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领导力危机与重塑

2024-10-18

中国企业家领导力危机与重塑（共5篇）

1.中国企业家领导力危机与重塑篇一

重塑管理心理学有句格言：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当然，这里强调的经由思想所决定的命运，绝不仅仅是指拥有某种思想的领导者的个人命运，而是涵盖了在领导者思想引导和带动下的组织及其追随者的命运。这句管理格言深刻地揭示了领导者的思想与领导者个人前途、组织发展及其追随者成长的内在关联。因而，从哲学层面探讨领导活动，表明领导活动的内在规律和深层机理，阐明领导问题背后的哲学含义，探明领导活动的哲学价值，应成为当前领导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领导学研究视角的哲学回归

应该说，领导学研究视角的哲学回归，是在领导学研究出现理论贫困和实践困惑的基础上产生的。在理论层面上，它是对领导活动进行价值审视、体现领导活动基本价值诉求的一种理论自觉；在实践层面上，它反映了人们对既有研究视角的理性反思，回应了人们对哲学视角回归的实践呼唤。具体而论，领导学研究视角的哲学回归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

（一）领导学主流研究视角的反思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领导学研究主要基于两种主流视角。一是科学视角。该视角认为，任何领导活动都应具有科学的制度设计、机制安排、运作方式，以及由这些科学化因素所决定的高效的领导结果。二是艺术视角。该视角形成的基本理由为领导活动首先和主要是面向人的活动，它需要通过有效沟通来协调工作关系，通过有效激励来调动人的积极性，通过有效用人以便让“恰当的人”干“恰当的活”。而所有这些活动事实上都与领导者的个人魅力、领导风格等艺术化的特质紧密相连。可以认为，科学视角主要关注的是制度、机制、程序等领导活动的刚性因素，强调的是领导活动的科学基因和科学特征，凸显的是领导活动的普适性。艺术视角则关注魅力、风格、谋略等领导活动的柔性因素，强调领导活动的艺术特质和艺术表现，凸显领导活动的差异性。两种视角，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方式，为领导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价值。但在现实领导活动中，由于人们只注重提高组织的效率，强调领导过程的技术与方法，因而往往会忽视领导活动中的人文因素，进而失却了对领导活动中的意义世界、精神生活和生存价值的探索和追寻。

（二）哲学视角是领导学研究的传统视角

实际上，古今中外的先哲们往往习惯于从哲学层面探讨领导活动，并由此形成了基于哲学视角的研究传统。如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建构了一个充满正义和美德的理想国家，这个国家应由立法统治者、国家护卫军和普通劳动民众组成。其中，作为立法统治者应成为哲学家，他们应不断追求自身在哲学上的进步，并用哲学思想来管理民众。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任何一个善的国家中，最高统治者必须是法律，而不是任何个人。由于统治者与其臣民具有自由人身份的一致性，因而两者在统治关系上应保有一定程度的道德上的平等或本质上的相似。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则以国家兴衰和政治家维持统治的手段为中心，探讨君主的治国之道、兴邦之术、强国之策、衰亡之由。为达成此目的，政治手段和军事措施几乎构成其政治哲学研究的唯一课题。同样，我国古代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均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关于治国理政的众多典籍中，多有从哲学层面探讨闻政、问政、为政的相关论述。如孔子特别强调“德”在领导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德之流行，速与置邮而传命”，也就是说，领导者实施德政，其良好的影响比驿站传达的命令还要快。孟子同样强调为官之德以及官德对领导活动的影响。古今中外的思想大家都极为关注领导活动的哲学含义，习惯于将政治理想、政治价值和政治信念贯穿于学术研究和政治实践之中，并进而探求领导者治国理政之道和领导者之为领导者的道德品质、伦理关系和价值诉求。

