经验竟是“重设驻京办”
毕诗成
2008年10月7日,东莞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总结了9月底对四川、重庆、云南等西南省市考察之行的经验和心得。东莞市委书记表示“东莞对上的争取力度和在中央、省的人脉资源远远不够。所以要有人去跑,争取更多的资源。”
根据这个“觉悟”,据透露,东莞准备重新设立驻京办,进一步加大向上争取政策、资金、项目支持的力度,为东莞今后发展拓展广阔空间。看到这里,不禁让人感慨万千:政府的考察经验竟然就是“重设驻京办”?
对于跑“部”“钱”进这个说法,公众并不陌生。曾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李金华,在谈到对预算资金审计监督时曾有过精辟的分析“现在,各省市区、地级市甚至县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有些驻京办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跑‘部’,打探消息,看哪里有钱和项目,然后写报告、找关系,谁跑得多,部委情况了解多,就可能多获得一些拨付款。这存在很大的随机性,问题也就因此产生。”
由此可见,驻京办是跑“部”“钱”进链条上相当关键的一个关系网,专门负责跟相关部门“勾兑”达到要项目要资金的目的。正因为如此,驻京办慢慢开始形成一套潜规则,甚至成为腐败的链条,更被有人形容为“蛀京办”。
但冷静地想一想,东莞市得出“重设驻京办”的考察意见,似乎还是可以理解的——当跑“部”“钱”进仍然是获取跨越式发展“有力保障”的时候,让地方官员耐住寂寞,眼睁睁看着人家跑,从当地利益角度而言,这种甘当“君子”的行为,会不会被理解为无能的表现呢?
4.改革开放30周年以来汕头的巨变 篇四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艰苦奋斗、勤劳勇敢的汕头人民大胆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坚持整体规划,勇于开拓创新。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特区人民在逆境中奋起,在曲折中摸索前进。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进程中,汕头经济特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成长中也有困难和挫折,伟大的汕头人民从各种磨练中走向了辉煌。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回顾总结汕头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展历程进行理性的思考,总结汕头特区发展建设及其经验教训,促进汕头特区的建设与发展。
『关键词』 :汕头改革开放 经济政治文化经验教训
一、汕头特区概况
(一)、地理环境
汕头市位于中国广东省东南部,濒临南海,地处韩江、榕江、练江出海口,素有“岭东门户,华南要冲”之称,是全国五个经济特区之一和南方重要港口城市。自然条件优越,位于北回归线与南海交汇处,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处于“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经济圈的重要节点,也是长三角、珠三角和海峡西岸经济带的重要连接点,拥有亚太地缘门户的独特区位优势。汕头港临近西太平洋国际黄金航道,距香港、台湾高雄均不足200海里。
(二)、人文概况
汕头是著名的侨乡,与海外交往密切。与海外交往的独特人缘、地缘、亲缘优势,使汕头在对外开放方面具有特殊的优越条件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汕头人多地少,文化传统独特。汕头是全国人口最稠密、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地区之一。以精耕细作闻名,有“种田如绣花”之喻。潮汕地区历来人文荟萃,崇文重教,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潮汕话、潮剧、潮乐、潮菜和工夫茶富有浓郁地方特色,别具一格。以潮汕历史文化为独立研究对象的“潮学”研究广泛深入开展,影响深远。
(三)、发展历史
汕头对外商贸历史悠久,经济外向度高。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有“百载商埠”之称,商贸历来比较发达,曾出现“商贾云集,楼船万国”的繁荣景象。1921年,汕头设市建制。20世纪30年代,汕头港吞吐量曾居全国第3位,商业之盛居全国第7位。潮商目前已成为一支具有世界性的商业群落,经济实力雄厚,影响力巨大。
二、改革开放以来各个领域的巨变
(一)、政治领域的变化
1.进步:设立经济特区、扩大特区规模
截止2008年末,汕头市辖6个市辖区、1个县,共有44个街道、30个镇,其中金平龙湖和澄海为主城区(澄海只包括澄城、坝头、莱芜和上华一小部分),潮阳、濠江和潮南为副城区。
从调查报告中显示,对于汕头改革开放以来各项基本国策的施行,民众对于其的认同程度是较高的,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各项基本国策非常支持,中国这三十年来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认同占了大多数。
20世纪80年代,汕头特区在全国率先实行24小时审批答复制度,开政府机关实行承诺制的先河;率先进行干部制度改革,改委任制为聘请制;率先提出“四放”(放开视野,放宽政策,放胆试验,放手大干)方针,实行“三个一齐上”(一二三产业一齐上,大中小企业
一齐上,集体经济、横向联合经济、个体和私营经济一齐上),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率先在全国首创出口创汇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经验。
从改革开放以来汕头城区规划的变化中,我们认识到,只搞小开放不行,必须实行大开放;只搞半开放不行,必须实行全方位开放;只搞某一领域开放、某一层次开放也不行,必须实行宽领域开放、多层次开放。这就是说,必须按照邓小平的开放思想,实行全面开放、大开放,实行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开放。
2、不足:政策落实效果一般,腐败问题依旧严重
从调查问卷中显示,对政策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虽然并不是很低,但基本上认为实施效果一般的人数占大部分,同时与深圳的政策落实效果调查相比,认为深圳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效果非常好的人数,是占大多数的。由此可见,汕头与深圳同是经济特区,但深圳的发展程度如此之高而汕头却止步不前的原因,与政策的落实程度息息相关。
