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点执业医师合同

多点执业医师合同（共7篇）

1.多点执业医师合同 篇一

1 国际上医师执业的基本模式

医师自由执业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很多国家医师取得执业资格后并不固定在一个地点行医。医师一般由行业协会统一管理, 个人对执业风险负责。国外医院固定执业医师占比不超过所有医师的10%, 而我国这一比例高达95%以上[1]。国外医师多点执业的管理大都纳入对医师的整体管理之中, 不同国家的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或行业组织对多点执业要求不一[2]。

美国医师大多是自由职业者, 独立开业, 在州内可以多点执业, 独立向患者、保险公司或政府收取费用;但限制住院医师在外执业。澳大利亚公立医院的高年资医师分为全职医师和非全职医师两种, 且大多数为非全职医师。非全职医师每周在国立医院上班的时间是固定的, 剩下的时间则可以到一些规模较小的国立医院和私立医院以兼职的形式执业, 通常1名医师可以同时在3家~4家医院执业。英国采用“四加一”模式, 即公立医院医师每周4天在本院工作, 1天可以到其他医院行医。

2 我国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研究与推进

2009年4月, 国务院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稳步推进医务人员的合理流动, 促进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人才的纵向和横向交流, 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这标志着国家层面的医师多点执业管理研究已正式启动。随后, 原国家卫生部组织试点进行了推进。几年来, 国家层面的政策仍在调整和完善之中, 但推进力度明显加大。2011年7月, 试点地区扩大至全国, 同时降低多点执业医师门槛, 申请资格由副高级职称降为中级。2014年1月26日,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关于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 (征求意见稿) 》, 其核心内容为:多点执业须征得第一执业地点的书面同意并签署聘用合同。2014年11月5日,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保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对医师多点执业提出了更具指导性的意见。作为一项逐步建立和完善的国家制度, 医师多点执业也被写入了《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 (2015—2020年) 》, 其纲要明确提出“允许公立医院医师多点执业, 探索建立医师执业信息数据库并向公众提供在线查询服务,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3]。

2012年, 广东省在首批试点城市深圳市试行了“当地注册, 当地执业”的模式;此外, 第一执业地点在深圳市的医师, 可在深圳市3个以上执业地点自由多点执业, 不限执业地点数量;允许符合条件的我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或我国台湾地区的永久居民在广东省地域范围内申请多点执业。在北京, 2014年8月1日起执行的《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取消了多点执业必须取得已注册医疗机构书面同意环节, 政策的倒逼之势显而易见。

3 我国医师多点执业现状

医师、医院、患者及政府, 是医师多点执业的利益相关集团, 其对医师多点执业尚未达成共识。熊昌娥等[4]认为, 公立医院和政府是关键利益方, 公立医院对医师多点执业持反对态度, 政府则持支持态度, 而患者对此既有支持也有担心。作为医疗服务的直接提供者, 大多数医师对多点执业持肯定态度, 但多点执业“叫好不叫座”[5]。不过, 随着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推进, 办理医师多点执业注册人数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以北京地区为例, 自2011年3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实施《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 (试行) 》期间, 累计有2216名医师办理了多点执业注册;而《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实施后的5个月, 即2014年8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新增医师多点执业注册1170人, 是上一年度同期的4倍[6]。同时, 医师多点执业政策激发出医师的创业激情, 出现了医生集团新形式。

4 医生多点执业在我国遇冷的原因

4.1 医生对多点执业政策持有担心和顾虑

相关研究[7]表明, 医师申请多点执业热情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源于医师对自身职业发展的选择和对政策走向的预判, 又有制度、配套政策不完善等原因, 主要集中在以下3点: (1) 担心影响本职工作; (2) 工作繁忙, 没有时间; (3) 政策环境尚不成熟。事实上, 医患关系紧张、执业环境恶化也是很多医生的顾虑所在。廖新波[8]认为, 医生的很多福利在原始的执业单位, 福利并未彻底社会化是妨碍医生流动的一个主要方面;另一方面是雇主对雇员“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顾虑。

4.2 多点执业政策和配套制度尚不完善

目前, 我国医师多点执业政策和配套制度尚不完善: (1) 由于医师多点执业政策仍处于试点和探索阶段, 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尚不明确, 正式实施时间尚未确定, 故而各方反应自然不同, 支持者、反对者、积极尝试者和消极观望者兼而有之。 (2) 在医师多点执业试点中, 3个“技术性”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一是医师新增执业地点, 是否需要征得第一执业地点的同意;二是新增执业地点的数量是否设定上限;三是是否允许跨行政区域的多点执业。 (3) 限制执业医师流动起来的“身份瓶颈”尚未打破。长期以来, 在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下, 医师和医院之间形成一对一的关系, 医师是属于某家医院的“单位人”, 在执业范围内完全服从医院安排, 对于工作时间、报酬等没有选择权和谈判权。如果作为“单位人”进行多点执业, 第一执业医疗机构对多点执业医师拥有法定的管理权。如果作为“社会人”进行多点执业, 单点执业还是多点执业是医师自己说了算, 是基于《执业医师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 (4) 多点执业的属性有待明确, 要厘清多点执业与“兼职”和自由执业之间的关系。兼职区别于全职, 是指职工在本职工作之外兼任其他工作职务并获取相应报酬, 兼职的前提是不能对本职工作产生影响[9]。政府部门的相关文件中只出现了医师多点执业, 而有些报道及文章中用到“医师自由执业”, 二者是表述不同, 还是存在本质区别?张强[10]认为, 医疗的个体化属性决定了医师更适合自由执业。张强医师原是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 2013年, 他先后与上海沃德医疗中心、北京和睦家医院任职签约。总之, 医师多点执业的属性, 决定着医师多点执业的形式、实现路径、与原执业机构的关系及配套制度。

4.3 大型公立医院动力不足

现阶段对于医师多点执业“被需要”的压力远远大于需要的动力。大型公立医院尤其是三级甲等医院, 除了承担大量医、教、研任务, 引领学科建设与发展, 同时还要面对多重压力, 如分级诊疗体系不健全所导致的人满为患的服务压力, 各种渠道的外派医疗任务;补偿机制和医疗服务价格调节机制不健全所带来的运营压力以及薪酬体系不合理所导致的人才流失压力。因此, 对于医师多点执业不能专注于本职工作普遍存在着担心[11], 而人才队伍的稳定更是问题的关键, 由此导致了对在职医师多点执业态度的普遍不明朗。