（三）领导活动哲学缺位的实践审视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因为哲学的缺位而导致领导学研究舍弃了领导活动的前提性假设，割舍了领导行为过程的价值意涵，忽视了领导行为背后的意义解释，那么哲学缺位所导致的领导实践层面的后果要比理论层面的问题严重得多。具体而言，领导活动中的哲学缺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道德的沦丧。在现实领导活动中，个别领导者无视“人民中心”的观念，将人民所赋予的公权力视为自己的私权力，不断扩张权力的边界，恣意践踏和剥夺人民的权利，在此基础上不断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二，伦理的崩溃。在实际领导活动中，个别领导者缺少对领导意义和价值的伦理追寻，难以秉持正义、公正、公平的基本理念，未能形成“领导就是服务”的伦理自觉，不断突破底线、打破戒律、攻破规范，从而导致领导活动的失序和失范。其三，正确、合理价值观的丧失。在具体领导活动中，还有个别领导者未能建立评判得失、善恶、对错、美丑的是非标准，缺少对个人正确、合理价值观的自觉修炼，一味将个人的某些不当偏好视为组织的价值观，进而通过这一价值观来影响和改变他人。所有这些事实上表明了人们对领导学研究的哲学视角回归的热切期盼和强烈诉求。

二、领导哲学研究视角的要素分析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领导哲学的概念已经做了一系列界定［1］，从不同层面回答了用哲学看领导的基本方式和方法，揭示了领导哲学的要素构成及其关系。笔者尝试将道德、伦理和价值观作为领导哲学的三个构成要素，并力图探讨三种哲学要素的主要内涵，以及由此构成领导活动的基本方式。

（一）道德与道德型领导

道德一词可追溯到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其中“道”是指自然运行与人世共通的真理，而“德”则指人世的美德、品行等。将“道”“德”合为一词始于荀子的《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这里，荀子将道德理解为人们外得于物、内得于己的德性和品质。在西方文化中，道德源于拉丁语“摩里斯”（mores），概指风俗、习俗、惯例等，也有规则、规范、行为品质和善恶评价等引申含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是指一种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可以用善恶标准进行评价的个体意识、社会意识、人格品质规范及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规则；是与这类意识和规范相联系的行为活动，以及通过这些活动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对道德与领导进行关联性研究，是领导哲学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深度揭示和理性评判领导活动的基本要求。恰如海克曼与约翰逊所言：想象一下希特勒、波尔布特这样的领导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就能理解领导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究竟有多么重要。［2］道德与领导关联性研究的重要成果是美国研究者萨乔万尼于1992年首次提出的道德型领导。［3］按照萨乔万尼的理解，所谓道德型领导，是指领导者以道德权威为基础，建构组织共同愿景与理念，关怀部属的需要与自我实现，激发人性潜力，使部属超脱外在的利益交换，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并基于责任和义务而致力于为组织目标自觉自愿地奉献，共谋组织永续发展的一种领导形态；是指领导者借助专业的和道德的权威，在帮助追随者实现自我管理的同时，将一般组织转变为一个共同体，从而最终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

（二）伦理与服务型领导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较早出现伦理一词的著作是《礼记乐记》。不过，当时的“伦”与“理”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范畴，“伦”具有类别、关系等含义，“理”则有条理、秩序、理则等含义。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伦”即人伦，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则是指维系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外在规范与秩序，所以伦理一词更具有“人伦之理”的意涵。因此，如果说道德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总体关系，表明的是生活本意的性质，那么伦理则指涉人与人的关系，表明的是社会规范的性质。用伦理的视角审视领导活动，其基本意涵在于表明领导活动除了具有道德意义，同时还应当包含对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伦理关系的审视与建构。由于领导伦理主要关涉和处理的是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因而，服务应是领导伦理构成要素中最为基本、最为核心，也是最为关键的要素。在领导伦理研究中具有广泛影响的是美国研究者格林里夫提出的服务型领导（公仆式领导）。格林里夫认为，服务型领导的首要任务就是服务。［4］服务型领导就如同管家一样，对组织表现出绝对的忠诚，对组织目标的实现表现出绝对的忠心，因而，其能够无怨无悔地为追随者服务，为实现组织目标的领导过程服务。同时，服务型领导深知“领导就是服务”的道理，了解领导者实际上就是“用人成事”的人，其能够用心帮助组织内的每一位成员成长，使追随者更强壮、更聪慧、更自由、更自主，从而为组织目标的实现做出贡献。