调查问卷中显示,大部分人认为汕头的贪污问题是对汕头发展建设的一大绊脚石。提及腐败问题,这是全中国政府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一个敏感区域,虽然建立了贿款上交制度,但许多官员只是上交一小部分“意思意思”,并不能有力地避免贪赃贿赂,而腐败问题则更多地需要体制规范来解救。
(二)、经济领域的巨变
1、辉煌成就
(1)劳务输出,特区敢为人先
1987,年汕头特区组派了一单为数325名的赴塞班岛务工的劳务输出在当时产生了多大的社会影响,这单劳务输出不单是汕头特区的第一单劳务出口合同,也是当时广东省输出人数最多的一宗劳务输出。
务输出增加了国家的外汇和财政收入,开辟了新的就业途径,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事业。虽然跟当年赴塞班岛的那批务工人员已经失去了联系,但是他曾经听闻这些人回国后自己办厂的为数不少,这得益于他们走出去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也赚到了比当时国内高10倍的工资,积累了资本,许多人因此也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
(3)实业规模不断扩大
海外潮人在家乡投资兴办实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在上世纪80年代,海外潮人在汕头经济特区投资兴办的企业,平均投资额近100万美元。当时海外潮人在其他市、县投资兴办的实业,平均投资额只有lO多万美元至50多万美元不等。为突出的是,香港潮籍实业家李嘉诚投资近40亿港元,参与深汕高速公路东段、汕头海湾大桥、发电厂、货柜码头、安居工程等9个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
(4)投资足迹遍布潮汕城乡
改革开放30年来,汕头特区共吸引外商投资企业3500多家,累计实际利用外资50多亿美元。这些外商投资企业绝大多数是海外潮人独资或与有关方面合资、合作创办和经营的,其在潮汕地区外商投资企业总户数和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几占一半左右。
海外潮人在家乡踊跃投资兴办实业,有效地促进了汕头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加速了潮汕各地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潮汕侨乡的现代化建设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5)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据调查显示,市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汕头特区最显著的进步便在于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最显著的特征便在于市民工资普遍上扬;曾经的人们只能在过年的时候穿上新衣服新鞋子,而现在市民的穿衣打扮品味已经开始大幅度进步,再也不是穿中山装的黑白灰年代了;金银等装饰品也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车也不再是富人的奢侈品;彩电已经不足为奇,液晶电视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吃的东西也开始讲究,吃的是健康有益,营养均衡,粗细搭配的健康食品。
(6)发挥农业优势,办创汇农业
汕头特区根据地理优势,抓住了农业,引进国外农作物优良品种,进行小面积种植,实验和推广,并配备了一支精干的农业科技队伍,探索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做法和经验。
2、不足与经验教训
在改革开放的成就辉煌显著时,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建设的各种问题也出现了,许多老牌企业设备老化,管理制度陈旧,丧失生产活力;城市电力贫乏,公共设施破旧不堪,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生活污水横流,环境卫生恶劣等,都是经济建设中的绊脚石。
因此,针对汕头地区现状,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选准“朝阳工业”带动全区经济大发展。此外,汕头做为百年口岸,转口贸易由来已久,所处地理位置适中,发展高科技含量的第三产业,发展转口贸易、仓储服务、运输、相应发展房地产、旅游以及劳务输出,对外工程承包等。针对汕头的现实情况,应完善和充分发掘汕头保税区的功能,以及设施的完善和配套,以优良的内、外部环境,吸引国内外企业财团来区内投资、办厂,扩大保税区的知名度。
(三)、文化领域的巨变
1、蓬勃发展
(1)侨乡圣火传递见证别样“开放”
在08年奥运圣火传递期间,圣火来到了美丽的海滨城市汕头,祥云”在汕头所经过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新汕头。海湾大桥、礐石大桥、汕头游泳跳水馆、人民广场等重要基础设施,圣火的来到,点燃了汕头文化建设的激情,推动汕头的文化建设不断积极向前。
(2)改革开放中的潮剧发展
年代以来,国内潮剧团到海外演出更多,除泰国、新加坡外、还到法国、美国、澳大利亚、越南、柬埔寨等国家演出。此外,还有一些艺术人员、演员应聘到新加坡和泰国等地的潮剧团体进行艺术传授和排练。随着社会的变革和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潮剧管理体制到艺术创作,如何适应新的历史潮流,还有待不断地探索和改革。
2、面临的挑战
(1)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浮躁的双重作用。
由于教育、社会心理等诸多原因,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认识不深,特别是在西方速食式文化冲击下,追求速食效果,许多年轻人普遍地缺乏历史、文化知识的铺垫,欣赏不了节奏悠扬的潮州音乐、戏剧的奥妙,听不懂用传统汉语写作的唱词,看不懂戏曲程式化表演艺术的情绪意蕴,对的潮汕传统文化从缺乏兴趣到热衷于西方流行文化,再到妄自菲薄鄙薄潮汕文化。长此以往,民族的传统的节日就会在年轻人的思想意识中淡化了。
(2)城镇改造忽略了保存潮汕建筑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然而城镇格局、建筑风格,很多忽视对地方传统文化的体现。在城镇改造的市政建设中,往往是老城得不到保护,民居、祠堂、牌坊被大量拆除、改建,代之以非中非西,毫无潮汕文化特点、到处雷同的新民居楼房,使人感受不到潮汕文化的氛围。如果在社会发展中缺乏保护地方传统特色的意识,在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中未能保留发展具有潮汕文化特色的建筑风格和规划布局,显然有损潮汕文化赖以让人感受得到的环境氛围,有碍于潮汕文化的传承,同时也抹去潮汕地区建筑民居在文化上的个性特征。
三、对汕头特区建设的祈愿:发扬光大改革精神,加快汕头崛起