5 大型公立医院推进医师多点执业的关键路径

5.1 明确相关认知

5.1.1 实现医师多点执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各地试点进展不一, 国家层面的实施时间尚未明确。但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总体目标和时间表在中共中央、国务院2011年颁布的《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有具体表述, 即到2020年, 建立起功能明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形成基本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医师多点执业作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无疑应在此时间点内进行。5.1.2允许医师多点执业是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有序流动、促进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提升的路径之一。在分级诊疗及双向转诊体系建立、区域医疗中心打造、多种形式医疗联合体构建、对口支援以及远程医疗、互联网技术应用与推广等多项制度和技术的协同作用下, 大型公立医院门诊就诊人次出现增幅减缓或下降的趋势, 优化门诊就诊患者构成已成为可能。在多项改革不能同步到位的阵痛期, 鼓励部分医师进行多点执业将成为必然。

5.1.3 医务人员的合理流动也会促进大型公立医院之间人才的横向交流和人力资源新陈代谢。在同一家医院中, 单点执业、多点执业、自由执业多种执业形式将会并存, 而拥有更多自由执业者的医院, 必将更具竞争力[12]。

5.1.4 相关政策予以鼓励。

《2014年北京市医政医管工作要点》提出:“鼓励医护人员积极为社会服务, 研究允许在职医师开办诊所和有资质的护理人员面向社会提供护理服务的试点工作, 盘活医疗人力资源。”这是政府主管部门继医师多点执业试点之后发出的又一重要信号。医师可多点执业, 在职医师也可开办诊所, 护士或可多点执业都将成为可能。这些改革举措必将对现行的医疗服务体系、大型公立医院及其医护人员带来深远影响。

5.2 关注政策走向

5.2.1 达成共识的问题。

对新增执业地点的数量, 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和试点层面的管理规定都不再强调和限制。在确保医疗质量和安全前提下, 具体几个点取决于医师自身情况及工作强度。此外, 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配套制度认识趋同, 通过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等, 实现医师多点执业的法律保障、风险保障和收益保障。

5.2.2 存在冲突的问题。

比如医师新增执业地点是否需要征得第一执业地点同意的问题, 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是须征得第一执业地点的书面同意, 而试点城市比如北京市, 在其制定的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中取消了这一环节。

5.2.3 尚未明确的问题。

比如是否允许跨行政区域的多点执业, 多点执业医师在原执业机构的薪酬计算, 以及多点执业医师能否在第一执业地点外承担行政职务等均属于尚未明确的问题。

5.3 进行制度创新

多点执业问题, 本质上是医师职业本源的回归、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不断推进的医师多点执业必将对现行的医疗服务体系、大型公立医院及医师的执业管理带来深远影响, 首当其冲会带来医师与医院关系的变化、医师管理方式的变化以及薪酬分配的变化。因此, 医疗机构层面的管理创新势在必行。5.3.1坚持利益平衡原则。医师多点执业是医师与医疗机构之间基于明确的责、权、利, 通过双向选择实现的一种合法执业行为。医师、医院及政府作为医师多点执业的利益相关者, 除了共同遵循患者和公众利益最大化原则, 还应坚持利益平衡原则, 使医疗机构之间及医疗机构与医师之间的利益在共存和相容的基础上达到合理的优化状态。对一些机构无序“挖医师”和助长医师趋利的行为应进行有效监管, 确保多点执业向预定和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5.3.2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先行。首先, 可实行全员聘任制, 探索设立全职岗位与非全职岗位。对于具有中、高级任职资格的执业医师, 也就是符合多点执业的医师, 在岗位聘任前进行双向选择, 非全职医师可以选择多点执业, 尤其鼓励到基层医院进行多点执业, 澳大利亚公立医院多为此种模式[2]。其次, 完善医师的基本职业风险保障制度, 建立“五险一金”和医疗责任险。目前实行的医疗责任险多为医疗机构购买。今后医疗责任险应作为强制保险, 设个人和单位两种险种供选择。第三, 探索收益保障机制, 建立医师服务价格、服务分成比例等参考标准。比如美国的通用程序术语编码 (Current Procedural Terminology, CPT) , 是由美国医学会为医疗服务细分项目制定的一套5位数编码系统, 提供服务价格、服务分成的现实基础和参考标准[13]。目前, 我国公立医院工作人员通行的收入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及职业保险的收益。今后对于非全职岗位, 应根据工作时间、工作量、工作绩效和风险, 制定相应薪酬标准。

5.3.3 转变执业医师管理方式。

随着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 实现“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 医师、医疗机构将成为平等的法律主体, 医疗机构终身聘用的用人机制将彻底改变, 医师管理方式相应由事前审批转变为事前约定, 通过合同保护双方权益将成为通行做法。北京市现行的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对医疗机构医师管理带来冲击, 由于医师申请多点执业无需取得已注册医疗机构书面同意, 医师管理中出现“盲区”, 管理者对接受管理者是否多点执业不知情。为此, 医疗机构应尽快建立多点执业管理制度, 医务管理部门、人力资源部门和科室共同参与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可由医务管理部门牵头制定管理制度, 办理多点执业相关手续, 组织医师定期考核;科室作为执业医师的使用者和直接管理者, 对于医师能否外出多点执业要进行评估;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对多点执业的岗位和薪酬进行确认并签署相关协议。

5.4 相关问题探讨

多点执业医师能否在第一执业地点外承担行政职务这一问题尚需探讨。试点城市中, 如北京已取消了具有行政职务执业医师的多点执业限制, 最大限度地鼓励医师的多点执业, 体现了执业医师的基本权利。但多点执业医师能否在第一执业地点外承担行政职务未提及, 现行事业单位相关人事制度对此也没有明确规定。但基于同行业竞争的客观存在, 医院层面的制度中应对此问题进行明确规定, 对多点执业医师承担行政职务有明确的限制和约束。

2.医师多点自由执业的困窘 篇二

2013年7月，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深圳拟实现医生自由走穴、即执业地点无数量限制、无需经原单位同意，引发人们对医生多点执业政策的大讨论。

然而，9月底，“深圳试点医师多点自由执业‘夭折’”、“深圳版多点执业改革方案‘搁浅’”等消息频见报端，引来坊间一轮高度关注。深圳方案是“夭折”还是“搁浅”，尚没有确切的说法。事实上，作为全国医改的试点城市，深圳近几年在推行医师多点执业方面做了不少尝试。而在具体的试点方案中，不少内容具有创新和超前意识，被业界认为是改革的新亮点，也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改革“步子迈得太大”。

根据深圳之前多点自由执业细则规定，多点执业就是允许一名医生在多个医疗机构执业。这样的方式在欧美等国家已经非常成熟，但在国内仍是个新鲜事物。

允许医生自由走穴意味着医生将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医疗资源共享，也可以增加医生收入，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化解开大处方、吃回扣的利益冲动，让他们从“以药养医”转向“以技养医”，凭本事吃饭，多劳多得，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 然而也有医生认为，在现有的医疗大环境下，真正实现医疗人才的自由流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单位体制成为“牢笼”