（三）价值观与价值型领导

何谓价值观？罗宾斯认为，价值观代表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这个定义包含着判断的成分，这些成分反映了一个人关于正确和错误、好与坏、可取和不可取的观念［5］。而克洛克和高史密斯则认为，价值观基本上是指看待事情的优先顺序。它是我们对所有事情做与不做、抗拒或忍受所做的选择。一般意义上，人们认为，狭义层面的价值观，又称价值观念，是指人们心目中关于某类事物的价值的基本看法、总的观念，是人们对该类事物的价值取舍模式和指导主体行为的价值追求模式。就此而论，价值观是个人行为的内在动力，为人的行为提供方向，并对人的行为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具体到领导活动，本尼斯曾对领导行为的价值因素做过较为精当的表述：领导者是做正确事情的人，而管理者是正确做事情的人。这一界定本身便蕴含着领导行为的价值倾向、价值标准和价值要求。当然，由于个性特征、个人偏好等因素影响着领导者对一定价值观的倾向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存在领导者在多种价值观之间的筛选和权衡，但领导活动是一个领导者在秉持特定价值观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组织活动，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论断为豪斯的研究所证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豪斯提出了基于价值观的领导理论。该理论认为，领导与下属之间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关系。［6］要用价值观影响组织成员，领导者必须首先具备明确、崇高且有驱动能力的价值观，必须不断加强个人价值观的修炼。

三、基于价值理念的领导力提升

从价值观维度探讨领导活动，分析当前领导活动的利弊得失，进而提升领导力，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笔者认为，基于价值观的领导至少应包含如下三个层面的问题。

（一）将价值观作为领导活动的前提

基于价值观的领导首先表明的是领导活动应以正确、合理的价值观为基本前提。确立这种观念在当下的领导活动中具有现实意义和引领价值。可以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领导活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更大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前提的领导价值观的扭曲和正确、合理价值观的缺失。因此，实现价值理念的转变，确立正确、合理的价值观便成为推动领导活动持续健康发展的前置性力量。正如豪斯所指出的：价值导向的动机比实际导向的动机更强、更广泛、更持久。［6］以价值为前提和基础的`领导活动一定能够使追随者对领导者、对领导者为集体提出的愿景、对集体产生极强烈的认同；唤醒追随者与实现集体愿景相关的工作动机，进而促使追随者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自我牺牲，并且做出超过岗位职责所要求的努力。

（二）将价值观作为领导活动的内容

基于价值观的领导重点阐明的是领导活动应以正确、合理的价值观为主要内容。这一定位对当下的领导活动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可以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发展内容上，我们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以GDP的高低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标准，强调如何提高领导活动的绩效，如何真正做大蛋糕，如何切实解决现实领导活动中的诸多问题。但在发展效率提高的同时却逐渐迷失了发展的方向，领导活动的发展切点定位和发展内容选择已难以适应时代要求。正是基于这一思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积极推动价值理念的深刻转变，并将“五大发展”理念作为当下领导活动的主要内容。这里，创新理念倡导的是“共创”发展，协调理念弘扬的是“共进”发展，绿色理念确立的是“共生”发展，开放理念提倡的是“共赢”发展，共享理念强调的是“共享”发展。因此，当前与今后一段时期的领导活动应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基本理念，以发掘共创、共进、共生、共赢、共享发展的要素作为主要内容，通过发展内涵的转变推动领导活动的时代进程。

（三）将价值观作为领导活动的工具

基于价值观的领导需要表明的是领导活动应以正确、合理的价值观为重要工具。这一观念的确立是当下领导活动尤其需要重视并加以研究的一个课题。相对而言，30多年来的领导活动特别强调领导者的作为，以及在领导者引领和带动下组织的作为，而领导者与组织应如何作为、往何方向作为，作为的价值结果是什么，所有这些关乎领导活动人文关怀和前途命运的理想、愿景、方向、标准、尺度等价值构成要素却被逐渐地淡化。因此，当前应以确立正确、合理的价值观作为推进领导活动的手段、方式和工具，逐步实现领导活动的价值转型和价值提升。具体而言：其一，加强个人价值观的凝练和修炼，以此形成领导者个人的价值观系统，从而为组织的精神塑造系统的建构提供价值支撑。其二，实现个人价值观的两个外化：将个人价值观由观念外化为行为，实现价值观的“行为化改写”，从而为领导行为赋予价值和意义；将个人价值观由领导者个人外化为组织，实现领导者个人价值观的“组织化改写”，并将其弥散于组织活动的所有环节和所有过程，从而为领导活动提供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克里斯托弗霍金斯.领导哲学［M］.刘林平，万向东，张龙跃，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4-8.