改革精神是汕头人民的共同财富,对于凝聚人心,激励斗志,激发、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引领全市人民攻坚克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早日实现汕头崛起,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汕头人改革精神是汕头人民共同是创造的,同时又是汕头人民受用的,这就要求全体汕头人民呵护它,珍惜它,弘扬它,更要在工作实践中用自己的行动来诠释它,培育它,使之发扬光大。
发扬光大汕头人改革精神,就必须进一步深入学习邓小平改革理论,深刻领会邓小平改革理论的实质,增强改革意识,把邓小平改革理论与汕头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在十七大精神指引下,不断深化改革,为汕头新一轮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发扬光大汕头人改革精神,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破除迷信,克服陈腐成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运用科学方法,在敢想、敢做、敢闯、敢冒、敢创、敢变的同时,努力做到善想、善做、善闯、善冒、善创、善变,进一步提升改革的水平;发扬光大汕头人改革精神,广大党员干部要身先士卒,加强学习,不断探索,深入改革第一线,做改革排头兵,推进改革的深入发展;发扬光大汕头人改革精神,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应以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改革实践,科学总结、反思第一轮改革,加强改革理论的研究,创新改革理论,提升改革精神;发扬光大汕头人改革精神,就必须在文化大市建设中,整合汕头文化资源,改革汕头文化体制,发展汕头文化产业,提升汕头文化品位,特别要培植汕头的改革文化,以培育新的汕头人改革精神;发扬光大汕头人改革精神,必须把重点放在加强对青少年进行改革精神的教育。为此,广大教师必须更新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努力培养青少年自强不息、勇于改革的精神,使改革精神后继有人,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同舟共进》2009年01期——汕头改革开放30周年发展建设状况
【2】、陈汉初,经济强市——汕头展望,中国科技文献出版社
【3】、何佳声,论汕头经济特区的特色,四川大学
5.谈改革开放30周年 篇五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要实现的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同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紧密相联。
●
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的30年,其所贡献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今日天下之大势和未来世界之发展,情况依然十分复杂,不可测因素依然甚多,我们一定要坚持冷静观察、小心谨慎。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
改革开放30年,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和世界近代以来“天下大势”的发展中居于怎样的历史地位呢?这需要我们把视野放宽一点来加以观察。
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要实现的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同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紧密相联。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就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简而言之,一要救亡图存,二要振兴发展。正因为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多灾多难,所以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就成为对整个中华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各个阶级、各个政党及其领导者的最大考验,从而也就成为鸦片战争以来多少代中国人为之前赴后继、不懈奋斗的最深层动力和最崇高目标。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的1956年,毛泽东同志还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中国如果不能把自己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就要被从地球上开除球籍!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救亡图存和振兴发展的深刻理念。时至今日,也许还是应当说,如果我们不能在21世纪上半叶实现工业化,进而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迟早还是要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所以,承接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内忧外患中产生的救亡图存和振兴发展的深刻理念,是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的最根本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鸦片战争以后168年来,中国经历了大变动,世界也经历了大变动,而这两方面大变动又是紧密相联的。如果要问这种历史关联的内在脉络是什么,一个最简要的回答就是:世界范围发生的三轮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国家命运的三次大转折。
二