深圳某三甲医院的刘医生了解了医师多点执业的政策后，表示自己不会选择多点执业。“我现在供职的医院，管着我的晋升、职称评定以及福利待遇，如果我为了多赚一点钱选择去别的医院多点执业，很有可能丢失医院内部晋升的机会。而且去别的医院做手术，因为对合作手术的人技术不了解，有可能导致医疗事故，会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留下污点。”

刘医生说，瞒着供职的医院，去多点执业，对于不少有一定学术地位的医生来说，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得不偿失。医疗圈子就那么大，即使不用向医院报备，自己到别的医疗机构供职的事情，迟早也会被院方知道。

和医生不敢流动的态度相比，医院也并不鼓励医生流动。记者了解到，一些公立医院为了杜绝名专家流动，特别规定双休日专家必须在单位坐诊半天，例如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出诊排班表上显示，不少主任医生在周六、周日都有半天的坐诊。医院这样的做法很正常，因为每一名专家的培养，医院都耗费了大量的心血。

此外，长期以来，公立医院是事业单位，医生有事业编制，是体制内的人员。体制的优势在于这是铁饭碗，旱涝保收，工作稳定，福利丰厚。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每一次的公务员考试都火爆异常，就连招个有编制的清洁工，都能引来硕士报名。

体制不破，医生自由流动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年轻医生好不容易挤进体制，大多不愿意承受来自单位体制的风险，更谈不上外出执业的动力。

“我个人觉得，要让医生能够流动起来，解决的措施之一，就是国家承担医生的福利待遇，只有这样，院方才不会干预医生流往别的医疗机构。”有业内人士如是说，也有观点认为，像欧美国家一样，将医生完全转变为社会人，即不再由医院承担福利待遇，但是更多的人觉得这样的改革步子迈得太大，无法保证基本的医疗服务。

国外的多点执业是分层次的，从医保制度到医疗体系，都基本发展成熟了。但是，国内让医生完全转变为社会人，以目前的制度，很难行得通。

医疗资源分配制约发展

也有不少医生认为多点执业最大的问题是精力问题，在本职工作已经非常繁重的情况下，再到其他医院坐诊，会感到力不从心，甚至有损健康。医生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吃五谷杂粮的人不是永动机。医生多点执业，频繁走穴，会不会影响医疗质量？医生走穴可能出现医生对其他医院医疗设备不熟悉，对患者情况不了解的情况。由于医生身兼多职，就会出现看完病就走，才离开甲医院手术室，又奔向乙医院手术室的情况。由于时间紧迫，对患者前期治疗与术后观察与随访，也可能出现照顾不过来、处理不当的情况，甚至可能酿成医疗事故、引发医患纠纷。这些问题显然不可小视。

此外，以深圳市为例，公立医院医疗资源紧张几乎是不争的事实，医院像菜市场，总是熙熙攘攘。不少医院的医务人员都抱怨加班加点，没有休息时间，工作压力极大。超负荷工作让医生分身乏术。有能力被其他医院邀请走穴的，基本上都是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而这些专家的门前每天患者排起长队，应接不暇。即使医生有走穴的想法，却也只能是有心无力。在这种情况下，医生显然只有先在本单位完成工作量，才有可能外出执业。那么他们是否有空余的时间再去其他地方执业？而且，医院到底有多少富余的医疗资源？

另外，医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其他医护人员的支持，依赖于高科技的医疗设备。离开了原单位的“天时地利人和”，再有经验的专家恐怕也唱不了独角戏。加之，一些病人病情复杂，需要全面的术前检查和术后观察，有些走穴医生由于“档期”限制，不能前期介入了解病情，也做不到后期跟踪帮助康复，这不免带来一系列风险和隐患。

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医疗大环境下，医患矛盾如此突出，从前医院的口号是“一切为了病人”，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切安全第一”。如此，多点执业也就意味着多担风险。

因此，从理论上讲，医生多点执业有助于统筹共享医疗资源，方便基层群众看病就医，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然而在现实中，医生自由“走穴”却遭遇“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局面。

缺乏相配套的制度

可以看出，医生多点执业遇冷的关键是缺乏相配套的制度。在完善制度的基础上，医生自由流动方能“飞入寻常百姓家”。对此，有业内专家给出建议：第一，应把个人行为转变为一种单位行为，这样既可以约束医生的行为，又可以为他们承担一定风险；第二，规定必须在完成本职工作后才能外出行医；第三，依据医生级别限制他们出去的次数等；第四，从医生个人角度来讲，也应加强自律。

医生外出时应综合自己的水平、当地的医疗条件等因素进行医疗行为；手术结束后，必须持续关注患者病情发展，一旦发生意外应给予及时的指导，千万不要把“人命关天的大事”当作了“一锤子的买卖”。但是，有一部分医生频繁外出是“钱”字当头。可考虑将异地行医价格公开化、透明化，这样就有利于监管了。医生多点执业的顺利实施需要各医疗机构之间通力协作，更需要医生讲医德，讲责任，不能只顾走穴利益，不管走穴责任。如果医生多点执业只剩下多点创收，将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因此，目前看来，深圳计划实施的允许医师自由走穴的改革方案，着实有些“操之过急”，缺乏周密细致的考虑。或许这会是今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方向，但必须要有完善的法规制度保障为前提，否则，不但会欲速而不达，还可能会适得其反，使得改革陷入迷途。官方需要做的是如何制定周密细致的方案，先从建立和完善制度开始，最终摸索出一条既让医生自由走穴，又能实现走穴医生、公立及民营医院、百姓和政府等“多赢”的路子，再行全面推开。

3.医师申请多点执业需要的材料 篇三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三）申请人《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四）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出具的同意申请人在第二或第三执业地点执业的书面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五）拟聘用申请人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聘用协议或聘书原件及复印件；

（六）申请人近2年有效的医师定期考核合格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医师多点执业几点利弊浅谈 篇四

近日，随着卫生部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出台，医师多点执业便越来越多的成了关系民众健康问题的一个焦点话题。那么，究竟什么是 医师多点执业？医师多点执业会给我们的生活和健康带来哪些相关利弊问题？现在我想就这些相关问题作一些短浅分析，发表一些个人看法，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同参与讨论一下。

卫生部卫政发[2009]86号文件关于医师多点执业给出了明确解释：是指医师在两个以上医疗机构从事诊疗活动，不包括医师外出会诊。而医师的多点执业，确实会给我们的生活和健康带来很多利和弊的一些相关问题。