［2］米歇尔海克曼，克雷格约翰逊.领导学：沟通的视角［M］.王瑞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6.

［3］托马斯J萨乔万尼.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M］.冯大鸣，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43.

［4］凌茜.浅析公仆型领导理论［J］.现代管理科学,（7）：46-48.

［5］斯蒂芬P罗宾斯.组织行为学［M］.李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38.

［6］吴维库.以价值观为本的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在中国的实证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2003（1）：7-13.

2.中国企业家领导力危机与重塑篇二

截至芦山地震当天晚上7点, 中国红十字会收到捐款14.28万元, 而民间公益组织壹基金却收到捐款2240万元。4月20日上午, 中国红十字会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 称其正赶赴雅安灾区“考察”, 措辞的误用又引起了网友如波涛般的批评。早年作为红十字会下属机构的壹基金也站出来为其独立的地位发表声明。在考验面前, 各界慈善机构争先恐后与红会撇清关系, 让作为官方慈善代言人的中国红十字会显得格外孤立无援。一场由红会引发的慈善信任危机正悄然而至。截至4月29日, 仅在谷歌输入“慈善丑闻”, 就有183万条结果;输入“慈善危机”, 有947万条结果;输入“中国慈善系统丑闻”, 得到了190万条结果;而输入“红十字会+郭美美”, 则能得到1.4万多条结果。

一、“郭美美事件”掀起红会信任危机

2011年6月21日, 新浪网上一条名为“今天小白限行把小MINI开出遛遛~开着有点不习惯”的微博备受网友关注。发布者是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90后女孩儿, 其身份备注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尽管当天晚上博主“郭美美Baby”再次发布博文澄清身份, 称自己所在的公司与中国红十字会只是有合作关系, 但她还是点燃了公众质疑红十字会的导火索。据民政部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和2011年同期相比, 2012年上半年红会来自社会各地的捐款数额大幅减少:2011年上半年全国社会捐款为100.5亿元, 2012年则减少了74亿元, 降幅达73.6%。同时, “郭美美事件”也激起了慈善丑闻的涟漪。在湖北网台所列举的近年中国十大慈善丑闻中, 红十字会就占了60% (表1) 。

“郭美美事件”已经变成红会重拾公信力道路上的一道坎儿, 如果不彻底查清, 红会就只能在慈善的道路上与人民渐行渐远。虽然红会内部已经对“郭美美事件”进行了调查, 可监察部和红会等单位联合所作的调查报告并没有正面回应公众的质疑, 公众对郭美美是否真的跟红会有关系或者跟红会有什么样的关系也不清楚。因此, 红会仍旧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因“郭美美事件”引起的信任危机。

二、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瓶颈

第一, 管理混乱。红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会组织与国家体制相同, 都实行科层制。从中央到县, 一共有四个级别。但各级红会的人力调配和经费保障都和总会没有关系, 这就造成了红会管理机制的失序和混乱。比如, 当需要募集捐款时, 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才会站出来, 但其日常的具体业务、财政收入以及人事任免等红会总会都毫不知情。中国的慈善资金是由捐赠人出, 但对红会人事的任免则是由政府部门来决定。这种负责人的任免与捐款人毫无关系的现状, 致使政府部门无法了解捐赠人最内在的具体要求。模糊化管理, 让大家没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可以遵循, 凡事都等发生了再说。一旦出现问题, 大家都手足无措, 也就没人能真正负责。

第二, 信息不透明。因为捐款项目等信息的模糊, 公众缺乏对红会的了解, 恐慌的情绪便从网络这个切口爆发, 进而导致了更加深重的信念崩溃[2]。在中国, 捐款人在红会官网的查询系统上往往只能查到善款是否到账, 而对捐款的流向和使用情况根本无从知晓。审计署每年会对红会的政府拨款进行审计, 而针对红会所募集来的善款和物资却没有进行过多的审核。同时, 根据红十字会法, 红会也没有义务向公众公示财务收支情况和项目支出情况。