大体而言,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开始时即1750年前后,清王朝正处于落日辉煌之中,乾隆皇帝的“天朝大国”梦做得正香,而英国却从1750年起就开始了产业革命。到1840年,英国国内铁路网建成,标志着产业革命基本完成。恰恰在这一年,英国人打了一场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一巴掌把中国打入半殖民地!可见,1840年对中英两国都是很要紧的年份。它是英国兴旺的标志年,又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大灾难的起始年。从此以后,中国人的救亡图存和振兴发展之梦就开始了。由此激发旧民主主义革命一浪接一浪地起来,直到孙中山领导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孙中山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国势继续衰败。整体说来,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叶这第一轮经济全球化1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不但没有抓住机遇,反而被打入谷底,成为经济全球化和资本殖民主义的最大受害者。
这就是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之命运。
第二轮经济全球化又是什么情景呢?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金融资本统治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后起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两次世界大战使得第二轮经济全球化中断了、逆转了。与此同时,战争引起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先后在资本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引发了两次大革命。先是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建立,后是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第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完全不同,这一回中国人抓住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断裂的时机起来革命,由此获得了真正的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真正打开了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历史追求和历史进步的大门。
这就是第二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之命运。
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又是什么情景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一
个过渡时期,包括美国打越南战争失败和前苏联打阿富汗战争失败以后,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先后遭受重大挫折。大体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起,世界一步一步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新阶段,新科技革命和第三轮经济全球化起来了。在这第三轮经济全球化潮流当中,搞大国争霸和僵化模式的苏共和苏联垮台了,而中国共产党却如同在第二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抓住时机起来革命一样,又抓住新的时机,使社会主义中国加快发展起来。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一条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角度来说,这条道路也就是中国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道路。
这就是第三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之命运。
这些分析,同时也就反映了从世界历史和时代角度来看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地位。
三
以上说的是在当代世界历史条件下,我们中国人抓住了机遇。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今日天下之大势和未来世界之发展,情况依然十分复杂,不可测因素依然甚多,我们一定要坚持冷静观察、小心谨慎。
这个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众多方面。在这里只想集中提出一点,就是我们正面临着世界范围各种思潮激荡这样一种复杂局面。
可以这样说,这是在21世纪新的时代条件下,一个世界范围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其复杂广阔而又意义重大的新的“诸子百家”的局面。
本来“诸子百家”这个说法,是中国古人专门用以概括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学说和哲学学说各家各派之间的那场很长时间的大论战的。那次“诸子百家”的核心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向何处去,实质上也就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问题。
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历史两千多年间,真正可以说是同春秋战国时期那一次“诸子百家”意义相当的、称得起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意义极关重大的“诸子百家”的,恐怕只能是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多年间,直到20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大革命胜利的这样一大段。正是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上,中国由长期封建社会转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直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样深刻剧烈而又规模广阔的社会大变动,反映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就是风云际会的各家各派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变化的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真正够格,可以称得上是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意义极关重大的“诸子百家”!