首先，从有利的方面来说，第一：多点执业能有效地分流病源，缓解我们就医难治病难的问题。去过医院看过病的人时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有时侯为了去医院看个病，不得不大清早的就去医院排队挂号。有时侯只要是稍稍去得晚些，医院里排着长队等候挂号、看病的病人却早已是人满为患。挂号排队、候诊排队、交钱、检查都要排队，等到真正输液、治疗、药物用到身上有时侯要花上好几小时甚或半天以上的时间。发生这些现象的根本症结就在于病人过多地倚赖大医院、大医生，不信任那些规模小和基层的医务作者。其实有些小病如普通感冒，上感发热、轻微外伤、腹泻等疾病却要挂专家号，极大地造成了不必要的医疗资源的浪费。多点执业后，一些医院专业科室的知名专家，就可以下到基层医院为市民看病了。市民可以在基层医院就享有专家级的治疗待遇，而这在以往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即可以提高基层医生的技术水平，名专家在下到基层为市民诊疗的同时也将技术带到了基层，从而增加了基层医生学习的机会，促进其医术的提高，无形中提高了基层医生的现有医疗水平，也将使居民受益。真正的做到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实现有效的双向分流、转诊结合，既符合新医改的方针措施，又有利于患者看病，使患者放心，满意而开创了双赢的局面。

其次，多点执业能有效地进行人才交流引进，合理地使用医疗配置，互补医疗不足和空白区域，有利于新技术、新项目的推广，使医疗资源得到最大化充分化的合理发展和应用，能更好更有实效性的为广大患者服务。在过去，由于定点执业的限制，使很多专业性人才无法引进，而有些医院，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入，挟技自珍，成立特色的专科门诊，从而拉住病源。这既不符合广大患者群体的利益，也不符合我国提倡的新医改方针政策。

其三，多点执业能有效地提高医技人员的经济收入，提高医技人员的业务积极性。也就是说，从原来的一个固定地方上班到现在的两三个地方上班，工资也一下子翻了几翻。工资高了，工作的积极性也自然提高，成了一种能动效应。而我国执业医师法也明确提出：医师在执业的同时允许其在规定的许可范围内可获取适当报酬。当然，我们并不鼓励通过经济增收来促进医师的执业行为，但在当今社会高速发展的今日，如果没有丰裕的物质基础作保障，试问谁又能安心工作呢？更何况，医师作为这个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不是一个单一的个体，他也有自己的亲人和家庭需要他去支撑和赡养，而经济便凸显了其必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如果医师的经济收入有所保障，家庭和睦稳定，也有利于提高医师的工作能效性。从而打破以药养医的传统恶习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去除了许多药品在医院流通的非常规渠道的高额利润，进而保障了患者的权利不受损害。

其四，多点执业能有效提高局部区域现有医疗水平。在一些贫困和边远山区，一直都饱受却医少药的伤病困扰。有些地方为了改善这种现象，不惜从财政那出一部份专项资金来鼓励大学生村医进村支农工作。虽然颇有成效，但由于大学生虽说文凭较高，但却缺乏一定的临床经验，加上许多大学生村医，也只是把现有工作当作临时过渡时期工作难的一种跳板。他们不甘于长期扎根农村，使得他们不满足不安于现状。因此，当地的老百姓对他们无能是从技能还是从临床工作经验来说都缺乏一定的安全感和可信度。而多点执业便恰好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以前许多有着很多很好临床经验的中、老医师，他们无论从临床经验来说，还是从行医多年的资质资历来说，都不外乎是下乡的很好人选，但由于边远地区条件艰苦，经济收入低廉而又只能定点工作，试问谁又能不望而却步呢？现在随着多点执业的政策开放落实，以前许多受定点困扰不愿下乡的中、老医师，现在就可以到就近贫困乡镇和农村参加第二或是第三支农工作了，他们成为了真正的自由职业人。工作增加了收入也就自然增加了，工作的热忱度就更高了。随着他们的到来和大学生村医的新、老结合，现在的农村即便有了一批具有高等素质、高超理论和临床经验丰富的医师队伍，还有哪位老百姓看病还不放心的呢？中、老医师们把自己多年的丰富临床经验通过耳提、面授、言传、身教等形式使大学生村医或当地的基层医生得到了很好学习的机会，这样他们的业务水平便会有较好的提高和长足的发展。

从不利的方面来说，第一：多点执业首先给现有医院《医师管理制度》将带来严重冲击和考量。其在于：随着医师多点执业后尤其是跨市跨区执业，使原有医师的流动范围增大，而有些基层医疗机构为了争取某些知名度较大，有着深远影响的知名专家前来坐诊，可能在政策上给其松绑，在行为上给予方便，大开红灯亮方便之门，从而造成医师执业行为在管理上的混乱。另外，由于基层医疗机构医疗设施相对滞后，配套措施尚不完善和无法及时跟进，这将加大医疗事故风险可能。这就要求我们卫生部门应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的监管力度，各级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应严格恪守、履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执业医师法》的相关规定并主动行使自己的职责，力争使医疗事故风险可能降为最低并在可控范围内。对在医疗诊疗过程中没有执行相关规定的，造成不良后果的，对相关责任人及当事医师应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当事医师医德考评定为不合格。对未取得卫生执业资格证书或定点执业以外未经注册的，擅自从事医疗诊疗活动造成不良后果的，将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切实保障广大群众健康利益不受损害。

第二：多点执业后从短期观点来看，具有优势的医师和知名度较大的专家、专科医师可以受聘两到三点执业，经济收入增加，和没有优势，一点执业的医师经济相比，反差加大，优胜劣汰，两极分化趋势势必加剧，不利于医师队伍的整体、团队发展。另外，可能会导致部分医师对经济和功利的过分追求，使得原有的以病人为主导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变质为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市场经济-自主医学模式。因此，多点执业，可能反而会沦为一些医师将医疗权利、医疗技术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和手段，进而直接损害医务人员 的形象。故加强医师自身医德医风教育，解决好医疗卫生单位内部矛盾，完善我国新型医改体制下的各级医疗管理制度，做到科学分配，有序竞争，保证市场经济对医疗活动起到积极的推动、促进作用。

5.多点执业协议书 篇五

甲方（用人单位）乙方（多点执业医师）

名称： 姓名：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地址： 住址：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根据《医师多点执业实方案》和国家及省的有关规定，甲乙双方按照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订立本协议。

一、协议期限

协议期限：从2018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一）乙方的岗位：

（二）乙方的工作内容：

（三）乙方的工作地点：

三、工作时间

（一）工作时间：按照甲方作息时间：早上8:00-12:00，每天4.0小时。

（二）不再享受法定休假日、年休假、婚假、丧家、产假、看护假等带薪。

四、劳动报酬

（一）根据绩效奖励

（二）每半天固定工资500元加上以上奖金。发放时间:以月计发,每月20号发上月的。

五、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

甲乙双方协商社会保险和其它福利待遇由乙方第一执业医疗机构负责,甲方不再承担

六、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须向乙方提供必备的工作条件。

（二）乙方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甲方管理规章制度及行业规范。乙方须完备多点执业相 关手续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给甲方备案

（三）除完成上述工作任务外,在特殊情况下,如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紧急医疗救治等,乙方应服从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的工作安排。