根据《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度报告》中对信息披露障碍比例的调查, 红会缺乏专门的信息披露管理措施, 其中“从未进行过信息披露的评估”占到64%、“缺乏信息披露所需的人力、财力”占到披露障碍的58%, 55%的信息没有合适的披露标准 (图1) 。

网络中, 人们对于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并不避讳, 而且非常乐意让大家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追求什么、厌弃什么, 能接受什么、希望接受什么。从2010至2012年度《中国慈善透明度报告》的调查中我们不难发现, 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业务活动信息和财务活动信息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 (图2) :2010年公众对慈善机构业务活动信息的关注度达到79%。而在2011年和2012年, 人们则更倾向于关注财务活动信息, 关注度达到84%和76%。这说明人们改变了以往过多关注捐款人和捐款数的局面, 将着眼点转移到了捐款的使用项目上。无论是业务活动信息还是财务活动信息、基本信息和内部治理信息, 公众的关注度都在2011年达到顶峰。

第三, 垄断体制。中国慈善组织的审批制导致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垄断局面。一方面, 由于红会掌握了大量的政府资源, 又垄断了公益慈善的牌照, 所以旗下二级基金所募捐到的款项都会托管于红会的账户上, 导致红会没有主动募款的动力;另一方面, 由于缺乏行业竞争压力, 红会没有高效地使用善款, 或让善款保值增值的动力。这些问题都造成了民众向红十字会捐款成为表象。政府代替红会管理和调配善款与物资, 但又没有对账目作出清晰的标注。长此以往, 人们便感受不到红会的责任心。

对捐款人透明、遵从捐款人的意志, 是公益慈善业的基石。红会只有做到对公众透明, 才能让大家感受到红会解决信任危机、重拾公信力的诚意。据《2012年度中国慈善透明度报告》显示 (图3) , 公众对中国公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评价并不乐观。只有2%的人认为慈善组织在信息公开上有很大进步, 而认为慈善信息公开工作没有进步和倒退了的人占44%。

三、网络舆情在危机事件中的体现

社会中的人和事都存在于以大众文化为依托的公共领域里。在哈贝马斯眼中, 公共领域是多元的。随着传媒的出现和发展, 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大众传媒运用公共性原则的中立特征, 使公共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失去了权力的竞技场, 通过讨论各种主题和文集赢得影响, 也以尽可能隐秘的策略性意图, 控制着各种交往渠道。[3]

由于互联网具有参与性强、实时交互性强、匿名性高、开放程度高的特点, 公众更愿意上网参与公共领域活动, 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当某一具体事件发生时, 网民通常会利用网络发表意见, 个体意见随后也便迅速汇聚起来形成公共意见。在对某一问题或事件的讨论中, 网民之间所形成的互动场面, 有利于各种观点汇聚和意见迸发, 使讨论变得更加深入、社会问题揭示得更加尖锐。因此, 网络舆情变成了公共领域中最常见的舆情方式。

根据《2011年度中国慈善透明度报告》显示, 越来越多的公众选择网络来关注慈善信息。仅2011年, 公众通过网络了解慈善信息的比例就达到89%, 比2010年增长31%。

(一) 网络舆情的定义。

在学界, 人们通常把网络舆情定义为由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 是人们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4]。它以网络为载体, 以事件为核心, 是广大网民情感、态度、意见和观点的表达、传播与互动, 其信息主要来自新闻评论、BBS、博客、微博等, 具有自由性、交互性、多元性、偏差性、突发性的特点。[4]

(二) 三大舆情频道。

目前, 在初步建立的舆情系统中, 有三大舆情频道备受人们青睐:天涯舆情、新华舆情和军犬舆情。

天涯舆情是国内舆情监测行业重要的新兴力量, 该平台以倾听网络民声、汇聚民间智慧、提供决策参考和促进社会和谐为宗旨, 依托国内最大的网络论坛——天涯社区, 通过专业化的舆情分析队伍, 对发生在网络上的最为原生态的网络舆情进行定量和定性专业分析, 建立起符合网络生态环境的网络舆情研究分析体系。