这第二次“诸子百家”,经过100多年大激荡、100多年大争鸣,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在其指导下的成功实践战胜各家各派而在中国取得胜利,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的面貌由此起了根本的变化。
那么,今天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恐怕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诸子百家”,即第三次意义极关重大的“诸子百家”。今天我们面对的,是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上半叶世界新的转折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在这种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中国怎么来适应这个世界大转折、又怎么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无非是几种选择:一种是妄自尊大,脱离经济全球化,关起门来干。但是,要想这样来搞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是断然不可能成功的。第二种是妄自菲薄,甘当附庸,完全依附外国,依附西方。这种办法,从李鸿章到蒋介石都试过了,通通破了产。还有第三种选择,就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开创的,通过改革开放,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全新的战略道路。
上面说的三种选择,不就是三大“家”吗?为什么又说我们仍然面临着“诸子百家”的局面呢?这是因为,新时期以来,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尽管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和巨大进步,尽管我们已经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但是,我们的现代化事业还远没有完成,我们还远没有摆脱不发达状态。我们还需要再干40、50年,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能不能干成这番事业,世界上许多人还在看。再加上今天世界范围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既相互碰撞又相互影响,比起过去任何时代都要复杂得多、广阔得多、深入得多。这种情况,必然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中国当然也不能不受影响。
从长远来看,我们大家都记得,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同志之所以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看得那么长,这不仅是因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不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的长过程,短了不行;也不仅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不能不经历一个由不那么成熟到成熟的长过程,短了不行;而且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规律的掌握也不能不经历一个长过程,短了也是不行的。
还要看到,这里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远未解决,还在动荡、分化、抉择之中。当代世界,美国、欧盟、日本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是一小批,它们内部就绝非铁板一块;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即南北之间,矛盾更加突出,发展中国家本身又千差万别;此外,还有一个大方面,就是伊斯兰世界,它们同西方国家之间以及它们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这已成为当代世界十分突出的一个重大现象。凡此种种,归根到底表明了:在“当代世界向何处去”这个关系全人类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上,一个动荡、分化和抉择的长过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难道还不是“诸子百家”?我看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范围的“诸子百家”!
总之,对于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对于世界范围各种思潮激荡的长期存在,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有这种精神准备还是没有这种精神准备,结果会是大不相同的。所以,还是邓小平同志看得透彻。他说:“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他还说:“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四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
总起来说,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的30年,其所贡献的最有价值的东西,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一个“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一个“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当然是同改革开放30年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坚定地排除“左”、右干扰而获得马克思主义伟大新觉醒,避免僵化停滞而充满生机活力,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经过风险考验而不断增强分不开的。
归根到底,这又是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无比深厚的民族根基,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宽广深邃的世界眼光,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光荣革命传统。
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之中的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当年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家们,首先都是最忠诚的爱国志士。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历经千难万险,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信奉马克思主义、追求科学社会主义同勇敢地承担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紧紧联结在一起。应当说,中国共产党这样的特点和优点,这样的一个独特“基因”,从创党那一天起就内在地蕴涵在党的肌体和灵魂之中了。也正因为这样,在80多年艰苦曲折的奋斗道路上,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克服国际共运中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才有了独立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战略道路的大智大勇,才有了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大智大勇,也才有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智大勇。这样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不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气魄和求实精神,而且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和政治智慧。
当然,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双重使命,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以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把握时代特征,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包括研究和借鉴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所以,我们在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的高度自觉的同时,又强调要以高度自觉向外国学习。而学习外国,归根结底是为了形成和创造中国自己的特色。有特色才有生命力,有特色才有竞争力。对国际经验,我们还要继续老老实实地学习和借鉴下去;对中国特色,我们还要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下去。这也算是一条规律性认识吧。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才能成功,才能胜利;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只有赋予其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才能成功,才能胜利;离开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前途,没有意义;离开中国实际和我们已经取得伟大成功的道路和理论体系,而去另外寻求和依傍别的什么主义和模式,没有前途,没有意义。
6.我对改革开放30周年以来的感想 篇六