（四）甲方不承担乙方在非本机构执业过程中发生的医疗损害或纠纷处理责任。甲方承担乙方在本机构行医时发放医疗损害和纠纷的处理责任,乙方按照甲方相关制度规定承担责任。不能执行到位的,甲方可在事后按约定向乙方追讨相关的责任分担

（五）乙方因完成甲方工作任务所致工伤或者因工死亡的,应由甲方按《工伤保险条例》、《广东省劳动合同管理规定》等规定办理。

乙方确定上下班路线和起止点（乙方填写，上下班各规定一条路线）： 乙方确定上下班和担责时限:上班时间前和下班时间后1小时内。

七、协议的变更

（一）任何一方要求变更本合同的有关内容,都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

（二）甲方双方经协议一致,可以变更本合同,并办理书面变更手续。

八、协议的解除和终止

（一）协议解除

1、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协议可以解除；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提前解除本协议； 1)乙方严重违反甲方规章制度的；

2)乙方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甲方造成重大损害的；

3)乙方同时与其它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甲方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 者经甲方提出,拒不改正的； 4)乙方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5)乙方患病或非因工伤,不能从事本协议的工作的； 6)乙方不能胜任工作的；

7)本协议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放重大变化,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经双方协商 未能就变更本协议达成一致的。

3、乙方解除本协议,应当提前3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

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乙方可以解除本协议,甲方应该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 1)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2)甲方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3)甲方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乙方权益的；

4)甲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乙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

变更本协议,致使本合同或者变更协议无效的；

5)甲方兔除自己的法律责任、排除乙方的权利,致使本协议无效的；

6)甲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致使本协议、协议附件或补充协议等与协议

有同等效力的文件无效的；

7)甲方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乙方劳动,或者违章指挥、强 令冒险作业及乙方人身安全的。(二)本协议终止

本协议期满即行终止

九、因履行本协议发放纠纷的解决办法

如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发放争议,应当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甲方所在地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或者在法定时效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判决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双方约定下列文件为本协议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1、多点执业协议变更书

2、多点执业协议续订书

本合同(含附件)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6.多点执业医师合同 篇六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选取了国内11个城市作为样本区域进行实地调研,样本城市问卷合计发放602份,共回收598份,有效596份,回收率为99.34%,有效率为99.67%。

1.2 研究对象

通过问卷收集医师个人基本情况、所在医院、科室情况等信息,探讨影响医师多点执业选择的客观因素。医师性别、年龄、婚姻、学历、职称、行政职务等情况见表1。被调查医院的级别、类型、性质、病床数、成立年限及医师所在科室情况见表2。

2 研究方法与结果

2.1 影响因素列联表独立性检验

通过Pearson Chi-Square检验,其中医师性别、工作科室、医院级别和医院类型四个因素对医师多点执业的选择有显著性差异,P值分别为0.000、0.035、0.007、0.046,小于α值0.05,认为此四个因素与医师是否多点执业显著相关。由独立性检验可知,性别方面,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进行多点执业;在医院级别方面,中间级别医院的医师更倾向于多点执业,且综合性医院相较专科医院的医师多点执业意愿更强烈;在工作科室方面,大外科和口腔科医师较其他科室更倾向于多点执业。

2.2 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利用SPSS11.5,以受调查医师多点执业意愿为因变量,以其性别、年龄、婚姻、文化程度、职称、行政职务、所在科室、医院级别、类型和医院性质作为自变量,建立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最终模型纳入了医师性别、医院级别、医院类型三大方面,各自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的Wald观测值所对应的概率P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α,均拒绝零假设,即与LogitP的线性关系显著,可得出Logistic回归方程:

①式反映了医师性别对于是否多点执业的影响,参照水平为男性,可见女性较男性使Logit平均降低了0.705个单位,结合发生比,女性是男性发生比的0.494倍,因此男性更倾向于多点执业。②式反映了医院类型对多点执业的影响,参照水平为专科医院,认为综合医院医师更倾向于多点执业。③④⑤⑥式反映了医院级别对多点执业的影响,参照水平为其他,JB(1)是三甲医院,JB(2)是三乙医院,JB(3)是二甲医院,JB(4)是二乙医院。结合发生比,可以认为三甲医院医师不如其他医院医师倾向于多点执业的执行。由④可知三乙医院医师相较于其他医院医师更倾向于多点执业。根据⑤可知二甲医院医师相比其他医院医师更倾向于多点执业,但不及三乙医院医师的意愿强烈。由⑥可得二乙医院医师较之其他医院医师更倾向于多点执业,且意愿比三乙医院医师强烈得多。

结合上述分析,研究认为医师性别、医院级别和医院类型对医师在宏观政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是否愿意多点执业都有影响,且男性、综合医院以及处于中间级别的三乙、二甲和二乙医院医师有较高的多点执业意愿。

3 讨论

7.医生集团：多点执业的破冰尝试 篇七

2015中国医生集团大会于9月18-20日在京召开，使“医生集团”一词成为热点。我国目前绝大多数的医生都是医疗机构的雇员，而且公立医院垄断了大多数优秀的医疗人才，从而使得医生多点执业难以实现。即使一些医生敢于迈开多点执业的步子，也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场所;大量医学专业毕业生如果无法进入三级医院工作，便放弃了当医生。如何进行我国医生就业制度的改革，任重而道远，而医生集团或许是多点执业的一种破冰尝试。

Part 1

医生集团 ≠ 医生抱团

医生是医疗中最为重要和稀缺的资源。如何吸引最优秀人才进入医生职业，如何发挥医生的积极性，如何最有效使用医生资源，这些是一个高效的医疗卫生体制最需要关注的问题。作为自由执业者的医生，即医生作为所有者、而非雇员的就业方式，最能够调动医生的积极性，保证医生享有自由执业和多点执业的权利，使得医生不被某一个医疗机构垄断，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医生的效率最高。同时，由于医生不必非要成为大医院的雇员，而更愿意去基层的医生诊所或医生集团自由执业，从而为医生的就业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概念：团体执业 多点执业 自由执业

医生集团（Medical Group）又称为“医生执业团体”或者“医生执业组织”，有多个医生团队组成的联盟或者组织机构。“医生集团”可能属于医院，也可能是独立的“医生组织”，一般是独立法人机构，以股份制形式运作。

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医生都采用医生集团的自由执业方式。据美国医疗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2012年的报告统计， 83%的美国医生在“医生集团”中行医。在美国“医生集团”模式已开展数十年，起步早、形式多样。有些集团是单纯由医生组织成立、独立运营的，而有些则是医生、医院及其他供应商的共同联合。

而国内“医生集团”模式起步晚，但随着国外“医生集团”模式的成熟和渗透以及国内政策的利好，国内“医生集团”模式逐步发展。2015年初，国家颁布《关于印发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要求最大程度上简化多点执业程序，鼓励探索备案制。在政策大背景下，不少医生联合起来形成互助联盟，形成实质上的“医生集团”。