新华舆情在线是国内最早从事网络舆情监测和分析的服务机构之一, 从2003年开始一直为中央有关部门专供舆情报告。

军犬舆情成立于2007年, 由中科院搜索引擎专家, 社科院社会问题专家, 军队、国安与公安部门网络实战专家, 新华社与人民日报等资深媒体专家, 网络舆情监测与导控专家和网络攻击与对抗专家等6个行业的精英人士共同发起组成, 专门负责网络舆情监控、网络攻击对抗等高科技工作, 并为各大机构提供权威性高、数据精准、更新速度快的舆情信息。

(三) 三大频道的危机舆情实况。

以话题热度和网民参与度为选择依据, 本文抽取芦山地震后一周内的全国舆情信息为样本, 观察三大频道的舆情实况。

天涯舆情调查情况:在芦山地震发生后的第一周, 天涯频道选择“民间救助遭遇‘让路’尴尬”作为一周的舆情综述。根据该频道调查, 全国范围内关于地震的第一个帖子发表于4月20日8时06分, 仅晚于地震发生4分钟。截至21日24时, 关于芦山地震的话题全国总点击量达到400万, 回复达到5万条, 帖子总计3000多个。同时, 与红会相关话题的舆情热度也迅速升温, 截至4月24日24时, 相关新浪微博就已超过33万条, 网络新闻也达8万多篇。其中, 天涯社区共有640多个帖子及博文对此参与了讨论。此外, 天涯舆情对网友一周的言论倾向也进行了统计:有36%的网友拒绝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 22%的网友认为要捐只捐壹基金 (图4) 。

新华舆情在线调查情况:4月22日的全国舆情热点是“坚强有你, 温暖有我, 祈福雅安”;23日的舆情热点是“阳光是慈善公信力最好的救赎”;24日的舆情热点是“爱心没有排行榜莫让捐款成负担”;25日的舆情热点是“官员醉死警示舌尖反腐任重道远”;26日的舆情热点是“通稿典范遭热捧呼唤信息公开亮底牌”。在5天的全国舆情热点调查中, 与“信任”有关的话题就有2个。

除此之外, 新华舆情还对一周内的微博、博客、论坛参与量做了统计:无论是论坛还是博客, 从每天的网民参与度看, 微博都拥有最庞大的参与量。其中腾讯微博更是成为网民首选发表自己感想和交流思想的平台 (表2) 。

表2:新华舆情全国热点微博排行榜

军犬舆情频道则对这一周内全国的舆情信息进行了排名, 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分别是:4月22日“国务院:各单位和团体未经批准暂不要前往灾区”;23日“天全县灾区救援冷清数千灾民获8顶帐篷”;24日“新疆巴楚发生暴力恐怖案15人遇害, 6暴徒被击毙”;25日“国务院:救灾要排查盲点不留死角”;26日“中方:美就新疆巴楚恐怖事件表态‘无同情心’”。

同时, 军犬舆情也对一周内红会舆情信息进行了排名 (表3) 。从表中显示的信息不难看出, 虽然全国对红十字会的舆情热度有所浮动, 但整体上没有超出前十位的范畴。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公众对红会在芦山地震中的表现保持高度观望。

四、慈善监管的新契机

任何一次危机都可能成为一种转机, 任何一次疏漏都可能成为健全机制的良机, 关键是对自己的未来有信心, 对公众有责任感。面对质疑和声讨, 红会与其遮遮掩掩, 还不如坦坦荡荡, 积极寻找补救措施, 因为自曝家丑, 也是最好的危机管理方式。[5]

加强政府监管, 建立反馈与问责制度。在处理红会信任危机的时候, 我们不妨参照世界红十字会的通行做法:一审, 每年都由国际专业评审人员对红十字会一年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审计结果在年报中详细呈现, 确保专款专用;二晒, 将年报向公众晒一晒, 使任何人都能查到所有善款的去向;三说, 即有个说法, 红会要对每一笔善款的来源、去向做出说明;四管, 审批及监督机构对筹款活动进行实时有效监管, 并调查管理不善或行政失当的个案, 问题严重者, 将撤销其牌照。中国政府可以参照上述做法, 通过专业的评审委员会定期对红会的财务状况和使用项目做出审计, 并将结果公之于众, 建立起反馈和问责制度。只有这样, 政府才能在管理红会上发挥其独一无二的作用。