回顾30年的奋斗历史,可以说,如果没有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的突破,就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摸着石头过河”以及后来的“抓大放小”,“老鼠和猫理论”,“有所为,有所不为”等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形成,不仅依据了马克思原理,而且也是尊重群众在实践中的实事求是精神、集中全党智慧、正确地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产物。
30年的奋斗,30年的拼搏,使我们党和人民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在探求真理,认识真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方面,也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一:思想的束缚是最大的束缚,只有思想大解放,生产力才能大发展。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思想的束缚是最大的束缚,思想的解放是最大的解放。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可能有体制、机制的解放。可以说,每一次时代的大变革、社会的大进步,首先是一场思想的大解放、观念的大更新。我们只有不断适应实践的深化,敢想、敢试、敢冒、敢闯、敢干,勇于冲破思想、体制、机制的束缚,才能不断解放生产力,才能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永葆生机和活力。
二:深刻认识国情,坚持一切从国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共识。这一共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发展虽然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但是,如何科学地认识国情,依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课题。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国情也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仅要立足于当今的国情,也要考虑以往的国情和未来的国情;不仅要洞悉国内,也要放眼世界。就国内而言,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国力日益强盛,矛盾日益突出。从国际上看,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紧密,虽然经济危机差不多已过去,但我们面临的挑战也还是前所未有的。十七大报告做出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定位,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我国国情所作的总体性判断。也只有在准确把握国情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
7.改革开放30周年的思想汇报 篇七
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省档案学会组织开展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档案工作征文评选。活动启动以来, 各市地学会及省直分会认真组织论文撰写和推荐工作。此次活动共收到征文62篇, 其中省市县区档案局馆28篇, 省农垦分会28篇, 机关、企事业单位档案部门6篇。根据活动评选方案, 在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下, 所有论文一律匿名评审, 由7名档案学专家、学者、教授组成评委会, 分各评委分散独立审读论文与集中讨论评审两个步骤进行评选。论文的评选侧重于在应用实践基础上富有创新性, 并对档案工作有具体指导作用。
经评委会初评、复评, 共评出一等奖1篇、二等奖3篇、三等奖6篇、佳作奖23篇。
获奖名单
8.改革开放30周年的思想汇报 篇八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反对过量砍伐森林,倡导全民植树,并依靠法制和科技手段,实现了生态环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站在生产力理论和国际合作的高度,阐明了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并主张通过建构更为全面的法制体系,保证生态环境建设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服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提出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的战略思想,并把发展循环经济和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基础,实现了生态环境建设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D2-0;X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2-0136-06
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理论为指导,结合新时期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客观实际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生态环境建设的思想。今天,回顾和总结这些理论成果,对进一步提升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水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生态环境建设思想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共产党已有的生态观进行了科学总结;同时,结合新时期我国社会发展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生态环境建没理论。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对过量砍伐森林,倡导全民义务植树
新中国成立后,为稳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尽快恢复国民经济,须大力发展工业,因而对林业资源的需求量很大。于是大批森林被砍伐,区域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为日后生态危机的产生留下了隐患。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四川、陕北等地爆发了百年特大洪灾,人民财产损失严重。这一历史教训使人们意识到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最近发生的洪灾涉及到林业问题,涉及到森林的过量采伐,看来宁可进口一点木材,也要少砍一点树。报上对森林采伐的方式有争议。这些地方是否可以只搞间伐,不搞皆伐。”在他的指示下,我国各地纷纷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采伐,努力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1984年5月,国务院又通过了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将生态环境建设上升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国家的力量保证了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顺利开展。
为了弥补已有的生态缺口,党中央进一步倡导植树造林,扩大森林覆盖率。邓小平倡导“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通过广泛的植树造林,不仅可以修复已损坏的生态系统,实现绿化祖国的目标,而且可以造福子孙,为后辈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在会见来京参加中美能源、自然资源和环境会议的美国驻华大使德科克时,邓小平指出:“我们打算坚持植树造林,坚持它二十年,五十年。这个事情耽误了,今年才算是认真开始,特别是我国西北地区,有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严重。黄河所以叫‘黄河,就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邓小平是我党具有生态环保意识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在他的高度重视下,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强化了对植树造林重要性的认识。邓小平本人更是以身作则,每年均带领中央领导人亲自参与植树。这一活动产生了很强的示范效应,有效地带动了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并促使全国人大通过议案,将每年的3月12日定为我国的义务植树节,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
(二)主张走生态环境建设可持续发展道路,并以法律和制度加以保障
生态环境建设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修复生态漏洞需要时间,因此,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邓小平虽没有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但其生态环境建设理论却深深蕴含了这一道理。他指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这就既肯定了生态环境建设的现实意义,更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即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开发不仅是满足当代人绿化环境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给子孙后代留下温馨的生活环境。1982年邓小平在对空军的讲话中再次强调:“空军要参加支援农业、林业建设的专业飞行任务,至少要搞二十年,为加速农牧业建设,绿化祖国山河做贡献。”1983年,万里在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也指出:“环境保护是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一件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以上论述可以说是生态环境建设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深刻体现。