目前，国内主要的“医生集团”主要有：万峰医生集团、张强医生集团、杏香园医生集团、孙宏涛体制内医生集团、广州“私人医生工作室”等，形式各异，数量众多。

发展：“天时地利人和”

医疗需求迅猛增长——天时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显示，从2005年至2014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7%上升至10.1%，且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拓展了人们对于医疗市场的需求。

另一方面，人们收入不断上升、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在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同时，人们开始注重生活品质，经济水平的提升对于医疗需求的增加是重大利好。

多点执业政策——地利

从200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之后，国家对于推动义务人员多点执业的决心就逐步显现。如上表所示，在此之后，国家频频下发关于医疗人员多点执业的通知。由此可见，多点执业是未来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政策利好的大背景下，不少医生联合起来形成互助联盟，形成实质上的“医生集团”。国内各种“医生集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

医生人心——人和

“医生集团”模式为体制内医生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也成为很多医生走出体制，探索市场化定价的一个积极尝试。一部分体制内的医生主张医生不离开医院的情况下，在工作之余采取医生多点执业的模式加入医生集团，医生集团对签约医生采取的多劳多得的奖励方式。并且越来越多的医生也考虑真正走出体制，形成真正的医生集团组织。“医生集团”在医生界引起的“躁动”可谓不小。

模式：美国医生集团的经验

纵观美国医生集团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 的市场化释放是促进医生价值回归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促使形成“医生-医院-保险公司”三足鼎立、相互制衡的医疗服务行业利益分配机制的重要变动力量。

1930年以前，医生同时拥有医院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管理者只是扮演了次要角色;从20世纪30年代逐步发展到70年代，专业分工逐步出现，医生逐渐将精力关注于临床工作，医院的管理逐步交由专业的管理人员;

1974年随着美国健康计划与发展法案的通过，管理者逐步加大对医疗资源的控制权，到1983年Medicare预期支付体系建立，管理者日益重视控制成本，医生主要关注患者治疗;

到了90年代以后，随着管理型医疗模式扩张，1984-1999年独立执业医生开始下降，医生集团出现萎缩的情况，雇员医生开始增加，严苛的保险规定将医生集团推到医院一边，二者结合呈现紧密的趋势。

进入21世纪后，美国医生集团呈现两个发展态势：一方面由于和医保对接的成本逐年增长以及医疗信息化成本逐步提高，美国独立执业成本也水涨船高，导致雇佣医生比例逐步提高，小规模医生集团经营日益困难;另一方面，受到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改造，以及HITECH、ACA法案对医疗保险和电子医疗健康数据的标准建立，大型医生集团则出现与保险公司加速合作的态势，将医疗风险向医院转移。

美国医疗集团发展模式经验

由于美国医生团体可以独立执业，市场化地位得以确立，所以医生始终是医院方和医疗保险组织都争取的重要力量，从美国医生集团发展历程看，主要形成了“医生-医院”模式和“医生-保险公司”模式。

医生行为的判断主要是根据个人价值最大化，当保险一方给予的价格严苛时，医生集团倾向于与医院形成一体化，最为极端的情况就是脱离自由职业成为雇佣医生;当保险公司给予待遇优厚，风险向医院方推进时，医生集团更倾向于与保险公司合作，实现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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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医院”模式

在20世纪80-90年代，当美国HMO组织逐步确立并扩大市场份额时，医生和医院都感到了极大的压力，促进了医生集团与医院的行业重组。一方面医院的横向联合，形成医联体，并进而走向连锁医疗机构;二是医生的横向联合，发展出医生集团;三是医院和医生纵向的联合，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医院直接雇佣医生。

随着“医生-医院”模式的深入发展，逐渐形成了多种医生集团模式，主要包括：独立医生组织（Independent Physicians Association， IPAs）;开放的医生-医院组织（OpenPhysician-Hospital Organization， OPHOs）;紧密的医生-医院组织（Closed Physician-Hospital Organization， CPHOs）和完全一体化组织（Fully Integrated Organization， FIOs）。

以上这四类“医生-医院”模式的分类，主要是考虑医生与医院相互紧密关系：IPAs医生最为自由，除了处理与保险公司合约这一工作以外，专注于患者服务疾病治疗;OPHOs医生则需要借助医院设备、护理、病床等服务，但相对医院医生在经济上仍旧独立，采取与医院合约分成的方式实现医生个人或医生集团的经济独立;CPHOs医生将于相关医院结为更紧密的关系，集中表现在业务上需要配合医院安排进行合作性医疗服务，更进一步有的CPHOs则需要医生签订排他性协议，医生服务逐步内化到医院组织，医院已经开始提供医生一部分固定收入;到了FIOs，医生完全被雇佣于某一家医院，固定工资的比重很高。这些组织中的医院和医生个人关系呈现逐步由弱到强的过程。

这类与医院形成某种合作形式的医生集团在美国占大多数，例如美国特思专科医生集团，即是医生话语权较大的具备医院的大型医生集团。特思专科医生集团已囊括了近300位的高端知名专科医疗专家和教授，同时还包括了专为名流服务的著名的海景医院霍格医院（Hoag Hospital）、橙县最大的综合医院教会使命医院（Mission Hospital）在内的6家知名医院，致力于照顾到国际患者的每一个需求，为其提供全面、量身定做的医疗服务。

“医生-保险公司”模式

从美国医生集团发展情况上看，“医生-保险公司”深度融合的公司不多，比较成功的是代表性公司凯撒医疗集团。这类医生集团与其说是医生集团，倒不如说更带有HMO组织的成分。

凯撒医疗集团融合健康保险提供者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功能于一体，为会员们提供全方位一体化的健康服务，包括疾病预防、疾病诊疗和病后康复等。凯撒目前成为美国最大的非营利性管理型医疗组织，分支分布在美国十七个州，有38家医院，16.4万多名员工，其中有1.5万名医师，4.5万名护士，会员达到900多万人。

凯撒医疗模式最早起源于二战，一个叫作加菲尔德（Garfield）的医生联同几名资本家为一位船厂老板凯撒，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医疗保险模式，为造船工厂的三万名员工，以及钢铁公司提供医疗服务，并将其命名为永久健康计划（Permanente）。

该模式从设计之初就充分借鉴了医疗保险的组织方式，具体是这样的：雇主与工会合作，工业集团每月为每名工人预付1.5美元作为工伤医保费用，同时集团从工人工资里扣除5美分转给加菲尔德医生的诊所，用于工伤以外的其他医疗费用。这就导致医生集团整体的收入水平是固定的，医生也不可以接受会员之外的病人，这就导致医生十分熟悉客户群体，并更加关注会员的工作安全和日常健康状况，降低患病几率。