改善管理机制, 实现“透明化运作”。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前主席卢塞尔曾说过: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公众是否给慈善机构捐钱, 捐多少,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玻璃口袋”的透明度。红会可以根据人员配比和项目策划来确定今年所需要做的事情和筹款数, 筹到一定数额便可停止。并对每一笔募捐得来的款项、数量、支出项目、时间等在官网上晒出。

健全监督机制, 善用第三方机构评估。衡量一个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不是看它所拥有的大型捐赠有多少, 而是看来自公众的个人捐款有多少。公众的小额捐款占的比例越大, 说明这个慈善组织的公信力越高。红会只有充分利用社监委的4个权力, 配合社监委的监督工作, 才能彻底实现改变:第一, 社监委的委员可以列席红会的所有会议;第二, 社监委可以直接与红会的任何一个人直接沟通;第三, 社监委拥有调阅红会所有资料和档案的权力;第四, 红会出台的所有重要文件、重要政策方针都需要通过社监委的批准。

强化网络舆情的监督作用。在心理层面, 拯救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公众参与到危机管理的进程中。在危机中, 不确定性是最影响人们心理的因素, 而减少不确定性和流言蜚语, 就必须增强透明度, 让媒体充分发挥作用。红会应该有效利用媒体, 尤其是网络的易接近性, 及时传播红会的政策和法规, 让公众参与到重建公信力的过程中, 培养公众对慈善机构的好感, 这样才能在重塑信任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五、结语

信任是一场赢在清晰, 输在模糊的战斗。很多时候, 我们很难阻止危机的发生, 更难完全操控形势的变化, 但事先的预防和直面危机的勇气, 却是度过危机的关键所在。只有靠自身制度的反省和完善, 红会才能在重拾信任的道路上顺利走下去。

参考文献

[1]湖北网台:http://www.hbtv.com.cn/news/2012/0803/78475.shtml.[1]湖北网台:http://www.hbtv.com.cn/news/2012/0803/78475.shtml.

[2]周昂.信任危机折射发展之痛[J].中国周刊, 2011 (11) .[2]周昂.信任危机折射发展之痛[J].中国周刊, 2011 (11) .

[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 等, 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15.[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 等, 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15.

[4]曾瑞喜.网络舆情管控工作机制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 2009 (18) .[4]曾瑞喜.网络舆情管控工作机制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 2009 (18) .

3.中国企业家领导力危机与重塑篇三

捐款多少之争

当灾难发生之后，一些企业纷纷采取应急措施，不仅捐款，还向灾区输入大量所需用品，如食品、衣物、棉被等。每天都会有大量或大或小的企业加入到捐赠的行列，或多或少。在各个网络的帖子或论坛当中，很多普通网民加入到有关赈灾捐助的讨论中。比如针对某个明星或企业的捐赠，有的人认为捐少了，甚至对某个企业或明星嗤之以鼻。当然，大部分企业都得到了网民的强烈拥护和赞美。

在笔者看来，无论捐赠多与少都都是份心意，体现了企业家回报于民的负责任的社会公民形象。在有关此次地震事件的评论中，营销人冷振兴提出了“行动第一，公关第二”的理念，在此深表敬意。比如，在此前的雪灾中，有媒体报道有的企业打着捐赠之名，拼命吆喝，但所捐款项却迟迟不能到账，这给人留下了一种做秀的感觉。因此，针对此次赈灾，各个企业无论捐赠多少，只要兑现承诺，为受害灾民出一分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重建家园，都是很好的，没必要去互相攀比，

重塑企业家精神

网络传播能力的日渐发达，使这场赈灾过程的很多细节都呈现在公众面前。当然，面对突发性灾难，企业家的行为也被彻底放大。比如，此次震灾发生后，一些网民批评房地产企业未能及时做出反应，针对房地产行业的抱怨与批评之词出现在各大论坛与帖子当中。不知是否是巧合，很快一些房地产企业做出了反应，比如东莞企业家杨惠研设立了汶川地震孤儿救助基金。此外，发表中国地产拐点论的王石领军的万科捐赠了200万元，网民认为这个卷框太少，王石甚至在自己的博客中对此做出了解释。再加上目前房地产行业与普通民众对房价过高所造成的抱怨混淆在一起。因此，网民更是加深了对房地产行业企业的成见。