为了保证生态环境建设可持续发展,党中央强调了法律和制度建设。在此之前,由于历经“文革”等磨难,我国的各项法律制度均遭到一定破坏,因此,尽快完善相关法制成为首要任务。1978年底,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要立即着手研究修改制定民法、诉讼法、刑法、婚姻法和各种经济法等等,尽快完善我国的法制”。邓小平针对我国林业发展状况指出:“中国林业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不行,是否可以规定每人每年都要种几棵树,比如种三棵或五棵树,要包种包活,多种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者受罚。国家在苗木方面给予支持,是否提出个文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或者由人大常委会通过,使它成为法律,及时实行。总之,要有进一步的办法。”在党中央的重视下,我国各项法律制度不断健全,为生态环境建设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三)主张依靠科学技术,推动生态环境建设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
重视科学技术是我党的一贯作风。邓小平指出:“马克思讲过科技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还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党中央从我国国情出发做出的科学论断。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缺乏,社会经济发展受资源、环境等因素制约,如果走历史上西方国家崛起的老路,势必不利于和平与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寻求资源耗费少、环境污染小的发展道路。党中央的这一观点为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打上了深深的科技烙印。在林业建设方面,林业科技工作者以此为指导,在种苗、遗传、育种、森林保护、森林管理、林业机械化等方面解决了大量全局性、基础性和关键性的技术难题,带来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效益。
在此基础上,党中央提出生态环境建设还要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关键是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不能脱离这个目标。1980年,邓小平在考察四川峨眉山时具体指出:“风景区造林要注意色彩的完美。山林就像人的穿着一样,不仅有衣衫,还要有裙子,鞋子,林子下面种茶,四季常绿,还有经济效益。”在考察杭州九溪时他也指出:“水杉树好,既经济又绿化环境,长粗了还可以派用处,有推广价值。泡桐树也是一种经济林木,泡桐树长得快,板料又好。”通过生态环境的建设来创造必要的经济价值,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相一致,不仅大大促进了生态环境本身的改善,也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生态环境建设思想的完善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与时俱进,全面科学地继承了我党已有的生态环境建设思想;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客观实际,对其进行了扩展和完善,形成了更为全面的生态环境建设思想。
(一)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不断突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基础,首次明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的思想。江泽民认为,发展不仅是单纯经济的增长,而应当是社会的全面进步,而“环境保护工作,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必须努力使经济建没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为此,党中央强调各地要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提升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与生态环境水平直接关联,强化他们的环保意识有助于促进生态环境建设水平的提升。(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均不利,必须促使其向集约型转变,使经济发展“建立在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社会、环境相协调基础上”。(3)继续搞好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为生态环境建设奠定基础。(4)依靠科技进步,改善环境质量。党中央以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为指导,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为生态环境建设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太的科技支撑。
(二)将生态环境建设上升到发展生产力的高度,作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保障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升,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生产力理论的突出贡献在于创造性地把生态环境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不仅需要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生产技能的提高,而且还需要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需要人民群众对生态价值的充分认知。党中央正是在深刻总结当今世界各国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系统中的重要因素,可谓正确地把握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
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新世纪头20年我党的奋斗目标,党中央又将生态环境建设与全面小康社会的构建紧密衔接,将其视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保障。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他认为,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中,生态目标是与经济目标、政治目标、文化目标同等重要的目标;不实现生态目标,就不可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环境保护很重要,是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因此,必须确保各方面集中力量,搞好生态环境建设。
(三)建构更加科学与完善的法制体系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法制体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党中央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有关生态环境建设法制化的思想。江泽民多次强调要“将环境保护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上,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严格执行土地、水、森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在党中央的指示下,我国有关生态环境建设的一系列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森林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相继颁布和实施,这对新时期的生态环境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为增强环境执法的有效性,党中央也强化了对相关执法部门的监督管理。首先,党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知法、懂法,努力做遵守法律规范的模范,同时要支持和督促有关部门严格执法,决不能知法犯法,干扰甚至阻挠有关部门依法行政”;其次,要求有关职能部门“秉公执法”,“决不允许徇私枉法”;最后,要求各地各部门广泛进行法制宣传,“加强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的法制宣传教育,普及有关法律知识,使企事业单位和广大群众自觉守法”。通过这三方面共同的努力,逐渐达到“全社会都严格依法办事”,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