“专科型”品牌化与“平台型”扩张化

医生集团根据所涉及科室的范围，可以分为“专科型”和“平台型”两种。前者例如张强医生集团、万峰心血管专家联盟、哈特瑞姆心律专科医生集团等，都是围绕某一个专科而成立的医生集团，而且这些医生集团基本上都是独立单一的组织机构。后者例如人才联盟、挂号网的微医集团、中康医生集团等，都囊括了许多不同专科的医生团队，这些医生团队之间相互独立。换句话说，这些医生集团更多发挥的是平台的作用。而从各自发展的思路来看，几乎都是走向“医生集团+医院”的模式，这种发展思路的一个趋势就是专科型医生集团的“个人品牌化”以及平台型医生集团的“综合管理化”。

由于医生集团组织方的经营模式差异，根据国外医生集团发展的趋势，专科型的医生集团将逐渐呈现个人品牌化的趋势，专科型的医生集团主要关注患者服务，通过不断增强该医生集团在所在专科领域的学术地位和水平、吸引组织该领域内高端医生资源加入和持续对所在领域进行医生教育，不断扩展专科型医生集团在所在领域的行业地位，实现医生集团价值;

相对而言，平台型医生集团将逐步承担综合管理任务，提高医生组织和患者之间的交流效率，提升平台盈利水平，以优秀的管理能力取得各方对该平台的认可，这类平台型的医生集团可以向线下医院扩展或向医疗保险公司扩展，不断扩大平台影响力。

Part 2

体制内外 哪个有戏？

医院本质：大型“医生集团”

从现代医院发展的历史来看，其实医院原本就是“医生集团”。最早医生是个体行医的，后来大家在一起工作就组成了“医生集团”，形成了医院。刚开始的时候是Physician Talks（医生说了算），后来医院要发展，需要更多的资本，或者是资本看到开医院可以赚钱，于是就开始投资建医院并招聘医生，于是就变为Money Talks（资本说了算）。现在不少医生对医院（包括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不满意，不想仅仅成为雇员，于是要从Money Talks（资本说了算）或者Power Talks（政府说了算）变回到Physician Talks，这就出现了现在的“医生集团”。

其实，现在不少医生，特别是有技术有能力的医生，不仅仅是想离开体制，而是想成立或加入医生集团来保障自己的利益。离开体制，去私立医院做员工并不是这些医生们的意愿，因为去私立医院工作还是Money Talks，不是Physician Talks。但是，如果你成立了“医生集团”，想要做连锁做大，最终想把“医生集团”去IPO上市，还是要回到Money Talks。这是个轮回，在不同的阶段，是不同的人在Talk，是选择的结果，谁都别埋冤谁，愿赌服输，你得明白你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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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Talks 只见医院不见医生

在公立医院，是PowerTalks，是庙（医院）大过和尚（医生），是医院的利益大于医生的利益，即使是医生对于现状不满意，也不敢轻易离开体制。对于绝大多数的医生来讲，公立医院的大平台是病人来源的保障，是学术地位的保障，是收入的保障。即使是在公立医院非常热门的教授，离开了三甲公立医院的平台去了私立医疗机构，多数都会遇到病人荒的窘境。无数先行者的失败案例让后来者都不敢轻易下这个决心，因此大家基本上都是有那个“贼心”，没那个“贼胆”。像张强这样的医生，和三博脑科这样的医院还是极少数，而且他们的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不具备普遍意义上的可复制性，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如此。

Money Talks 只见资本不见医生

在私立医院，是MoneyTalks，是讲究投资回报的，在多数情况下私立医院只是个医生的使用平台，根本不是个医生的培养平台。医生的医疗行为要配合投资回报的战略，在公立医院医生面临的是学科建设，业务发展，科研课题和SCI文章的压力，到了私立医院只剩下了赚钱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么从了Money去配合它，要么只好选择离开，再次回到公立医院。

微妙生存：体制内医生集团

最近比较热门的是以著名三甲医院的专科医生们成立的“体制内医生集团”，这些医生多数是三甲医院的正当年的中青年骨干，有技术，有能力，有想法，不安于现状。这些人往往拥有副高以上技术职称，在科室担任或者不担任行政职务，但这些人绝大多数不是做科室大主任或者是院级领导的、有“既得利益”的大佬医生们。他们的特点是young（年轻），ambitious（有野心），rebellious（不太愿意一直听从大佬们的安排），dangerous（在某些大佬们看来有一定的危险性）。他们不愿意放弃公立医院可以带来大量患者、学术地位和既得利益的平台，又向往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舞台，不甘心只依附于医院，只从属于大佬们。

现在的大佬们往往年纪并不老，也不会轻易在短期内退出舞台，与其冒着被逐出门的风险直接和他们竞争，还不如去凭借自己的能力去闯出一片新天地。将来一旦时机成熟，可以直接脱离体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医生集团”，来兑现自己的价值。这些人，这种组织是资本的最爱，因此“体制内医生集团”能很快得到融资一点也不奇怪。

但是这种“体制内医生集团”也有风险，它需要上级主管部门的默许和医院领导的默认，没有这种默契的配合，这种游戏玩不下去。如果一直是保持“体制内医生集团”的状态，也没有太大的投资意义，因为仅仅靠业余时间是无法形成一个逻辑清晰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如果“体制内医生集团”的医生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其他公立医院或私立医院去赚钱，相信院方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就算领导看得下去，大佬们也会看不下去，群众也会看不下去。

大势所趋：突破体制约束

美国近年来出现了雇佣医生比例逐渐提高的趋势，这是有其特殊医疗政策市场环境造成的，并不能说明雇佣医生是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

反观中国医生现状，推进包括医生集团模式在内的独立执业，对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和卫生社会环境影响深远，具备积极的意义。

一是对医生而言，通过加入医生集团而促进医生服务市场化，促进医生服务价格的市场发现，通过市场化的价格体现了不同类型医生的服务价值，回归医生服务患者的本质;

二是对医院而言，通过医生独立执业，实现社区医院和全科医生直接对接医生，促进医疗体系下沉和分级诊疗，也进一步促进医疗公平性的增加，同时通过医院对接医生集团的方式，医院也将自己的资源更多地用于医院管理，促进医药分开，促进医院分工和医院管理的专业化提升;

三是对医疗保险而言，可以预见在独立执业条件下，中国的“医生集团+保险”商业模式开始出现，促进医疗保险由目前以经办业务为主，向健康管理性保险业务转变，推进医疗保险向本质回归。可见，推进包括医生集团在内的医生独立执业，对我国医疗体系重构具备深远影响和积极意义。

从目前现有的医生集团来看，仍旧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目前的体制。在目前医生独立执业大环境还尚不充分具备的情况下，很多医生集团沦为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中介”，特别是“平台型”的医生集团，帮患者找到想看的医生，帮医生找到合适的患者。而这些患者的到来最终还是要到医生所在的公立医院接受治疗。