可见，企业的社会行为正在受到普通民众的关注，并通过网络等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些评论起到了对企业的监督作用。因此，企业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家必须面临的一个课题，任何公益事件也已经成为企业家精神再塑造的一个机会。面对突发性灾难，企业家做得好，就能赢得公民的认同与尊重，品牌形象就会得到有效提升；做得不好，就会遭到民众的口诛笔伐，品牌形象就会受损。正所谓“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

中国企业，你做好准备了吗？

4.中国企业家领导力危机与重塑篇四

【作者简介】严雄飞，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政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城镇化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国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熊南飞，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政法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受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事件的影响，我国部分社会民众政治信仰迷失现象严重，对中国梦的实现是极其不利的，重塑我国社会民众的政治信仰是亟待解决的一件事。

一、我国社会民众政治信仰迷失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改革后的中国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但市场经济具有功利性质，注重个人利益，容易诱发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物质利益和物质生活的相对突出也使得人们对政治的观念和信仰相对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使人产生了消极情绪，这也是人们信仰变化的一个理由。

其次从政治方面来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逐步由人治社会、权威政治向法治社会、民主政治转变。意识形态的制约程度也比改革之前有所放松，马克思主义信仰高度统一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人们则更加注重吸收自己所看重的思想文化，信仰向一主多元转变。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开始淡化。

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滞后于社会发展变革的要求，部分党员干部不能经受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用权谋私、贪赃枉法等贪腐现象出现蔓延，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和形象，使部分民众对执政党有了不信任的想法，对实现共产主义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质疑。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迷失对于社会大众最直观的影响就是道德素质的下降，信仰是道德建设的重要支撑，以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许多道德的提出都可以直接从一定的信仰体系中找到出处，人们对道德的遵循是出于对信仰的认同感。现在中国的道德素质的下降十分明显，社会中缺德的现象层出不穷，小私小利的.现象已经见怪不怪。

尤其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安全和触及道德底线甚至违法的事时有报道，比如“地沟油”、“毒奶粉”等关于食品安全的事实，以及“小悦悦”事件、“郭美美”事件、“老人摔倒无人敢扶”事件、“荆州捞尸”事件等。部分党政机关干部也是从马克思主义信仰迷失，到道德滑坡，再到权钱交易、贪腐最终沦为道德沦丧、违法乱纪的阶下囚的，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薄xx”事件和“周xx”事件，这表明在党员干部中马克思信仰迷失十分严重。

二、我国社会民众政治信仰迷失的理由

1. 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经济的全球化的影响

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特别在道德教育方面的影响。市场经济总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容易诱发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发展趋势。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美化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极力贬低和丑化社会主义，经常用“人权论”、“民主”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放大和攻击社会主义在发展中还不完善的地方，宣传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些都在很大的程度上迷惑了不少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消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放大了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极端、盲目的崇尚。

2. 我国传统文化的断层与马克思信仰度持续衰减的双重影响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方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不可避开的产生了社会关系物质化，拜金主义和个人极端主义的意识的产生。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经过长时间的抵制和打压，使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还未来得及重塑的社会道德观，被新的市场经济功利性所掩盖。加之，西方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冲击，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在被持续质疑并迷失，从而导致精神世界的迷茫和信仰的多元化。

3. 社会转型期社会理由集中凸显的冲击

社会转型是一个价值更替、秩序重构和文明再生的过程。我国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所有制结构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转变，治国方略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社会环境由封闭型逐步向开放型发展，以及国家社会高度统一的一元结构向国家和社会二元结构过渡。

在这个社会转型期内，各种思想观念相互碰撞，社会的深刻变革也在各方面影响人们的生活。中国社会转型期内存在着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滞后、贪腐理由严重、区域之间发展极其不平衡等比较突出的理由，容易使民众心理产生极大的反差，对社会不满，对政府不信任，继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质疑和抵触。

4. 国际社会主义处于低谷和中共党内贪腐蔓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