(四)通过国际合作促进生态环境建设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内的合作日益密切,党中央适时地做出了开展国际环境治理合作的重大决定,并向全世界庄严承诺,我国将严格遵守国际环境公约,积极参加国际合作,为人类居住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做不懈努力。1994年,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讲到:“人类面对的许多挑战往往超越国界的限制——科技发展、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减灾救灾、禁绝毒品、预防犯罪、防止核扩散和防治艾滋病等诸多方面,都是全球性问题,是相互依存的,无一不需要开展合作。”1995年,在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特别会议上,江泽民再次提到生态环境恶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这些全球性问题的逐步解决,不仅要靠各国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国际上的相互配合和密切合作”。事实上,开展生态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是国际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借环境问题对我国百般挑剔,甚至设置所谓的“绿色壁垒”制约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党中央此时做出开展国际生态合作的决策,不仅有利于我国借鉴国际上环境治理的先进经验,提升我国生态环境建设水平,而且也有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并为对外贸易的发展拓宽渠道。
三、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生态环境建设思想的深化
9.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讲话 篇九
(2008年12月18日)
郭宝成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隆重召开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全面回顾神木30年来的光辉历程,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激励全县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朝着建设全国经济强县、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阔步前进。
一、改革开放30年,神木经济社会实现了辉煌的历史跨越 1978年12月18日,我们党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关键抉择,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这30年,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发展中大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近10%,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这30年,社会主义中国在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探寻出一条生气勃勃的现代化道路,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型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这30年,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引领当代中国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并将几代中国人矢志追求的现代化梦想和民族复兴进程不断向前推进。
这30年,也是神木经济社会实现历史跨越的极为重要的发展阶段。从农村改革到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从神府煤田开发到西部大开发、能源化工基地建设,从引进国内大型企业到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从三次思想解放高潮到发展思路和各方面工作的创新,神木人民创造了西部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的奇迹,引起了高层关注和世人瞩目。三位总书记、三位总理和多位中央领导亲临视察,给我们以巨大的激励和鼓舞。神木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神木的发展变化,可以集中地概括为五个历史性跨越。一是综合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跨越。30年前的神木,偏居塞外一隅,贫瘠而落后,发展长期缓慢,是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重点扶持贫困县之一。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全县生产总值由原来的不到700万元增长到今年预计的270亿元,增长 多倍,经济年均增长37.5%。人均生产总值达到68700元,折合10040美元,远远超过了全面小康社会人均生产总值3000美元的标准。1978年全县财政收入仅150万元,80%以上的财政支出依靠国家补贴,今年全县财政收入增长到70亿元,为中省市上缴55亿元。目前全县经济总量占到全市的1/3左右,综合实力位居全省第1位,西部第5位,全国第92位。同时连续两年入选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
二是工业化城镇化实现历史性跨越。改革开放30年,神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工作重心实现了由农业向工业、由农村向城市的历史性转变。工业经济迅速成长,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12%上升到2007年的83%,企业总数由不到60多户发展到1700多户。煤炭产量突破亿吨大关,成为全国最大
34导,打破了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以思想大解放推动改革大突破、经济大发展。党的十七大后,县委提出高举旗帜、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总要求,并提出推动神木创新发展的十大课题,汇集思想解放成果,全县上下谋创业、求发展、追求富裕幸福生活的氛围日益浓厚。多年来,我们坚持从神木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探索符合神木实际的发展路子。在总体思路上,我们坚持工业主导、城镇带动、城乡统筹、和谐发展,逐步形成了“新型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大地园林化、和谐人本化”的新思路。在工业经济上,我们贯彻“集中、集聚、集约”的原则,重点发展“一带四区五大产业”,建成了一批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工业园区和产业项目。在新农村建设上,我们提出“一体两翼、一河两川、重点村组、梯次推进”的思路,积极促进“产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实践证明,这些思路和战略是符合神木实际和市场经济规律的。
三是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积极推进农村经营制度改革、乡镇机构改革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动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全面完成国有企业改革,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出售等比较彻底的方式,对原有82户国有小企业中的78户进行了改制,一大批经营困难、濒临倒闭的企业焕发了生机,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组建县国有资产运营公司,通过经营国有资产和银行授信,为各类企业提供借款9.8亿元,扶持上马规模亿元以上企业28家。
大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力度,农村面貌极大改善,农民收入较快增长;我们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着力加大民生投入,较好地解决了城乡群众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难题;我们树立生态优先理念,加强节能减排,推进生态建设,发展环境不断优化;我们强化平安创建,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加强政法工作,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显著提升。我们在探索中走上了一条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路。
六是坚持加强党的建设,打造为民务实清廉的干部队伍。我们先后开展了县级领导“三讲”教育、基层干部“四教育”、“三个代表”学习教育、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我们通过坚持不懈地开展基层组织整建和推行规模较小行政村合并,使村级组织建设普遍得到加强,党员干部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本领显著增强。我们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注重在经济建设第一线培养选拔干部,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环境正在形成。我们建立严格的目标责任考核机制,加强对乡镇、部门工作和领导班子考核,推动了工作落实。我们着眼于从源头上治理腐败,通过收支两条线、会计委派、集中核算、政府采购、项目招标、联签会审、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等项制度,加强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30年的历程昭示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改革开放全部经验的精髓。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解放思想为引领,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树立新理念,完善新机制,开创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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