Part 3

集团热尚需理性“降温”

继移动医疗之后，医生集团成为医疗圈最近兴起的又一新趋势，在刚刚过去的上半年，国内新成立的医生集团不下20家，这一次，来自行业内外的力量都参与其中，不少资本方也相继向医生集团抛来了橄榄枝。

长久以来，医生群体的压抑在医生集团似乎找到了出口，医生真正成为医疗的主体，医生之间抱团，以医生集团的形式，与执业医院签约，开展诊疗服务。国内医生集团热度不减，但冷静下来，要在国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医生集团，需要考量的因素还有很多。医生“抱团”是否真的能破冰多点执业、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还须时间和现实的考验。

发展需求：重构卫生服务管理系统

医生集团的发展需要我国卫生服务管理系统的重构。目前我国医疗卫生管理体制条块分割、面向医院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将逐步向一体化管理、医生管理体系标准化和防治结合等方向发展。

1、探索将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实行一体化管理。实行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统一管理，有利于提高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更好地控制医疗费用，是国际发展趋势。目前，我国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分属于不同部门管理，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2、探索建立医生管理标准化体系。我国目前医疗卫生管理体制较多的针对对象是医院部分的管理，对医生的管理应亟待加强，包括医生教育、医生培养和资格认定，医生组织与协会管理、医生服务价格定价机制、医生医疗信息档案、医生医疗保险等，为后续医生独立执业和医生集团体制下医生的正常流动提供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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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化防治结合的服务理念。在医生集团提供医疗服务的行业环境下，将更加重视患者的疾病预防和日常保健工作，将卫生服务系统的管理理念逐步从重视治疗转变到重视预防上来。

国内现状：医生集团“万物生长”

在清华大学举行的NewMed“新医疗”论坛上，医生集团成为“创新”ד互联网”ד资本”主题的绝对焦点。其风头已盖过之前“千军万马”的移动医疗。用一组数据来衡量似乎更有说服力：根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全国范围内，就有包括哈特瑞姆心律专科医生集团、广州“私人医生工作室”等在内的大约20个医生集团先后宣布成立。

作为医疗服务最核心的资源，医生在这次医生集团热中没有落后，从国内医生集团模式的拓荒人、著名心脏外科专家万峰及其团队创建的心脏专科医疗服务网络，到张强跳出体制外后于2014年创建的张强医生集团，加之大家医联、广州医生工作室、哈特瑞姆心率专科医生集团……从“岭南三剑客”到“哈特瑞姆七剑客”，医生唱起了绝对的主角，他们组建医生集团，以集团为单位，与其他医院签约，开展服务。

在这其中，医生的身份有所不同，张强是完全跳出体制的典型代表，从2012年宣布离开公立医院后，他就开始探索自由执业之路，以他名字命名的医生集团也主张医生完全脱离体制，医生加入集团后，由集团负责联系对口执业医院（以私立医院为主）或医生集团下属的手术中心行医。医生团队与医院签约，医生集团与医生团队签约，医生通过医疗服务获得收入。

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中心主任医师马长生则表示，医生集团模式的规范化，也需要政府监管政策到位，包括服务标准等。政策层面，多点执业与医保平台的放开是医生集团发展的重要保障，尤其是医保政策的放开，让不同的医疗机构享有平等待遇，至于选择权，则交给患者，也交给市场，这是保证医生集团发展的重要措施。

移动医疗：医生集团+互联网

来自诊疗服务之外主体创办的医生集团是另一种模式，或如他们自己所宣称的移动健康平台，如健康微能量推出的三甲医生集团、挂号网推出的微医集团等，前者致力于为医院、医生在30秒之内建立手机微诊室，为大众提供健康管理及医疗服务，也是国内首个医护社群协作移动健康平台。后者为同学科、跨区域的医生协作组织，利用互联网技术，将资深专家的经验和年轻/基层医生的时间相融合，让资深专家专注于对症病人，做经验传承;年轻/基层医生获得转诊的绿色通道、优先会诊等资源，共享专家组的经验及品牌，获得便捷的协作、会诊、转诊及服务患者的工具。

移动互联网去中心化就是去医院化，移动互联网的平台化就是脱离僵化的医院建立新的更有生命力的平台：医生集团。移动互联网可以帮助医生，帮助医生集团迅速形成口碑，建立品牌，维护品牌。移动互联网会帮助我们弱化庙（医院）的作用，强化和尚（医生）的品牌，一旦和尚（医生）有了品牌，和尚（医生）到哪里，哪里就是好庙，未来香客（患者）更看中的是好和尚（医生），而不是庙的大小。

随着互联网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目前医院管理的综合成本不断降低，医生集团已经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覆盖医院管理，这便会进一步加速医院向重资产化方向演变，“医生集团+连锁医院”的模式或许会成为未来医生集团切入医院行业的主要方式，例如凯撒集团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特点。

总之，与上次移动医疗的热潮不同，这一次，医生群体也融入其中。医生集团的发展仍处于雏形时期，众多团队也处于探索之中，在业内人士看来，目前国内的医生集团仍然背负了太多医改的烙印，算是在医改阶段性失败后，一股自下而上的力量，这股力量能够倒逼医改尚未可知，但在目前的形势下，医生集团要真正成气候，恐怕还要迈过多道门槛。

医生看点：这是“医生集团”最好的时代

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因为医生们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获取阳光的收入，患者因为高科技，很多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但现状也是很凄惨的，大家都知道，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大医院爆棚，小医院门可罗雀，医生也是每天辛辛苦苦，还面临着很多医疗之外的风险，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觉得应该有所改变，怎么变呢？多点执业的政策一直没有落地，因为现在很多优质资源都集中在公立大医院里，科教研平台对医生是非常重要的，医生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获得继续成长的滋养和支持，但另一方面医院院长也有顾虑，害怕多点执业影响本院工作，医生也有顾虑，多点执业会否导致领导对我另眼相看。

体制内受限，跳到体制外是不是更好呢？体制外的现实是很残酷的，可能离开了体制你就什么都不是，公立医院的垄断导致了优质资源，科教研全在公立医院，每个医生被公立医院的光环笼罩，没有自己的品牌，当他离开公立医院，或者贸然离开公立医院，是进入到下降通道，是一个吃老本的状态，消耗过去的资源，包括多年来积累的人脉、技术，有的医生可能会有些名气，出来以后也慢慢沉寂了，更多医生，因为他只是阜外医院的张大夫、协和医院的李大夫，或者是张教授、李教授，当他进入系统中以李医生、张医生（的身份出现时），老百姓是不认的，所以他需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沉沦和低潮期，在这个过程中他需要自己积累人气，重新塑造自己的品牌，才能重新获得社会的认可。

来源：健康点、中国数字医疗网、一财网、中国健康产业创新平台